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ablanca的星空

 前言

   这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是上个部分三、四章的延续。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我为什么讨论国是；第二部分，讨论国是；第三部分，讨论国是的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和我眼中的变革的最终办法。

一、祖父的告诫

终于说到我喜欢的部分，也许也是我未来的事业的主要内容。

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千万不要涉足政治，但千万要懂得政治。他觉得，他的一生就吃了不少亏。

他解放前是个工人，解放后成了工人干部。可惜，在那个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政治的困扰，哪怕他不想参与进去。

他对我说，你不想玩人，但别人想玩你。

现在的情况当然好了很多，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政治无法触及的角落。我们可以去那里窝藏起来。只不过，在大学本科阶段，政治的阴影是无法摆脱的。那些无聊的课程，思修、毛邓三、当代政治经济、中国进现代屎，还有有的老师教的新闻理论，都属于这个范畴之内。

但每当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你就知道“政治”在这个国家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说的“政治”是陈伟定义的“讲政治”里的政治。它仅仅是政治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却是中国国是的全部。

在高中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专栏作家，或是评论员。这也是我报新闻学院的一个原因。到大学，我意识到这些人要么口才很好，要么文笔很好，要么专业知识很好。我前两样都缺乏训练，没有天赋。惟一能做的是第三样。但我偏偏来到了缺少扎实基础学科训练的新闻学院。所以，我必须要读研究生。

后来我又发现，这些人通常都有“正当”的饭碗，评论员只是他们的闲职。例如克鲁格曼、梁文道等等。像阮次山也至少是个PhD。所以，我决定要读到Permanent Head Damage。

而我还是不想掺入政界，甚至想和体制内保持距离。因为我的心里，总是会响起爷爷的告诫。

二、我的个人陈述

谈到读博士的内容，我自然会选择自己最关注的内容，不用逼迫就可以自动拿这方面的材料来看的内容（当然，这只是看平时简单的东西，看专业的东西我也可能会完全崩溃的，谁知道呢）。

这最关注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在写留学申请材料的PS初稿时，曾经这样写（大意如此）：

在高中的时候，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咎于政治改革的停滞和缓慢。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它会如此地变化缓慢，为什么新一代的执政者没有大幅度改革的行为，没有解决我也能察觉的问题（年少轻狂啊）。

在选大学的时候，我可以选香港的浸会大学，相对国际化，视野也开阔；也可以选北京的人民大学。我觉得，北京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自己在以前的学习和生活中，甚少了解中国传统和保守的文化和政治模式（暗示广州也是个比较开放、西化的城市）。如果我选香港，我将很难再回头去了解这一切。因此我决定去北京，花四年时间的生活来了解中国传统社会观念和文化。

（当然，我不会告诉他们，浸会大学比人民大学的学费贵很多倍。我在人大四年花的钱，还不如在浸会花费一年。）

现在四年过去了，我的感受是，我需要换个角度去了解中国。所以我要出国留学，研究中国政治。因为我依然觉得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日益增加的影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很高兴看到XX大学（贵大学）的XX专业有我一切想要的东西……（接下来略，开始吹捧）

个人陈述虽然有修饰的成分，但多少描述了我在这几年变化的“心路历程”。这也回答了大花向我提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去读China Studies。我当时回复：为了打酱油。

她说我敷衍她。

的确，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政治”里打酱油的人，边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边赚钱养家糊口。

三、他者的困惑

这四年里面，我的长进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我感性上，体会到了变革如此缓慢的原因。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接下来要批判我党了。

但上面我说的“变革”，实质上是指中国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也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向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转变。我认为，这种转变，是不可能彻底的。如果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还有力量的话。

而我觉得，1911年以来的历史正是在表现这种观点（也许你可以叫它“封建残余”，但“封建”一词，本身就是错误的用法）。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革命，换掉的只是政权，思想却没有多少飞跃。中国人文化中的深层结构，依然在社会中顽固地作用着。

这是我一直以来模糊的感受，直到接触孙隆基的书之前，我却没办法用“深层结构”把它表述出来，我用的也是“封建残余”，或好一点，“专制残余”。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缺少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国社会，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再一次作用，而不会是遵循马克思原来的意愿。因此，当新政权建立以后，一切行径都能在旧的行为模式里找到熟悉的线索。

这不是在批判我党。实质上，这是无人能够改变的事实，或者用个大家更熟悉的说法，这是“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成功地中国化，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人，而是意味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那群人，成功洞悉了中国当时时代发展的脉络，并加以应用和发挥，用上软硬兼施的手段，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

因此在今天，在社会的大部分领域，依然相信“标准答案”，而不是辩证地（辩证法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分辨对错；依然追捧各类“权威”，老师、专家、官员、记者、著名导演甚至民权人士……我们依然将“官”分成各个等级来分配权力、待遇甚至知情权。

从保守主义的观点出发，变革，尤其是激烈的革命不一定是好事。传统和权威往往更能维持一个社会的运转。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正是因为传统和权威，才使变革变得不可能。

因为我们习惯了在一个这样的体系里生活，已经快两千年了。即使是大学里年轻的一代，依然要遵守着权力的意见。因为权力掌握着物质资源，掌握着你的奖学金，GPA，毕业证，保研资格，工作机会。你只需要向他们效忠，他们就会给你好处，你就能够在他们升官、或者升天之后取代他们，然后维持这个体系。

这种分配模式，对于急需稳定生活的人们来说，最有诱惑力。

又或者，最强的领袖、最高的决策者的能力，体现在平衡上下级和各个派别的利益之上。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方面。大家可以一起挨饿，但不可以你吃十分饱，我只能吃八分。

除非你是领导。

何况，这里欠缺一个公平的竞争和分配机制，因为公平与否，最后定夺在于上级权威。只要你和上级权威关系够硬，就没有不可能。这里也欠缺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因为监督者本身可能就是上级权威，要么就是本身被上级权威管着，要么是上级的上级的另一个下级。永远都不可能有独立的第三方出现。

因此，独立的第三方很重要，以后可能会说到。但我们从来就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独立”二字让中国人大惊失色，“中国人是应该要管一下”。

直到我们被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外国的先进武器、制度、文化所彻底击败。

说了这么多，我的观点是，很多人都把中国的问题怪罪于我党。但别忘了，我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中国人组成的。人们把我党当作一个他者，觉得它是罪魁祸首，把官员当作是骑在屁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另一类人。但是这些人很多都曾经是屁民。

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抚心自问。我们到他们那个位置上，会不会作出同样的选择，会不会比他们还要恶劣？至少我，对自己并没有那个信心。

毕竟，人多数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理性选择。

因此，我不会骂我党。相反，我从来忠党爱国。我只是懒得写入党申请书，懒得背党章和懒得参加党课考试而已。

这再一次证明了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不会对执政者作出理想主义的幻想。他们拥有绝对权力，因此他们绝对腐败。这很正常，也不值得责怪，因为这是人性的演绎。

但是，这不代表制度变革希望的幻灭。

 

四、自省的迷失

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过分强调，导致个人意识是残疾的。

这种残疾体现在，我们长期以来缺乏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个人感情和欲望的关注，而仅仅关注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于有的人，可能道德上出了一点问题，例如像克林顿那样出轨了，那就把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例如治理一个国家的功绩，一并打倒。

所以正统新闻媒体在评价贪官时，总是加上那么一句，生活腐化堕落。

所以现在人们都在唾弃那些裸照被传到网上的女孩。

这么丢人的事情！

但没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们会腐化？为什么她们的照片会被传上网？

所有人都认为，对道德准则的遵守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对压抑人性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总是责怪某些人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道德水准。他们会说，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这样做！

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机会这样做而已。

人性本质是恶的，自私自利的，每个人都有罪。

这是基督教的观点，也成为了他们构建政治制度的一条警示，任何时候，都要堤防任何人的可能的罪恶。

中国人呢？在中国人的眼里，每两个人、每两个群体通常都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比另一部分更有智慧，遵守更高的道德。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更高的待遇，更多的权力。

这种社会秩序规则，就是“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师与学生，科长与科员，朝廷与百姓，党和……拥有更高地位的人，理应去“管”下级的人，下级就应该顺从上级，听话。总之，每两个人，一定要分出高下来。

中国文化的焦点，更集中在这种人际关系之上。按照孙隆基的说法，这是一种“二人关系”，其他各种社会关系都是这种基本关系的演绎。

因此，中国人要毕其一生思索的命题是：如何让我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或者说，如何处理社会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完成这种复杂人际关系交给自己的责任？

极端点来说，这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使命。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们“不需要对上帝负责”，我们“此岸和彼岸的关系不紧张”。我们需要调解的，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是中国人的理性所能到达的地方。

因此，这个民族是个缺乏自省的民族。我不是说中国人不会反省自己。但我们反省自己，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能融入身处的社会、群体或朋友圈子，因此遭遇到了麻烦。我们总是想，“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以至于被某某发现了，惩罚了，批评了……”这句话里，关键在“以至于”后面。

我们很少反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正当的。我们不会想，“我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内心对善的追求？，是不是恪守了正义的原则？”

