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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翔宁

当下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如何使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成为可持续的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中国迈入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门槛的时刻，国际社会对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在“可持续”这柄大伞之下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在可持续的框架下如何容纳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是当代中国谈到可持续概念时有待梳理的脉络。

《更新中国》正是试图应对上述挑战和问题的一个尝试。简单地说，它是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议题的建筑、艺术展。如果说这个展览的题目最初来源于德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德国馆展览《更新德国》，那么从《更新中国》项目初步确定并逐步成型的这一年多期间，其内涵和外延则和德国的展览产生了一些差异。这是由于我们必须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基本状况的呈现与诠释，而由于其和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语境的不同，必然呈现对于可持续的不同理解。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问题所具有的特殊复杂性和东方传统哲学中蕴含的模糊和朴素的辨证，使得一些在西方清晰的思维逻辑下无法认同的状态，在中国却具有特别的生命力，也是可持续解决城市问题的一种思路。比如高层建筑在西方往往被认为是不环保和无度开发的象征，可是在上海这样人口拥挤的城市中，一个城市必须消化欧洲一个国家甚至多个国家人口总和，而中国普通百姓习惯居住市中心而享受公共设施的便利，在这样的困境下，或许居住舒适和亲近自然的低层“高”（也只能达到高层容积率的十分之一）密度模式则面临着伦理学的挑战，要让更多的人享有居住在市中心的权利，高层住宅或许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同样，修建更多的居住面积的要求同样受到保护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价值判断的挑战。

 而“更新”这个标题关键词事实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中国的自我更新，包括城市、环境、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艺术和文化症候的不断自我调适。中国像一块巨大的有颜色的海绵，无休止地把西方的养料收入囊中，然而如果你试图挤一下这块善于吸纳的母体，那么你得到的是和吸收进去的原料所完全不同的液体，从色彩到成分。中国创造着自己的模式，那些西方所未曾经历的模式。当然这种自我更新势必包括一种批判性的、文化自省的力量，从我们对自身发展模式和手段途径的重新审视，到对于我们生存环境和未来的重新定位。

二是让世界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发展与建设模式的一种观念的更新。中国已经在不断更新自我，那么世界是否可以以中国自身的、不断更新中的语境来理解和评判中国的城市、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和日常行为方式？这个展览和这本书所试图呈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视野，让我们从富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不同背景来讨论可持续的议题，或许容忍差异和多元共存也是可持续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德国的“更新”更像德国策展人Matthias Bottger所说的像电脑软件版本更新一样的连续的、不断递进的更新，那么中国城市的更新，或许还包括了跳跃式甚至断裂化的变革，以及从直接移植的山寨版城市化，到逐步优化和产生自身性格的复杂过程。

基于对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差异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理解，我们将可持续的概念分解成五个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我们选择代表性案例的五个类别：1.可持续城市规划、2、绿色节能建筑、3、历史联结未来、4、社会责任与低造价建造、5、文化与艺术中的可持续。每个方面我们甄选出当代中国在该领域的代表性案例，希望这些案例作为一个拼图式的呈现，能够图绘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最新的理念和实践，这些或许按照西方的标准未必是最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案例，但或许这些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症候的一种体现，也从多种视角展现了当代中国的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们的尝试。值得说明的是，在案例甄选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面临的困境是，许多可持续规划和节能建筑的表现是很难定量地评判的，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只能根据其社会影响力和获得的奖项来加以参考性地评判。所以，希望我们选择的案例还是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在可持续领域的进展，既有大量的案例不断涌现，但同时也不可避免错位和误读。许多尝试还处于一个不断调试和自我纠偏的过程中，但这或许也正是当代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恰当写照。

一、绿色节能建筑

当代中国绿色建筑的试验和推广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今天参考美国的Leed标准和欧洲的节能标准，中国的各个范畴的节能建筑标准和评级指标正在不断地推出。事实上，基本上今天中国新建的所有建筑在得到规划局批准之前都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节能评估，或至少在设计说明中都会有一个重要的章节来说明在节能方面的表现。

