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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岁月2.0版

从渺小到被绊倒 2011杂书过眼录

 
 
 
 
 
 

“舆论革命”:私人记录中的辛亥史事

2011-8-8 11:48:19 阅读736 评论4 82011/08 Aug8

  电影《天安门》里那个能做大灯笼的老宫人,说他原先是用手拈着吃点心的,后来半辈子是用手捧着吃窝头的,说这话时,脸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笑容。捧食窝头的样子,是近代中国人特别典型的一个生活场景,一直绵延到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祖父辈,无论后来是否赶上了相对富裕的日子,他们总是本能保留着这个捧食的手势,每当人们想起这样的情景,总是不能自已,充满了悲伤。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在电影所描绘的时刻,人们推开的是积满灰尘的紫禁城,那时距离帝制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终曲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时,时代是新的,排斥一切和宫墙有关的事物,只有当这些红墙黄瓦被用在显示时代新的格局和风度之时才会被整修一新,这时它们的符号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人们从逐渐坚定的共识中来,走向期望更高甚或不切实际的共识中去。

   

  百年前,武昌新军工程营的一簇烽火,终结了中国大地最后一个王朝和帝制时代。这凝重的笔划,一经写下就很快被翻阅过去,因为它满载着未来的不可预知和已知的挫折教训,——这是一个未完成式,在历史现场当时几乎就被认定为一种鱼腩式的胜利。只有和平年代过久了的后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一再地在纸面上对它不停地进行着追溯:当我们需要一个大的时代主题时,就信手拈来。但是就像前面所说,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能笃定、能确信的真实的历史,需要那种看一眼就被那些细节所感动的真实。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出版界对这一题材的热闹反映出人们对重新审视这场有限革命的需求,历史不能简单过去,它最好能给未来提供某种反省价值。这种喧嚣尚未散去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民国史挖掘者傅国涌,带给人

作者  | 2011-8-8 11:48:19 | 阅读(736) |评论(4) | 阅读全文>>

为理想与幻灭的时代作个见证

2011-7-21 12:56:08 阅读764 评论0 212011/07 July21

  

谈齐世英先生,不能不谈当年的东北,《齐世英口述自传》除了是一部个人史,也写满了东北半世纪的沧桑。早在日俄战争以前,东北就成为日俄这两个二十世纪之初野心勃勃的国家采用各种方式争夺的地区。俄国势力持续侵袭东北期间,在东北修建铁路,兴办电讯、邮政,建设港口、交通设施,开办煤矿以及榨油厂等轻工业,旨在加速掠取资源,但在客观上推动东北各地区社会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接掌俄国在东北地区的资源和势力范围。民初,张作霖成为东北地区最大军阀,势力增大之后进而妄图逐鹿中原,频频入关,置东北之外疆危机于不顾。当时的东北人民包括大量从关内“闯关东”过去的民众,长期生活在特殊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环境之中,东北问题一直是当时中国最突出的国内问题。齐世英先生即生长在这个年代的东北,后来经由地方政府官费留学东瀛,后来转德国深造,获奉天教育厅同意,将他在帝大的官费转到德国,齐先生在口述自传里说:“我本为农家子弟,因为国家的培植,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国家给与我的恩惠太多,我总思有所报答……”生活在乱世的人,其实对国家和地方政权同个人的关系往往是混淆的,齐先生所说的国家,从其一生投入的感情来说,无疑指的是他的故乡,是东北大地。通过眼下这部口述自传来看,齐先生1949年前的这半生,实是为东北的前半生。也正因为对东北的念念不忘,也决定了齐先生一生的经历。

  

  东北局势危急,而军阀混战仍终日不休,张作霖向关内运兵的列车不但颠簸在无尽的铁轨上,也敲打在对东北政局持续观察的世人心头。郭松龄当年“回师奉天”,留学回国不久的齐先生充作幕僚参与其中,后来郭反奉兵败,

作者  | 2011-7-21 12:56:08 | 阅读(764) |评论(0) | 阅读全文>>

知识分子与世界的关系

2011-7-21 12:38:04 阅读717 评论0 212011/07 July21

  ——读周有光先生的《拾贝集》

  

