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的文学垃圾场

——读张贤亮长篇小说《一亿陆》

 

叶开

 

先人物

读完张贤亮长篇小说《一亿陆》后，我自己开始搞测验：不回翻杂志，光靠记忆，测试一下看还能数出几个人物。

这部小说最出彩的就是人物形象：一亿陆、二百五、王草根、陆姐、姗姗、陶警官、大老板、国学大师……读完小说，两个多月过去了，无数杂事来了又忘了，我还能一口气数出《一亿陆》里这几个人物的名字。另有几个相对次要的人物，刘医生、二奶、老板娘，具体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人物形象还若隐若现。不过，刚读完时，除了刘医生的名字，其他人物我全都能记住。大陆当代文学作品中，能让人记住的人物不多。很多小说，前头刚看完，后面名字就忘了。有些小说，为了记起其内容，得不断地翻书。

现在写的这部长篇，我手头里并没有放着杂志。我成心不去索引，让这部小说烂在我脑子里。

这是一个全新的评论体验，不翻查杂志，不复述引用，单纯凭着记忆来写。

 现当代文学中，跟《一亿陆》一样有如此丰富的人物众生相的作品，有多少呢？

我打字时，《一亿陆》里的小人们栩栩如生地复活了。他们在我僵化的脑袋里打开了一个隐秘的小门，自由地进出，安营扎寨，长期暂住。

小说里的人物，刚读完时还能记得几个很正常。我读完这部小说两个多月了，一直在忙着手头的各种工作，试图把它忘记。

很多读者看完《一亿陆》并不喜欢，最多的是指责它“低俗”。我本来不准备写它的评论，却被这种批评激起表达一下自己看法的冲动。

对一部文学作品匆忙地作道德性评价，不仅粗暴，而且不负责任。

小说可以涉及、但毋需担负建设伦理的重任。小说的美学价值，从来都超越它的伦理价值。即使是被风化成了经典的《红楼梦》，在道德家的眼中，也仍然有很多诲淫诲盗的内容。张贤亮在《一亿陆》里，并不打算“强攻现实”，而是智取华山，从最险要、也是最不可能的地方突然出现。他直接从社会最脓肿处切了一刀，粉嫩的疮口美丽地乍现。在这个切口里，读者要是扮演道德裁判者，看到的无非是一些饮食男女蝇营狗苟的丰富内容，而不由得掩住自己的胸口假装呻吟。读者大多是庸俗之辈，却容不得一部语言行云流水，人物活灵活现的小说去挑破这些疮疤。

给这部小说写一篇评论，我一直很犹豫。如果过这段时间，小说被忘了，人物也跑光了，我就可以撂手不干了。然而，我发现要忘记这几个腿上生根的人物，却非易事。

人物归人物，浊者自浊。归根结底，长篇小说最重要的还是人物。

读完一部小说，读者首先忘记的大多是叙事性文字。奇特的细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才会历久弥新。

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发展到新世纪，各种文体的结构形式都被试验过了，语言的丰沛性多义性和暧昧性也大大地拓展了：无情节、人物形象淡化，哲理思考代替人物形象……罗兰巴特的跨文本试验《恋人絮语》、略萨的纯粹对话体作品《酒吧长谈》、莫言把“你我他”三种人称打乱了天马行空地“胡诌”的《十三步》、马格里斯平面化叙事的《小型世界》等等。中外作家们写出过无数实验性的作品，很多作品在刚出来那段时间会得到一点喝彩，甚至获取了著名的小说赏金。尘埃落定之后，大多数都成了沉渣。

作为读者，人们能记住的大多是作品被阅读且解构后顽强活下来的人物。

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的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数量惊人，然而对其评价差别很大。捧上天的，说新时期至今四十年的创作成就超过五四后至一九四九年间三十年的作品；贬到地的，认为这个时期小说的创作虽然数量庞大，却大多是垃圾。我有长时期阅读当代大陆文学作品的经验，也常常感到很迷惘：这么多年来，究竟有多少作品真正地打动过我？有多少人物形象让我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反复思考并从中得益？我想了又想，发现自己竟然记不住几个人物。不去书架翻书，不上网络搜索引擎盘查，就这样从自己的脑袋里找，只有几个奄奄一息的干瘪人物，尚且苟延残喘，面目却已经日渐凋零了。每个人的记忆侧重点不一样，我记住的可能是别人没有记住的，然而，有生命力的小说人物，通常会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浮现且日渐发光。

《一亿陆》里的人物过了两个多月，却仍然没有褪色，仿佛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眼前，对我微笑。在这个万事万物速朽的时代，两个月时间不短了。很多事情消失了，有些前辈进入了历史，世界上纷纷芸芸。一亿陆的姐姐陆姐对我微笑，王草根的三少奶姗姗对我微笑，没心没肺的小女生二百五对我微笑。那个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从破烂收购开始最后变成房地产大亨的王草根也在朝我微笑，位居高层的陶警官则神闲气定不急不躁。

他们都是善良的人，都是从底层爬过，品尝过酸甜苦辣的人，不仅没有变坏变邪，反而更加和善友爱。小说里的某“大老板”，怀着“文革”时妻子遭到书记强占初夜权的痛楚记忆，发达之后精神畸变，喜欢给黄花闺女开苞。在小说里，张贤亮似乎也不愿意把他贬谪到地狱里去油炸，而是略带同情地继续表现他的禀性，看上去似乎也并不算太邪恶，起码在小说的一层祥和的光晕里，他还有点和蔼可亲，甚至愿意成人之美，帮助陆姐跳出欲界归于善门。他给陆姐开苞之后，又给陆姐介绍了儿女在美国高就的“国学大师”。“国学大师”鹤发童颜，饶有童趣，爱近距离观看陆姐美好的裸体，但不亵玩、也不玷污陆姐。他只跟陆姐玩天体运动，脱光衣服在总统套房里捉迷藏，累了躺在一起聊天。“国学大师”把低级的肉体活动，升华成了美学——这到底是讽刺呢还是感慨？这到底是挖苦呢还是宽容？这到底是幽默呢还是酸楚？只有作者自己心中有数。

“国学大师”后来帮助吴姐开了一家高档的茶楼，他小时在江津见过一面陈独秀，因而而题匾名之曰：独秀居。

小说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正常而不道学、邪性且善良的人。他们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活于泥潭并不自诩高于泥潭——用文艺理论术语，可以说是源自社会，高于社会——作者似乎也不做这种高级打算。他热热闹闹地、连雷带雨地说过去，说完，雨散云收，在小说里，作者和人物，大家最终都由热闹归于平寂。

小说志不在高人一等，不假装出于生活高于生活指导生活，作者也志不在此。

这部小说的最妙之处，在于本真，起码看起来是鲜活的鮰鱼，刚刚出网，泥水淋漓。张贤亮经历过反右下放关押改造文革等种种劫难，而能继续鲜活继续性情，可能也是天生的。对于作家来说，天生的禀赋和因缘际会，是构成他为人为文的最重要因素，其他的都可能是装的。在《一亿陆》里，这些人物都是刚刚剥开外壳的蚕豆，有鲜亮也有虫蚀，各显其态，各呈自然。对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张贤亮不去粗率判断，对他们的性格也不厚此薄彼。作者更关注的是在这种奇特社会生态下的各类人物的具体生态。

他首先他要讲述一个个有生命力的人物故事。

小说虽然以“一亿陆”为题目，核心人物“一亿陆”却不算是生动的小说人物形象。

“一亿陆”这个人物可能寄托了作家的最终理想，是周作人八十年前说过的“大写的人”，是原产自欧罗巴的平民“伟光正”，是奥林匹亚克斯山上的大天神。

“一亿陆”有健壮的身体、纯净的心智、美好的灵魂和善良的天性。这么多美好的品德集合在“一亿陆”身上，对小说而言并非易事。

我们身处其间的这片神奇的土地，要说遍地都是歪瓜裂枣般的潘长江低级趣味的小沈阳，人人都笑而不答心领神会。你要说地上长出了一只神奇的黄金瓜，人们想也不想就会嗤之以鼻。我们早就如前辈导师鲁迅说过的那样，失掉了自信力。过去是说说而已，现在可是千真万确。中国大陆，遍地都是歪瓜裂枣的影视明星，而以恶搞和反讽而长盛不衰的芙蓉姐姐，更是精妙地阐述了这个嗜臭社会的腐烂本质。人们在生理上已经产生了惊人的变异：嗜食臭豆腐，爱喝三聚氰胺牛奶，爱啃激素超标炸鸡翅，爱吃含有剧毒农药的蔬菜，爱看歪瓜裂枣的丑星表演，爱窥探各种隐私艳事，却不愿意欣赏美好的人物、不愿意学习纯净的心灵。

张贤亮借“大老板”的嘴来恶评社会的堕落：走在大街上，你都分不出哪些是妓女，哪些是良人。整个社会的女子都在堕落，还没有堕落的渴望着堕落。只有在这部小说里，真正的卖笑女陆姐和姗姗，才是真材实料的淑女。

这称得上是一种巧妙的反讽。

“一亿陆”不愿好好上学，却拥有极高的智力和审美天份，不愿意靠陆姐的财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一身力气而叫着嚷着要去各处建筑工地打工劳动，纯洁得像一缸沉静很久的井水。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廖沙还要纯洁，比《白痴》里的梅诗金公爵还要宽容。他应该是从俄罗斯森林，不，应该是从俄罗斯巡游派画家的油画森林里出来的森林之子、自然之子。这个人物，在这个社会里，缺乏生根发芽的具体土壤，无论怎么看都是不真实的，因此也是不生动的。然而，画鬼容易画人难，张贤亮偏偏挑个难画的“真人”来画，知难而上，也算是勇气可嘉了。

这部看起来“趣味低级”的小说，在这里，被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力轻轻地抬起来，离开轨道一厘米高。小说要跑得快，就必须减少摩擦力。这点，估计大多数的读者都懵懵懂懂，根本看不出来。

“一亿陆”这个人物，寄托了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远大理想。张贤亮可能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传承者。他二十年前的力作，如《绿化树》、《牧马人》等，也力求在自然中展现自然的人性，而不是扭曲的人性。

