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枣树下

有家大学叫“科大”（六）

六、有种信念叫坚守

李延军

“顽固不化”

对大人物从不趋炎附势，对小人物更不落井下石，而是极力保护，更是刘达坚守的可贵可敬之处。当年近代化学系的青年教师邵良衡，原在某保密研究所搞科研，在“暴露活思想”运动中虔诚地向组织交心，说自己曾到苏联大使馆附近转悠，产生过去苏联的想法。结果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邵良衡在“斗私批修一闪念”的专政理论指导下，自己闪念之间的内心活动，被无情暴露在了无产阶级的光天化日之下，毫不含糊地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刘达听说后，想方设法把邵良衡要到了科大，名义是对其实施“监督改造”，实际到了科大，刘达就把他保护起来了，同时也为科大的师资队伍增添了一份实力。

当时科大有个学生叫江建铭，曾就反修斗争和国内革命与建设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写了一篇长达6万余字的理论文章，阐明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思考，并先后给伟大领袖写过六封总计3万余字的信。这在只有一个思想的年代里，一个人有这么多复杂的思想和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中央办公厅当时就把江建铭的材料，通过北京市委打回科大党委，立即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把江建铭打成“反动学生”。刘达却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说江建铭是一个大理论家、大文学家，顶着各种压力，居然把江建铭保了下来。这就是文革初期曾一度轰动科大校园的“十万言上书案”。

由于刘达的力保，江建铭侥幸过了科大的这道关，但过不了中科院那道关。他毕业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还不到三个月，“十万言上书案”又被旧事重提，突然被宣布调回科大“学习”，没收工作证，“隔离审查”。

有家大学叫“科大”（六）

六、有种信念叫坚守

李延军

逆风而行

在那一场场滔天风浪中的刘达，与科大的校园秉性一脉相承，不唯书，不唯上，胸怀坦荡，实事求是，为办好科大，刘达反复调查研究，顶风沐雨，坚守阵地，日夜不停地奔波操劳。

早在大跃进之风劲吹时，河南的一个书记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宣扬，现在的耕地如果都按他们那样种的话，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就能养活全国人民，其他的土地都可以用来搞建设。刘达听说后，不合时宜地回敬了这么一句：“如果全国都像他这样说下去的话，全国人得饿死三分之二！” 这声逆耳诤言后来成了刘达下台的一条重要罪状。

刘达早年投身革命，与很多中央高层领导交往密切，但他双眼朝下，一心扑在科大的工作上，对中央高层的政治风向漠不关心，对于那场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毫无预感。当中央电台广播北大红卫兵领袖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刘达的第一个反应竟是：“小聂在延安时可是够风流的呀！”

殊不知，在那个时刻都可能祸从口出的年代，当时的聂元梓已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对这样一个权贵人物如此不敬，口无遮拦，实属惊心动魄！

在那场风暴中，不乏这些一时红得发紫的风云人物，但刘达从不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为当时的政治风向所胁迫，总是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与独立思考，直抒胸臆，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与好恶，对这些人物进行臧否点评。

对那些红极一时“站出来造反的革命领导干部”，如黑龙江的潘某、山东的王效禹，刘达斥之为投机分子，早晚必现原形，结果莫不应验；而对一时人人喊杀的“反党分

有家大学叫“科大”（六）

六、有种信念叫坚守

李延军

另类组织

正是由于当时一个个科大人心照不宣的集体默契，逐渐把自己容身的校园，耕耘成了自由精神的领地，坚守住了自己独立思索的家园，才使那场风卷残云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时，偏安西山一隅的科大校园，尚存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思想，一息尚存，未被彻底阉割，窒息而亡，彻底陷入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局面。同其他大学相比，科大因此在文革风浪中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平静，虽然一度出现“东方红公社”、“延安公社”和“红旗纵队”等造反组织，但至少未出现诸如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之类的红卫兵风云人物。科大的秉性中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政治狂热病的天然消解力，以至在我反复搜寻科大在文革中能轰动全国的典型案例时，收获甚微，反而一个非常另类的叫“干联站”的红卫兵组织，频频闯入我的视野，至今仍被科大人每每提起。

“干联站”的全称为“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虽然名字政治性特强，且拗口难记，但从不人云亦云，一窝蜂地去打倒什么人，而是坚守对老干部的全面正确评价。该组织以62级学生张腊狗为首，联合了当时不少积极保护老干部的正直学生，其中有董会双、赵婉如等，其宗旨就是要保护科大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在当时的政治飓风中，放在全国也是一股难能可贵的有自己独立思想与立场的派系力量。由于当时的书记刘达是科大最大的“走资派”，因此，后来“干联站”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保护刘达。

