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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研究者,班主任工作实践者,业余文学创作者,文学社刊编辑者,教辅图书策划者,语文报刊撰稿者,诗意生活追求者。曾信笔涂鸦逾百万万字,主编参编语文教学辅导类、作文类图书数十册。应邀做公开课、讲座、讲学等多场。河北省语文评优课一等奖,保定市班主任素质比赛一等奖,有学术专著《作文心法》。本人QQ:869258057(已满),1290909526(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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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语文”究竟是什么?(胡国华)  

2014-04-14 17:28:12|  分类: 语文教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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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中国语文教育失败” (这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的根源就无法搞清楚,“中国语文教育失败”的根源不搞清楚,中国语文教育的改革与进步就无从谈起。本源不明,何以为教?

“语文”究竟是什么?

现在官方的的解释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所谓“载体”,也还是工具。这里的表述很清楚,语文就是一个工具,这就是“工具论”。

工具论的提出,是在1963年,张志公发表《说工具》一文,首次提出了 “工具论”。工具论的提出,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

“大跃进”期间,过分强调语文课的思想政治教育。195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根据这一方针,当然就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解为语文教学也要为政治服务,每教一篇课文都要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我们是要培养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么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政治论文,将是第一流的最好课文”。1958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语文》课本,这套课本选文不多,古典文学作品很少,现代文学作品除鲁迅外基本不收,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和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文。此后,各地所使用的语文教材大都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编写,受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语文教材片面强调紧跟形势,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观念。有人主张语文课也要搞“大跃进”,于是,假、大、空的东西充斥语文课堂,政治运动式的阅读教学、浮夸成风的作文教学,语文已经不是语文,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使得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针对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教育部按照中央的八字方针,讨论、制定和下达了全国中小学工作条例,陆续颁发了各学科教学大纲,并一再修订和重新编写了各科教材,提出并强调了要加强各学科的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推动了各学科的教学改革,提高了各学科的教育质量。《人民教育》1961年8月和1963年1月先后发表了署名洛寒的文章:《反对语文课教成政治课》和《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这两篇文章反映了语文教育界要求克服忽视语文基本训练倾向的基本态度。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志公先生才发表《说工具》一文,提出了 “工具论”。 为了拨乱反正,也难免矫枉过正。

1963年,教育部发布了建国后第一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新编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文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突出了语文的工具性。

语文的确是个多灾多难的学科。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

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各地教材无一例外地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完全置语文学科的教学规律于不顾。这一时期语文教材选文主要为革命领袖著作、鲁迅作品、“样板戏”选场等。教材严重脱离学生实际,严重违背语文教学规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课改为“政文课”“政文史课”“革命文艺课”。语文教育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又一次导致语文教学质量和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全面下降。

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语文教育又来了一次拨乱反正。

吕叔湘在197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课程中历来居首位。新近公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10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10年时间,2700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1978年8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叶圣陶在会上作了题为“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的重要讲话,他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以往少慢差费的办法不能不放弃,怎么样转变到多快好省必须赶紧研究,总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改进。”

吕叔湘的文章,强调了语文教育的失败,叶圣陶的讲话,强调了语文的工具性。

于是,工具论就成为中国语文教育的主导理论,历次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也都强化了这一理论,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的编写,也都本于这个理论,语文教学法的研究与改革,也都基于这个理论。

在工具论的理论框架下,“语文”有两个基本概念:一,“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文就是语言,这是就语文教与学的对象而言,也就是说,语文课教的是什么,学的是什么。二,语文就是学习语言,就是培育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这是就语文学科的性质而言。如著名语文改革家洪镇涛先生的“语言学习论”就是代表之一。洪先生认为,语文教育的“本体”就是语言,语文的教与学,就是学习语言。

语文究竟是什么?叶圣陶先生在临去世的83年曾说:“不能今年研究,明年研究,研究它二十年,太慢了!能不能快一点儿?语文教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可以这样理解,叶圣陶先生对当时对主导中国语文教育的“工具论”是有怀疑的,不然不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语文究竟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语文”这一名称是怎么产生的。

在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萌发诞生之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语文学科被称作“国文”、“国语”、“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等。

