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与下层的“过度”
易榕/文 2008-8-16

恩·弗列罗夫斯基（瓦·瓦·别尔维）《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过度经常是有害的，劳动过度是一件最有害的事情。”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劳动痛苦是一种能使那感到痛苦的劳动者立刻了解的东西——他感觉不到稀少性，也感觉不到他的劳动力——他感觉到劳动的痛苦，这痛苦随着天然资源的稀少而加重，随着丰裕而减轻。”人的劳动，肯定不是本能的；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为生活而制造工具、为获得工具而劳动，这都不是本能的，而是器质后天的。饮食是第一本能，就像其他生物一样，“男女”是温饱之外、安全与发展又是“男女”之外的欲望。实现饮食的途径－选择只有劳动，因此满足饮食的劳动对环境而言必须付出风险，对劳动者而言则应是生理性的快乐——除非在劳动之间又有难度上的三六九等之别。

痛苦的劳动源于艰难，自然性的艰难和地理条件相关，此外则缘于被迫产生的负担以及负效应压力。劳动从生存的无用到有害，是那种催迫的加强，痛苦的加强，此时痛苦高低不决定交换价值；劳动者的催迫来自资本以及资本者，资本者定价依据于其资本的来源，就像博西格诺《法律之门》讲到的：“决定价格的不是成本，而是资本”。取决于资本在一定环境中的收益预期，包括资本在那个环境的绝对地位与力量。如果资本来源始终为单一垄断机构操控，那么价格取决于资本机构而非使用这些资本的实业家或商人；如果来自竞争性资本实体，则由主要影响该实体价值与利润的市场因素及事件定价，从而形成输出/输入之间的盈亏消长结果。

一个商业社会明显感受到实际劳动受着资本的“业务规则”驱使而最为无利可图，则这种商业秩序将瓦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而产生规模/集中农业需要。劳动，体现为满足第一本能的原始形态/职能的体力劳作，呈现出社会价值的破产，则是农业变动的必要。劳动痛苦/有害很大地被推动，价值连饮食功能都无法保证，因为商业环境必定同时也自觉降低对其产物的需求，以致劳动无法偿付税赋，应付税赋的非农作劳动由此形成与现有农作的价值冲突，集中在最富农民特征的劳动者身上，直到颠覆效应。过度劳动让劳动者反感，经常过度劳动的社会则形成放弃劳动观念，而非热爱劳动意识，因为人总是被动痛苦，这种劳动关系是可耻的，劳动效率也是低劣的。劳动不能追逐货币，价值与价格断裂。

再一种社会上层的权力“过度竞争”。在市场上有种“竞争性贬值”（当然也有种“垄断性增值”，比如所谓通讯的“增值服务”就出于垄断的电信部门），权场的竞争反映的却是因为权力的“超值”现实。权力竞争越激烈持久，权力的价值越水涨船高：二者相互推动并乐此不疲。所谓的权力金字塔，在权场单一，即一个无穷大——与所有的管理同积——的权力空间内，而非相互切割的多权场之间，“政治正确”“机构统一”是单一的，目标相同、路径一致，竞争能力表现为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于“过度”——过犹不及、功败垂成。就像所谓市场经济，如果“市场”只是一个“集贸”，一个规定建造并经营管理的指定空间，即使空间很大，里面摆着的柜台数量非常大，看起来柜台与柜台之间有了竞争，实质上“市场”只有一个，面积也是固定不变的。电信拆分几家，电信市场还是“一家专卖”的——显然它是伪市场经济，伪竞争而真垄断。

不仅权场如此，整个政治社会也如此：一意向权进。所有权力领域皆如此，包括经济商业天然倾向于复制这种资金+权力的规模式金字塔。在金字塔这个三角形内，人人向权进、向上部挤，自然形成钱江口那种倒喇叭口，推动权场中的“后浪逐前浪”，结果在夹角的两边界处“惊涛拍岸”；顶尖成了指向中心与终点，力能最集中，也最不稳定。从物理上说，潮水受天文驱动，为消解聚集量能的爆发力，除了加固边界堤岸，可预见的紧迫时期，宜乎扩大夹角，即向外增挪边界，以容纳惯性带来的潮波，缓解潮能。理论上看，一党执政必有此种激烈竞夺，这种权力资源竞夺（与扩张）局势往往能够改动政局，乃至修改政治规则，或至政治力量发生裂变。“大部制”也许带有“大权制”，也即以权力过度集中来保持行政力的纯粹和效率的期望，以避免边界放松引起机构编制臃肿，拖累行政效益及行政规划，特别在改革进入“颠簸”期，机构数量而不是交通的膨胀隐伏下竞夺中留下的分化内讧因子，因为边界扩大整个空间膨大，而速率也削弱。

实际上竞争是理智的，其目标即为成功，虽然其形式充满狂热。权力之间很难有这种竞争，争夺与对抗才是权力的本质，因为竞争实际上要面对带来利润收益的第三方，即民众，权力的“工作对象”。民众对权力进行监督或者审视，表明这种权力的取得源自民众及宪法的授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竞争并不在同一机构内，相互熟悉的对象之间发生。它应该像资本描述为跨空间交易带来可能一样，跨越不同的人物、圈子、机构、政党，进行淘汰式的竞赛达成优胜竞争。当然竞争并非政治权力的生死之争，“劣”者还可以安排在与其能力与表现相称的现实位置，但争夺不是这样，败者必须出局，那是赌局，它并不是为了经过比较选出最适合的人选，却是一种挑战与卫冕之间的角逐。这种政治局势的活跃带来不稳定，而不是表现代谢更新的旺盛。

这种激烈争霸的“权政”，也要求最具革命冲动的社会底层必须“维持现状”，以保持一种静止稳态格局，就像当年沙皇财政大臣维特（《维特伯爵加回忆录》）所说的那样：“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现状。”因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是近代史上中日战争后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占有威胁其侵略利益。换句话说，上层权力竞争的激烈状态，表现为“过度”活跃的时期，也反映出底层“维持现状”之坚固时期；同样，下层的劳动反映为普遍“过度”时，适足显示上层行为的争夺趋向。但是“过度”也有度，一种度须以另一种度的反馈为边界，即下层越早表现为“过度”衰竭，上层的“过度”狂热也越早克制；只有下层的反馈失灵，放纵出上层无度的“过度”。

建设“新农（场）村（落）”与土地权集中

易榕/文 2008-8-17~20

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变为农场/庄园经济，该不该以生产效率（集约化生产）与市场性种植（经济作物）之要求来解释？如果有些初始现象无法以此来解释又是为什么？从产能来说，原有单幅土地的劳动总量小于规模生产总量吗？合理的假设，在种植作物的收入（价格）没有明显变化，耕作工具相同时，农民没有理由为自己劳动的量会小于为雇主（农业工人）的同类劳动量。只是相对来讲，集中的土地更乐意于倾向不间断种植生产，而自由农业生产往往更趋向于依据农民生活条件和实际（支付）需要进行变动式调整；个人农艺改进意志较弱，所谓劳作效率表现为粗作，农场寻求高产能，有改进意愿，只要制定了生产计划；农场生产将受收益状况左右，很难表现在市场形势不利时能够在盈亏阐预期均衡，而个人劳动总有“负效应”的尺度作为限度。这样，农户都会留下相对“负效应”抛荒或未充分耕作地块——表现那种农民生活的“机会选择”痕迹；不同季节与远近距离不同的闲地，则可以机动地加以生产的拼合。或者说，现有土地占有面积超过了农民所“需”所“能”的价值，农民抛弃了土地耕作；反之，抛荒源于地产价值无利可图，甚至以政策方式强使农人普遍形成一种印象，即要求在无利可图时一定要继续种植活动，否则予以罚款措施，令人们把土地看成经济负担，因而逐渐产生放弃或者转移念头，以及使控制土地所有权意志崩溃瓦解，为土地集中所有权准备。基于需要反映的自由抛荒，实际上也反映农人在非劳务闲置下的机会选择权衡意图，不等于他对土所有权发生厌憎。这是土地在宏观背景上对农民的“抛弃”。

土地在另一种“魔手”（维拉曼特《法律导引》；费孝通《农村土地权的外流》）操控下背弃了农民。农民随之不得不放弃显示为负担的那部分土地，甚至对土地的依恋感情随对劳动价值的欠收的降低而消解——在机会权衡下抛荒的土地等价于在耕作以外寻得的个人收益机会，这是一种作价路径。由于农民作为最广大民众成员，在土地所有权上代表着土地国有制度，农业税收对国税负责，因此如何使耕地“私有化”，比国有资产的“私吞化”要广杂得多。农民愿意作为土地所有者，把个人选择抛荒的耕地出租给农场资本家，农场资本家付出租金并维持地力；除了交易需要交纳税金，农民仍然交土地税，主要所有权后果是改变原有地垄边界，时间越长，原来农村组社随犁垄边界越模糊，产权越模糊化、笼统化——在固有地形变化越大地区效果越明显。到时，模糊的边界在当地村委组织干预、引导下，只能转向户口的均分主权利益方式，即以不再耕作土地为前提，由村委会讨论决定行政面积内对应的总租入，直接按人口数“平均”核得个人租入所得。

所有权对应的租入与个人地块对应，由个人与租地者相互发生结算关系，变成更大块单位的生产队组行政面积与租地者之间的代理职能关系，最后人人习惯并依赖于村组织对土地利益的管理，逐渐忽略土地所有权是超行政组织管理的，是在宪法框架内的国民根本权利。这样土地租益模式逐渐替代土地所有权模式，成为农业生活内容，其中表现为产能的提高与个人劳动的闲置，好像使土地所有者的当地农民成为了地主¹。村委官方组织作为代理人，其行为本身混淆了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与土地所有权归政府管理之间的职能。作为一种经济关系，集体的所有权交易归各所有负责，在各“地主”与同一租地资本进行交易前，需要完成“地主”间的差异授权（各人经营后的地力质量不同），以达成交易原则与目标，作为交易谈判的合意准则，并力图达到符合市场的最大价值原则。官方组织的这种有意背离，表现在如处理地方村民违反农场管理行为的权责组成上，村民偷盗农场产品与用材，农场不是向地方派出所报警协治，而是向本村村队组委要求张贴布告，出具包含村委、老人协会署名的非正式布告，要求自律自制，即此种权利循环结构的回流段，也是资本对机构的授权。历史上印度曾有过这种以所得表现所有的分配模式²。但这些个大量“地主”面对一个共同“佃户”关系是松散的，村委会根据当地习惯人力价值制定似乎由各人接受的租金水平，但又为“佃户”默认其代理人身份，支付一种与村委会成员个人收益形式的“佣金”，使村委成员积极干预、塑造村委功能，最终积极推广那种抹平个人地垄边界的工作内容，形成业务规则。