因此，“一亿陆”不是社会人，而是自然人。

在这样一个犹如一潭沼气池，正不断地升腾着暴烈沼气的丛林社会的背景下，张贤亮塑造“一亿陆”这个生命力蓬勃而灵魂纯净的理想人物，可谓是知难而进，勇气逼人。在近三十年的文学作品里，丑陋的人物、邪恶的人物、肮脏的人物，到处都是，而洁净的人物屈指可数。

而“一亿陆”，张贤亮捧起一把沙土，随手一扬，他就在这里，站着了。

张贤亮引用资料说，当今社会，工业化之后，自然界遭受了污染，人类的生育能力产生了极大的退化，五十年前，健康男性平均拥有八千万个精子，现在只有三千万不到。超级文盲兼亿兼富翁王草根董事长这样的人，等到发达了可以蔑视很多条律从心所欲乱逾矩非要生个男娃给王家祖宗传宗接代时，却已经绝精，失去生育能力了。他收购来的医院里的专家刘医生说，要想传宗接代，他就必须借精生子。借谁的呢？医院大肆铺张，找了无数的青年人来检查，却发现这些人都是生命力萎缩的家伙。在濒临绝望时，刘医生在建设中的医院工地里一眼看见了“一亿陆”——这个明显是作家照着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来塑造的小说人物，照亮了刘医生沮丧的灵魂。刘医生检验之下，发现他是一个大活宝——拥有一亿六个健壮非凡的精子——人类终于有救了！他的惊人禀赋震惊了医院，也必将震惊世界——这点，留待下文交代。曾经检验了无数个主动来奉献精液的现代青年，并为他们的萎缩生命力哀叹的医生们，被“一亿陆”的光芒激活了。生命力萎缩、文明传承积弱的中华民族，终于有救了！

“一亿陆”这个人物好像是张贤亮对当下社会的反讽，他到底是不是呢？我不知道，作家也不说，留待解人吧。

 

后结构

在一种传统的叙事模式里，“一亿陆”这种伟人，通常会在非常之时，非同寻常地出现，挽大厦于既倾。

“一亿陆”单纯得仿佛有问题。他和跟若干人上过床，却很傻很天真“二百五”在一起玩，心机淳朴，远超“国学大师”。他是无，且不无中生有，这是婴儿之未孩、致虚极的状态；“国学大师”是有复归于无，是有中生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他努力想要“守静笃”，做到最率真的状态。在后来的国学热中，他却死于喧嚣。

“一亿陆”跟风尘女生“二百五”玩得很爽，从来没有想到过饮食男女的正经事情。他的懵懂无知急坏了他的姐姐。

“一亿陆”如果继续这样懵懵懂懂下去，他就不能挽救人类的衰亡，小说这个小小的埋伏着的趣笔，也将得不到解决，爱做道德裁判家的那些读者一直悬着的心和绷紧的批判意识，就没个落脚处——他到底会不会跟三奶珊珊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呢——即便是最严肃的道德家，都渴望知道结果。

……别着急，小说大抵是要有结尾的，除了卡夫卡和穆西尔的长篇小说之外，绝大部分小说有开头皆结尾。在小说的末尾，焦虑万分的陆姐，经过反复的衡量和沟通之后，终于得到了王草根的三奶姗姗、这位阅男人无数的奇女子的鼎力襄助。

姗姗要借“一亿陆”的高级精子作种子给王草根董事长传宗接代，陆姐要借姗姗这位性启蒙的女神来打开“一亿陆”这个高级笨蛋的性商，处于急剧退变中的中华文明也需要“一亿陆”这一针强心剂来力挽狂澜。说老实话，大家都盼着这一天了。这件看起来仅仅是床笫之欢的小性事，可谓是一举三得的大功业。现在，箭在弦上了……

且慢，待我回过头来谈谈小说的结构问题。

小说的结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严肃的问题，比小说的人物更加严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文坛曾有过一次热烈探索小说语言、文体、结构的努力，也做出了自己的一点点贡献。然而，因为缺乏最根本的内在精神支柱，这种努力很快地就被下海的热潮给彻底淹没了。趋利性的文学堕落得跟社会一样快，人们开始讨好读者的低俗趣味，用发行量和版税的多少来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且渐渐地似乎要以此作为唯一的标准了。大陆文学界的专业人群也被有意识地摧毁了，在这盘散沙中无法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整个，同时，大陆文学界也缺乏一种有说服力的优选尺度来汰劣选优，而导致了武大郎招伙计的逆向淘汰的现象。在这场文字垃圾和文化泡沫所制造的虚幻狂欢中，劣币驱逐良币，寻求饮鸠止渴来致幻的读者，反而“越堕落越快活”。

像起点中文网那样天量地制造文字垃圾的网站，依靠迅猛的广告攻势和媚俗的态度，获得无聊人群的热烈追捧。他们力推的那些玄幻小说，不仅缺乏基本的叙事能力，也缺乏结构基础，思维逻辑混乱，观点幼稚可笑，符合嗜食垃圾者的粗糙胃口。这类文字垃圾的的风行，基础建立在当下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大量无聊人群和文学阅读基本训练匮乏之上。中国大陆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僵化死板说教无趣，从源头上败坏了人们阅读优秀作品的兴趣。迷惘新世代逃离学校之后，把所有时间都消耗在无聊的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字垃圾这种新时代的麻将牌之中。

低俗文化和垃圾作品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无聊人群的追捧，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根本问题在于能不能建立起一种优胜劣汰的尺度和权威。

苍蝇和屎壳郎就哈着臭气，搬运着大粪和垃圾，得意洋洋地向罗马进军了。

苍蝇在牛粪上放声歌唱，屎壳郎在垃圾旁拚命鼓掌。

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奇特现象。

一名作家很难拒绝读者支付赏金的诱惑，这就如同跟撒旦签订了卖身条约一样受到了利诱的最大控制。张贤亮似乎也不能，他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开放式的小说结构，来引诱读者。他打开这扇灯光幽暗色调暧昧的小门，半遮半掩地轻声说：客官请进，在这里，有你喜欢的一切。

……在这个故事的末尾，奇女子、王草根董事长的三奶姗姗在百般谆谆善诱无效之下，最终还是不得不使出锦囊法宝才得遂所愿：一是享受到了令她自己兴奋到昏迷的性爱，二来终于求得了宝贵的高质量种子。可惜，张贤亮并没有具体刻画，而是嘎然而止，啮噬文字的道德家们只能是心痒痒，悻悻然。

“一亿陆”这个混沌未开的健壮“大卫”，也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性，什么是爱，外加什么是责任。后来，他很负责地和二百五生出了一个几十年将会后震惊全世界，统领全世界的伟大人物。这看起来有点像辛亥先驱梁启超们当年企图以小说来搞革命时塑造出的那些中国“黄元帅”们，带领我中华健儿，在若干年后，征服了欧罗巴，占领了全世界。

这都是他的一亿六千万颗优质精子的功劳。

张贤亮在小说一开头，就把这部小说的结构支柱虚悬在时间的未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要讲述的是未来这个伟大人物的父母亲的现在的故事。小说通过双重解构、彼此抵消的方式，让一个本来死死地凝结在当今混乱现实之上混浊的故事材料，获得了轻盈的质量。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专门谈到“轻盈”——我看到的译文把Lightness这个词翻译成了“轻逸”，太中国化了——他用“风和云”来进行比喻：“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生活俗务变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观念。……只要人性受到沉重所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1]

《一亿陆》深得“轻盈”之妙，“轻盈”是一名新千年作家对待“沉重”一种合适的态度，卡尔维诺在二十五年前就看到了这其中的重要性，然而在中国大陆，只有写作心态得到轻松释放的张贤亮才是他的知音。

在《一亿陆》里，作家驾驶着大型塔吊，把要采用的那些材料连汤带水一把吊起来，悬在半空。这样，他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在这些材料中，哪些是淌水的，哪些是坚硬的，哪些是腐烂的，哪些是芬芳的，他轻松地分拣，把不需要的腐殖质随手扔掉，砸到路边经过的哪个傻瓜，都会突然一震，如获至宝地抱回去放在隐密处藏好，慢慢地拽出来一截一截地享用，变成了一名当下最流行的那种愚笨的“底层写作”者。

“一亿陆”这位伟人之父只需面向未来，所有当下的一切蝇营狗苟与他都毫无干涉，只能是为他服务的、绕着他打转转的。在小说的结构上，张贤亮举重若轻，不仅把他的材料，而且把他的人物都悬空了。就像如今房屋装修时流行的移动隔断，都是隐藏在门楣上的滑轮组吊起来的，门和地下的槽留有半公分不到的空隙，悬空移动，非常顺滑。作为叙事者，因为人物和材料悬空，他就不必为小说里的环境描写是否精确、人物穿着打扮有无不妥之处等等精确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而伤脑筋。他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小说中间的过渡，是最简单最质朴、看起来最没有含金量的手拉手过渡。例如，王草根董事长这个人物的这一场戏唱到了末尾，本来站在旁边的配角出场了，站在聚光灯下，变成了下一场的主角。在《一亿陆》这个戏台上，人人都有机会上来亮一嗓子，而又没有喧宾夺主或者主次不分的担忧。

这是把时代背景的重心乾坤大挪移转到未来的微妙之处，因为这样他就让自己变得“轻盈”了。

作家在这种腾挪完成之后，就不必殚精竭虑、处处提防而捉襟见肘了。

他几乎是欢快的、跳跃着的。这种状态，是作家写作时最令人羡慕的状态。因为事先超越了世俗的低级障碍，他可以轻盈地飘浮在空中，自由自在地滑翔。把写作变成了滑翔，他的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他的人物都沐浴着迷人的金色，这多么愉快多么爽朗。

因为太愉快了，太没有障碍了，所以小说显得特别光滑，几乎是没有任何停顿和凝滞而一气呵成，这样，小说里的一些小的瑕疵就不必太关心太挑剔了。

小说里“一亿陆”这个人物有一些微小的硬伤，例如他的不爱学习又偏偏智商很高，他喜欢混同于车浆贩水之徒却洁白如纸，他心智健全已经成年却对性爱无知无觉等，都缺乏更合理的阐述，因此不够令人信服。