“干联站”的学生不称已被打倒的刘达为“彭真黑帮分子”，或“死不改悔

有家大学叫“科大”（六）

六、有种信念叫坚守

李延军

“洋财”执鞭

在科大，“教授治校”不仅体现在授课内容与教学风格上，教授敢于自行决定让打入另册的右派们登台授课，更是一道令人跌破眼镜的独门景观。那个时代的大学，包括北大，凡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老师，是绝对不准登台讲课的，因为那是让右派与党争夺青年，占领大学阵地，破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触犯的是政治上的雷区。 而在科大就鲜见这么繁琐的禁忌与虚词，1959年尚未摘帽的右派何荦（luò），一进科大就开始主持物理实验教学工作。还有一对刚从北大毕业的夫妻，男的虽是“漏网右派”，但从1959年就开始在科大的讲坛上独立执鞭，而他留在北大当老师的妻子，右派帽子早在1959年就已摘掉，但直到1975年才准许她给学生上课。比她在科大的丈夫，整整晚了16年之久。

1960年的一天，主讲量子力学的朱洪元研究员突然中途有事，当时就找来这位无名助教、“漏网右派”，接替他讲授后面剩下的一半课。这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

这位年轻老师一登台，毫不顾忌其“漏网右派”的敏感身份，直接表现出了一副只有科大老师才有的个性棱角，他口无遮拦地告诉学生：资产阶级学者N·玻尔说过，谁要是在学量子力学时不感到糊涂，那他根本就没有弄懂量子力学。 所以，如果你听我的课时感到糊涂，那十分正常。如果你不感到糊涂，那证明你没懂，或者你比N·玻尔要天才！

这位初出茅庐的老师，意在告诫和鼓励他的学生，在科大首先要学会的是独立思考，“要多想，要善于想”，不要简单地相

有家大学叫“科大”（六）

六、有种信念叫坚守

李延军

（上）

那个冬天固然寒冷，但再寒冷的季节也不乏顽强的生命存在，坚守着自己的生命阵地，捍卫着生命的尊严，绽放着生命之花的灿烂。梅花无疑是冬天里最具此类生命特征的著名物种，无论岁月无忌的风雪如何疯狂肆虐，搅得周天寒彻，不屈的梅花依然会坚守在寒风中，迎风吐蕊，傲雪绽放，敞开心扉去迎接春天的来临。

伟大领袖不也这么赞美过梅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梅花在伟人的眼中是这样坚守的，这与陈毅眼中青松的坚守何其相似:“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一个个大人物的目光无疑都是犀利独到的，而在我这个小人物眼里的中国科大，以其50余年的岁月坚守与磨砺，同样诠释着如梅花和青松一样的生命风骨。

在我对中国科大有限的阅读中，时常不经意间就会有一株株迎风绽放的腊梅，一棵棵傲雪挺立的青松，在我眼前驻足定格，撞击我已日渐浑浊的思维，灿烂我曾茫然荒芜的视野。尽管他们受尽那个季节“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裹挟与绑架，依然不乏“墙角数枝梅”，在坚守着生命的灿烂之花，在漫天的风雪中“凌寒独自开”着生命的尊严，坚守着科大“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凛然阵脚。

杏坛梅开

用一个局外人的世俗眼光去打量1958年诞生的中国科大，似乎生不逢时，很容易被误读为“大跃进”时代的怪胎。在当年那个尚不知卫星为何方神圣的神奇国度里，却是遍地的“卫星”腾空而起，共和国的第一代科学家们似乎也不甘人后，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放出了中国科大这颗另类巨

五十载兴衰弹指间 ——《历史的拐点》一书推介 公元前307年，一个叫赵雍的人，在赵国开始了一场史称“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标志着赵国走向兴盛的开端。 公元前260年，一个叫赵括的人，率领赵国四十余万大军大败于长平，标志着赵国兴盛期的终结、衰落大幕的开启。 两个赵国人，一前一后，爷孙二人，占据了赵国历史的两个重要拐点，二者的历史距离尚不足五十个春秋。一个强国的兴衰更替，弹指一挥间，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在这两个赵国人身上都发生了什么？真的是人亡政息，纸上谈兵，还是历史不可捉摸的善变诡谲？