这种规则在在任村委成员个人遭受质疑时，便会创造上一级管理机构加以介入的机会。这种介入非常重要而且敏感，它是农民—租地者—村委三方关系的正式和最终制定者、调和者，也是关系转折的塑造、驱动者，可能是行政单位，也可能是法律机构；农民作为所有者在其中居于最弱盲局位。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可能被租入契约所转移³，很显然，三方能够达成一个基础“共识”：个人耕作收益不如集中经营；尤其在当地农民已经习惯于过收地租生活之后，这点“共识”特别具有基础性力道，模糊了资本权力的真实与可能的动机。（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卷：“垄断就是集体行动，不管是国家或是私人的联合。”）他们已经有了租金依赖，有了对村委居间也就是对租益总量沽定、平均分配机制的依附。农艺不仅在退化，劳动意志也在瓦解，只关注收益而不了解所有权意义，以及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差异声明，使地方农民不可能主动抵拒这种终将移转他们的所有权，最终逆转其命运的变迁。农民没有自发组织如“农会”，不可能保持这种集体警惕，也无力去研究因应所有涉及群体命运的局势，他们不可能识别这种“先礼后兵”的变化；农业税造成一种原始的自己租地劳动生存的社会心理，所以维持与大地主——事实上的政府，宪法里的国家——的“良好”和顺关系才是重要，而且“万能”的。他们原始而单纯地欢迎任何相对改进收益局面的外部变化，却没有对应的内部意识汇集，因而土地“权”向“利”形式变移将使他们在生产组织中被边缘化、剥夺化，最终不得不乞求于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劳动权益，在失去的土地上以佃农身份去赎取收益，维持依附与必然的管制下生存。

强行直接改变既有土地所有权事实，农民与行政资本都不认为是“上策”。但这种对宪法文本的修补变动，却能危胁农民对土地权的信心。最初的集中租地资本，同时带来外地农业工人，当地农民在没有信心以及有意识需要对所有权进行控制而加入农业工人队伍，并一定地予以控制，形成组织力，以农业工人身份在拥有地主资历的同时在自己的土地上又赚一笔劳动工资。首先他们在自己表面上对土地的抛弃上，事实上被土地所抛弃过程中，乐于寻找对的闲暇消费或者收益机会，一时不再细思慎察。无法知道现有个人分地的边界在村委代理的圈租合约中有没有测绘图示，以作为将来个人要求退出租约的法律文本，也不知生产队组的边界有没有合约前生成与村委的备案，总之这种所有关系最初肯定不是代理人的工作核心，它在今后的可能纠纷冲突中又会或被推诿为差不多已经离村进城的（前任）个人职责，或归现为所有权当事人责任。但个人绝无可能满足这种正式文件，对正式文件取得的要求又会消亡于行政流程中，因为它至少要经过奉行总益均摊的村委—乡委的同意。随着村镇人口同步迁移集中，这份租入的对应地块却不再进行实际再分割确定。当农场资本向外表示无利可图或意外损耗过大（如偷盗）和亏蚀时，这份租入慢慢荒芜。而且加入总益再分配的新人口也开始集中并在百分比上侵蚀单位利得，影响原有收入租金。农场可能会试探着要求下调租金，或者政策会利用物价工具调低实际租入价值，逐渐达到比劳动工人工资低的水平，以突出农业工人的“优势”，塑造其吸引力与所谓先进合法力。此时单个或“一小撮”的退出农户其实已别无选择，哪怕以此做出要挟以获取单独个人额外收益的可能都很渺茫⁴。乡村的土地权利关系的改变出于一种资本的明确目的，看来没有意志足以抵拒，所有的试验无非在取得更多方案，以快速无隙地应对各种可能。

所谓“失地农民”的“存在即合理”则显见人为刻意的布置，包括宣传散播形象。后期的“失地农民工”即享受不到示范户的被征补偿标准，而且通过官僚机构开始左右政治态度，由“合意”的同情随规模而转化为“合理”的悲凉。农民交出土地权，则使农民对土地、对宪法的依附转变为对资本、对管理的依从，成为事实上的“依附者阶级”。这种新依从关系会产生大量无地劳动者，规模生产不可能容纳同量劳力，向城市化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海外输出⁵，对农民来讲都有更大的风险和代价，何况农村住屋产权最终必定要面对移转，以保证土地集中资本的安全、优势环境。

农民耕地随地方人口变动而变动，比如以平均自然人口变化周期为据，30年一调整，也就是隔代重分配。但在城镇化背景下这种调整是滞后的，除非新人口都是非农户口。这说明土地对农民而言其使用权与所有权合一，身份与工作合一，由此表现其财产权的独一性。“所有田的人自己去经营他的田，或是不经营农田的就不能享有农田所有权”。（费孝通《农田的经营和所有》）农地是农民的生产性财产，即资产，其资产所得来自该财产上的劳动累积。那种占有使用权和用途相关切，即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国家提供农业税入，因此农业税收在国民税收中的比例下降，是改变传统农业土地用途及与农民相关联关系可能的基础准备。随着农村生活货币支付额度更为刚性，同步劳动价格下滑⁶，农民的支付能力已经耗尽，因此“适时”减免农业传统税收，即构造了这种基础；它实际上消灭了农民在税收上构成的权能——如果最终有的话。《制度经济学》（下）：“一切捐税，或多或少地，抑制一方面，从而诱导另一方面的扩展。单纯的国家收入的取得不是捐税的唯一目的。可是，把负担转移给别人，从而取得那种收入，是显然可以看得出的目的。”显然这是“人为的选择”。土地不仅抛弃了农民，也抛弃了那种以农业税收维持的与国家之间的权义关系，农民彻底孤立起来，离开了权力系统。

规模农业首先并非为了从自给自足转向纯农产品出口国，虽然农作物在工业领域往往作为原材料存有巨大需求，如同亚当·斯密所理解的那样，纯粹农业产物出口的附加值最低，而且也在运输上存在极在不利成本（《国富论》）。出口建立于比较优势基础，比较优势是市场自发局面，况且外贸属于资本业务，与农民没有直接交易关系。那么，多产的部分去哪儿了呢？假如量产提高，也就意味着城市化占用的大量原农地，必须在总产能上由边缘地区的农地来补偿，维持粮食的总产量水平没有下跌，通过提高单位量产来补足。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有种“占地”“圈地”本能，并没有充分利用土地发展高层建筑，原因仍然在于土地的商业开发消耗有城市群之外纯农业地区的产能补充来平衡，再加上部分的饮食结构改变对需求的转移。换句话说，集约化农业生产的急迫性受城市商业开发对农地占用的急遽膨胀规模所驱使，城市用地有多大面积的扩张价值，对农村小农经济进行农场化就有多大的理由。也就是说，城市商业用地消耗过度，造成对土地的农业生产产能大幅度提高的需要，而直接促使农场/庄园农业模式的出场，这种“因果”显然是城市扩张农村埋单的典型。

有了传统粮食裟的种植技术领先世界的条件，在人口比上土地面积的商业使用有了保证，因此种植技术促使并催生了与粮食浪费相似的土地浪费习性，其土地供应压力最终回到种植技术上，过度或超前消耗本能地要求土地规模农业即集中生产与种植技术共同承担这种开发需求的职能。我们回想到房地产开发以及某些官方公益文化项目大坪占地行为回避高层楼盘，其实也发现高层楼盘作为单位产品，在市场并不成熟时期的巨大商业风险，不仅投资如此，销售亦如此；低楼层开发无疑大大增加了单位成本，降低土地使用效益。与之相应，楼房产权不宜长期，楼房物理寿命必须短小，以准备未来价值的重建——这些看起来仿佛都在目的先行之下的协同设计。

《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10.大工业和农业”：“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手头已有样本，某个农业公司的沿海山区蔬菜基地。其租地面积近千亩，土地连片，并有大面积可机耕地。主要种植蔬菜，其实没有使用机器，完全人力耕作，在街头有个包装厂房，经包装后外运。青菜不可能长时间远途运输，因此可推估主要供应周边最近的大城市如福州消费⁷。包装工作吸收女工，但数量不多。不是种植主粮如水稻，没有引进机械，可见这类农场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农业产量，提高农业效率，以实现规模化对农地在开发占用意义上的减少和人口增长意义上的减少的技术补偿平衡目的，更为突出显示作为城市化商业扩张对“三农”利益侵蚀的结果见证。农业资本并非为了衡平土地消耗过大的集约化产能补偿，它作为“使土地与资本合并”的农场资本只关心自己的投入—产出利益，并以最初的供应合同为指导来到一片适宜、适合其要求的租地上，进行投资经营——如果它不是为第三方的土地权而作代理的话，本当如此。若为增产以消弭土地消耗的粮食生产缺口，就当积极鼓励、引导农民离开小农，而非消极转移所有权。所有权很敏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除此以外，农场的作用便是“土地权的集合”。有时呈现出来的农场荒芜，还能收到一种心理效果，即刺探出租耕地的农村居民返农可能的情绪，是无所谓、紧张还是其他什么状态，观察依从性发展程度。尤其在一种任意放纵本地村民去“拾边”（即农场收获期后的“非合格品”的废弃“边料”），以达到促使其生活依赖效果，甚至像地垄边界那样模糊偷窃与捡余边界情形下，慢慢扩大的捡余“滴漏”队伍会植下农场继续存在的“需要”心理，虽然没人知道以后局面假如继续下去是否一仍其旧的“自由”、“均沾”。在农场耕作的外来农业工人为维护生产利益因此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二者关系逐渐恶化。如果农场继续经营，并且管理开始收缩，便很难理解现在这种放任与“疏忽”；在现在这种情形中，门户大开而（采收）现场零乱简直等如故意引诱盗取，它唯一的效果是鼓励更多的村民参与“均沾”，进入农场到菜地现场去捡拾在当地农民看来显然是不无浪费、因而实可利用（食用或者饲喂禽畜）的边余，按讲经过招呼与同意是恰当的。完全以产品所有权为理由拒绝任何形式的进入接触，也会逆反激起真正拥有土地权的村居民的普遍反感，毕竟土地权比产品所有权更为根本。这些行为（荒芜、拒绝进入场地等）发生于五年期合约之内，不会引起村民的必要干预，而以上那种“需要”心理则能为新的5年、10年或者更长的合同期创造必要条件。这些合同时间将要覆盖慢慢临近的村里田地再分配活动/制度的时间，到那时合同租地又怎能凭由村队再分配地权所干预呢？

