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谢东因为吸毒进了局子，我不惊奇，因为我不知谢东是谁，他进不进局子跟我们没关系；但谢东出了局子，说要进IT圈，让我感到惊奇，不管是不是真的，先为他的勇气叫个好。

　　既然是歌手，就先看看他唱过什么。下载一曲《笑脸》，这么好听，原来是他唱的呀。这下对谢东产生了好感。再看王朔的文章，说谢东是侯宝林的私生子，心里说，王朔这厮，也忒歹毒了。

　　IT这行才不管谁是谁的私生子呢，英雄莫问出处，这是IT业的光荣传统。如果能成为IT英雄，进了中国财富榜，哪怕你老娘是芙蓉姐姐，也没人管。

　　将来的中国IT人物志，我猜想会比较像《水浒传》。打渔的、卖肉的、教书的、跑买卖的、当官被贬的、改邪归正的、怀才不遇的……，三教九流，最后都可以在一百零八将中混个位置。当年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既有高级职称，又有真才实学，但他在官场伸展不开，为什么？因为有贪官在头上压着。进了IT，尤其是互联网，就象进了水泊梁山，这里是市场经济的天下，只认替天行道——发展先进生产力，一切靠本事吃饭。

　　不过光会电脑，在IT这行，可不算什么本事。记得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海淀影剧院后面的市场，看到一可乐之事。一个看上去象卖大白菜出身的老板，吆喝一位打工的大学生：“给这裸机编个批处理（一种编排程序顺序的自动执行程序）。”大学生面露难色，说课上只讲C语言，不讲“批处理”。“还学计算机的呢，连个批处理都不会”，老板不满意了，招呼一个搬箱子的农民工，“小X，来编个批处理。”灰头土脸的小X编完了程序，又灰头土脸地搬箱子去了。谢东说他会电脑，在娱乐圈，可能还算个本事；不过想进中关村，说“我会电脑”可得小声点。

　　当然，中关村的好处是，你根本不需要懂得电脑，只要会学习就行了。因为这里的知识，更新快，跳跃性强。最长两年，最短两个星期，知识就会过时。谁都不敢说懂得比别人多多少，谁跟谁都没法装大爷。两个星期不学习，大爷也变成孙子了。

　　如果谢东真要进IT（我怀疑是假的），我教你一着，你可以对人说：你知道“魅客”（Maker）吗？他一听，不知道是什么时髦又来了，就 #@￥%&……了。（如果他说知道，你就2.0、3.0地问下去，以此类推，直到他#@￥%&……）。反之，你要是对他说，“我会电脑”，他准让你搬箱子去。

　　话说回来，IT业虽然英雄莫问出处，但还有它的另一面，成王败寇，只认实的。

　　中关村可不认什么娱乐英雄，你懂技术、会管理，大家尊重你；你会唱歌，大家不会觉得你怎么样。

　　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IT活动，在台上与吕廷杰等专家在台上讨论问题。下得台来，以为活动要完了，正准备收拾。忽然有一种轻微地震似的骚动，主持人激动地公布保密节目：周杰伦上场！一行保镖鱼贯蔟拥而入，我正呆看保镖黑布裹的似枪非枪、似锄非锄的家伙是什么兵器，周杰伦已经在台上了。哗，赶紧鼓掌。咦，周围的人怎么无动于衷呢？周杰伦来了居然不鼓掌，我十分生气。过了一会儿，旁边的老先生大概对后面的小男生小女生尖叫感到奇怪，问我，这周杰伦是干什么的呀？

　　搞娱乐的人，进了搞技术的人的圈子里，可要耐得寂寞。当然喽，你要是唱能唱出真金白银来，IT人也会拿你当英雄。不管是学三岁小孩，还是疯狂青蛙，能让人下载一千万次，你就可以把一辈子的钱赚出来，然后直接办理退休手续了。

　　更大的考验是，IT业没有常胜将军。当你失败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十年来，我见过无数这英雄、那英雄，都如雨打风吹去。英雄一旦回复原形，没有人再拿你当英雄。你不能去吸毒，不能跳楼（跳平房也不行）。你必须设想在你现在这样的倒霉样子下，照样乐天知命。

　　十三年前，我就见过这样一位。在现在太平洋大厦原来的地方，北京最早卖盗版的市场。在同一个柜台，一个小伙计与一个小老板一周内换了位置：小老板刻盗版的光盘刻录机（那时价格比现在贵一百倍）被没收了两次，号啕了；小伙计用工资买了台光盘刻录机，把他老板雇了。前老板龟缩在地上，一边干活一边乐呵呵地对我说，我安安稳稳挣工资，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该轮到这孙子睡不着觉了。

　　其实，谢东进IT圈未必是真的，只不过拿他说一下事而已。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是提供一把尺子，用它量量自己适合不适合IT这个圈。

　　网民自由受到侵害，法律保护不周，流氓就是这样炼成的。

　　语言发达的今天，“流氓”这个词的界定，竟然成了问题。

　　法官不承认“流氓”这个词可以用在软件上。反流氓软件一再败诉。流氓软件们欢欣鼓舞之余，开始反攻倒算，杀毒软件惶惶然不可终日。网民在失去法律保护后惊惶失措。这件事终于挤压出黑色幽默结果：反流氓软件们准备“适彼乐土”，寻求美国法律保护。

　　一国国民受不到本国法律保护，转而寻求他国法律保护，古汉语谓之“流氓”，意思是流民、迁移之民，或者转换“国籍”（如从宋国转向鲁国）。中国公民在虚拟世界上向美国去“流氓”，这是一个重大警示。意义已超过法官不可承受之轻。

　　网民自由，饱受侵害；盗贼猖獗，守土失责。流氓就是这样炼成的。

　　流氓软件本不足虑

　　流氓软件闹到声势如此之大，是件挺可笑的事。我就从来没被流氓软件治住过，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一个Ghost镜像覆盖，一分钟内，流氓软件就成白忙软件。这是所有流氓软件都躲不过去的简单一刀。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懂技术、会操作，所以现在厂商杀流氓，协会治流氓，联盟告流氓，政府反流氓……热闹成一锅粥。流氓软件这只过街老鼠走投无路，被赶进法院死胡同。本来大功告成，却被法官意外放跑。

