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也是“农业物种”传播之路

先从番薯说起，“海上丝路”很可能延伸到美洲

在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 的出发处的两兄弟城市之间，宁波人谈起舟山常有一句“舟山人扯蛋，番薯干当饭”。其意思是说，舟山的农业生产没有什么花头，说得起的只有番薯而已。

可也别小看这番薯种植，它已不知不觉中采用克隆技术；即以幼苗或嫩枝的无性繁殖或者营养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在人均陆地不到1400平方米、耕地不足0、3亩的舟山，如果对其断绝粮食供给，只凭借番薯种植，保证口粮是足足有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宁波等地靠吃六谷糊或糠菜羹度日时，舟山人能吃“味甚甘美”的番薯干，也是可以“扯蛋”了。明末的徐光启向皇帝上了历史上著名的《甘藷疏》，号召全国推广种植番薯，以期解决饥荒，中国开始大面积引种番薯，而在这以后的将近两百年时间里，中国人口从一亿增加到四亿。番薯还是很好的航海食物，有生吃、干吃等多种吃法，晒干可保存一年以上，长期食用仍能保持人体的营养平衡。如果在荒岛登陆，凭带去的番薯种在当地种植，而获取长期生存食物。在有悠久航海史的舟山，把番薯作为主食也算不奇怪。

那么番薯何时在有？又何时传入中国的？较为权威的说法是，番薯的老家在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找到这种植物，他于1492年带回欧洲第一批番薯，并把它献给了西班牙女王，女王很喜欢吃，16世纪中期后番薯在西班牙广泛种植，西班牙水手把它也带到了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入到福建漳州大面积种植。《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介绍，翻译学家杨宪益在其《零墨新笺》中有一篇“番薯传入中国的记载”，则是从番薯原产地南美洲的《秘鲁史纪》（Crouica de Peru）的记载中，推定番薯传人中国的时间约在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前后。

但我国戏曲文学家蒋星煜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苏东坡被贬海南岛时，其《和陶（陶渊明）· 酬刘紫桑》：“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 蒋星煜在文中很肯定：“红薯无可怀疑的就是番薯，也就是山芋”。据此断言番薯之传入中国不是在十六世纪，而是十一世纪(北宋)之前就有。蒋星煜又举宋朝周文雍的诗句：“哦诗礼塔作佛事，同吃地炉山芋羹。”为证，说大概古代的大寺院，也用山芋羹招待善男信女的。

有关普陀山的番薯记载也对此权威说法有疑点。明崇祯年间编纂的《太仓州志》有记载说，当时的普陀山僧人因“食山薯，寿且百岁，且延年矣”。在万历四十二年时，普陀山宝陀寺住持无边送给嘉兴人李日华产于普陀山的番薯，样子如萝卜而色紫，煮食味甚甘。日后，李日华在《紫桃轩又缀》中述：“世间奇药，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目前，番薯的品种有白皮白心、红皮白心、红皮黄心，华东地区有山茹、甘薯、番茹、番芋、红薯、地瓜、红山药等叫法，但根据《崇明县志》等地方志记载，华东的番薯种植最早大多是从舟山普陀山引种过去的。这虽不能确定普陀山引种番薯比福建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普陀山番薯种不是来自福建的菲律宾种。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的《普陀山志·物产类》载：“番芾（薯），种来自日本，味甚甘美”。

那日本的番薯种来自那里？番薯既可当粮食使用，又可当药物使用，对人体排粪功能有着很大的帮助，日本人称之“土人参”。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他们国家种植番薯是从中国引种的。

那当然不可能是从菲律宾种的福建过去，因为即使福建引种番薯比普陀山早，时间跨度也是不够的。因此，传入日本的番薯应是苏东坡所吃的“红薯”之类。 苏东坡被贬海南岛前，曾在浙江任职，到过舟山，写有“送冯判官到昌国”，可能那时把番薯种带出来。

在苏东坡前，还有人对番薯有记载。西晋时的“竹林七贤”之嵇康的侄孙嵇含著《南方草木状》：“甘薯，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贮之，以充粮糗”。其“海中之人”很可能指舟山各海岛。