但是你找不出指责他的充分理由。因为，“一亿陆”不是一个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而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希腊神话里的天神。只有陆姐、姗姗、王草根这些人物，才是有血有肉、七情六欲混杂的凡人，他们的人物形象和定位，都很难找到破绽。我们这样的读者本来就是肉眼凡胎，看见了凡人形象，才心有戚戚焉。

说到这些人物，我失去了取舍的能力。

这里简要地提一下王草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形象。

“王草根”在当代小说里，不乏其人。写狡黠农民和暴发户农民，在当代小说里很多。表现得最成功的却是演小品的赵本山。王草根的形象，就让我想起小品王赵本山的电视连续剧里的“刘老根”。他人并不坏，但是有着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精明。他爱上了签名和刷卡之后，到庙里去问吉凶，末了要求方丈给他刷卡。因为，除了签名刷卡，他啥也不会。他走了之后，下午就让司机送来了两万元现金。第二天，这庙里就与时俱进地装上了POS机，方便了求福的大款们刷卡走账。

张贤亮对王草根这样的人物，看来极其熟稔，随手拈来，皆妙笔生花。

而风尘中的奇女子姗姗和陆姐，张贤亮的模板极可能是明末的江南八大名妓，是董小宛、李香君和柳如是这样的神仙流人物。她们虽流落风尘，但是卖身不降低人格，其行为举止看起来比当朝士大夫之流还要正气凛然。明末诗坛领袖钱谦益，当年曾带领吴梅村、龚鼎孳、冒辟疆等风流才子在秦淮河畔煮酒论美人，选出了以陈圆圆为首的八大佳丽，而传为一时佳话。在清兵攻破南京时，钱谦益惊慌失措，不知何去何从，小女子柳如是力劝他自杀以全名节，他却说，今天水冷，明天吧。相比之下，柳如是性格却要刚烈许多。上个世纪的抗战时期，激愤的剧作家把董小宛和柳如是挖掘出来，写成戏剧巡回演出激励民众，陈寅恪更是在双眼失明身处深渊中以口述呕心沥血作成《柳如是别传》这样的皇皇巨著，藉以曲笔讽世。

《一亿陆》里的奇女子陆姐和姗姗，皆是风尘中的巨眼英雄，有了不起的性情和智力，她们不仅能够解脱自身的困厄，还能点醒迷途中的羔羊。她们两个人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是对当下社会以丑为美、以无聊当有趣的辛辣反讽。她们风风火火，进退得度的存在，更是反衬了周边男人们的窝囊和退化。

归根结底，在《一亿陆》里的世界，是一个退化的、鸡鸣狗盗的世界，奇妙的是这里活动着的人都是善良的强盗。

这个世界，需要“一亿陆”来拯救。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二次修改

一

课文诗

接着，我要具体地分析一篇小学课文。

诗体课文《信》，载于上海版《小学语文》三年级课本上册，要求学生背诵。课文没有署作者名字，据教材末页编者后记，应为编写者自创。

一首要求学生背诵的诗，据我的理解，不是先秦散文经典、两汉南北朝名篇、唐诗宋词元曲杰作、明传奇清小说妙品，也应该是现当代白话文学名家的佳构。只有公认的名家名作，才是独特的精神和艺术养料，学生背诵后才能长时间地消化这些优秀作品，感受其独特魅力，吸收内在的精华，转化成自己的文学修养。古代文学中选本，建议学生背诵的作品，如《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古文观止》等，都是千锤百炼的传世之作。

这首课文诗以“信”为题，要表达的是对“信”以及对所涉及的外部世界的“独特”理解，并且要把这种对抽象世界的简单图解，印进小学生们的脑海里，化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学会了写信，

用笔和纸，

用手和心。

我多么想写呀，

写许多许多的信——

 

替雏鸟写给妈妈的信，

让妈妈快快回巢，

天色已近黄昏。

 

替花给蜜蜂写，

请快来采蜜，

花儿已姹紫嫣红。

 

替大海给小船写，

快去航海吧，

海面风平浪静。

 

替云给云写，

愿变成春雨；

替树给树写，

愿连成无边的森林。

 

给自己，

我也要

写一封封信，

让自己的心

和别人的心，

贴得紧紧，紧紧——

这是一篇拙劣的课文，称为“诗”，是对诗的莫大侮辱。它不仅内容陈腐，观念落后，充满虚伪的道德说教，也没有一点真情实感。全诗用词浅薄，空泛苍白无趣。

这首课文诗到底是探讨“信”的本质呢？还是“信”的功能？通篇读下来都不是，不署名之作者感兴趣的仅仅是道德说教，而且漫无目标，毫无逻辑，想到什么就拉来充数。“信”这首课文诗就这样变成了空泛无边的神侃。

它的作用就像是一种催眠术，用来熄灭小孩子对美好作品的热情。教材编写者们要把“语文”这个“工具”变成一根大棒，把本来活泼可爱，想象力超绝的小孩子敲昏，让他们都变成磕头虫和糊涂蛋。

 

二

信与真

那么，“信“到底是什么呢？

现代通用的“信”，古称“书”。

在古汉语中，“书”“信”差别很大。

“书”是写，“信”是说。

《说文解字》曰：“信，誠也。从人从言。訫，古文信。”

这个解释表明，“信”本意就是“诚”。一个人要从自身出发，从内心出发，才能表达自己的“诚”意。如果从外在的事与物出发，就不是“诚”，而是“伪”。

写文章，首先要有发乎真情，表达诚肯，才能形成准确的、优美的文字。好的作家，总是从自身出发，从小事、从细微事物出发，来寻求对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具体情感支撑。作家是真诚的，作品真情流露，就能打动读者，引起共鸣。

发表演讲，跟人交流，也要有诚意，而不是虚情。不然，就会传播虚假的消息，造成各种危害。

“信”从人从言。古代书写工具和印刷技术都不发达，普通人相互之间的信息很多都是口口相传。亲人、恋人之间的思念，除了富贵的、有教养的人家能写书信，很多信息的传递，都要托别人“带个口信”。缺乏具体物件依托，这就要求发信者和捎信者，都必须严谨守信，才能把真正的信息传递出去。如果说者无心，带者乏诚，那么这个“口信”的传递过程就会产生变异。明传奇里很多曲目，都有这样的情节，因为“口信”的误传，一对有情人经受了严酷的身心折磨。

在空口无凭的情况下，“诚信”作为一种严格要求的品德，对社会对个人都显得至关重要。社会发展到近现代，“信”进化成“信用”，要求更加严格，对政治制度和经济贸易，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现代信用体制的建立。

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也深知信用的重要，《论语·为政》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对居上位者的要求。如果政府和官员缺乏信用，百姓就不再遵从，而宁可听信和传递谣言。我们所熟知的商鞅变法，也是从表达诚意开始。为政这样，做人也必需讲信用。只有真实守信，你的表达才是有效果的，有力量的。由此引申，“信”的外延扩展到“真实”的概念。《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里的“美言”，应该理解为漂亮话，虚情假意的言语，它很夸张，很华丽，却缺乏诚信，或者说不可信。什么是可信的？就是那些真实的情感和诚挚的表达。

根据以上的分析，“信”字的基本含义形成了这样的流变：信→诚→信用→真实。

而后来演化而成的“书”，则是“信”的载体，人们把写在纸上的文字，称为书。家书，国书，图书，史书，都是很正式的文本，用在比较正式和严肃的场合。《说文解字》的解释：“书，箸也。”，“箸”同“著”，说文序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对于书写的文字，历来都极其尊敬，奉为神明。所以，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

“书”是正式的、严肃的表达。《与妻书》、《两地书》，这种庄重的题目，就不能改成《与妻信》和《两地信》。

我们要较真地来看待“信”这个字的起源、流变与功能，那么，通过学习这个字的不同时期的变化，来强调诚信与真实的重要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既然信这么重要，那么，人们学会了“用纸和笔，用手和心”来写“信”时，首先要写给什么人呢？

养育自己的父母，爱慕思念的情人，寒窗情深的同学，都是写信的对象。亲情、爱情和友情，则是写信要表达的内容。爱、思念与关心，需要用表达来维系。小孩子学语，第一个会说的词是“妈妈”，会写字之后，通常会给爸爸妈妈写。我们长大离开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想到的也是给父母写信。第一次出远门，兴奋、激动、好奇和思念等种种情感交杂，都非常需要向父母和同学表达，像上面那首诗体课文的第一段里说的那样，“写许许多多的信”。“信”是情感和爱恋的维系，关心、思念和爱情，都在信中得到体现和强化。

“信”是情感的载体，是真情实感地去表达和书写之后形成的书信文章。

古今中外，有很多著名的书信，中学课本里最早的信，可能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以“家书”为题咏目标的古代诗歌非常多，杜甫的“家书抵万金”是中学生都会背诵的名句，而“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是明代诗人袁凯的名作。中学生知道的书信，除了林觉民《与妻书》和鲁迅许广平合著的《两地书》之外，这类书信还有很多，《傅雷家书》同样以父子情深的文字，来打动很多读者。

在小学课文里，如讲究避讳，需尽量避开情爱这种字眼，那么父子情深总是安全的，干净的。《傅雷家书》里很多篇目都是感人至深的佳作，随便选择一篇短文放在这里，都再适合不过了。随便背诵哪一篇，都比这首课文诗要好上几百倍。

 

三

现代病

在《信》这首课文诗里，匿名作者自作主张地代表了所有人：我（学会了写信）、雏鸟（给妈妈写信）、鲜花（给蜜蜂写信）、大海（给小船写信）、云（给云写信）、树（给树写信）、自己（给自己写信）。

匿名作者自封为全能代表，给所有的事与物写信，甚至还给自己写信，却不给别的人写一封信。这样一来，“信”的第一个基本的“交流”功能就作废了。诗体课文中的“我”，一开始学会写信，就自说自话地大包大揽，非要替别人写信。这里有一种强力意志，暗示着“我”的强大，完全可以不征得这些“雏鸟”们、“鲜花”们的同意，就代表了他们的思想，仿佛，这些事物是没有权利自己思考，也没有能力自己思考，需要由“我”这个自封的“人民代表”来代替他们发出声音。

