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 梁心

就对人类的影响而言，电影毫无疑问是19世纪最为重要的发明之一。在此之前，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创造出一个个包罗万象异常绚烂而又真实的虚拟世界。更重要的是，电影这朵艺术的奇葩能够瞬间开放在全世界几亿人面前，以其独特的芬芳春风化雨，激发起人们的良知和维护正义的勇气，甚至一夜之间征服世界。艺术的力量从未表现得如此迅速和强大。在全球电影文化中，好莱坞电影是一支王者之师，当好莱坞在发声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听。它曾用《泰坦尼克号》、《星球大战》、《蜘蛛侠》、《阿凡达》等重磅炸弹轰炸全球，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以美国式的时尚、风格、文化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全世界几亿人的艺术想象与文化认同。

再造奇幻巴别塔

如果说《泰坦尼克号》是好莱坞电影繁荣发展阶段的顶峰，那么2010年的《阿凡达》无疑打破了好莱坞电影史上的这部传奇，创下了17天票房超10亿美元的奇迹。对如今的美国电影而言，曾经的“一笔史无前例的投资、一堆登峰造极的荣誉、一种巨制模式的降临”，对中国电影而言，“一个称霸十年的票房、一片无法忘记的泪光、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这样被《阿凡达》所改写。它将好莱坞电影引入3D电影革命的狂潮。毫无疑问，《阿凡达》是大资本打造下的票房炸弹，导演卡梅隆使用了三项突破性技术：虚拟摄像技术、表情抓取和联合数字立体摄影机，让观众形成了独特的“潘多拉体验”：切身体会潘多拉星球的奇景、领会迤逦夜森林的色彩，感知生命之树的呢喃……

好莱坞电影的招牌菜之一，便是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多重艺术形式制造一个个媒介奇观。当我们看到《2012》里地球大陆板块逐

中国电影：资本时代的影像增殖与裂变

——2011年中国商业电影发展掠影

于中国电影而言，2011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资本膨胀造就的影像增殖，呈现出中国电影面向市场的“裂变”格局；而其中种种征候，又无不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着可资借鉴的启示。

由于电影本身聚集关注的特性和近几年电影产业的爆炸式发展，使得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资本构成也更加复杂，融资环境有了较大改善。资金来源的多元，体现在策划制作环节上，使得电影类型趋向多元化。但从最终的市场反馈来看，大片已不再是观众的唯一选择。去年大投资、大明星、大导演的电影没有一部达到预期票房，而接地气、有特点的中小成本影片票房令人惊喜。

相较于往年，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式商业电影呈现了一个新的拐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市场是决定电影存与亡的审判者。以往中国式商业影片依靠“大明星、大导演、大营销”的模式已经开始越来越落入窠臼，集中体现在类型单一、故事陈旧等问题，同时，随着好莱坞影片的集中发力，中国式商业影片在技术表现、叙事策略等方面，使得观众无法获得新的观影感受，自然也无法获得预期的票房表现。反倒是一些投资规模较小的影片，因为故事贴近当下以年轻人为主的电影消费观众，在营销上充分发挥关注效应，利用新媒体等媒介的特性，反倒是获得了不错的票房。这也说明，中国电影经过十年的市场化征程，在电影产业链各个环节呈现出专业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如果电影创作者不能准确抓住观众的兴趣点，那么面对高速发展的电影市场环境，只能陷入迷途而无法自拔。

“消费”的两难悖论：超级商业巨制的遗憾

梁振华（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怡梦（《中国艺术报》记者）

http://www.cflac.org.cn/ysb/2011-10/28/content_23998896.htm

中国电影里的意象中国

怡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霸王别姬》《红高粱》《黄土地》等影片对中国京剧艺术、民风民俗的展现曾受到国内外观影者的欣赏和肯定。新世纪以来，《英雄》《无极》等电影放弃对中国艺术、民风民俗的展现，转而从古代宫廷、古代故事中汲取灵感，这种转向的原因何在？

