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簸在吉普车上，看窗外飞尘不断掠过，脑子里闪现出各种音乐类型的音响，中国的、外国的、佛教的、现今新疆特点的……几千年前的音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所知道的都是云里雾里的，那是后人凭想象揣测前人的音乐类型，企盼丝绸之路上的神灵能够给我指点一下迷津。

麦克风捕捉着丰富的音响，或者说是那些音响的闯入：细沙和风、轮胎和柏油路、马蹄

和碎石、歌曲和陌生的语言、发动机和飞扬的麦粒、农器和土地、砖头和水泥、铁皮桶和流水、草叶和草叶、翅膀和树枝、牛和叹息、镰刀和根茎……

阳光下的铁门关依然威严屹立。打开录音机，耳机中传出风吹树叶的哗哗声，小河流水的叮咚声，四周很空旷，听着自然界给予的最朴素的声音礼物，心中很舒畅，人也极其放松，隐约中好像听到了飘自远方的碰铃的声音，我静静地站着，耳朵充分地吸纳着这一切，心中急切地想要捕获到这根细线，并随着它的痕迹而依附上去。渐渐地，《序篇》的音乐动机持续地出现在了脑海里，我在心中暗暗地感激冥冥之中的指引。随着采风的步伐不断地延伸，《一个人的龟兹》、《草原石头记》等音乐动机陆续跟进了上来，因为在实地采风，它所带给你的灵感的启发，心灵的感受，视觉上的满足感，绝不是坐在家中所能够想象到的。在库车，行走在鸠摩罗什所走过的地方，我的心中充满虔诚。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细枝末节，在此显得如此弱小，心灵以及想象力的超脱，可以说胜过了一切。在《一个人的龟兹》这段音乐中，也许只需要有碰铃声和淡淡的背景就足够了，其他的音乐元素都显得有些多余。为了片子中经常出现的碰铃声，韦大军贡献出了自己的小收藏——一只铁制的寺院小钟。录音师张小安拿着小锤在小钟的上上下下敲了很多次，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发音点，于是片子中就有了那沉静、致远的美妙铃声。在库车农村老乡家中，朴实的维吾尔族农民，热情地招待着来客，端上他们所能拿出的所有美食和水果。我们坐在铺着毯子的凳子或者土炕上，被他们质朴的热情感动着。来自所谓大城市的半麻木状态的我，就像小时候回到农村姥姥家一样渐渐随意起来。随处显现的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笑容一直挂在他们脸上，我内心的害羞、矜持和冷漠被一层层剥去，音乐声和歌声响起时，我才发现自己心灵深处最需要的是什么。

现代化的发展在给新疆农村带来了方便的同时，也使得安静离农村越来越远，想要采录一段安静的素材也变得愈来愈难。乡间不间断的摩托车声，田间拖拉机的轰鸣，使得刚刚放松的心灵，习惯性地机警了起来。只有到了僧侣们修行的洞窟，方感他们的用心和决心，短暂的修行可以养心，长期的修行又岂是普通众生所能够坚持的。在录制了一大堆数码录音带后，从中选择了几段干净的素材，放在了《生与死的楼兰》、《和田寻宝》和《吐鲁番的记忆》这几集之中，让最质朴的音乐元素和乐队融合在一起，互相依托，相互交融。什么时候听到，就会使我想起这一次难忘的采风之旅，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本想乘这次机会将新疆全部走遍，然而皮肤又不肯帮忙，每日走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沙丘中，虽能将头部身体等部位遮住，但带着手套录音实在不方便，于是赤手上阵，不料强紫外线照得手部起了密密麻麻的小水泡，又红又肿又痒。还是韦大军催促和他一起打了点滴，吃了几种药，方才使人脱离焦躁，安静了下来。素材录制得差不多了，手部也不能再照射强烈的紫外线了，收拾了东西，决定回京。上飞机后，突然有点感伤，通常在做一件工作时，会有很多想不到的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常常需要鼓励自己，也希望工作能够早点结束。但是一旦到了要结束的时候，又觉得有点舍不得，好像当时也没有怎么累，怎么苦。并且是和好友们一起工作，多难得。哎，这是怎么了？我问自己，也许是从事音乐行当，也许是随着年纪增长，人也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起来。

到京后，整理一下思绪，把没有完成的工作排列了一下，开始了其他几段音乐的创作，最后，回到了刚开始的那个直觉……平静并且具有温暖回忆感的一段，那就用在主题曲上面吧。于是，有了现在这张新丝绸之路的音乐碟。在国际电视总公司组织的看片会上，王心一问我，在这张音乐CD中有没有遗憾的地方，我说：“从进入音乐领域以来，我还没有过不留遗憾的作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每一次我都会尽我所能。”

 感谢神灵的保佑！

 程 池

发现与掩盖

 ——导演手记

１还在上学时，《丝绸之路》是专业课上必看的片子。王纪言先生是那个片子的导演，授课的时候已经是系主任。他对每一个镜头都记忆犹新，可以精确到当初拍摄时的每个数值。那种经历激励着我，探险的欲望暗自涌动。

当我们带着地图、水和一大堆摄影器材踏上丝绸之路时，与王先生他们的探险时期相隔了25年。对纪录片而言，周期与跨度似乎非比寻常。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前言：这部作品历经了7年、10年、70年…… 它可能使另一些摄者因为操之过快而感到不安。这也包括我。往往会自问：在一个地点，用25天拍摄，是否太快了？我怎样才能将时间绷得持久些呢？

２初到一个陌生的地点，摄者与被摄者之间完全陌生。有时我们会对自己的闯入行为与镜头肆无忌惮地瞄准感到歉疚。尤其在一些宗教场合，或别人并非愿意配合的时候。但是拍摄情况总体来说还算顺利，即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些少数民族的居民在镜头面前很从容，表情和用语与拍摄前并无差异。细想起来，似乎只有汉人的杂念最多，这和民族性格不无关系（如果要分析原因，那将需要一本书的容量）。汉人面对镜头常常很不自然，即便是孩子也是如此。当他（她）意识到镜头对准自己时，便本能地变化了角色：措辞和语气同他们平日的闲聊不一样了，都尽可能向主流的新闻稿靠拢。眼泪往往能说明一切，如果有的话，他（她）会用手指在眼角揩拭一下以便确认。那时，汉人摄影师一定会迅速地将镜头推上去，捕捉那闪亮的一刻。成就感在摄者与被摄者间建立起来了，而这些约定俗成的默契又将成为许多观者下一次的样板。哈哈！

