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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义
    张鸣教授家中有一件小石雕：一个人，坐在螃蟹上，仰首望天，睥睨一切，霸气外露。张鸣说自己喜欢的就是那种“牛哄哄”的感觉。生活中，张鸣与石雕上的那个人还真是一种风格——“炮轰”大学无学术，在微博上与人打嘴仗，对同事、同行毫不客气，无论讲课还是写书都带着一股嬉笑怒骂的诙谐之风，总之，此人说话做事都率性而为，不遮不拦。
    2012年2月27日，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人民大学校园里见到这位“个性”学者时，穿着暗蓝色对襟衣服的他显得很儒雅，他和记者聊历史、谈教育，敢讲真话的他，同时又是深沉而内敛的。
北大荒的读书郎
    张鸣是一位政治学教授，却在历史领域笔耕不辍，堪称高产作家，相继出版了《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学术著作，《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辛亥：摇晃的中国》等历史随笔，其对于历史的独特解析，被称为“张鸣式说史”，成就了一家之言。近日，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出版，小中见大，以丰富的细节，还原了活生生的历史。
    这本书实际上是张鸣在人大开的一门课的讲义。选修过这门课的一位研究生这样评价：“他让我注意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原来也是推动历史变迁合力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张鸣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如此在意历史的细节，他说：“过于在意宏大叙事，往往流于粗疏，说明不了问题。”而治史，是要说明问题的，正因如此，他呈现给读者的历史，脱离了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分析，关注到人物的个性和历史原本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对于自己，张鸣也是调侃的。在网易博客上，他这样公开地自我介绍：“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
平日里，张鸣只看重3件事：讲课、读书和写东西。张鸣对记者回忆道：“小时候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学习条件差，还老转校，就是自己看书。看一切能找到的书，特别是文学作品。”
    “文革”期间，读书变成了一件极小心的事情，于是张鸣就把封皮撕下来，偷偷摸摸地看。小小年纪的他还经常看古代的典籍，不管看不看得懂。“那时候对知识不是一般地渴望。因为书有限，看书得限时，50万字的书，很快就能看完，想回味，就把感兴趣的地方抄录下来，慢慢琢磨欣赏。”张鸣总结道，现在他看书快，研究资料积累得多，写书也很多，跟那时候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上大学后，学农业机械的张鸣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原本是想当一个“文学青年”的，但因为总去图书馆看史书，渐渐地，喜欢上了历史，从此一头扎了进来。
传统认知就是教科书
    环球人物杂志：您出了不少历史方面的著作，有评论说您的书有两大特点，一是文风调侃，二是细节突出。那么您是怎么发掘出这么多历史细节的？
    张鸣：我的态度自认是很严谨的。做学问，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材料。对材料，我从来都是挨着看，页页看。之所以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没有别的，就是辛苦点，遇到有意思的地方抄下来，作上标签，反复琢磨是怎么回事。历史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它们，你会恍然大悟——历史不是黑白分明的，是五光十色的，更不是简单公式一套，就能出来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文章涉及面很广，从古代名士到民国军阀，从农村教育到公民社会，但近来好像集中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段，为什么对此特别关注？
    张鸣：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党史，但是我对这段并不特别感兴趣，就往前推了推，关注的面也就变成了从晚清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了。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中国近代史，您做了很多重新解读。比如在清末改良和辛亥革命之间，您似乎更倾向于赞同改良，这与我们传统的认知有很大不同。