这个种植场样本提供了充分的私有分散小农怎样资本农场化试验的完整细节。在乡镇所处谷地中部，自北而南贯穿场地的一条主要灌溉溪流的两岸居然砌起了石堤！这个意味不浅。这条多少显得奢侈的石堤要拿来防洪，未免和场地内荒芜成片、收采乏力或满地零乱的漫不经心太具反差，也不符合溪流规模的水文经验。然而没有完工的地段还在加工石块。东西两堤砌出的水面竟有二、三十米宽（目测），比实际水流要大出四五倍，甚至六七倍——与其说它像防洪堤，不如说更像一条生活社区内的人工内河。没有村民去发觉，在远离村镇而又处田野中部的旷野建筑这样一个工程，只是为纯粹供人赏心悦目，但若是为吸引本地村民迁居，他们也没得到任何预先的声息；脱离原有社群，乡下行不通，也没这种必要，所以本村居民不可能因此集中迁移过来。因此除了那种刻意的奢侈浪费或者过甚其事的防洪理由之外，只有一个可能，即：为在此处建立起“新农场村落”，为外来的农业工人规划“农舍”住地。条件在构造中。溪流既然在谷地与农场中部，同时还远离村镇，能够摆脱村民骚扰，形成独立势力。这个独立势力随着与当地村民冲突的累积而增强，并且在势力消长中努力发挥农场集约化优势来取得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最终在租地种植园上成为事实上的“劳动”的主人，取代原所有者的村民们。居住下来的“农业工人”可能会以“帮伙制度”（《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形式存在，即不固定对应于一个农场。在前面提及的那种卖场模式中，土地权已为己控制的资方，分割出若干小农场，需要流动劳力，就是孕育出“帮伙制度”的基础。帮伙固定居住于“农舍”中，分别专门从事一类工作，如除草、灭虫、灌溉、施肥、种植、采收、装运等，他们可以被若干个农场“共享”，其中的“帮伙”就起一种组织管理作用，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飘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干劲和才干。”这号人在乡下有的是，或者是所有“干劲和才干”中最适宜于乡村原始土壤培育的那一种。农业工人与本地居民必定处于冲突关系，缘于农场资本与土地权之间固有的冲突。在农业工人作为外来人口与地方文化固有的对立中，显然村民的情感被利用了，以作为建立“旧村地”之外的“农场村落”的反推力被利用被塑造了。这二者之间不能“和谐共处”，甚至必须断开一切主动的联系，以“天生”的冲突对立杜绝未来同样作为损失者觉醒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事实劳作者之间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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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引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六号报告》后说：“……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现在的租地农场工人的确来自内陆省区，他们既服从农场资本家，又面对这些作为村民的无数“地主”，这倒是农业工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由工人自己解决，显然作为资本的附属部分，农业工人的问题需要农场资本来解决。“地主”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共同问题仅仅是土地权关系，及土地权在资本生产中的合约分益关系，叠合的土地权使农业资本与“地主”归一，也就解决了“农业工人的问题”。

2.印度土地制度历史上曾发展出一种“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在这里一些农民经营着一种共产主义的农业，他们分收成而不是分土地，地租则是在有权分配利润的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韦伯《经济通史》）这就是“分成农”（《资本论》第一卷）。只是这里分收成的不是参与生产者，而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民；租益是固定而不是随年成变动的；地租是货币而不是实物。他们不以分红形式取得，而以地租形式取得收益，因为农场还不是股份制，不是“人民的资本主义”。“财产权已经开始由占有者手中过渡到经营者手中”（阿道夫·贝利《没有财产的权力》）。如果所有权没有转移到资本一方，这种形式可能又会发展到过去的集体农业上来。

3.这是一种整体、规划式的地权转移方式，虽然之前地权转移运动既不规模，通常也在个人对个人之间通过细碎买卖契约体现，这毕竟是不效率的，即使其稳定性最强。但土地交易要自愿原则约束，在农业开发较有收益时期代价极高。其次，要注意到租地农场从规模开始向零购兼并的策略转变，原因是它不愿长期支付地租，并且受所有权制约其生产经营自由，还受潜在的个人地权要求影响其开发整体与长期性，因此提出地权购买要求，并且从地力较优、方位适中、所有权主有地方影响力的土地着手，逐步“蚕食”原租用地地权，开始兼并地权——这先表现为“庄园”化，而后才是农场化。在可能情形下，租地者复制超级商场制度，做土地划区经营的“包地头”，引入若干农业资本分别生产，这种结构方便“蚕食”，方便其地权转移效率，变成同步兼并，并方便以多对多方式与村民“地主”的消长谈判。费孝通在《内地的农村》一书中曾说：“农村土地权已大部分流到住在都市里的地主们手上。”（《农村土地权的外流》）这其实又是一种地权转移的契机。因为前述提到的村委具有非常高的任职更新率（2年一任），而且无一例外，这些前后新旧的村官们都迁住到了行政上级城区内，他们同时拥有的在本村的地权，当然最方便交出去——这也是为何村官往往是当地家族最为强大的那部分充任的主要因变根源。数量足够的历任村官，使这部分地权数量也相当可观。地权最终都是被收买去的，交易双方在村委组织身上由市场买卖的交易变成了管理的交易。村委作为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政治机构，随着这一机构的颠覆，这些关系也就朝另一方向先进了。

“土地权”有着关于占有、所有、使用权利的财产表述上的细微分别。对于使用很容易识别；占有有宪法及实际农作劳动维持，因此占有权必须以农业劳动来表述，离开劳动即削弱占有；所有权关系与农业以外社会结构的经济联系。“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资本论》）只要完成使用的移转，占有就被削弱，直到最终生活资料——收益对土地的依赖转移到对资本的依赖，而资本对协同劳动实现的所有权的分离，因为占有削弱、使用移转使劳动丧失，从而得以“自然”实现。费孝通提出“分散所有，集合经营”，认为“分散所有和集合经营是可以并行推进的。”“我们在需要大农场时，就不宜以所有来限制经营，使所有和经营合一，我们的理想是要使土地所有权能平均地分配于每一个人，而经营上则可以有宜于最新技术的农场。”（《农田的经营和所有》）既然“所有权集中”指向“经营的集中（合）”，“所有权分散”也能实现这个目的，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出产，那么整个农业秩序的再造则有一个更为基本宏大的背景，即经济发展的区位特征和进程。城市化对城市周边土地消耗，使原来城市农作供应减少，供应来源的空间远离——当然也这助长了城市粮食价格，这需要城市运输网经济范围内原农地必须提高产能。由于每个城市圈的土地及商业规模与效率情况不一，其对周边农村土地集中的规模、速度、性质在“需求”上的表现也不同。城市化需求变动决定土地集中运动形式，但每个地域显然都发生了城市化，都形成对农场集约农业的“需求”。因此工业区、商业区以及农业区的背景不同，其种植、养殖内容各为相异。就目前情况说，种植业主导集中运动，显然与种植业契合自给农业条件相关，因而完全表达出所有权集中的期待，而混合制垦殖农场在经济目标过于张扬下，比较适合“商人殖地”资本向庄园农业方向发展。它虽然不是整个运动的优先前置，但通常更为适宜于稳妥先行。目前的农场化主要进行于城市化扩大的需求增加形成的相对集中之下，视城市群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功能区位，未来还有更为集中的统筹与调适，那大概要到农场化普遍成形建制，现代产业完全一体化之后，所有权已经尘埃落定之时。问题是经营与所有并非合于一人，其分离所有权是资本控制的必然结果——只要“国家”协作这种效果，因为所有权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农业工人的问题”，事实上让所有者向经营者收取了一种私税：地租。韦伯说：“越是让劳动者对获利机会的占有，去取代让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占有，剥夺所有者的占有，越是首先使之进一步成为纯粹的收取租息者（最后是取代或摆脱租息义务，……），在他们（劳动者）中间的市场获利机会，就越是几乎立即开始分化（而外部则是由于商人的缘故）。”（《经济与社会》上卷）这也就是《资本论》随之说到的：“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

4.对于目的论来说，“收复土地权”已经不成为经济理由，这种不成理由的理由构成的意愿为法律作前提，断绝了“收复”可能性。再者，以“农业经营的集合”（费孝通《乡土中国·土地继承和农场的分碎》）为先行目的，庄园或农场农业即不形成生产性的“庄主”、“场长”与“庄民”、“场民”的行政关系，其管理形态以资本为据。而且，要求退租自耕也不可能孤立地生存于“圈围”场地空间，除非退租地处于农场边缘，它也可能变成租地农场对退租户的“（再）转租”，把自己变成种植场中的小佃农，表现出农业资本的土地领主权性质。

5.农业“失地”人口不可能通过这些政策与经济手段同时完成等值的和平转移，倒是普遍生成“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忧虑（《资本论》）。所谓“驱逐”，一谓强制，不分手段的强力行为；二谓离地失地农人异地谋生的困难。在读到韦伯《经济通史》农业组织部分，溯及18世纪德国“圈地”活动，与“新农村建设”公示的若干“农舍”效果图类似，“农民被安置在密集地圈围起来的农场……上，……这样，农民就被迫走上了个体经济生活。”这近于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上）又说到的“剥夺劳动者对生产手段的占有”。只是和当下中国农村不同，和费孝通早期“如何利用已有所有权的集合发展到农业经营的集合”（《土地继承和农场的分碎》）不同。“新农业”目的先行，经过“土地革命”历史之后，倒要重建“所有权的集合”，以为“经营的集合”提供那个基础。要把已有的“个体经济生活”扩散，乃至农民自愿选择居住、生活于农舍，结果反而成了“走上群体经济生活”。当然，“农舍”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财产权，居住者的居住权取自与当地农业资本的工作关系，他并不长住，除非那份农业工作长期稳定。我过去搜集到若干个“农民新居”案例，无不以入住者从事种植、养殖业形成脱离土地产权的“个体经济生活”，最近在媒体上接触的，则是四川汶川震后重建，效果图与早先农舍几无二致，我预计这便是一个新样板，就像武汉开始“授与”“官农”职称一样，很有含义。

