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遭遇创新困境
易榕/文 2008-7-6

在大多数人经验里，和增长的经济是缓慢而又伴随着希望、希望的累积又促进着发展的信心一样，经济萧条危机势必也应是一个让人有充足心理准备和事实准备的渐进过程。所谓盛极而衰，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词一般，是一种物理“必然律”，可谓见惯不怪。《经济半小时》（7月5日）展示的中国外贸出口加工型企业，在昔日红红火火的粤、浙两地，似乎乍然呈现大面积关闭、停产、闲置现象，无疑让长期浸泡在“中国经济基本面十分健康”观点中的观众，大吃一惊。事实上，家装建材需求明显下降反映着房地产消费萎缩，和工厂停工、倒闭画面对应的，是“厂房出租”、房租下调的普遍扩散。无法掩盖的感官告诉投资者利空事实。在通胀压力中没让国民工薪收入同步跟涨，看来是有判断前提的，即已经看到其峰顶，预计到回落拐点的趋势。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不同，十年前的危机导致投资撤出经济萎缩，在危机逐渐退落，经过修补后的产业能够快速重整旗鼓，但这次恐怕不是这样。

珠三角是“中国制造”主力军。早在前年讨论中国经济当前形势究竟是史上最安全/最不安全时期时，珠三角即已开始部分工厂倒闭的“进程”，那时人们几乎本能的把经济增长->小企倒闭->就业不增全归咎于垄断经济的封闭性和压制性。垄断秩序的影响并不止于此，其后果也可能长期隐埋，到时候寻找总渠道诱发出来。按照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访谈的国内嘉宾赵启正先生说法，“中国制造”因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国际经济不景气、PPI普遍走高诸诱因冲击腐蚀，面临增长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正是适时推动本国产业升级的时候。大概东莞的“清空低素质劳动人口”即具此种象征：清理低端产业，调整国家经济产业构成，向高附加值科技领域发展。

“中国制造”的人力成本优势面临考验，原本的“后发优势”被先发集团与新的后发竞争者上下夹击形成产业困境，这是我在观看本期《经济半小时》节目的一个概括。赵先生说产业升级，向高科技转移，要看一有无这种能力，二有无这个机会。既然优势丧失的产业趋于没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但旧秩序的衰败若未经准备而来，或者已知衰落趋势而无所适从，毕竟是一种旧模式的败落导致的被动选择，即便有“重整山河待从头”气质，置之死地未必好整以暇而后生，而且能怎么样个“生”法，“生”的质量、规模、速度、效果如何，都属未知数。英特尔总裁贝瑞特先生则认为：“我们用投资，用不断的投资，而不是用节省来解决问题。”创新与研发被他称作投资；而节目主持人和国内嘉宾（以及场外观众）似乎都觉得在高科技研发创新上，不存在克隆成本和后发资源优势，相反，越迟起步、越不专心致志真枪实弹越落后。创新经济只有先发优势，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有“后发优势”、主要是成本价格优势。所以赵先生既把低端产业没落视作升级机遇，也认为向创新经济转型未必同时机会成熟。

贝瑞特认为大学基础研究和企业技术发明，能够相辅相成，共同发现协同解决，创造力将源源不断。他代表乐观派，我们一方则属悲观或者谨慎乐观，因为我们不象“世界工厂”那样，仅仅大规模重复简单劳动埋头肯干就行。我们要从世界高科技产业分一杯羹，做别人的外包工厂，似乎已经错过时机，再次失去了先行先动优势。然而这样的心理却和命定论无异，其事实和已有的秩序利益息息相关。

前几年，我们一直在未雨绸缪“扩大内需”，似乎把“扩大内需”当作了应对“投资过热”手段。所谓“投资过热”本质上来自同质化的竞争性生产贬值，生产越多，对利润的挤压越大，物美价廉最终自己消灭了成本优势。这是一种没什么更大技术含量的生产作业，它偏好一种雷同反复和大批量。“扩大内需”让人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开发浮想联翩，尤其是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在最近十数年几乎是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必用词。“第三产业”说到底仍基于人头的“人口红利”思维，本质上无法脱离和改变“人人生产个个税”性质，它能有什么高科技前景？大部分人为小部分人创造供应，小部分为大部分提供需求，能有什么样的“高附加值”呢？

创新型经济是国家产业政策指向，它需要新视野和想象力，更需要实际平等支持，并积极予以发现。中国经济遭遇的挑战既源于外部“高端通吃”压力，更为本质的则是它需要的机会，是国家垄断经济配合，对技术官僚主义的自我颠覆后果。一个“创业经济”始终在服务业、进而始终在人口规模上打转，几乎看不到对科研的自主投入热情，这仍然构不成“创新投资”，也正是这种投资往往表现为过度、过热的投机性质对经济发展构成危胁。没有哪国会说创新、研发过度、过热，没有哪种“内需”会比创新更具高附加值，更具长期价值，从而需要金融资本横飞“着陆”。同样因此，当年朱镕基政府标志性地对纺织流水线举起了磅锤，那时国家教育已经转向过渡式“双轨制”：一部分继续以劳动后备军留在低端产业维持“世界工厂”的机器运转，另一部分则担负升级新产业经济职责，接受“精英教育”，为尽早接力新高产业的将来准备。显然意图在于最终成功使高附加值产业占据国民经济总量的大部分，而现在，过渡期已经交汇，结构摩擦开始作用。

重整旧业从头来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已经很小。在步入另一个增长轨道之前，东莞式劳务遣散足以标志一种决裂式决心。的确，官方公布的口径表示此举为引进更多先进人才，潜台词无疑直指开发高端产业的决心，暂且不论这类极端行为怎样打击产业工人和对没落产业的残酷无情，也不计较此前为何没有一个渐进的转移计划和进程。然而此举也意味着真正要针对克服的，正是根深蒂固的技术官僚主义痼疾，因而那是一场技术性风暴，意在摧毁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恋栈情结——虽然直接代价是产业工人就业。技术官僚主义总会不失时机，投机性的产生开动流水线冲动，以致大规模的投机还会给人“世界工厂”卷土重来的错觉。只要产业升级稍有延缓间隙，垄断经济在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上的开放性，总是在最后、在最为迫不得已关头，才可能姗姗来迟地勉强打开一道缝隙——有种理论即研究新兴创新势力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挑战。就此而言，中国经济产业升级有理由悲观，其升级过程多少染上悲壮色彩，从而，这个困境早已可预见其不可避免性，而且内生性远过于推诿式的外部性。

——唯升级以拯救经济倒退，唯创新以扭转产业衰落。唯开放竞争，创新与升级才能够携手并进，中国经济才会和科研相得益彰。我试着假想，如果中国能像信息时代以来的当今美国兼容并包，而贝瑞特们是我们的许多产业前锋，中国经济社会那能有多好。大国梦想非得有切实条件支持不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