梁振华：电影的发展和时代文化思潮密切相关，这两个时代，民俗和历史两种元素对电影的介入有不同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以前，尤其是20世纪中前叶的中国历次社会运动，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打击、漠视、冷落的态度，令中国文化的根脉很长时间以新文化革新的名义被搁置或中断。上世纪80年代是文化启蒙的时代，盛行文化寻根思潮。寻根的第一个向度是面向中国历史，寻找中华文化、文明传统的根脉。第二个向度是寻找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和现代化版图上的根脉。中国文学出现很多寻根作品，民族电影也受到寻根文学或多或少的影响，有些是直接根据寻根小说改编的，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炮打双灯》《风月》《棋王》。文学渗透了什么样的思潮，电影亦步亦趋。

发掘和呈现民俗当然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后殖民主义倾向，比如民俗的异化—

从艺术的表现形式而言，电影很难“复现”真实存在的历史，要全景式还原并演绎一段风起云涌的革命史更是难上加难。如何在完整传达严肃的历史观念的基础上，处理好重大历史节点的事件以及事件进程中历史人物丰富饱满的性格，并且拥有打动当下观众的艺术品质，这是对创作者的巨大考验。

　　电影《辛亥革命》截取了封建中国在1911年至1912年初那一时段发生的历史事件，从“血染黄花岗”到“武昌城首义”，从“阳夏保卫战”再到“创建共和制”，由表及里的历史重现了辛亥革命的过程，书写了一群热血青年用自己的生命叩击愚昧的封建国体，用自己的热血呼唤青春中国的壮举。影片成功做到了短小精悍且重点明确，尽管在一些章节的处理上仍有可待商榷之处，但也不失为一部对以往中国主流电影进行反思和开拓的诚意之作。

主题：对于革命所为何事的注解

　　革命所为何事？如片中所言，是给天下的孩子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天下人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和重大性，《辛亥革命》这部电影从其本身而言，就是一部“致敬”电影，纪念与缅怀是其基调。

　　因此，在主题表述上，全片力图公正、严肃、不偏不倚。创作者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赋予了主题以表达空间。面对外国银行家，革命者孙中山苦心演讲；面对清军的枪林弹雨，信仰者黄兴无所畏惧；面对尸横遍野，徐宗汉泪流满面却又矢志不移；面对生死选择，林觉民慷慨激昂舍生取义……可以说，通过革命者群像的塑造和其传达出的奋斗和牺牲精神，正是影片的主旨所在。

　　同时，影片从秋瑾之死揭开辛亥革命流血牺牲的序幕，之后是广州起义、武昌首义、阳夏之战、建立共和。

当代文学专业学位论文答辩日。每年此景仍历历在目，又一届即将毕业的学子带着临行的欣喜和懵惑，坐到了答辩席前。

坐在对面的你们，有成竹在胸从容自信的，有惴惴不安的，也有的将桀骜不驯写在年轻的眉宇间。这不仅是四年学业的终点，这个气氛有那么一些“紧张”的会场——还有可能成为你们的母校记忆中不可残缺的片段；它在你们成长道路上留下的味道，会是依稀而又温暖的，尤其在很多年以后。

对年轻的你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成长的召唤更让人心旌荡漾呢？我很庆幸成为这个重要时刻的见证者，庆幸和你们同行。

循惯例，将今年上半年我指导的学生论文存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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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远     作者电影的寓言神话——论姜文电影的改编策略

韩  迪     新世纪港人革命书写——论《十月围城》的革命想象

高  琳     当代语境下古典名著影视改编的策略探究——以电视剧新版《三国》为例

苟瀚心     身体的自白——论苏童小说中身体叙事的内涵承载

赖一捷     先锋隐喻与民俗寓言交汇的银幕奇观——论张艺谋对先锋小说的影像化重塑

李智珉（留学生）    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悲剧性

于我而言，由文学而影视、从文字到影像，是事业方向的拓展，也是创作兴趣的延伸。

编剧的称谓，敦促我在文字与影像之间孜孜不倦地构筑通途，也不断在写作中体悟创造的欣悦——

创造人，创造命运，创造曾有、莫须有、应有而未尝有的生活和世界。

何况，编剧书写的人和生活，都将交付庞大而生机勃勃的观众，等待他们的检阅和分享。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诱惑”，作为书写者，我因而激奋，因而乐此不疲。

