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色·戒》背后的中日暗战:残酷的间谍互杀

　　潜伏在“孤岛”中的军统、中统机关，则奉命对有代表性的汉奸，采取暗杀、狙击等手段加以制裁，先后制造了不少轰动上海的大事件，希冀藉此抑制降日潮流，震慑亲日分子，鼓舞抗日斗志。查看全文>>

 

《色·戒》没有也不可能讲述故事的全部。

１９３７年，发生在上海、北平以及中国各大城市的中日特工战，并不都如张爱玲和李安讲述的那样有着女人、性与情感纠葛，更多的是血雨腥风。

戴笠将军领导的中国刺客，与日伪手下的汉奸特工，在暗夜与街头进行着城市游击战。

同志并不永远是同志，敌人也并不永远是敌人。

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通过历史的传奇，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这形形色色的角色。

他们在暗处战斗。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从历史角度看，该片展示的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的复杂抗战画卷，以往在国内较少为人所道。可以说，该片填补了中国抗战史的某种空白，为国内观众补了一课。

与共产党一样，国民党在沦陷区也开辟了敌后战场，开始比共产党还大，不过后来逐渐衰落。但在日伪严密控制的城市，共产党的力量则不如国民党强大。因为抗战之前十年，共产党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力量受到很大摧残，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武装力量几乎荡然无存。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和抗战初期，共产党的组织刚刚在这些地区得以恢复或重建，这些地方却又很快沦陷了，所以共产党在城市的武装力量是有限的。国民党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是他们的中心和重心，控制较为严密，力量较为强大。故在沦陷前夕，他们有条件做出较为充分的潜伏布置。抗战时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4年多，除了初期苏联有限的支援之外，中国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为了鼓舞士气，国民党经常在城市采用扰乱、暗杀、爆炸、恫吓、策反、反间等方式打击日伪，似可称之为“城市游击战”。

关于破坏活动，国民党在城市和交通沿线，破坏日军机场、兵营、仓库、粮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铁路、公路、水路等各种交通设施，不计其数。关于暗杀活动，亦有很多“大案要案”。例如，军统追杀汪精卫，从国内杀到国外，又从国外追到国内，屡次失手，仍坚持不止，牺牲了多位勇士；虽未成功，但吓得汪精卫及大小汉奸头目寝食不安。华北的军统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抗战初期，先后组织了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动，其中有的成功了（如成功刺杀了张敬尧），有的失败了（如石友三、殷汝耕），有的误杀了别人（如刺杀王克敏时错杀了王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刺杀汪精卫时错杀了其副手曾仲鸣）。在华东的上海，凭借外国租界的掩护，更是涌现了一批惊天动地的大案。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7年底至 1941年底的4年里，军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 150余次。刺杀对象，开始主要是各类汉奸，少数是租界里与日伪勾结的高级警探，后来发展到不管军衔高低、对身着军服的日本现役军人“格杀勿论”。例如军统在大年初一的夜晚，潜入戒备森严的私宅，刺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又如，军统在市长官邸，刺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军统还先后刺杀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籍副总监赤木亲之，以及在马路上行走的日本现役军人60多人，杀得驻沪日军单枪匹马不敢上街。除北平、天津和上海之外，南京、武汉、广州等沦陷的大城市，也时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针对国民党对日本占领军和汉奸的制裁行动，日本人以牙还牙，支持汉奸李士群、丁默邨之流以及其他汉奸流氓组织（如常玉清的“黄道会”等），以暗杀对暗杀，镇压国民党的抗日力量。

毋庸讳言，军统、中统是特工组织，但在抗战时期，他们在反共的同时，也开展过抗日的特别工作，完成不少抗日的特别任务，对敌后抗战做出了贡献，自身也付出代价。尤其在日伪严密控制的城市，军统、中统这种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机构，才可能有较大的作为。国民党包括其特工组织的城市游击战，和其正规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史迹一样，应当予以客观承认、充分肯定。

