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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人家——諸山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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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录尚书六条事  

2009-09-21 18:34:25|  分类: 自由学术杂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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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汉以来的诸卿制度在魏晋南北朝发生了很大变化,步入了衰微时期,其权力逐渐向尚书台转移,尚书诸曹演为具体的行政执行机构,而录尚书六条事的出现,与尚书诸曹数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后者决定了所录尚书条数的多寡。随着尚书台(省)权力的不断发展,尚书台(省)制度日臻完善,至隋终于固定为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六部制。

关键词:录尚书六条事;六曹,尚书台;六部

 

考诸文献,尚书省之名称,至少始于刘宋[1]。值得注意的是“录尚书六条事”一职的出现。这正是尚书台(省)在本时期坐大的结果。“录尚书六条事”自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之后,常见诸史册[1](卷89,晋纪十一)。据《宋书》卷39《百官志》,录尚书事又有六条与其他若干条之分,其中以录尚书六条事居多[2]。“录尚书七条事”,似在西晋之时便已出现,《北堂书钞》卷59录尚书事、参七牒条注引《宋书》称:“晋惠帝初,使录尚书七牒六事,经关张华有异,得不议。”此外,又有录尚书八条事[2]、录尚书五条事[3]。无疑,这是自汉代以来领、录尚书事制度的发展。但此一制度究竟始于何时,以及所录之具体事项,却一直甚为模糊。兹不揣浅陋,就此问题略陈管见。

 

录尚书六条事的发轫与位次

 

胡三省氏认为这一职称出现于十六国之前赵刘聪时期,《资治通鉴》卷89注:“录尚书六条事始见于此。”又,同书卷97注:“录六条事,在尚书之下,是必魏晋之间先有此官,(聪)承而置之也。”今人田余庆先生亦认为此职称始于刘聪之时[4]p224-225

管见以为,录尚书六条事当起始于东汉中叶以后,至迟在魏晋之际。需要说明的是,自夏代开始,便有“六卿”、“六太”、“六工”、“六军”[5](14《刘晔传》注引《傅子》)、“六宫” [5](13《王朗传》)、“六行” [5](21《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等等职官称谓,甚至有学者认为古人的政制设想是以三的自乘数为标准的。[3]这种情况经秦汉的继承与发展,如秦始皇尚六及六的倍数,故设立三十六郡等,[4]魏晋之后亦然。《宋书》卷85《王景文传》:“固辞詹事领选,徙为尚书令,常侍、仆射、扬州如故。又进中书监,领太子太傅,常侍、扬州如故。景文固辞太傅,上遣新除尚书右仆射褚渊宣旨,以古来比例六事诘难之,不得已乃受拜。”《魏书》载高祖太和十七年诏称“六职备于周经,九列炳于汉晋……” [6](7)同书卷9肃宗正光二年诏称“有司可修案旧典,祗行六事”。是以“六”谓官,袭为传统,迄至魏晋南北朝,由于以尚书省为核心的三省制度的雏形正处于孵化过程之中,故“六卿”、“六官”、“六事”、“六府”、“六典”[7](卷19,职官)等等与尚书省职事相关的记述频见史乘。

至于其出现的具体时间,或可从《三国志》卷1《武帝纪》中窥见一斑。魏晋时公卿尚书常常并称。建安十八年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注引《魏氏春秋》曰:“以荀攸为尚书令,涼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弈、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同书卷13《王朗传》说,夏代之六事之人,亦即以六卿典事者。魏文帝受禅之时,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爎祭天地、五岳、四凟,曰:“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将士,泊于蛮夷君长,签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5](卷2《文帝纪》注引《献帝传》)便明确提及“六事”。此“群公庶尹六事”与“外及将士”等对举,可明六事乃朝内之官,而非汉之以六条督察地方之刺史,又考虑到先前已有曹操对于尚书台的重大改革[8]p1-9,那么此处所谓“六事”应当就是尚书六事。

关于录尚书事与“录尚书六条事”的位次问题,《晋书》卷102《刘聪载记》:“以其子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刘粲自然位在刘延年之上。《晋书》卷8《穆帝纪》:“即位年幼,皇太后临朝,用会稽王昱、蔡谟辅政。”因昱为抚军大将军(系二品)、谟为左光禄大夫(系三品),位望稍逊,故同为录尚书六条事。至哀帝兴宁元年(363)欲以桓温辅政,因温原系太尉,又加大司马(系一品)之故,遂直接命为“录尚书事”。又,《晋书》卷64《会稽文孝王道子传》,太元八年(383),谢安已录尚书事多年,威望崇高,作为孝武帝同母帝、年方20岁的道子入仕未久,故首先做了录尚书六条事,待到谢安去世,方迁录尚书事。因此可以断定录尚书事的职权大一些,其秩位优于录尚书六条事。