我们不在意什么是真正的善恶，我们在意的是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讲面子？因为面子丢了，必然千夫所指，众口铄金，你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你在人际关系里的尊严已经坍塌了。但如果你做了违背“礼教”之事，结果发现面子没丢，那你一定会继续干下去。对于中国人来说，即使你作了恶，只要能欺骗到周围的人，或把周围的人都拖下水，就没事了。

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你能欺骗上帝么？

我不是在吹捧西方文明。但我们缺乏自省能力，就无力面对自己心里的恶――是的，在这一点上，我更赞同人性本恶的说法。因为这样能让我们正视恶本身，并寻找机会与恶取得共存，而不是否认它的存在，像政府否认社会问题的存在一样。在反省的时候，我们的价值的坐标系是这个社会，而西方人的坐标系是上帝。我们向善，只需要向社会负责，或者说向自己的人际圈负责就行了。但西方人向善，他们必须要向上帝交代。

这不是我的胡言乱语。事实上，吴思先生所发明的“潜规则”一词，正是在描述中国人绕开社会正当规则去“钻空子”的习惯。中国的落后，不在于缺乏一个有效防止“潜规则”的制度（事实上，从秦朝开始，中国就一直有完备的监察制度，但直到今天，我们对规则之漠视的习惯一直没停止过）。而在于缺乏一个理解“潜规则”从何而来的头脑，或者说，这种头脑，在中华文明里从来得不到关注。

那是思想的落后。

存天理，灭人欲。中华文化对人性的欲望采取的是节制、阻吓而不是疏导。事实证明，这不能导致恶的消除，只能导致人格自身的扭曲，以及恶在暗地里依然横行。

这一切，都藏在“礼仪之邦”的“礼教”里面，露出阴冷的笑。

 

五、正义的幻灭

写这篇文章之前，去听了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教授的讲座。他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他区分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质疑，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应该坚持下去，因为“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

作为中共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堡垒的领头人，他的讲座自然是很政治安全的。我希望听到他如何回应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但每当接近话题中心时，他都巧妙地用民族主义的话语将其支开――认为自由主义的理论著作，例如福山《历史的终结》，只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侵略的一种形式。然后再大谈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

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他提到了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开学时的一段讲话，据说是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记录下来的。后来我上百度搜了一下，发现黄健翔的博客里面有。在这个讲话里，光绪皇帝提到了国人有两个心中之贼：

“然而这个心中之贼究竟是什么呢？在朕看来，这第一个贼就是伪善!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再说说你们，如果这次朝廷没有下旨，让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们毕业后，能够享有科举及第的待遇，你们能弃科举而就新学吗？朕不是责怪你们，朕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这第二个贼，就是守旧。……”

后面的不摘录了，但“伪善”一词，让我不禁想起了《潜规则》一书，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国的历史失败，来自于对道德的过分强调，而实质国家效率低下，官僚机构腐败低能。

尽管中国人很强调道德的作用，但是纵观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遵循被道德所不齿的方式，比如说，连绵不断的战争，让人口大幅度减少；比如说，谋朝篡位。

正如鲁迅所说，二十四史就是相砍史。

最近热播《三国》，听说要“改变曹操的形象”。但实质上，没有《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三国时代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的开端，和秦末、隋末、唐末、清末一样的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正如钱穆先生的评价，曹家、司马家对皇位的篡夺，成为两晋南北朝四百余年分裂动荡的坏榜样。如果说今日主流意识形态鼓吹国家的统一，那《三国》所表现的正是南辕北辙的分裂。那些所谓英雄美人可歌可泣的命运故事，都仅仅是写给观众看的，实质上，只是乱世中的一幕幕悲剧，永远没有大团圆结局。那些忠义的形象本质只是一个个道德标杆，是古代的雷锋和焦裕禄，是被炮制出来的。他们已经成为符号，而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没有一个政权建立的时候是“民心所向”的，更多的是被高超的统治能力包裹的私欲和强权。正如吴思在《血酬定律》里所说的，在中国历史上，大量资源和财富是依据杀戮和破坏能力分配的，破坏力直接打造了社会结构，直接决定着各个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边界。所有政权的正义性，都是记录历史的人塑造的，那是统治者能力的一部分。

因此，现在的政权是如何建立的，大家也就心中有数了，也没必要觉得被骗和愤怒。应该说，一个政权能够成功统一（至少大部分国土）并能达致繁荣如今日的地步，历史上可能也只有汉、唐、清等几个朝代能够做到，是很不简单的。

只是时代已经不同了。以前的朝代即使破落，灭亡，可以死几千万人，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即使这个政权是异族的，但由于“我朝”文化领先，还有信心去同化异族。现在，我们不仅仅文化上落后于异族，难以“同化”西方人，反有被同化的可能。而且，无论在物质条件上、还是在价值观上，中国都难以再一次承受兵荒马乱的改朝换代。

更重要的是，这种改朝换代根本无助于国家的进步，仅仅是一个新的强权的建立而已。

六、自尊的残缺

这篇文章想讨论民族自豪感。而光绪皇帝“伪善”的说法继续启发了我。

是的，我们只是个伪善的民族而已。我们不在意自己是否作恶，我们在意的是别人如何看我们。

对于民族自尊，我们也一样是只看重面子。就像当年辽宋缔结澶渊之盟，北宋为兄，辽人为弟，但事实上是宋人每年输送大量财物给辽国。表面上赢了名声，但实质并不如人。

一位西方学者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放在我电脑里很久了，一直没看），题目叫“面子的民族主义”。也就大概猜到他要讲什么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思想界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是，传播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用此来团结国家，将中国从一个古老腐朽的专制帝国变成一个民族国家。

而最常用的一招是，把国家的历史有多辉煌就写多辉煌，四大发明，优秀文化。把国家的现实写得能多强大就写多强大，国家拿到一点成就被吹上了天。奥运金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的政府还不惜花巨大人力物力去维持这种虚荣，而许多人对此还表示很“理解”。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此我们值得自豪，值得爱。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但是这留下一个可笑的推理：因为中国“伟大”所以我们要“自豪”，“爱”。

那么，难道中国没有如此“伟大”，甚至很多时候流露出猥琐和阴暗，我们就不去爱了么？

当谎言被一步步揭开时，泡沫被一个个戳破时，疑问就出现了。当然，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否认”，这一定是有人“图谋不轨”要搞臭我们。

我们把历史上的阴暗面都划去。我们美化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我们赞美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只字不提低劣的统治效率和残酷的分裂时代。我们淡化类似文革这样的灾难，突出建国以来的“成就”。

这一切都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成就。其重点在“中国”，而不在“马克思”。

我们不仅仅在骗外国人，还在骗自己。我们借此保持那可怜的自尊，仿佛中国如果没有一样东西在世界上得瑟一下，就活不下去。

在大学四年间，我最深的感受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无论是器物、是制度、还是思想，都无法适应急剧扩张的西方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浪潮。而更可悲的是，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的进步其实很小很小（比起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经常徘徊不前，甚至还会严重倒退、内耗。但很多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很“自豪”，以为这是一个太平盛世。如《新周刊》所言，“未富先懒”。

是的，这是太平盛世。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太平盛世，也不过是康乾年间那一百三十余年，还不如美国建国的历史长。

每个皇朝都没有这么长的繁荣的日子。

而危险就潜伏在这看似太平的时代，被短视的官僚遮掩、被麻木的民众无视，直到有一天病入膏肓。

一个缺少真正反省能力的民族，最终还是逃不过朝代兴衰的轮回。

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七、未来的可能（一） 纯属瞎掰

之前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现在我想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国家之落后是思想之落后。我们缺少独立的人格精神，我们没有诚恳的反省精神，我们缺乏如何疏导人性之恶，以及抑制这种恶危害公共生活的有效办法，我们所谓的自尊，实质上是自负在不断掩盖这个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这只是个人的一些浅见。

至于具体问题，我记得在上新闻理论课时，每当下课，我们都喜欢围着杨保军老师问各种问题，偶尔不免涉及到国是方面。他有一句话我始终记忆犹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是积重难返。”

是的，就是积重难返。别以为历史和现实不相关。别以为共产党是个全新的政权。事实上，很多问题在六十年前已经埋下了祸根，或者，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无论如何，邓小平是个伟大的人（他手下的改革派也很开明），他让中国有了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可能性。只不过，他作为亲手打下这个江山的成员之一，他绝对不会把政权拱手让出，这是人之常情。

我相信中国有机会变好。但仅仅是有机会。因为很多问题，都积重难返。

我也曾和周卷施、希睿聊过这方面的问题。我还在新周时，某个周末评论部开完会，我和他们俩走回东风楼。我第一次和同学聊起这种话题。

当时我认为，中国的经济随时会崩溃，然后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崩塌，全国有可能发生动乱，最糟的情况，就是发生类似王力雄先生笔下的“黄祸”。

但现在，我已经不再多想崩溃的事情。第一，是祸躲不过；第二，我是悲观主义者，因此我认为很有可能崩溃，现在只是在寻找不崩溃的可能性；第三，崩溃很可能不在我有生之年发生。因为每次皇朝的衰落，都有漫长的、苟延残喘的过程；第四，即使崩溃了，这个民族也不会死。最多如老毛所说，中国死那么几亿人，有毛关系？终有一天，一个新的政权还会在中华大地建立的。