 

历史烟尘中的《色·戒》原型

■文/洪小夏

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导演的电影《色·戒》，将人们的眼球吸引到抗日战争，“孤岛”时期的上海。当尘封已久的历史画卷打开，五光十色的当年底片，展现在我们面前。

郑苹如登场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退；上海随之沦陷。

正在其时，《色·戒》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出现了。

“八一三”后，孤岛时期的上海，郑苹如身为检察官的父亲郑钺为人正直，教导子女报国雪耻；自己朝九晚五出门上班，回家则闭门谢客。郑苹如的母亲是日本人，原名木村花子，在郑钺留学日本时与之相识到相爱；后随夫君来到中国，改名郑华君；相夫教子，从小教郑苹如日语，也教她爱中国。

郑苹如生性聪颖，风姿飒爽，典型的上海小姐。此时年方二十，婷婷玉立，刚从上海法政学院夜大毕业，既会说标准国语和上海话，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上海社交界十分活跃，1937年曾上过上海《良友画报》的封面。

1937年底，中统专员嵇希宗了解到郑苹如的情况，认为郑做对日情报工作很有优势，便介绍她加入了中统。1938年，郑苹如奉中统江浙区指示，与日伪各路人物周旋，搜集了不少情报。例如，1938年她曾搜集到汪精卫拟叛逃的情报，可惜当时重庆未相信，事后则对郑刮目相看。

其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隆来到上海，住在东亚同文书院。近卫文隆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学习成绩平庸，花费却十分惊人，其父很快将其召回日本，又派到上海担任东亚同文书院的职员。此时该院的院长，恰好由近卫文麿兼任。近卫文隆这个花花公子，不安心呆在条件简陋的东亚同文书院里。在虹口的社交活动中，光彩照人的郑苹如很快引起近卫文隆的注意。恰好，近卫文隆也是中统需要的日本要人。郑苹如通过与近卫文隆的交往，刺探了大量的日本情报，也结识了不少日伪方面的人物。

初识丁默邨

电影《色·戒》中男主角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原系国民党中统的骨干。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时期，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处长徐恩曾，二处处长戴笠，三处处长丁默邨；丁与戴笠是平起平坐的角色。1937年“八一三”以后，调查统计局一分为二，形成军统和中统两个系统。戴笠地位上升，成为军统首脑；徐恩曾继续经营中统；丁默邨则被架空，仅挂了个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闲职，一气之下，跑到云南昆明，养起病来。

1938年底，早已投靠日本人土肥原贤二的原中统特务李士群，在上海搜罗流氓，网罗骨干；得知自己原来的顶头上司丁默邨赋闲，立即派人到昆明邀请。丁默邨一拍即合，到上海和李士群一起投靠日本人。

1939年初，丁默邨到上海不久，即纠合李士群等，诱捕了国民党中统的熊剑东。郑苹如此时参加中统已一年多，奉命设法营救熊剑东。抗战之前，丁默邨担任过上海民光中学校长，郑苹如在民光中学读过书。藉此契机，郑苹如拜访了丁默邨。丁默邨其貌不扬，患有肺病，常常干咳，却十分好色。郑苹如青春年华，光彩照人，算来还有师生之谊。两人互有所求，几次见面下来，就十分熟悉了。中统运用综合力量，终于迫使丁默邨释放了熊剑东。

“孤岛”风云

随后不久，丁默邨与郑苹如在一起闲聊。丁默邨说：“你父亲是高二分院检察官，为何不参加和平运动？”郑苹如不回答。丁又说：“如果坚持不参加，难免有性命之忧。”郑回家后，向父母、弟弟说明情况。全家商议一番，决定暂时不予理睬。

1939年2月20日，日本当局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的工作训令》。3月，丁默邨、李士群正式合流。他们搬进了由日本人拨给的位于沪西“歹土”（外国人越界筑路地区）的一幢花园洋房——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该特务机构遂以“76号”相称。