这里还要注意到这租地农场样例，在租地农场垦植区外围，地力与地势不利的低等田地并没有纳入租地范围，本地人唯一居留地成了重复劳动的产区，生产极为有限的菜蔬自给。这些边留地也可能以靠近居民住地，最后负起租地收益萎缩后供养自己的职责，对此进行重新分配。不过这往往不必要，这种“必要”性变动，实际上反映“所谓原始积累”的过渡进程。与观察吻合，它极为充分描述出“从进化论到历史主义”的分离复制。培根《文明与道德论文集》29节这段话被马克思引述：“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使它们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这只是防止贫困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这种防止是必要的，因为它必须承诺“小康社会”的实现。《资本论》在那段话之后接着指明了一种目的前置的渐进性——“渐进性”隐蔽了目的论，说明所有权最终分离以“变迁”为自然面目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4英亩土地，并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在18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2英亩土地，他还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了。汉特医生说：‘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看起来实在凑巧，今天深圳的房地产商的生产，也增加了一项“购屋送菜地”买卖，菜地是谁能经营的呢？——说到底，那是“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手段而已。公然使独立农民沦为农奴或隶农，到其不可生存境地的极端政治很难说以什么渠道爆发，有一点，它总是有“耐性”准确而慢慢地抽去“恰到好处”地支持一般自给生活的领司周边地这些“福利”自留地。这些围绕住地的小面积土地处于租地农场外缘，所谓“恰到好处”，即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周期空隙自给，很温和地表现出小康富裕（“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的归宿愿景，而其结果却是资本关系作用下的“必然”丧失独立能力，哪怕这示范性愿景在整个政治秩序中多么有诱惑力。历史主义又到了进化主义。整个架构过程，没有村委组织提供机动耕地与自留地的事实边界，也不可能构成如此恰到好处的与周边留白地户皆占份的自留地叠合。这不可能再次“凑巧”，它就是那“小屋农”——在被授与的“官农”之外的“私农”——的一块亨利七世的“富裕田”。这块租地农场之外，夹于村民住地与农场之间的“留白”，作用除此以外，将为外来资金（如“小产权房”投资人、并村移民户）提供指定了的交易空间，即村民的有限自留/宅基地将因出售而转移所有权，进一步促成其在地村民对农业岗位的经济依附。实际上它组成了对预期中的“所有权的集合”的事实基础，有了这些基础，“过渡”就在“小康”点上交汇，就在那亨利七世“富裕”自留地上尘埃落定，由之前的“倒退”变成为“行进”——归根结底，这是那种有控制的资本对所有权的圈地运动。因为所有权转移必定甄别出“选择”佃农/农业工人群体，其他人已必须离开这些土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形态。农业工人是“工资劳动者”，“佃农”是“小屋农”，他们的人身领主权归属反映在居住条件对控制力的表达上，实际也反映农业部门的根本性组织颠覆，是规模化生产目的的组织迁移要求。

6.《农村土地权的外流》：“农村土地权的外流是由于农村金融的竭蹶。为什么靠近都市的农村金融容易竭蹶呢？引起农村金融竭蹶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农村资金增加，一是农村资金收的减少。”“工商业的发展，若不同时减少农村原有的收入，很可以发生农村收复已失土地权的趋势。”如果农民保持额外收入的部分主要来自租益，则租入的抽走本身即足以导致收入的减少，从而加剧地权流失。而且这些都市资金购田，最后会因为都市商业机会或政策性利好价格售出，交给饕餮的农业资本。

关于“农村金融的竭蹶”，我们能想到正在恢复的农村小额贷款“改革”，虽然有孟加拉国“农村银行之父”尤努斯中国之行的幌子，也还有茅于轼自命创造的河南农贷试验的接力，然而在1936年的费孝通著作里就已出现了，所以这实际上只是“恢复”——改革实际上是改革掉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到社会主义之前的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混合统治”，一如《资本论》说的那样：“实际上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形态”，或者像《制度经济学》那样说的：“以立法的完善承认不完善的状态”。或者，最为理想的说法，是布坎南式的追求自由的社会主义。“农村金融”其实早已存在，如同今年发生于浙江的“民间资本金融的招安”，正式的“农村金融”意味着官方正式的介入，其业务流动路径结合土地权运动，自然倾向于对“所有权集合”的支持，对小租地农场主、准租地农场主和土地交易有关的支持。的确这是应土地运动之运而生的一种工具，它的正式化同时要求原生金融存在的消亡，即对独立自耕经营支持的取消，后者是可能的对“所有权集合”运动的对抗力量的工具。所以马克思说：“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由此看来，“所有权集中”的新圈地运动已经就位。

7.另一方面实际上要看运往地，是否供应农业企业，作为工业的农作物原材料，这些企业也应该分布在种植场附近，以及农场选择种植作物。一般在空间上，以城市为消费中心，农业加工企业在城市与农场之间位置，并且靠近农场地区。“农业是生产者环绕消费者的周围，形成供给区域。”（王守礼：《经济空间秩序·中译者绪言》）这个区域像工业开发一样，占用了现有农村土地，从而使城市及产业的“供给区域”嵌入农村组织，分化了既有生产结构，从所有权到人口迁移。

“官农”登场
易榕/文　2008-8-23

对几乎全部的农民来说，“职称”这个东西可谓名副其实的接近于闻所未闻，基本上完全与他们的生活和身份毫不相干，若问起“职称”为何物，大概“理性”的农人会秉持“务正业”精神，以四顾茫然应之。正像阡陌间忽然听到有人叫唤“高级农家”，会自然以为与己无涉一般，坦然踯躅如故。的确，就我们经验所知，听到昨天这位“评职称”、明日那位“职称考试”，素来是“国家公务员”与“事业单位”长期的专权专利，素与农人井水河水。“职称”总为在岗位秩序中向上移动位置；“职称”是机构文化的固有技术。

因此，传统上素面朝天、以农为家扎根土地的农民，蓦然间竟也有了“高级职称”从天而降，不能不说那是和古来天降祥瑞相当的重大奇迹。舆宣立马兴冲冲冠以“务实的创新之举”。这个显然开天辟地的创举，源于湖北黄陂三位“农民”“凭实力和能力拿到了高级职称，从而成为武汉市首批获得职称的农民”。“首批”之后自然还会有二批、三批……仿佛批量生产。只是奇怪的是，何以独这三名农民获知有这么个新创举并且提出了申请――职称当然自下而上的申请。自给自足的小农，相互之间的农艺“实力”并没有本质差距，因为各自都以养活自己及家庭为度——在耕地分配的平均原则下，每个农业人口所得地权相等，不会超过生活所需多大；即使阶段的地多人少，根据人口自然迁移原理，这种对比优势也会被趋入的新人口消除。同样，一地人口容量决定于当地实际耕地面积——有时较高的耕作效率只是为个人赚得相对多的闲暇以及乡间的美誉。在产业生产与创新中，所谓的“实力和能力”主要取决于个人社会活动能力，由这些私人能力“产生”的资本机会和规模。

这样创造了个人“实力与能力”的资本，如同那样创造了资本的“实力与能力”，皆因于他们所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量，即他们的价值规模，也就是规模化生产。《资本论》第一卷注（238）说：“就‘范畴’的含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也就是“产业资本家”。不消说，创造了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人，不是依赖于个人劳动能力与实力在同侪中的出类拔萃，而是决定于使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成为现实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规模化、集约化高度的资本上。就成为现实而言，这三位农民显然是彻底的资本家，即使像历史上的自耕农或者准自耕农一样还可能要自己从事部分精细劳作。

在“答辩中，尽管三位农民缺少理论表达，但十四位评委都说：‘他们是在给我们上课，他们的成果不比一些论文的价值低。’”不说这些学院派“评委”何以在以学生资质自谦情形中异口同声为其所折服的师长评选资历，从而做出周瑜黄盖式的皆大欢喜，就“理论表达”而言，实则没必要设想举凡农民都大字不识一斗。实际上，倘若基于理论、实践应用能力而非产值贡献进行授予，新时代业已更新了的农业技术，必定出现于有初、中等知识基础的较新一代农人身上，而不是闭眼一想就是“瞎眼摸”“张口结”的旧式规矩小农形模。这样一代形象其“理论表达”能力在生产项目融资、投资协议等商业社交过程中，何尝是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可望项背的？！即使“理论”的概念交错。

藉此可见，“黄陂农民”是那种规模种植、养殖的产物，他们在过去叫做“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在今天忽然就唤做“获得高级职称的农民”了。“获得高级职称的农民”要向哪里升呢？他们要享受高工资待遇吗？谁给他们发薪，而他们又将在哪个“机构”里服务呢？如此奇突的意外带来连串疑问，要教人拭目以待。然而显然可见的，在于农民终于也要分三六九等了。凡在资本之下工作的农人，有不同级别，从事不同工序，因此也就有了“职称”职阶之高低，这套制度行之于集约化生产的农场，也就在结构上为小农农场化准备完成了管控模式。在一个有着技术官僚制度的产业框架内，今日“预备”的“高职农民”土生土长的必定不可能占据主要席位，相反，机构化的农业部门要以“低阶”的劳动农人为工作对象。故此，所谓“破格”选录产业人才，仅仅在于对那些“参加过高级职称评审，对高级职称评审程序熟稔的人”、习囿于既有“僵化程式”的那些人而言，具有一些格式上的“启示”意义。它真正破天荒地令农业成为官僚部门，而这一切的“评选”或者“授予”，不过是那一幕最终使土地权流转的小农农场化政治进程的启动。

过去农民没有机构化，今天农民也不可能组织化，细分为三六九等的农人、底层小农分化了农民阶层，也分化了农人产业群体的集体行动。显然那被授予的农人富有官方性质，如同那被个人创造出的资本带有官方色彩一样，他们将拥有普通农人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先权利及其暗含的管控职能。过去政治上分贫农、中农、富农，现在看来随着“其他地方其他行业效仿借鉴”运动，将有“官农”与“私农”之异。在农场化这种所有权转移的集权政治中，“官农”将会以垄断资本生产下的指导者身份占据管理阶层，进而分割小农的经济主动权，“私农”将彻底边缘化，土地将完全被集中。