让我日后的工作有意义的仅仅是，第一，我也许能够扩大不崩溃的可能性；第二，我的工作也许能够微弱地促进中国社会顺利转型，从而不用发生“死几亿人”的代价。这也许就是我除养家糊口外最重要的工作了。

至于下一步中国该如何改革？我也常有思考。但自觉得还差得很远，但接触过的两个人的观点值得向大家推荐：

一是陈伟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厘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或者说，区分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然后强化国家应该负责的那些领域里的执政能力，放开不该管的私人事务。

二是郑永年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社会改革”，这是应该在政治改革之前，在经济改革之后要做的事情。他还举出了当年俾斯麦改造德国的例子。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着重建设好社会福利的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医疗、教育等国家应该管理的制度。

这两位学者的共同点是，建议中国政府，或者准确的说，执政者应该退出某些社会领域。但都同意，要增强在国家必须参与的一些事项里面的执行能力。

只是，他们似乎都没有分析到一点，就是现在的执政者已经不再是毛、邓等一手遮天的领袖。抄袭别人的话说，就是从“强人政治变成了常人政治”。执政者的地位是这个运作六十年的官僚制度所造就的，他们也就很难有能力去冲破这个体制。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统治阶层利益的协调者，他们本身也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即使有改革之雄心，恐怕也难敌整个官场对他们的制约之力量。

因此，依靠官方力量进行有突破性的改革，只会越来越难，而不会越来越易，机会也越来越渺茫。我并没有信心，一个在我国官场内部跌打滚爬几十年的领导人，他们的眼光能够超越这个官场所限。也许他们对繁琐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大量的经验。但他们更倾向于维系，也更擅长于维系现在的体系，而不是推动变革。因为变革有可能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有可能损害他们所属群体的利益。

因此，近年来中国改革风气日趋保守，也就丝毫没有奇怪之处。

八、未来的可能（二）

那么突破改革的力量在哪里？我认为，在于公民社会的培育，社会力量的强大。

自GCD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一些原本应该远离国家的组织，例如，新闻媒体、工会、行业协会、慈善组织甚至宗教组织，都一直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它们并没有多少自主行动权，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代言人，按照国家的意志去提供公共服务。直到最近，随着公民意识的苏醒，和政府对这些组织的放松。这种状况才有些许改善。这些社会组织是能够按照理性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的。它们和人们临时聚集起来的“群体事件”不一样，绝大多数是温和的、理性的社会力量（这也和国家政策的执行力有关。如果国家能够合理地保护拥护国家的社会组织自由发展，就反对国家的极端社会组织就难以产生大的影响），也能有效补充国家力量无法企及的公共服务。

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这些组织的自主力量依然很弱小，大部分依然是国家的附庸。因此，在很多时候，公民都缺乏和国家进行沟通的间接渠道。他们无法通过这些组织去有效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意见，只能通过国家机器（如法院、上访办公室等）进行直接表达。

但国家机器毕竟不是全能的，它们每天只能处理一定量的问题。加上某些地方政府本来就腐败，很多问题本来就跟他们的贪婪和不作为密切相关；自身执行力低下，对公民利益的维护自然十分低效。人们无处申诉，不满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职业上访户、群体事件。

国家现在不敢像放开私营企业一样放开社会组织，自然也有考虑。一是考虑政治安全，担心社会组织的力量一天足以强大到和政府抗衡；二是考虑利益问题，对社会组织的放松不能如放松经济那样换取政绩，也换取不了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监管成本和沟通成本。但归根结底，这些缩手缩脚都反映了国家官僚机构自身的利益取向，以及它们对自身工作效率低下（觉得“无法管”）的极度不自信。

作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应该有成熟的公民和完备的公共组织作为支撑。这些因素都应该成为市场和国家之外的监督力量，才能有效制衡国家的过度扩张带来的极权主义之危险，以及市场的过度扩张带来的贫富分化。

而更可怕的是，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力量去制衡国家和市场的结盟，那生活在金字塔低端的大部分人就面临着利益被进一步剥夺的危险，公平和公正成为空谈。如果国家以打压这些人的利益为代价保持稳定，而不是解决权钱结盟的深层次根本问题，社会阶层的矛盾最终必然会全面激化，到那时便是这个政权面临终结之日。

因此，有长远目光的执政者必然会意识到，温和而相对自主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矛盾的泄气阀，它不但分担了国家的部分公共服务，还有机会监督并解决国家内部深层次的问题。换句话说，社会力量是改革推动的重要力量，也是我此前提过的“独立的第三方”。

公正地看，对于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国家目前的管理是越来越松，但显然并不能跟上社会矛盾加深的进度。这从每年国家加大“维稳”的投入就可得知。而且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朝令夕改，跟政治风向紧密相连，谁知道过几年NGO组织越变越好的状况又会被打压回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题，都是在忽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础上讨论的。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党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例如08年普世价值的南北论战）的反复强调，看出来意识形态阵地还是难以松动，难以出现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重大的理论突破。这和我之前对目前中国官场日趋保守、讨厌变革的判断相符，也意味着像“公民社会”这种带有自由主义味道的改革目标，必然受到崇拜国家主义、注重国家力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如果执政者一意孤行进行社会改革，面临的不仅仅是“潜规则”之下官场的种种制肘，还有表面上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的政敌以及他们的狗腿子专家学者（注意，那些支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专家学者本身就是那些利益集团的一部分）的攻击。他们即使不用做被朝野声讨（变革失败）的王安石，顶多就做被惨烈分尸的商鞅（下场很惨，但变革成功了）。

说实话，有谁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千丝万缕缠在一起，积重难返了。

因此，我对执政者是不抱什么希望。我对市场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噢耶），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官商勾结的、剥削严重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上，最看重的就是赚取最大的利润，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良治。

真正推动改革，还需要社会自身的努力，需要有公民意识的理想主义者的努力。但由于这种人很少，有影响力的就更少。因此我对中国的前景还是很悲观的。或者换个安慰性说法，“谨慎乐观”。

九、未来的可能（三）

在上大学之前，我深信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包括良好的分权和监督机制）能帮助中国转型。但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政治制度是虚幻的。如果没有认同这些制度的人去贯彻，无论中国模仿什么国家设立什么制度，最后还是只有两个制度：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因此，我很欣赏李慎之先生的理想。

他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名公民教员。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中国近现代剧变的学者，李慎之的选择击中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所有问题，本质依然是文化的问题，人们观念的问题。而改变人的观念，在制度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

我在几乎每一篇留学申请的个人陈述里这样写：我要完成永久性脑损伤（PhD）的学习，并回到中国的大学里教书。我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影响一些大学生。这些人以后将成为中国的精英，他们也许能够有机会改变中国的未来。

可以说，与其说我喜欢做研究，不如说我好为人师，希望以后能在大学里找一个职位。

在某些时候，我发现做专栏作家，和做大学教授的使命之中，有很多共同之处。至少在目前，中国的许多媒体评论员实质上正在担任公民启蒙教员的角色。而在人民大学的四年，我看到很多大学老师，都在从事着启蒙的工作――尽管他们不一定很直白，或者心甘情愿，但国家的开放，必然让自由思想漫进校园，漫进这个社会。

尽管他们能够影响多少人，还是个未知数。但我相信，中国人的观念正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进步――这种进步可能很小，小到大多数人无法察觉这种变化；它可能很慢，以至于没办法阻止现在社会的崩溃。但是，固守老一套意识形态的那些卫道士们，如果其中还有那么些清醒头脑的话，应该能隐约听到他们自己的丧钟。

而我，只希望做一根压在这腐朽的骆驼之上的一根稻草。不会是第一根，也不会是最后一根。我为两年之后的硕士毕业而担忧，我也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博士毕不了业。但这些都是可能。如果我不去尝试的话，这些可能都将成为必然。

说实话，这不是一个高回报率的工作。这不是一份能大量换取金钱、名誉和地位的事业。选择它，仅仅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适合我。

仅仅是可能。

这其实是一场赌博。我觉得人生就是这般赌博，在每个阶段你都会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但你的选择是否能最终达到你的期盼，可能基本上依靠的，是运气（或“人品”）。

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又有什么不同？社会科学家总是在为历史寻找某种规律和必然。但历史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个偶然的选择通过蝴蝶效应形成的。历史中的个体，仅仅能够控制其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进程而已，这也是我们个人的理性能够到达之处。在这之外，个人无能为力。

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赌。因为你下注之前，永远不知道是否能赢。赌博是会输的，但你不赌，就肯定不能赢。

所以，我就是一个赌徒。

感谢父母。因为我下的注，来源于他们给我无偿提供的赌资。

至于我，除了青春，什么都不付。

 

前言：

这里说的一切，只是我在大学四年来，萌生的一些思想变化。我所写的，都是没有解的问题。也许，世界本来就没有解。

人生充满各种可能性，利用《生活大爆炸》中刚学会的“薛定谔的猫”的典故，我永远不可能完全看清自己，以及自己周围的世界。但正是这些迥异诡谲的可能性，给予我活下去，不断寻觅、不断思索的意义。

 