这种自作主张的“代表”恶习，是長期受暴力思维影响下的代表狂症。

课文诗还有一个微妙的暗示，匿名作者自己根本无“信”可写，他自己是空心竹段，毫无真情实感，专门强行地替雏鸟鲜花大海白云和树写信。

一个典型的谵妄症患者，常常会妄图通过写信给上帝，而达到变成上帝的目的。课文诗的匿名作者，因为不信仰上帝，只好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强制性置换，胡乱对各种事与物写信。这是单向度的信，只是发出，而不接受回音。这种暴力性的情感替换，有意地造成了是被强迫背诵的“小学生”们的自己（我）的情感的假象，从而抽空他们的具体感受力，像填鸭子一样把这些空洞的抽象情感作料填进来，使他们成为肥肥胖胖的北京烤鸭，放进烤箱里烤得香喷喷的，傻头傻脑的。

课文诗将这些小学生的情感物化，感受力空洞化。通过强迫性的背诵，迫使小学生们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也可以像这位匿名作者一样谵妄症发作，可以自作主张地替那些花鸟鱼虫们写信。

“雏鸟给妈妈写信”是一种笨拙的比喻，用以代指亲情。

在这篇课文诗里，真情实感的表达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一个具体的人，变成了被代表了的小鸟，一个他者，暗示着他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权利。如果是表达亲情，课文诗如何能跟《傅雷家书》相比？《傅雷家书》出版十八年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已达一百多万册，曾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足以证明这本小书影响之大，阅读面之广。教材编写者阅读面再窄，想必也有所耳闻。要让小学生学习怎样写信，怎样表达真情实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书信范文了。

也许教材编写者认为学生不过是一朵鲜花，又嫩又傻，识字量不够多，不足以阅读和理解《傅雷家书》的深奥意义，只有编出这种低级的诗体课文来，学生才能理解。这种对学生智力的有意打压，是摧残学生自信心的最习见手段。我女儿从二年级结束的暑假开始，到现在已经把洋洋几百万字的七部《哈利·波特》全部读完了——第一部读了七遍，第七部有五十多万字，她读了三遍，其他的几部，也读了至少四五遍。其文字阅读量，何止于千万言。其他如《小王子》、《夏洛的网》、《窗边的小豆豆》等名著，每本她都读了好几遍，很多段落复述起来自然而然，贴切准确，我们一起交流这些作品的感受，几乎毫无障碍。书里的很多细节，她记得更牢，更深刻，我常常要请教她，才想得起来。我女儿在班级里，智力中等，《语文》成绩也中等，作文常常勉强及格，班上比她聪明的孩子很多。职业关系，我每年要阅读几千万字的中外文学作品，，跟女儿一起探讨，交流，常常得到很多精妙的启发。很多年前开始，我就不断地跟女儿的母亲、这个古典文学博士说，我真心地拜女儿为自己的人生老师，她的纯净心灵，如镜子一样，清晰地照见了我的污浊。

对小孩子智力的无端打压，不仅毫无道理，而且隐含着巨大的无耻。

通过对学生的智力和信心的逐次打压，学校的程式化教育成功地把学生物化，从而夺取了他们自我个性形成的权利，并藉此借口，肆意介入学生的生长进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同质化的养殖过程。他们掺杂了三聚氰胺的劣质饲料，就是这样一篇篇自产自销的教材。

在替动物（雏鸟）写完信之后，匿名作者再度出击，把目光转向植物（鲜花）。

一朵（或无数朵）鲜花向一只（或无数只）蜜蜂发出邀请，这是小学课文的通常想象模式，很多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值得分析的问题。

匿名作者由“雏鸟”这个动物的代言人，摇身一变成了植物思想的代表。这种做法同样包含了极大的暴力思维。 “鲜花”作为学生的隐喻，是一种脆弱的美，他们因此需要“园丁”的照看，无论这园丁是温和的春雨，还是尾巴上带着毒刺的蜜蜂。

强行剥夺“鲜花”的表达权利，自作主张地代表“鲜花”给“蜜蜂”写信，热情邀请蜜蜂前来采蜜，这是匿名作者受虐狂发作的征兆。受虐狂的外化特征，是放弃自己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让自己成为一个“先天性”的“贫乏的人（物）”，而自愿地把自己天然的权利，交由暴力机构来接管。在这里，蜜蜂不是为人间酿造蜂蜜“酿蜜者”的甜美形象，而是暴力者的象征。它们的到来，像征着横征暴敛（采蜜）和武力（毒刺）恫吓。“鲜花”对此不仅不加以拒绝，反而写信邀请它们的光临，等于主动放弃了自由，而成为蜜蜂的奴隶。

在课文诗第四段，匿名作者变得狡猾起来了。他冒充“大海”给“小船”写信，说“海面风平浪静”，劝诱小船“快去航海”。这令我想起狼外婆和小红帽的故事——虽然假装自己是外婆，但是狼仍然是一条企图吃掉小红帽的恶狼。

“海”在传统的文学解释中，通常是一种威权的象征。在海明威的著名小说《老人与海》里，老人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暴力机构。老人必需时时警惕，避免自己的财产被大海掠夺和侵占。在希腊神话里，海神波塞冬也是一个滥施暴力的像征。他动不动就发怒，常常掀起滔天巨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赛，就吃尽了“大海”的苦头。他率领一艘由老练水手驾驶的远航贸易大船，在貌似风平浪静的海里，多次遭到灭顶之灾，出生入死，漂泊了十几年才死里逃生，回到故乡。

“大海”从来就不是“和善”的象征，它给“小船”写信，就像老虎给小羊羔写信一样。这种不对等的信息传递，其诚信度极其可疑。

匿名作者采用这种虚伪的比喻，表明他的脑袋一直是别人的跑马场，对世界缺乏自己的独特认识，也无法对自己笔下的事物进行有效的判断。此前，该匿名作者还用“雏鸟”这样的“严谨”词汇，试图让自己具有客观主义的色彩。而冒充“大海”给“小船”写信，却暴露了他的施虐狂倾向。读这首课文诗，小学生不会明白什么是大海，也不会知道大海的本质是什么。小船对大海一无所知，如果收到这样一封可疑的邀请信就贸然动身，很可能会被险恶的“大海”撕成碎片。

课文诗的最后，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主义思维：“替云给云写信”，“替树给树”写信，然后它们要变成一个集体“春雨”和“森林”都是集合性名词。换言之，这里的“云”与“树”，都是非人性化的指称，是“螺丝钉”的另外一种巧妙的概念偷换。

“云“与”云“在一起，不一定就会变成”春雨“，另外一片云，说不定很淘气，他很可能更愿意变成暴雨。“春雨”不过是一种从主观愿望出发的自我强迫症的想象。一个成熟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人，不应该这样简单地从愿望出发，这样自我地思考问题。这不仅是单向度的思维，而且很自私，很幼稚。他/她自我地思考问题，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其他人 （其他的云和树），非要别人认同他/她的价值观：愿化成春雨/愿连成无边的森林——不是说匿名作者幼稚，而是他试图把学生塑造成幼稚者。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不会懂跟别人有效地交流，因为他/她误以为世界上只有一元价值的存在，他/她写信——也就是跟他者交流——时，用的是祈使词“愿”，带有强迫意志，这会造成信息接受者的不安和排斥感。这种做法基于自我中心主义思维，而不顾及、不考虑到他者的感受。

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分析，也可以看到，“愿连成无边的森林”，是个体价值的自我否定。

匿名作者本意是传递一种浅显的环保意识，然而，这里却显示出了他的孤独感和虚妄感。“无边的森林”，是现代性的经典比喻：孤独与无助。所以，匿名作者在最后产生了自闭症的征兆：：给自己，我也要写一封封的信“，”让自己的心，和别人的心，贴得，紧紧，紧紧……”

这段话，暴露了匿名作者的彻底不沟通的自闭症特征。他不是给别人写信，跟别人交流和诉说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愿望，而是自我封闭地给自己写信。有自闭症的病人，通常都是自言自语的，很少跟别人说话，拒绝跟外界交流：自己给自己写一封封的信，是一种自我损耗的内循环，不仅不能释放紧张的情绪，反而会加重其幽闭的倾向。

在这首课文诗里，抽象的情感无法附着在真实可感的具体事物上。这种情感不从自身出发，而从他者出发，有一种奇特的间离效果：在虚假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中来回折腾，却无法表达那么一点点的真情实感。

这首课文诗，从第一句开始，就走向了虚假。没有真情实感，就是虚假。这些信，发出的都是虚假的无效信息，而不是真实的有效信息。

这首课文诗的最大危害，不在于它的蹩脚诗体形式，也不在于它的笨拙想象力，而是在于它的虚假。“信”本来是诉求“诚”的，在这首诗体课文里，匿名作者却走向了对立面：虚假。这是黑格尔关于“异化”的哲学观念的最形象的体现。

受控于这种虚假的情感教育，“真善美”就变成了“假恶丑”。

“真善美”的最重要基础，就在于“真”，情感一旦虚假，善就是伪善，美就是臭美。所以，“真”是一切认知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的一切手段，包括求证和演绎，都在努力地探求“真理”。而在这篇课文诗里，匿名作者却在拼力鼓吹虚假的情感。

中小学阶段，是人生中情感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不向学生传达美好的观念，而向他们灌输虚假空洞的情感、自我封闭主义的概念和暴力的思维，这是公然的造假和极大的危害。

在中小学校的具体教学活动中，这种造假行为也越来越公开。这包括分数造假，比赛造假，投票造假，评比造假。各种造假，无缝不钻，令人忧心。

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就灌输和培养造假意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忧患和最可悲哀的现状。

造假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二○○八年十二月八日初稿

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改

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再改

 