    张鸣：所谓的传统认知，都是从教科书上来的。虽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一直觉得，从社会的稳定程度、历史的惯性来看，改良更适合当时的中国。拿君主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但之后社会却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传统伦理被打破了，民主的伦理又不能立刻建立起来，中国陷入了各自为政的混乱，人心就乱了。往回看，晚清改良社会是有很大进步的，新式学堂、近代企业都在逐步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将您研究历史的方式，称为政治学式治史，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张鸣：读博士时我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史，虽然归入政治学，着眼点还是在历史方面。当然也看了些政治学方面的书，多多少少拓宽了我研究历史的视角。我不排斥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东西融入历史研究中。
    环球人物杂志：对您来说，历史和现实是分开的吗？研究历史对现实有什么意义？
    张鸣：历史跟现实肯定很有关系。为什么我写民国多一点呢？就是因为民国政府是民主政体的一次试验，当时宪法、民主、自由等都有，但试验却没有成功，它变得越来越不民主，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失败了”。
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历史文化随笔在大学生中受到追捧，像《辛亥：摇晃的中国》、《重说中国近代史》都热卖，这客观上促进了历史教育的普及。您本人也很注重对历史的轻松解读，您觉得这种解读方式更利于年轻人接受吗？
    张鸣：普及历史教育，这是对我的谬赞了。我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历史。我主张对历史进行轻松解读，但做的是专业的学问，每一本书、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有史料为证的。我认为做历史学问并非要严肃说话，干巴巴，这样没意思。随笔更是要给人看的，我的初衷只是想让人喜欢看。青年愿意看这样的书，把它买回去读，我也就达到目的了。自己这样写，也比较爽。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待现代年轻人的历史观？
    张鸣：现在不是年轻人的历史观有没有问题，而是很多年轻人对历史压根儿不感兴趣。进大学就奔着金融、会计、法律这样的专业去。学历史有没有用？当然是有用的，大到对一个国家民族，小到对个人，都能从过往中得到宝贵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历史可以让我们对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避免思想上的迷惑。但这不怪他们，跟我们一贯的历史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的历史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张鸣：现在的历史课就是“满堂灌”，统一一个标准答案，把学生都教傻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认为其实大学历史没有必要开这么多课，应该把话语权还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看书，去体会历史。当然这样难免会有一叶障目的局限，那就需要讨论，产生思想的交锋。历史的真相往往在激烈的辩驳中，自己就浮现出来了。
    环球人物杂志：读书、做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件大事，您是怎么评价自己做人的呢？
张鸣：我的性格跟文风比较相符。我不是个太正经的人，可以说有顽童心态，性格比较激进，疾恶如仇，对不平我是要大声喊出来的，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所以，我也希望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环球人物》杂志  张忆耕
    钮承泽是那种很难给他贴上标签的人。作为导演，偶像剧、文艺片、黑帮片他都拍过；作为男人，他混过黑道，爱讲粗话，但内心温柔，情感细腻；看似高深莫测的他，却又极喜欢露脸，参与了自己执导的全部作品的演出，被戏称为“最爱演的导演”。
    2012年2月12日，钮承泽出现在他执导的电影《Love（爱）》的北京首映礼上。一袭黑色窄身西装，脚穿黑色帆布鞋，脸上挂着招牌式的抿嘴与微笑。他一开口，声音、表情、手势都如此熟悉，仿佛直接从银幕中走出来的一样。
“艋舺”里的青春
    检索钮承泽青春纪事里的关键词，那一定是“电影”和“江湖”。
    钮承泽9岁开始演戏，是名副其实的童星。上世纪80年代，台湾电影因为有了侯孝贤、杨德昌等一批导演的崛起，迎来全新的面貌，被称为“台湾电影新浪潮”。钮承泽的青春岁月正好伴随着这股新浪潮的兴起。
    1983年，17岁的钮承泽主演了侯孝贤制作的电影《小毕的故事》，获得台湾金马奖男配角提名，名声大噪。突如其来的成功让这个懵懂少年刻骨地感受到电影巨大的魅力和诱惑，他心中关于电影的梦想一下子清晰起来，立志成为“自编、自制、自导、自演”的全能电影人。
    但是，钮承泽才刚热血沸腾，现实却冷酷起来。随后一年中，他出演的角色都没有超越“小毕”，他陷入巨大的失望中：“我再也遇不到（《小毕的故事》）这样的电影！”于是，钮承泽藏起自己善良、害羞的好男孩一面，开始在生活中也扮演起那个桀骜不驯、叛逆的“小毕”。打架、泡妞，通过虚张声势的小公鸡式的耀武扬威来发泄困惑，闯荡自己的“江湖”。 “也不是和别人有什么仇恨，就是借由挑衅别人证明自己，一种青春期的迷惘，一种躁动，一种无聊。那时候常常回到家对着镜子问自己：你到底是谁？”钮承泽后来回忆时说。