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一伙拼凑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76号召开，会后成立了汪记“国民党中央党部”，给76号冠名“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9月正式委任了该总部官员：主任丁默邨，副主任李士群、唐惠民。

此时的上海，日、伪、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中共，两国四方，在“孤岛”租界内外，展开激烈的斗争。生活在“孤岛”之中的中国人，抗日情绪高涨；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亲日分子在租界里还不敢公开活动。中共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和群众工作。而潜伏在“孤岛”中的军统、中统机关，则奉命对有代表性的汉奸，采取暗杀、狙击等手段加以制裁，先后制造了不少轰动上海的大事件，希冀藉此抑制降日潮流，震慑亲日分子，鼓舞抗日斗志。日本占领军则假手丁默邨、李士群之流和其他流氓特务组织，以暗杀对暗杀，与国民党军统、中统对抗。上海滩风起云涌。

11月23日，“孤岛”中发生了76号特工刺杀设在租界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的案件（因他给砸租界报馆的76号特务判了刑）。丁默邨对郑苹如说：“杀只鸡给猴子看看。”

未遂的刺杀

由于以丁默邨为首的76号特工总部对国民党地下抗日人员威胁极大，中统局此时密令在上海的中统局江浙区制裁丁默邨。由江浙区副区长，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弟陈宝骅负责指挥，具体执行人为嵇希宗、刘彬、郑苹如等。嵇等人商议，拟由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位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自己家，然后在郑家动手。

12月10日傍晚，丁默邨应邀前往郑家。但车到郑家门口，丁默邨却不知是出于警惕，还是真的临时有事，没有下车便离去了。此次行动计划落空。

转眼到了圣诞节前夕。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有十几万外国人居住。虽说日本人横行，但节日的气氛依然浓厚；各个商场，商品琳琅满目。嵇希宗与郑苹如商量：下一次制裁的地点，选在静安寺路与戈登路交叉口的西比利亚皮货店。由郑苹如以要丁默邨买圣诞礼物——皮大衣为借口，将丁诱至该店；制裁行动执行者由嵇希宗负责安排；具体时间由郑苹如随机选定。

12月21日中午，丁默邨突然打电话，约郑苹如到沪西参加朋友家的午宴。机会来了！郑苹如立刻电话通知嵇希宗，行动时间定为当日下午，地点不变。

郑苹如赶到沪西，与丁默邨一起，在朋友家喝酒吃饭，饭后聊天，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结束。丁默邨说要去虹口，参加晚上日本人举办的活动；郑苹如则说想去南京路逛逛。从沪西到虹口，经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是顺路；郑苹如便顺理成章搭上了丁默邨的车。

汽车顺着静安寺路东行，快到戈登路口时，郑苹如提出要丁为她买件皮大衣作为圣诞礼物；丁默邨答应了。车到戈登路口，郑苹如叫停车，说就在这里的皮货店看看（静安寺路的戈登路（今江宁路）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段，当时是皮货店集中的地区）。丁默邨、郑苹如一起下车，看到对面的西比利亚皮货店灯光明亮，郑说就过去看看吧。两人一起过马路，进入该皮货店。郑苹如东看西看，狐皮的、羊羔皮的、水貂皮的，慢慢挑选。丁默邨心不在焉，东张西望，突然看见临街玻璃橱窗外面的人行道上，有几个可疑的人正在向里张望。丁默邨心想不妙，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往柜台上一抛，钞票洒落一地；丁对郑苹如说：“你拣吧，我先走！”随即转身就跑。郑苹如见丁默邨突然离开，跟了两步，又停下来拣钞票。

徘徊在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口橱窗附近的中统同行，没想到丁默邨会不买东西、一个人突然冲出，愣了一下；机会稍纵即逝，丁默邨已经跑过马路。