历史中的现实与现实中的历史 ——《我的邯郸我的史》书稿推介

清明时节王陵殇

李延军

一  惊雷无声

又是一年清明时，这是一个生者与逝者心灵最为贴近的日子。今年的清明节，我既未凭吊日本大地震中的罹难者，也未哀悼利比亚战火中殃及的无辜平民，而是另辟蹊径，避开市井坊间明烛纸钱的烟熏火燎，不再围观主流媒体与烈士的滔滔对话，在这个还算风清日朗的日子里，“挟持”一位朋友，来到一处此时被人遗忘的墓群所在——赵王陵遗址，专程造访了这座城市那些久违了的先祖们。

之所以说朋友是被我“挟持”而来，因为那两天全市出租车罢运，无车族的我无的可打，只好把这位有车而不消费文化的朋友“挟持”同行，以解我一时出行之困。本已百无聊赖的我，兴冲冲地来到赵王陵时感到的却是莫名的落寞。明媚春光照耀下的赵王陵，冷清得令人窒息，视野之内根本不见别处墓地祭拜者熙攘穿梭的身影。

“落日一登台，山河四望开。英雄悲往昔，冠盖入蒿莱。树古风霜惨，秋深猿鹤哀。有怀吾不尽，杯酒重徘徊。”

——明·张锡

与那些红色的甚或民间的草根墓园相比，清明时节的赵王陵俨然一片名副其实的荒冢！我到达赵王陵的时间虽未到落日时分，也不是深秋季节，更不敢奢望有猿鸣鹤舞，但眼前的光景，与明朝那个叫张锡穿越时空的感叹何其相似！在这处号称赵文化滥觞与根脉所系之所，在这个拥有九百多万人口基数的历史文化名城，清明时节居然不见一个瞻仰凭吊的人影！

眼下的季节虽已是暮春，但赵王陵的荒芜与惨淡，与这里的人气一样令人郁闷。那一垒垒黄土干渴得依然如隆冬时分，枯黄的荆棘和蒿草蛰伏四野，如晨星般稀疏的小草睡眼惺忪，脚下不时传来枯枝败草噼啪作响的折断声，陵台上肆虐的清风肆意撕扯着我的长发，卷起的黄尘弥漫着我的双眼……

武灵王之殇

李延军

还是从老马的博文《丛台广场之殇》得知，曾炒得沸沸扬扬的丛台广场已剪彩开放多日了。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晚饭后特意来到新落成的广场踏点采风，也跟风享受一下三年大变样为古城带来的新气象。

果不其然，眼前的广场，夜色迷离，霓虹闪烁，最吸人眼球的是广场西面那个偌大的电子大屏幕，音响震撼，溢彩流光，不停变幻着活色活香的广告画面。我记忆中的图书馆、群艺馆、刘家场沿街林立的商铺，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那片一块块石板铺就的高档地面，以及星罗棋布其中的花池枯树。

我沿广场四周转了一圈，不料每个入口都有不知是警察还是保安在把守着，严禁我的自行车入内。我只好谨慎地在边上找了块人多灯亮的地儿，锁好自行车，一步三回头地参观起这项民心工程。

因为老惦着放在外面的自行车会不翼而飞，所以欣赏广场的心情有些心猿意马，脚步也难免匆忙凌乱。三五成群健身的各色男女和叽叽喳喳的孩子，并未引起我的兴趣，令我驻足的是广场中央那尊赵武灵王的巨幅雕像。邯郸是历史文化名城，我又是长期关注邯郸历史文化的写作者，广场的历史韵味自然是我关注的兴奋点。我转了一圈回来，依然未能融入广场设计者刻意搭设的山寨历史场景中，唯有这尊武灵王雕像，还算能勾起我一丝历史情怀。除此之外，我依然游离于当下光怪陆离的市井喧嚣当中。只好依依不舍地绕着武灵王雕像细细打量了一番。

这尊雕像的体量不小，气度也算不凡，与邯郸别处的武灵王神态基本类同，只是他座下的那匹标志性宝马，不翼而飞了，一改他惯常的弯弓射箭、马踏飞燕那副英姿，这里的他终于四平八稳地站立在

读史三得：尚义 尚和与尚法

李延军

一、君子尚义

有这么一句与邯郸相关的典故，叫：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源起一位君子对另一位君子两次失败的刺杀行动。这两次刺杀，诠释了古代君子尚义的历史永恒魅力。