３有些人干活儿默默无闻，直到让别人惊叹。有些人干活儿则处处标榜，但旁人可能并不以为然。前者的境界高，但不容易做到；后者较为低级，却比比皆是。干电视的主儿总喜欢两者兼而有之，嘴上谈着创作过程的艰辛，心里等着或真或假的赞许。我们自然也一样。

我们的和田组忍受了缺氧的奇特经历，在玉石源头的穆士山巅获得了大量纯净的镜头，他们下山的时候是快乐的。吐鲁番组在８月的盆地拍摄时，每天沐浴在摄氏47度（地面温度摄氏70度）的热浪中，当他们返回摄氏33度的城市时是快乐的。楼兰组在罗布荒原度过了野人般的日子，当他们再次用自来水时是快乐的。黑水城组呼吸在沙尘暴的源发地，当他们回到空气指数属轻微污染的北京时是快乐的。向常年生活、工作在以上地区的人们致敬！他们就在那儿活着，一年、十年、一辈子，无所谓默默，也无所谓赞许。

４当你认真地看丝绸之路（中国境内）上的遗存时，可能会认真地想象它原先的样子。如果再认真些，便希望多了解一些“丝绸之路”。而那些保存得非常完好的被称为极有价值的文物并不在我国。阅读一下20世纪初中亚探险家的著作，你便知道那些文物是怎么出去的了。于是，你可以依照西方书籍描述的细节去寻找、对照失去文物的遗址。这令人联想到埃及人从西方的书籍中学习埃及的历史。这样，当你游荡在古代西域的遗址时会突然怅然若失。

至今，那些身在异国的绝大多数文物保存完好，成为13个国家博物馆的珍贵馆藏。对我国的认真者而言，欣赏或研究它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了，我们可以用“人类的遗产”这句经典词汇来安慰自己，尽管西方的遗产从来不可能与东方人分享（门票除外），同为西方国家，德国的遗产也不可能与俄罗斯分享。如果将掠夺理解为拯救，那么中国的考古者有没有权力去拯救庞贝或德累斯顿呢？世界的逻辑永远由子弹说了才算数。

对古老的丝绸之路而言，回避近代史是不可能的事情。西方人对掠夺的文物所采取的研究与保护干得十分出色，这个事实往往会加剧我们内心反反复复的矛盾。难道这种矛盾不是贯穿在我们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上吗？在霍普科克的《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里有这样的话：“也许，原先拥有这些文物的中国将来会提出文物归还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的拥有者）也许会这样问：难道这些文物在过去大规模地从丝绸之路上搬走时，中国政府为阻止他们做了什么工作吗？甚至可以说，当地官员们还真的给这些考察家们很多帮助，特别是对斯坦因。”

事实是，在当时，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和勒柯克们拥有许多当地的帮手，中国地方官员们根本不知道那些被称之为文物的破烂货和自己的文化有什么重要的关系。望着探险者在自己家里苦干的身影，官员们倚在门口数着钱，脸上露出亢奋的微笑，心里嘲笑道：这些白人真傻比傻子还傻。像噩梦一样，醒来时，我们或许会庆幸这样的故事只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

５有个画画的人叫王征，人很瘦，面色不太好。我们在库车相识的时候，他正猫在幽暗的石窟里临摹壁画。交谈是从互相交换香烟开始的。

库车的古代名字叫龟兹，在中国，最早的石窟寺就开凿在龟兹。那里的佛教壁画非常多，保存至今的画面正随着各种原因褪色、脱落、消失。所有的壁画都出自苦行僧之手，不同时期的画家们分别来自叙利亚、龟兹、回鹘和中原。

王征在那里一画就是９年。水壶里装着清水，行囊里揣着馕。一个人的石窟是一个很静的世界，光线无声，壁画无语。当时间把这份清净拉得很长时，他会感受到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那时，1600年的时空悄然收缩了，在石窟里，古代画家仿佛就坐在他的身边。他不仅熟悉了当时人们作画的复杂原料，更重要的是领悟了那些千回百转的细腻笔触与握笔人虔诚而聪颖的心智。这是灵魂的接触。佛经说，为接近智慧，宁愿远离人间欢乐，独处于寂寞深山……王征不是佛教徒，却接近苦行僧。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和运动，他的身体很瘦弱。我想到

那些同样很寂寞的狼，当它与他在荒山中偶遇的时候，一定会对眼前的这位画家犹豫不决，吃，还是不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次见到王征是在北京的新疆饭店。来自美术界、出版界和媒体的头头脑脑欢聚一堂，为王征的画集出版搞一个庆祝饭局。大伙肯定着王征的骄人业绩和精神人格，一致要求他说几句。王征不善言谈，他举着白酒杯一摇三晃，对大家鞠了一躬便一口干了。我琢磨，那一大杯烈酒在他并不结实的胃里要折腾几天呢？当欢乐来临的时候，所有苦难都被麻醉了。

６西安总是让人条件反射似的想起秦、汉和唐朝。有一回在西安的大城墙下，我用半天时间听秦腔。演唱的人们都不是专业出身，平时干什么的都有，他们清晨聚在一起，就当是晨练了。冬天里，唱的时候，从腹腔运足了能量，向冷的半空喷发出热浪，那白色的气体在灰墙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有一位老头长得特别像列宁，只是胡子茬是白色的，硬得像铁丝。他个子不高，人也单薄，一件蓝棉袄敞开着。他那一吼呀，身后的瓮城都嗡嗡作响。

说真的，秦腔那动静着实把我镇住了。据说这种唱法起源于秦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得很早。关键是，这动静只能是来源于常打胜仗的人群。就中国军事史而言，也只有这块地方最少吃败仗，不曾被异族占领过。有着经常出征和经常凯旋历史的地方所演变出来的发音方式一定比那些常被占领或破罐破摔的地方演变出来的发音方式有气魄得多，这自然包括地方戏曲的发声方式。诗人海子写道：汉族的铁匠打造的铁柜里装满了不能呼喊的语言。这诗句被强插在这里，作为我们对民族性格史的一种联想，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７沿着骆驼的足迹，最终找到的可能是骆驼的尸骨。扫去遗迹上覆盖的沙土，最终看见的可能是曾经鲜活的生命。在丝绸之路上，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韦大军

在西安的城墙下，每天都有唱秦腔的人。演唱的人们都不是专业出身，平时干什么的都有，他们清晨聚在一起，就当是晨练了。冬天里，唱的时候，从腹腔运足了能量，向冷的半空喷发出热浪，那白色的气体在灰墙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秦腔是这个城市声音的一部分，高亢、有力量，带着绝对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源于这座古城骄人的历史。