一

鲜花作为一种植物以及拥有的物性

教师与学生的之间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园丁与鲜花。

这个比喻，蕴涵了语文教育几乎所有秘密。

在长期的反复使用之后，这个比喻已经变成了隐喻：学生被“物化”了——他们是“鲜花”，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鲜花是一种草本植物，外表漂亮，根茎脆弱，经不起狂风暴雨的摧残。鲜花虽然令人愉快，只能摆设观赏，缺乏实用价值。在贫困年代，很少人会想到鲜花有什么用处。鲜花，本质上只拥有审美特性。它们能给人带来愉悦，表现出一种浮面的美。通常来说，它们并无内在价值——食用、药用，像粮食那样果腹，像药物那样治病——因此给人一种“无用”的联想。

鲜花如果不再美丽，不再散发香气，就缺乏存在的意义，有沦落为杂草的危险。

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植物，杂草也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在“花园”里——这是“园丁”和“鲜花”的天地，他们彼此构成一个排他的世界：除了他们双方，其他任何的事物都没有存在的价值——，杂草却因为鲜花的审美外缘过分庞大，远远超过了杂草自身的生存，因此，杂草就毫无用处，会被“园丁”强行拔除。

从生存能力来看，杂草比鲜花强。“园丁”不警惕地进行维护和弹压，鲜花就会遭到杂草的围攻，失去生存空间——鲜花与杂草，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生存价值：生命力脆弱的事物反而拥有更高的价值。在这里，价值的评估标准，形成了对生命力的一种巨大的压制：制订“花园”管理标准的园丁只喜欢美丽脆弱的鲜花，而讨厌丑陋顽强的杂草。

在审美的意义上，鲜花占了上风，然而在生存的能力上，它们却失去优势。这样一来，美丽的鲜花就变成了一种脆弱的象征，必须在外力的保护下才能生存。

“鲜花”这个隐喻，有效地把活生生的学生形象转化成弱不禁风的植物，从而赋予了“园丁”介入他们生活的充分理由。

就这样，“园丁”就以合理的身份出现了。

“园丁”为了拯救和保护鲜花，巡视在花园里，时刻注意着要区分着鲜花和杂草，并且随时把杂草拔掉。鲜花们脆弱不堪，时刻会遭到杂草的威胁，它们不得不依赖“园丁”，把一切权利交给“园丁”，获取了自身安全的保证。

学生首先转化为一种“植物”，于是就形成了学生“物化”的效果。那些生而具有不同个性、好动好静各不相同的学生，其最为重要的人性，也因为这种“物化”而被芟除了。鲜花拥有的是物性，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拥有人性。“物化”之后的学生，其“人性”也被“物化”成了“物性”。人性不再具有价值，因为它是“不存在”的。人性只有转化成物性后，园丁们才能进行有效价值衡量和评判。

为什么学生会转化成一种“物”，他们身上固有的“人性”也需要转化为“物性”呢？

这是这个时代的教育体系所决定的：教育不是人的教育，教育是物的教育。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规则制订者，不把被教育的对象当作活生生的人，而是看成一个一个的物体。他们执著于对物体的计量，是数量和体积。例如，对于学校的评估，人们最容易感兴趣的就是这所学校的校园建设、校舍建筑总面积、教师数量以及学生的数量。人们还会关心这所学校考试成绩的总体排名，关心这所学校学生参加各种知识竞赛的成绩，关心历届毕业生的升学率，关心学校里是不是出现考试状元。等等，都是具体的数字。这种评估模式，是量化模式。量化之后，具体的人就变成了抽象的人，具体的人性就变成了物性。

这种计量模式，最后就彻底抽象成了数字。从中小学到大学，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他们十几年的受教育生涯，只剩下每一年期末考试的成绩：一串阿拉伯数字所呈现的分数。

分数成为决定一切的首要条件，这也是学生“物化”的最本质现象。通过“分数”联结到教师身上，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数字”化了。教师与学生之间，本来应该拥有的人性化情感因素，也完全地被“物化”。

在这个具体的“物化”过程中，教师每日上班下班，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工资报酬。他们面对的学生，就如同园丁面对鲜花，机床工人面对零件，面点师面对蛋糕。学生的产品化，是教师与学生关系“物化”的最具体表现。

作为隐喻，园丁管理下的鲜花们，需要的只是对风雨的遮蔽和对肥料的吸收，至于他们的具体特性，因为它们是“植物”，所以无需特别关照。在当代教育体系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物与物”的“物化”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人性化”关系。

 

二

教师形象的低智化倾向

把教师比喻成“园丁”，是一种蓄意的“矮化”和“反智化”。

就像把繁体字的“太陽昇起“的“昇”简化为“一升米”的“升”，把繁体“戰鬥”的“鬥”简化为“一斗米”的“斗”一样，把教师比喻成“园丁”，意味着知识阶层的教师群体，被贬抑成了农民阶级，他们的教学活动跟下地耕作完全等同，他们的价值也就等同于体力劳动者的价值。长期以来，这种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故意贬抑，导致了全体社会阶层的混淆以及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歧视。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使到了当下，都是被诬蔑和被凌辱的，例如电视连续剧《渴望》里对女医生王亚茹的知识分子的丑化和对刘慧芳小市民阶层形象的拔高，就是长期以来，社会主导力量有计划地整体性压制和贬低知识阶层的恶果。教师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主要群体，因此也长时期地遭到了非人性的侮辱。这种侮辱，在“文革”、“破四旧”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今仍然贻害无穷。

用“园丁”来比喻教师，长期以来，人们觉得是一种褒奖，实际上却是主导力量长期打压并导致教师阶层整体情感麻木之后的一种可怕欺压。在近几十年来的文艺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唯唯诺诺，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已经进入的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教师的价值被彻底取消，在“文革”中，最生动的否定，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几百万本来应该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的青年学生，欺骗并驱赶到乡村，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园丁”的隐喻，在这个时期，忽然具有了现实性。

插秧的农夫，地位被突然转化，升级为教师。

教师和农夫的身份互换，就导致了教师价值的彻底沦丧。

把本应掌握现代知识、本该具有相应理性分析能力和独立个人精神的、理当充满爱心并懂得对学生进行人性化、差异化教育与引导的教师群体，比喻成是农夫（园丁），这就把教师身上所肩负的知识传递和人格培养的重任，轻易地扔到了臭水沟里去，让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进城的农民——他们挑来臭水沟的水，来浇灌那些可怜的、在微风中浑身发抖的鲜花。于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独立人与独立人的关系，就物化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他们之间联系的纽带，不是知识传递和爱的教育，而是生产与回报的价值关系。

教师的价值等同于园丁，意味着教育的低级化。教育不再是培育人的人性，不是对其具体而微的差异化人性进行引导和呵护，而是对这种人性进行压制和抹煞。

由此一来，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变成了新时代的寓言：园丁与鲜花。

在这则新寓言里，园丁和鲜花构成了一种有趣的物与物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的著名的“物化”关系——其中包含着极其微妙的意识形态秘密。

这也是语文教育物化的最生动、最有趣的例子。

因为自然形成的等级差，园丁对鲜花具有很大的主导权力。过去，这种权力体现在体罚、斥责上，经过一段时期的进化，这种暴力收敛并伪装成了一种标准的尺度：成绩。通过成绩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园丁就可以对鲜花任意处置了。

如果是一个开放式的植物园，我们可能看到里面的生态多样性：有乔木，也有灌木；有鲜花也有杂草。但是在园丁掌管的小花园里，这却只是一种理想性培育的世界。在这里，园丁的理想是种植出一种合符市场需求的产品，因此，他不会对鲜花的差异性予以关注，而是对类型化特别留心。

与此形成呼应，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上海的小学教材里有一篇季羡林的散文《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歌颂德国的居民种植鲜花，都朝外摆设，供别人观看。引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寓意。中学教材里有一篇周敦颐的《爱莲说》，通过“莲”的描写与想象，赋予了“莲”“出淤泥而不然”的道德理想。从物性化的学生到人性化的植物，他们互相混淆，彼此取消。

现代教育体系里的学校，本来应该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具备理性分析能力、身体健康心智健全、能够正常有效地与人进行交流和交际、每个人都得以充分发挥各自个性价值的新人。然而，通过伪装成“花园”，并且把师生关系物化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强化了一种物的概念，而不是人的概念。

物化的最高境界，是“螺丝钉”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里，学生的终极目标，就是经过各自的努力，彻底消磨掉自己身上的个体特征，把自己融入到一个统一的尺度里，让自己变成了千万个同类型零部件中的一枚。源自欧洲文艺复兴早期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美妙的升华。在这种理论中，整个世界、整个社会乃至人的身体，都是一架精密的机器，由若干个零部件构成。因此，只要我们生产出合适的零部件，我们就能生产出整个世界。十六世纪的西医有一个终极的幻想，就是通过机械生产，能够把人体身上的所有部件都换成人工的产品，例如人工肢体、人工心脏等。

这个幻想，在科学技术进步下，部分地得以实现。

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在著名的小说《狗心》里，描写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把一个无产阶级的大脑装到一条赖皮狗的头上，创造出一个名叫“沙里科夫公民”的无赖汉。这是对机械唯物主义和极权社会的最伟大的讽刺之一，布尔加科夫籍此进入世界文学大师行列。

现实生活中，假肢、人工心脏等机械唯物主义的幻想，确实在逐渐走向现实，似乎也努力地暗示着人类彻底物化的命运——如果不是现代生物学发现了人体的排异性，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也许就会彻底贯串人类文明的始终，最后在真实生活中，制造出类似《终结者》系列里的施瓦辛格那样的超级的、机器的人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语文教育的终极任务就出现了：物化。

不是培育人，而是创造物。

从小学开始，学生们就被教育要用机械的方式、零件的方式来学习语文。他们天天写字，却不知道每个字背后的真正文化含义和具体的构成方法；他们天天背诵词句，却不具备分析和感悟这些词句的能力。他们阅读一篇文章，不是去整体感受这篇文章的风格，体味文章的优美修辞，而是忙于寻找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划出好词好句。最不可接受的是，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到大学，学生们无法阅读到真正的好作品，小学教材里的绝大部分文章，竟然是那些来自各小学语文组的编委们自己编造出来的“黑板报”，这些垃圾文章充斥着各种无聊的陈词滥调，弥满着令人作呕的虚假情感。这种文章，不仅基本的修辞都不过关，而且就像三聚氰胺一样有害身体和心灵。然而就是这样的垃圾食品，园丁们却要按照操作手册，强行填进学生们的身体里，毒害他们的心灵。长此以往，学生们习惯了垃圾的滋味，就失去对美好事物和文学佳作的感受能力，最后，他们的心灵在高考之后彻底枯萎，而真正地变成了干涸的、死板的行尸走肉。我每次上下班，在乘坐的地铁里，总能看到那些年轻的白领们，一旦站稳就会从包里掏出手掌游戏机，一刻不停地玩。没有玩游戏机的，则在玩手机发短信，或者看一些无聊的报纸和读物。