 

录尚书六条事的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录尚书六条事的出现,当是《南齐书》卷16《百官志》所载之“通关案”:“凡诸除署、功诠、封爵、贬黜、八议、疑通关案,则左仆射主,右仆射次经,维是黄案,左仆射右仆射署朱符见字,经都丞竟,右仆射横画成目,左仆射画,令画。右官阙,则以此并画。若无左右,则直置仆射在其中间,总左右事。”因此所谓通关案,就是需经尚书省集体审核批示的文件。此六项通关案是关系利益分配、各种管理许可权的规定,自然皆为荣辱盛衰之大事,录尚书事当然要直接过问。这六条文案写成的书札谓之“条”,故经管此六项事者成为录尚书六条事[9]p194-195

问题在于,既然录尚书事职无不总,又有什么重大事件不需要其亲自过问呢,何止六种而已。循此思路,若一旦录数十条事,是否意味着此时需要过问的重大事项又增至数十种了呢?故此论不足取信。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尚书台(省)几项重大事条,除录尚书事以外,还要让“录尚书六条事”或其他官吏来过问,以保证统治质量。由于最早定下的是“录尚书六条事”之名,以后虽条数有时变为七条、八条,但因大致内容未变,习惯仍旧叫做“录尚书六条事”。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在内[10](p183)

相对而言,管见以为后一种结论有一定道理,但仍未能解释录尚书六条事的本义。这就要涉及录尚书六条事之渊源,这一渊源与尚书台所辖曹数有关。

胡三省有一条解释颇值得玩味。《宋书》卷39《百官志上》载何充“让录表”曰:“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菘、陆晔各录六条事。”据此沈约说:“然则似有二十四条,若止有十二条,则荀、陆各录六条,导又何所司乎?若导总录,荀、陆分掌,则不得复云导录其一也。其后每置二录,辄云各掌六条事,又是止有十二条也。十二条者,不知悉何条。”对何充表文,《资治通鉴》卷89胡注据《通典》卷22《职官四》为“各录六条”之“六”为“二”之论,王导录其一,荀、陆各录其二,共曰五条,即录尚书五曹之事。这个解释,说明胡三省已经隐约意识到录尚书六条事与尚书诸曹数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对此,祝总斌先生认为,这种解释是存在着明显的纰漏的:若说尚书五曹由三人分掌,则无以解释录尚书事“职无不总”的宰相权力,并且王导是司徒(系一品),比荀、陆二人之光禄大夫(系三品)官品、声望都要高得多,不可能王导只录其一,而荀、陆反各录其二;再则东晋后来一直设有录尚书六条事,不能与尚书五曹统一[10]。然而,这也许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因为,胡氏的思路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解读录尚书诸条事与尚书诸曹数之间的关系毕竟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倾向于赞同胡三省的观点,即录尚书六条事确与尚书六曹有关。这一点,通过考察尚书台(或尚书省)的衍变过程,便可见其端倪。如所周知,尚书台(省)本秦汉九卿之一“少府”属下的一个机构,《宋书》卷39《百官志上》尚书条云:“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是尚书职品初定时,即有用六的成例。不排除这其中存在某种偶然性,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在尚书职能的演进过程中,原本不属于尚书的职能逐渐被合并进来。尚书的地位日渐凸出,应该与这种趋势有关。西汉武帝之后,尚书台的地位日益重要,炙手可热。到东汉中叶,形成六曹尚书(加上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合称尚书“八座”,领有尚书郎三十六人)。陈寿评曰:“八座尚书,即古六卿之任也。”[5](卷22《桓二陈徐卫卢传》)《初学记》:“光武帝分增三公曹为二曹,其一曹主岁终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曹,主选举与祠祀,民曹主缮功,作盐池、苑囿,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二千石曹主辞讼,中都官主水火、盗贼,与三公曹为六曹。”[11](卷11尚书令条引《续汉书》)至此,可以看到,诸曹尚书的权力的确已经渗透到原来诸卿的管辖范围之内了。[5]

洪诒孙《三国职官表》曰:“尚书令总典纲纪,无所不统,所居曰尚书台,出征则以行台从。汉犹隶少府,魏时,政归台阁,则不复隶矣。”[12]东汉时,出现被成为正式宰相的录尚书事。《初学记》云:“太傅一人,当以善道,无常职,世祖以卓茂为之,其后每帝即位,辄置太傅一人录尚书事,薨则省之。”[11](卷11太师太傅太保条引《续汉书》)录尚书事由皇帝指定亲信重臣兼理,权力极大,军国大事,总而裁决,是皇帝以下握有实权的最高官职,被正式成为宰相。但总起来看,录尚书事并非常设之职。