西安城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古城。现在的老城是明朝在唐代与宋、金、元代城墙的基础上建造的。明朝于公元1369年将这个城市改名为西安府，从此西安的名称沿用至今。

西安，从汉代开始被称为长安，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曾经有无数支商队从这里启程，向着已知或未知的西方世界踏出万里征程的第一步。

长安城在唐朝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遥想当年，许多人将长安行作为自己人生一大梦想。来长安的中外人士怀有不同的目的：求学、传教、经商或定居。他们当中有些人，只是为一睹这座世界级的繁华都城，而背井离乡，不远万里，费劲周折。

在西安及周边地区的任何一个地面进行施工都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下面深深浅浅，错错落落的埋藏着中国的１３个王朝的古都。在这些王朝形象的积淀中，唐代长安城正时时显露出它巨大的身影。那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市呢？

1387年前，大唐王朝将京都设在这里，一位名叫阎立德的建筑大师在隋朝大兴城基础上重新设计了长安城。在长达289年的日光岁月里，长安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城。

唐代京都长安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外郭城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米，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它不仅是丝绸之路另一端罗马城的三倍，而且是现存明代西安城的七倍多。那时的长安城人口已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宫城居都城北部正中，为规整长方形，周长8600米，面积约4.4平方公里。太极宫位居宫城中央，宫城东部为太子东宫，西部为宫女居住的掖庭宫。皇城位于宫城南面，平面成规整长方形，周长9200米，面积5.2平方公里。南面正门朱雀门与承天门及外郭城的明德门在一条线上，长安城中最重要的朱雀大街就因此门得名。这条大街的宽度有150米，即使是今天的城市也罕见如此宽的街道。里坊是居民住宅区，各坊均有名称，平面呈成正方或长方形。外郭城也叫京师城，一共建有１３个门。

南面的正门叫明德门，在隋朝称作太阳门，唐朝时重新修建。在长安，它是最宏伟的城门，一共有五个门道，两旁门道为平时官民出入通道，中间一个门道仅供皇帝通行。公元907年，明德门与长安城绝大多数建筑不幸毁于战火。当时的明德门可能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借助电脑动画再现了那座宏大的城楼：秋天的一个清晨，长安城的所有大门都在承天门的鼓声中开启了，明德门像往日一样开始了喧闹的一天。许多满怀憧憬的人们从这里踏进长安，求得发展。也有一些甘愿远离繁华之都的人从这里走出，去寂寞的远方寻求自己的理想。

在长安城一条街道里，一位名叫玄奘的僧人正为一个遥远的征程计算着出城时间。他的西游申请在当时没有获得当朝皇帝李世民的批准，所以没有得到出国的护照，只好乔装打扮，混迹在众人之间匆匆出城。那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僧人的目的地在哪里，也许连玄奘自己也不清楚前面的道路到底有多少艰险。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一人一马独自经过兰州、凉州、瓜州、玉门关、伊吾、高昌、龟兹，取道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以他非凡的毅力历经三年，行程两万五千公里，最后抵达时称“天竺”的佛国圣地——印度，并花费整整10年时间在那里求学。公元645年，玄奘携带8尊佛像、657部梵语佛经以及佛祖舍利回到大唐王朝。当他抵达长安时，当朝皇帝李世民与百万市民倾城出动，迎接他西天取经归来。

在那时候，玄奘一定不是唯一的一个怀着理想踏上西去旅途的僧人，只是其他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最初的愿望吧！

公元648年，大慈恩寺落成。玄奘在这里担当首任主持，并开始率领众僧全力翻译从印度取回的梵语佛典。在这次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中，一共译出佛经1335卷，远远超过了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义净与竺法护五人翻译佛经的总和。在长达１９年的翻译岁月里，玄奘两次谢绝李世民请他还俗辅佐朝政的要求，一直到公元664年他在长安圆寂。

玄奘亲自设计、督造了大雁塔，这是唐朝古都内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座大型佛教建筑。25年前，大雁塔还是全西安最高的建筑物，如今它已经被淹没在周围林立的高楼之中了。那么，大雁塔从前的面目又是什么样的呢？

公元625年，玄奘建造大雁塔的申请被朝廷准许。最初的建筑图样是模仿印度最著名的、也是唯一的礼佛高塔，名叫“佛陀伽耶”，汉文译为“大觉塔”。

玄奘法师按照印度塔的图纸建造的大雁塔原本只有5层，高达60米。后来，唐高宗李治觉得这座印度式样的建筑与长安城的总体建筑风格比起来有些不协调，于是进行了改建，大雁塔被加高至９层。公元704年，唐朝又对大雁塔进行了第三次修建，武则天打破了唐朝佛塔业已形成的阳性奇数层高的惯例，将大雁塔加高增至偶数１０层。公元931年，五代时期的后唐王朝对大雁塔进行了第四次改建，大雁塔再次被恢复到７层。公元1604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大雁塔被第五次修建，这是一次重大的维修加固工程。在维持了唐代塔体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对外表完整地砌上了60厘米厚的包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饱经沧桑的大雁塔，塔高64.5米，塔基底边长25米，占地面积2061平方米。

相传古印度阿育王为弘扬佛法，将释迦牟尼的四升舍利子分别盛放在８４０００个宝盒里，供奉在世界各地的８４０００座阿育王塔内。在中国，一共建有１９处阿育王塔，法门寺塔是第五处。从唐高宗以后的８位皇帝每隔３０年就会开启一次法门寺地宫，并将佛祖指骨舍利迎入皇宫中供奉。公元874年，皇室下令关闭法门寺地宫，唐朝历次供奉的数千件稀世珍宝连同佛指舍利一同被埋入地下。在此后的1113年里，法门寺地宫从来没被开启过，渐渐为人们所遗忘。

1987年4月3日，陕西省、宝鸡市和扶风县的考古者准备修护宝塔。他们在清理到塔基2米深的地方时竟发现了传说中的地宫入口！地宫里的四枚佛指舍利以及金银器、琉璃器、秘色瓷器、丝织物品、石刻、漆木器共计2499件，在尘封一千余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四枚佛骨舍利被认为是世界上仅存的佛祖真骨舍利。