　　大家终于重视起来，坐到一块进行会诊。在听了许多法律专家的分析后，我的印象是，我们打了一个无准备之仗。流氓软件既简单，又不简单。我们必须透彻理解这件事的含义，才能下得去手，聚得起力量，打得准七寸。

　　如今看来，这件事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要联系更广泛的背景，才能把这件事看清楚。当事人不能太自以为是。我们不妨先把话题扯得远一点。

　　流氓是一个植根于历史的变种问题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古代法官在处理以“流氓”为主题的案件时，都十分轻松，手到擒来，像玩一样。

　　如韦应物《新理西斋》：“方将氓讼理，久翳西斋居。草木无行次，闲暇一芟除。”轻轻松松打发了案子，回大别墅整理草坪去了。又如钱起《县内水亭晨兴听讼》：“晨光起宿露，池上判黎氓。借问秋泉色，何如拙宦情。”判案时还诗兴大发，触景生情，思想开小差。

　　“黎氓”这个词，是指黎民，更准确说，是黎民中的外来人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农民工或流动人口，古代管他们叫“流氓”，初时并无贬义，就是指流民。

　　比如白居易在《北亭卧》中的“明朝吏呼起，还复视黎”，这个黎，就是黎氓，即黎民。有意思的是，我发现网上许多人将后句误用为“还复视黎无氓”，五言诗里竟蹦出一句六言，还把意思搞反了，以讹传讹，流传甚广。“氓”，《周礼》称作“”。知道这个典，就不会把排成无氓，遗笑大方。白居易有“青紫行将吏，班白列黎氓”的同样用法，可以为证。在《周礼》中，民是泛称，是“民”众，在外围田野工作的那一部分，故称“野民”。“”，古本或作“萌”，如《周礼》“以兴锄利萌”。

　　人们一般了解“氓”的出处，是诗经中著名的《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说的是一个看上去挺老实的外来小伙子（氓），做布丝生意。他不是（“匪”通“非”）真的想换丝，而是来谈恋爱的（没有互联网和QQ时，谈恋爱就这么麻烦）。如今的流氓软件，真的是“匪”来贸丝了—像土匪似地强迫别人看广告、接受服务。他们整个一个《死魂灵》里的诺兹德廖夫，强迫客人摸了狗耳朵还不算，还逼人家摸狗鼻子。

　　我猜想，古代官员判案轻松，是因为他们了解流氓问题的所以然，有明确的判断依据。

　　首先，孟子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意思是外来流动人口听说国家领导人实行以人为本的方针，只要给他们一套经济适用房，就愿意过来当移民（廛，读如缠，指平民住房。战国时期没有房地产商，所以住房还不甚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仁政可以使人感到安全。

　　其次，孟子说，“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不抠字眼儿翻译，大意是，如果政策可以让人民安居乐业，则天下之民，都会高高兴兴地愿意为此迁徙过来。大概就是由此而来。我还猜想，反过来，如果到处政策都不好，流民就会渐成今天意义的流氓。后世将流氓视为无业游民，可能是由于无业使人游手好闲之故。可见经济基础十分重要。

　　中国古代王朝之末，流氓居业不保，大量成为流寇。不仅如此，流氓蜂起，政府不管，复使此流氓成为彼流氓。

　　网上基本的安全和经济权利

　　人的基本权利，不应因为网上世界而丧失。如果真的“以人为本”，此乃第一要务。农业社会“氓”的原理，对信息社会“氓”的现实，同样有借鉴作用。

　　流氓软件象征的恶势力破坏的，是作为基本权利的人的消极自由。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ies）指人免于做他不想做的事情的自由。相对于积极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现代社会认为消极自由是一种更为基本的自由。政府能否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关系到公民对政府的认同。

　　流氓软件的一般本质，是侵害网民的消极自由（侵害被动选择权，即“损人”），让他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流氓软件死光光了，这种行为也不会消失，它将是信息社会长期的基本的矛盾。与流氓软件的斗争，矛头不光是指向流氓软件，而是针对一切，破坏网民基本权利的潜在。这样的立法才有意义。否则一事一议地立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流氓软件的特殊本质，在于通过软件或IT服务形式侵害网民的消极自由。可以按性质分为：通过“损人不利己”的黑客手段和“损人不利他”的病毒手段，侵害安全权利（安居权利）；通过“损人利己”的广告、间谍、服务形式和“损人利他”的共享软件、公有软件、自由软件形式，侵害经济权利（乐业权利）。

　　针对流氓软件的特点，我认为反流氓软件的策略需要调整。首先，纠缠于流氓软件定义，是不智行为。因为流氓软件只是现象，要抓的是孙猴子，而不是孙猴子变出的各种东西。针对提出诉求，才是正解。其次，建议区分安全权利和经济权利，分别缓急确定法律对象。经济权利方面，在没有分清利弊前（我认为有些人头脑不清楚、不成熟），不宜妄动，宜采疏导之策；安全权利方面，应积极采取阻塞之策。首先要把目标定位于利用现有法律资源，通过判例向数字领域延伸；其次才是在条件成熟时寻求立法支持。在这种通盘考虑下，谋定而动，所谓证据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流氓软件看似一个不起眼的小事情，但包含着信息社会的大问题，即人的基本权利的网上延伸问题。对于流氓软件，人们的真正诉求在于，需要一个成功判例，建立数字时代自由的新标准。可惜这一机会，由于法官的官僚主义，正处于丧失的危险中。而其中得失，超乎人们的想像。这是法官一方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不忧民之氓，则失国之本

　　对消极自由的破坏古已有之，流氓软件开启的是数字化的破坏形式。

　　如果说数字世界也有国界的话，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公民归属就会出现错位。如果物理世界所在的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的数字基本权利，网民可能利用数字无边界的特性，寻求另一物理世界的政府的数字保护。会造成流“氓”。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网民要求不高，无非安居乐业，与古代一样。只是所安之居，是网上之居，即自己的网页、自己的信箱，希望不受流氓软件侵害；只是所乐之业，是网上之业，希望不想要的软件不要，不想接受的服务不强求。