魏晋之时,尚书之职较诸以往,更形显贵,尚书郎可以出任太守等二千石大吏[13](卷76《王廙传》、卷77《诸葛恢传》),而由太守入为尚书者亦有之,如李胤即由河南尹拜为尚书[13](卷44《李胤传》)。晋时河南尹与汉京兆尹秩同,可见尚书之贵。西晋时,尚书台成为“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也”[13](卷34《羊祜传》)。案此六职,即为六曹。据《初学记》,西晋有六曹,宋有六曹,梁陈六曹,后魏北齐六曹,后周依《周礼》置六官尚书之任,隋六曹,唐六曹[11](卷11诸曹尚书条)。杜佑说:“魏晋以下,任总机衡,事无大小,咸归令仆。”[7](卷22职官四)随着尚书台地位的日益重要,刘宋时已有尚书省之称,“宋曰尚书寺,亦曰尚书省,亦谓之内台。”至梁时正式称尚书省,并设六曹尚书。北齐则曾称“六尚书”:“北齐尚书亦有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亦谓之北省。”[7](卷22职官四)根据《通典》的记载,东汉有三公曹、吏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光武帝分二千石曹及客曹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曹魏时尚书诸曹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西晋初年有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共六曹;太康时则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东晋五曹: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南朝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起部,共七曹;北魏前期有殿中、南部、北部、吏部、仪曹、都官、库部,共七曹;后期有六曹:吏部、殿中、祠部(仪曹)、七兵、都官、度支;北齐则有六曹: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经过发展、稳定,至隋固定为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7](卷22历代尚书条)。由此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虽然族属有别,建立年代各不相同,尚书省所领也时而五尚书、时而六尚书(六条事)或七尚书(七条事),反映了时局的变化对于官职的影响。但其历史轨迹基本上能够印证这样一个事实,即尚书省职掌变化并不是很大,其中属于有事则置、无事则省者,除了起部一曹之外,其余大都成为其后隋唐六部制的渊源[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吏部“除北魏前期排在第四位外,各朝吏部都为列曹尚书之首,其重要地位历三百年没有变化,说明君主对官员任免权的特别重视,各朝各国完全一致”[16]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六曹尚书”或“六尚书”无疑是录尚书“六条事”的根据。魏晋南北朝的中央行政大权,虽然在三省之间飘忽游移,三省制度却在这种游移中向前发展,日臻完善,终于成为包括城市管理在内的权力中枢[14][6]

 

简短的结论

 

概而言之,所谓录尚书六条事,其肇始与尚书六曹有关。而尚书六曹的发展则与中央各种行政权力向尚书省转移有关。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其变化踪迹始自魏晋,完成于南北朝。尚书初置六曹,后渐增多,至北魏更出现“通署三十六曹”[6](卷24《崔玄伯传》)、“总三十六曹事”的录尚书事加官[6](卷32《崔逞传》、卷44《罗结传》)。因尚书曹数增多,才会有录尚书五、六、七、八、三十六诸条(曹)事的变化,并且“录尚书六条事”常常成为录尚书众曹事的概称。至于具体录几条事,则根据时势之变更而时或有异,但基本保持习惯上的“录尚书六条事”之称谓。

 

参考文献:

[1](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2](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唐)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合肥:黄山书社, 1989

[9]张晋藩主编.中国官职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10]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1](唐)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3](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陈琳国.魏晋南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A].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2

[1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16]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 参《通典》卷22《职官四》。案此时虽有省之名称,但并不确定,通常仍称尚书台(《渊鉴类函》卷73《尚书总裁二》引《齐职仪》)。三省制度得发展和形成以及权力关系的衍变情况,大致是东汉政归尚书,南北朝政归门下。参《困学纪闻》卷13《汉魏晋政柄所归》。

[2] 案“条”又可称“事条”,凡京师治、署、邸、肆等所职掌,亦俱称“条”。

[3]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第5页。

[4] 周振鹤《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由于三省的发展,秦汉以来的诸卿制度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了衰微时期。《晋书》卷39《荀勖传》:“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入尚书。”虽然后来并未像荀勖所建议的那样省掉诸卿之位,但却出现了废置无常的情况。即令有之,也多居清闲,职掌平常。如齐武帝以雍州刺史张瑰为太常卿,瑰曰:“陛下御臣等若养马,无事就闲厩,有事复牵来。”参《南史》卷31《张瑰传》。

[6] 有关三省制度的论述,还参照了前揭祝总斌文、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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