我们这里的几个案例都可以说是国内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总部大楼和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莘庄新大楼是综合运用多项节能技术的国内示范性项目，前者更在生态技术之外考虑了使用者的社团文化和彼此交流的需要，而后者则更多地结合建筑设计本身的软技术来达到节能的效果同时也减少了造价。浦江智谷是国内最早的生态商务办公园区之一，其通过管理和员工能源使用模式的考虑使得通过节能技术获得的节能效能被放大了。诺丁汉大学宁波节能中心建筑和清华大学节能楼分别是英国和意大利节能技术在中国的示范项目，有助于促进欧洲节能技术和标准在中国的本地化调适。而深圳万科中心和北京MOMA则是住宅开发商所主导的生态节能示范项目，对于在未来中国建造量最大的建筑类型——住宅中推广节能生态技术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可乐宅则是一个小尺度上尝试运用可回收的可乐罐作为建筑外墙材料解决保温问题的尝试。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绿色节能建筑的推广和真正深入人心，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一是如何解决节能一次性投资的增加与节能所获得的长期回报之间的关系。通常运用新的节能技术的造价高昂（虽然并不适用所有的绿色节能建筑），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开发商不确信几十年后才能吃到的饼，而倾向于追求最大、最迅速的回报。所以如果没有相关的经济补贴政策和包括容积率优惠在内的奖励机制，光靠行政命令的强制或许是难以长期维系的。二是节能技术的成熟化和成本价格的降低，以及和现有建筑规范的匹配。当然这或许是专业人士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的。三是探索中国的低技术节能理念和传统智慧，比如窑洞就是一种天然的被动式节能屋。

二、可持续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作为可以在城市甚至趋于尺度改变自然环境面貌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理应在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单幢建筑通过运用生态节能技术所节约的能耗毕竟有限，而如果我们可以在规划阶段能够充分考虑节能和环保的需要，那么在交通和经济发展中可以极大地增强城市的生态效能。工作和居住的合理布局或者一条公路或地铁的合理规划可以省却巨大的每日通勤交通量和车行交通量。

在中国这个行政效力强大的国家，在我们的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的同时，如果规划能够更多地注重生态和可持续方面的效能，那么中国一定会在未来这个领域有所建树。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城市”已经成为了一座座新城规划时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这也同样体现在这里选取的几个案例中。

崇明生态岛的故事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国际所关注，然而由于其土地使用性质的问题，其建设一直无法如人们所预期。这其中城桥新镇作为崇明岛上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或许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一块试金石。而天津中新生态城的策划和规划则是在更大城市新区尺度上的一个案例。相对而言，上海宝山的炮台湾公园和杭州西溪湿地规划都是针对湿地这种独特的生态资源。前者已经建成并有不错的反馈，而后者则是在规划理念的框架下邀请中国当代具有影响力的青年建筑师群体来进行创作，希望将城市规划的理念通过建筑师的创作加以体现。而同济大学绿色校园的项目则是利用自身多学科进行生态城市和技术的研究能力和优势，把行动进行到了大学校园本身，从规划、单体设计到管理的一系列举措共同推动了大学的节能减排运动，在全国大学中具有示范推广效应。

遗憾的是，这些项目中大多数还处在规划阶段或者建设中，它们的具体成效还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项目的实现和效能。

三、历史联结未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社会文化与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断裂，而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的同时，众多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地标建筑和城市地段被无情地拆除，甚至一些有着遗产价值的古城也被改造成了通属城市（Genric City）而丧失了魅力。伴随着物化历史逝去而日渐稀薄的是中国人集体意识中的传统和文化。如果按照这样的进程继续，一两代人之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势必面临灭顶之灾。我们难道能够在历史的真空中奢谈生态和节能的可持续发展吗？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势必要求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延续与有机更新。