    这段荒唐的青春后来被他呈现在自导自演的电影《艋舺》（音同“猛甲”）中。2010年《艋舺》问世时，上映首日票房超过同期的好莱坞大片《阿凡达》，创造了台湾电影票房神话。影片以上世纪80年代台湾黑帮肃杀的氛围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帮派往事和5个少年的热血青春。钮承泽坦言，片中男主角“蚊子”因为被同学欺负，踏入黑道寻求保护的情节就来源于自己年少时的亲身经历。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钮承泽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解读：“人在青春期荷尔蒙大量分泌，身体正在剧烈改变，想极力证明自己是大人，但脑袋还不成熟，于是开始和同龄人合作，想要展现自己的价值。”这是一个导演透过电影对自己过往经历的回望和审视。
“情非得已”的勇敢
    尽管17岁就立志成为“自编、自制、自导、自演”的全能电影人，但直到2007年，钮承泽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才诞生。这部戏也被他称之为“前半场人生的总整理”。
    影片中，钮承泽把一个新入行电影人遇到的所有问题展现出来：没有资金，约不到明星，合作伙伴三心二意，为了拉拢投资人不惜给女演员拉皮条，还有主人公为此所表现出的苦闷、焦躁等情绪。“当时，我必须拍出这样一部电影，必须要把‘钮承泽’这个人彻底击毁，然后才可以完全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下半生。”钮承泽说。
    其实当时，钮承泽已经在台湾电视界闯出了一片天地。他执导的偶像剧《吐司男之吻》，表现出的水准至今仍为人称道。其中有忧伤，有幽默，还有完全不做作的台词，散发着清新的味道。然而，始终怀揣电影梦的钮承泽却用“不得志”3个字形容那时的自己。
    他曾尝试过拍一部电影，已经构思出了很好的剧本，并获得了政府的电影辅导金，但后续准备中却状况频出，他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那段经历迫使我去面对自己：我的恐惧、我的焦虑、我的伤口。我通过长时间在人生的角落跟自己相处，得到很多的体会。”疗伤之后，钮承泽发现自己没办法再拍原来计划中的电影，但他把那个过程拍成了《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
    钮承泽用最勇敢的方式面对观众，让台湾观众看到本地电影人无比艰难的生活处境。这部影片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钮承泽也重新回到电影的征途上。
“Love”中的乡情
    新片《Love》讲述了发生在台北、北京两座城市中的4段爱情故事。谈到影片的构思，钮承泽直言：“一次失恋成就了《Love》。”2008年的一天，钮承泽深爱的女人突然告诉他：她爱上了别人。当时他又愤怒又悲伤，冲她吼道：“让那个男人小心一点，别让我碰到！”然而，有一天他真的遇到那个男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并没有讨厌那个男人，甚至有点喜欢他，因为他让那个女孩更快乐。“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我觉得我们都曲解了爱，我们期待一个人出现，圆满我们的生命，解除我们的寂寞，供给我们的需要。对那个人的想象和要求，完全根据我们的需要。其实真正的爱情是‘你需要什么，你如何才能快乐’，而不是‘我需要什么，我的快乐胜过一切’。”
    采访中，钮承泽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再声明，《Love》“确实有我情感经历的投射”，但绝不是一部自传式的电影。当被问到如今对爱有怎样的新体会时，钮承泽不假思索地说：“爱是一辈子的课题。我真心相信，如果我们好好地跟自己相处，温柔地对待自己，我们也可以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我觉得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不管这个爱是男女之间、朋友之间，还是对于工作、对于世界的。我相信爱才是最有力量的武器。”
    影片中很多场景的拍摄地都在北京。因为这部作品不但投射了钮承泽的爱情观，也抒发了他浓浓的乡土观。
    钮承泽是典型的生长在台湾的外省人。父亲祖籍北京，是满族钮祜禄氏的后裔，19岁到台湾，一辈子都在怀念故乡。从儿时起，钮承泽就听父亲讲他念念不忘的胡同、红叶、涮羊肉。“终于两岸通信了，我的父亲也病了。他患的是一种很罕见的病，肌肉萎缩了，已经不能正常执笔，只能攥成拳头握笔，然后给家人写信。我出门前、回家后，他永远在同一个位置写信，吃力地写信，颤颤巍巍的，旁边一大沓信纸。故乡对我来说，就是父亲的那个背影。”父亲故去后，这股乡愁里更是包含了钮承泽对父亲的思念。
拍最真诚的电影
    作为一位不吝惜剖白自己情感的电影人，钮承泽毫不讳言他的创作灵感多来源于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您执导的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影子？有没有想过拍一拍别人的人生？”面对记者的问题，钮承泽坦然以对：“我不是暴露狂，也并非想把自己全部展现给观众。我只是想用最真诚的情感打动观众，所以我要拍自己最真实的经历，其中包含了生命的真相，我希望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经验与大家分享。”话音刚落，他又立即补充道：“并且我会一直秉持这个理念拍下去。”
