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的博客

重建社会的自主性

——反对的政治之二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一个乌尔苏斯的工人因为罢工而被开除和关押，一个拉多姆的工人因为携带了一些违禁传单而被捕，他们家庭的平衡因此就被打破，家中的妻子孩子的生活变得没有来源。就这个家庭的妇女儿童来说，她们起码需要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按照惯例，能够给贫困家庭提供援助的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能够发放补助的人们希望“统一”发放。因为那也是一种权力，控制的权力。但这时候有人也拿出了200块钱，送给这

【按：我批评维稳的年代缺乏政治，缺乏不同利益和意见之间的协商，缺乏在协商基础之上（而不是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整合，这并不等于说作为反对者，就天然拥有了一种政治性，不等于说从反对的活动中，人们便自动取得了恰当的政治眼光和立场。有时候人们在谈论“政治化”或者“非政治化”时，仍然是权威钦定的“政治”。

许多东西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我们同样缺课太多。除非有了一些新的起点，事情才会有一些新的面貌。也许，只有是自我限制的，才可能是更大自由的。放在这里的是去年一篇长文的部分（

是政治的就不是维稳的，是维稳的就不是政治的

将来的人们会用什么来称呼我们这个年代？“维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稳年代”会变得如同“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一样，用来标明某个历史时期。

维稳着眼于当下。因此，对于我们民族来说，从来没有像这个年代，丧失了任何对于前景的期待。不论是“平等”、“自由”、“不受支配”这些现代展望，还是“耕者有其田”这样古老朴素的愿望，都变得无从谈起。没有未来，便缺少了信心。

维稳着眼于效果。只要达到维稳的目标，哪怕不惜一切。于是，在维稳所“不惜”和“不屑”的对象中，受到伤害最深的

一

如果出演《蓝天使》女主角的是莱妮·瑞芬斯塔尔，而不是玛琳·黛德丽，那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至少，在成为摄影棚里的女明星之后，瑞芬斯塔尔不会走上导演之路，纳粹德国不会拥有一位女性代言人。对于黛德丽来说，她是否能够走出柏林，成为一位国际明星，这还真难说。当然，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尽管瑞芬斯塔尔对自己信心十足，但是那位来自奥地利的好莱坞导演约瑟夫·冯·斯坦伯格早已经心里有数，他对黛德丽“情有独钟”，只是过于自恋的瑞芬斯坦尔没有发现这一点。

对于斯坦伯格来说，起用黛德丽不能不说是一桩冒险。原因不在于黛德丽

一 事情经过

今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荷兰为主宾国，有二十多位荷兰作家、诗人、画家来到北京，与中国同行和读者们进行交流。荷兰方面在798艺术区举办了一系列沙龙讨论，我本人亦得到邀请。我所参加的那个单元主题叫“好奇心的重要性”，按计划我应该主持这场讨论。

参加讨论会的嘉宾有荷兰的物理学家桑德尔?柏斯（Sander Bais），他有一本著作已经翻译为中文出版，书名为《图解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有一位荷兰的生物学家米达斯·德克斯(Midas Dekkers)，他的著作《身体锻炼》也在不久前由花城出版社引进出版。中国方面参加讨论的作家有刘震云和沈浩波。

——读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该文曾分两部分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现恢复原貌，献给我受罪的兄弟冉云飞。

迫降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被捕。这天凌晨五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十五人。这回警方针对的是“保护受不公正审判者委员会”（VONS），这是一个松散的观察小组，一年前由朋友们自发组成。它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因为表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指控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们，或者那些警察和法庭滥用权力的受害者的案件的审理”。他们将这些案例搜集起来，打印成报告，送给官方和公之于众。及至被捕，小组成员一共提交了155份这样的报告。（哈维尔《给奥尔嘉》英译本序言）。

再次落到警察手中，哈维尔甚至觉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上回被捕是在78年1月，这之后警察对他采取“软禁和陪护”政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在哈维尔夫妇的乡间居所，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所，并弄坏他的小汽车。什么时候再度抓他进去，就像一柄悬在空中的剑。“我的飞翔不可能有别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