名为“限塑”之下
易榕/文 2008-07-19



商场塑料袋由免费供应到大袋0.2元小袋0.1元，紧跟着再涨到大袋0.3元小袋0.2元。就像印钞纸本身无价值，购物塑料袋不可能有那么高的价值，这是千真万确的价值扭曲。——据称，动用价格杠杆可能不对塑料袋价格设上限。在经济产生各种困难时期，环保问题突然成为重中之重，多少让人措不及手——此时此刻，还有比民生比经济更为迫切的事？环保利益真的如此重要？

这是一种环保激励，人们自然会去寻找替代品，从而减少白色污染——这是“限塑令”的动机和根据，无疑，这在理论上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它包含的意义在特定背景中显然没那么简单。商场免费提供购物塑料袋本为方便顾客，名为免费，实际上在整体经营成本中已经被分摊进去，只是这种成本价格不是外化的罢了。当商场塑料袋收费之后，这部分摊的运营成本是否自动剔除出来，很难有保证。如果这样，收费塑料袋无疑为商场增收（以及可能的商业税收）扩展了渠道。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价格激励属于经济杠杆手段之一，本是竞价结果，是一种市场自然行为，不应该用“令”的形式来表述传达；“限塑令”更像计划指令，而非市场交易。强调其计划性，反而像在为涨价幌子作掩饰。曾经在欧洲，为限制人口实行禁止无产阶级结婚，理由是为抚育子女能力的长远考虑，其结果是私生子泛滥，因为这种禁止不可能中断需求，何况限制人口目的可以禁止生育，也不该阻止无产者结婚。限塑令的指令形式市场实质，应该在于它在向我们透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构的完成，将普遍实行经济杠杆来调节，而不再杂夹计划经济的中央指令——虽然现在偏偏使用了指令形式。在此意义上，“限塑令”意在经济体制转变的宣示信息。

事实上，我们恰恰也观察到了这个杠杆立刻产生连锁效应，如福州某居委会以管理混乱为名，突然开始向摆摊户收10元/日的“管理费”，据称，此举可预期摆摊秩序的优化。按说，地摊如果不违背法律规定，秩序混乱属管理不善；如果说本属违法，那么应该对摊主有权实行有限经济制裁，比如罚没、禁止。收费之后能让秩序好起来，这种逻辑说明没有收费，行政部门不作为才导致混乱结果；权力部门无利可图则不作为。收费才是管理的激励，如同收费是环保的激励一般——因为塑料袋本来免费，对白色污染的不作为说明环保部门缺乏激励。其法理困境表现在抛弃垃圾者非所有权处置不负相应责任上，即收费购物塑料袋的乱扔，随着收费而持有处置权之后，将视同负有丢弃私有物造成环境污染的后果，从而负有接受法规处罚责任。。

这里就有个问题：“限塑令”之下的购物塑料袋，所收费用归商场还是环保部门？塑料袋提供商是原来的商场供应商，还是政府部门指定的生产商？对于环保部门来说，收费将为商品价格增加边际成本，是市场价格拔高的直接外部原因，所以有不设价格涨幅上限之说。对商场而言，购物塑料袋绝不可能作为其销售利润的主要对象，绝对不可能。在激励方面使用价格杠杆，在管理方面，限塑实际上可以对环保征收垃圾处理费——显然这个费用已经收取了。收了垃圾但没有处理，这才是问题，因此预计对环保的强调可能在环保税上新增处理那部分税额。

再则，市场的激励替代，不如站在环保的自觉立场上，主动研究可降解材料才是根本之道。同样在福州，农贸市场已经出现类似产品，对环保来讲显然是好消息，但报道显示农贸市场免费提供环保购物袋，却用上了“限塑令遭遇尴尬”标题。何以如此？好像记者本来就视收费为目的，环保只是附带效果似的。那么，更大的尴尬，应该就是下一步继续把免费购物袋进行到底，彻底替代掉市场上所有的不可降解塑质购物袋，让收费动机无隙可入，收费者就该用“危机”来形容这次市场行为了。该不该推广这种不违背环保原则的免费购物袋呢？在“限塑”之下，这真会是个问题了。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易榕/文 2008-7-15

1．提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联系“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自然而然，下一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到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旨在提高经济效率、扩大市场规模，由计划转型向市场。“中国特色”对“社会主义”的约束，暗含社会主义对地域、往往并不确定的地域特征的策略性妥协。而资本主义之所以仍旧沿袭“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发展经济，为国际贸易需要普遍改善外部关系，撇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在市场化过程中再次不可逆地创造了新的利益分化，再次面对新阶层对立，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这种社会主义式的对抗——用市场语境来说即“博弈”，用经济话语来说，以经济杠杆取代了阶级斗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追逐经济增长而弱化了社会主义，强化了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就=大部分的社会主义+小部分的资本主义，就如“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小部分的社会主义+大部分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修饰预示了因消化所需的渐进性。同样，“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寻求新秩序时保留了某些市场化的不彻底性，即其需施以润滑的保守性、封闭性障碍，展现出其“不规范”性。这是后“改革”临近目标达成前的盘整要元，是可以对外宣誓正式构成资本主义前最后一丝需要克服的余素。——观察资本主义构成与否，不仅需要政治上宣告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化，还要体验“建设服务型政府”含义，即由习惯性指令制衡到更为普遍运用经济杠杆（如“限塑令”）加以均衡的形式转变。无论冠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都意味着其转移过程蕴含着的模糊以及一定规模上的混乱。这种模糊混乱既为策略赢得弹性，也导向一种内生的分化冲动。 

分化冲动源于“中国特色”下的社会主义时期指向经济建设，而资本主义阶段指向政治转变/重构，始终单一自上而下以权力为引擎施以牵引。经济既然运行于权力，为权力所一手培育监护，则自然形成经济从性质到特征到运动的向权性/力，因而反哺于权力、倚重于政治，政治再投桃报李地庇护经济。向权性/力经济的效率来自权力演化，且逐步远离于市场竞争。一旦权力因为市场竞争被抛出利益秩序而无利可图，干预主义便适时出现。如果权力无利可图，经济构造的自运行机制就成天方夜谭，即使有设置，也形同虚设。权力经济是政治对经济的全方位渗透，是内生的，远非“寻租”的偶发性可以概括。它不生长于市场习性，不属市场土壤的自然生长物，而为权力温室中的利益试验田（自留地）。这种“实验”性质通常被解读为“改革”，或者作为改变与革新的前奏，最后通过应激式重复打上不可抹除的“中国特质”印记。在此之前，“中国特质”的社会主义既非社会主义的延续，资本主义的中国进程亦非彻底的市场化、民主化，严格讲来既不关社会主义的事，也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事。某种意义上，“改革补偿论”的权力序列，反映了对苏东自上而下改革导致国家解体的前鉴“总结”式规避，因为权力经济的竞争发生于不可避免（？）的过度权力竞争。

2．“在游戏规则建立起明晰和有保障的产权的同时，它也暗中决定了用什么样的程序来衡量预期的成本和收益，以达到决策目标。”（保罗·海恩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国当下所谓“社会主义”，经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业已告别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式社会主义”，而步入了“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形态。这个不完全，但又粗具其构造与形式的中式资本主义，在产权方面借社会主义国有制顽强保留了那些特权阶层所有的利益，如土地国有、权力国有，然后“国有”由专制垄断政治所有，试图以此表征其市场经济形式。国有资产私有化即如此：私有化等若权有化、官有化、强有化。这种中式资本主义显然阻碍它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同样其“中式社会主义”亦自外于社会主义传统。——事实上前者需要对后者的撇弃或摆脱。自塑中国特征，本可预见结果之一：国际经济系统的将信将疑，因为无论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抑或中国特征的资本主义，都不可避免半真半假：究竟用社会主义，还是以资本主义理由，更便利于利益趋势及局面呢？凡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则社会主义之，令其“不证自明”地合法合宪；凡有益社会民众的则资本主义之，以其市场竞争事实占有地合式合理。但“凡是”如何判断，如何在混合中体现互动选择而非单向指定，或者在失利、错利风险中如何适时调整妥协，以体现综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干预与自由、垄断与竞争……混杂一体的“中国特质”总是能够纠错，长立不败之地，而使它更充分表现为一种解释策略的含糊优势，作为长期避险工具呢？ 

“使人类适合于原来掠夺性状态的道德素质，有别于使他适合于种族繁殖导致的现在这种社会性状态所必需的道德素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适应引起从一种素质到另一种素质的过渡。生活在这一过渡时期之中，如同我们现在的情形，我们就必须期待发现只能用下列假设来加以解释的性格特征：人类目前是部分地适应于两种状态，而不是完全地适应于其中任何一种——仅只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野蛮生活所需要的气质，而且只是不完备地获得了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气质。……——所有这些都包含有牺牲别人以求得自己满足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人在荒野中合格，而在文明生活中则不合格。”（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我们便也知道，现代“改革”式政治早已不讲“合宪”、“合法”，所谓“适应”论，使被治者别无选择，是实施秩序转变，往往违背事实意愿和扭曲承受能力，并强制改变社会路径的隐蔽性转变，新型的生存淘汰策略。丛林法则不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合法权力，强力构不成权力。超宪法的“适者生存”，以“适应”而非订立其规则的民主、合法来控制及型塑其格局，是对被改革者的要求：适应即服从，服从则承认，承认而合法。 

“中国特征”身兼二职，一个国家二种制度三个世界，并非表现出自身自由出入于两种独立体制间的独特超级能力。“没有理论就是糟糕的理论”，“中国特质”便是此种“即此亦即彼”的随机论，如同各种局部规章借法律之权扩大利益的自由。保罗·海恩们当然不为张维迎们写作（《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为张审阅），资本主义何尝为“改革”辩护，中国特质自然难能自觉吸收那种基督文明的民主宪政精义。特征中的资本主义，仅是作为“打倒”社会主义的那种若隐若现的理由；理由不是目的，是手段。“外贸困境”摆上新闻话语了，“经济学家反思从紧货币政策”：专家策略的失败不因为专业技术的失误，乃是决定这些方略的政治及法律，作为运行环境的背景颠覆了。政治将为此转向另一种有利或避险的新选择，或者移动执行序列，调整组合。这在决策是自由的，没有意志障碍。为此，社会文化和民众一样，最好摒弃这种不做理论的逻辑，以及对那种不是理论的理论，如“祖宗不可法”的迷信，这种模糊化的“特色”，而打造并选择明晰确当的一种制度：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资本主义，要么准确融会的一种混合制——就像作为市场经济交易基础的私有产权要求明晰一般，治权何尝不更其如此！明晰一种确切信仰，则拥有一份确切期待，形成一种确切状态——除非刻意回避那种带有承诺的期待，否则谈何“大国风范”，谈何可持续、谈何稳定。中国将永“在路上”，在过渡中，在保留与革新、在两种或者三四种状态之间无所适从而游荡。 