第一位君子就是最早说这句话的豫让，士为知己者死，妇为悦己者容，他要为知己的主公智伯报仇，报仇的对象是杀了智伯的另一位君子——赵襄子。

之所以称一个刺客和一个诸侯为君子，是因为他们在你死我活的刺杀行动中匪夷所思的行为艺术。

豫让的第一次刺杀败露后，襄子不但不以牙还牙，反而盛赞豫让能为旧主报仇是天下贤人，只是告诫自己以后小心躲着他就行了，居然把豫让放了。

这是一位君子对另一位君子崇德尚义的惺惺相惜！

但豫让毫不妥协，为能再次接近襄子，实施他的报仇计划，不惜剃光了眉毛胡子，遍身涂满黑漆，又用木炭烧坏嗓子，直到从外形到声音都判若两人时才歇手。

他的一个挚友不禁疑惑：凭豫让的大才，不如直接投靠襄子，然后再去杀他，岂不易如反掌？

对这种潜伏谋杀法，豫让不以为然，说那是为人臣而心怀不忠不义，非君子所为！

豫让的第二次刺杀失败后，连襄子也搞不懂了，质问豫让：

先生也做过范氏、中行氏的臣子，智伯把他们杀了，您并没有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身效忠智伯；而今智伯已死，你却一而再地非要杀我，是何道理？

豫让的道理很明确：我做范氏、中行氏臣子时，他们当普通人待我，我也以普通人的情分报答；而智伯把我当国士，所以我要以国士的行动来报答智伯。

有家大学叫“科大”（五）

五、有个季节是“冬天”

李延军

（下）

在那样的一个漫长冬天里，科大的书记、校长、首席科学家们，这些大人物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余那些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们的命运，更是不可捉摸，任人摆布，能在猎猎寒风中的夹缝中，求得一息生机，已是天大的幸运。

流放在安庆马山党校的18位科大学生，只因向省革委会反映900多位被困师生的生活窘况，就遭到了无休止的上纲上线批斗，反复追查他们身后的后台与动机，就连开车看车连省革委会大门都没进的司机，也被牵涉进来，被精确折算成半个学生，险些被打成反动的“18个半事件”，长时间受尽皮肉整治迫害之苦。

为阻止中科院代表团与安徽省签署下放协议，近代物理系28位同学连夜从白湖军垦农场赶往合肥请愿，愿未请成，却招惹了一身莫须有的罪名。这28位同学虽据理力争，挣脱了那顶“反革命事件”的帽子，但“反搬迁”罪名被坐实，一直被关在条件异常艰难的白湖农场长期批斗挨整，直到他们毕业离开。

这些事件至今听起来依然毛骨悚然，令人发指！

早该毕业却一直不准毕业的无线电系学生楼望和，同很多科大师生一样，先被下放到淮南煤矿挖煤劳动，后又被调派到寿县科大刚圈的农场开荒种地，工、军宣队要用他们这群书生纤细双手种出的粮食养活科大，实现科大粮食自给的伟大目标。楼望和不得不和大家步行百里，来到寿县的一片沼泽地，支帐篷，架电线，开渠修路，翻地栽秧，白天当农民，夜里做被专政分子，挨批斗，写检查，恐怖气氛同那里的蚊子一样，触手可及，一伸手就能抓到好几个。蚊子还能被他们扑住捏死，而他们整天被李东林为首的工、军宣队捏在手心，折腾得死去活来。

有家大学叫“科大”（五）

五、有个季节是“冬天”

李延军

（上）

如果说科大的千里大迁徙是她遭受的主震，那么在江淮大地还有没完没了的余震和次生灾害，正在等待着他们。政治领域的地震显然不比自然界的地震，自然界的地震尚有灾区与非灾区之分，而政治界的地震则有其自身的铁血逻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祖国山河一片红，到处都是毫无主次之分的腥红色震区。无论你是身处熙攘纷扰的皇城根儿下，还是只身孤旅于天涯的蛮荒混沌之中，都会有万丈光芒的红太阳笼罩着你，暴晒你的皮肉，震荡你的灵魂。这光芒给予人们的不是温暖，而是无处藏身的寒冷。被京都料峭春天的漫天风沙扫地出门的科大，即使飘零到了繁花盛开的江淮大地，依然走不出如来佛爷股掌之间的冷光寒风；伴随这场大震的滚滚寒流，依然会在江淮大地上汪洋恣意，在四射的刺骨光芒中搅得九天寒彻。那是那代科大人心中名副其实的红太阳光芒万丈下的冬天。