　　政府如果在流氓软件面前不作为，相当于什么行为呢？如果是在春秋战国，就相当于不保护民众基本权利，把自己的重要人力资本暨耕战资源往别国赶。《战国策·秦》中对这种行为曾斥之为“彼固亡国之形已现也，而不忧民之氓”。这不是偶然的。当有人主张博客实名时，方兴东的大声疾呼，令人想起当年的韩非子。把自己视之为本的民们都赶跑、吓跑，实属愚蠢之策。许多官僚遇到让网民尽义务、向网民取权利时，则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遇到向网民尽义务、为网民护权利时，则不觉足之溜之，风之靡之。这些官僚口口声声“以人为本”，倘若“本”们都跑了，“氓”了，还对谁谈以人为本呢？

　　所以结论是，不治此流氓，就见彼流氓。　　

　　就拿红楼选秀来说吧，长得象刘姥姥的，偏去报林黛玉；象得象张钰的，偏去报薛宝钗……。推而广之，有长得象黑猩猩的男人，偏要与章子怡去并列金童玉女；长得象猪八戒的女人，偏要膘着美男主持人炒绯闻。

　　这世界怎么了？我发现，做WEB2.0，光研究商业模式没用，要研究流行的内容。WEB2.0热门内容的特点，有点象臭豆腐，越臭越香，越臭越赚。用丑来形容不合适，我称之为臭美。

　　臭美应该归在哪门科学来研究呢？问VC，VC准傻眼。他们不懂臭美，怎么投资呢？因此我们要严肃地谈谈臭美问题。：）

　　臭美属于感性学的研究内容。现在赚钱的东西，哪个不是感性的？我以为不必把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干脆分为理性学（Economics）和感性学（Aesthetic）。理性学管赚钱的基础部分，感性学管赚钱的超额部分。

　　臭美有理

　　法国诗人、散文家乔治.巴塔耶在小说《眼睛的故事》中，通过一对色情狂的眼睛，将世界描成萨德式的神圣世界。学者认为，“《眼睛的故事》堪称是色情史上的伟大小说”。法国大使馆在向中国推荐法国思想文化代表作时，首推巴塔耶的《色情史》。

　　如果从色情狂的眼睛中望去，木子美、张钰之流，不过小儿科。她们的臭美，还没到真正“臭”的程度。巴塔耶做得才算绝，他热烈赞颂的，全是萨德式的“排泄力量的冲击性爆发”，包括呕吐、排泄、恋尸、性虐之类。WEB2.0们在巴塔耶面前，还敢再狂吗？再狂就该去吃大便了，或如报载西安雾庄人那样去喝尿了。WEB2.0们目前还没有这个胆量。

　　当然，巴塔耶光靠狂是成不了法国文化代表的。他构造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明“臭”这类事物的底线和规律，是他狂的原因。在《萨德的使用价值》中，巴塔耶把世界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神圣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前者是感性学的研究对象；后者是理性学的研究对象。

　　世俗世界，相当于理性经济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关键发现在神圣世界，它在理性世界之外，是感性人的世界。巴塔耶把神圣区分为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宗教，一极是色情。在色情这一极，巴塔耶精彩剖析了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大量人去追逐色情、粪便、死尸这类极“臭”的东西。风险投资家如果能从商业角度理解巴塔耶所揭示的道理，会对WEB2.0和COOL的所以然，有更深入的理解。

　　巴塔耶认为，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根本不同在于，世俗世界的原则是占有，而神圣世界的原则是排泄。这听起来非常费解，中间有许多解释链条，篇幅有限，先不去展开。在他看来，喝尿这类行为，与宗教行为，性质是一样的。中国古典思想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庄子在《知北游》中说“臭腐花神奇，神奇化臭腐”，就把臭与神联系在一起。郑板桥说过“陋劣之中有至好”，也有“大便之上长花朵”类似的意思。巴塔耶的独特在于，发现了污秽事物与神圣事物之间具有的共通性。

　　巴塔耶主要观点认为，占有导致同质性；排泄导致异质性。“排泄活动本身就呈现为一种异质性的结果”。到了这里，对他的理论意图终于豁然开朗：原来强调宗教与污秽的同一性，是为了说明，它们都与理性经济人世界不同，都具有异质性、不可通约性这些理性之外的存在根据。WEB2.0的个性化，就属于异质性和不可通约的“神圣世界”中的一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WEB2.0一上来就钻进臭美。风险投资商运用理性经济人假设做出的各种商业模型，只能对世俗世界有效，而对所谓“神圣世界”是无效的。他们进入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

　　那么，在WEB2.0中，“臭”和美是怎么联系起来，神圣世界是如何作用于世俗世界商业利益的呢？建立在世俗世界上的理性学，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到解释的天花板，让我们看看感性学是怎么进一步向前推理的。

　　感性学与臭美

　　感性学，是由德国思想家鲍姆伽通于1750年创立的。在《感性学》一书中，鲍姆伽通开宗明义地指出：感性学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感性学》对于美与丑的看法是辩证的：“由于丑的事物本身可以被想为美的，而美的事物，也可以被想为丑的”。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德国思想家对于丑的认识，反而退步了，始终都没有突破现代性的局限。

　　德国思想界对于丑的代表性看法，见于1853年德国思想家罗森克兰慈出版的《丑的感性学》。《丑的感性学》认为丑是“能保持自由的存在物中”呈现出的“非自由”。丑“不在美的范围以内”，将丑限定在“以美的原则表现的丑”。罗森克兰慈在描述丑的变形和畸形特征时，将丑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卑鄙”，包括狭隘、可耻、卑下三类，其中卑下又细分为下流、任性和粗野；第二类是“令人反感”，包括愚蠢、死板和可恶，其中可恶又细分为庸俗、讨厌和恶劣。第三类是“漫画”。

　　罗森克兰慈对丑的分类还是不错的。但他对丑的定义，却比巴塔耶的境界低了一个档次。他认为丑是“非自由”，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的现代性判断。这里的自由，只相当于“社会自由”，是卢梭的概念，即可通约、可交换的自由；它只相当于巴塔耶说的世俗世界的自由，即理性的自由。而巴塔耶已经看出——自由主义理论家施特劳斯在批判卢梭时多半也已看出——还有一种不可通约的、异质性的自由，如个性自由，存在于理性人自由之外。这种自由存在于“神圣世界”之中，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大便。

　　WEB2.0的迅猛发展，已证实了巴塔耶的天才发现和预见。突然之间，各种臭美之人，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如果按罗森克兰慈的看法，他们是在找不自由。可事实恰好相反，追求个性自由，是臭美的真实动机。这种个性自由，与社会自由不在同一个维度（在同一维度的是个人自由，即卢梭式可通约、同质化个体自由）。