光绪四年(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县梅溪街创办的正蒙书院,最早设国文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设 “中国文字”科和“中国文学”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小学语文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学部编纂了《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女子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由官方正式确定了“国文”的名称。

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 1912年1月,教育部宣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将各类学校“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程更名为“国文”。 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国语”这一名称,是适应白话文运动而提出来的。1919年4月,以蔡元培为首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拟请教育部推行国语教育办法五条,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等人提出改编小学课本:“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

1932年,国民党政府审定并正式公布了《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和《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由官方统一了“国语”和“国文”的名称,小学为“国语”,中学为“国文”。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各类教材:商务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沈百英、沈秉廉编)和初、高中《国文》(傅东华编);中华版的新编《小学国语读本》(朱文叔、吕伯攸等编)和《初中国文》《高中国文》(宋文翰编);开明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编纂)和《国文百八课》(夏丐尊、叶绍钧合编);大东书局的《新生活教科书———国语》(蒋息岑、沈百英、施颂椒编);上海中学生书局发行的初、高中《当代国文》(江苏省教育厅编选,施蜇存等注释,柳亚子等校订);孙亻良工所编初、高中《国文教科书》(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等。

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语文学科也是小学为“国语”,中学为“国文”。从苏区的小学,最初称劳动小学,以后称列宁小学,到抗日根据地小学,修业年限一般为五年,前三年为初级小学,后两年为高级小学,合并设置的称完全小学,均开设“国语”课程。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的《中等国文》由胡乔木主持编制,1945年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全书6册,供三年制初中使用。

1949年.叶圣陶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工作,将新中国中小学语文学科的名称正式定名为“语文”。 叶圣陶解释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答滕万林》1964年2月1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该教材改用了“语文”的名称。教材《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文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 改称‘语文课本’。”

从此,“语文”这一学科名称就被确定下来。

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上,胡乔木提出了将“汉语教育与文学教育分开”的设想,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中共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决定中学语文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5年8月,教育部叶圣陶副部长就分科教学的意义及有关问题向北京市语文教师作了《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拟订教材编辑计划,编订文学和汉语的教学大纲、课本及教学参考书。教育部1955年颁布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对文学教学的任务和教学内容,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次语文分科改革,文学课系统地教学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知识,加强了文学教育,应该说有不小的进步。1958年3月,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召开座谈会,决定对中学汉语和文学课本作根本性改编,“汉语”和“文学”又合并为“语文”。

研究“语文”这一名称的演变过程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在于,“语文”这一名称的演变过程,说明人们对“语文”学科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说明人们对“语文”学科的认识有诸多的不同,同时也可看出,人们对“语文”的认识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为什么叫“国文”,“国文”的“文”指什么?为什么叫“国语”?“国语”的“语”指什么?为什么“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并称?为什么合称“语文”?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呢,还是“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呢?

不同的命名,说明对语文本体的不同认识。

归纳一下,主要有三种认识:

第一种,语文就是语言,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于是就有“工具论”和“语言学习论”,认为语文学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语言,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教学中,强调加强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语言基本能力的训练,这就是所谓“双基”。于是,教的是“双基”,学的是“双基”,考的“是双基”。这是现在中国语文教育的主导流派。

第二种,语文是语言和文学,“语”指的是语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文”指的是文学。认为语文不仅仅只是工具,而是语言和文学并重,认为语文学科的任务应该是既要学习语言,又要学习文学,既要培养和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又要使学生了解文学基本常识,有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这就是 “语言文学派”,这一流派,曾在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萌发诞生之初和和新中国成立之初50年代流行过,如清光绪二十九年的“癸卯学制”,曾设 “中国文字”科和“中国文学”科,后被“国文”取代。50年代初的中学语文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强调了语文的文学性。后来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突然宣布终止。

第三种,语文是语言和文章。认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非常可惜,这一认识只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偶然闪现了一下,就被“工具论”淹没了。

语文究竟是什么?

“语言论”即“工具论”、“语言文学论”和“语言文章论”,这三种理论,究竟哪一种更科学呢?

从语文教育的实践看,“工具论”是失败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十二年,成效是什么呢?按吕淑湘先生的话说是“大多数不过关”,按叶圣陶先生的话说是“少慢差费”。大多数学生,高中毕业了,读不懂文章,写不好文章,没读过多少文章,更没写出过什么文章。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工具论”给语文教育带来了什么后果?“工具论”统治中国语文教育的现象再也不能进行下去了!

