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生活报记者 胡彦军
艰难的抉择
事情得追溯到2007年6月初,一份酝酿已久红头文件《关于对我市民间中医和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进行考试考核及资格认定的通知》摆在了运城市卫生局周迎的桌案上。
签发还是不签发?这是一份十易其稿的文件,而且已经征求过市人大、市政府、中医界知名人士以及全体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可是,周迎局长还是觉得手中的笔此时比泰山还重,毕竟,万一被判定是错误的,最终的责任人还是要落到他头上。
这无疑是对一个当了十年卫生局长的严峻考验。签字,就面临着可能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违背,也许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反面典型。不签字,全市两千名民间中医仍将面临无证行医的尴尬,一支真正扎根基层为老百姓提供中医药服务、深受百姓欢迎的中医队伍将被打击或取缔。。他眼前闪现着一张张面孔,有待医的病人,有身怀绝技却因为没有行医资格的民间中医,每张面孔的表情都是焦急而期盼。
“签吧!只要我们问心无愧,相信结果是公正的。”关键时刻,分管中医工作的田康立副局长坚定地站在他身旁,为他增加了一份胆量。
最终这份沉甸甸的文件还是在周迎局长的手上签发了。他觉得自己是是为抢救中国五千年的中医文化的善举,哪怕是犯错误被撤职也值去做的一个壮举。
当年7月24日,运城市卫生局《关于对我市民间中医和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进行考试考核及资格认定的通知》的红头文件正式下发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市两千名民间中医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2008年4月23日,在严格的考核选拔之后,运城市卫生局隆重召开大会,为159名民间中医、54名中医一技之长人员颁发了行医资格证。运城市卫生局全体班子成员出席,盛况空前,一时间,民间中医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
86岁的铁喜财和62岁的铁文顺是父子俩,当他们从周迎局长手中接过行医资格证书的刹那间,激动的泪水沿着铁喜财雪白的胡子流落而下,他们父子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堂堂正正地给人看病。这对具有代表性的父子俩,在《山西电视台》《山西晚报》成了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
给民间中医发行医证, “大地震”般的舆论也在预料中来了。褒贬不一。多数人在为此欢呼、为此表示支持。但是从来对中医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运城市卫生局是在“玩火”,“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民间中医怎么能给人看病?”“民间中医会看检验单吗?”等等,持这样观点的人不仅仅是搞西医的人,就连大医院的中医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中间也存在一种瞧不起民间中医的思想。
面对质疑,运城卫生局分管中医工作的田康立副局长表现得坚定而又平静,他说:“之所以有些人攻击、打击民间中医,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民间中医。在运城,民间中医有两千多人,多少年来,他们植根民间,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为老百姓提供中医药服务,解决了最基层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广大农民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到‘简、便、廉、验’的中医药服务,难道他们治病救人也有了罪不成?从运城走出来的世界名医焦顺发、杨文水、任全保、崔扣狮,他们哪个不是民间中医,他们的疗效可称得上在世界领先,你能因为他们不是没有大学文凭,没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不具备看病资格吗?如果让这样一大批民间中医永远受压制、受打击,成为‘处罚’‘取缔’的对象,这公平吗?”