一、无常的生命

昨夜睡意正浓之时，不经意想到将来在美国，走在大街上，忽然被枪击，死了。这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母亲。我能够想像到，当她知道我的死讯时，将如何剧烈地崩溃。

我很肯定。因为，在四年之前，她就曾经如此崩溃过。

在那时就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刚进校没几天，就受伤住院了，再一次回到学校里，是一个半月之后。在那段缺席的日子里，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次手术，伤口留在膝盖上，缝了近30针。

在这所全国名列前茅的高校里，我深知拼尽努力勉强考上的自己是技不如人，也想通过大学开始的发力来弥补。因此，对于踌躇满志的我来说，受伤当然是一个打击。正如一个准备就绪的选手摔倒在起跑线一样。这次受伤，也让我在整个大一都活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大学生活的状态里。

但这还没有完。手术的后遗症是，我发现自己的膝盖再也无法正常弯曲了。

之前在高中，我也经历过相似的事情，加上一个月躺在病床上的沉淀，我其实并不为自己过多担忧，似乎已经到达了一种不以己悲的地步。我想到，多少困难和不幸都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虽然我很为自己错过的大学生活所惋惜，但我早已学会用犬儒的态度对待命运：在很多时候，是命运选择我们，而不是我们在选择它。

最让我感到揪心的是我的母亲。自从我受伤之后，她就立即飞回北京陪着我，一陪就是三个多月。那时只距离她送我回北京一天之遥。而这是第n次我给她添麻烦。从小到大，当我有各种难治的病症，都是她为我殚精竭虑，带着我跑遍全广州的各个医院。没想到，到了大学，原本以为可以让她歇一下，我给她添了最大的一次麻烦。

在那段时间，我目睹了她好几次的崩溃，心急如焚，痛苦失声。有时我也不禁流泪。她担心我的膝盖从此不能弯曲了。我承认，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自己倒没那么担心，我甚至觉得自己不需要做个正常的人。但她不能。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所以我也不能。

幸运的是，她在体育医院成功让偶然到那里的北医三院负责康复的专家，答应治好我那不能弯曲的腿。我本来想用“贿赂”这个词。但并不想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去谴责一个治好我病的人。

连续3个月，我每天早上六点多打车去北医三院做康复治疗，然后赶在10点前回到学校上课：那也是一个幸运，那个学期所有的课都是10点。

我母亲直到1月初，才离开北京。

我有时会在想，父母为什么要把我们生出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抛在这个充满危险和困难的世界，是否是对我们的不公平？

儒家的传统说法是，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因此“孝”是礼的核心价值。但这个价值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人活着是快乐的，值得的，因此我们要感谢给我们创造生命的人。我不否认生活会带给人喜悦和幸福。但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相信生活更多的是痛苦和煎熬。事实证明了，我的出生不仅仅让自己遇到很多麻烦，还连累了父母和家人朋友。

如果可以选择不出生，就像《蝴蝶效应》里的主角一样，也许我会选择不出生。

但这一切都是空想。事实上，是命运在选择我们。我们没得选。我们甚至不能够随意丢弃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会伤害到别人。我们活得更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些希望你过得更好的人。我们都同样处于一个充满孤独、焦虑和空虚的世界里。你过得幸福，能够安慰那些爱你的灵魂，让他们的人生获得一丝安全感，或者说，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二、孤独的个体

我的父母都曾经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形式告诉我，他（她）觉得自己很孤独。

作为一个独生子，在孤独的问题上，我相信自己比他们更有发言权。但其实在人性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孤独是种常态。装逼点说，就是他人即地狱。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了解你在想什么。弗洛伊德认为，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总之，你的心灵里总有一些暗房没有人（很可能包括你自己）光顾过。这无论是不是独生子女，都是一样的。

我就是一个长期不知道自己孤独的人。上了大学之后，我忽然觉得，孤独很多时候是在消除之后才能发现它的存在。在初中高中，我从没感觉自己孤独。那时候，孤独是一种成长方式，是独立的自我思考开始生根、发芽的开始。我不觉得孤独，只是喜欢独自“思考”而已。

以前偶尔会和祖母、祖父说说心里想的一些事情。自从祖母去世之后，也会跟祖父聊聊，但内容已经明显少了。我很少和父亲聊天，他沉默寡言；也很少跟母亲聊天，她和我关注的事情大相径庭。跟表哥表姐、同学们聊天，是一种分众传播，只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但我心里的许多暗房，呈现一片混沌和混乱的景象，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工具理性远远超越交往理性的时代。中学的生活枯燥而单调，除了考试和分数，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而到了大学，分数仅仅是换取价值的一种途径，而不是惟一途径。因此人生其他的方面才体现了自身的分量。我开始和同学聊时政，聊历史，聊价值观，这些以前只是我和祖父祖母之间的话题，现在在同龄人身上得到释放。我从教授的课堂、从各种讲座上听到了对社会的批判，对智慧的尊重，对理想的执著，感觉到自己的交往理性得到莫大的满足。

大学的确是一个安放理想主义的好地方。

但这并不代表我在这四年之内不曾孤独。事实上，在过得非常不正常的那一年里，我只能一人住在青年公寓一个空荡荡的房子里，也许一天都不跟别人说一句话――除了东区食堂的厨子。由于受伤，我在第一学期基本没有参加集体活动。我第一次出游是在第二年的4月份去颐和园。庆幸那天的沙尘暴最后没有吹起来。

甚至，我在这孤单，以至于有些无聊的情况下，堕入到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里去，很久之后才走出来。我非常惊讶于这段遭遇的突兀和纠结。但我还记得那一切，开始于某天晚上，我们无意中聊到了《同类》这首歌。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高二，孙燕姿刚出这专辑时，班上同学放的MV。接着，它就长期盘踞在我的mp3里，很少被我删掉。我经常在一个人坐公车的时候听，然后迷茫地望着窗外。我被那黑管的声音迷住了。那种音调让我胸腔里的某个阴暗角落产生了剧烈共鸣。

这种感觉，直到大二下学期，在刘璞的课上听肖邦的《升C小调华尔兹》，才得以再一次感受。

我承认，恋爱是消除孤独的最佳方法。除去恋爱的生物功能和社会功能，恋人的体谅能够给人战胜孤独的温暖。但客观地讲，恋人也是“他人”。

个人的孤独是注定的。也许平时我们难以觉察，但其实我们每天都用不同的方法排遣自己的孤独。多人的聚会便是最好的例证。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那是因为狂欢是孤单的总和。

我们在互相体谅彼此孤独的过程中，搀扶着走下去。

 

三、焦灼的理想 （一）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没有理想。理想多少钱一斤？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在我上大学之前。

前些日子有个做创新杯的师妹采访我，问我报考新闻学院是否是为了新闻理想。我很真诚地回答，不是。

我报考新闻学院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北京奥运时能够在媒体区当志愿者而已。

当然，那时候鬼才知道有媒体区。但媒体总要见运动员吧？媒体的志愿者总会优先考虑新闻学院吧？总会优先考虑好的新闻学院吧？我想。

相反，我报考人大新闻学院之前，所了解到的是这个行业不堪的一面。例如我们在广东收看香港的电视台，是如何被无耻而无聊地掐掉的。

说实话，习惯收看香港台新闻的人们，只要头脑正常点，执政者的威信早已在他们心中扫地了。

如果他们是光明正大的话，又为什么会害怕弹丸之地弹丸电视台的“恶意报道”让别人知道呢？

在高中时，母亲就跟我说，“你以后要去做新闻？很危险的！前几天听人说了，《南方都市报》因为报道孙志刚案，被广东省政府秋后算账，说他们贪污，拉去判了十多年”。

那是一个周日，在我去上学的路上，父亲开车，母亲坐在车后面。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面无表情。

后来知道，那是闻名的程益中、喻华锋案，貌似始作俑者是广州政府，而非广东政府。那个政府统治的，是号称中国媒体最开放的城市。

在我高中毕业那年，还爆发了“冰点事件”，程翔案。

对我来说，新闻行业从来就不是天堂。当然我也知道，天堂只是个传说。

上了大学以后，由于受伤，错过了高钢老师鼓动人心的那堂演讲课。后来我躺在病床上，听张老师说，那天高老师把大家都煽动得热血沸腾。

回到学校，听到的讲座基本都以理想主义为主题。例如，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中青报的刘畅，京华时报的刘军，还有柴静。

当然，这些讲座的上座率，都不如赵音奇。是因为他比较帅么？

柴静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校外讲座嘉宾。前一段时间网上很流行她的一次演讲，这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值得惊讶。她的有些话我始终无法忘记，例如，幸福就是刀口上舔蜜，例如，记者的竞争到了最后并不是在拼技术，而是在拼价值观。

校内的演讲者，涂光晋和张征身上都无疑怀着理想主义的气质。我曾经看过梁文道的一段话，大意是，他近几年比较喜欢在大陆工作，是因为大陆的很多知识分子比起香港的人，更理性，目光更远，视野更阔。我觉得人民大学之内，存在这样的教授。