丁默邨的司机发现有情况，立马发动汽车，推开车门，只待丁默邨上车。埋伏等待已久的中统特工见事不宜迟，掏出手枪就打。可惜枪响时，丁已钻进汽车，关好车门。这车是防弹汽车，尽管子弹打在车门、车身上，丁默邨仍逃过一劫，乘车向虹口方向冲去。

当晚，日本“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料理馆宴请76号的特务骨干。李士群、马啸天、王天木、林之江、万里浪、吴世宝等男男女女都到了场，独缺丁默邨。大家正在议论之时，丁默邨姗姗来迟。他神态镇静，酒席中间才缓缓说出迟到的原因，并保证将很快抓住郑苹如。

搏浪一击，又未击中。嵇希宗、郑苹如等都感到惋惜，只有再寻机会。分析丁默邨不一定能确知自己的背景，郑苹如便冒险给丁打了个电话：“真吓煞我！你受惊了吧？真不该要你陪我去买大衣。要是出了岔子，我怎么对得起你？你怪我吧？”丁默邨老于此道，心知肚明，故作无事说：“我怎会怪你？我还怕你担心受怕，我于心不安呐！”郑苹如不敢相信，故作试探：“你现在不能出来！我也不愿意你出来！但我的钱不够用了。”丁默邨爽快地说：“我马上派人给你送钱。”

谁枪毙了郑苹如

76号的接线员是李士群的亲信；郑、丁通话的情况，李士群马上就知道了。李士群与丁默邨一向不合，明争暗斗；趁此机会，李想抢先抓捕郑苹如。

丁默邨派人送给郑苹如几百元钱。郑收到钱后，认为丁并未怀疑自己。中统的几名执行人分析情况，认为郑苹如还可进一步接触丁默邨，寻机再次引丁出来，执行制裁令。

郑苹如认识的日本人不少。为保险起见，12月26日下午，郑苹如约了76号附近的日本宪兵队沪西分队长一起去76号。此时的76号，李士群已经作了布置：凡有女人打电话，或者上门来找丁默邨的，先报告李。一张网已经悄悄张开。

郑苹如和日本宪兵沪西分队长到了76号，李士群马上知道了。他先安排人将郑苹如等带到会客室，并火速派人向日本上海宪兵本部派驻76号的日本宪兵涩谷说明情况。涩谷打电话与日本上海宪兵本部联系后，走进会客室，叫出沪西宪兵分队长，向他说明郑苹如谋刺丁默邨的情况。李士群命令特工总部第一委员会主任马啸天、第一行动大队长林之江秘密软禁郑苹如。马、林商量后，将郑苹如带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7号特工总部第一行动大队队本部、亦即林之江的家里软禁起来。此时，丁默邨还一无所知，被蒙在鼓里。

郑苹如在林之江家，人不能外出，但还能与外界通讯联络。她曾与家中通电话，说自己一切都好；实则告知家人，自己已被76号关押。

关押期间，李士群数次派人审讯郑苹如。在刑讯逼供下，郑苹如承认自己邀人刺杀丁默邨，但原因纯粹是“争风吃醋”。郑苹如说：“丁默邨和我好之后，又别有新恋，想抛弃我。所以我花钱请人来杀他。让他知道，天下女子不都是可欺的！”她始终否认此事与中统有关，也不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工，更没有供出一名中统同事。

1940年1月16日，关押中的郑苹如给家中写了最后一封信。1月18日左右，李士群去青岛之前，写了张纸条给马啸天，下令枪毙郑苹如。马啸天将李的手令转给林之江，叫林执行。

这一天（杀郑的日期，只知道是在1月16日至25日之间，估计在1月20日左右），林之江假说给郑苹如买衣服，哄骗郑苹如上了汽车。汽车先向南开往市区方向，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口却右转，背市区方向西行；郑苹如正觉诧异，却见汽车再次右转，向北开往郊外方向；过了苏州河，一直开到中山路以北、位于荒郊野岭的76号刑场。郑苹如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踉踉跄跄走下汽车，被带到一个新挖好的土坑边跪下。林之江问了最后一句话：“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郑苹如用上海话回答：“吾么（我没有）。”林之江卫士首先开枪，一枪未能致死；林之江又亲自补开两枪，“一中胸部，二中头部”，郑苹如倒在血泊之中。

