文/撕皮儿剥壳

昨天读到霍华德·弗伦奇12月1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一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标题为“中国的成功故事因自己的经济增长而窒息”。咋一看标题，笔者以为可能又是西方媒体与评论人“炮制”的又一篇丑化、诽谤中国经济崛起的文章。仔细看过，笔触较为理性，分析也较为客观，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不妨先看看霍华德·弗伦奇先生发表的观点：其一，深圳奇迹可以称其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真实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心脏；其二，深圳的成功=廉价土地+工作热情高且顺从的工人+宽松的环境标准；其三，“经济增长高于一切”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发展的瓶颈。

我们必须承认，深圳作为中国城市经济改革最早的“试金石”之一，在国家特区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靠着濒临港澳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吸引了来自全球和中国内地大量的人才与资金，在短短二十多年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在某种意义上说，深圳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

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霍华德·弗伦奇先生指出的问题。的确，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在“经济增长高于一切”发展模式的思想指导下，深圳依靠廉价的用地、低成本的劳动力、宽松的环境标准等优势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

然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沿海兄弟城市以及内地诸多城市在政策指引与产业结构方面作出的迅速调整，在政策环境、吸引资金和引进人才方面与深圳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完善劳动保护、提供社会安全保障等具体措施方面逐渐追上深圳，以苏州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城市群，这些方面甚至已经超出了深圳，加之深圳必须面对历史上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遗留的种种问题，比如，城市用地越来越少而引起的地价大幅上涨、大量劳动密集型和粗加工产业等低附加值企业的存在，1200万总人口中有700万农民工以及城市户籍人口不足300万等等带来的社会矛盾。所以，深圳固有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深圳的发展现状，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先生调侃其是一座“走不动的城市”。当他被追问这一说法具体指的哪些方面时，梁先生“狡猾”地强调，他指的是机动车道太多而人行道太少。其实，这正是许多劳动者在深圳的感受：这是一个人文关怀不够的城市，是一个缺乏归宿感的城市，高房价、高消费但又涌进了众多低收入农民工的城市。

霍华德·弗伦奇在文章中说，“深圳可能看起来很繁荣，但这是一个令人不顾一切的地方”。这番话，有些言过其实，带有明显的偏见。事实上，也有一些问题因为深圳在中国特殊的城市地位被人为地夸大了。

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深圳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经济学家赵晓认为，在中国的经济计划中，深圳的“处方”越来越不被看重：太无情、太浪费、污染太严重、对农民工的依赖太重，“这条道路现在走进了死胡同” 、“不能指望用投资这一件好事来掩盖其他问题”。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值得欣慰的是，深圳在意识到发展中的问题后，立即在重新选择城市定位、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增强人文关怀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变革步伐。可以说，深圳是全国城市改革和发展的一面镜子，其经历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无疑是值得许多城市研究和反思的，尤其在各个城市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上，切忌“依葫芦画瓢”而照搬照抄深圳曾经的发展模式,也切忌夜郎自大而全盘否定深圳模式的历史贡献，我们的决策者和城市管理者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定位，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这才是审视深圳发展模式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