至于“语言文学论”,比起工具论来,是强得多了。50年代初的“汉语”和“文学”的分科实践,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气象,语文教育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的高中生比现在的高中生,语文综合素养应该是高多了。但这一理论也有拘限,强调了文学类文章的学习,而忽视了科学类文章(包括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学习。

“语言文章论”呢?虽然这种理论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中没有什么地位,但却最接近语文教育的本质。

中国古代几千年的语文教育都是以文章为本体的。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文这一学科,我不敢敬苟同,虽然中国古代还没有“语文”这一学科名称,但语文教育是非常发达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文章典籍就是明证。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无论是私塾学堂还是官办教育机构,语文教育都是主要的和重要的内容。翻开中国古代教育史,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语文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有多么业显赫。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几千年的语文教育都是以文章为本体的”的呢?要证明这一论点,论据就太多了,这里只作简要的说明。

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在古代教育机构中,教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文章典籍,学生读的是经人济世之文,写的也是经人济世之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古代的教材是非常完备和科学的。一个时代的教育,总是要受到一个时代的统治者的统治和制约的。为了维护封建大一统,就有了尊孔读经。所以,在封建时代语文教育的历史上,很多时期,读经成了主要的内容。但是,在中国文化最灿烂的时代,教育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应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的创立者,都应是非常卓越的教育家。

语文究竟是什么?

要讨论语文教育的本质,首先要讨论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教做人,教做事”(绝对不是教做题,教应试)。一切教育活动都应围绕这一本质来进行。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对教育的这一本质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古人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明志”、“知书达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都在揭示教育的本质。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做人教做事,如教子贡做生意,教子路治邦国,教曾子搞教育。

既然教育的本质是“教做人,教做事”,那语文教育的本质也就是“教做人,教做事”。而天下文章,都是做人做事的经验的总结,所以,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以“文章”为本体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就是读文章和写文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十分精练地概括了古代语文教育中的阅读和写作的关系。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重视读写结合,教学法就是多读多写。读的是做人做事的文章,写的也是做人做事的文章。

在中国古代,“文学”和“文章”的概念是模糊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可称中国文章史。古人说的文学,往往就是说的文章。古人说的文章,也包括了诗词曲赋等文学作品。如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李杜文章在,光艳万丈长”。

“文”就是文章,那么“语”呢?古人是不讲什么语法的,古人是不知道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短语单句复句之类的,但古人也讲“训诂”,也有“小学”,还有《说文解字》、《尔雅》这样的书。其实,语言,尤其是母语,是很容易掌握的,完全不必花小学初中高中12年的时间来“研究”。学生入学前,5岁6岁时的语言能力是很强的,我们不可忽视学前儿童的语言水平,不能把母语当外语来学。有很多没上过学的老农,说起话来生动流畅、幽默风趣、涛涛不绝,也没见有什么语病。我这里绝没有轻视“语文双基”的意思,只是要说明,没有必要花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不能把语言学习作为学校语文教育的本体,而文章才是语文教育的本体。

语文究竟是什么?

综上所述,语文不是工具,也不是载体。语文这个概念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内涵:就本体概念而言,语文就是“语言文章”,用口头语言说出来的是口头文章,用书面语言写出来的是书面文章。学校的语文教育应以“用书面语言”写出来的“书面文章”为主,而以“口头语言”说出来的“口头文章”为辅。就学科性质而言,“语文”也不能用“工具”和“载体”来表述。语文学科和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一样,既然是一门学科,下定义的时候,它的临近属概念就应该是“学科”,而不是“工具”和“载体”。

语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呢?至今也没人敢给语文下一个学科定义。总结几千年中国汉语文教育的历史,我们不妨这样大胆地来表述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一门通过大量阅读文章典籍和系统的写作训练,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格品质、思维品质、审美品质和学习品质等综合人文素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学科。

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么,现行的语文教育体系就必须来一个彻底的革新,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教材、教法也要来一个全面的革新,不仅仅是革新,就其性质而言,应该是一场语文教育的革命了。有了这场革命,中国语文教育的面貌必定会焕然一新。我们期待这场语文教育的革命早一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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