    演员出身的钮承泽参与了自己执导的全部作品的演出。尽管他所诠释的人物性格、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有着显著的共同点，都是“意见领袖”，大伙儿都听他的。这种看似无心的角色设定恰好展现了钮承泽真实的一面。正因如此，钮承泽得以在《Love》中聚齐包括赵薇、舒淇、阮经天等7位一线红星，完成了被华谊老总王中磊称之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是个特别有自信的人。”几乎所有的合作者都这样评价钮承泽。北京的首映礼结束时，钮承泽拿过话筒自信满满地问观众：“《Love》好不好看？”“好看！”观众们给了他热情的回应。没想到紧接着他提高声调道：“我们就此终结好莱坞殖民，好不好？”“好！”这一次他所得到的回应更热烈、更激昂。看到此番情景，没人会怀疑他的感召力。
    难得的是，就是在激情满怀的时候，钮承泽仍是清醒的，“创作者在这种‘疯狂’的市场环境下，很有可能迷失。所以，作为导演不该去迎合、讨好、模仿，每个人都应用功地、诚恳地拍出自己心里面觉得好看的电影，并且是要经过长久准备的，这样的电影才会有特色，有活力。”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里，中国迈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刻”。
    据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联合推出的“2012两会调查”显示，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管理、教育公平、“三农”问题、医疗改革、反腐倡廉、物价问题、房价调控、食品安全等10个问题，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和百姓民生密切相关。
    放到更长的时间里看，这一“两会调查”已经进行到第十个年头了。从2003年以来，上述问题一直是历年两会的热门话题。其中，社会保障更是连续三年位列公众关注的榜首。这说明，10年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生，始终是代表们商议的焦点；这说明，10年来，在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心中，民生，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要务。
    正因如此，10年来，我们目睹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步，亲身感受到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改善。保障房建设在各个城市得到推进，许多家庭告别了“蜗居”生活；新农合医保在各个乡村得到落实，亿万农民终于“病有所治”；户籍的坚冰在多个地区被打破，更多人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国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留守儿童不再是“爱的荒原”；在重大自然灾害中，在急需救助的老幼妇孺面前，公民社会爆发出大爱的力量，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每一步改善也许不是很大，但“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汇聚成中国10年进步的滚滚浪潮。
    站到更高的视野上看，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10年的成绩。无论是住房、物价、医疗、养老，还是社会救助、公民参与、社会责任，我们都还面临许多困难，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放眼未来，我们的理想中国，在这些民生问题上，应该要比今天做得更完善、更细致、更美好。在那个理想中国里，老百姓的生活要比今天更有保障、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
    环球人物杂志邀请22位中外知名人士——茅于轼、钟南山、于建嵘、李银河、易宪容、张亚勤、邓飞、吴祚来、张颐武、余世存、叶匡政、高丙中、郑功成、何兵、王大伟、马军、俞渝、丁刚、陈坤、于莺、约翰?奈斯比特、安德鲁?汉密尔顿，围绕20个民生问题，激情描绘“我的理想中国”。
    这是春天里的声音，喊出了对更美好的春天的渴望。
    正如那首名叫《理想国》的歌中所唱的那样：“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看我将怎么做，看这锦绣山河，给我已经很多，让我全心全意，把这土地建成理想国。”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开始关注张仃，是因为在诗人北岛的小说《七十年代》中，看到张仃的儿子张郎郎。书中讲述了30位成长于上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末成为中国社会最具活力、最有能量、还存有争议、被人们广泛关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听敌台的阿城、“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创办《今天》的北岛、“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
    看到数以万计的粉丝在微博中追捧张郎郎的才学和苦中作乐的精神，记者联想到了他的父亲。张仃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位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担纲过开国大典现场总设计，为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穿上”大典“礼服”；国徽、全国政协会徽以及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系列邮票、宣传画也凝聚着他的智慧；他还参与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就是张仃，此后，在布拉格、莫斯科、巴黎等城市分别举办的几届世博会的中国馆也出自他手。