这里的案例事实上包括了从保护、修复到以当代的方式重新诠释历史的不同努力。北京的798艺术区发掘了工业遗产的潜能创造了具有当代性的文化地标和艺术积聚地。它和上海的田子坊一样是从草根运动起自下而上改变了城市面貌的案例，而后者今天仍然处于一种自发生长和半非法的状态，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无序性实际上反映了背后潜在的社会文化和市场的逻辑。上海外滩的保护和改造工程实际上反映的是如何对待一段殖民历史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以及如何保护城市重要历史风貌区的问题。而北新椒街项目则试图解答如何保存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一段历史同时将当代生活和社区文化融入这样的历史空间中。同济大学的文远楼是德国包豪斯思想影响下在中国的文化传播产物。面对这个特别的历史建筑，将新的节能技术融入历史是这个复原和更新项目的出发点。唐山城市规划展览馆公园项目则是将废弃的工业园区复兴成为当代城市的公共生活和新文化的枢纽。而南京的软件园项目和宁波博物馆则在当代建筑中批判地继承中国建筑的传统，前者对江南建筑的尺度和院落空间进行了当代阐释，而后者更像一个巨大的装置，运用传统建筑的残砖碎瓦凸显着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

虽然对于如何认定历史价值和如何进行保护与更新的策略上还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但至少今天在中国值得庆幸的是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倡导下的历史建筑保护运动在政府和民众中唤醒了久违了的历史意识。当然一个危险是将历史用作市场推广的工具从而产生过度商业化的弊端，使历史成为一种虚假的幻象。

四、社会责任与低造价建造

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带来两级分化的加剧，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被凸显出来日益进入公众的视线并被广泛关注。一个社会如果不能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持续努力，那么社会的可持续只是一句空话。电影《三峡好人》为我们描绘了上海北京这些大都市霓虹之外的低层生活状态。中国的三峡移民、北方的煤矿、城市农民工、偏远乡村的学童、自然灾害的受灾者，他们的生存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专业人士和大众共同关注的，这也是建筑师和规划师职业的必然使命。

这里选取的案例反映了不同地区在低造价建造和解决不富裕的地区基本建设方面的尝试。西藏阿里的希望小学将当地材料和形式进行了当代的组合并试图通过建筑为当地学童提供受教育和集体活动的空间。土楼桥校将小学校和一座小桥结合在一起，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学校教室，解决了交通联系问题，而且为整个村带来了交流的中心。甘肃毛寺小学和无止桥项目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过一座学校，它还增强了村民的凝聚感同时给参加志愿者的建筑学生们一次专业责任的启蒙。土楼公社运用了土楼这种有向心力的建筑形式给城市移民和打工族创造了一个有社区感的居所，也尝试对城市地块的使用模式进行新的变革。谢英俊持续多年为偏远乡村造屋尝试在这个社会运动中融入当地居民自身的智慧和能动性。再生砖项目以处理四川地震灾区的震后建筑垃圾和创造廉价易获得的建筑材料为双重出发点，而胡慧珊纪念馆则通过一个普通地震遇难者的小小纪念物使人们正视地震的创痛并提供心灵的慰藉。西藏雅鲁藏布江小码头和林芝接待站则通过使用当地材料，以平实的形体解决当地藏民的使用要求并创造了独特的场所。这些项目在全国各地建造的宏大项目浪潮中虽然并不起眼，却以其小而动人的力量为社会持续贡献着人性和日常性批判的价值。

五、艺术和公共文化中的可持续

艺术和文化在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物，相对生存和温饱的挑战，文化和艺术曾经显得苍白无力。然而艺术能力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并持续地通过创造力的活动再现、批判甚至介入社会生活的现实。今天的艺术和文化也应当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动力。

这里选取的案例明显分成两个类别，一种是通过艺术评判性地记录和思考当代社会现实，并始终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一种是以艺术和文化为工具介入并试图改变社会现实。王南溟、倪卫华、渠岩和梁越的作品无疑属于前者，他们的影像以一种深刻的反讽和警世力量，揭开表象，质疑着当下社会发展中的危机与困顿。而其他三个项目通过不同的方式介入社会，并通过艺术的力量为社会贡献哪怕一点点的更新与改进。

《太湖水》与《拓印干旱》处于对社会事件的高度敏感，以一种看似冷静的姿态记述当代生态事件，在甚至具有美学意味的作品中传达生态危机所带来的震撼。《风景墙》与《关键词》则以反讽的态度质疑当下关于发展与和谐的主流话语，以及当代平庸的大量建造活动中蕴含的危机。渠岩的作品直面权力和信仰空间并最终回到对生命空间的思考，以一种似乎完全客观和日常性的记述揭示出当代社会生活中深刻的超现实逻辑。而《放心系列》则戏剧化地呈现了当代中国近似荒谬的社会现实以及信任的缺位的触目惊心的状态。