  笔者当年错过了《百岁新稿》,那时天天在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周先生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希望这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又说,“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以此来看周先生先前那本受人瞩目的《朝闻道集》,和现在这本《拾贝集》,基本上没有脱离开这个研究的范畴。百岁之后的周有光,离开自己原先的研究领域,开始在历史中寻找值得新世界反思的东西。

  

  周有光先生是上个世纪之初生人。早年就读于近代著名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后任教高等学院,任职银行系统,现代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1955年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该委员会工作,自此彻底改行,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成为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这一百年来中国从近代史走向现代,国人不停地面临世界前所未有之变局。周先生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文字学的家学素养跨越学科、避开运动,成就新的事业,在个人史上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在百岁之后重新进入大国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和反思,并且在高龄保持着许多国际问题思考的前沿性,对民主政治基本理念的谙熟,则无疑显示出这个知识人对自我身份和使命的清醒认识。

作者  | 2011-7-21 12:38:04 | 阅读(717) |评论(0) | 阅读全文>>

历史和今天:欧洲古典情怀的困境

2011-7-21 12:34:04 阅读691 评论0 212011/07 July21

能用简单直观的方式把问题说对,或者可以说服读者,这种历史书应当得到重视,因为“简单”的同时意味着高度的浓缩和概括。它并不是怠慢或是简化历史;相反,一些经典的史实,即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史实从未被忽略。复杂而汗牛充栋的历史书固然形制严瑾而科学,但是在读过这本“简史”之后,欧洲的历史特别是那些没有确证史料留存下来的时期才在我们面前豁然开朗,直观的图形、箭头和表格展现出对历史的有效梳理。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也是简单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用逻辑和公式来解释世界。约翰?赫斯特这本书以不同的角度,总共把欧洲历史述说了六遍。前面两章的篇幅简要勾勒出欧洲的完整历史,接下来的六章则各取一个特定主题延伸,分别涉及到争战、启蒙、政体、神权与皇权、语言和民生(即社会形态)。这种历史写作的方式有它的特殊性,正如作者所说,“我的目的是从中找出欧洲文明的基本元素,看这些元素如何透过时间重新组合,从古旧中形塑出新的样貌;看旧有的东西如何屹立不摇、风云再现。”

  

    这本欧洲史涉及到的时间范畴,大概是从希腊城邦到工业革命之前,工业革命是结合农业革命讲了一点。准确的说,这是一本中古及近代“欧洲史”,作者编排写作用力最深之处莫过于讲述“欧洲的血统”。正如作者所说,欧洲的血统来自一种非常混杂的渊源,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像所有西方的历史学家写作的习惯一样,这也是一本用“传播论”来解释历史因何进程的历史书。神学的传播与分裂,不同种族和文化侵入带来的革新与同化,皇权的形成与式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的浪潮,输入与输出成为欧洲大陆乃至整个

作者  | 2011-7-21 12:34:04 | 阅读(691) |评论(0) | 阅读全文>>

知识分子:书写时代与被时代书写

2011-3-20 13:23:06 阅读934 评论3 202011/03 Mar20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酝酿于1967-1968年,写成于1969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诚如邢小群女士在《才子郭沫若》中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学者都失去了发表学术著作的权利,郭沫若和章士钊能出版个人论著实属极少的例外,而这样的著作本身必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可以说,从这本书问世以来,就存在颇多争议,七十年代末以来,这种争议由于社会的开放而从腹诽逐渐变成了学术争鸣,而这种争鸣又必然和郭沫若这样一个中国曾经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评价有关。笔者这代人,与这本书诞生的年代无缘,无法对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有太深的“了解之同情”,但这同时也为今天人们能再次谈起那一代人提供了机会。《李白与杜甫》作为使郭沫若先生“留下数不清的叹息”的一部著作,究竟要讲些什么,它的历史价值在今天是不是依然可观,会给今天留下哪些值得思考的东西?或许,我们最终并不能真正讨论清楚这本书和他的作者,但绝不会低估这本书再版的价值。    