那么，这四枚舍利在地宫被发现的时候是放置在哪些位置呢？

第一枚舍利在地宫后室，它安置在唐懿宗李漼赠送的八重宝盒内。八个盒子一层套一层，给人一种繁复、神秘的感觉。第二枚舍利安置在地宫中室灵帐之中的一个精美的铁盒子里。第三枚舍利安置在地宫前室的汉白玉阿育王塔中。然而，这三枚佛骨全都属于供奉舍利，古称“影骨”，是制造精细以假乱真的替代品，并不是真正的佛骨舍利。那么真正的那一枚佛骨在哪呢？公元874年正月初四，当佛骨被皇室送回法门寺准备封闭地宫时，法师们担心佛骨在将来会有意外，斟酌再三，决定将三枚酷似真骨的影骨以贵重的宝盒层层相盛，放置在显要的位置上，而将真骨安放在隐秘而次要的地方，可见其用心良苦。考古者终于在地宫后室的小秘龛里找到了它。

这枚真骨出土时，表面有一些粒状分冲物。佛骨长四厘米，上齐下折，色白如玉。这枚佛骨出土于1987年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正好是释迦牟尼降生的第2552个诞生日。

在法门寺地宫的皇室供奉物品中，藏有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供奉的丝绸衣物和纺织品700余件，其中织金锦是现在存世最早的实物之一。丝织品包括了绫、罗、绸、缎、绢、锦。这些丝绸衣物是丝绸的原产国用顶级的面料和最高超的手艺缝制而成的，它们出土后，经过了特殊处理，最大可能地恢复了原先的弹性。其中一条红色的裙子不知是哪位皇帝赠送的，它是惠安皇太后穿过的，还是武则天曾经使用过的呢？

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人们并不只限于中原的汉族人，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胡人也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园。那时，在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队是由中亚粟特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到处都能看到粟特商胡活跃的身影。

粟特人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国一带。在粟特地区分布着众多城邦国家，唐代史官称它们为“昭武九姓”。“九姓”只是言其多，中亚并非只有９个国家。这些粟特王国中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康国地盘最大，另外还有以安、曹、米、何、史等姓氏为名的城邦国家。在中国的汉唐时期，许多擅长经商之道的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东行长安，有些人从此便移居中国。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的经商、生活与仕途的情况渐渐被封存在大地之下，成为遥远而神秘的话题。

21世纪初，北周年间的三座粟特古墓相继在西安发现，它们包括：2000年在西安市郊井上村发现的安伽墓，2003年在西安市郊炕底寨村西北发现的史君墓，以及2004年在西安北郊坑底寨村发现的康业墓，它距离史君墓仅150米。粟特人在长安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状况突然集中地呈现在今天人们的面前。

粟特火祆教徒有自己的一套丧葬礼俗：死者遗体先让狗吃过，只剩下尸骨后，再以火焚烧，然后装进长约50厘米的名为“纳骨器”的陶罐中。

但是在西安发现的粟特墓葬中，墓葬的形制却是与同时期中原的墓葬形制是一致的。石板拼制的棺椁都是中原的明堂样式，明堂里面，供墓主人安睡的是由石板拼合而成的汉族传统的床榻。为什么这个阶段的粟特人放弃了本民族的葬具而使用汉族传统葬具呢？当许多粟特人移居中原以后，其墓葬习俗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发生变化。因为石头材料的棺椁和床榻比木头材料的葬具更接近他们传统的纳骨器材质，所以在西安被发现的粟特墓葬中都无一例外的是石制葬具。西安出土的这三座粟特人墓葬中，最能反映其本民族信息的便是一系列石雕石刻的图像。

康业墓的墓主人在下葬的时候安睡在石板制成的床榻上，床榻的三面围屏以线刻图画展示了他生前的活动。在方形石板上镌刻的397个魏体文字的墓志铭讲述了墓主人的详细身份。墓主人姓康名业，据说是中亚撒马尔干城康居国王的后裔，在中国曾担任过车骑大将军、雍州呼乐、甘州刺史等职务，大周天和六年去世。史君墓的墓主人姓史，曾在甘肃武威担任凉州萨保，北周大象二年去世。他的故乡应该在撒马尔干城之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安伽墓的墓主人曾在中国历任大都督、同州萨保。从姓氏和籍贯看，他的故乡应在中亚粟特城邦——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

“萨保”本为波斯拜火教或称“琐罗亚斯特教”的教长，随着拜火教在中国的流行，后来进入中国百官。在中国任职的萨保由中央政府册封，负责管理在华旅居的胡商并主持拜火教祭祀活动。这三位墓主人生前都曾在中国做官，史君和安伽生前还担当过萨保的职位，可见他们在胡人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粟特人信奉的宗教是起源于波斯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其教义认为，火象征了神的绝对

至善，对火的礼赞是教徒的首要义务，故称“火祆教”或“拜火教”。在粟特人的古墓中，往往会有表现点燃和保存圣火的图像。点火的祭司多是半人半神的形象，他一定是戴着口罩，以免玷污神圣的火焰。

康业墓的石刻内容以墓主人生前会客和出行的情况为主，人物的形象具有汉人的特征。

男主人身着汉式官服，他会见的人是同样身着汉式服装的宾客；女主人及周边侍从从服装到发式都是中原汉族妇女的样式。他们居住的环境是中国样式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每幅画的画面都以较大的空间刻画了山水景象。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的人物实际上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图像上的人物也许是墓主人的祖辈，也许是来自故国的粟特族亲戚。奇怪的是，康业墓没有表现本民族的祭司与圣火的宗教图案，中原汉文化因素倒是显得格外突出。

安伽墓的墓志铭由工整的汉字记述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在安伽墓的墓葬门额上，一幅表现圣火点燃仪式的图画显得非常突出。与康业墓图案有很大区别的是，墓葬围屏所呈现的人物装束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虽然也有在中原建筑之中接待客人的内容，但更多的是表现墓主人或他的祖先生前狩猎、出行、饮酒和野营的经历。画面中的人物身着胡服，与中原服装的款式截然不同。墓主人生前喜欢在郊外的敖帐中休憩，敖帐旁边，这个舞者所展示的身姿是典型的胡旋舞，在长安，胡旋舞在宫廷中倍受青睐。尽管安伽墓中的石刻流露出明显的胡人色彩，但是所有人物的面孔却并没有刻意地突出高鼻深目的胡人特征。

而在史君墓的石刻上，粟特人的宗教观非常翔实地体现在生与死的细节中。墓志铭分别用汉字与粟特文字镌刻，汉字刻写得并不熟练，并且有一些错字和别字，也许史君本人或聘请的本族石匠对汉字的书写并不娴熟。但是石刻的工艺却相当出色，石匠遵照顾主的意愿从容而精确地雕刻出每一个细节：一个人首鸟身鹰足的祭司正操办着点燃圣火的仪式。他高鼻深目，戴着口罩，头上系着的丝带向后飘扬着。石刻中所有人的面孔都不是汉族人的模样。画面内容除了表现传统的狩猎、出行和宴饮场面之外，还带有与粟特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内容，比如粟特人固有的生死观念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拜火教徒相信，一个人死后，其灵魂在４天内还会停留在死者的身上，第四天进入裁判之桥，如果这个人的灵魂是善的，那么接待他的将是美丽的少女。死者生前的功过将决定他是被送入天堂还是地狱。恶的灵魂在通过裁判之桥时如履尖刀，所以将坠入地狱。在史君墓的石刻上，粟特文化色彩显得十分浓郁。