做个可接受的可能假设，在自由选择中，当下的利益集团不要社会主义，正如当下的社会民众会不要加强剥夺的资本主义：双方互为寇仇宿敌。底层正“被资本主义着”，而上层的“改革”似乎也接近时时处处以解决“被社会主义着”对抗的境地。底层受制于权力垄断，向往的恰恰是资本主义中的民主文明。民主文明并非平均分配财富，它是在边沁功利主义式的“帕累托最优”之外，平等享受获得权利机会及其收益。拯救，及保护大多数的是机会。改革不须平均分配，应该适时让渡、开放机会。姓“社”姓“资”，黑猫白猫，实际上不管生产力发不发展、捉不捉老鼠，都共在一个政治体中。捉了老鼠固然是“富猫”，先捉老鼠做富猫，穷猫并非无意逮耗子，只是“后发”机会已为先富占尽了。猫与猫之间的先后机会竞争游戏，对没有同步自发的“改革机制”的底层而言，是不对称的，即已注定沦为“劣猫”、“穷猫”。和穷人谈产权，就像与没有鼠可捉的猫谈战利；他们不可能有产，也就谈不上产权，私有产权。 

的确，几乎所有技术专家都采用理性主义的对症下药姿态，认同任何模式都不完全适用固有环境逻辑。某种程度上，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因地制宜并具有自由贸易条件，何尝不能围绕发展而成功呢？但妥协并非革命性社会主义性格，不是它的特征。资本主义理论上有这种相对逻辑弹性，因而“中国特色”缘隙而入。但也该看到，无论如何，资本主义不因本土化而不复成其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自由市场、充分信息、效率、创新……——只有“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既然容许这样那样的“特色”，容许地域性，证明它的性格集成、协作。 

“中国特色”没能表明中国的方向，“中国特征”只是呈现出“中国特色”的过程，而且是因模糊映衬着的纠缠、反复的未曾结束的进程，这即是“中国特质”。

偏见与思想
易榕/文 2008-07-16

“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因为真理不是多数人可以触摸的，毕竟没有多少人以真理为事业。“思想在偏见中萌芽”，也许同理：偏见，也即与众不同，并且独持己见。有句话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里的偏执，与“天才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差不多——屡败屡战者往往有些神经质，他们的反应特别敏感，表述分外尖锐。正如“野史”可能蕴含真正的史实，“偏见”集合着局部的真实。因为过度敏锐而为人视作偏见、偏执，从而否认其具有思想性；非主流而成“偏见”也是中国思想界一大特色。

有这么一句外交辞令式的话耐人寻味：“有些人自以为在思想，其实不过把偏见重新组织了一遍。”偏见，其实并不表现在思想上，而以歧视为形式，表现在行为与机制上。因为人的思想自由无限，偏见作为一种局限性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真正的偏见就在为歧视诉求，主导行为的个人价值观以及组织规则，以思想为名，以偏见为实，往往本末倒置。意识上的偏见或致主观思想的触发。有些人怕的是思想，而非偏见，因为偏见纯属私人理念，而思想却可能怂恿他人，汇成思潮。偏见是汇合不起来的。把别人的思想与触发视为偏见，既不能表现说者的完美状态，也显示不出说者价值中位理智，何尝不是偏见？要知道，思想是人的自由，只有理论，才有特别规则，需要审核校正。

即使在经济学中，经济学者也可能把经济学争执戏谑为“偏见”。是的，偏见作为攻击性话语，既指责对方作出了攻击，也反映己方向对方的攻击，它发生于争执之中。异见表现人的理性。人们都说经济学追求有利可图，事实上一种思想向另外领域开放才是根本性的有利可图，为此，指责他人偏见无法让自己高贵与文明，也不能使自己合法起来。偏，即非正宗主流，边缘之见，类似于人轻言微，不受关注也就罢了，再加上某种刺激他人痛处私处引起的反击与围攻，也就有了一种大逆不道式的罪状。

任何一种非主流思想，比如李贽比如尼采，大概都曾被罪归偏见而施以挞伐，原因在于它挑战既有的决策权并颠覆已有的逻辑惯性。就此言之，偏见不妨作为思想的触发器，帮助一个人从独立视角看待现实，进而试图对此进行分析，解释，传播——哪怕不成功：有些思想在生时是渺小的，而有些死后的偏见却是伟大的。

由“山西缺煤”看“中国缺工”
易榕/文 2008-07-09

煤炭地质储量占全国1/3的产煤大省，在连续几年来不停上演生产安全事故，以及围绕生产利益展开的种种博弈以外，最近的典型表现，毋过乎“山西缺煤”。山西一缺煤，直接后果是山西电力发布颜色警告。作为能源以及生产资料的煤炭，让作为现代工业动力的电力告急了，这一方面说明国家电网没能很好配置山西用电——山西用电量和其生产活动的旺盛相关，另一方面说明电力告急，预示着山西工业生产的阶段性停缓事实。

山西缺煤，自然不是储量耗尽，不是安规禁治彻底，更不是因为“中国缺工”停止了煤炭生产。国际能源、动力、原材料（以及粮食）大幅涨价，国际煤价是国内好几倍，导致煤炭输出性外流，形成国内生产市场需求上的短缺。由于煤炭的最高价格来自国际买家，煤炭的出口冲动对于产煤企业而言是不可遏止的市场选择，不管是走私出口还是国际采购途径。据海关统计数据，本年前5月，煤炭出口1850万吨，同比下降4.1%，交易额却增加了48.3%，国际国内市场差价极具利润吸引力。

国内市场煤价不如国际，国内煤炭自然流向境外。这样一来，国内短缺催生涨价预期，国际行情构成跟涨趋势，煤炭价格势必上抬。煤炭属于生产资料，其价格直接影响工业制成品基础价格，普遍增加商品成本，因此国际生产价格与国内有多大差价，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就会有多高。中国煤炭全部卖成国际最高市价，则国内市场以同样价格购进，国内生产商品不论出口还是日常消费品的价格等于和国际价格相差无几，从而造成通胀和外贸萎缩——“中国制造”不再有价格优势。国际PPI对国内CPI形成一种遥控联动作用，危及一国总体经济格局。宏观调控从CPI的先导指标PPI开始，采用限禁生产资料出口和价格补贴方式进行管制，即为断开PPI对CPI的“牵引”，缓解商品价格的成本上涨压力。

不论从亚当·斯密时代的重商主义起，还是到今天以“东亚模式”为形式的新重商主义，生产资料限禁出口一直是出口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当国际生产资料价格对生产企业来讲充满“利好”时，其价格诉求只能由政府使用价格补贴来平衡，即煤炭市价上调一部分，政府补贴一部分，政府财政与消费市场分担了这种参照国际行情的价格诉求，而财政补充又来自某些消费税。补贴所占份额高，则CPI较低；上调份额大，则PPI较低。如果CPI已经构成通胀压力，则往往市价调高补贴较低，以保证PPI趋低。大量煤炭留在国内市场，也使中国对外需求降低，有助于国际价格的降低。PPI与CPI存在此消彼长关系。因此，当山西政府发布电力黄色预警时，不唯表示山西主要以煤炭发电的供电运载吃紧，而且意指大量寻求能源出口的煤企将受到生产用电的制衡，从而达到限止其扩大生产效果——煤炭限禁出口、尤其在面临全球性通胀危机时期正是外贸重要原则，也是控制物价的基本元素。

“山西缺煤”构成了“缺煤经验”，给中国人口过剩论以逆向启示。作为生产服务要素的动力资源，具备并鼓励几处关键点则可改变人力过剩状态直到“中国缺工”形态的出现。“缺工”意谓消除失业，在产业用工消化能力未见增长时开拓劳工市场的指向。1.储量大，产量高。“菲佣”和“阿三”实际上是劳动力优势的产业化市场结果。2.内价低于外价。水往高处流，向外输出的必要诱因。3.自由输出。不论高端人才还是低端劳务，由劳资双方直接交易。

所谓储量与产量，即受教育机率和就业机会对国际劳工市场需求的适应化训练。“菲佣”与“阿三”未必需要高学历，事实上他们以高质量专业服务水平赢得外部市场。反观国内情况，英语考试好像做一辈子的学术研究，结果连基础输出劳务要求都胜任不了。所谓自由输出，即改变中介输出模式，由劳务提供者本人，与用工方直接交易、自由谈判来实现。由于劳务市场是自由的，用工信息公开、用工渠道直接，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咨询可以由自由劳务群体自发组成服务机构，或者由官方组建协助部门来承担，在外工作则由用工组织规章制度磨合——用工效率提高也节省劳动成本。

“菲佣”或“阿三”大量输出且形成市场优势，说明劳务流动并不限于高端技术服务领域，也反映了国内劳务市场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移民”的普遍误解。作为对本国产业转移升级带来失业劳力的分解，对外服务不一定寻找第二国同类生产线，这种对等寻找显然无法获得“进入”。建筑、餐饮、连锁超市、工艺品等可以为自由劳动提供自由机会。实际上集体性输出还可能构成一种新式“劳务投资”，如种植对劳务输入国当地农业的开发，有利于当地供应及稳定消费市场价格，尤其在全球性粮价暴涨局面下，大量输出此类“投资型劳务”势必具有市场积极意义。国内农民的生产素质其实相当具有水平。

在“世界工厂”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中，海归的流失是必然的，原因在于一来单一生产市场没这种规模化、系统化的连续需求，二来技术官僚职位毕竟有限。生产市场与行政岗位对海归科研高端人才所用很难与海外教育模式及理念和内容一致。没有国内市场，以及旧产业未升级转变、新产业未确立成熟的转折状况下，创业市场的需求不足，使回归的精英处于贬值情状。而在海外留学生深造修学期间，国际科技人才的价格看涨，同样吸聚各国高端人力资源趋拢。人力资源流失遵循市场规则，转聘境外人士支付高价格，挽留国内人才却不是“价格补贴”可以完全实现的。