当事者的下落

1947年2月8日，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在押汉奸丁默邨死刑，罪名之一是杀害欲刺杀他的中统特工郑苹如。丁默邨认为郑苹如之死非由自己负责，不服提出上诉。5月1日，最高法院复核后维持原判。7月5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内的刑场，丁默邨被执行枪决。死前两腿发抖，不能走路，被两个法警拖上刑场执行枪决。

杀害郑苹如的直接指使人李士群，因76号内部矛盾加上军统使用反间计使日本人对他失信、生疑，于1943年9月9日在苏州被日本宪兵特高科长冈村毒毙。

杀害郑苹如的直接凶手林之江，上海解放后逃到香港。1950年患精神分裂症，经常梦见过去被他杀害者前来索命，感觉鬼魂缠身。1951年举止怪诞，吐血而亡。

杀害郑苹如的参与人马啸天，全国解放后在监狱服刑，写下了详细的交代材料。

刺丁时与郑苹如共事的中统特工，嵇希宗当时潜伏在伪上海市警察局，陈宝骅潜伏在伪上海市社会局，郑苹如被捕后均未暴露身份。此点可从侧面证实，郑苹如被捕后，密在心中，坚不吐实。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统举行该局“抗战殉职殉难烈士纪念大会”，郑苹如名列其中。人们只能看到一张笑容满面、青春焕发的照片。因为她的墓穴、遗骨均不知踪影，也没有留下遗物，连准确的忌辰都难以确定。

“暖昧”丁默邨

■文/伍立杨

张爱玲从人性角度、李安从情色角度诠释主人公的行为轨迹，其艺术效果似雾里看花，隔着一层，不甚真切。是什么力量逼迫丁默邨们拿着生命、尊严去下赌注？这恰恰是小说家、电影家未能深度阐释，未能挖掘表现的。

丁默邨的自辩

名导演李安近作《色·戒》系一间谍惊悚片，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讲述爱国女学生王佳芝陷入一个危险感情游戏的故事。她本来计划以美人计暗杀汉奸头目易先生，却意外地对老易生出爱意，遂于千钧一发之际助他逃走。小说本身将人物心理变异融化在生活细节中，读来并不惊险，但其行为可能自有其心理依托。其中，王佳芝的原型是郑苹如，而易先生的原型则是丁默邨。

特工主导、郑苹如出面，暗杀丁默邨，结果功亏一篑。事后观察，可知暗杀技术欠精，设计欠周密，当然也跟丁本人高度防备有关。日本战败投降，他被军统局诱捕，1947年7月5日以汉奸罪正法。

丁默邨极善防身，也极善狡辩，1947年2月，首都高等法院审讯笔录，由审判长推事金世鼎问他，其中涉及郑苹如这一节，问：“上海有个郑苹如是你害的……你听懂没有？”丁氏回答说，李四群的老婆叶吉卿、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都可证明郑苹如不是他丁默邨杀的，然后他冒出关键的一句狡辩：“郑苹如为人道德很坏，被告不愿说。”（《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他这一句话，很具欺骗性，把要害责任推在一个年轻女性身上，以男女之事为说辞，企图留下想象空间，凸出暧昧关系，藉以混淆视听。实际上据汪伪政权的亲历者回忆说，在汪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道，而丁默邨这个“76号”的特工首领，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色中饿鬼。

审判长又问他：“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是要牺牲自己贞操的。你陪她买大衣是吧？”丁回答说，他没有陪在她的身旁，只是用车送，他在车上，杀手用枪打车子，并未打中目标。这个供述和眼下报刊渲染的惊心动魄的细节颇有不同。譬如，他如何在她身边选购付款，怎样把钱抛洒一地，如何在商店玻璃门瞄到杀手的身影，如何制造混乱迅速逸脱，好像刚强与温柔并济的007詹姆斯·邦德一样……