康业下葬的年代比安伽早８年，比史君早９年，从时间上看应该更接近粟特本族特点，但是从葬俗和刻画的内容上看，康业的汉化程度却远远高于前两者，而安伽的汉化程度又略高于史君。为什么下葬时间越晚的人反而汉化程度越少呢？原因是，史君是第二代到中国定居的移民，安伽是第三代移民，而康业祖先的移民史更早于前两者。所以说，整个家族或部落入华时间的长短是决定墓葬图像中粟特因素与汉族因素比例的关键所在。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他们长途奔波于东西两端，将商品提供给需求的一方，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同时担当了文化传播的角色。当他们的一部分人重新选择自己的居所和归宿时，京都长安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有如此开放的态度呢？自从西汉的张骞打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拓展了原本封闭的视野，贸易与文化的交流频繁的往来于丝绸之路上。开放的唐朝以追求新奇为时尚，从而表现出对异国文化的强烈兴趣，这既是唐代的对外态度，也是唐朝皇帝自信心的充分表现。

那时的长安，流动着不同种族的人群。在名为西市的地方，处处可见西域的妩媚风情。文人们喜欢到胡人经营的酒楼吟诗作画，畅饮西域的美酒。李白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绘西市中的胡人酒家：“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唐朝女子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在长安城，穿着胡服是一种时尚，尤其是城里的贵族女孩子甚至穿上男式服装招摇过市。强大而繁荣使唐朝人不再像从前的祖先那样鄙视或敌视异域文化，他们以一种强烈自信的大国情怀，广泛接受来自远方陌生而新鲜的事物，并且逐一融入自己的古老文化之中。

 出于对知识和贸易的渴望，许多肩负重任的使者和探险家穿梭于漫长的通商之路，寻找着东西方交流的渠道以及产生对峙时的解决方法。

那时，许多西域和南海国家派出使团来长安城觐见大唐皇帝，这使得长安城热闹非凡。那时负责对外事务的宫廷大臣们要熟悉多种语言，每天忙于安排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使者，工作量异常繁重。

唐太子李贤墓的壁画是按照外国使者所在国的方向绘制的。其中的一幅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左边的三位唐朝鸿胪寺也就是外交部的官员正商议着接待远方客人的事宜，而右侧则站立着三位分别来自东罗马、高丽和室韦的使者。东罗马，在中国史书中称“大秦国”，它分明在西方，大约是因为这位东罗马使者是从海路来华的，所以和东方国家的高丽、室韦使者一起被画在了墓室的东壁。

在武则天及唐高宗的陵墓前，伫立着６４尊藩臣石像，如今只剩下６１尊。他们所代表的是唐朝的盟国或友好邻邦。在唐帝国鼎盛时期，这些国家的使臣每年都会带着礼物来到长安，那些珍奇异兽让一路上的人们大饱眼福。

那时，抵达长安的外国人或来自欧亚大陆腹地，或需要远渡重洋。

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角色。从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里，日本一共派出19次遣唐使，实际上到达中国的有15次。每次遣唐使的人数都在200名至500名不等，同时还有10名至20名留学生和30名至70名留学僧。遣唐使船总共派出48艘，其中沉没的有12艘以上，仅有一次没有发生重大的伤亡事故。2004年，西安发现了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这块墓志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明确“日本”国号的标记。

日本遣唐使团、留学生和留学僧的活动大部分以长安为中心，唐朝政府支付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

将近300人的日本留学生在长安的太学、国子监内学习，他们的留学时间往往长达10年至30年。在长安苦读17年的吉备真备回国后担任了日本政府的右大臣，他采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成为日文新体文字。

日本留学僧总数比留学生多两倍，他们在长安各大寺院寻师求法。空海和尚是日本佛学界“入唐八家”之一，在青龙寺学习密宗，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密宗。他根据汉字草体创造了“平假名”，也成为日本新体文字。

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归国时携带的中国书籍多达16000卷，大约占唐朝官方藏书总数的１／４！

从长安回乡的人们对大唐首都的建筑艺术同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长安城建筑宏大壮丽，为世界罕见。

古代建筑，尤其是国都的大型建筑往往就是一个国家国力的反映。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足以支持它兴建众多庞大的地面建筑，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在描绘这些图样时无不抱着傲视群雄的心态，因为他们的身后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

由于以图像记录的唐代建筑少而又少，所以一块石刻图像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在碑林博物馆，一块反映了唐代宫殿布局的石碑残片被反复拓印的原因。

在唐长安大明宫内，规模最大的宫殿是麟德殿。麟德殿建于公元664年～665年间，毁于公元886年，使用和存在了大约220年之久。这座宫殿位于皇宫区西北部，大明宫西正门——右银台门内北侧，由三殿、两楼、二亭组成，是一个三殿串联二层楼阁的组合建筑。

麟德殿的结构很特别，是中国古代唯一座三重殿建筑形式，这个唐代建筑的经典之作，是唐朝皇帝举行宫廷宴会、观看乐舞表演、接见番臣来使的主要场所。唐代宗曾在此一次宴请神策军将士3500人。当时，唐代的官员都以能出席麟德殿的宴会为荣。公元703年，武则天在这里接见并设宴款待了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这是他第八次作为遣唐使来到长安。粟田真人在日本文武天皇时期的官阶是“朝臣”，职务相当于户部尚书，这一次他带来的许多地方特产让武则天很高兴，于是女皇便在麟德殿赐宴并授予了粟田真人“司膳卿”的职位。

考古者在大明宫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勘探，现已探明大明宫的面积为3.2平方公里，规模之大，是北京明清故宫的4.5倍。含元、宣政、紫宸三殿是大明宫的主要殿堂。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造于公元663年，皇室在经过实地勘查和风水占卜后，就将数以万计的工匠集结到长安，大量有千百年树龄的珍贵木料被源源不断地砍伐并运送进来了。

含元殿建成后，唐高宗李治便正式在大明宫听政。此后２００余年，含元殿主要用于皇帝受册典礼、派遣使臣和举行阅兵仪式，大唐帝国的荣誉将士经常在出征或凯旋时在此接受检阅。站在地势高敞、视野开阔的含元殿向南，可以眺望到整个长安城。诗人王维曾经亲历过这座建筑朝会时的盛大场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含元。”想当年，这里就是中国的中心。