几乎看不到一个阅读的人。

十几年下来，读了太多的垃圾文章，他们的胃口早已经被彻底败坏了。

他们就像吃多了有毒的垃圾食物一样，对这些语文垃圾产生了眩晕和呕吐的欲望。为了压制这种呕吐的冲动，必须通过别的方式，让我自己的身体失去具体存在的感觉。无论是随时随地打游戏，还是泡吧唱歌看电视，都是这种对自己的有毒身体不堪重负的具体体现：有毒的身体缺乏存在价值，因此必须将其麻痹或者遗忘。

在这种物化的教育中，把个性差别万千的学生打磨光滑，由各种形状变成统一的、光滑的鸡蛋状，是其终极目标。

“园丁”拥有极大的权力，可以随意修剪自己管辖下的鲜花。“园丁”所理解的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园丁”所持的态度是“爱”与“恨”。鲜花得到“爱”的保护，杂草遭到“恨”的消灭。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然的世界，而是人为的、被加以粗暴划分的理想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里，扮演园丁的教师，他们的终极理想是制造出一种合格的产品：小到螺丝钉，大到栋梁，都是物，都是扮演了大小零件角色的物件。“园丁”的任务，就是要把学生身上的物性激发出来，把他们的人性打压下去。使他们成为物，而不是成为人。

在这种把具体的学生朝着物化和工具化的方向去压榨的过程中，语文教育具有最直接的工具性职能。

在中小学教材编写大纲上，明确地说明了：语文是一种工具。在这种工具理论掌控之下，一切都是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被物化了：教育者是工具，被教育者也是工具。

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十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

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二○○八年十一月三日初稿

二○○八年十一月九日修改

二○○八年十一月十日再改

 

湖南卫视邀请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到“零点锋云”做嘉宾，蒙顾彬教授青眼，他对制片人说希望跟我一起做节目。我们昨天晚上在复旦大学拍了两个多小时。一直是我们在对话，我假装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PK顾彬教授挺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也正是顾彬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而在中国大陆因起强烈争议之后，我建议顾彬教授趁此机会，着重多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也澄清一些误解。

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由顾彬教授撰写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是他主编的一套十卷本文体分类文学史中重要的一卷。

在研讨会上，我认为这是顾彬教授“一个诗人的文学史”。 

而在湖南卫视这个节目上，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并且最后还一起干杯，喝了顾彬教授随身携带的二锅头——装在四川女诗人翟永明送给他的一个漂亮的金属瓶子里。

记得我们取得若干条共识——完整的对话稿，还得等编导庞才华小姐过几天后发给我：

一，当代作家语言不好——顾彬常谈了，非常有道理没有办法说清楚。我们着重分析了这个问题，顾彬用足球来比喻，拥有最好球技的运动员才能代表国家队，语言也一样，语言不好，却代表这个国家的最高水平，难免叫人看扁了。顾彬说他是农民出身，祖上包括父亲，没有高中文凭以下，年轻时他梦想当一个足球运动员。因此语言不好，就像足球运动员球技不行。顾彬说，托马斯·曼的语言非常好，伯尔很糟糕。

二，当代作家没有勇气，不能表达自己的独特声音。

三，当代作家没有心，他们从来不表达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小说很抽象。

四，当代作家不敬业，文学跟他们的生命没有关系，只跟金钱有关系。

五，当代作家只喜欢自夸和被夸，他们不思考文学到底是什么，只满足于讲故事，而讲故事只是小说的基本、低级形态。

六，当代作家笔下全都是混乱、丑恶、无聊，没有人性的底线，不仅是人道主义底线，而且是基本的伦理底线都没有了。他们不敢表达美好和善，如果有，也是虚假的。

七，余秋雨很聪明，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八，文学作品发行量大的基本都是垃圾，例如卫慧、安妮宝贝。在德国，一个最好的诗人诗集一般是卖三四百本，一个好作家的小说几千本。他们德国作家每个月都会定期聚会，谈文学，谈技艺。中国当代作家谈吃喝，谈女人。

九，四九年以后，也有杰作，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张爱玲的《秧歌》，都是最好的作品。

十，“阿Q”是个德国人——顾彬教授把这部小说翻译成德文，改名《每人》，引起了德国读者的强烈共鸣，他说，德国人都是“阿Q”。可以说，现当代文学史里，“阿Q”是最有名的文学形象，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地位。顾彬教授对“陈奂生”也有深刻印象。

十一，我还说过，易中天是个说书人，于丹所有的话都可以归纳成两个字：和谐。

湖南卫视的美女，但是没有请教贵姓，也不知道是不是主持，很失礼。

顾彬教授真的爱喝二锅头，并且用二锅头来比喻当代文学，用五粮液来比喻现代文学。他随身带着一个月亮形金属酒瓶，是四川女诗人翟永明送给他的。我问：这里不会是用五粮液冒充的吧？他邀请我喝一杯。我对白酒很不在行，呛了一下，确定是白酒，但不知道是二锅头还是五粮液。顾彬教授说，肯定是二锅头，因为五粮液太贵了，而且假的！

余生也晚。咱虽然也自视甚高，但是必须承认自己很尊敬顾彬教授，这并不是羞愧的事情。我这次特别带去了1991年秋天购买的顾彬取得了教授资格的专著《空山》（汉译本改成《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想请顾彬教授签个名留念。买这本书时，我刚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去远郊的闵行上海电机专科学校教书。

毕业前不久，马原来到上海，在格非老教工宿舍的房间里聊天。他知道我准备回广东时，就说，你要是想继续写作，就必须留在上海。格非也持此论。马原当时的声望如日中天，格非也是我的文学领路人，他们的意见我总是“谨遵教诲”的。那时临近毕业，可选择的机会也不多，我随便找了这个学校，教基础语文。我留在上海工作，就跟马原这次偶然的提议有关。

电机专科学校甚为无趣，我一到周末就溜回华师大玩。那时，张闳、徐麟、王继军等还在继续上研究生，格非、宋琳等也都还在师大。

我闲来爱逛书店，在师大的丽娃书亭买了这本书。当时就觉得顾彬教授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这本书珍藏至今，书页已经泛黄了，但是拿出来之后，顾彬教授仍然两眼一亮。

我说早就熟悉他，不算虚构。

顾彬教授很认真地给我签了名，这也算是一段小小的佳话了。

美女大家都爱看，再上一张。

上个帅哥。这位摄影师帅哥，比那什么“快男”有型多了，而且，他超级喜欢贾平凹的作品。节目结束时，他拉我在边上，忧伤地说，叶开老师，为什么你不说贾平凹呢？我看过他所有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他也用单反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等他的照片发给我了，我选两张贴上来。恐怕比这个傻瓜数码相机的成像效果好多了。

 叶开 

一

顾彬和他的汉学研究

“顾彬”这个名字，经过去年媒体的一阵恶炒，才为普通读者所知。这种“所知”显然有限，很多媒体都把他的名字误写成“顾宾”了。

当时，有媒体说，一个德国人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个消息首先从愤怒的沃土网上传播开，我国特产之愤青群情激昂地对德国鬼子大扔特扔手榴弹。

顾彬不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在欧洲，德国是传统的汉学研究重镇。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的顾彬教授，是“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中国文学之中”[1]的欧陆顶尖汉学家，他的研究兴趣，从现当代白话文学广泛到中国古代的各个不同文学领域。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丛书”里，就出版过顾彬的专著《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原名《空山》），该书分为三章：一、自然作为标志；二、自然作为外在世界；三、转向内心世界的自然。“空山”之名取自王维《鹿砦》：“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顾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释读，著名学者庞朴先生赞曰“发前人之未发”。

顾彬很早就主持翻译出版了德文版六卷本的《鲁迅文集》，此外，他还翻译了一百多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被称为中德文化交流的“搬运工”。顾彬是一名勤奋的学者，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比中国大陆的一般文学教授甚至都要广博和深入。

我专业阅读文学二十年，在一家专业文学杂志里干着垃圾分拣的累活脏活，读过的作品不算少，顾彬说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大多是垃圾，我找不到反驳理由。

顾彬教授的“友邦惊诧”，虽然让我国勇士“出离了愤怒”，还算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本土和尚本来也会念经，然为一己之私心杂念，歪经念多了，也就不会念什么正经了。

顾彬教授这一通棒喝，你同意就虚心改正，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一些媒体一味地自高自大，甚至拉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王德威教授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图他山之石之功效，却是不自信的表现。

王小波在《花剌子模的信使问题》里专门谈到，花剌子模统治者爱听好话，如实带来坏消息的信使，都被拉出去饲虎。

顾彬教授就是那传递坏消息的信使。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汗牛充栋，据查约有千部之多。除了寥寥数本，其他都是滥竽充数之作，可以统统付之一炬。

陈思和教授回忆说，八十年代初，他第一次看到夏志清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感到非常震惊。这种震惊，可能是夏志清对传统文学材料的独特分析方法，让长期受到填鸭式教育的内地大学生产生了严重的身体不适。他感到恶心、腹痛，他必须呕吐，把身体里长期摄入的毒素排出。

此症为体虚内热，宜《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册，外加精读作品三百部，另有人道主义药丸一粒，辅以情心水送服——缺乏同情心，就无法对箫红的《呼兰河传》这样现代文学史上独放的奇葩产生共鸣。顾彬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注意到了箫红的“离队”现象和“走神”的写作。1940年，箫红孤独地滞留在香港，忧伤地回忆着自己的童年，可谓杜鹃啼血，春蚕丝尽。箫红的墓，孑然于香港浅水湾。