他的供述说明他高度防备到杯弓蛇影的地步，这些人选择了铤而走险的生涯，事实上也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根本没有下车。然后，他还加以说明，郑苹如被捕后遭枪杀是实，但不是经他的手，也不是他的意思。第二次审讯法院刑庭书记官又问他，“被告将郑苹如拘捕到76号被害经过说一说。”丁氏回答说，苹如被害时他在南京，不在上海。他说他是郑苹如被害后才一度接掌76号的。

小说中，王佳芝救了易先生一命，其艺术效果之高下见仁见智；而在现实中，郑苹如将丁默邨引入致命陷阱，意在索其性命，却是事实。就是说，这和张爱玲的用意恰好相反。郑要杀丁，而丁却于她被捕后并未决意杀之，也有持续暧昧的考量在内。从审判记录，以及金雄白的考辩来看，可知个中端倪。

当时证人出庭证明“郑苹如之死全系丁逆主动”，但笔者以为，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对郑苹如死难之事最后关节点有所陈述，最为可信。“郑苹如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郑钺之女……她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丁默邨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可见，对于郑苹如的处置，丁氏确在依违两可之间。

周作人的感逝诗

抗战胜利，周作人被捉拿到南京，关进监狱。他的狱中诗作，很少直接涉及降日后的生活，日据时期的人物也似在有意避免。但似乎究竟难以“藏拙”，一点信息还是漏出来了。他的一组感逝诗，分别写梅思平、林柏生、傅筑隐，都写在他们毙命之际。这三个虽然接触不多，但都是文人学者，同气相求还是可以说得上的。

这组诗里面，还有一首是写在丁默邨毙命之后。一方面兔死狐悲，另一方面，他们虽说不上有什么实际接触，但他的诗流露的情绪反而很抬举丁氏——

“英雄一死寻常耳，午月终凶事或诬。赢得众生齐拊掌，投身应悔饲耶呼。”（《老虎桥杂诗》）他自注：越十六日而丁默邨卒，在小暑前三日，耶呼者，人形之劣等动物，见《格列佛游记》。诗中替丁氏捧场定位为英雄，有点滑稽；又将他们刚刚依附过的日军认定为劣等东西，是醒悟是反省？有点突然。

张爱玲从人性的角度、李安从情色男女角度诠释主人公的行为轨迹，但就算美女间谍临危救了汉奸头目一命，其艺术效果仍似雾里看花，隔着一层，不甚真切。因为据说易先生身上又有胡兰成的影子，张对胡的爱情，到晚年是下了逐客令的，为什么？还不是胡先生做人实在不成个样子嘛！政治上是依草附木，情色方面更是配套似的左拥右抱，东抱西抱，晚年的张爱玲对其已很木然，将胡氏的和好信决然打回。而《色·戒》又是她晚年的作品，所以其中的情爱寓意，与其说是当年“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执著坚执，还不如说是事后“伤心总是难免的”那样一种哀悯超越。换句话说，王佳芝拯救易先生的情节设计，系出于作者的悲悯意识，而非对史实或张爱玲自己爱情经历的坐实！

至于李安先生执导该片，情色在其中自然是艺术的有机成分，正如审判长对丁氏所说：“女孩子为国家做特工当然是要牺牲自己贞操的。”但也不免过于放大，因为审判的时候，对于此点，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如在艺术形式中将此放达到几乎变形，反而影响谍报斗争的激烈程度。

丁默邨投敌全然从人事斗争落败，意志不遂作为出发点，怨而成恨，转而投敌，纯属一种怨妇式的报复，而置家国于不顾，民族观念抛诸脑后。

可怕的是，这样的投敌潮，不是丁氏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不是民国那一特殊时期而是明末等前朝从来就大规模上演过的。是什么力量逼迫丁默邨们拿着生命、尊严去下赌注？这恰恰是小说家、电影家未能深度阐释，未能挖掘表现的。