又例如我读书读到的李大同、卢跃刚等人。

在大学里，我略为惊讶地发现，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依然存在着理想，尽管更多的人选择了接受现实。但是，我觉得这也许能够解释为理想主义是出于无知。因为有理想的同学，一般都是低年级。到了大四，如果你还不愿意为现实妥协，那你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偏执狂，要么你很幼稚。

又或者，你在演戏。

无论怎样，理想主义的光芒在这四年里，一直烧灼着我。我在时刻提醒自己不跌入这个深渊里。

但到《南方都市报》实习，我明白了它为什么是一份优秀的报纸，因为它有理想。

编辑在我一进来就告诉我，我们的风格是自由主义的，主张渐进改良。说实话，《南方都市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居然让我有些感动。因为我一度只觉得这些专业主义的要求只存在于课堂之上。

当然，理想无法战胜现实的冷酷。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生计而奔波。也许今天我还在骂着审查当局，骂着那些没有专业精神的国有媒体，明天就成为了他们的帮凶，甚至他们的一员。难道我们不向往《人民日报》、CCAV编制内岗位的良好待遇么？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和方汉奇教授交谈。我问他，作新闻有这么多限制，还有可能做好么？

他回答，中国的诗词格律限制也多，不同样有经典作品吗？

在中国社会的生物链里，媒体还不是独立生长的植物，只是成长在政治和权力里的寄生虫。但其他领域又何尝不是？大学难道没有寄生在行政干预里？私营企业难道没有寄生在政府政策里？个人自由难道不是寄生在户口本上，寄生在布满摄像头的街道上，寄生在防火墙背后的互联网上？

对于个人来说，要在这强大的国家机器之下活得更好，就要懂得妥协的艺术，这是成熟和理性的标志。

我这样说，总觉得对不起那些仍然心怀理想的人们。

四、焦灼的理想（二）

当然，之前我谈论的只是理想的一种，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想，是考上好的研究生院，找到好的工作，赚到足够的钱，找一个好人结婚，有车有房……从此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但我更欣赏的是另一种态度，即把自己的理想设定为，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又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这往往难以实现。因为人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只要能生存，就没得选。

但生存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有时候我们说压力大，竞争激烈，难以生存。那不是你不这样做，真的会死，而是因为你不这样做，就会放弃好工作、放弃赚很多钱的机会、放弃成为人上人的良机……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其实都很一致。但是这种一致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是对的，也有可能我们都被骗了。

大学的经历让我懂得，物质与快乐是不必然联系的。虽然，物质给大多数的我们会带来快乐。这导致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和行动取向。例如，中学时要考上好大学，名次越高越好，专业以好找工作、工作钱多为好。大学时要有好的GPA，要争取入党，争取保研，争取去交换，争取各种各样真假存疑的名誉和奖学金，发表多篇哪怕是滥竽充数的论文。然后要找到好的工作，公务员收入稳定福利高；国有企业不怕倒闭；外资企业收入让人眼红……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沉迷在这样一个充满工具性的世界里。

但那些我们艳羡的生活，是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享受？那些我们仰慕的榜样，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见的那么光鲜？有谁能知道，一个白领走进独居的200平方米的住宅时，会比一个建筑工人回到只有20平方米、却挤进了10个人的宿舍更开心？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无论选择哪种生活，都要经历极大的困难和折磨，这是无法逃脱的。无论是光鲜的白领，还是辛勤的民工，或者是时刻处于生命威胁之中的军人。当然，有人会觉得有些富二代很幸福，不愁吃，不愁穿，开跑车，穿名牌，没事砸钱到网游上又或者烧人民币玩――但我相信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和我们是等值的。也许，挨饿带给我们的痛苦会等同于他们没能买上心仪的跑车；他们失去一件游戏装备的痛苦也许会等同于我们失去一座房子，或者，失去一位亲人。

所以，我不想选择追逐物质的生活，虽然不能保证自己能抵御物质的诱惑。因为追逐和不追逐结果都一样，就是要吃苦。与其这样，倒不如去选一种自己还比较喜欢的生活方式。

这也促使我花巨资去读一个没什么钱途的专业。我并不是为了要拯救中国而去进行中国研究（也没有这个可能性），而是为了能够享受一边看书、写论文，一边还能赚钱，然后开学术会议满世界飞的生活。

我依然要做个现实主义者，提醒自己不要掉入理想主义的窠臼中，包括那种相信丰富的物质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理想主义。

 

五、悲观，但不放弃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者说，宁愿当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相信，希望得到的东西通常都得不到，希望发生的事情通常都不发生。

这可以被看作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万一能如愿以偿，我便是幸运的，便能体会到幸福的滋味。但无论你相信与否，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人生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充满着不幸的故事，被各种烦恼和恐惧所压榨。你从奋力挣脱母亲子宫的那一刻起，就面对着接踵而来的威胁和竞争，烦恼与不幸。你的生命在数十年的岁月里，被生活凌迟般消磨、挤榨，然后变成一座冰冷的墓碑。

无论你打下了什么辉煌的事业，拥有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赚下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拥有一呼万应的权力，你的结局都只是毁灭，和蝼蚁没有二样。你为达到这些目标而花费的时间、精力、健康、人情、金钱……都必定成为一笔赔本的投资。

在身边陪伴你的人，你爱的人，一个一个地来，一个一个地走，再一个一个地来，一个一个地走，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失去任何意识为止。

留给你的，除了心酸的回忆，就是孤寂而漫长的日子。对你来说，所有人，都是过路人。

这就是人的命运，这就是人的一生。这就是我们过往的、经历的、面临的可怕与不堪。我们可以用生活中的小满足去麻醉自己，但我相信，掩盖不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命运最终会在你沉迷和清醒的间隙脱下它那看似美好的面具，让你看到它丑陋的外貌。

而你会成为《穆赫兰道》的女主角，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情愿继续享受那美好的梦。

在命运面前，个人只是一枚被摆弄的棋子。在时间面前，人只是瞬间即逝的生灵。

我不可能对抗命运，战胜时间，但我可以对抗面对命运的怯懦。战胜面对时间的无为。生活可以磨蚀我们的生命，但不可以磨蚀我们的意志。生活的遭遇让人痛苦不堪，我偏要背负着这不堪的痛苦活下去。

毕竟，我还是想寻找生活的美好之物。尽管它们最后都会归于毁灭，又或者我先于它们毁灭。但只有在痛苦中，我才能体会到快乐的可贵。我们的快乐，便是对抗这不堪人生的最有力武器。

我面对的是漫漫黑夜，不是黎明的骄阳，我寻找的，是夜空中漏出的星光。如果生活是刽子手，我也要盯着那黑洞洞的枪口，微笑地挺起胸膛。

六、尾声：一步一生

每个人都愿意做很好的梦，但生活的真相是曲折多舛的。每个人都是哈里波特，命运就是我们的伏地魔，它依附在我们体内，强大得无法战胜。

这首歌唱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陪你走下去，你需要勇气去独自面对生活本身，去承担一切痛苦。即使是吃苦，也要笑着吃苦，即使前面是悬崖，我们都要站稳了，向前走下去。

 

原唱：许志安；作词：林夕

童年是谁伴我走挽我的手

望我踏上天梯不可退后

曾经期望着我

前程和恋爱什么都拥有

沿途就算跌要跌得好看

才能不自责报答别人厚望

然而谁明白我没你们所想的坚壮

我很想找个人对我说别怯慌

回顾中仿佛一步一生

每一给一世都难忘如何吸引

曾碰上每个过路人跟我渐行渐远

悬崖上我始终都企稳

谁伴我去走一步一生

每一位一个不留神不再热吻

还有没有人令我惊险又兴奋

愿我能提示我这一双脚别震

沿途就算跌要跌得好看

才能不自责报答别人厚望

然而谁明白我没你们所想的坚壮

我很想找个人对我说别怯慌

回顾中仿佛一步一生

每一给一世都难忘如何吸引

曾碰上每个过路人跟我渐行渐远

悬崖上我始终都企稳

谁伴我去走一步一生

每一位一个不留神不再热吻

还有没有人令我惊险又兴奋

愿我能提示我这一双脚别震

前面是谁伴我走挽我的手

但笑着吃苦的气力我有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没有之一。

我甚至在想，在我的葬礼上，背景音乐应该是它。

By SHARON LaFRANIERE and JOHN GROBLER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09

WINDHOEK, Namibia — It is not every day that global leaders set foot in this southern African nation of gravel roads, towering sand dunes and a mere two million people. So when President Hu Jintao of China touched down here in February 2007 with a 130-person delegation in tow, it clearly was not just a courtesy call.

 

And in fact, China soon granted Namibia a big low-interest loan, which Namibia tapped to buy $55.3 million worth of Chinese-made cargo scanners to deter smugglers. It was a neat illustration, Chinese officials said, of how doing good in Namibia could do well for China, too.

Or so it seemed until Namibia charged that the state-controlled company selected by China to provide the scanners — a company until recently run by President Hu’s son — had facilitated the deal with millions of dollars in illegal kickbacks. And until China threw up barriers when Namibian investigators asked for help looking into the matter.

Now the scanners seem to illustrate something else: the aura of boosterism, secrecy and back-room deals that has clouded China’s use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foreign aid to court the developing world.