不辞长作一介新人，褒有新锐之气，常怀求新之心。

我和晓龙兄，都来自邵阳市南门口，父母亲都从医，我们的母校一中二中同在邵水河沿岸，相隔五百米。

一二中水火不容，两校学生常常在上学路上遭遇，尔后乱殴。我是能躲就躲，晓龙估计是能冲就冲。

晓龙只长我四岁，却已臻至编剧行业之巅峰。

拉近彼此之间距离的，是我们都不曾变更的地道邵阳话。

语词的光焰——中外诗人诗歌朗诵会

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

2011年4月28日19：30—22：30

诗歌朗诵会嘉宾：

玛丽·瑞·阿曼特鲁、多多、 梅-梅·柏森布鲁格、 顾彬、奚密、 蔚雅风、 麦芒、食指、 叶延滨、石江山、吉狄马加、米洛斯拉夫·科林、 查尔斯·亚历山大、西川、斯蒂夫·布拉德伯瑞、徐贞敏、吕约、格伦·莫特、王家新、本•亚历山大、汪剑钊、 树才、傅浩、李汀、 蓝蓝、冷霜、 张桃洲、 潇潇、冯晏、张清华、谭五昌

群英会 @ 以诗之名

诗的国

南山诗社

食指

多多

犹记2008年秋日“归去来”，旧地，故我，换了身旁的学生搭档

“王海涛不是老好人，绝不是”——《王海涛今年四十一》编剧郭靖宇如是说。理由如下：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王海涛，比谁都浑，进过少管所，进过监狱，赌钱输光了家业，离了婚。看过该剧的人，在这种说法面前都会犯迷糊。郭编剧所说的，是他笔下的王海涛吗？王海涛若非“老好人”，这年月，这个世道，谁还配得上这个称谓呢？

王海涛是谁？从身份界定来看，王海涛集好兄长、好儿子、好男友、好老板、好兄弟、好男友于一身。同李莹复婚之后，他当然也会是百分百的好老公。在一个错综复杂的重组家庭里担当“大哥”,同时又顶着知名企业家的光环，跨过不惑之年门槛的王海涛，理所当然卷入了一场场家庭狙击战的漩涡。所有的家庭纠纷，大的小的要命的琐屑的，统统到他这里归拢；该管的不该管的能管的管不了的，他不分青红皂白地管。他既出钱又出力、既费心又卖命，老想着去端平那碗永远端不平的水，老妄想能填满几个“穷凶极恶”的弟妹永远填不满的胃。结果呢，东墙补了西墙破，一波未平一波起。王海涛遭的很多罪是自找的，几可划入“自虐型”人格，而他乐此不疲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家之主，是“大哥”，为了让一家人和和睦睦，他谁也不能得罪了，而且让这拉拉杂杂一大家子谁都甭得罪了谁。于是，纵容也好，溺爱也罢，所有的累他受了，所有的委屈他吞了。于是，一通折腾下来，好端端一个公司居然被家给拖垮了，专和电视剧主人公过不去的白血病也找上门来了。

将主人公始终置于欲罢不能的困境，对其施加的压力越大，剧情也就越有张力。这是情节剧一个至关重要的叙事规律。在我看来，郭靖宇笔下的王海涛和《铁梨花》里盗墓贼的女儿，在人物命运的情境设置上并无二致。他（她）们始

间谍及其诡秘的用间实践，长期以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以“007”系列为代表的影视作品，和难以计数腾挪在真实和虚构之间的“传记”或小说，将间谍这一风险成本颇高的特殊职业纳入了传奇化的想象模式——所谓“间谍”，无论是非曲直，也不管正邪善恶，一概是智勇双全、不惧龙潭虎穴的孤胆英雄；既是豪杰侠客，少不了铁骨铮铮，还常常伴有几分缠绵悱恻、几许令人击节或扼腕的柔肠。