这个世界级的都市在经历了289年以后开始从历史中淡出，而它的光辉却始终照射着很远的将来。

公元前139年，西汉使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亚探险家张骞的马队就以长安为起点，开始向西方未知的历程迈出了脚步。今天，当人们俯瞰丝绸之路的时候，仅仅一瞬间，便是2143年。

韦大军

去过喀什的人，一眼便能认出这是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它是这座城市的标志。

这是一个做礼拜的日子。黎明时分，阿訇便登上高耸的“穆那”，开始召唤如同大地一样刚刚苏醒的教民。

艾提尕尔清真寺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声音从没有改变过。

喀什，有着波澜起伏的历史。从喀什向西100多公里便是中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也是通往西亚和欧洲的唯一陆路通道。这里平均海拔在3600米，地势险要，在历史上它曾阻挡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进的铁骑，使其只能在印度次大陆横行无忌，东汉时期，它又限制了班超出征的步履，将这位古代将军的梦想禁锢在了塔克拉玛干周边地区。然而，自然条件的险恶并不能阻挡住文明的往来，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其副使甘英就曾跨越这片高原，将文明的信号首次以政府间外交的形式传递到了波斯湾一代，唐朝的时候，玄奘法师历经磨难，从这里走上了印度次大陆。

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衰败，当时被称为疏勒的喀什一度为吐蕃人占领，但是很快就被中亚新崛起的喀拉汗王朝兼并，喀什成了喀拉汗国的两个首都之一。在博格拉哈拉汗统治时期，喀拉汗王朝通过中亚萨曼王朝而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使喀拉汗国成为了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国度。随着喀拉汗王朝向东扩张，导致具有千年文明史的讲印欧语系语言的于阗人皈依伊斯兰教，开启了塔里木盆地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历史巨潮。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喀什这个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显赫一时的城市也渐渐归于平静。直到19世纪晚期，当现代地理学之父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后不久， 英、俄两个当时世界最大的帝国同时将目光聚焦到这里，使喀什这个随着丝绸之路沉寂了几个世纪的城市再一次热闹了起来。

１００年前的英、俄两国政府为什么要看好喀什？地处亚洲腹地的喀什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喀什又做了些什么？

丝绸之路南道与北道交汇于喀什，并从这里继续向西延伸，翻越险峻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再从克什米尔向西踏上通往西亚和欧洲之路，向南则进入印度次大陆。

喀什之所以被觊觎，正是由于它重要的战略位置在那个时代的凸显。

1882年，沙皇俄国为了实现其南下的战略目的，并在南亚建立出海口，以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的英帝国的抗衡，用阴谋的手段在这座城市建立了领事馆。英国人对俄国人的企图自然心知肚明，仅在过去的100年里，俄国就以平均每年5万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张着自己的版图。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2年曾经毫无忌惮地叫嚣：“只要我们的旗帜飘扬到的土地，不管在哪里，它只有臣服于我们。”俄国人的举动实际上已经向世人表明：它争夺的目标是中国的新疆，还包括整个南亚次大陆。

面对如此重大的国家利益，英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俄国人的如意算盘得逞。1890年，英国人在距俄国领事馆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建立了时称“游历官”的领事馆。于是，英、俄两国在中亚丝路的“大争夺”开始了。

正由于喀什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场争夺的焦点。然而，让英、俄两国始料不及的是，这场争夺竟拉开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序幕，而喀什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复兴的起点。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喀什——这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十字路口，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每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印度、俄罗斯以及伊朗等国的商人、商号随处可见，他们交易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在喀什城东门，还有一处有名集市，“礼拜天大巴扎”。几百年来，每逢礼拜天，这处巴扎便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当地居民和外埠商人云集于此，交易着来自于新疆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土特产。

100多年前，星期天大巴扎的贸易量也许比现在要小得多，但却是环塔克拉玛干地区的经贸中心。这是英、俄两国当年在喀什展开争夺另一个重要原因。商人们在巴扎中交易着物品，而英、俄两国的政客们则在领事管里交易着情报和良心。

英俄之间的那场争夺实际上是一次漫长的情报战，双方除了雇用当地人攫取情报外，还利用欧洲其他国家的“探险家”为他们服务。为了争取这些探险家，双方都对他们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

1894年，一位特殊身份的探险家第一次来到喀什，他就是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是来中亚做地理学研究和测量的。俄国领事馆首先接待了他，还特意举办了晚宴。

英国领事也应邀出席。由于英国领事拒绝食用俄国人提供的食物，并表现出了对俄国领事的傲慢和藐视，曾使得晚宴一度呈现出尴尬的局面。英国人这样做似乎是怕俄国人在食物中下毒，但是真正的原因则是为了忠实地传达自己国家的外交姿态。

赫定博士在这次欢迎晚宴上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他的为人向来圆滑，这丝毫不像他的地理探险风格，坚定而果断。

４年之后，斯文·赫定又一次来到喀什。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呢？４年前，也就是1894年，斯文·赫定曾经来过一次中国，从中国维吾尔族老人那里，赫定也听说了很多关于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神秘城市和这些古城遗址里埋藏有巨额财富的传说，他一定要找到它们！这才是赫定此次新疆之行的真正目的。至于喀什、领事馆、情报战、大争夺等，在他看来于己无关。

赫定青年时代对探险就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在喀什完成了探险前的准备工作后，喀什便在他的心目中消失了，以炽热激情投入沙漠探险中。他曾这样说：“我们行进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道路上，我感觉到想要深入，其中的诱惑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我简直没有反抗它那种神秘魔力的能力。”

1895年2月17日是斯文·赫定的生日。这一天也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他不顾残冬的严酷和俄国领事的劝说，带着探险队离开了喀什，前往叶尔羌河流域。4月10日，他再一次不顾别人的劝说，离开叶尔羌河右岸的麦盖提村，一头扎进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赫定探险队在进入塔克拉玛干１５天后，灾难降临了，他们断水了。连续５天，探险队员完全依靠他们带去的公鸡血、骆驼尿来补充身体必需的水分，直到公鸡和骆驼相继死去。这个时候的赫定才明白“喀什”是什么——在这块毫无生命迹象的土地上，喀什就意味着生命。来自喀喇昆仑山、天山和帕米尔高原丰富的雪水滋润着它；充足的水量使那片冲积平原物产丰富，它是生命的城市！

