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王富英出生在杭城一个工人家庭，父亲对党的感情很深，最常教导她的一句话就是“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这种思想给王富英的成长打上深深的烙印，从此她的一生都紧紧跟着党。
    1968年，王富英初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了离家最远的黑龙江抚远县插队落户。当时，知青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的财产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事迹，在知青中引起了巨大的反晌，也深深感动了王富英。虽然父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弟妹年幼，但她仍要求到最远、最苦的地方去锻炼。父亲当时住院，为了送她，提前出了院。插队两年后，王富英回家探亲，就在她再次辞别家人北上时，父亲又一次病倒，而这一次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安葬完父亲，王富英没有回头，她又奔向远方。这一去，就是十年。
    蹉跎岁月，王富英成了知青的带头人，她担任了连长，团支部书记。“人家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人家受得了的我也受得了”，就凭着这样一种精神和志气，她事事走在前面。她先后干过炊事员、事务长，伐过木，养过猪，开过荒，盖过房。大冬天她带头跳下冰冷的河里掏草墩子，到山上伐木，被顺山倒的木头砸伤过腰，牵牛时被牛踩住了脚，脚肿得像馒头一样高。为了学骑马，她大胆翻身上了一匹没有马鞍只披了一条麻袋的瘦马，结果马一口气狂奔十几里地，从公社一直跑到连队，下来后，她连路都走不了了。在那片广袤的黑土地上，王富英仿佛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娇嫩的城市女孩，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她吃的是杂粮，白天干最粗最重的活，晚上还要手里提个马灯，背杆枪去值勤放哨。大冬天年轻的同伴睡过头没有来换班，王富英就一个人值一个通宵。就连养猪，王富英也是投入了全部的感情。猪下崽时，她通宵蹲在猪窝里，为猪接生。在她的悉心照料下，猪养得又肥又壮。除了带领连队干活，王富英还担任了连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要去县里开会。有一次她开会没有搭上便车，就在冰天雪地里一个人背着一杆10来斤重的半自动步枪走了60多里地，足足走了6个半小时，把当时的公社书记都给急坏了，因为路上时常有黑熊、狼等猛兽出没。
    十年知青生涯，王富英象个拼命三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把自己摔打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铁姑娘，她的积极表现被大家看在眼里。1971年，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同时去黑龙江的900多个知青中她是第一个。不久又升任向阳公社团委副书记、妇联主任、县妇联常委。
    1974年，她被调到抚远县委、县革委任办公室文书。在这里，她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县委、县革委两套班子一年二百多个文件都要她校对，印发，并要徒步送到每个单位。她背着包跑步送文件，常常这份文件还没有送完，下一个文件又来了。这其间，她曾被抽调回杭整理知青档案，只要她愿意回城，知青办的同志就可以帮她。但王富英实在太喜欢那片黑土地了，她不愿离开奉献过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当知青返城高潮来临之际，她依然打算在那里扎根一辈子。1979年，中苏关系日益紧张，许多人逃离了乌苏里江畔的边境县抚远，大批知青已返杭城，王富英出生在抚远县的女儿已4个多月了，这时县里领导也动员她回城，并帮她办理调动回杭的一切手续。至此，王富英这段知青生涯才告一段落。回想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王富英没有丝毫怨言，因为她在那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磨炼，北方人的热情、淳朴、善良、爽直、憨厚的性格至今仍影响着她。
    “我要给他们一样的生存权、幸福权、受教育权”为了实践这一诺言，王富英差点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变成了有娘的孤儿。
    从北方回来后，1979年王富英调入了杭州市儿童福利院从事文书工作，三年后，她被提升为副院长。1984年，34岁的王富英肩负着组织的重托和信任，担任了院长和党支部书记，这时的儿童福利院依然是一副烂摊子：4000多平方米的建筑年久失修，斑驳陆离，15000平方米的大院内无水无电；上级拨款跟不上业务增长，差额部分需要自己解决；近二百个残疾儿童连温饱都难解决，更不用说读书受教育了；儿童院工作的职工待遇低，工作辛苦，单位远离市区，职工天天早出晚归，人心不稳。这些王富英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何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让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成了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思前想后，她砍出了三板斧。
    一板斧，做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稳定职工情绪，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市财政局长申请专款5万元购进一辆交通车，解决职工上下班困难，又办起了浴室，盖起了职工宿舍；二板斧，狠抓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率先垂范，树立了正气的党风；三板斧，加强宣传，扩大声誉，采取各种措施宣传社会福利事业，增强儿童院的知名度，赢得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随着宣传声势的扩大，慷慨解囊、捐物捐款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
    有了经费的支持，儿童院的条件大大改善了，“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王富英又动员全体职工为孩子献上爱心，并开展各项活动，使儿童院成为孩子们的乐园。1984年，又率先在全省儿童福利事业单位中开展了残儿肢体康复和弱智教育。这其中，她培养了全国第一个残疾孤儿大学生丁豪。