 

刺客刘戈青

■文/洪小夏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底至 1941年底的4年里，军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 150余次。1939年2月19日，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刘戈青授命刺杀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是其中最为轰动的事件。

密谋刺杀

1939年2月中旬，春节之前的上海，寒冷萧瑟的冬天。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得力干将、被称为超级杀手的行动组长刘戈青，从南京的日伪内线处得知：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即将回上海过年。早已奉命制裁汉奸陈箓的刘戈青，冒着风雨，叫了辆人力车，直奔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东昌饭店，会合住在该处的军统行动人员徐国琦、朱山猿等人，商议刺杀行动方案。

陈箓，1877年出生，福建闽侯人，早年肄业于福州马江船政学堂，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07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政府修订法律馆纂修、法部主事、外务部郎中等职。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时代，历任驻墨西哥公使、外交部外政司司长、外交部次长、代总长、驻法公使等职。1928年后，在上海赋闲，改任律师，1934年曾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1937年上海、南京沦陷后，年已60、静极思动的老陈箓，与梁鸿志、温宗尧等人筹组伪维新政府，陈出任“外交部长”，甘当日本人以华制华的汉奸傀儡。他还凭借以前在北方任职时的关系，斡旋于南京伪维新政府和北平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间，极力说服梁鸿志和王克敏南、北两个汉奸政权合流，以扩大伪政权的力量；因此成为重庆政府的心腹大患，被蒋介石批准为重要的刺杀对象之一。

陈箓上海的家在愚园路668弄25号，紧靠镇宁路口，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最大的好处是安全，小楼东北紧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备地区，南边是公共租界英军警备区，靠近沪西警察署，西距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南距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丁默邨、李士群活动的地点很近。陈箓还在家门口设置警卫岗亭，常年派两名保镖值守。

1939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上午陈箓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家中，告诉提前回沪为父亲打前站的儿子、担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的陈友涛（张学良的妹婿），说自己将于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要儿子安排接站。

当日下午3时，陈箓乘坐的火车准时到达上海北站。陈友涛带一群保镖在月台上接到父亲，簇拥着钻进两辆小轿车，快速开向设在上海百老汇大厦的维新政府外交部大楼，仅停留10分钟即离开，开回愚园路陈公馆。为防刺客，这一行人都穿戴同样的驼毛大衣和毡帽，从外表上很难分辨。陈箓安全回家后，松了一口气，放鞭炮，吃年饭，自有一番热闹快活。

下午4点，刘戈青就得到陈箓已经回家的确切消息，立刻通知军统特工徐国琦等人，翌日（大年初一）下午4点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刘戈青最后通知隐居在法租界一家旅馆的刺杀小组成员平福昌，次日早上9点到沧州饭店一楼大堂见面。

2月19日大年初一，上午平福昌准时到达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刘戈青已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刘递给平一张字条，安排后者去喇格纳路（今崇德路）一个姓刘的家里（实际是军统骨干林之江的家）去取武器。刘嘱咐24岁的平福昌：“拿到武器，赶快回这里！”

平福昌刚走，刘海山如约走进沧州饭店。刘海山并非军统成员，而是刘戈青的朋友，刘戈青对他以大哥相称。刘海山是东北人，曾担任过张学良的卫队长，非常痛恨日本侵略军，支持军统杀汉奸的行动；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干过，巡捕房里有朋友，租界里消息灵通；与陈箓家的东北籍保镖也很熟。开始刘戈青只是向他了解一些情况，通过他搞到了陈箓家的房屋布置图，后来又吸收他参加此次行动。刘戈青约他早点来饭店，是想再次核对一些情况。

