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这是阿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个给人痴迷于短篇小说创作印象的哥们说了，其实写短篇不是他的自觉选择，真实原因是他在写长篇，一个脱胎于现实杀戮案件的小说，计划写二十四万字。结果是这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出来了，论字数只及目标的三分之一，好在文学作品并不仅仅看字数。
一个十九岁的男孩，高考前夕，不为劫色，不为夺财，不为泄愤，故意把一个花季少女杀了。问其缘由，答案是生活无聊，为了充实才这么干的。小说用了“空无”这个词来定义屋里那些阴猾的精灵。阿乙用文学演算的方式，试图疏通这个案件的前后逻辑，给这个词补上较为清晰的解释。谋杀成了男孩寻找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杀一个不该被杀的人，比如一个优秀的女孩，才容易引起社会关注，才会有紧张的全程追捕，唯有逃亡才能让他感觉到生命的充实。然而，他还是失望了，因为警察长时间抓不到人，也懈怠了，所以他自首了。
以自首的方式结束逃亡，又打了杀戮初衷一个巴掌。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在于，杀戮者所期望的谋杀效应，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出现，警察追了没多久就不怎么努力了。媒体记者和学者们对案件的解读简直是扯淡。律师倒是表现得很职业，但那不是为案件本身，而是钞票的刺激。检察官就像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傻蛋，只会咆哮。唯有母亲，表现得还算及格。但这一切都与男孩子的想象还是不一样，以至于他自己在法庭上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口若悬河，亲自来讲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想流亡，并向大家表示了遗憾，因为他准备好好跟大伙大玩一场，但谁知大伙基本敷衍了事。
有人说阿乙是在向存在主义致敬，向加缪的《局外人》敬礼，阿乙自己也承认他研究了加缪的小说。但我认为这仅仅是观念上的致敬，和行动关系不大。阿乙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凶杀案件，以及社会各层对此的反应，捕捉到了这个时代某种乖戾荒诞的社会现状，比如虚无、无聊和无意义等观念危机，但小说只是完成了一次凶杀的文学模拟，并没有进入哲学思辨的层次，而哲学思辨是存在主义的精髓。小说缺少等量的思辨对抗，从杀戮者这人来看，倒更像是虚无主义上身了。我好奇的是，阿乙对此种杀戮现象做何理解，尽管作者不一定要道貌岸然地给予道德审判，但面对困境或者说是绝望的处境时，除了描述虚无外，作者是否还需要思考如何击破它，以及洞悉“空无”的背后。这不是当下中国仅有的产物，许多年前鲁迅也曾经历过，大先生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其意味犹在。
至于杀戮案，就是一个壳。这个残忍事件的真相无法被推导出来，能被演练的依旧还是作者的假设。当小说的最后，只有十九岁的凶手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坏蛋哲学时，确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我相信那一刻他一定是被谁灵魂附体了，那显然是作者的思想在飘荡，那些话里有太多沧桑。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思考，堪称拿着屠刀的哲学家。倘若真像小说这样，杀人犯为了击破虚无，寻找充实生活，那这个所谓的充实到底是怎么样的？更要命的是，小说中缺乏平等的对抗，观念上没有，行动上也没有。当凶手振振有词时，我们的检察官像一个白痴，说不出一丁点有深度的话来，只会用道德进行审判，叫嚣着判他死刑，真期望有一场分庭抗礼的法庭辩论，哪怕是形而上的观念之辩。
小说，不是非虚构，还原凶残案件的真实过程，不是小说的最终目的，何况也未必还原得了。阿乙这本小说的现实价值，在于提醒生活中毫无逻辑的一面和观念危机。杀戮不是目的，抵抗杀戮也不是结果，时间才是最终敌人，无聊也好，虚空也罢，都不过是败给了时间，充实无非就是抵抗住了时间，就像凶手的实施方案这样写道——目的：充实；方式：逃亡；手段：杀人。
19岁的杀戮者这样说：“我们追逐食物、抢夺领地、算计资源、受原始的性欲左右，我们在干这些事，但为着羞耻，我们发明了意义，就像发明内裤一样。而这些意义在我们参透之后，并无意义，就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 他虽然只有19岁，但显然比我等庸众牛逼太多，这话，不但我19岁时说不出，就是现在30多了也迷糊，这是我的悲哀，所以我没有成为杀戮者，这又是值得安慰的事情。其实，我想问作者，这是哥们你自个儿的意思吧！