    儿童院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为了这一切王富英的付出也是巨大的。她每天早出晚归，无法顾家，女儿只能跟着爸爸，有时一个星期也见不到她的人影，“六一”儿童节王富英从未陪过女儿，每年的年三十、年初一她也在院里陪孤儿过年。她把全部爱心和一腔热情都倾注在孤儿身上，自己女儿反而像没有娘的孩子。王富英认为，和儿童院的孩子相比，自己的孩子已经够幸福了。她说：儿童院的孩子失去了父母已经够不幸了，不能让他们再失去其他的权利。为了孩子读书，王富英不知跑了多少教育机构为他们争取上学的权利，孩子没有父母，王富英就成了他们的家长，行使家长的义务和权利，替他们开家长会，和学校进行沟通；孩子生病，她又像亲生母亲一样焦急，不惜和医生争吵。
    在儿童院的出色工作，为王富英赢得了一系列荣誉。1985年，王富英被评为全国特教先进工作者，1990年又获全市三八红旗手称号，1990至1992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杭州市级优秀共产党员。1993年她又荣获浙江省民政系统奉献奖。
    这份工作如果做不好，就会使丧属痛上加痛。将心比心，王富英把人生的最后一站做到了最好，让丧属伤心而来，满意而归。
    人生虽说是和生老病死连在一起的，但一般人对死总有些忌讳。当局里缺少一个能领导当时人心涣散的殡仪馆时，王富英被领导看中，到这样一个特殊单位任主任。1996年，王富英走马上任，凭着坚韧和执着，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理顺了关系，使殡仪馆工作逐渐好转，服务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局里准备让殡仪馆争取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王富英心里想的却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黑土地上的那股干劲又回到了她身上。她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
    当时殡仪馆的火化炉都是外省生产的，出了故障不仅维修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且烧得半拉子会影响丧属的心情。王富英大胆建议自己建厂生产火化炉，馆里投资了100万元建厂。事实证明了王富英的眼光和魄力，自产的火化炉大大提高了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王富英还制订了全国首个《殡仪馆管理条例》，使殡仪馆的运行和管理走上了规范化。
    2000年，由于工作需要，王富英任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兼慈善总会副秘书长，2003年4月又兼任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刚刚上任，就遇到了SARS。这对于只有两名工作人员的慈善总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她们忙碌了几个月，买了温度计等卫生防疫用品逐一发到五保户、贫困户手中。在慈善总会，王富英做得最多的是捐助贫困，她竭力为大病的贫困户困难户争取医疗救助，对于困难学生也结对助学。有一个孩子，父亲患了尿毒症，孩子考上了美院，要交一万多元的学费，家里实在拿不出来，王富英千方百计联系了鞋城的一个老板，请他捐款帮助孩子上了学。对于慈善工作，王富英尤其看重助学，她认为这不仅可以使孩子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孩子成材后，还可以帮助一个家脱贫。因此她争取领导同意，在淳安县帮助办起了励志班，使那些因家里贫困而上不起学但学习又非常刻苦的孩子了了读书的心愿。
    为了落实自己的提案，省领导亲自找我谈话。一提到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能，王富英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了。
    作为六、七、八三届市政协委员和七届省政协委员，王富英的提案依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在儿童院时她为争取儿童院的福利大声疾呼，在殡仪馆工作时又为殡葬工作呼吁。
    杭州地区殡改工作起步较早，但由于一直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行政执法力度不够，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土葬回潮的歪风。尤其在农村，因受传统观念影响，加之农民富裕了，又是土地承包制，许多农民将集体土地视为已有，不仅随意修祖坟、埋遗体，还擅自出卖坟穴，造成杭州境内一些路旁、铁道边，三江两侧，连绵的群山缓坡上，随处可见点点白色，有的山丘白色已成为主调，新坟、大坟、豪华坟不断增加。“富不富，看坟墓”，在经济发达的萧山，漫山遍野的坟墓蔚为壮观。针对这种现象，王富英作为业内人士，不仅在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还写了《乱葬乱埋严重现象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的提案提交省政协。这个提案引起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被列入重点提案。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梁平波亲自找她谈话，详细了解情况。不久，在全省范围里开展了一次对于乱葬乱埋现象的大清理。一个政协委员的提案能够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使王富英对于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履行职能的作用有了更深的体会。
    作为政协委员，王富英非常勤奋，积极认真地参与政协组织的各项活动，认真选好角度，找准题目，发挥自己的优势，力求在政协工作中尽职到位。在委员小组里，王富英是公认的积极分子，她不光干好自己分内的事，如果有需要她帮忙的，她都不分彼此尽心尽力去做。六届时，她并不是联络员，但当时工作需要，她就承担了联系委员，组织活动的繁重工作。七届和八届她是委员小组的联系人，她就积极策划和协助组长组织委员小组开展活动，在市政协社法委的活动中常常能看到她积极认真的身影，因此，她曾被评为市政协七届“双好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富英还和小组的同志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共同捐出一千多元钱认养了西湖南线景区的树木，用实际行动为社会作出表率。
    “我是一名老党员，人生苦短，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必须将理想、信念与爱岗敬业结合起来，党叫干啥就努力干好，以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在这座浙江省最大的安贤陵园里，继续从事殡葬事业的王富英，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最好地诠释，也印证了一个共产党员和政协委员的坚毅和执着。 2006年10月1日，写作：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