然而，他醒悟的太迟了，他的队员已经有两人死去。赫定懊悔极了，他本可以把队员带回到喀什，但是因为自己的偏执，竟落到了这步田地。此时的斯文·赫定只想回到喀什。

然而，赫定并没有向喀什走去，他凭借着扎实的地理学知识，带着队员向沙漠的更深处走去，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找到了和田河。斯文·赫定战胜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就更坚定了他要找到塔克拉玛干被沙埋没的故城的意志。

赫定现在彻底理解英、俄两国的这场争夺了。俄国在喀什设立领事馆之后，英国人最担心的是俄国人在这片沙漠绿洲中建立起强大的后勤基地。如果俄国一旦并吞喀什，那么当大军出发进攻印度时，这里就会成为俄军最理想的补给地，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担心，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还可能成为英帝国和整个世界今后走向的十字路口。

为了在与俄国的争夺中占据优势，英国人还认真研究喀什的历史和文化，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高台民居这片古老的建筑群上。那里是居住着喀什的主体居民。

１００多年前的英国人对喀什历史文化的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同凡响的结果，然而同时代的赫定却为我们揭开了喀什的神秘面纱，是他的第二次探险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构成找到了答案。

1895年12月14日，斯文·赫定第二次从喀什出发，去挑战这“死亡之海”。21天后他们到达和田。在雇佣了当地向导之后，赫定一行沿和田河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当地向导把他们带到了古代于阗国的一座故城，简单的发掘就使他大喜过望——这就是他找寻已久的消失的神秘城市！在这里，赫定发掘出相当数量的佛像、壁画、木板画、古代手稿以及古代钱币，它们的数量达５００件之多，他马上命令随从将这些东西装箱运走。当他听说在沙漠的更深处还有一座几乎没有人去过的神秘古城——喀拉墩时，斯文·赫定顾不得自己一整天发掘的疲劳，命令随从立刻赶往那个地方，在喀拉墩，赫定的收获更为丰厚。

在喀拉墩，贪婪的斯文·赫定工作得忘“我”了，他的辛苦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在那里又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面对不同文字的古代手稿和形形色色的文物，回到瑞典的赫定沉静了。斯文·赫定似乎看见了千百年来来往于这条古老道路上的人们，看到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商人和僧侣匆忙走过的脚步，看到了他们的生活和爱情……

今天在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里完整的保存着斯文·赫定当年在和田发掘的文物和在楼兰故城发现的古代手稿。

当年，赫定对这些文物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自敦煌至喀什的环塔克拉玛干古代文明区，此外再没有第二个。

喀什的历史就是世界文化活力的晴雨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这里文化的主流是希腊式的，印度崛起的时代，则是印度式的，中国的汉唐时期则是中原式的，而斯文·赫定看到的则是伊斯兰式的。

斯文·赫定的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也惊动了全世界的探险家。紧随其后，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身份的人接踵而来，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来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来了。其中“收获”较大的还有俄国探险家克莱门茨、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德国东方学家勒科克。

历史的变迁似乎抹去了那场１００年前的大争夺。而这场争夺战对于世代生活在喀什的人们来说，也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直到今天，这里仍然以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为主，沿袭着历史赋予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今天的高台民居还保留着当年建筑的样式，然而居民的观念却与当年当大相径庭。

这些外国人大多来自欧洲。在他们心中，丝绸之路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从前，欧洲人只能从《马可·波罗游记》中间接了解喀什的风土人情。如今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欧洲游客来到这里直接体验丝路风情。他们甚至亲自开着宿营车，带着自备食品来喀什，为的就是能够更加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曾经在世界历史上留下辉煌的十字路口。

如今生活在喀什这个历史十字路口的民居和一些以烧制土陶为业的人们，依旧延续着千百年来的谋生方式。

喀什的陶艺享誉中亚，它的花纹细腻，做工精美，在市场的销售价格甚至高于瓷器，这倒不是因为陶器的实用价值有多高，而是因为这里的陶器，除了烧制出了手工制品的个性，还烧制了喀什和喀什居民的历史和生活，它虽不算不上什么文物，但却是喀什古文化的延续。

我们来到一家制作陶器的作坊。这个作坊的主人，也是大师傅。如今这里出产的陶器上的花纹大多出自她的手。这些手艺，她都是从丈夫那里承袭下来的。然而她的丈夫刚刚在一年前离开了人世。当他提起丈夫，她内心的复杂感情溢于言表。

烧陶的技术流传千余年，曾一度因为现代生活的冲击而濒临失传，曾几何时，喀什的烧陶作坊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从150多户锐减至10多户，眼看喀什土陶面临绝后的危险，一些有识之士还曾高声疾呼：拯救土陶！

近年来，由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尤其是喀什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土陶的烧制再度兴起。此时的人们需要土陶，并不是需要它的实用价值，而是它所蕴涵的别样的文化和历史。

黄震飞是浙江人。一次旅游的机会，他发现了喀什的巨大商机，于是在喀什定居下来。他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摄影。在喀什的１０年时间里，他用照相机记录了喀什的文化变迁。

由于喀什的商业性质在近十年内迅速膨胀，本民族的很多古文化传统已经开始消失。这很像中国内地的文化现象。

在喀什，像他这样的内地人有很多，喀什正完成着从一个单一民族占绝对主体的城市向多民族移民城市的转变。喀什正在走向一个历史的新的十字路口。

这里厚重的文化沉积，使他每次拍照片都会有新的发现，这也是支持他多年来坚持这一爱好的动力。不过由于喀什地区长时间的民族融合，很多民俗的出处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他们也只能根据一些细小的线索用想象力来猜想喀什的过去。

１００多年过去了，探险家斯文·赫定的遗迹早已被历史所封存。今天的喀什作为地处新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它的变化标志着这条商路的再度复兴，也意味着丝绸之路的重新崛起。

依布拉声·姆莎是一位在喀什地区很有成就的维族商人，自营多家大型企业。其中色满宾馆已经成为当地服务行业的标志。有意思的是，这个宾馆就是当年俄国领事馆的原址。这也是１００多年前英俄两国那场徒劳无功的争夺战结束后，留给现代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了。

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路是艰险的，控制这里就成为控制整个丝绸之路的关键。石头城始建于唐代，一直是历代管理和控制丝绸之路的军事要塞，明朝后被废弃。这座建立在帕米尔高原腹地的孤城，始终依靠着喀什强大的后勤保障才得以在几个世纪的历史岁月中立于不败之地，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昔日的辉煌。