    不止于此，张仃还设计了动画片《哪吒闹海》，首都机场、长城饭店等处都悬挂有他的巨幅创作。其子张郎郎也继承了父母的“文化基因”，曾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兼职教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父子两代人，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背后有着怎样的经历和传奇？今年新年期间，远在大洋彼岸的张郎郎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独家专访。

从囚徒到流亡者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张郎郎感慨自己离开祖国很多年了，但不曾想“乡音无改”却成了他这些年来赖以谋生的本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到了尚未回归的香港，在那里住了8年，除了日常工作外，我用乡音——地道的北京话教中文。也给当地杂志写京味儿的小说，一来是怀念，二来是过瘾。离北京越远，越体会到北京话的魅力。”
    张郎郎于1943年生于延安，他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先后在“育才”、“一○一”、 “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他，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政务院办公室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张郎郎说，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想避开外部的干扰。我们没想用诗来反对任何人。我们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心怀不轨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8年，张郎郎因成立“太阳纵队”等“罪行”，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就这样被判了死刑。1970年3月5日，在即将执行死刑时，他被周恩来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15年。1977年底，张郎郎假释出狱，后漂泊海外。他曾在文章《迷人的流亡》中回忆，“小时候，觉得流亡是一个很浪漫的词，似乎和文学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普希金写的《致恰达耶夫》、《高加索俘虏》这类的好诗都和流亡有关系。那个时代在俄国，要当作家或诗人似乎都必须被流放，要去孤寂一番。这简直是必要的资格经历。等我真开始流亡生涯以后，就常常想起雷马克在《流亡曲》那本书里所写的那个老朋友：他的外号叫‘候鸟’，每次在某种严冬来临之前就当机立断飘然而去，扔下了一个个多年来曾赖以存身的窝。决不留恋，决不回首。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就和那只候鸟一样，不断出现提前逃离任何现场的强烈冲动。”
    1988年，张郎郎到了美国。他告诉记者，在大洋彼岸还是靠中国文化底子养活自己。在退休之前的最后8年，他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去年，我的最后一位学生，就是现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副大使王晓岷先生。同事们开玩笑说：‘你应该晚几天退休，就可以教完骆家辉先生，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去北京。现在是中国文化，全球各地生根开花！’”张郎郎则笑答：“‘一招鲜，吃遍天！’这句老话，现在应该改成‘学好北京话，走遍世界都不怕！’”
    他感叹，他这个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陕北延安窑洞里的孩子，如今到这么远的地方落脚，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也许我的母亲想到了。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我告诉母亲想走文学之路，妈妈说‘那你先得学会一个谋生的本事。因为文学是养活不了自己的。比如你学会剃头，至少可以吃万家饭。这样就可以行万里路了。’我记住了妈妈这句话，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有什么计划，首先想到要会养活自己。我们在国外，的确存活艰难。”
    张郎郎说他多少年来也在纠结，是靠画画还是靠中文。“我父亲张仃是个画家，我母亲陈布文是个文学家。也许遗传的基因让我拿不定主意，于是，我主要靠中文谋生，不时也得画画。”张郎郎自嘲，“也许是因为脚踏两只船，也许是一代不如一代，至今我写文章写不过妈妈，画画画不过爸爸。但这都不会让我放弃，我得创作，我得不断努力。他们俩永远是我前面的启明星。”
“毕加索加城隍庙”