刊新京报20120303
一个十九岁的男孩，高考前夕，不为劫色，不为夺财，不为泄愤，故意把一个花季少女杀了。问其缘由，答案是生活无聊，为了充实才这么干的。小说用了“空无”这个词来定义屋里那些阴猾的精灵。阿乙用文学演算的方式，试图疏通这个案件的前后逻辑，给这个词补上较为清晰的解释。谋杀成了男孩寻找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杀一个不该被杀的人，比如一个优秀的女孩，才容易引起社会关注，才会有紧张的全程追捕，唯有逃亡才能让他感觉到生命的充实。然而，他还是失望了，因为警察长时间抓不到人，也懈怠了，所以他自首了。
以自首的方式结束逃亡，又打了杀戮初衷一个巴掌。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在于，杀戮者所期望的谋杀效应，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出现，警察追了没多久就不怎么努力了。媒体记者和学者们对案件的解读简直是扯淡。律师倒是表现得很职业，但那不是为案件本身，而是钞票的刺激。检察官就像是一个简单粗暴的傻蛋，只会咆哮。唯有母亲，表现得还算及格。但这一切都与男孩子的想象还是不一样，以至于他自己在法庭上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口若悬河，亲自来讲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想流亡，并向大家表示了遗憾，因为他准备好好跟大伙大玩一场，但谁知大伙基本敷衍了事。
有人说阿乙是在向存在主义致敬，向加缪的《局外人》敬礼，阿乙自己也承认他研究了加缪的小说。但我认为这仅仅是观念上的致敬，和行动关系不大。阿乙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凶杀案件，以及社会各层对此的反应，捕捉到了这个时代某种乖戾荒诞的社会现状，比如虚无、无聊和无意义等观念危机，但小说只是完成了一次凶杀的文学模拟，并没有进入哲学思辨的层次，而哲学思辨是存在主义的精髓。小说缺少等量的思辨对抗，从杀戮者这人来看，倒更像是虚无主义上身了。我好奇的是，阿乙对此种杀戮现象做何理解，尽管作者不一定要道貌岸然地给予道德审判，但面对困境或者说是绝望的处境时，除了描述虚无外，作者是否还需要思考如何击破它，以及洞悉“空无”的背后。这不是当下中国仅有的产物，许多年前鲁迅也曾经历过，大先生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其意味犹在。
至于杀戮案，就是一个壳。这个残忍事件的真相无法被推导出来，能被演练的依旧还是作者的假设。当小说的最后，只有十九岁的凶手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坏蛋哲学时，确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我相信那一刻他一定是被谁灵魂附体了，那显然是作者的思想在飘荡，那些话里有太多沧桑。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思考，堪称拿着屠刀的哲学家。倘若真像小说这样，杀人犯为了击破虚无，寻找充实生活，那这个所谓的充实到底是怎么样的？更要命的是，小说中缺乏平等的对抗，观念上没有，行动上也没有。当凶手振振有词时，我们的检察官像一个白痴，说不出一丁点有深度的话来，只会用道德进行审判，叫嚣着判他死刑，真期望有一场分庭抗礼的法庭辩论，哪怕是形而上的观念之辩。
小说，不是非虚构，还原凶残案件的真实过程，不是小说的最终目的，何况也未必还原得了。阿乙这本小说的现实价值，在于提醒生活中毫无逻辑的一面和观念危机。杀戮不是目的，抵抗杀戮也不是结果，时间才是最终敌人，无聊也好，虚空也罢，都不过是败给了时间，充实无非就是抵抗住了时间，就像凶手的实施方案这样写道——目的：充实；方式：逃亡；手段：杀人。
19岁的杀戮者这样说：“我们追逐食物、抢夺领地、算计资源、受原始的性欲左右，我们在干这些事，但为着羞耻，我们发明了意义，就像发明内裤一样。而这些意义在我们参透之后，并无意义，就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 他虽然只有19岁，但显然比我等庸众牛逼太多，这话，不但我19岁时说不出，就是现在30多了也迷糊，这是我的悲哀，所以我没有成为杀戮者，这又是值得安慰的事情。其实，我想问作者，这是哥们你自个儿的意思吧！
刊新京报2012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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