From Pakistan to Angola to Kyrgyzstan, China is using its enormous pool of foreign currency savings to cement diplomatic alliances, secure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and drum up business for its flagship companies. Foreign aid — typically cut-rate loans, sometimes bundled with more commercial lines of credit — is central to this effort.

Leaders of developing nations have embraced China’s sales pitch of easy credit, without Western-style demands for political or economic reform, for a host of unmet needs. The result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new roads, power plan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cross the African continent — more than 200 projects since 2001, many financed with preferential loan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xim Bank.

Increasingly, though, experts argue that China’s aid comes with a major catch: It must be used to buy goods or services from companies, many of them state-controlled, that Chinese officials select themselves. Competitive bidding by the borrowing nation is discouraged, and China pulls a veil over vital data like project costs, loan terms and repayment conditions. Even the dollar amount of loans offered as foreign aid is treated as a state secret.

Anticorruption crusaders complain that secrecy invites corruption, and that corruption debases foreign assistance.

“China is using this financing to buy the loyalty of the political elite,” said Harry Roque, a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law professor who is challenging the legality of Chinese-financed projects in the Philippines. “It is a very effective tool of soft diplomacy. But it is bad for the citizens who have to repay these loans for graft-ridden contracts.”

In fact, such secrecy runs counter to international norms for foreign assistance. In a part of the world prone to corruption and poor governance, it also raises questions about who actually benefits from China’s projects. The answer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pecialists say, are hidden from public view.

“We know more about China’s military expenditures than we do about its foreign aid,” said David Shambaugh, an author and China scholar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oreign aid really is a glaring contradiction to the broader trend of China’s adherence to international norms. It is so strikingly opaque it really makes one wonder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hide.”

Until recently, wealthy nations could hardly hold themselves out as an example of how to run foreign aid, either. Many projects turned out to be tainted by corruption or geared to enrich the donor nation’s contractors, not the impoverished borrowers. But over the past 10 or 15 years, some 30 developed nations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ave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to clean up their assistance programs.

They demanded that foreign money be awarded and spent transparently, using competitive bidding and outlawing bribery. Increasingly, they also are also pushing to give borrowers more choice among suppliers and contractors, rather than insisting that funds be recycled back to the donor nation’s companies.

China, which is not a member of the O.E.C.D., is operating under rules that the West has largely abandoned. It mixes aid and business in secret government-to-government agreements. It requires that foreign aid contracts be awarded to Chinese contractors it picks through a closed-door bidding process in Beijing. Its attempts to prevent corrupt practices by its companies overseas appear weak.

Some developing nations insist on independently comparing prices before accepting China’s largesse. Others do not bother. “Very often they are getting something they wouldn’t be able to get without China’s financing,” said Chris Alden, a specialist on China-African relations with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y presume that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give value for money.”

Development experts say they have tried to conv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better safeguards and a more open process will enhance its efforts to gain influence and business. If its projects collapse because of kickbacks or inflated costs, they argue, China will end up exporting not only goods and services, but a reputation for corruption that it is already battling at home.

But Deborah Brautigam, the author of a coming book on China’s economic ties with Africa titled “The Dragon’s Gift,” says Beijing is hesitant to hobble its companies with Western-style restraints before they have become world-class competitors.

 

Thinking Business, Not Ethics

“The Chinese are kind of starting out where everyone else was years ago, and they see themselves as being at a disadvantage,” Ms. Brautigam said. “The Chinese don’t particularly want a big scandal. That doesn’t further their interests. They just want their companies to get business.”

Sometimes they get both. In 2007, the Philippines was forced to cancel a $460 million contract with the Beijing scanner company, Nuctech Company Ltd., to set up satellite-based classroom instruction after critics protested the company had no expertise in education.

It also canceled a $329 million contract awarded to ZTE Corporation, a state-controlled Chinese communications company, after allegations of enormous kickbacks. ZTE denied bribing anyone, but the controversy has lingered. Last month an antigraft panel recommended filing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two Philippines official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

A Manila-based nonprofit group,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w, has mounted a legal challenge against still another Chinese contract in the Philippines, to build a $500 million railroad. Professor Roque, who leads the center, contends that the price of China’s state-owned contractor “was simply plucked out of the sky.” Officially, China’s directive to its companies is toe an ethical line overseas.

“Our enterprises must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rules when running business, must be open and transparent, should go through a bidding process for big projects and forbid inappropriate deals and reject corruption and kickbacks,” Wen Jiabao, China’s prime minister, told a group of Chinese businessmen in Zambia in 2006.

But China has no specific law against bribing foreign officials. And the government seems none too eager to investigate or punish companies it selects if they turn out to have engaged in shady practices overseas.

Indeed, it has an added incentive to look the other way because of the state’s ties to many foreign aid contractors — connections that sometimes extend to famil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lite.

In January, for example, the World Bank barred four state-controlled Chinese companies from competing for its work after an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they tried to rig bids for bank projects in the Philippines. But two of those companies remain on the Chinese Commerce Ministry’s list of approved foreign aid contractors, according to its Web site.

The Namibia controversy is especially delicate because until late last year, the contractor’s president was Mr. Hu’s son, Hu Haifeng. The younger Mr. Hu is now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of an umbrella company that includes Nuctech and dozens of other companies. As soon as allegations against the company surfaced this summer, China’s censors swung into action, blocking all mention of the scandal in the Chinese news media and on the Internet.

“This is a signal to everyone to back off,” said Russell Leigh Moses, an analyst of Chinese politics in Beijing. “Everyone goes into default mode, because once you get the ball rolling, no one knows where it will stop. No one wants their rice bowl broken.”

Nuctech has denied any wrongdoing in court papers filed here in Windhoek. A spokeswoman said the company had no comment because the matter was unresolved. China’s Commerce Ministry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did not respond to repeated requests for comment.

Namibia’s anticorruption investigators allege that Nuctech funneled $4.2 million in kickbacks to a front company set up by a Namibian official, who split the funds with her business partner and Nuctech’s southern Africa representative, a Chinese citizen.

A Deal Ends in Arrests

China has promoted Nuctech as one of its global “champions.” In 10 years the company has gained customers i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marketing advanced-technology scanners that help detect contraband or dangerous materials inside cargo containers. Nuctech’s spokesman says it is the only Chinese company that makes such equipment

 

The Namibian government was interested in equipping its airports, seaports and border posts with scanners to comply with stricter regulations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On a state visit to China in 2005, Hifikepunye Pohamba, Namibia’s president, visited Nuctech’s headquarters and factory, according to court testimony. The following year, Nuctech sent a representative, Yang Fan, to Windhoek, Namibia’s capital.

 

Hu Jintao’s visit to Windhoek a few months later opened up an option for finance. “China says the sky is the limit. Just say what you want,” said Carl Schlettwein,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of the Namibian Finance Ministry,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negotiations.

At first, Mr. Schlettwein said, the talks stalled because Namibia was unwilling to grant China access to its substantial mineral deposits in exchange for lines of credit. Once China dropped that condition, Namibia agreed in principle to a $100 million, 20-year-loan at a 2.5 percent interest rate, then well below the marke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point of view, it was a fine deal,” Mr. Schlettwein said.

Namibian officials decided to draw on the credit line to finance most of the cost of the scanners. Mr. Schlettwein, who negotiated the scanner contract, said he wanted to seek competitive bids from scanner suppliers around the world, but Chinese negotiators refused.

“They said ‘that is not our system,’ “ he said. “ ‘We tell you from whom you buy the equipment.’ All of us, including the minister,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nontransparent way of doing things,” he said, but reason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not unduly cheat us.”

Last March, less than a week after the Finance Ministry paid Nuctech an initial $12.8 million, Mr. Schlettwein’s unease turned to distress.

A Windhoek bank official, following the strictures of Namibia’s new money-laundering act, called to ask why Nuctech had deposited $4.2 million in the account of a consulting company set up by Tekla Lameck, a Namib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er.

Mr. Schlettwein, who says that he has never met Ms. Lameck and that sh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canner purchase, alerted Namibia’s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In July, Ms. Lameck, her business partner and Nuctech’s representative in Windhoek were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violating Namibia’s anticorruption law. All three have denied wrongdoing.

Investigations Galore

Investigators charge that Nuctech agreed to hire Ms. Lameck’s consulting company, Teko Trading, in 2007, a month after President Hu’s visit. Nuctech agreed to pay Teko 10 percent of the contract if the average price of one scanner was $2.5 million. If the price was higher, Nuctech would pay Teko 50 percent of the added cost. A subsequent agreement fixed the amount of commissions at $12.8 million, according to court records.

At his bail hearing last month, Yang Fan, Nuctech’s representative, said his company hired Teko because “Teko explained how to do business here in Namibia.” He did not elaborate. But in 2007, another Namibian official complained to the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that Ms. Lameck had introduced herself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indhoek as a representative of Swapo, Namibia’s governing political party. She claimed that no business could be done in Namibia without Swapo’s involvement, the complainant said.

Investigators have been seeking Nuctech’s explanation of the affair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There is little sign the company has complied with their requests, although investigators say they remain hopeful.

