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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归依(二篇)—— 旧作之四  

2014-09-09 04:10:23|  分类: 小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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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知识分子的学问之路

       在中国这个注重诗文传统的国度里,除了像“文革”那样的时期外,读书做学问从来没有受到过今天这样来自知识分子自身的深刻怀疑,几乎每个青年学人的身边都有同行下海(投海?)或另谋他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空前的大逃亡景象。

然而,读书做学问在古代知识分子那里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左传》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正是扬名后世的一种重要途径。

不过,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是现实主义的,他们注重现实的幸福,支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是没有天国的精神世界,死后的事情更难以预料,所以他们不仅求身后之名,更求生前之名,希望能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辛弃疾的词句“了却君主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人生态度。不过,现实的幸福难以预期不说,也是易朽的。这样,身后之名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人生局限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救助之道。学问对古代读书人的意义是双重的,它又往往是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因为,应付科举考试需要学问的根底,并且在注重诗文的官场,它对职位的升迁也不无意义。也就是说,学问不仅可以使他们获得身后之名,而且可以赢得生前之名。司马迁受宫刑后,现实的幸福已经没有可能,身后之名寄寓着他的全部希望,他发奋著《史记》,以求“藏之名山,传诸其人”。

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对“名”如此执着呢?这种文化心理深受原始的巫术观念的影响。胡适在作于20年代的文章《名教》中就指出过,中国人对于名的信仰源于古老的迷信。日本的中国文化学者森三树三郎在《名与耻的文化》一书中对此做过进一步的分析:“原始思维的特点之一,是认为‘经常接近的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物和它的名总是如影随形,因此,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不是‘名表现体’而是‘名即体’。”因此可以说,人死后,只要他的名字流传下来,为人称颂,他就可以凭另一种方式存在,也即是“不朽”了。

现代人接受了唯物论(至少是对死的唯物论),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身后之名已不再能给他们以安慰。在现实生活中,学问也不再能使他们春风得意。德国文学批评家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把诗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比作捡垃圾者。“捡垃圾者”一语道出在精神领域中从事创造性劳动,而与市场无缘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在现代社会里,许多歌星在台上一曲千金,科学家带着发明专利走向实业,实用性强的学科研究者不断寻求和市场的接轨。与市场无缘的是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从事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他们和一部分艺术家们一起固守着人类最后一点尚未被商品殖民化的精神尊严,也因此一贫如洗。

学问对个体的意义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罢了,与钉皮鞋、卖酱油一样是一种职业,只是钱挣得更少。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同行们还承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活重压。一个也在高校任教的朋友,住在一间八平方米的平房里,爱人气管有病,怕煤烟,不能生炉子,冬天屋内冷得象个冰窟。他曾踢着装书的几个大纸箱,愤然说:“要这些书到底有什么用!”他说只要给他两居室的房子,学非所用,也在所不惜。连起码的思想空间都没有,学问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显得太奢侈。既然如此,苦守学问还有什么意义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在职业上尚未定位的青年学子开始了他们的逃亡历程。况且,做学问一点都不比干别的轻松,它需要献身精神和持久艰辛的劳动。

告别学问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些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精神上归属感。前年去海南开会,笔者遇到一位投身商海的文学硕士。他已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了,来拜访和笔者住在同一房间的他的同窗。同窗仍在内地的大学教书,送给他一本在学术界小有名气的专著。他翻看着书,说:“我将来还准备回去。”他到底回去不回去,回哪去,我不得而知,但我感到他的心里有些不平衡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否还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名”的情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渐趋定型,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的待遇自然会得到改善。可不管怎样,学问毕竟失去了对个体的终极意义,又不能带来现实的福祉。因此,学问之路注定是一条精神上的漂泊之路。

                         (1994年2月17日《中国科协报》)

 

做学问                          

这不是一个做学问的时代,从好多人那里都听到过这么一句相同的话。

哥们结婚,请哥几个喝喜酒。酒桌上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挣钱。一个也在高校任教的哥们与人合作,筹资几十万元开了一家川菜馆。他踌躇满志,侃侃而谈,成了酒桌上的明星。自始至终只有一次谈到了学问。一个小哥们硕士研究生毕业直接攻读博士,今年毕业,年方廿七,已出了本洋洋二十余万言的专著。饭馆老板对他说:“做学问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骂我?”博士不爱听。

今年3月去海口参加研讨会,海南人的精神正处于亢奋之中。滚滚红尘,令人心旌摇动。去找在一家饮料公司当经理的老乡。他大学毕业后,先分在省政府机关工作,去年下海。他白天事忙,晚上请我们去歌厅。他一边呷着杯子里的番石榴汁,一边问:“怎么样,想不想来海南‘开发’?”我敬谢不才。“趁年轻先挣点钱吧。学问嘛,等老了以后再做,修身养性。”我冥顽不化:“书中自有黄金屋。”他大笑。一个上海来的妞儿把那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得深情绵柔。

返京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圈子。十八平方的集体宿舍,住了四人,连放一个书架的地方也没有。装进纸箱的几百本书都静卧在系办公室的角落里。书到用时恨少,亦恨多。找院长解决拥挤宿舍问题,院长摊牌:条件就这样,宿舍问题近期无法解决。

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我清楚地知道继续恋栈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么又能干什么呢?从政?不擅此道。经商?……爽快点!好像也不行,本人书生气十足。考托福去当代的“阿里巴巴山洞”美国?无任何海外关系,就是考分六百,未必能联系到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更何况自己散淡惯了,也下不了那么大的狠心。既然如此,认命吧!读读书,教教书,做做学问,聊慰平生可矣。

学问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当然有,说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固然虚妄,然而就是从个体方面来说也意义昭然:其一,劳动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做学问虽然惨点,不失为谋生的手段;其二,华裔女作家陈若曦有本散文集叫《无聊才读书》,这名称换言之就是读书可以避免无聊。你问聂卫平下围棋与国计民生有甚关系,他顶多只是写些《国运盛,棋运盛》之类的官样文章,其他的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学问和围棋一样,都有自己一套精致的准则,陶然其中,往往使人乐不思蜀。想明白以后,内心一片月朗风清,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

既然别无选择,那就努力把做学问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很多学人都开始自觉不觉地寻找机会,利用专业之长来为稻粱谋。一个学政治学的老乡,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即将竣工一本《女人与政治》,听说已有书商表示了浓厚兴趣。去看一个也在高校教书的哥们,他那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手工作坊”:床上、桌上摆满了复印的文章和稿纸等,老婆手持剪刀,他拿着胶水,小夫妻俩正在生产一本谈人生大策略的“宝库”。王力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叫做“龙虫并雕斋”,意思是精深的学问做,普及性的文章也写。冒昧地借用一下,我把上面所说的做学问方式叫做“龙虫并雕式”。只要不触犯法律,没有明显的不道德倾向,别的买卖也都不妨一做。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嚷嚷转变观念,对学问的观念也得改变。商品经济的影响无所不在,学问也变成了商品。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是不以成果的形式凝固下来,没有人承认你。这要求做学问要有商品意识,要发文章,写书,在写作时一定要考虑到“销路”。不仅要注意内容,还要讲究“装潢”。钱钟书先生说:“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议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为俗学。”这话阎王可说,小鬼不可信。

那么,就一门心思搞学问了?——也没准儿。

                                (1993年1月12日《文汇报》“生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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