价值决定价格，而价格吸聚价值，这是市场运动规律。高端人力资源的高价格来自创造高价值的产业。产业需要人才，人才的价格由产业价值决定；产业制定了价格，表现着它对人才的需求程度，这样，产业价值就由人才价格所承载。没有高价值产出的高端产业，经受高级教育的精英在该市场将不复存在其价格，因为高端技术以高价值产业为市场。因此这类市场除非由政府行为指派出国留学，以根据产业计划准备技术资源之外，不可能自发内生于本土，“价格补贴”+上调+消费税只表现于技术官僚的职务收入上。没有高端产业导致人才外流，在高端产业处于初创时期“中国缺人”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最近的人大财政金融毕业生案例，以“人大自考生”名义谋得一个银行保安职位，即说明高端产业链还不成熟——资本市场尚且如此，何况技术市场。

随着“世界工厂”大势已去，高科产业化浪潮还未到来，普通劳动力似乎既遭遇失业困境，工业企业又面临缺工现象。工业劳工并非“找”不到，而是工业劳动收入已降低到不足以吸引劳动力进入的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制造”实际上在人力成本上还有合理上升空间，人力成本的合理上升空间还会占有一部分价格组成。看起来“有趣”的是，年初有人刚声称企业用工短缺，“2000元也找不到送水工”，年中珠三角就发生了集体驱逐外来劳工事件。二者本质其实接近一致：缘于工业收入/支出的破产。只不过东莞的行政性运动在于企业为劳工支付失业保险金及工厂面对倒闭之后，政府部门应予法律程序加以处置，一次性的统一以推了事：与其由产业崩溃引起混乱，不如主动在产业解体之前主动清空工厂及工人，以省却正常程序及补偿的善后以及纠纷。用统一的大规模集体行动掩盖其不合式，在东莞这个制造中心并不是偶发的，也许它具有此后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示范作用。

同样面对国际劳务差价，自由劳务输出对劳工而言形成激励。过去的偷渡行为，表现的也是这种价格的动态市场关系，但在行政管制之下，精英人才合法输出远较劳工输出容易，因为国内与国际不存在对高端产业人才的争夺，“中国制造”需要的是大量体力劳动者，虽然国际价格极高，通过中介输出收取的中介费用抵消了差价，其实人为设置了自由输出的阀门，就像生产资料的限量出口一样。煤炭虽因控制PPI需要限制出口，毕竟还是出口了几千万吨，它的利得既可能部分抵消外贸生产出口企业倒闭的损失，输出也多少为增加供应、从而降低国际市价做出必要贡献，因而出口还不算绝对禁止。但个人劳务输出就不可能有这种运气，本质不在于优质劳动力资源过于丰盛，或企业用工带有不确定性的零散、随意，还有人数众多必定带来的竞争性贬值，而是这个用工的产业价值低微，决定了他们不被重视和认真对待。当经济增长无就业增长，乃至官员声称应该让大学生下流水线时，劳务出口再无理由继续实行限制性政策，加上旧产业转型，大批量闲置熟练劳动人口急需转移消化。

在现有产业结构中，企业缺工反映工业工资低下；在高端新兴产业中，缺乏人才在于产业价值不足；在劳动力过剩情况下，长期赋闲意味着贬值和衰退，这就是失业率上升。中国从来不缺人口，并且中国从来是产人大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工不足问题。因此，为劳动力开辟输出渠道，开辟收入机会，也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根本必要策略。中国真正感觉到劳务匮缺之际，中国经济一定正鼓帆破浪全速前行之时。

“中国制造”遭遇创新困境
易榕/文 2008-7-6

在大多数人经验里，和增长的经济是缓慢而又伴随着希望、希望的累积又促进着发展的信心一样，经济萧条危机势必也应是一个让人有充足心理准备和事实准备的渐进过程。所谓盛极而衰，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词一般，是一种物理“必然律”，可谓见惯不怪。《经济半小时》（7月5日）展示的中国外贸出口加工型企业，在昔日红红火火的粤、浙两地，似乎乍然呈现大面积关闭、停产、闲置现象，无疑让长期浸泡在“中国经济基本面十分健康”观点中的观众，大吃一惊。事实上，家装建材需求明显下降反映着房地产消费萎缩，和工厂停工、倒闭画面对应的，是“厂房出租”、房租下调的普遍扩散。无法掩盖的感官告诉投资者利空事实。在通胀压力中没让国民工薪收入同步跟涨，看来是有判断前提的，即已经看到其峰顶，预计到回落拐点的趋势。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不同，十年前的危机导致投资撤出经济萎缩，在危机逐渐退落，经过修补后的产业能够快速重整旗鼓，但这次恐怕不是这样。

珠三角是“中国制造”主力军。早在前年讨论中国经济当前形势究竟是史上最安全/最不安全时期时，珠三角即已开始部分工厂倒闭的“进程”，那时人们几乎本能的把经济增长->小企倒闭->就业不增全归咎于垄断经济的封闭性和压制性。垄断秩序的影响并不止于此，其后果也可能长期隐埋，到时候寻找总渠道诱发出来。按照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访谈的国内嘉宾赵启正先生说法，“中国制造”因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国际经济不景气、PPI普遍走高诸诱因冲击腐蚀，面临增长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正是适时推动本国产业升级的时候。大概东莞的“清空低素质劳动人口”即具此种象征：清理低端产业，调整国家经济产业构成，向高附加值科技领域发展。

“中国制造”的人力成本优势面临考验，原本的“后发优势”被先发集团与新的后发竞争者上下夹击形成产业困境，这是我在观看本期《经济半小时》节目的一个概括。赵先生说产业升级，向高科技转移，要看一有无这种能力，二有无这个机会。既然优势丧失的产业趋于没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但旧秩序的衰败若未经准备而来，或者已知衰落趋势而无所适从，毕竟是一种旧模式的败落导致的被动选择，即便有“重整山河待从头”气质，置之死地未必好整以暇而后生，而且能怎么样个“生”法，“生”的质量、规模、速度、效果如何，都属未知数。英特尔总裁贝瑞特先生则认为：“我们用投资，用不断的投资，而不是用节省来解决问题。”创新与研发被他称作投资；而节目主持人和国内嘉宾（以及场外观众）似乎都觉得在高科技研发创新上，不存在克隆成本和后发资源优势，相反，越迟起步、越不专心致志真枪实弹越落后。创新经济只有先发优势，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有“后发优势”、主要是成本价格优势。所以赵先生既把低端产业没落视作升级机遇，也认为向创新经济转型未必同时机会成熟。

贝瑞特认为大学基础研究和企业技术发明，能够相辅相成，共同发现协同解决，创造力将源源不断。他代表乐观派，我们一方则属悲观或者谨慎乐观，因为我们不象“世界工厂”那样，仅仅大规模重复简单劳动埋头肯干就行。我们要从世界高科技产业分一杯羹，做别人的外包工厂，似乎已经错过时机，再次失去了先行先动优势。然而这样的心理却和命定论无异，其事实和已有的秩序利益息息相关。

前几年，我们一直在未雨绸缪“扩大内需”，似乎把“扩大内需”当作了应对“投资过热”手段。所谓“投资过热”本质上来自同质化的竞争性生产贬值，生产越多，对利润的挤压越大，物美价廉最终自己消灭了成本优势。这是一种没什么更大技术含量的生产作业，它偏好一种雷同反复和大批量。“扩大内需”让人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开发浮想联翩，尤其是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在最近十数年几乎是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必用词。“第三产业”说到底仍基于人头的“人口红利”思维，本质上无法脱离和改变“人人生产个个税”性质，它能有什么高科技前景？大部分人为小部分人创造供应，小部分为大部分提供需求，能有什么样的“高附加值”呢？

创新型经济是国家产业政策指向，它需要新视野和想象力，更需要实际平等支持，并积极予以发现。中国经济遭遇的挑战既源于外部“高端通吃”压力，更为本质的则是它需要的机会，是国家垄断经济配合，对技术官僚主义的自我颠覆后果。一个“创业经济”始终在服务业、进而始终在人口规模上打转，几乎看不到对科研的自主投入热情，这仍然构不成“创新投资”，也正是这种投资往往表现为过度、过热的投机性质对经济发展构成危胁。没有哪国会说创新、研发过度、过热，没有哪种“内需”会比创新更具高附加值，更具长期价值，从而需要金融资本横飞“着陆”。同样因此，当年朱镕基政府标志性地对纺织流水线举起了磅锤，那时国家教育已经转向过渡式“双轨制”：一部分继续以劳动后备军留在低端产业维持“世界工厂”的机器运转，另一部分则担负升级新产业经济职责，接受“精英教育”，为尽早接力新高产业的将来准备。显然意图在于最终成功使高附加值产业占据国民经济总量的大部分，而现在，过渡期已经交汇，结构摩擦开始作用。

重整旧业从头来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已经很小。在步入另一个增长轨道之前，东莞式劳务遣散足以标志一种决裂式决心。的确，官方公布的口径表示此举为引进更多先进人才，潜台词无疑直指开发高端产业的决心，暂且不论这类极端行为怎样打击产业工人和对没落产业的残酷无情，也不计较此前为何没有一个渐进的转移计划和进程。然而此举也意味着真正要针对克服的，正是根深蒂固的技术官僚主义痼疾，因而那是一场技术性风暴，意在摧毁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恋栈情结——虽然直接代价是产业工人就业。技术官僚主义总会不失时机，投机性的产生开动流水线冲动，以致大规模的投机还会给人“世界工厂”卷土重来的错觉。只要产业升级稍有延缓间隙，垄断经济在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上的开放性，总是在最后、在最为迫不得已关头，才可能姗姗来迟地勉强打开一道缝隙——有种理论即研究新兴创新势力对既有利益结构的挑战。就此而言，中国经济产业升级有理由悲观，其升级过程多少染上悲壮色彩，从而，这个困境早已可预见其不可避免性，而且内生性远过于推诿式的外部性。

——唯升级以拯救经济倒退，唯创新以扭转产业衰落。唯开放竞争，创新与升级才能够携手并进，中国经济才会和科研相得益彰。我试着假想，如果中国能像信息时代以来的当今美国兼容并包，而贝瑞特们是我们的许多产业前锋，中国经济社会那能有多好。大国梦想非得有切实条件支持不可实现。