综上所述，我们可作一个大胆推想：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番薯已在中国、日本、美洲之间随人们航海传播着。不同地域的选种、引种，使其生长基因越来越完善，营养越来越丰富。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把其引种到欧洲，再引种到中国，已绕地球一圈，且经历了从北球到南北球的“游程”，其生长基因相当完善。到福建漳州之后，它迅速蔓延开来，并且成为福建省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按此说法，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应延伸到美洲。对此，提出古代从日本到美洲有三条路线，供大家商榷：一是以陆路为主的走俄罗斯过白令海峡到达美国的阿拉斯加；俄罗斯人白令在考察这条路时，发现当地的土著居民也是黑眼睛，与亚洲人种相近。二是沿日本的千岛群岛、美国的阿留申群岛，古代人是沿着这个岛链航海，从而到达美国的阿拉斯加。三是沿着北太平洋缓流经美国的夏威夷群岛到美洲；太平洋各岛国的土著与亚洲人种也较为接近。番薯应是在第三条路上传播的可能性为大。　　

　  次说番茄之诱人，“海上丝路” 传“道家丹药”

番茄又叫西红柿，与番薯一样，其老家也被认为在美洲，原名“狼桃”，当地人认为其有毒。然它成熟时鲜红欲滴，红果配绿叶，十分美丽诱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有人把它移植到欧洲，但只是被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对待，是作为爱情的礼物献给情人或爱人以表达爱意，未曾有人敢吃上一口。一直到十七世纪，有一位法国画家曾多次描绘番茄，实在抵挡不住它的诱惑，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个，却没有死，成为当时轰动性新闻。后来，有人分析了西红柿的成分，发觉是营养极为丰富的食品，并具有防癌、抗癌作用。于是便把它从公园里挪出来，移进了菜园，意大利厨师把其做成各种佳肴，色艳味美，客人赞不绝口。从此，番茄博得众人之爱，成为同时兼有水果和蔬菜二种性质的食品，被誉为红色果、金苹果、红宝石、爱情果。后来传入中国被称为番茄。

照此推算，番茄在中国只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在1983年，成都博物馆研究人员在成都凤凰山一座西汉墓室底层，从随葬藤苟中发现一些未炭化的植物种子，为避免盛有种子的器具干裂，他们用湿布覆盖其上，不料从中萌生出40多株嫩芽，经移植培育，这些幼苗开花结果，果实呈红色枣形，竟是番茄！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两千年前的中国已栽培番茄？

元朝时，盛熙明撰《补陀洛迦山（普陀山）传题辞》述：“惊起东华尘土梦，沧州到处即为家。山人自种三珠树，天使长乘八月槎。梅福留丹赤如橘，安期送枣大于瓜。金仙对面无言说，春满幽岩小白华”。文中所述秦汉时梅福的“如橘子的仙丹”、安期生的“大于瓜的枣”似与现在的番茄差不多。还有东汉时的葛洪，他在普陀山修过道，留有“葛洪井”遗址，在舟山本岛也有留有很多足迹，后人传其有“冬天变出瓜枣，夏天变出冰雪”之本领，这恐怕指：葛洪已撑握番茄“大棚”栽培技术，在冬天能栽培出“大番茄”； 在夏天种“六月雪” （现在普陀山漫山遍野都是）花卉。安期生、梅福、葛洪等道士在普陀山边炼仙丹边栽培作物，终培植出“番茄”这样美丽诱人、且能延年益寿之物也是可能的。

番茄和红枣的成熟初期和成熟后颜色和形状大致相同，只是大小不同。但古时番茄不易栽培，其栽培技术只撑握在少数道士手里，时有时无的稀罕，使其极具神秘色彩，引来文人墨客猜测。《史记·封禅书》有述：“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言，曾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 后因有安期枣之称”。唐李白《寄王屋山人孟大融》：“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北宋苏轼《安期生》：“海上如瓜枣，可闻不可逢”。甚至郭沫若也有《董老行》：“传食共分秦侯瓜，延年自有安期枣”。以上的“海上”“东海上”多指普陀山或普陀山附近的东舟山群岛。