夏志清撇开笼罩在大陆上空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作家作品为点，着重分析作品的人性因素。一个被传统大陆中学语文僵化教育褫夺了基本知情权的大学生，在“鲁郭茅巴老曹”的高大身躯旁边，惊愕地看到很多从记忆中芜杂而荒凉的现代文学土地冒出来的龙牙骑士，于是惊悸过度，休克了。

张爱玲，小资和文青的教母，奶油小说之鼻祖，被大陆现代文学史流放了三十年之后，张爱玲的风花雪月再度飘起，才子佳人喃喃呢呢。原先那些图解政治的文学垃圾，在这再度扬起的微风中融化，消失，不见踪影。

不过，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小说专门史，顾彬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文学断代史，两者考量的对象不尽相同，面对的资料也有差异。顾彬必须把目光对准更加庞杂的资料，然后沙里淘金。

 

二

个人化的文学史观

顾彬不必走夏志清的文学考古学老路，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很多被埋没已久的作家也都接连重见了天日。连张爱玲女士初中时期发表在上海某小报上的一篇习作，也被掘地三尺找出来而如获至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张爱玲文集》里，却仍然没有收入张爱玲去香港之后创作的小说《秧歌》和《赤土》。中国大陆学界，面临着的就是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窘境，习惯成自然，也就爱上了镣铐。

在德国文化中浸淫已久的顾彬，却没有带镣铐的重负。顾彬受过专业的哲学和神学训练，生长于欧陆，人道主义思想源自血液，他虽然不必时时提起，然而在撰写这本文学史时，人道主义思想却无时不刻不流于笔端。

对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顾彬是一名西餐烹调大师，治文学如烹小鲜。

顾彬的文学史观并不见得有多么独特，多么出人意料。人道主义在欧陆是历史悠久的文艺思潮，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欧陆的文化界已经根深蒂固开花结果。在中国大陆，人道主义的话题一直不能理直气壮地讨论。一九四九年以前，让位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湮没在革命与运动的血泊中；四九年以后，让位于无产阶级的大整肃，“反胡风运动”和对“文学是人学”观点的批判，人道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后，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和这种经济体制双轨制，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丛林社会，人道主义的身影越去越远。当代中国文化界，精神混沌，身体物化，已经不知人道主义为何物了。大陆学者在切入书写文学史时，总有一种茫然无绪的迟钝感。他们不是庖丁解牛，而是樊哙切肉；使得不是巧劲，而是蛮力。他们手里虽然握着一些资料，却发现自己是“狗咬乌龟——无从下口。”“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也好，“重返讲故事传统”也好，凡此种种，皆是空泛名词，偏末小技。论述单个的文学现象可以，却无法统摄全局，甚或可能是一种伪论述。更多的大陆文学史，试图通过一种纯粹资料堆砌而求得的“客观”假象，来掩盖自己思想的无力。在文学史的撰写上“求客观”，可谓“缘木求鱼”，也是一种轻装上阵的讨巧办法：一名学者把自己个人的独特判断放弃，意味着在丰富的食材面前着急倘佯，不得已只能生吞活剥，而无法烹调出令人脾胃大开的美餐。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一部巨著，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纯粹以资料的大量堆砌的话，四十五万字远远不够。如果仅用革命史的方式大网眼捞小鱼，依葫芦画瓢把这些毫无营养的泥浆灌给可怜的大学生，十万字也就够了。这就是当前大陆学者面对庞杂的现当代文学史料时，无从措手的窘迫。

顾彬如果不想让自己的著作如中国大陆同行一样味同嚼蜡，他就必须精心烹烧这些食材。

这个时代，饮食的趣向，向新鲜靠拢。很多海鲜，如生蚝等，越新鲜越美味，不可稍加釜甑，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

顾彬教授上大学读的是神学，继而修习哲学，迷上了汉学，再加上他有研习日尔曼学的综合修养，在关照散乱、庞杂而无序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时，就能用简明扼要的办法切入肯綮，来纲举目张，把这些四处奔跑的鱼一网打尽——贯穿在这部书里，有一股说不清然而气味浓烈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被驱逐的地方重新出现，就是人道主义的最大魅力。顾彬再举重若轻地加入女性主义的分析，囊括早期丁玲、萧红、苏青等人的作品，就更加游刃有余了。

因为这种深入血液的人道主义精神，顾彬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叙事，到了“民国后期：文学的激进化”时，已经带有某种淡淡的悲悯了。

也正是基于深厚的人道主义修养，顾彬在述及文学史上那些有定论的作家时，并没有生硬地搬开，另开分店，而是从这些作家身上求和。比如，从丁玲身上，回溯《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女性主义精神，从老舍的《猫城记》这部中国大陆读者几乎忘记而在欧陆享有盛誉的小说里读解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幽默感。

顾彬用富有德国风格的方式，简单地以时间线，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切成三个部分：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民国时期文学和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

在论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剧烈嬗变时，顾彬指出：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明显的缺陷，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对于一种现代文学在中国的形成还是起到了确定关键走向的作用。从预言方面来看，这就是危机和幻灭、改良和革命的主题，进一步就是其间出现的向单一人物作为主人公的集中。[2]

在小说叙事学的角度上，顾彬就很精准地把众所周知的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在两个世纪之交小说过渡期的内在价值，清晰地表达出来。

顾彬也注意到了大陆学界曾颇为热闹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过渡主义理论，然而，他“……无法同意那种将从传统到现代看作是连续性过渡的流行观点，而想把这种变化阐释为一种深刻的断裂。”[3]

这是一名有自己独特文学判断趣味的学者在撰写文学史时坚持己见，他的证据如下：“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4]而从身体的病态，延伸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病态，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习惯性表达逻辑。顾彬看得条理分明，读者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内在逻辑的延伸。

中国大陆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文学史，强调社会变革和政治的斗争的主导地位，文学因其从属地位堕落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二奶。顾彬试图找出一种平衡于这种社会及政治逻辑的线索，用来贯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始终，通过文学的内在嬗变过渡来认识这种文学性的发展过程——虽然在中国的二十世纪，这种文学内在的过渡线索并不明显，而且显然跟当时的文化革命、思想疗救等运动密不可分。

一个有自己创见的学者，不能在需要表态时抽身回避，而是要独抒己见，这样，杂乱无章的史料才能条理清晰起来。

对于世纪之交的文学变化，顾彬从更高的地方入手，因此就起到了纲举目张的效果。论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时，他认为：

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点……长期以来，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引起了一个双重性问题，这个问题决定了至今的知识分子话语：(1)人们放弃了自身中的身份，但是结果表明，他们并未能在他者中获得完全的身份。（2）人们所放弃的东西永远不能恢复。……1919年的偶像破坏者还是在传统成长起来的，他们同时拥有新旧两种文化，他们有能力在东西方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新旧之间做出选择，甚而有能力做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综合。仅仅在语言这方面就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和周作人文风之优雅迄今无人能及，更谈不上超越。与此相比，1949年后大多数作家的语言贫乏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因此不再拥有旧文化，只拥有新文化。……中国曾经真实而具体的存在开始渐渐消逝……同时，‘黑暗’这个流行语成为描写中国过去的最常用的词，‘光明’这个符号日益被拔高为一种比喻，拔高为当代的象征，于是只可以有一种当代状态下的生活、写作和思想存在。[5]

这是多么简洁的归纳！从这段话里，可以寻找到顾彬“鄙薄”当代作家的基础，即当代作家仅仅拥有“新文化”，只能在“光明”这种当代状态下生活、写作和思想，这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存在。这跟鲁迅、周作人等前辈大师相比，仿佛是被分成了两半，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单向度的人”，因此，文学的丰富性不足，就是先天性的缺陷了。这是不是能被中国大陆学者所认同，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问题在于，中国大陆学界有没有作过这样思路清晰的自我反省？我们听到的，常常是当代作家拿欧美的同辈作家来跟自己作比较，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一点都不差，有些地方反而高于他们。有一度我也很为这种说法所迷惑，然而，当我读完获得2003年美国普利策奖的希腊裔作家尤金尼德斯的长篇小说《中性》后，先是震惊，发现捏在自己手中的自大气球砰然迸裂，继而感到了极度的沮丧。跟《中性》相比，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都是身体残疾的、人格不健全的。德国作家聚斯金德的名作《香水》里面展现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般的想象力，同样有力地证据着，当代中国大陆的作家要找到自己的身份认，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文学声音，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们常见的普通资料下，顾彬作为一个有独特见解的学者的优美叙述所带来的震撼，就这样出现了。

透过人道主义的镜头，面对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凝固了身影的作家，顾彬的目光对焦得比大陆学者快得多。他选取了在郭沫若在诗集《女神·天狗》作精读分析，在让我们重温了“天狗”这部疯狂吞噬一切直至吞没自己的诗篇之后，令人信服地分析道：

这里发生的一切可叫做‘崇高的转移’。崇高的不再是宗教和传统，崇高的首先是个人，然后是集体，尤其是国家。[6]

顾彬读出了隐藏在郭沫若诗歌中的个人崇拜和国家主义崇拜的倾向。如果他单独地说出这种话来，我们可以斥为马后炮，而通过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来推衍，就具有相当鲜明的说服力。作为自我膨胀的郭沫若的“天狗”的对比，顾彬对郁达夫的分析，也同样优美而独到。顾彬分析了郁达夫的名篇《沉沦》，并引用了这部小说的篇末名句“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他从中看出了一种双重的反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富强了，就没有中国人再因屈辱而自沉，相反，每个中国男子都可以没有顾忌地与日本买春女寻欢作乐。”[7]这样一来，祖国和个人的关系，就变得轻飘了起来，而失去了传统大陆文学史里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纽带。而国家主义的沉重逻辑，在这里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这是一种双重的消解，而这未必是作家的初衷。由此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新文学剧烈嬗变的过程中，作家的思想变动非常大，甚至走向了相反的极端。极端的“国家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

由此，顾彬认为：“以拯救社会或拯救个人为己任的文学的两个极端是妄想狂和忧郁症。”[8]