对间谍的固化想象，满足了读者和观众猎奇的心态，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对故事讲述者创作行为的规约。即便如此，在从事这一特殊题材的创作之时，剧作者不仅要迎合观众先入为主的期待，也应当在对情报史、间谍史及人类用间实践史进行纵深考察的基础上，建构起对间谍这一特种行业合乎历史与逻辑的认知。跨越这一道“门槛”，创作者便能更清晰地感知到真实和虚构的边界，从而展开合理有效的艺术想象。

近年来在中国荧屏上异彩纷呈的谍战剧，按历史时段划分，主要分为三大类：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谍战片，如《暗算》、《潜伏》、《黎明之前》、《风语》；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反特片，如《誓言无声》、《誓言永恒》、《国家机密》；当代谍战片，如《密战》、《落地请开手机》、《天敌》。上述谍战剧作，展开的便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用间与反间的隐蔽战争。

用间这一行为具体始于何时，已经难以查究。但作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常见的斗争方式，间谍活动千百年来屡见不鲜，只是相较于其他斗争形态，它以隐蔽的方式进行。获取情报是间谍活动不变的目的——这在不同类型的谍战片和谍战剧里得到了充分的演绎——“007”里各个版本的邦德如此，《暗算》里的安在

看到留言里的提醒，忽然意识到，是有两个多月没有更新了。以前对博客的那份寄托——迎合他人眼光的寄托——无形间已经疏远，以至渐渐淡漠了下去。在我，似乎并不觉得可惜，只是辜负了许多经常在这里守候的朋友和同学们。接到多方关于开通微博的邀请，都推拒了，理由可能有些荒谬。这样一个高度倚赖资讯的生存时代，适当地与资讯“隔离”，为自己保持适度的独立、隐匿的思维、精神乃至生活空间，看来不是毫无必要。很多时候，交互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封闭”更不意味着什么都解决不了。疏远博客、拒绝微博的日子，生活依旧开阔着，被更多自己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事情所充实。当然，这是个体的自由选择。是确立实体性、乏味的生活目标，还是选择被充满蛊惑色调的生活流、信息流湮没，两者之间，该作何选择？嗯，这是一个问题。于我而言，博客日后更会像一个发布自己文字的平台，以便大家阅读。我说的，是面向纸媒的文字，是那些去除了“口水味”、过滤掉旋生旋灭的过剩情绪的“纯净”的文字。

郑重推荐《将爱》，一部让我感怀于无言的电影。杨峥和文慧静静伫立在“神秘树”咖啡厅的门口，看着昨天的我们，今天的他们。回忆氤氲而至，深醉处，是不忍触捉却又时刻萦绕的片段，关于一些地方、一些面孔，关于一些永不回来的岁月。记得读硕士一年级时，窝在湖南师大望妹坡的研究生楼里看《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光碟，就幻想着用一种方式，来复现和记录正在经历中的青春，来栽种那棵属于自己、属于那个年代的“神秘树”。那蠢蠢欲动的热情，迄今未见消减。十二年过去了，是到偿还心愿的时候了吗？

你好，青春！

在我的观影体验中，从影像风格到叙事基调，最以张狂炽烈的气象示人的国产影片有两部——一部是很远的《红高粱》，一部是很近的《让子弹飞》。前者在八十年代深沉忧思的文化氛围里，为中国银幕赋予了空前的炽热情怀和狂放气质；后者，顺今日纷乱躁动的文化产业潮流而动，用银幕上一场元气充沛的修辞狂欢，崭露终结同时代中国电影外强中干、疲靡不振的气魄。两部“放浪形骸”的电影，横跨新旧两个世纪，放在一起好像有那么一些“不搭调”。可显然无法忽略的是，这两部作品，一部主演是姜文，另一部导演和主演都是姜文。因了姜文，中国仅有的姜文，我们不得不再次确认：是人的禀赋、个性、才情——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最大程度上规约着一部电影的风格，也成就了电影的格局和气质。