　　从今天的观点看，丑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妨碍社会自由之丑；一种是不妨碍社会自由之丑。再将这种分类套在不可通约、异质性的个性自由上，也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妨碍社会自由，一种不妨碍社会自由。我把后者称之为臭美。前者，为了区别，我称之为恶丑，它和现代性之丑，即罗森克兰慈意义上的丑，可以归到一类。巴塔耶色情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世俗”之恶与“神圣”之恶，在可不可以通约、是否异质上，具有本质区别，从而把其中个性化的部分，从恶俗之中剥离出来、解放出来。

　　张钰和芙蓉姐姐都很有个性，但张钰属于恶丑、甚至恶俗，而芙蓉姐姐属于臭美。我认为臭美是一种正面价值，即个性化之美。其特点正如《南华真经》里说的，“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种。想唱就唱，爱跳就跳，不关别人什么事。我们这个社会必须要有宽容芙蓉姐姐的气度。

　　有张钰的粉丝质问我为什么把张钰和芙蓉姐姐区分开，厚此薄彼。我还是那个观点，张钰揭露导演没错，错的是她当初通过不正当竞争，损害了别的女演员的正当权益，这是对社会自由——也就是秩序——的破坏。当她用潜规则破坏显规则时，显规则本身并没有错。她破坏潜规则无错，但破坏显规则有错；这与导演利用潜规划破坏显规则，犯的是同样的错。

　　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WEB2.0的发展，使美与丑的相对标准发生了变化，使过去一部分的丑，划进了美的范畴，如臭美。但并不是所有的丑都可以变为美，至少在现实之中，损害社会自由的丑，仍然是“非自由”的。对于投资者来说，个性化可以带来高附加值，但必须避免恶俗化的陷阱。

　　找到了入口之径，我们可以借助感性学的帮助，深入个性化的复杂迷宫，进行更深入的探险。

    用喜剧方式搏出位，成了在互联网上出名的必要元素。芙蓉姐姐的舞姿令人发笑、胡戈的恶搞令人发笑、百变小胖的怪样令人发笑……，最近一位令人发笑的名星是张钰。

　　有的人可能还不了解张钰，所以有必要先介绍一下。

    张钰是一位敲诈勒索嫌疑人。专找导演上床，事后要挟人家，写字据答应给她安排角色；不安排角色的，就公开曝光。她最近轰动了互联网，是因为她主动“自首”了——她在网上“坦白交待”了自己的行径，包括敲诈勒索的现场录音、录像材料；还有“检举揭发”“同案犯”的立功表现——曝光了她雇来色诱导演的妓女。

　　让这件事成为喜剧的要件在于：她竟然认真地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就象芙蓉姐姐认真地认为自己是优美的一样。但显而易见，如果张钰真象她自己说的那样，意在反对影视圈的性贿赂，那么，在由“上床——换角色”构成的完整案链中，她首先要控告的，应是已换成角色，贿赂“已遂”的，而不是现在这几个“未遂”的！换句话来说，谁上床后答应给她角色，她就告谁；不给她角色就不告。这样一看，事情不就变得很滑稽了吗。

　　我发现，互联网在根子上是喜剧性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系列喜剧性的人物和喜剧性的事件，才会在互联网上反复发生并壮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喜剧，都符合互联网的本质。当你发现互联网暗含的喜剧规律时，就会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对后现代中的娱乐化及其所以然，有更到位的理解。

　　喜剧的正典

　　人为什么会发笑，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超级理论难题。难的不是说清楚具体的一次发笑的原因是什么；而是“笑”本身是怎么回事、它的规律是什么，千百年来难以概括。笑如果能定理化，相声看书就会，郭德刚们就没饭吃了。

　　23年前，我作为专业研究，读红军领袖张闻天20年代译的法国哲学名著《笑之研究》（今译《笑——论滑稽的意义》）时，老实说，没有看懂柏格森在说什么。比如，他对滑稽的定义是：“镶嵌在活的东西中的某种机械刻板的东西”。直到这一两年，我从互联网角度，才第一次理解了柏格森。柏格森在给“笑”下定义的时候，琢磨的正是今天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那个东西。106年前还没有互联网，但柏格森对互联网理解的境界，已经超过50年代的麦克卢汉。

　　柏格森以生命哲学著称于西方哲学史，他强调差异性和创造性的价值优先性。柏格森哲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生命化反对机械化。我正好认为，信息化本质就是生命化，工业化本质就是机械化。柏格森相当于在用信息化哲学，推翻工业化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格森可以说是古代互联网思想第一先驱。

　　柏格森正是从笑入手来理解生命现象的。他指出：“笑是对不和谐、不合生命、不合社会的一种反应和纠正”，“凡是一个人给我们以他是一个物的印象时，我们就要发笑”。表面上很容易理解，但柏格森实际有更深入的意思在内。

　　在柏格森之前，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人们就一直在研究喜剧的本质，想把握笑的规律。一直到康德美学都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其中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倒可以解释芙蓉姐姐这类滑稽美。亚里斯多德认为，喜剧的关键概念是滑稽。滑稽是这样一种丑：第一，这是一种对人无害、不使人痛苦的丑；第二，滑稽的丑强把自己装成美。实际上，芙蓉姐姐和张钰都有一种强烈的自信，无视别人对她们的看法。当别人觉得她们丑时（这里的丑不是贬义词，后面会解释），仍坚定地把自己视为美。这种一般人不具备的坚强神经素质，客观上就取得了喜剧演员用来屏蔽观众是非的“强把自己装成美”的“装”的效果。与喜剧演员不同，她们信以为真，而不是在“装”，因此喜剧效果格外明显。

　　黑格尔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说法，认为喜剧是“形式压倒概念”。马克思据此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关于悲喜剧区别的最深刻的说法。我把它概括为：悲剧是形式上“小”的大我，被形式上“大”的小我否定；喜剧是形式上“大”的小我，被形式上“小”的大我否定。

　　从互联网的观点看，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在“现代性”这个大的范畴之内立论，才会得出这样的比较精英化的结论。