    2010年2月21日，张仃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在90多岁时还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个小学生。”在艺术上，他是位顶级大师，而在生活中，却一如孩童般纯真明净，不谙世事。张郎郎说，“人们说我爸是‘包装新中国’的大美术家，是中国美术的‘立交桥’。人们在赞扬着他的才华，在感慨着他的机遇，生正逢时！但他们不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必需的铺垫，不单在军事领域如此，在文化领域也是这样的。”
    张仃1917年出生于辽宁北镇。20世纪30年代，他的职业美术生涯开始于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日本人侵入东三省后，张仃拿起笔，成为一名反抗侵略、反抗专制的漫画斗士。1938年，他来到延安，和作家萧军合作，在当地创建“作家俱乐部”。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在张仃看来，抽象的“国家”必须有色、形、物的形象化传达，才能被了解和认同。
    在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经历，使张仃获得担纲新中国形象设计的“资质”。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天安门的庄严雄伟极大地震撼了张仃，于是，天安门成为他笔下国徽方案的主体元素——弧形的地平线上，天安门巍然屹立，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言简意赅，立意精准，这一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这一年，张仃 32岁，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1949年，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创造性地设计并挂上8个巨型宫灯，用这一传统文化语汇给天安门增添了光彩。
    张仃曾被称为是毕加索的东方知音。1956年，他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与居住在加里富尼别墅的毕加索会面。他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画集》，估计毕加索受了齐白石作品不少的影响。对于张仃，这次拜会的意义不可小觑。次年，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第一副院长。工作之余，他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等人的作品，尝试创造一种新的画风。上世纪60年代，他历时半年，带领学生去云南各地采风，创作了一批经典作品，如《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女民兵》、《集市傣女》、《油灯》等，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这次展览后来却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人私下嘀咕：“张仃为什么搞变形？这不是在搞流派吗？”搞流派，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评判，它意味着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个人表现，以及脱离党的领导；也有昔日的同事指出，他的画是“毕加索加城隍庙”。依当时的语境，城隍庙总是和封建迷信连在一起，而毕加索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表。毕加索加城隍庙，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是后来严厉扫荡的对象。而张仃对这一切似乎毫无觉察，一发不可收拾，陷入狂热的创作中，到“文革”前夕，已完成了数百幅这样的“毕加索加城隍庙”。
    在“文革”中的“黑画”批斗会上，有人责问，张仃的《苍山牧歌》“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这一时期，对于张仃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场最惨烈的浩劫。

家中的“伙头军”
    张郎郎告诉记者，艺术家永远是个孩子，而时代却把他推到风口浪尖的美术院校去当领导。“特别是‘文革’期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父亲受到猛烈的冲击。作为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想不通。殊不知父亲能走过那段艰难岁月，全在于他的背后有一个坚韧的梯队，为他铺路、为他支撑，甚至为他牺牲。这就是以我母亲陈布文为首的整个家族，包括姐姐陈乔乔、大哥耿军、我、弟弟大伟、寥寥、沛沛。”
    陈布文1920年生于江苏常州，1937年和张仃结识，互慕才华，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共有6个子女。1938年，陈布文来到延安，从事鲁迅研究工作。“母亲当年也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去延安以前，在上海、南京，她已被人们称为‘大有小鲁迅之风’的才女，给《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撰写杂文。她非常理性，上世纪50年代，我父母面临的选择是：家中两人必须有一个做出牺牲，否则都会一事无成。母亲毅然辞去工作，专做家务，自称为‘伙头军’”。