如果“安期枣” 就是番茄，或是说出自同一物种。那么，普陀山在二千年前就应与美洲有“物种”交换。如果真是这样，从安期枣到狼桃到西红柿再到番茄的“炼丹”历程，不知那些古代中国道士会怎么想？

稻谷飘香话古都，钱塘自古繁华，“海上丝路”是孕育途径之一

杭州是我国历史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稻米生产在中国古代占有突出的地位。《吴越春秋》等古籍述，春秋吴越两国争霸的强大基础就是有发达的稻作农业。三国二晋南北朝时，逐渐成为全国的粮食生产中心，东晋王羲之有述：“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八九。”隋朝开凿大运河后，稻米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据有关史料记载：唐中叶时浙江东西两路岁运漕粮75万石，至北宋中叶两浙岁运漕米达150万石，当时乃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

杭州也是有悠久历史的海洋性城市，“海上丝路”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海上航路到舟山、宁波、绍兴、嘉兴后最后又汇聚于杭州。成为南宋都城后，自海上的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更是日益频繁。

那么，其发达的稻米生产和“海上丝路”有没有重大关联？据有关史料：秦汉时的粮食平均产量折今市制约亩产264斤，其中南方水稻平均为250斤，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了东晋南朝时，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7斤，其中水稻平均为263斤，比秦汉时增加了5.2%；北宋至南宋，稻米平均亩产约2.5石，其他地区只1.5石；明朝时，浙北苏南为2～3石，其他地区为1.5石；清代有所下降，浙北苏南为2石，其他地区为1.5石。从这段史料中不难看出，杭州湾地区（包括太湖流域）的稻谷亩产，自秦汉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且快于其它地区，在南宋形成高峰，直到明朝这种趋势减缓，而到清后朝这种趋势已不如其它地区。与此同步，“海上丝路”秦汉以来不断发展，也在南宋最为繁华，直到明朝的海禁政策实行后，海上通道被阻断。显然，杭洲湾的稻米亩产变化和“海上丝路”的繁华程度有着某种相通。

“海上丝路”对稻米生产的影响是以物种不断改良形式表现的。稻谷物种改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是杂交。杂交优势是生物界普遍现象，利用杂交优势提高稻谷产量自古就有。《三国志·吴·孙权传》述“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会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元年也”。发现 野生稻后，改拳县为禾兴县，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嘉禾，说明野生稻地位多重要，应该说当时已把其作为种子培植“杂交水稻”。而通过“海上丝路”的海外稻种的进入更有利于这种杂交改良。

据有关农业专家分析，水稻在缘远的地域长期种植后，再回来与原种系杂交，其优势会更明显。河姆渡的稻米遗址距今已经有7千多年历史，属世界最早的，是东亚地区的稻作文化的发源地。而根据中日学者对马岙出土陶片的稻谷痕迹（比河姆渡晚约一千年），以及早先的吴越语与日语的稻的读音相近(吴越同语为“依缓”，日语为亻 礻) 等分析，日本的水稻确是来自河姆渡的稻米系，是通过“海上丝路”传入的。这条“海上丝路”从河姆渡文化和绳文化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促成日本水稻物种的传入并不断改善，使日本终成稻米生产发达地区。同样，日本稻种的不断回传，参与与原种系杂交，也使杭州湾地区成为经久不息的“鱼米之乡”。

古时，从舟山出发东渡日本还不是很畅通，搞不好仍会漂到南方。如唐时的鉴真第五次东渡时被漂到海南岛，跟鉴真一起第六次东渡的阿倍品仲马漂到了越南。为此，舟山到日本之间的稻种往往也会带向南方，使海南岛为我国野生稻最为丰富的地区。后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助手在此找到野生“天然杂交水稻” ，首创“三系”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粮食自给难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应该说不是偶然的。

在舟山，还有诸如倭豆、兰花倭豆、红毛番薯等带有明显外来物种倾向叫法的农作物，这些都应是“海上丝路” 对物种影响的见证。为此，我们可否从“海上丝路”着手，研究我国农业物种的改良途径？这具当笔者粗陋之见，请有关专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