别了，马尔萨斯
      易榕/文  2008-06-18

马尔萨斯来到世间已二百多年的光景了，《人口论》应邀而来华国，业不下一甲子功夫矣。作为现代工业革命策源地的英国人，牧师兼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代表作《人口论》则写于“法国大革命”事件之后不到十年间（1798），几乎是对大革命之所以在欧洲大陆“不幸”发生并将雷霆传播趋势的一种反动式总结。把政治社会事件单纯归结为人口构成现状，并且把在早先众多人口已经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之后，产生的分配占有冲突，归罪于下层人口过多，这很难说是道德的，更谈不上正当性，因而事实上很显然指向其合法性。不从酿就彼时政治局势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去分析发掘，对制度和秩序进行检讨改进，像大革命前夜托克维尔对其时国势蒸蒸日上的“新大陆”潜心研摩而建言献策，写成不朽名典《论美国的民主》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反而极端地从大革命以冷兵器时代人数的较量为背景发出惊恐式的压制反应；关于人口增长，尤指穷人占据国民总数之绝对量，将（在力量对比上）危胁既得利益的统治现状，“以事实分配权利”，就事论事而不予追究反溯，与格老秀斯一般专为统治利益鼓噪，正是马尔萨斯及其《人口论》至今仍大有市场的依托——卢梭批评格氏，马氏恰恰以卢梭为敌。如同作为当代“通识教育”读物的北京大学版《人口论》，选择译本竟出乎上世纪三十年代即行世本国，那正是中国内交外患，政治腐朽而且民不聊生的时代！马寅初当彼时沿其脉以下，而今视之，此种论调可谓生逢其世了。

生物的繁衍生长是必然的，不同地域人口不同程度的增长也属必然。马氏操心的便是以指数级增长的人口，将超过不变、或者缓慢增长至可以视同事实未变的食物增长率，人口增长遵照如此规则：1、2、4、8、16、32、64、128、256……，食物增长遵照如此规则：1、2、3、4、5、6、7、8……群兽逐鹿，由此最终导致因争夺食物引发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因为食物不足以满足基本社会需求了，因而社会必定围绕食物资源的占有展开争夺。足见人口问题本质是分配问题，是生产问题，也就是技术问题、政治问题，并非自然界中存在的天然不可违逆的定理。可是那种假设显然倒因为果——是的，它仅只是假设，作为历史，还有谁不知道在没有他的人口理论之前，以及有了之后，社会的利益冲突源于权力消长事实上生生相息。匹配封建小农经济的历史，四亿人口对一国而言不啻天文数字，而且理论上近乎社会灾难，但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生产，大大增加了物质供应，甚至有生产过剩现象。统治逻辑显然把封建历史上的人“满”为患，归结为对国民生活的缺少控制，无政府式放任其自由生灭。为何不能预见生产能力的提高也可能保证指数级增长？为什么不主动追求生产技术的拓展？原因很简单：在财富占有之间，少数永远要保证上流社会“不能让生活水平下降”，20%人口永远占有80%财富，以达到控制权力效果，这就是利益者的“唯意志论”+技术垄断公式了。分配问题的本质无非由谁占有的问题。显然他有意识回避开发人类智慧可能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机会，并且以垄断手段，加意识强制下层放弃这种自助自足能力。

马尔萨斯担心人口规模与食物增长不成比例，在政治领域，“食物”其实广指财富及其分配。财富背后总是劳动，总是劳动创造着的价值，而劳动总是底层的生存内容。人口（饱和、拥挤……）问题如若仅只是食品问题，那么马尔萨斯理应会像老杜悲叹的那样从饿殍述起，只因减少贫穷人口的呼吁辄不单止为富裕人数的相对扩大划谋布策，也为贫穷人口繁衍自救的良苦规劝了。中国古人即意识到一个人也就一张肚皮、五尺身躯，如果要争，填饱肚子、有屋可居也就天下无事了。然财物随生产发展而增长变化，人占有的不仅止于肚皮和屋皮，政治机器染指他人财产及其人身自由，日积月累，就有了山穷水尽逼迫出来的“拼命”冲突。像大名鼎鼎的“厚黑教主”即曾教人不要迷信“社会进化论”，建议竞争到满足生存为止，使其有度而且合理（《厚黑学》）。这当然违背所谓商业权力的逐利原则，反映的只是弱者天真的祈盼。实际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远在马克思主义之前面世，足见反均衡、抗平等一直因某种权贵绝对优势的利益逻辑寻求一整套统驭秩序而长期事实存在，并力求拓展强化。当广东政协委员（在东航飞行员集体罢飞事件后）提议说不要再对“罢工”视同洪水猛兽时，我们似也能意识到，如果非暴力交锋长期隐抑累积，暴力革命随后就可能通过长期酝酿而暴发，就像马克思在马尔萨斯之后的总暴发一般。吴毅在《小镇喧嚣》中写到，农民对地方政府之所以“敢闹”“能闹”，官与民之间的那种大人与小孩式关系，显示出本质上农民“闹”得到那部分东西，是本来就准备用来敷衍他们的，至于不肯给的，再怎么闹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政治，是不是先进的，现代式的、文明的呢？

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论》是法国大革命产物，最本能地反应了统治阶级的应对策略，它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经验适用范围。历史不可能一成不变，经验也就不能一劳永逸。19世纪随之而来的工业大革命至少在食物生产供给能力上的空前提高，尤其表现在工业革命促进的医疗科研能力的飞跃，很大程度上使马尔萨斯理论的基础——或者说：支持其论点的种种理由——遭遇了颠覆。是欧洲特别承受不了人口爆炸对土地的压力么？是工业化之前的人类在食物生产上极度脆弱吗？法国大革命始于王室财政困难，而导索于1787、1788连续两年的农业歉收，小麦价格高涨，城市贫民几乎买不起面包，失业、通胀、匮缺和饥荒接踵而至，最终导致大革命集中爆发（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这给全欧统治阶级带来了极大的教训性政治震撼。从农业丰歉决定年景局势，推导到劳动生产在人力上的投入产出，到相对生产条件前提下的人多于地，牧师挖掘出的革命根源即是如此这般“马尔萨斯如是说”。当今世界不是没有粮食危机，但阿玛蒂亚·森的研究业已阐明，即便农业丰收也可能导致饥荒（《贫困与饥荒》），这和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当年载入教科书上广为人知的课文，描述上世纪初叶中国农村“多收三五斗”现象，和今天北大版郭大力译《人口论》的时间，正相吻无二。农业丰收，但种种货币支付要求使下层人民只有以最现成的原始生产方式及交换渠道去换取微薄的货币收入，从而产量增加只是更大部分进入了逐利与握权阶级手中，自己手中的“提留”，反而更少（《小镇喧嚣》），处境更加艰涩。更大的产量只是更大劳动量的结果，是更大劳动强度的结果。进一步产量增加，又在经济学上“顺理成章”地降低了其所谓的市场价格，而公然的堂皇说法则是：分散的生产模式使农业不具高附加值（这在《小镇喧嚣》中的乡村政治样本身上显然是基础性思维），因而农民的贫困与低下就有了符合逻辑的“必然”依据，其推导指向，便又是再次的“顺理成章”：农民要摆脱这种“命运”，就只有接受农业的生产集约化模式，即土地集中由资本像企业一样进行生产，农民放弃土地及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民工”——农业工人，名符其实的以政治死亡换取社会生存……

直接分析一下马尔萨斯的种种担心。人类到达现在这样一种科技主导时代，社会斗争的非暴力化已经有过经验，穷人人数再多，也无法和统治阶层的武装力量正面对抗，直接颠覆奴役式政权，虽然“群体性事件”会削减一部分行政利益，但根本上不能动摇统治。不过，群众（和“老百姓”的说法含义不同）量越高，“星火燎原”的规模和聚变机会也越高。一种善意执政，可以让“穷人中国”社会平稳空前一致，没有内生的对抗性根本冲突，比如建国毛泽东时代，比如现在对此极有探讨和实验的印度。这说明穷人多而且不对统治阶级发生冲突危胁不是不可能的，二者并不水火不容，我们过去不也做到“军民一家亲”了么？本质在于贫困不要是富有的结果，不要是少数对大多数的褫夺和压迫所致。唯富有以贫困为前提，所谓“经济增长”只是利益集团的发展，“发展”意味着下层的灾难，穷人与富有、统治与被统治自非必处对立不可，从而必须以消灭以及压制穷人为手段，保证自己的极端统治权利——同样，下层群众也非得以革了这种上层的老命才可能得以生存。这正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政治基础，也是它的逻辑核心，一眼可望见其中充满极端暴力化的乖戾邪魔，也只有西斯蒙第对此不客气地斥之为“极为危险”的错误谬论——可想而知，如此这般的“通识教育”，如何会在新一代“国家精英”（布尔迪厄）中种植和谐社会的萌芽！？除此以外，那些极力维持现状、维护既得利益者，粉饰并扭曲着真相与正义，一味推波助澜了抗争暗潮及其力量裂变，难道就不该对后来席卷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颠覆运动负责吗？！

据说马尔萨斯理论还影响到了马克思。固然如此，马克思借其看到统治阶级的凶残与无餍本质，为此才有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才有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国际工运，带来最终的社会主义风暴。马尔萨斯认为，冲突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问题，任何冲突只因它源于根本性的“人口法则”，因此要解决的始终是人口而非政治问题，显见这表现为很原始的资本主义“政治正确”立场。我想本论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正因为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文明等先进性）只限于上层内部，资本主义只是少数人的猎利统驭工具，垄断专制使资本主义成了上下层断裂的“金钟”（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上层享受工业文明的进步，下层承受封建制文化的奴役，俨然政治“双轨制”；资本主义没有自上而下平等惠及整个社会，终于导致早期资本主义在剥削上的登峰造极。那场工业革命过程不仅构造了社会主义政治，同时也改造了资本主义民主，由此也才有后来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式社会主义为体、资本主义为用新观念（《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也才有现代犹太民族以色列国的结构混合制实践。可见，即便马尔萨斯出于单纯善意，坦诚忧虑人类生存在数量累积上的极限危机，消除人们的道德质疑，在关心贫困人群处境以之为实行救济福利的根据，与以之为剥夺下层人群生存权理由以及趁此为方便者之间，效果截然相反，绝不敢相提并论，即使“新马尔萨斯主义”或者“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对此作了公开修正，恰恰也更像粉饰与掩盖，而非可能本质扭转，否则也不叫各种形式马尔萨斯的“主义”了。正如美国学者研究“居住在富人区周边的贫民寿命减短”，和中国学者的关注及解释不可能一致，联合国人口会议达到95%以上国家赞成再版《人口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府都意在以肉体消灭穷困人群来解决“人口法则”矛盾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