    “文革”期间，陈布文为保护张仃，让孩子们轮班守护他，“帮助他活下去，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我家每个人都尽心尽力保护父亲。”张仃的几个孩子，都或多或少继承了父母的文学气脉。张郎郎的弟弟张大伟原是北师大实验中学中文教师，他向记者回忆了当时家中所经历的惨烈场景：
    一天凌晨，造反派咆哮着冲进屋来要带父亲去参加斗争会。经多次交涉无果后，母亲嘱我陪父亲同去。我搀扶着颤颤巍巍的父亲上车，然后在震耳欲聋的语录歌声和声嘶力竭的吼叫声中，我和他一起走上批斗台。父亲发烧站不稳，我只能半抱半架着他，我的上台又使父亲更痛苦，每次批斗后，他大汗淋漓，闭着眼，靠在车后，一声不吭，没人注意时，他就静静地握着我的手。总算挨到批斗会结束。我搀扶着父亲最后一个走下批斗台，穿过疯狂挥手叫喊的人群，筋疲力尽地离开会场。走到无人处，父亲示意停一下，然后走到小树林里，坐在几棵横乱堆放的木头上，低头抱膝，呆坐许久。忽然一声嚎叫，那并非口中发出的，而是胸腔中挤出的凄厉而痛苦的嚎叫，是我从未听过的，那是令人浑身发凉的灵魂悲愤的呼叫，一声，又一声……终于，一切又归于平静。过了一会儿，父亲站了起来，整整衣服、头发，嘶哑地对我说，大伟，我们回去吧，别让妈妈看出来……
    快到家时，我看见远远的楼上，母亲在阳台上站着，她瘦削的身影，一动不动，显得那么孤独与忧伤。我知道，母亲一定站了很久了。父亲闷头往前走，我在后边悄悄向楼上的母亲招招手，母亲脸色苍白，心事重重，但什么也没说，父亲则显出轻松的样子，继续迈着大步往前走……
    那晚，在父亲的病床边，母亲给父亲读书到很晚，读的是雨果。
    后来，哥哥邀了几个好友在家中聚会。大家唱《马赛曲》、唱《光荣牺牲》，听贝多芬的《悲怆》，朗诵诗歌。屋里用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父亲和母亲静坐旁边。郎郎朗诵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我朗诵拜伦的《致托马斯·摩尔》……
    原本，每天天一亮，哥哥就高唱格林卡的“听这歌声多嘹亮，响遍天空大地”首先起床，我们也跟着歌声起来；那时，还有如莫扎特的《渴望春天》，是欢快优美的旋律：“来吧，亲爱的五月，给树木穿上新衣，让我们来到小河旁，看紫罗兰开放……”然而，转眼间，一切都失控了。

熬过“九九八十一难”
    张仃一家之后的处境更为艰难，张郎郎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要判死刑。他回忆，“父亲为此一夜白头，母亲一方面为我担忧，另一方面又怕父亲想不开，她坚强地支撑着这条暴风雨中之船，在千辛万苦中继续前行。”不久，张郎郎的姐姐、哥哥和父亲都被关入牛棚或隔离，两个弟弟也下乡务农了。“母亲一个人坚守在家里，把有限的生活费用分成若干份，分别一一安排；或邮寄给失去自由的亲人，或给在农村的孩子们。她一个人撑起整个一个家。”
    让张郎郎欣慰的是，“文革”十年中，许多家庭在巨大压力下，分崩离析，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大义灭亲”，这是时代的悲剧，可以理解。而他们的家始终同心同德，一起最终熬过了这“九九八十一难”，迎来了祖国的春天。父亲张仃得到第二次生命，迎来他艺术的再度腾飞。上世纪70年代初，张仃开始了焦墨山水画的创作。而陈布文依旧支持他，鼓励他，照顾他，让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我们6个子女，也都在母亲的谆谆教诲下，各自踏上自己的征途。她为我父亲，为这个家族付出了一切，耗尽了最后一口气，年仅65岁，就乘风归去了。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我们家族中一直在回响着，激励我们前行。”
    陈布文去世后，根据生前愿望，儿女把母亲葬在庐山。陈布文的墓地极为简朴，张郎郎说，“父亲曾说，母亲是极朴素的人，一生甘愿平凡，不要用多余的装饰玷污了她。这就是我们这个家，父亲是塔尖上光芒四射的宝珠，而母亲就是最下面坚实的大理石根基。我们6个孩子，在中间充当不称职的梁柱。我们的父母虽然已经走了，但他们依然是我们向上的动力和脚踏实地的根基。我们永志不忘。”

《环球人物》杂志 记者 田亮
 
    春节将近，安徽人杨师傅和妻子、孩子，带着置办的年货高兴地往老家赶，准备和72岁的老父亲团聚。迎接他们的，却是紧闭的房门。敲了几次，没人应答，杨师傅从门缝里看到父亲在躺床上一动不动，心里咯噔一下。撞开门后，他才发现，父亲早已去世了——喜庆的春节前，这则悲伤的消息在网上吸引了大量的点击。
    杨师傅的遭遇也许太过特殊，相比而言，刘鹏的经历更具普遍性。除夕，刘鹏回到老家，把一沓崭新而整齐的百元纸币交到了61岁的母亲手里。“这是我们单位今年的年终奖，1万元，您拿着吧。”“你们买房不用钱吗？”母亲看着这沓还用白纸条捆着的钱，并没有马上接过来。“还有呢。”刘鹏低声说。
    刘鹏今年28岁，甘肃农村出生，两个姐姐均已出嫁。他现在在北京一家咨询公司上班。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及在家中与母亲的这段极简单的对话时，他的语气是沉重而无奈的。“我一年的收入超过10万了，拿出来孝敬父母的不足10%。在时间上，一年到头，我最多也就在春节、国庆两个长假期间回老家看望父母，加在一起也就十来天，不到一年的4%。真是愧对父母。”
    曾几何时，《常回家看看》成了春节里最热门的歌曲，当我们踏上返乡之路时，不妨想想过去的这一年，我们留出了多少时间、金钱、情感给自己的父母？
孝有两个层次
    “孝”本是人之天性，如今却成了当代人心中的痛，原因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孝”有两个层次：文化层次和制度层次。从文化层次来讲，子女在主客观上都该去尽孝；从制度层次来讲，孝是一种家庭保障，这跟小农经济是相适应的。但如今，经济发展早已把人进行市场化配置，这就产生了人户分离。同时，很多人在城市里谋生，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投入到自己身上的物质和金钱比较多，客观上会影响尽孝。