　　可以说，这个结论在过去二三百年工业化历史中，是有实证基础的；但互联网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芙蓉姐姐、胡戈、百变小胖、张钰等一系列反例。这些反例的核心含义在于，后现代力量不再遵循“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这一规律，而是“第一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实质性的内涵，是以小我解构大我，成为一种潮流。这就逆转性地背离现代性的喜剧规律，把工业化时期悲喜剧的定义反转过来了。柏格森的理论，由于暗合了互联网的后现代规律，开始显示出力量来。

　　丑与恶含义的反转

　　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发表，是后现代性在文学领域兴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恶之花》实质隐含了一种新的逻辑：恶的本质，是用小我解构大我。工业化是否定小我价值的。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观点看，对于小我，不能一概而论。按照后现代标准，小我中，有一些，仍然属于丑和恶的范畴；但另一些，则需要“平反”，因为它们可能代表的，是个性化意义上的小我，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这就是我们要重新讨论芙蓉姐姐、张钰之类审丑问题的原因所在。

　　我个人兴趣上，虽然觉得两位都挺恶心，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认为值得研究，而且应当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中性的、甚至正面意义的丑，与缩小打击面后真正的丑之间，有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区分的原则是什么？

　　在工业化的高潮时期，现代性作家其实已经有对于恶的反思。黑格尔和恩格斯都说过“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样的话。这里的恶，就是指小我的利益；与它相对的善，是指大我的利益。在经济上，小我有四种组合：损人不利己、损人利己、利人利己、利人不利己。除了第一种恶为社会共同反对，其它都有现实的存在理由，分别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斯密个人主义）、社群主义。

　　对应的在审美上，小我也有四种组合：不美人且不美己、不美人而自美、美人且自美、美人而不自美。芙蓉姐姐与张钰是有实质区别的。张钰属于第一种情况，是损人不利己型的，迹近笨贼。她之损人，主要并不表现在曝光导演上，那是合理但要守法的；损人主要表现在损害了其它女演员（特别是不上床女演员）的权益，造成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她对自己也美丑得失不分，居然以自投罗网为美，告了还不知是谁违法（导演被诱上床并没违法，真答应她角色才可能违法）。

　　芙蓉姐姐之类属于第二种情况。后现代审美观念中，确实有正常的以丑为美的情况。同现代性意义上的丑角还不同，丑角是知自己丑而为之；芙蓉姐姐是不知自己丑而为之。但这个丑，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丑。因为芙蓉姐姐与张钰不同，她没有伤害谁；她只不过是与大我意义上通行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已，是自我“臭美”。其实我要提醒一下，不要对芙蓉姐姐那个可笑的“大S型”舞蹈造型轻下结论。不喜欢，但可以宽容，所以对芙蓉姐姐的臭美，我将捂着鼻子鼓掌。

　　“臭美”的本质，是个性化之美。个性化之美，是不可通约之美。也就是别人都认为丑，但自己觉得美。其实只不过是标准不同，标准多元化而已。我们要宽容，甚至鼓励这种臭美。因为它与个性化、定制化经济一样，是必然对应的文化潮流。将来我们人人都可能走上这条路。

　　我认为柏格森的境界高，就在于他看出了这种臭美之美。臭美之美的主题词，分别是生命、个性化、差异化、创造性。笑，正是这种臭美之美的反应。这意味着，笑，是小我的解放；娱乐，是个人的狂欢。互联网将娱乐一切，放飞个性，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实现个人心情舒畅。

    最近忽然又有记者来询问我对于虚拟货币的看法，只是题目从游戏币转到了Q币。虚拟货币的问题我早已谈过多次，本来不想再谈。不料，问这个问题的记者越来越多，而且还提及有学者担心“如果Q币等虚拟货币商家无限发行，势必会冲击我国的金融秩序”，甚至举出《成都商报》报道央行已开始关注“网上交易Q币冲击人民币”问题等等。如果专家也跟着网民一起担心，那就真的成问题了。

　　因此我们要重新提起这个话题，看一看：虚拟货币到底是不是货币，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与货币相关？象Q币这样的东西，真的能引起通货膨胀吗？将来真正的虚拟货币会有什么不同？

　　Q币不是货币

　　首先，我开门见山表明观点：我认为Q币不是货币。因为它只是作为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非一般等价物。Q币的商品属性大于它的货币属性。

　　用商品来充当等价物，具有悠久的历史。贝壳、贵重金属等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都曾充当过等价物，用来进行商品交换。这种特殊等价物不同于一般等价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们本身也是商品，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Q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只不过是在一定范围具有交换功能的特殊商品。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许多这种东西，例如邮票、商场里的打折卡、游艺园内的游戏币等等。从表面看，它们似乎具有货币的某些特征，但并没有人把它们当作真的货币来看待。

　　第一，有交换功能不等于是货币，这些特殊商品可以无条件用人民币来交换，但它们本身却不可以无条件地交换人民币。说明它们与人民币的交换条件并非对等。

　　Q币只是在腾讯服务所及的范围内流通，用来支付QQ秀、QQ游戏、QQ会员、QQ家园、QQ贺卡等具体服务的费用，出了这个圈，就象游戏币出了游艺场、打折卡出了所在商场一样，不再具有等价物的一般交换功能。

　　第二，货币有贵重金属作为抵押，而Q币是一种没有贵重金属作为抵押的信用凭证，它只能用服务商的商誉作为抵押，因此作为货币是不可靠的。

　　就Q币可以对应的物品，如游戏中的装备等来说，它们甚至不具备起码的保值功能。房地产也是一种可以交换的特殊商品，但与Q币性质也不一样。当前外资投资房地产，看中的是它本身既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流动性。Q币具有流动性，但却缺乏使用价值的保值性，因此作为投资对象是不利的。开个玩笑说，作为典当物，当铺都不会收的。

　　第三，人民币由央行发行，货币总量由央行决定。Q币由服务商发行，服务商只能决定Q币的数量，但不能决定货币总量。

　　有人担心Q币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认为毫无道理。不管有多少人用Q币，只要Q币不能形成与人民币交换的全国统一市场，不能实现对等交换，更主要的是只要人民币不因Q币而增发，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从字面来说，通货是指现金，只要现金不增发，何来“通货”的膨胀呢）。以上三个条件都是非现实的，因此不可能出现所谓对金融秩序的冲击。