笔者读这本写于四十年的书,总是会不免想起《万历十五年》,想起几千年中国社会的文官政治。很多人在读那本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时,都禁不住为那个颠簸不破的官僚体系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所骇然。每每看到关于郭沫若先生的资料,都使人感觉那种文官政治体系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势整合和摧残,从来没有消失过。郭先生这本著作写的是中古的两个知识分子,从他历史学的专业背景来说,貌似是史笔在握,书写时代;然后笔下流露出来的,却字字表现出被他自身所处的时代所书写的迹象,如果说到叹息,当时空仿佛倒错,这一点或许才是最值得后人啜啜的千年一叹吧。    

作者  | 2011-3-20 13:23:06 | 阅读(934) |评论(3) | 阅读全文>>

《联大八年》:一种平视的联大文本

2011-3-20 13:20:35 阅读846 评论1 202011/03 Mar20

联大八年,从时间范畴来说,是指当年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由“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正式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名义确定下来开始,即以1938年5月在滇开课,至1946年5月复员为止,是对上个世纪那场关乎民族生存之抗战的另一种书写。《联大八年》是联大学生刊物的结集,1946年初版,作为联大研究的一种原始材料,现在经过重新整理出版。从历史发展比较来看,联大学生那一代人思想之早熟,正如同他们过早背负起国家和民族奋斗的重担是同时发生的。联大学生的早期学术训练,从一开始就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如这本学刊结集收录较多回忆记述性的文字来看,编辑者虽然多数是学生,但是很早就建立了整理史料和保存历史的意识,书中多数文章统一署名“资料室”,显示出集体记录历史的责任感。 

   

学生办的校刊,作为历史材料来看,一个显著的优势是取一种平视的视角,相较更能反映出学生作为当时社会民众的特殊群体,面对历史动荡和民族大限时对很多问题的态度,比如在乱世对“国家”的看法,战时对学业的看法。当时联大一个普遍的属于学术范畴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大学教育是保持和平时期正常的状态,还是实行“战时教育”?提倡“战时教育”的理由是学以致用,在非常时期,学生应该随时准备为国效命,将书生身份转换成军人;坚持“平时教育”观点的谓之大学教育乃国之百年大计,其初衷和侧重不应该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擅变,要为未来做长久打算。这是宏观下的争论,最后也有了争论的结果。但是在学生日常的情绪和生活中,这种矛盾究竟如何影响他们,读这样的学生刊物有时才能看出真实情况。 

作者  | 2011-3-20 13:20:35 | 阅读(846) |评论(1) | 阅读全文>>

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殊途同归

2010-7-3 11:30:33 阅读1137 评论2 32010/07 July3

——读《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对吴晓波的了解来自多年之前的那本《大败局》,现在类似谈中国企业经营的书很寻常了,那时却很少看到这样直面批评大型民企、反思这些企业“生或死”的书,虽然并没有触及其中一些深刻的问题,但是有一种满含痛切的情绪在里面。从吴晓波后来的著作来看,他正像是经济改革年代里培养出来的财经作家,记录时代,并成了时代的宠儿。据说很多人得知由吴晓波来作一部《吴敬琏传》的消息,都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组合了,理由是作者和传主都同这样的传记要记录的时代是如此契合。对笔者来说,其实由谁来作这样一部《吴敬琏传》并不重要,——好的传记作品要靠自己来说话,但如果由吴晓波来作,或多或少使人对这场写作抱有某种说不清楚的期待。

毋庸置疑,吴晓波这次的写作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因为,这种写作的难点一望而知:首先是给当代的知名人物写作传记,一手材料获得的便利,往往无法抵消掉因为离传主过近而容易产生的“身在此山”;二是写当代人就不可能离开当今的时代,而时代尚未过去,很多事物的性质无法做出最后判断,有事后倾覆的风险;三是这种写作必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不但能写人,还要反应时代风云,两条腿走路,而从1978年至今这一段中国社会的历史过于复杂,侧重于经济方面就更加复杂,“杀君马者道旁儿”。吴晓波先生在这本传记的后记中谈到:“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完成多个‘任务’。我想描述一个爱国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想记录过去60年中,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理论及路线争论。”这证实了前述“更高的要求”。对于选择了这样的写作主题的传记写作,笔者觉得应该对作者的勇气和加给自己的“写作时代”的责任感,表示出更多的理解。

作者  | 2010-7-3 11:30:33 | 阅读(1137) |评论(2)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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