学西医的人管中医
田康立是1997年被任命为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的。这位50年代出生的人,从做赤脚医生时,就觉得中医药不科学,后来考到山西省医科大学,这种思想更加根深蒂固。从1996年到1999年这几年时间里,他主要是分管医政工作,查处整顿医疗市场。“我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查处,对无证行医的的人处理毫不留情面,每年查处取缔、处罚了多少非法行医、多少非法制剂,都是我们的工作成绩。”田康立回忆说。
然而,在一次对民营专科医院执法过程中,一位上海患者的指责,让田康立开始怀疑自己做法。“我的病在上海大医院都看不了,在运城看好了,你们不支持还要查处人家,不行的话,让医生到我们上海去救治这些病人。”这位上海人患了难治性结核病,久治无效,却在运城这家民营医院用中医治好了病。
事情那个确实如此。难道自己错了?田康立开始反思。他本来就是一个认真的人,他强迫自己避开先入为主的思维,调整了视角看中医,而且,坚持要拿事实验证。他改变了工作方法,由过去的听汇报到亲自去医院考察,到病房听患者的反馈,同时,他开始钻研中医中药,原来他只不过是为了给批驳中医找证据,但是,没想到这一改变带来了他自己的一次质变,田康立这个学西医的人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中医中药伟大之处。
田康立以前从事过骨科专业的学习和诊治,他说,西医治疗骨髓炎运用手术骨移植,成活率低,而最终难以改变截肢的结果,而中医治疗骨髓炎有很好的疗效。运城有一位叫杨文水的中医专家,治疗骨髓炎17万人,竟无一人被截肢。
杨文水是山西省稷山骨髓炎医院院长,他的中医治疗骨髓炎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称为“人类伟大的创举”。2000年5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模”,是全国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而且,杨文水本人就是一名自学成才的民间中医。
“在民间有很多纯粹的,真正的中医。”田康立又谈到了一位研究肿瘤的民间中医崔扣狮,他研制的中药外敷膏药止痛可以代替杜冷丁,在患者不同的穴位用药,效果很明显。田康立折服于中医药神奇的疗效。
“我们以前在工作中,把好多有疗效、百姓欢迎的中医药查处了,弄的许多中医从业人员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非法处境。”田康立说。
他还认为,中医本来就具备一个独立而完善的科学体系,但是在西医当家的如今,中医药的法律法规是空白,没有《中医医师法》,没有《中药药品管理法》,没有《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全社会基本上是按管理西医的法律法规来管理中医。中医没有了话语权、立法权,中西医并重更大程度是停留在纸面上。
“中医不仅是‘大卫生’的理念,而且对文化、产业都有引领作用。”田康立在做了大量长期深入地调查后,对中医药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认为,中医是领导层面的医学,其它医学是管理层面的医学。
2003年,运城市卫生局领导分工时,田康立申请他只分管中医。这让班子成员都有些诧异,过去田局长管的几乎是卫生局百分之六七十的工作,现在竟主动提出只管中医,难道是嫌自己手中的“权力”太大?但田康立却不这样认为,他对班子成员说:“中医药博大精深,我现在对他有了认识,知道它的伟大,感觉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去为中医药尽一己之力。我希望能全身心在中医药方面做些工作。”
从此田康立一个学西医的人管上了中医,而且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医迷。
和博士生导师结亲
2004年初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来运城的一次调研,使运城市卫生局和专家们一次就接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一位叫贾谦的研究员给卫生局的几位领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贾谦是一位研究中医的物理学家,而且他还担负着国家级软科学研究项目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组长。这位70多岁的学者,作风淳朴,多年来他冒着被打击、坐牢的危险,为中医药而奔走呼号,他的执着精神感动着每一个中医人。从此,这位老学者曾十几次到运城,进中医专科医院、遍访民间中医、和老中医座谈、了解运城中医治疗疑难杂症的神奇疗效,每来一次会给他不少的收获。他的感受是,运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最早发祥地,而且中医药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运城市的中医专科医院、民间中医在全国名不虚传,大有挖掘开发的潜力。
就是在这位老学者的影响下,他的博士学生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的领导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专家来了、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博士来了,更重要的是国务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的有关成员也被请来了,陈其广、张超中等多位博士成了运城市中医药发展的高参,成了运城远在京城的“亲戚”,一时间运城的中医药仿佛成了“国字号”。
2004年11月,贾谦研究员代表国家级软科学研究项目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和运城市卫生局签订了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协议,自此,中医药用于防治重大疾病的工程在运城正式启动。