　　第四，最重要的，货币不光具有价值，而且是是价值尺度；而Q币只具有价值，并不能充当价值尺度。Q币既不存在利率那样的资本价格水平尺度可以调节价值，也不存在存款准备金比率那种的通货价格水平尺度可以调节价值。

　　Q币本身出现膨胀或贬值，是有可能发生的，但那将不是货币现象，而只是商品现象。也就是说，Q币对应的服务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可能引起Q币相对于这些服务的流动速度的变化。但要注意，此时人民币本身的价格水平（V）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许多人，包括专家，可能把货币价格与货币价格水平的概念搞混淆了。Q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与货币价格水平发生变化，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不要在这里犯常识性的错误。

　　央行怎样面对虚拟经济？

　　据《竞报》援引学者曹红辉透露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明年起草制定电子货币相关管理办法。”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如果属实，我认为央行应更加广泛地征求各方意见。按照以往经验，对发展过程中本质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之前的新事物进行规范，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将是用旧的生产关系去束缚新的生产力，而违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

　　我个人十年以来，一直呼吁人们注意，在货币市场之外，已经出现了信息市场（不是信息产品市场，而是信息价值市场）这种现象。这意味着，电子货币的规律，只有在信息市场规律得到充分认识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相反，就会把电子货币当作一种货币市场现象来理解，从而导入传统规范之中，限制其积极的一面得到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争议很大。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游戏币、Q币这些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到了正视的时候了。我认为问题的本质，是出现了“不完全信息市场”这种新现象。不正面面对，就会跟不上形势，落在国际潮流后面。限于篇幅，我只谈结论，而且点到为止。

　　第一种信息市场最接近完全市场，这就是股市。股市的本质不是货币市场，而是信息市场。这是虚拟经济的核心观点。之所以说它最接近完全市场，是因为在发达国家，股市可以同实体货币市场进行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对接。信息市场具有两大不同于货币市场的根本特点：第一，市场的交易量和价格水平（股指）不再由货币多少决定，而由信息决定，第二，市场不再由央行决定，而由网络结点上的参与者共同决定。这导致了货币理论新一轮的反思，要求从货币市场中分离出一个独立的信息市场。典型如斯蒂格里茨在货币经济学新范式中提出的注重信贷市场的观点、行为金融学中提出的行为观点等。

　　第二种信息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市场。典型如游戏市场、网络信息服务市场。其中已经出现游戏币、Q币这种“准信息货币”。我认为信息货币不是货币，它是在本质上不同的另一种东西（我下面还会谈到）。这种信息市场（包括其信息货币）的特点是，第一，没有在国民经济整体水平形成统一市场，其等价物不能与货币进行对等交换；第二，它具有“信息+货币”的混合价值形态。象邮票一样，其价值一方面取决于面值，一方面取决于基于内容的信息；第三，其价值决定是分布式而非中央控制类型的。

　　央行面对两种选择，或者在金融和信托分离的观点上，抑制信息现象的独立化；或者在货币和信息结合的观点上，鼓励金融创新（不如说是信息创新）。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容易的选择。

　　未来的信息货币具有何种特征

　　有一位记者非常坚持地追问我，假设Q币们具有发展前途，它会有成为虚拟货币的一天吗？那时的货币与现在的货币有什么根本不同？

　　据我所知，这个问题十年前就开始争论，至今也没有形成共识。我只能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从自然经济到工业经济，等价物的发展趋势，是由特殊等价物向一般等价物方向发展；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等价物的发展趋势，将是由一般等价物向特殊等价物复归。

　　第一，信息货币的本质，将是“等价+不等价”的“一对一”对价物。对价是个法律概念，它强调对等，但不一定相等。所以不是等价物，是对价物。它将包含两种构成成分，一是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成分；二是起特殊对价作用的成分。这种本质的外在表现，是一物一价。但一物一价，并不完全否定一般等价，而是在P2P交换中，首先进行社会化网络询价，确定一个半成品价格，在此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形成完全的个别价格。

　　第二，信息货币的形式，将是“货币+语言”的行为金融方式。由于“讨价还价”成为个性化生产条件下“一物一价”定价的主要方式，货币就退居基础地位，而由语言主导“议价”过程。通过语言确定的，主要是不可比较之物的心理价格（行为价格）和意义价格。目前的拍卖，就接近这种形式。

　　第三，信息货币是基于电子网络的分布式的价值中介。它的整体价格水平将是由分布式的网络节点，以信息化的方式决定，并且与服务、自我服务本身内在相联，密不可分。随着生产与消费的合一而被扬弃。

　　Q币也许坚持不到那一天，但它如果要向那个方向坚持，最低限度要记住一个原则：不要去模仿传统货币，一定要同一对一的信息服务，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壮大。

　　刘锦城当初误打误撞到石英钟这个小市场中来，大家的利润都只有几个百分点，不过，“这个行业你即使是排到100名也还能生存”，而消费者很少有品牌意识。这些特点与Web2.0市场很类似。刘锦城现在是所在行业的世界冠军，他的经验对电子商务也许会有许多启发。

　　电子商务，重在商务。毫无疑问，“电子”出身的电子商务们，首要的课程，是学习那些还没有“电子”的“商务”，也就是传统商务。问题在于，传统商务这个概念过于笼统，并非所有传统商务，都值得电子商务们学习。最近发觉这里有一个窍门：电子商务们可以把传统商务分为两类，一类是规模经济，一类是范围经济；它们可以优先学习后一种传统商务，因为它们之间的商务特点较为接近。

　　邓地、万中兴所著《专注—解读中国隐形冠军企业》这本书可以作为这方面的教材。其中一些例子读来，颇为有趣。我们结合Web2.0来对照学习一下。

　　创新的经济作用

　　说起石英钟，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辈马上会想到康巴丝。从1985年起，每年的春节晚会零点报时，都是这个康巴丝，“为您准确报时”。康巴丝坚持了与抗战一样久的八年，最后这个行业再也打不起“零点钟声”这样一掷千金的广告了。

　　这是因为整个石英钟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少数厂家大规模生产同一品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大量厂家涌进这个低门槛的行业，石英钟生产的利润一落千丈。刘锦城生不逢时地赶在这个时候，才初次进入这个市场。