    以杨师傅为例，他和妻子都在合肥打工，孩子也在当地的一所学校读书，父亲住在离合肥70公里的长丰县。杨师傅大概半个月回一次老家，给父亲带些米、菜等生活用品，父亲去世后，他后悔莫及，“平时打工太忙了，顾不上老父亲。”
    刘鹏则告诉记者：“年前，我刚跟女友领了结婚证。她在北京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俩每月包括房租各项开支大概要6000元，研究生毕业快3年了，我们只攒了15万。我们准备攒够30万就先在北京贷款买套小房子，也算是给女友一个‘交代’吧。认识6年，我没给她买过像样的首饰和化妆品。”而父母，只能是在心里惦记了，“像我们这样农村出来的人，活得太紧张，小时候忙着好好学习，长大了忙着好好挣钱，日后估计还要好好琢磨怎样让孩子不被落下。也许得等这些都忙完了，才能好好尽孝吧。”
    刘鹏和杨师傅都属于人户分离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71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韩布新，则从代际关系的角度解释了孝心弱化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期，代际关系面临很多转变，长辈的决策权甚至建议权弱化了。比如说就业、婚姻，现在都是年轻人自己决策，家长的意见越来越弱。”
“老板的话比老爸的管用”
    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经常会成为当代人无所适从的借口，但对父母，重要的其实还是一片心。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养老取决于情感、人口、经济和时间4个变量。在城市，关键在于情感和人口两个变量。人口变量，指的是子女数对父母养老的影响。目前，城市独生子女多，但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会起到弥补作用。“情感变量，则是子女对老年人的孝敬程度，是决定性的首要变量，因为它决定着对经济资源和时间资源的动员能力。如果没有来自子女孝德的支持，那么即便有法律强制下的赡养行为，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也是有缺损的。”
    一位80多岁的北京老人，被儿子送到西城区一所老年公寓长住。儿子上下班就从公寓经过，但一年也就去看望父亲一两次，来了也待不了多长时间。走时，他总会给父亲一笔钱，“用不着省钱，想吃什么买什么”。但老年公寓里吃住等条件都挺好，老人上哪花钱去呀？儿子每年会带着8岁的孩子出国旅游，一去就是好几天；可老父亲连让他带着在北京城里转转的“机会”都没有。这种落差，让老人很失落。
    在记者的采访对象中，“70后”安健在尽孝上是做得最好的，但他在这方面仍有遗憾。2003年，安健把武汉老家的房子卖了20万元，加上家里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在上海市宝山区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如今三代同堂，也算是能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了，但身为公司骨干，安健正常工作日下班已是午夜，父母早已入睡。“即便是周末，领导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也只能把父母和孩子先放在一边。老板的话比老爸的管用。”
    春节前夕，某媒体对1581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向父母尽孝方面，86.3%的人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仅13.7%的人觉得“足够了”。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功感慨：“社会发展越快的时候，也是老年人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只能牺牲。因为社会要保证整体的发展，对老人有时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弘扬孝文化上没有缓兵之计
    如何增强尽孝意识？有人提议将“常回家看看”纳入法律；也有组织开展“孝子培养工程”，计划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培养百万中华小孝子；还有些中小学会在父亲节、母亲节等节日，倡导学生给父母洗脚，甚至把这当成家庭作业。有媒体称，这是“看对了病，开错了方，徒具观赏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说得更直接：“这是愚孝。”公众也不认可，网民张遇哲说：“轰轰烈烈的运动过后，我们的精神沙漠还是雨过地皮干的贫瘠土壤。”
文化学者叶匡政则认为，这些“形象工程”是对中华孝道的曲解，搞这些的人自己都不一定真正了解孝的含义，这些活动最终带来的结果很可能会产生偏差。
    他告诉记者：“要从根本上弘扬孝文化，必须从教育这个根儿上着手。现在的教科书，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成分完全拿走了，只有知识的传承，缺乏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弘扬孝文化上没有缓兵之计，必须要改变教育方式，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否则只会一代比一代更不孝，想亡羊补牢都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