刘戈青问：“海山大哥，陈箓家里的情况，不会有变吧？”刘海山说：“昨天，陈箓下午回家，过年祭祖，晚七点吃年饭，忙得很。”两人小声交谈，刘戈青再次仔细询问陈箓家的地形、房间等情形。计划先解决门卫，进大门；然后进厨房；从厨房通客厅的门进客厅。时间以傍晚六、七点钟为宜，此时为晚饭之前，仆役们准备晚餐，进进出出，便于活动。

下午4时，徐国琦、谭宝义两人如约来到沧州饭店。看到刘戈青等6人已经到达，8人围在一个小桌子旁边坐定后，刘戈青分发武器，交代此次行动的任务：去杀一个姓陈的伪维新政府高官。行动时，刘海山、徐志浩两人在院外放风、观察；平福昌、朱山猿两人在院内房外接应、掩护；徐国琦、尤品山、谭宝义跟刘戈青共四人进客厅行动。然后，8人分作几批，三三两两离开沧州饭店，约定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集合。

特别行动

下午6时，8个人如约会合了。分开来在愚园路上走一趟，发现尽管天色已暗，凄风冷雨，路灯下行人倒还不少。不远处陈箓家大门口更是热闹，人们进进出出，看起来是些拜年的人。刘戈青招呼大家进一家酒吧坐坐。

晚7点，雨下得更大了。刘戈青站起来，穿上雨衣。七个人跟在身后，鱼贯走进愚园路688弄，分两边向25号大门扑过去。

此时陈公馆的大门口，只有一个名叫宋海林的保镖带枪值班。他见两边来人面向不善，心慌意乱。刘海山一把夺过警卫的枪，和徐志浩一起站在门口，扮成警卫。平福昌、朱山猿用布将警卫的口堵上，拖进庭院，一边观察，一边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谭宝义、尤品山进入厨房。

厨房里几个男女正在忙活，突然看见几个身穿雨衣、手握短枪的人闯进来，目瞪口呆。刘戈青示意谭宝义、尤品山留下，两人一个挥枪示意众男女靠边让路，不准出声，一个举枪对准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从厨房冲进客厅。

此时，客厅里灯光明亮，丰盛的晚餐摆放在大桌上。陈箓夫妇正和来访的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徐国琦拔枪照陈箓脸上就打。刘戈青又补了几枪，陈箓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事后陈箓被送往医院，未上手术台就气绝毙命）。刘戈青对伏在地上战战兢兢的人说：“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随即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扔在陈箓身上。上书：“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

陈箓儿子陈友涛在楼上，闻讯出来，和保镖一起向楼下射击。刘戈青一边还击，一边和徐国琦，连同陈家两个做“卧底”的保镖何鹏、赵玉定一起火速撤退（事后被报纸报导为刺客裹胁保镖一起逃跑）。陈友涛等不知刺客有多少人，没敢追出。平福昌等释放了门卫，大家分头离开，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等工部局警务处接到陈家报案电话赶到时，连刺客的人影都没有见到一个。

2月20日，上海各报竞相刊载特大新闻：“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南京伪维新政府为陈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沪、宁两地均下半旗，并对陈箓家属发给10万元抚恤金。

刺杀陈箓非常成功，当时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破案线索。刺客们迅速离开上海，后刘戈青等5人奉命前往香港领赏。5个月后，当刺杀小组的平福昌、谭宝义两人再次潜入上海，准备谋刺汪精卫时，因事泄于6月29日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经过5个月的审讯，由于日本宪兵的加盟，平、谭两人于11月8日终于供出刺杀陈箓的情形，当天即被引渡给日本宪兵队。于是各报9日再次竞相刊登新闻，陈箓被刺案的详情才大白于天下。

注：关于刺杀陈箓的时间，现在很多书籍和文章里都写为2月18日除夕之夜。笔者根据上海《文汇报》1939年2月20日报导，《新申报》1939年11月9日刊载的参加刺杀陈箓行动的平福昌和谭宝义两人供词及有关报导等以及美国研究上海史权威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一书，确定刺杀的确切时间是2月19日大年初一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