　　刘锦城十多年前面对的问题，跟Web2.0们十多年后遇到的问题，本质上是类似的：第一，这不是一个规模经济起作用的市场。规模经济的特点，是少品种大批量生产，适合产生大规模的企业。石英钟生产的门槛就像Web2.0一样低，是个“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市场。第二，这是个具有范围经济特点的市场。范围经济的特点，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石英钟的核心技术十年未变，靠的只是外观和功能上的花样翻新，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第三，这是个适合小企业的市场，消费者对廉价产品很少有品牌意识。刘锦城说：“这个行业你即使是排到100名也还能生存。” 这点也像Web2.0。

　　刘锦城的商业策略，不是冲向钟表行业的大热门，相反，他寻求的突破方向，是窄中之窄：钟在全球钟表业中只占十分之一；石英钟又只是钟的一种；刘锦城钻进去只是石英钟里边的一个小门类：黑钟。他彻底进入了一个微小的利基市场。

　　差异化是利基市场上的第一法则，而差异化靠的是创新。创新是小企业搏取利基的最大利器。刘锦城的明珠星石英钟，每年推出100种以上的新款。为此，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700万元。以致刘锦城敢于说他“从来不抄人家的。倒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抄我的钟”。明珠星正是靠着创新，在产业低潮时期切入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石英钟生产企业，成为一个典型的隐形冠军。

　　这启示Web2.0们：想做成好买卖，不一定非要搞大热门，甚至不一定非成为大规模企业。但它必须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在专注的细分领域内，成为某一项第一。不管这个领域多么微不足道。在全球化经济中，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市场，它的价值一旦加总，都可能成为一座金山。

　　创新、“成为第一”，这些看起来高不可攀的事情，其实主要只取决于一件事，就是人才。对于刘锦城来说，由于市场太细小了，连大学中的这个专业都绝迹了，因此只要把有关少数几个人才垄断，“老实说，现在哪家公司想要大规模地进入这个行业都很困难。”

　　Web2.0们还有一个比刘锦城们更优越的条件：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的优势，进行差异化的设计和制造，使成本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实现低成本扩张。其实，刘锦城虽然总的来说算不上新经济企业，但他也懂得，他的新产品开发，离不开计算机设计系统。

　　爱的经济作用

　　梁伟办的第一个企业叫迪生。他想让人们在提起爱迪生时，就联想到爱“迪生”。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梁伟是一个有心人。梁伟爱的，准确来说不是迪生，而是爱迪生发明的收音机。梁伟如今是中国收音机行业的老大，牌子是德生。

　　在这里介绍梁伟的目的，不是为了介绍收音机，而是为了介绍梁伟的一种商业逻辑：做自己喜爱的冷门。这是传统商务与Web2.0商务的一个重要交集。第一，冷门本身，就是与大热门相反的长尾，在大类上属于与网络商务“同宗”的范围经济（小批量多品种）。第二，从爱好出发，是做好冷门生意和Web2.0生意的共同之道。

　　见过做冷门的，但没见过像梁伟这样做冷门的。梁伟迎着互联网的曙光，在1994年在一门与互联网相反的传统行业—收音机业—办起了后来越过所有老企业的年轻企业：德生。只是因为梁伟从小迷恋矿石收音机，出于这种业余爱好，他甚至考入了无线电系。又选择收音机这个算不得蓝海的海，下了海。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的是，当梁伟原先的那个叫做迪生的企业做大后，企业领导却嫌收音机又土又冷了，他逢会就说：“一听到别人说迪生是个做收音机的，我自己就觉得脸红”；追逐大热门的结果，是成就了泡沫。

　　这就要转入我们的正题了：Web2.0要做的生意，很可能是让人“自己就觉得脸红”的冷门生意。这一行怎么做？我们可以从它与传统商务共享的商务交集谈起。

　　梁伟因为爱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玩意，终于与那个只想大热门的迪生分道扬镳了，不爱迪生了。这使他走上了成功之路。

　　不爱迪生之后，梁伟把自己的爱，全部给了爱迪生—他发明的收音机。他认为自己成立的德生，属于“爱一行干一行”那一类的企业。因为爱收音机本身，所以要干收音机这个行业。

　　梁伟在厂子里居然没有办公室，他爱厂子爱到了这种程度，八年里一天到晚在工程部、车间和收音机陈列室，他似乎觉得，一进办公室，就跟自己的恋人—收音机—隔了一层。他有数百个恋人，那就是他陈列室摆的数百台收音机“藏品”。梁伟的成功，就是一个爱字。因为爱收音机，他比竞争者更了解收音机顾客，就像丁磊比别人了解网虫一样。所以他更贴近市场，更能站在顾客的角度创新，他能变着花样玩，不爱收音机的人玩不过他。

　　爱是怎么转变成经济要素的呢？这点与Web2.0特别相关：第一，爱带来专注。专注是成为冷门领域隐形冠军的第一位的条件；第二，爱带来业余性。安德森就认为，冷门产品要想降低成本，一定要打破专业与业余的界限，让业余爱好者的成分带进生产中来。

　　经济学中，有“两个斯密”的笔墨官司，说的是亚当·斯密在《原富论》中主张分工创造财富，但在《道德情操论》又大谈爱与同情。一般来说，分工要求专业化；爱却要求业余化。因为爱是一种融合的力量，而不是分工的力量。对于Web2.0来说，有一个梁伟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互联网的本质是融合，Web2.0的融合将网上业余爱好者汇集到联合攻关的队伍中来。这些业余爱好者的动力，是全面发展，是对所在问题的爱，而不光是赚钱。于是，业余攻关与专业攻关就成了爱好者与不爱好者之间的较量。时间长了，爱上一行的人（业余爱好者），一定战胜不爱这一行的人（以工资为动力的专家）。这些爱好者，或者不如说目标顾客，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才。

　　Web2.0这一行，需要另一种商务资本：爱与同情。如果说爱在经济上是指产消合一；那么同情在斯密那里（包括经济学中）的本意，就应该指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共振、共鸣。　　

    今日决定开博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希望能够坚持不懈，以文章飨读者。

    以下文章是发表于互联网周刊的视点文章，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阿里巴巴无意间踩中长尾理论的尾巴                                     
 
在长尾理论即将盖过蓝海战略的风头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把长尾的基本概念搞清。否则，长尾理论会变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而它的本意却可能在热闹中被人们忽略了。