“让子弹飞”，多么奇特的语词组合，多么富有创造力的意象。子弹脱膛而出、一纵即逝的飞行时间，被心怀叵测地抻长了。相比子弹载负的使命和命中的目标，子弹飞行的轨迹、姿态和撕破空气的猎猎呼啸声，更让人迷醉。我以为，这个四字词组道破的是这部电影的美学旨趣——过程重于结果，形式的快感成为了影片实体性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就像片名所昭示的那样，《让子弹飞》是一部以输出快感为首要目的的电影。它的快感首先来自一个闭合性、高度戏剧化的叙事框架。时代和历史的印记，在这里若有若无。惟余一座鹅城，土匪张麻子、骗子汤师爷与恶霸黄四郎三股力量展开博弈和殊死拼杀。对立双方壁垒分明，人的动机和行为，一切都以对抗的名义而存在，一切都围绕精心营构的戏剧冲突而展开。于是，再复杂的情节设置、再纠结的人物关系，也附着在一个干净到无以复加的故事主干之上。线索明快了，故事单纯了，观众的情感

对于电影《赵氏孤儿》，一直抱有相当高的预期。不仅因为这则罕见的坐拥“国际声誉”的中国经典故事，也因为陈凯歌。从《无极》到《赵氏孤儿》——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去中国化”，一个是“中国气派”品正味醇；一个玄幻诡异、凌空蹈虚，一个衍生自流传千年的史传经典——这一题材转向所标举的创作观念嬗变，多少让人觉得欣喜。这并不是说“去中国化”和奇幻的创作路数不足取，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取之不竭而又少人问津的现状面前，醉心历史/古装叙事的电影编导与其向壁虚造和“移花接木”，远不如把目光投向被长久疏远甚至弃绝的民族历史文化；从那里汲取的资源，在文化特质、叙事智慧、大众（市场）认知等多重意义上，都对电影创作多有裨益。从《墨攻》、《赤壁》、《画皮》、《花木兰》到眼下的《赵氏孤儿》，便是这一创作风潮的集中体现。有人给这种现象扣上过“为传统文化招魂”的高帽，这样的说辞让人不禁胆寒。在今天的文化情势下，“传统”莫非还要用全盘否定的有色眼镜来打量？“传统”，难道不是每一个民族个体从人格到心理、从情感表达到思维模式蹴而不去的沉淀？当然，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让传统归位只是起点，如何对其进行省察和改造才真正值得探究。这是所有面向传统、改编经典的影视创作无法规避的问题，陈凯歌的《赵氏孤儿》自然不例外。

从《史记》和元杂剧版的《赵氏孤儿》里，我们读到了什么？有弃恶扬善的伦理观，有负重忍辱、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也有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任侠之气。正是这些具有民族文化高辨识度的价值取向，成就了《赵氏孤儿》的经典地位。自然而然，陈凯歌之所以对这个妇孺尽知的故事青眼有加

湖南之为山国也，东阻罗霄，西隔雪峰，南薄五岭。湖南之为水乡也，湘资沅澧，四水纵贯，锦波绵连。山围而有独立包容之格，水牵而生自由开放之象。山水陶冶，浩浩泱泱；水山砥砺，济济苍苍；风云变幻，传承有将；日月推移，代有湖湘。

湘江北去，水击洞庭之滨；儒道南来，士济天下之溺。忧民未敢落人后，爱国从来居人先。屈子行吟沅湘之上，放逐而不改家国之志；范氏遥观楼台之间，坎坷而长存忧乐之心。山河梦碎，筚路蓝缕，百折不回，开路前驱。睁眼看世界，运筹千古之变局；上下而求索，倾力故国之中兴。

江山风雨晦，雄关漫如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代伟人，独领风骚。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湖湘俊彦，天下影从；漫卷红旗，狂飙天降。艰难困苦，风雨铿锵；迈步从头，经略八方。

东方既晓，其道大光。斯地斯民，壮心飞扬。白雪祁连，三万官兵驻黄沙；草原秋风，八千湘女上天山。当代神农，躬耕于僻壤，声震寰宇；杂交水稻，救民于饥荒，福荫苍生。

今日发展之世界论开放，而中国正少年；今日开放之中国论发展，而湖南正青春。看改革开路，前启有人；弯道超车，后来居上。楚才奋志，教育为本；湘商崛起，科技先行。麓山环建大学城，风光独好；星沙锻造技术区，前程锦绣。出版园地，奇葩竞发；电视湘军，青云直上。天下粮仓，鱼跃稻香；新型工业，来日方长。融城创举，属中国之先进；转型战略，应当世之潮流。喜看今朝，芙蓉国里，青春勃发，活力绽放。