顾彬不特别地去强调作家具体的政治身份对位，然而，通过他对郭沫若和郁达夫的个人作品的分析，他引导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趣向作了一种有效的分门别类。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分野：疗救社会和拯救个人。社会的病症，在鲁迅的作品里得到淋漓尽致的揭发；而个人的问题，在郁达夫的小说里也得到了深入的表达。这是貌合神离的两个问题，最后，随着社会大变动的整合，二者合二为一，个人的病症融进了社会的病症里，从而取消了个人性，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病症中的一部分。因此，疗救了社会，就疗救了个人。文学的个人性被取消之后，中国大陆的革命文学也就物化了。

中国大陆革命文学史的写法，基本上都是摒弃拯救个人的文学，而突出强调拯救社会的文学，从而把文学工具化，进而物化。从鲁迅开始的现代文学“六大天王”，就是这个传统“物化”线索的鲜明标志。其反面，顾彬从大陆和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启示，从而列出了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箫红、张爱玲等具个人性特征的作家及其作品来，为“被分成两半的现代文学史”进行了有效的捏合尝试。

而这一切行文的基调，正如本节开始所说的，是人道主义的深切同情心。

在第一章第三节“文学的激进化”里，顾彬通过丁玲文学创作转变的具体分析，尤其是通过对王实味事件的考察，把一个文学事件很明晰地推演成了政治事件，让读者简明扼要地理解了毛时代文学的衰变过程：

……这里有三件事情具有标志意义：（1）文字之争演成了政治事件。（2）发生了一个语言方式的转变，由美学评判转到事关生死的总体控诉。（3）这场争论的真正对象并不是处于台面上的人，而是假定由这些人所代表的幕后政治阵营。[9]

这对当时文学情势和政治斗争趋向的归纳，让人一目了然。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顾彬的文学史也不忘记兼顾“文人文学”这个似乎是他自己归纳出来的文学类别，即在抗战及胜利之后的内战阶段，仍然有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箫红的小说《呼兰河传》、巴金的《寒夜》和钱锺书的《围城》这类优美而哀伤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尤其是抗战期间，箫红1940年在香港完成的《呼兰河传》和张爱玲孤岛时期的文学作品，成了指认一九四九年以前复杂而多变的文学情态的有效座标。

对于顾彬的这本文学史，在现代文学阶段，观点的争论也许并不多，他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精准周到又优美动人的分析和归纳上，如上文引用的那些段落，对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二

文学价值的判断

在文学史写作的比例分配上，顾彬采取薄当代厚现代的做法，这跟他对现当代文学的判断有关——或许有跟他熟悉的中国大陆诗人的影响——他认为现代文学的整体质量高于当代。

根据中国大陆学界的划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可以分为“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和“新时期”，第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赵树理、柳青和浩然。顾彬特地将一头一尾的赵树理和浩然拎出来进行详细分析，而把大陆学者通常认为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文学集体化和国家意志的柳青作品撇开。我个人非常认同这种做法。赵树理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虽然他努力地紧跟形势，为了歌颂合作化而蹲点写作，拿出了献礼作品《三里湾》，但是这部干干净净的作品仍然受到了严肃的批判。经过柳青等人的过渡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浩然的《金光大道》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一部有独特个人叙述风格的文学史，顾彬巧妙地进行了详略的处理，显得非常老道。

在对现代作家的分析和评价上，顾彬教授并没有为了获得惊世骇俗的效果，而把“鲁郭茅巴老曹”传统六大天王一股脑推翻，来个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老文青陈丹青和小文青韩寒急于推翻并且打倒在地的老作家巴金，顾彬对其价值的评判要专业得多：

七十年代，一群人以“梁效”为名聚集在北京大学，……恶意曲解中国历史。“梁效”成员在包括如今的著名教授汤一介、叶朗，可是没有人会指望他们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表达某种歉意或者公开的反思。这种背景下，巴金很早就对文革作的公开反思显得非同寻常。他在1978年到1986年间发表了《随想录》，控诉混乱年月里的奴性意识，所有人都是权力的帮凶，无望地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10]

顾彬注意到了《随想录》的巨大文学与思想价值。这部巨著的出现，吹散了笼罩当时在文学界上空的阴霾，后继者因此得见天日。《随想录》里的质朴文字，寓深情于冲淡，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业余文青只会欣赏些木心之类的花哨文字，以矫情扭捏为美，自然不得其门而入了。在中国传统戏剧界，“坐科”是一门基本功，经过严格训练的是专业演员，旁观凑热闹的只能是票友——哪怕他们的嗓门比别人都大。

顾彬对张爱玲1954年以“土改”为背景写成的小说《秧歌》予以特别的重视，则是因为这个时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声音已经受到了整齐划一的训练，失去了对现实的表达能力。一九四九年后，在上海度日如年地过了三年，张爱玲及其前夫胡兰成不约而同地离开了大陆：胡兰成偷渡去了日本，张爱玲来到了香港。在香港，张爱玲得到美国新闻处的资助，创作了《秧歌》和《赤地》两部小说，因其“反共”的标贴，迄今仍然不能在大陆出版。

顾彬在详细介绍和部分引用夏志清誉为“经典作品”的《秧歌》的内容后，再次强调了这部小说与《山乡巨变》之类的土改小说迥然而异的独特文本价值。他认为对土改，《秧歌》或许更能接近其本质。

顾彬说：

……似乎我们应该用反复提及的‘人道’作为释读的关键词。这关涉五十年代初的中国人生存状况：农民因为饥饿而暴动。……1949年之前，因饥馑而起义可以由马克思主义观点获得合法性，但是现在必须镇压。这种价值重估在传统秧歌的功能转换中表现无遗。[11]

虽然为了照顾个人的叙事风格，顾彬在详略的分配上有自己的选择，但他并没有忘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应该涵盖英国殖民地香港和曾遭日本占领的台湾。而这恰恰是大陆的文学史写家很难取舍和表述的死角，对台湾的“反共文学”，就不知怎样措手。而台湾的青年文学家，同样也是为着反抗高压的政治气氛，用寓言的方式来隐晦地写作，尤其是郑愁予、痖弦等人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顺着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这个隐约的脉络，顾彬的这部文学史显示出与大陆文学史书写者不同的广阔视野，他对台湾和香港文学作品的关注和介绍，部分地弥补了大陆文学史在这方面的欠缺，从而把“中国文学史”的概念，扩展为“华文文学史”。顾彬意识到，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把这些作品涵盖进来，从而也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变成半部、最多是三分之二部的中国大陆文学史。

而当一名学者在得心应手地叙事着从一九一九年新文学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十七年时期文学、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和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他突然面对一种文学与现实的叙事及情感的极大错位。从“寻根文学”到“先锋小说”，这种错位越来越明显，最后让人不知所措，无从置喙。最后，被大陆学者判别为最有价值的这些作品，通过虚无主义的方式，跟现实生活以及现实情感分道扬镳了。如果说，高晓声或者王蒙那里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叙事者的声音摇摆于党的‘坏’政策和‘好’政策之间。”[12]那么，其后的这些小说，就进入了第四空间和虚无主义。顾彬在分析了“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后，尖锐地指出：

不一定是具有爱国倾向的中国人，才能在相应阅读中提出这个问题：即是否中国所有的一切真的如此不堪，以至于只有审丑的美学还适用于描述其‘风土人情’。[13]

这种“概念中国”和“现实中国”的文学离婚现象，在中国大陆学界缺乏精到的分析，然而顾彬却敏感地注意到了其中的悖离，以及作家们据此而出现的精神分裂：

中国总是批判欧洲对她的错误呈现，如果允许我们把这个时髦批判调转过来，则中国当代文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在中国像你我那样的普通人是否就被‘如此’地正确呈现出来。[14]

这确实是令人不安的释读，而顾彬的当代文学“垃圾”论，也许就建立在他对这些文学的判断上。他接着对中国作家提出了更加难以回答的反击：

越当我们接近二十世纪的末尾，这个问题就变得越紧迫：什么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所特有的，什么不是；什么是要紧的，什么又不是。[15]

顾彬接着分析了格非、莫言和余华的代表性作品《迷舟》、《红高粱》和《活着》，提出了这样一种判断：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是否是一种反动的现代主义，或者是一种受欧洲世纪末风气影响的伪现代主义？[16]

这种尖锐的批判，在中国大陆不是没有，而是往往失去准头，远不如顾彬在一部需要兼顾各个方面的文学断代史里的一两句话来得精准且有杀伤力。

顾彬在鄙薄当代小说家的同时——例如，顾彬认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很少有自己的东西，如果有，那也是无关紧要的”[17]——拔高了以北岛、多多、杨炼、翟永明等为代表的新时代诗人群体——他在一个访谈里，认为这些诗人的水平达到了世界水平。[18]无论如何，顾彬对诗歌的钟情，使他在文学史里从被小说界强行霸占的土地中划出了一块留给了诗歌。

概言之，建立在对大量文学资料分门别类的精读基础上，辅之以敏锐的洞察力，再加上高超的综合归类能力，顾彬教授独力创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变成了一只让中国大陆本土同行汗颜的刺猬——摸它扎手，绕道又别无它途。

把这部行文优美的、语言锋利的文学史巨著，推荐给中国大陆大学中文系做教材，是最合适不过了。

大学生在这里可以学到：如何对作家作品本身进行有效的阅读；对一部具体作品该作何种分析，并据此不断第强化和训练自己的阅读判断力；大学生还可以从中学习到这样的信念：撇开各种尘霾，根植于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自有其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二○○八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初稿

二○○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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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前言，P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17，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3] 同上，P23。

[4] 同上，P22。

[5] 同上，P25-26。

[6]《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46。

[7] 同上，P54。

[8] 同上，P62。

[9] 同上，P192。

[10]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314。

[11]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270。

[1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P329。

[13] 同上，P340。

[14] 同上，P350。

[15] 同上，P360。

[16] 同上。P360。

[17] 同上，P336。

[18] 《我内心里有一个呼救声——邱华栋访顾彬》，转引自“当代中国文学网”：“中国当代的一些诗人他们达到了我所说的‘世界文学’的高度，成为了当代世界文学的重要部分。比如北岛、顾城、多多、杨炼、翟永明等，都很好，他们的诗歌已经属于世界文学水平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