涉过千山万水落脚安徽的科大人，显然不是当年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是为了打天下坐江山，而是去被迫接受江淮大地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再教育。李德生从刘西尧手中揽下中国科大，也不是请这些大学师生们来为安徽人民传播人间文明，兴办高等教育，而是把他们大卸八块，一批批地流放到了淮南、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的厂矿、农场，进行所谓的“斗、批、改”运动。这是科大未到安徽之前，安徽省革委会就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的战略战术：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摧毁这伙人身上那股桀骜不驯的学究气。

就这样，科大南迁师生在安徽革委会的严密部署下，化学系不再侍弄瓶瓶罐罐，而

有家大学叫“科大”（三）

三、有种生命叫“黄山松”

李延军

我没去过黄山，但这并不妨碍我对黄山松的理解。正如我没读过科大，也并不影响我对科大的解读与感动一样。

黄山松打动我的不仅仅是雍容端庄、仪态万方的迎客松，风姿绰约、俯望游人的望客松，也不仅仅是一根两干、并蒂齐肩、如情侣缠绵依偎的连理松，最令我感慨万千、热血汹涌是这一株株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冠盖下面，常被人忽略的那一条条的遒劲树根。

这些树根从不知搔首弄姿，借风招摇，而是以无坚不摧的坚韧毅力，深深扎根于斧砍刀劈般的峰峦叠嶂间，在坚硬贫瘠的花岗岩缝隙中，经年累月默不作声地伸展着筋骨，蠕动着身躯，出人意料地长出了比树干长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发达强壮根系，支撑起了一棵棵黄山松挺拔倜傥的华丽身躯。

同时，这些根系如春蚕般无私分泌着一种叫有机酸的液体，默默溶解着身下一块块坚硬岩石，使之释放出其中无比珍稀的矿物质和盐分，然后这些根系将其吸收变成黄山松永葆青春所需的生命养分。正是有了这些默默无闻纵横交错的根系存在，才使一棵棵黄山松能在贫瘠的荒山秃岭中，傲然挺立于峰崖绝壑之上，盘桓于危岩峭壁之中，成就了黄山松以石为母，以云为乳，或倚岸挺拔，或盘曲虬劲，或独立峰巅，或倒悬绝壁的独特迷人风景。

读懂了黄山松，也就读懂了中国科大。科大就是人格化了的黄山松，黄山松就是一组演绎着科大灵魂力量的神秘方程式，这组方程式的解，无疑就是一条条不起眼的黄山松的根。第一个把黄山松与科大联系起来并解出这组方程式根的不是我，而是科大低温物理系那些其貌不扬、以科学探索为生活方式的老师们。

有家大学叫“科大”（二）

李延军

二、理工大学里的人文沃土

平心而论，中国科大这些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高端学术成果，尚不足以打动处在科学王国之外旁观打量的我，真正令我砰然心动的是这所学府50多个春秋风雨中流露出的春风化雨般的人文情怀，一直如涓涓溪流浇灌滋润着我的心田，使我原本已变得越来越坚硬的心，又渐渐地润朗起来，柔软起来，甚至不能自已，不止一次潸然泪下。让我感到在这种人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孩子，更懂得知恩图报，心怀悲悯，目中有人，知道有所担当，会自觉传承人类文明薪火。所以把孩子送入科大的怀抱，自我感觉应该更令人放心安心踏实。

突然间产生这种感慨，缘于对科大首任校长郭沫若的重新阅读。我原以为已读懂了作为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和政治人物的郭沫若，甚至也曾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对郭沫若在文革中那些谄媚的打油诗，表示过“不可宽恕”，但通过对科大的阅读，才知道自己的浅薄与无知，令我认识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活在科大学子们心目中的那个作为校长的郭沫若。

我不认为作为文史学界泰斗的郭沫若，对一个以理工为主攻方向的大学在学术上有什么根本性的提升作用；我不认为作为文学家和国家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为科大所作的那首明显带有那个时代政治色彩的校歌歌词，有多少永恒的艺术魅力；我也不认为作为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为科大募集了一批批大师莅临讲学，是他的分外之事。令我心动和刮目相看的是郭沫若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和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学者兼长者，对科大学子们的那腔慈父般的殷殷挚爱之情，以及由此为科大播下的那颗至今仍令人间温暖向往不已，并一代代传承的师生之谊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