山水陶冶，浩浩泱泱；水山砥砺，济济苍苍；风云变幻，传承有将；日月推移，代有湖湘。自强不息，熔湖湘之精神；经世致用，铸湖湘之心魂；开放果敢，葆湖湘

诗歌和诗人的“沸点”

———“京师文学论坛”之西川专场

时间回溯到二十多年前，在创办诗刊《倾向》时，西川就明确倡导“知识分子精神”，重申向着健康纯正的诗歌秩序和写作环境而努力。他有过这样清澈而坚定的宣言——“从诗歌本身讲，我要求它多层次展现，在情感表达方面有所节制，在修辞方面达到一种纯明、纯粹和高贵的质地。在面对生活时，采取一种既投入又远离的独立姿态。”

作为一位在当代诗歌史上留下过重要痕迹的诗人，西川是别具一格的。创作与研究这对似乎水火不同的两个领域，他可以完美地集于一身；他外语很棒，具有开阔的视野，密切关注世界文化动向，吸收各民族文化营养为我所用。然而，他的根又深深扎在民族文化深处，对古典文化不仅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获得了测量想象力的妙法。

诗歌是属于青年人的吗？西川给出的是否定的回答。他以为：诗人一般都要经过一种创作上的干涩历程，正如叶芝所说，“枯萎而进入真理”，唯其如此，诗才可能成就深刻。而现代文学史上的新诗，满足于描写比较表层的感觉，充满故意为之的忧伤，这都是生命浅薄层次的内容。如果跳出“我手写我口”的思维，诗可能就会呈现出更丰富的形态，也更加逼近一个朝向着理想和完满的精神世界。

可是，从西川的诗歌主张出发，始终值得深味的一个问题是：诗，倘若真的不属于青年，那么应该属于谁？或者说，仅仅属于谁？

——栏目主持人：梁振华

张清华：我是一个诗歌的废墟，而西川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如果说西川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诗人”我们还要加“之一”的话，那么，说他是当代中国诗人当中最有学养的诗人

不必屈从于市场和口碑的压力，以个人意愿和旨趣为主导从事创作，这对任何一名电影创作者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境界。作为首屈一指的活着的中国当代“文化英雄”，张艺谋当然有这样的“特权”，也确乎进入了物我两忘、宠辱不惊的创作之境。近二十年来，这位“从心所欲”的大师以变化多端的艺术风格而著称。他以个人意趣为依凭拍摄出来的题材迥异、样态不一的影片，一方面从不同侧面不断巩固和强化着银幕上的“张氏风格”，另一方面，又在接连不断的自我颠覆和刻意求新中解构了“张氏风格”的既定范式。在我看来，“张艺谋”这三个字，对中国电影来说不仅仅是一项光环和一座高峰，似乎更意味着一种可能性——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的可能性。试问谁可预料，张艺谋的下一部电影将以什么方式呈现？正如，我们如何可以相信：一个曾经奉献过《活着》这样的电影的导演，居然可以拍出一部令人惊诧莫名的《三枪拍案惊奇》？又比如，在短短一年之内，刚刚完成将“二人转”搬上电影银幕这一历史任务的张大师，又奏响了一部向畅销书致敬的“纯粹”童话恋曲？

电影《山楂树之恋》，无他，一出标准的银幕童话恋曲。“童话”，超拔于现实人生；“恋曲”，专执于情恋书写。“童话”加“恋曲”，简言之，就是“纯粹”、无关历史本质和现实痒痛、少有人间烟火气的爱情故事。说这部影片“超历史”、“超现实”，很多人未必赞同。因为，片头字幕里一板一眼写着“这是一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真实故事”云云，而且，影片中也充斥着一堆特定年代的特定文化符码——红宝书、毛语录、忠字舞、苏联歌曲，等等。可是，上述历史标识对影片叙事而言，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们除了偶尔能够迎合创作者或观众因怀旧而生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