在贾谦为代表的一批国家级专家的帮助下,在运城市卫生局领导一班人的努力下,2004年11月,运城市被山西省卫生厅确定为“全省首批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市” ;2005年,运城在全国最早成立了中医发展联合会,连续2年举办了两届全国性疑难杂症中医治疗周活动;2007年6月,运城市政府率先在全省成立了发展中医药事业协调领导小组,中医药事业发展成为政府行为。2008年1月17日,运城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医药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中医药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力度,保障中医药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并对19个相关部门提出了具体任务。此决定在全国地市级政府尚属首家。同时还将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轩辕黄帝诞辰日定为“全市中医药宣传日”。2008年4月,运城市成立了民间中医药协会,探索按照中医的发展规律来管理民间中医的路子。2008年7月,卫生局初步确定了扁鹊庙(墓)、洞宾养生、“三善文化”为全市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9月,运城创立了国内首家中医师承学堂。10月,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正式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设立运城市为国家中医药工作综合改革和发展试验区的建议》报告。
短短的五年,运城市的中医药的发展史册记录了一次又一次刷新,书写了一次又一次辉煌,运城中医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无疑给全国的中医药探索发展注入了一池春水。
想大事、干天大事
运城市卫生局自2003年7月成立了中医科后,谋大事、干大事的念头就没有断过。分管中医工作的田康立副局长多次鼓励中医科科长谭康敏说,“我们现在干的事是拓荒者的事业,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不要怕别人挖苦、讽刺,将来人们说起我们时,知道运城还有这么几个人为中医事业做了些事,应当载入史册的”。就是在田康立的影响下,谭康敏也成了“中医迷”。也正是从中医科成立了以后,他们的星期天没了,假期少了,到全国各地参加会议的次数多了,下基层调研的时间长了。贾谦研究员给国家有关部门的中医药发展战略报告中,把运城的经验和做法上书后,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田康立也成了许多国家级会议点名要求参加的重点代表。较有影响的南宁会议他参加了,并发了言;国家中医药立法会议,唯一特邀的全国地市级代表,他又去了,并又做了发言。最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西安会议,他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并为王国强副部长的工作报告建言献策。
就是在这么一班人的不懈努力下,运城的中医药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医药由过去的不重视到部门重视,由部门重视到政府重视,犹如“凤凰涅槃”。
2008年初,运城市卫生局大胆提出作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试点市”的申请,这是因为运城市在中医药改革中遇到许多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比如说,中医药行政管理体系建立的问题、中医药事业经费单列的问题、中医人员资格准入问题,特别是“两法一条例”限制中医发展,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和束缚着中医事业无法发展,如不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医很可能被扼杀。8月,运城市委书记高卫东、市长王安庞亲笔签署意见,以市政府正式文件上报省人民政府,并通过省政府向国家提出正式申请,运城将以成功的尝试换来试点市试验区,为呼唤中医药立法创造试点经验。对此,分管全市文卫工作的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吴菊仙也利用北京开会的机会,当面向王国强副部长做了汇报,运城市卫生局局长周迎、副局长田康立也专程赴北京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李大宁副局长做了专题汇报。
基于运城底蕴深厚的中医药文化,2008年,一个大胆的决策又在这块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唱响,运城要投资15亿元人民币,建设国内首家中医药文化科技产业园区,消息传出,国内许多媒体争相报道。
但这绝不是“神话“传说。2008年12月25日,运城市政府红头文件下发了园区建设领导组名单,由王安庞市长为组长的园区建设领导组正式成立,运城市人大主任黄有泉担任领导组顾问,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王义堂(运城籍)也应邀担任园区顾问。今年大年初二,北京的专家和投资商就前来运城实地考察,运城市政府已在运城空港南区划出5000亩地作为中心园区建设用地,用市委市政府的话说,这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要办实办好。
5000年文明看运城,这里曾有尧舜禹建都立业的足迹,如今,新一代运城中医人又将创造出现代神话。因为我们看到,运城的中医队伍正在一天天壮大,中医药事业也在一天天向前飞速发展,当然,每当说起这些创业业绩时,卫生局的领导总要点出一些人的名字,周迎局长说,运城的专病专科中医出名,离不开焦顺发、杨文水、任全保、崔扣狮,运城中医药的辉煌历史少不了一代名家柴浩然、周鼎新、武承斋、畅平、杜林庵,运城今天的中医药发展不能没有畅达、柴瑞霭、柴瑞霁、黄殿英……
可不是吗,不就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中医人为运城的中医药事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要写一部运城的中医史,这些人理当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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