什么是长尾呢，简单地说，它就是数量、品种二维坐标上的一条需求曲线；由于看上去这条曲线像一只长长的尾巴，向代表“品种”的横轴尽头延伸，所以称为长尾。 
 
不过，我们暂时先不用考虑它的定义，还是先从现象观察起。

阿里巴巴无意间踩中了长尾理论的尾巴

永康存在着一个滑板车生产集群，聚集了20多家滑板车厂家。按照传统的方法，很难打进美国主流市场。然而由于有了网络，以步阳集团为代表的永康滑板车企业，以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方式，打入了沃尔玛等国际大买家的供应商系统。有意思的是，步阳集团本来的主打产品是销量居全国首位的防撬门，但由于防撬门的热门市场已被美国当地企业垄断，打入美国市场的，反倒是相对“冷门”、在产品线上排在后面的滑板车，一年有上亿美元的订单。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尾”的几个要素：第一，它是利用网络优势实现的；第二，它可以把冷门产品转化为相对的热卖产品；第三，它可以使非主流的厂商共享主流市场。

对于“阿里巴巴是什么”的问题，据说马云的回答是，“告诉你们，其实连我也不知道”。不过，据《阿里巴巴》一书介绍，阿里巴巴的原问题问的是：互联网对于商业交易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思考的结果，是将互联网和庞大的中国中小企业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直觉判断，无意间踩中了长尾理论的尾巴。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中小企业意味着“多品种、小批量”的机会组合，而这正是长尾坐标中“数量”值低、“品种”值高的长尾！这只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在长尾理论中，“短头”（单一品种、大批量生产）与“长尾”（多品种、小批量）经营条件的区别，恰恰在于网络。如果没有数字网络，经济形式会更接近大规模生产（工业化）；有了数字网络，经济形式将更接近个性化定制。

我赞同这种说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商业声誉和传统往往来自于若干家伟大的公司。正如《阿里巴巴》作者总结的：阿里巴巴让无数的中小企业摆脱了传统销售渠道的控制，得以用最低的成本进入到任何一个开放的市场。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阿里巴巴的模式具有某种更深层次的世界意义：工业时代是大型企业的时代，信息时代是中小企业的时代。长尾理论强调的，不是中小企业做大做强，而是中小企业将在经济的主要方向上起到比大企业更大的作用；这个主要方向，就是与大规模制造相反的个性化定制。

这样一看，中国存在大量“长不大”（确切说，是“不用长大”）的中小企业，在网络条件下，具有一种比“长大”更有价值的作用，那就是在长尾空间，赚取与世界500强同样的利润。

长尾是利基与“隐形冠军”吗？

在赚取与大热门企业同等利润这个意义上，长尾理论强调的微小企业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让人同利基策略和隐形冠军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长尾的条件收窄，确实可以这么说。

长尾理论在美国市场上观察到这样一个统计规律性：在以物理为基础的“短头”经济（工业经济）中，20%的热门产品，带来80%的收入，并且带来100%的利润；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长尾”经济（网络经济）中，20%的热门产品，将萎缩成10%的热门产品，其中进一步分化为2%的大热门产品和8%的次热门产品。2%的大热门产品，带来50%的收入和33%的利润；8%的次热门产品，带来25%的收入和33%的利润；剩下的90%的长尾产品，将带来25%的收入和33%的利润。这里最重要的看点在于：大热门产品的总利润，竟然同冷门产品—也就是长尾产品—的利润相等！这不是主观臆造，而是大样本统计得出的结论。长尾理论由此认为，经营冷门与经营热门，在利润上可以是一样的。

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隐形冠军，也就是那些在某个不起眼的小产品市场或被大企业忽视的中间产品和配套业务上形成了规模经济的企业。我们将隐形冠军的赢利策略，称之为利基（Niche）策略。利基的特点是产品差异化，别人难以模仿，利润较高。隐形冠军在利基上还要加一条：形成规模经济，取得所在细分市场占有份额上的第一。长尾与利基、隐形冠军概念的交集在于，每个长尾（长尾被切分为无数段之后，每段仍是一个长尾）都有自己相对的“短头”。举例来说，在彩铃这条长尾中，音乐彩铃是可以切出的一条长尾；音乐彩铃中又可以切分出搞笑风格的音乐彩铃。粥稀稀在这个细分市场上称雄，他就是这个细分长尾中的“短头”。每个长尾的短头，都是利基，都可以成就隐形冠军。

回到利润上来，中小企业加上利基，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吗？目前来看，中小企业可以当长尾，却不一定能获得利基。原因在于创新不足。

胡文章是中山天朗电器公司的创始人。天朗是生产电风扇开关—琴键开关—的隐形冠军。现在业内还有100余家琴键开关生产厂家，但由于天朗已经拥有70多项琴键专利，并成为事实标准的制订者，因此他并不担心别人仿造。因为仿造将意味着竞争对手的成本优势荡然无存，而不仿造则更糟：因为不合标准而没有活路。

从天朗这个案例推广开去，我想说明，中国要靠中小企业的长尾战略缔造国家竞争优势，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绝对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否则就没有长尾最看中的东西—利润。

当然，问题还不算完。长尾与利基、隐形冠军，在概念上还有不相重合的部分。长尾理论并不绝对依赖具体细分市场上的利基，也不要求企业一定当细分市场的冠军（隐形冠军），它强调的真正重点，是集合长尾。即对整个长尾市场（包括对应的短头市场），进行一体化的经营。不是薄利多销，而是薄利合成。也就是说，长尾市场不依靠于规模经济。从根本上说，规模经济在长尾战略中，只是基础；长尾战略的真正精髓，在某种特殊意义的范围经济方面。

长尾经济是特殊的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属于特殊形式的长尾经济，但长尾经济却不等于范围经济。范围经济是指在同一企业内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长尾经济与之相比，显而易见的不同在于，它的“范围经济”，不限于同一企业内部，可以是产业集群、可以是非地域性的全球协作；长尾经济甚至可以不是范围经济，而是差异经济、个性化经济、创意经济等异质性的经济。

长尾经济，可以是内部范围经济（学习经济和创意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集群经济和网络经济）的结合。作为产业集群意义上的范围经济，长尾经济无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对中国来说，可能有三种因素造就长尾经济，一是地域集群的经济性，二是数字网络的机会，三是劳动力对成本的节约。如果加上学习和创新，长尾经济就可以成为变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的推动力量。而长尾经济最擅长的领域，则是满足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