周春芽的五彩基金项目和徐冰的木林森计划都试图通过艺术改善社会弱势群体或生态的状态。两者都将艺术和公益视野联系起来，前者用艺术为受灾致残的儿童提供直面生命的勇气和技能，而后者则通过一套艺术——经济循环模式为公众植树和环保事业作出贡献。浦东机场的艺术展示项目则在有限的社会现实框架下，最大限度地让艺术介入公共生活，在机场这个当代的非场所（non-place）空间中最大化艺术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当代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一批建筑师和艺术家以《更新中国》为主题进行创作，呈现的方式包括模型、装置、和影像等。艺术家邱志杰的作品《两棵树》在书和树之间进行转化，通过木材的纹路将书做成的树和来自于树的书并置呈现，引人深思我们面临生态和文化传承延续的双重挑战；建筑师徐甜甜的作品《气象亭》延续了从Yves Klein“空气建筑学”到Diller+Scofidio“模糊建筑”的脉络，将中国园林中的“亭/停”空间以非实体的方式加以展现，也成为展览入口带来视觉冲击；艺术家金江波的作品《我们，让生活更美好》拍摄了以世博会宣传为主题的街头绿地在半夜的景象，上海这座城市像一个卸妆后的女子，耗尽了城市的能量；建筑师刘珩的《“困”咖啡》在美术馆内用施工的费模板搭建了一个休憩/停留的空间，通过对人流的阻滞迫使人们面对我们的困顿的境遇。建筑师韩涛的装置《浮躁/皂》则在人造的山水和地形之间通过向肥皂水充气形成瞬间的类似山峰的泡沫景观充斥整个环境，在生成/自我消解的循环往复中质疑当下社会的状态；建筑师袁烽的《倒置喜马拉雅》以数字化设计的手段重塑了悬置在空中的喜马拉雅山，既是对景观的重现也似乎喻示了这座世界第一高峰的危机命运；张轲的《轻轨城市》则构想了基于轻轨系统的未来城市模型。

可持续发展不应仅局限于规划、建筑和民用工程等技术领域，我们同样应该加强文化和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艺术家和设计师共同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并做出突破和延伸。他们就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提出艺术性和个性化的应对方案。其中既有对当下高歌猛进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呈现，也有对于未来城市发展的乌托邦式的构想。毕竟批判性和创造性是艺术和思想躯干得以艰难前行的双脚。这些和40个已有的项目形成一种互文的阅读：40个项目是对现实的呈现，而现场艺术提案则和现实保持审慎的距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当代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实践和争论。

后记：霓虹灯光之外的世界

如果和《更新德国》展览对于德国成功案例的展示相比较，我更愿意把《更新中国》的展览描述为现状的真实呈现和通过代表性案例所激起的思考和论争。我从来不认为造价高昂的高技术会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向，相反我更愿意将眼光投向中国传统的智慧，运用低技术和低造价的建造获得对气候、文化、历史和美学的多重呼应。所以作为策展人，我试图在先进的生态理念与技术、历史文化和社会公平与正义几个方面之间维持最基本的平衡。透过这四十扇望向中国的窗口，我们不但看到高速发展的激越，也能够看到困顿和纠结。

在我在同济大学讲授国际班课程的第一节课，我总是给欧美学生放一个电影：《三峡好人》为我们描绘了上海北京这些大都市霓虹之外的低层生活状态。中国的三峡移民、北方的煤矿、城市农民工、偏远乡村的学童、自然灾害的受灾者，他们的生存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专业人士和大众共同关注的，这也是建筑师和规划师职业的必然使命。我想这应该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整体把握的理解框架。脱离了这个框架，我们或许只会看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而将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忘却在视野之外，这恰恰是一个社会可以持续向前迈进的最大障碍。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恰恰觉得“更新”这个关键词传达了对于当下中国的想象、诉求和真实之间的鸿沟，从我们对于可持续的定义和理解、到西方视野中的中国社会的图景、乃至我们对于自身的想象，都应该被不断地更新。“Updating”这个来自于电脑程序升级的概念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递进或者跃迁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