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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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一个房价飙升人人蜗居自危的年代里，网络的无限给了我们梦想驰骋的那种宽广，那么任何毁坏它辽阔的人，都缺乏基本的怜悯和宽容。在博客大巴被XX的一周里，朋友在QQ上询问我关于我博客的命运，问我说博客被“和谐”了，被“自杀”了，被“反低俗”了？每一个中国网民早就对这种“消失”习以为常，每一个和时事有一点关联的比特都会在和谐号大能的冲击下化为尘埃。在国内我每天总会点开那个陪伴了我两年的熟悉的网页，看着拒绝服务的页面被载入浏览器，我盼望有一天它会回来，就像盼着第二天会有一个好天气，会有熟悉的太阳升起。

在一个原本应该无限辽阔的世界里，我们却很容易的撞上一堵墙，这个领土辽阔的国家里有些人，总是害怕互联网上的疆域过于辽阔。因为互联网上疆域的辽阔，直接带来的是国民思想的辽阔，在这个喜欢玩弄国民智商的国家里，无疑是非常反动的行为。在国内的三

1.野蛮拆迁不只是中国特色。
2.潘多拉星球也采用了和中国类似的村长（部落领袖），村委书记（部落精神领袖）这样先进的双轨政治体制。
3.插队的知识青年总是更容易得到村支书女儿的青睐。
4.一个成功的男人，必须首先要有一部好的座驾，最好还是限量版。
5.一个人应该保持忠诚的东西和他的血缘与种族无关。
6.一部票价120的电影让人肉痛的程度应该是随着电影的进行而成反比的。avatar是这样，三枪相反。
7.如果可以，我愿意再看一遍。

这些天来，按走走小朋友留在我QQ上的打油就是，张樾哥，学开车，不上网，只唱歌。是的，我离开博客消失的这半月，是因为我在学车，每天朝九晚七，练车场在离家半个城市距离的市体育场附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家乡的公交系统里疲于奔命。我所长成的这个鄂西水电之城，在上个世纪末修建的两座大坝的带领下，近几年的城市化惊心动魄，前些年温总的一句玩笑性的“世界水电之都”，让这个城市亢奋的忘乎所以，商业区，写字楼，CBD一个接一个的像竹子一样拔地而起，带着不可避免的虚假繁荣的泡沫，城市中心地段房价五年之间翻了一番，接近五千直逼省城，街上时常有随着城市而崛起的农村暴发户嚣张的开着黑色的加长林肯和劳斯莱斯呼啸而过，每次看到这种场景，一种叫作阶级仇恨的情感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

学车有很多好处，带着全家自驾游，不用再堵在拥挤的公交上而

如果说昨天是一个茶几，那么上面一定搁满了杯具。我现在正猥琐在北京西站外一个位于地下室的网吧，勾着腰用着上个世纪龌龊的输入法在一个肮脏的键盘上打进这些文字。然而我QQ的地址却显示是呼和浩特市，弄得几个朋友又开始以一种敬佩的语气膜拜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凌晨1点40分，很久没有在网吧过夜，我现在满是疲惫，如果不是有行李要照看，随时都可能倒在椅子上昏昏睡去。身旁的大叔在和一个小妹妹视屏，用着一种我不太熟悉的方言聊着我很熟悉的话题，不时的传来只有勾女时的男人才会发出的不怀好意的讪笑。这个网吧里有很多外地人，这些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无法接种甲流疫苗的流动人群在这个地下室里刷刷的敲着键盘，看着口味很奇特的国产情色片，我们呼吸着彼此吐出的浑浊的空气，就像一个昏暗的鸦片馆。然而在天寒地冻的北京之夜，网吧确可以给这些异乡人以难得的温暖。

一场降温15度的大雪，这个城市告诉我它就是这么欢迎我的。以前在北京看宫门，看城墙，看打着小卷儿的风沙，看扭曲的胡同，看CCAV，这却是我第一次在北京看雪。在我曾经的印象里，北京是冷峻的京师，深墙大院里透露出的肃杀，坚硬与沉稳，鱼龙混杂的人流里的匆忙与焦虑，昂贵的都市里快速的节奏，与北京原本温吞的市井生活，与它背后繁复的历史文化是完全脱节的。倒是这场比往年早来了整整一个月的大雪，带着万圣节恶搞的惯性，让很多人裹上了那些看上去让心里就特别温暖的大围巾，让原本毫无表情的建筑变成了一座座巨大的雪人，让那些伴随着京腔儿哈出的白气倾吐着彼此的嘘寒问暖。

我不喜欢冬天漫长的地方，温度倒是其次，关键是让人慵懒，思维停滞。老邱和小丫头在视频的那边衣衫单薄，纬度更高的都柏林似乎比这个城市暖

对于喜欢祷告的人来说，上帝和连岳的区别在于连岳赞美禁果。

作为一个流行的鸡汤作家，如果写情感的时候摆出一个传教士体位，时刻为爱情庄严布道，唱赞美诗，那么复杂的现实很可能他难以自圆其说。在很多时候，给连岳写信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即使你是在匿名的情况下。我一直对给连岳写信的那个群体保持好奇，其实从个人心理的角度分析，写信的都差不多是感情生活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类人，不然也不会有情绪去假装告解。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心态能让他们压制住那种小矫情，反而以一种苦逼的面孔将他们的雄浑壮丽的私生活娓娓道来。文本有一种浮夸的力量，漂亮的文本更是如是，这其中小三们的信更是文采飞扬，就像要造反前的檄文，原来很二很混乱的男女之事被文本一表达便变得楚楚动人，让人心生怜悯，觉得浮生若寄，而不去管他/她先前干了多么操蛋的事。

回到祖国第一晚的“新闻联播”总是让我感到新奇而振奋，长久缺乏脑部的清洁和锻炼，我的全身似乎都笼罩在一片无暇的圣光里——天安门广场上硕大而美轮美奂的花车，颐和园里躁动的人山人海，在街道上敲锣打鼓歌颂太平盛世的农民朋友，每一个人，每一张黄色脸孔在镜头前展示的出世而无邪的笑脸，使北京处处仿佛都是飘荡在节日海洋上的仙山。三十年来，没有什么，比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的风格更一成不变，更能磨练中国人的审美。做一个中国人，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盛大的喜悦和顽固的煽情，就像我们习惯了在我脚下的这个城市里默默无闻的生活，恋爱，变老，以及去谋划种种让自己过得美好一些的可能。

然而在这个城市的地下，我却看到了不同的脸孔。从四惠东坐到西单，地铁里充满了因为汗臭和拥挤而焦躁的人群，即使是在人比较少的时候，

波兰斯基可能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因为搞潜规则而被捕的电影大师。

03年我第一次听说波兰斯基的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他以《钢琴家》获得了前一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片中的男主人公，波兰犹太钢琴家咨皮尔曼，在二战德军的搜捕下到处躲藏，像极了这么多年来因为国际通缉令有很多国家都无法前往的波兰斯基。

我印象中的波兰斯基是个很阴郁的小老头，这种印象来源于我看的他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比如《雾都孤儿》，《第九道门》。后来陆续的看了一些关于他的文章，知道了他前期受法国新浪潮影响时和后期风格显著不同，知道了他经历过很多人生的巨大变故，这个出生在法国的犹太人有着传奇的身世，童年经历了法国的反犹太运动，母亲和叔叔死于纳粹的集中营，后来以《水中刀》一片成名，妻子紧接着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