Namibia’s chief national prosecutor, Martha Imalwa, traveled to Beijing in July, hoping to question officials from Nuctech and another company involved in a separate inquiry. But according to her deputy, Danie Small, Ms. Imalwa was allowed to present questions only to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hina’s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A court has temporarily frozen $12.8 million in Nuctech’s assets while the inquiry continues. Meanwhile, at Namibia’s Finance Ministry, Mr. Schlettwein is belatedly trying to determine what other buyers paid for comparable scanners. When he asked South African officials for pricing information, he said, he was told Nuctech’s contract there is also under investigation.

Perhaps predictably, competitors say Namibia agreed to pay far too much. Peter Kant, a vice-president at Nuctech’s American rival, Rapiscan Systems, said that comparable equipment and services costs about $28 million, or $25 million less than Nuctech’s contract.

Mr. Schlettwein last month tried to send a letter through official channels to Rong Yonglin, Nuctech’s chairman, to ask that the contract be renegotiated. But a Chinese Embassy official in Windhoek refused to accept the correspondence, saying he knew no one with that name.

写最后这一节，我打算主要是写自己的看法。但首先引述一下《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最后一章的观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王亚南在书的第十七章《中国官僚政治前途》中写到，中国官僚政治，必须在封建体制清除之后，在“其它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之后，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才会寿终正寝。

王亚南的思考模式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出发，去推断上层建筑的变化。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况却不一样。首先是官僚体系本身就是塑造“与民对立”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二是“一般工农大众”，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意愿不能集中），来参加并主导政治革新运动。在中国社会，个人仍然是原子化的。正如上文所说，个人组成的诸多组织，除了经济目标可以比较自由地实现之外，其他目标却不能是自主的，必须受到官僚机构的直接管制，或者说其方向根本就是由官僚体系主导的。例如一个行业协会，例如记者协会、作家协会，这些协会更倾向是由党和国家对于记者、作家的管理的工具（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经济上），而非记者、作家形成一个团体，以自己的意愿参与社会生活的工具。这说明王亚南先生的观点是需要修正的。

但是我却坚信，中国特色的这种官僚体系会有最终消解的一天。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官僚制并不是一个非除不可的制度。相反，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官僚制有助于实现理性、程序合法、专业和高效率的管理。问题是，中国的这种官僚体系并不能完全体现官僚制本身的优点。

中国官僚体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官僚体系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应该和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是政治家分开。因为官僚体系，我们假设它是理性的话，在制定并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一定会向自身作出利益倾斜。这是为什么中国政治长年出现腐败的原因。但是中国的政治决策者恰恰是从官僚体系中，通过地上或者地下渠道的诸多博弈脱颖而出。他们本身就和官僚体系有扯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还习惯了官僚制中的思维模式。而且，中国的官僚体系缺乏有力的外部制衡力量，这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而从另外一点来说，充满中国传统特色的中国官僚体系，本身又是有违背现代官僚制优点之处的。例如说，选拔官员时首先看重的是“政治可靠”（当然，近年来官员专业化的趋势也很明显）。此外，制定并施行政策时习惯走“人治”的路线，既缺乏科学的考量和计划，很多时候是“拍脑袋”就上；也倾向于利用人际网络去疏通各个渠道，而不是进行公开的博弈和讨论，不走法定程序。这种施行政策的方法可能在行动时是高效率的，但是并不能保证结果一定是有收益的，而且即使行动是有收益的，也不能保证其一定是正义的，能够尽可能保证每个公民的利益。

总结一下，要瓦解中国式官僚政治弊端，从制度上来说，就是要培育其制衡的力量，而且要将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角色分开，让执行者成为和政策利益脱钩的一方。

而同样，中国官僚体制改革的难处在哪里，也就显而易见了，那就是，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官僚体制自身，因为在中国，没有第二股社会力量能够比它更了解这个系统运作的模式和优缺点，也没有力量能够战胜它。所以在现在，我国是靠官员的远见卓识和自律去推动其政治变革，其进度自然是很缓慢的。

更重要的是，正如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提到，在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政治就从“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过渡。之后的领导人，权威只可能越来越弱，对政局的把控也越来越弱。相反，他们还要越来越受制于不同利益集团（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在官僚体系之中）。也就是说，中国的领导人即使有改革的意愿，要继续进行改革也是越来越难。其实从朱镕基和温家宝施政的处境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不再多述。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认为其官僚体系会最终消解呢？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两个趋向――世俗化、全球化，导致的结果就是那种对神秘权威的膜拜会消失，人会更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政体。而标榜民主自由，实际上却是官僚体系掌控大量资源的中国，将会不断面对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危机的结果无非就是官僚系统做出合理决策，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或者由于错误决策而无法控制局势，导致剧烈的革命，这两个可能都会导致官僚体系的消解。

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渐进式的改革，因为革命会导致生命和财富的损失，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改朝换代之时惨绝人寰的故事不用多说。而且革命之后，官僚政治的思维在中国人深层文化结构中的因素仍未散去，官僚体系说不定又会重建起来，然后过几十年又被革命所推翻，这会让中国继续走在朝代更替的历史宿命之中。

而进行渐进的改革，则还是有因为过快或者过慢而导致局势失控的危险存在。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与其去亲身参与这种改革，走这种钢丝，不如去发展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以创造优良法治环境的方式，培育能够制衡官僚体系的社会力量。简单来说，就是支持市场力量的规范，并鼓励社会组织，如慈善组织、环保组织、公共媒体、社工团体等发展。这些力量的发展首先是符合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且能够促成社会的自我管理，改变人们的观念。这样子在官僚体系开始收缩自己权力范围，并开始转型的时候，社会不至于陷入混乱无序。而且，这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经过改变的人们的观念，能够对官僚体制的改进形成更理性的监督和制衡，推动其变革。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投身体制外工作的人，将会比体制内工作的人，对于国家的进步有更好的贡献。因为在体制之内不免会出现屁股决定脑袋之事，自己的利益将和官僚的既得利益捆绑，则很难做出推动改革之事。

今天去UME看了《南京！南京》。我来北京之后两次去UME看电影，都是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第一次是《南京》的纪录片，记得那时是免费的，主要内容是读以拉贝为首的那帮老外写的日记。这一次又是25元的特价（被迫特别鸣谢：是“雪飞姐”给我省了10块钱）。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精彩的国产片。陆川赋予了这部影片以人性，这是国产战争影片的一个突破。

先谈一下影片的人性

谈到中国战争影片对人性的描画，不由得先说说另一部电影，《集结号》。去年这部片子很猛，而且宣传攻势也很大，我还做过它宣传帮凶，但我看过影片后，尤其是在我看了《太极旗飘扬》之后（我看的是2.4G的高清版本，随硬盘丢了，可惜啊），发现它挫得很全面（下面会分析到）。其中一点就是内容很挫，内容挫的关键就在于对人性的刻画，太矫揉造作，有哗众取宠之嫌，而且并没有剥除原有的意识形态（把背景放在解放战争本来就很难剥除）的禁锢。给人感觉就是为了让电影有故事才这样做的。相反，《太极旗飘扬》就自然得多。因为该影片放在首位的并不是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兄弟的亲情和爱情，这更贴近人的生活的感受。

上面一段有些跑题，但我想说明的是南京这部戏也是靠近了生活的。《南京》的成功就在于表现了人性的复杂。最突出的是体现在日本士兵角川和拉贝的秘书唐先生（也就是范伟）身上。影片在原本应是万恶的代表――日军士兵之上加上了人性中应有之善，在原应是善良受害者的代表唐先生身上，加上了人性中本有之恶――为小我而使群体受害。

角川是贯穿影片线索的人物，影片的发展是根据他的所见所闻而推动的，我觉得他应该是第一男主角（其实影片从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出发去推动故事实际上已经是国产片的一大突破）。他是有情感的，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爱上那个慰安妇，而且会为误杀而道歉，会以杀掉高圆圆的方式帮她保持尊严。他的负罪自杀，是人性中的善对他精神的拷问，使他不堪重负之结果。

唐先生的恶则很明显，为了保存自己和家人，向日本人告密，结果是害人害己。最后他牺牲自己的行为恰好表现了人性在善恶之中转换的复杂。

至于其他角色，大都还是善恶分明的。例如其他的一些日本兵，还有拉贝、高圆圆等人。当然我觉得最平面化的一个人就是刘烨同志，永远都保持那严肃的表情，死了之后也一样，眉头紧锁眼睛猛瞪，连笑的时候也不愿意把嘴咧开多一点点。我承认这样装是很酷，但这是正常人的表情吗？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角色的，他正好表现了影片对意识形态的突破――他应该是我见过最酷的一个国民党兵了吧。

其实这些平面化角色的存在并不等于是影片的缺点。因为他们还是表现了自己的不同的侧面，例如拉贝、高圆圆等人的恐慌和无措（要是以前他们就是伟光正英雄的形象代言了），日本兵在进行娱乐活动时唱歌跳舞至少像些人，而不是每一个镜头都让他们青面獠牙。因此我说的平面化只是相对而言。

影片中的女性

我在看此片前一晚刚看了另外一部电影《西西里岛上的美丽传说》，影片说的是二战时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少年情欲初现时对一个少妇暗恋的故事。其实影片在借少年的眼睛去展现少妇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先是丈夫战死，然后老爸被炸死，因为寡居在家又受流言蜚语，最后迫于生计沦为妓女。可以说这部影片关怀了女性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

而《南京》里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场景还是和女性有关，就是拉贝和高圆圆召集慰安妇时的场景，那些人群中举起来的一只只的手。影片中间很核心的一段（从军队的屠杀之后）就是描写南京的中国女人在陷落后的悲惨命运。但我觉得那个场景是令人震撼的。她们举起来的手既表现了她们的不幸，也表现了她们的伟大，甘愿自己去牺牲而换取难民区的安宁。如果说有体现民族精神的话，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她们的忍让、宽容和牺牲，她们的精神，在这个地方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体现的正是中国人柔弱、沉默而内心强大的民族性格。

影片中的政治意识形态

刚才说了，这部片子优秀之处就是淡化了意识形态而突出了人性的复杂。这里又不得不把《集结号》拿来做一个对比。《集结号》，正如上面所说，它本来就是建筑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尽管我记得当时它也号称要“淡化”。但影片的主体情节――谷子地自虐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承认，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淡化”。所以崔卫平才会说《集结号》所表现的就是一种矫情――米兰昆德拉称为“媚俗”。而《南京》里没有（也没有条件）表现国共之间的不同，而且对于民族主义的处理也有明显的淡化。例如它并没有让中国士兵以一挡万，也没有让日本人都青面獠牙，神情猥琐，影片的最后场景只是体现了小豆子重获自由的快乐，而没有“抗战胜利”这种情节。

当然这不是说明它不存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包裹。例如中国士兵被处决时大喊“中国万岁”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另外还有我刚才所说的对中国女性的刻画。如果大家认为我的解读是有道理的话，我觉得那是刻画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明的手法。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民族感情的，就是南京的城墙。在影片的开头（日军进攻）和结尾（角川放人）的场景里，南京城墙呼应式出现，仿佛在告诉观众，“南京还没有倒”。

倒是对于日本人，没有这种矫情的表现，他们的残忍和罪恶都体现在行动之中。有人在网上说这部电影对日本人的刻画还不够，应该把他们拍得更坏。我觉得这不是愤青的问题，而是智商的问题。其实影片里整体表现的就是日本人的残忍，所有的罪恶都来自日本的侵略，难道真的要拍两个日本人比赛砍中国人头的场景才能表现他们的残忍不成？何况影片里还有很多细节表现了这种残忍。被处死的中国人绑在柱子上，吊着的中国人的人头，屠杀中国军队的场景，把死去的慰安妇拉走的场景，说还不够的人，看来也是没人性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吧。

而且影片里还有很高明的地方在表现日本军队的残忍。我记得清晰的一个场景是范伟和他老婆分离的时候，在他老婆（也就是秦岚）身后的墙上挂着“共建大东亚共同体”、“皇军保护你们”的汉字标语。摄影师用景深镜头（说一个专业的词来装一下，专业哦）来拍这个场景，故意就是要把那行字给人看清楚，聪明的人就会立刻联想到影片是如何表现“皇军”是怎么样“保护”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含蓄而深刻的对比，我觉得是很精彩的。以往的日军（电视和电影里）要么就是像条疯狗一样到处奸笑，要么就是留一个小胡子，被游击队一个干掉n个，呆板得像奥特曼里的怪兽，连死的时候都要循例惨叫几声。《南京》的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影片的拍摄技术（装一下）

上了雷蔚真的课发现还是有点用的，就是看视频的时候总在想镜头的问题。所以借此机会装一下B，抛砖出来看看影片是怎么样拍的，有不同意见的尽管拍我。很多人说这部片子让人很压抑。我也觉得，所以我挺喜欢，因为我很变态，喜欢压抑的东西，哈哈。

我觉得影片的压抑除了剧情以外，和它拍摄手法有一定关系。

首先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影片，总体来说，按雷的说法，晃得很均匀（当然他说这句话时都同时模仿我们拍片子时的不专业）。当然这是故意为之。这是利用手持的摄影机而不是固定的摄影机拍摄的。我觉得，画面的晃动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而且是一种紧张的亲历感。尤其是镜头不断围绕着人物去转。观众就像在人物身边，亲眼看着他们的表情，看着他们战斗并且死去。这样很容易让人进入到当时的情境中去。

这种手法在表现战争的影片中（至少我看过的）已经被运用多次。据说（我听说的）《拯救大兵》诺曼底登陆战场景是首创，后面《太极旗飘扬》和《集结号》也用过。当然《集结号》是《太极旗飘扬》的parody――拙劣模仿。

《南京》对晃动镜头的使用，我觉得应该是和它的其他特质结合一块的。例如它是黑白片，弄得很像历史纪录片。当然它的拍摄手法并不总是很纪录，蒙太奇还是用得挺多的，而且配乐也很多。但还是很容易创造让人沉浸其中的氛围。

其次，影片注重表现细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镜头经常会拍人物的表情，包括士兵的、平民的，而且是把人物放在画面正中间，关键是他们的表情都表现得自然――自然的恐惧、绝望、麻木或者坚决。这让我想起另一部国产“优秀”影片《云水谣》，忍不住跑题说一下，影片让我印象最深的两处，就是陈坤和归亚蕾的大脸“啪”地放在正中，然后他们开始哭，脸部表情开始扭曲，让人觉得极其矫情而且浑身不舒服。再加上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集结号》有得一拼。这样的影片能入围奥斯卡才怪。

另外影片的音效做得不错，我个人感觉比《集结号》要好，这可能是华星的音响（小厅）比金逸（一个中等的厅）要好的原因。但从这里感觉影片还是做得挺精细的。

影片的问题

说实话，去年先看《集结号》，再看《太极旗飘扬》，感觉就是中国导演（还是当红一线的冯小刚）拙劣模仿了韩国影片，而且剧情和音效都差好远。本以为这就是中国导演和韩国导演的差距，感觉与中国足球和韩国足球的差距相仿。但看完《南京》之后，还是对陆川有点信心的。但总要挑挑刺。

首先我始终没看懂的一点是为什么范伟会被枪决。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有人看懂了告诉我一下）。我的感觉好像他就是为死而死，也就是说要用慷慨赴死来表现范伟“人性之复归”，但这不合剧情发展。

其次是江边开枪屠杀中国军人的一幕，最后只是给了一个全景，表现死的人很多。但我觉得应该给多点死人的中景和近景的移动镜头（当然这是我看了《拯救大兵》的结果，导演完全有理由拒绝模仿），因为这样会更震撼。理由是这样突出了每一个生命逝去的悲惨。正如斯大林同志（他不是我同志）所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只是个统计数字。这样给全景感觉和“死100万人”差不多。

第三还是刘烨同学。其实他刚开始阻挡那些撤退的军队时，怒吼得挺入戏的……唉，可惜了……

第四是它的英文名，我觉得还不如中文名来得简单粗暴（简洁有力）。我觉得如果把中文名改成英文名那样叫《生死之城》也不错。

第五是很吹毛求疵的说一下，其实把影片的桥段分开来看，新意只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但很多的手法在我看过的其他影片中都有呈现。例如上面说过的手摇镜跟拍，对于日本士兵的处理我们也能在如《硫磺岛来信》中看到一些影子。

 

总结全文，我们不能对中国导演要求太高，毕竟他们受的制肘是很多的。这部影片，我觉得是一部大规模上映的影片之中的一个突破。

 

影片以外

1、其实对于30万这个死亡数字中日历史学家一直都有争议。我觉得这种争议完全是中了日本人的计。因为首先中方无法提供很有力的证据证明就是30万，所以被日本人死抓住不放，关键是中国人还跟别人死磕。但这完全回避了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日本军队那时的行为是丧失人性的，在南京城，他们即使“只是”杀了3万个人，甚至30个人，都是有罪的，都是需要道歉的。我们追究的重点在于他们要认罪，而不是他们杀了多少人。好像只有杀了30万人，中国人才会被激怒，少于这个数字就无所谓似的。

2、南京陷落是发生在淞沪会战之后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的精锐基本都被打光了，但是蒋介石其实在战略上赢了，因为他让日本的最精锐的陆军师团也基本陷在淞沪战场。可以说老蒋这一着是带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因为日本的陆军在此之后基本都被拖在中国，解决了苏联的后院问题。但是这时我党却趁机兴起了……抗日战争让老蒋元气大伤，客观上造就我党雄起。当然，也有不少史料，包括喜欢爆料的张国焘同学说，老毛是主观上这样做的，鉴于毛同学一直的表现，我有理由认为他在主观上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大。

3、承接上一条，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主力，可惜那段历史很多被篡改了。凤凰台那个“喋血会战”的节目还是有点良心的。

4、我一直都没有看过张纯如的书，很想知道她写的是什么。

5、看到孙中山的像倒下来，我第一反应想起的是萨达姆……

6、提到南京城墙没倒的事情，想起北京50年代的遭遇，还有南京近年拆城墙的事情，不禁感叹，连日本人都没干成的事情，我们居然现在还在干，而且很多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7、因此本人最讨厌那些只会骂别人的人，在骂人之前，先撒泡尿照照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