而千百年来，被帕米尔高原分割为多个不同文化群落的人们始终期盼着这里能有一条像样的路。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政府设想在西北打通一条国际通道，这也恰恰同斯文·赫定的梦想相吻合。于是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来到新疆，这一年是1933年。他的使命是在新疆勘察公路，身份是中国政府的顾问。由于当时地方军阀混战，他的任务最终未能完成。

虽然斯文·赫定的梦想未能实现，但是他勘测的线路却成为了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援华物资的唯一陆路通道。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新疆的公路等级不断提高，作为中国最西端开放口岸的喀什，交通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喀什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海关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标志，早在1953年，政府就在喀什地区设立了图尔尕特海关，但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海关在设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周遍国家和地区只有邮件往来，没有实质性的贸易往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里才开始同中亚、南亚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具有广泛的实质性的贸易。

如今，这里货物来往畅通，人员交流顺畅。

喀什与巴基斯坦之间，每周都有往返四趟的公交车，公交车只有普通平民才乘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喀什，巴基斯坦商人已经渗入了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可能在商铺里做着买卖，也可能在巴扎完成着交易。这也同样说明，喀什的普通百姓也走出了国门，在费萨拉巴德或者卡拉奇进行着贸易。

这是一条通往国境线以外的公路，是解放后在原丝绸之路的土路基础上修建的，通车之初，中国政府就在这里派驻了军队专门维护这条道路的畅通和安全。

2004年，仅喀什的图尔尕特海关的货物吞吐量就有25万吨左右，数量虽不算大，但增长的速度却相当惊人。它是虽然是中国国际贸易的沧海一粟，但是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喀什所承载的丝绸之路复兴的希望。

王东升

从酒泉沿国道往北，可以到达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那里有成片的胡杨林，秋天的时候一片金黄。

在额济纳旗曾经有一座名叫黑水城的古老城市。公元1226年2月，黑水城经历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没有人能够活着出来，因为那场战争是毁灭性的。

几百年后，人们才了解到关于那座城市的一些情况。

公元1926年，由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考察组和中国学者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来到黑水城，在考察中他们用16毫米摄影机对当时的环境进行了拍摄，使更多的人看到了黑水城遗址的影像。

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是现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它位于东经101度08分，北纬41度46分左右的地方。党项人叫黑水为额济纳，黑水城就是额济纳城。

额济纳旗所在的地方，最早叫弱水流沙。原始社会，这里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后来，因为朐衍之戎的匈奴人在这里游牧，它的名字逐渐演化成了居延。

东起阴山、中经居延、西至天山，有一条无形的通路贯穿着，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迁徙游牧。这就是东西方最早的通路，人称丝绸之路居延路。

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以后，在居延屯田、筑城、设障，把漠北草原与河西走廊连接了起来。居延就在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上。商旅们通过这里，在中原、漠北、阴山、西域之间来来往往，使东西方的交流源源不断。

过去，这里曾经有相当大的水域，仅著名的古居延海，就有726平方公里。黑水城就在三面临水的绿洲之中。

历史上关于黑水城的记载少之又少， 说它毁于一场战乱，说它藏有大量珍宝。藏有珍宝的传说在２０世纪初引来了一批批外国探险者，留下了一处处挖掘的痕迹。俄国人科兹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公元1909年6月，科兹洛夫来到黑水城，在这里进行了９天的挖掘后，用骆驼驮走了４０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文献！

那些文物文献当年藏身的西夏佛塔，它距离黑水城西城墙大约400米远。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馆员拉开一个巨大的抽屉，露出许多陶瓷残片。他介绍说：“这些碎片有1700多件，它们是彼得·科兹洛夫通过科学考察从哈拉浩特（额济纳）带回来的。碎片是14世纪中叶元朝时期的。这些碎片当中比较珍贵的是上面带有钴的花纹，如果我们把它们重新复原的话就可以想象得出它们当时精美的样子。”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中国黑水城带回的文物文献，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了。

在艾米塔什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存世最早的唐卡、最早的活字印刷品、世上绝无仅有的双头佛像、西夏党项人的容貌和服饰……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编号有近万件之多，而被定名登录的只有８０００余件。

中国著名西夏学者史金波教授，对于这批没有定名登录的文物文献，一直十分关切。几经周折，终于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看到了一批从未在国人面前现世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装在110多个盒子里，大约有几千件。

俄国专家对８０００多号文物文献进行整理、登录时，有的文献因无头无尾，不易定题；有的是西夏文草书，难以识别。所以定名登录的工作被搁置了下来。

史金波教授能够识别西夏文草书，他对这批文献进行了释读、登录。经过初步辨认，史金波教授认为，这些没有定名登录的西夏文草书文献中，有很多属于社会文书，内容包括户籍、军抄状、账籍、契约、告牒、书信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些来自黑水城的社会文书都记载了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又反映了黑水城的哪些生活场景？早已不知去向的黑水城人当时是怎样生活的？

一张三米多长的文书，密密麻麻写了近200行的西夏文草书。史金波教授破译了这些天书的内容。它是一个户籍登记簿，上面记录了黑水城79户人家的户口登记情况！黑水城一带居住者的名字，终于出现了！

黑水城的居民们，按照国家法律，每隔三年进行一次户籍登记。

党项族的典型姓氏之一是移合讹，在相关的社会文书中，有一个名叫移合讹·千男的党项族男子家庭状况的详细记载。千男一家8口都是党项人，居住在黑水城中，家中有3峰骆驼、10头牛和80只羊，另外还拥有三块水浇地和一块杂地。西夏人计算土地面积的方式很特别，除了用亩来衡量，统计播撒种子的数量也是常见的形式。千男家有四块地，每一块都可以撒六七石种子，共有相当于撒2700斤种子的土地。参照当时其他住户的相关纪录，这是笔很可观的家产。

千男家的耕地面积也许会让每一个汉族农民羡慕，除了西夏相对中原来说地广人稀之外，其本身的农业和土地政策也是重要的原因。在西夏天盛年间，统治者颁布了一部名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国家法律。天盛律令规定开荒者所得生地归其本人及族人永久占有，而且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当生地变成熟地以后，还有减免土地税的优待。这部法律大大鼓励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而其先进的条文格式也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的开创。

黑水城外屯田区的水渠保障了大面积开荒、耕作和顺利生产的可能。汉代以来，一代代戍边人在这里修建了一条条水渠，把黑河水引入耕地。在关于千男一家的社会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某些渠道的名字，那些水渠直到今天仍然留有些许的遗迹，而它们灌溉过的大片的耕地早以变成了沙漠隔壁，那些劳作过的人甚至连坟丘都消失了。

黑水城和它所在的居延，在自身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

要塞，或者是连接南北的重要驿站。争战和农耕构成了这个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当时的西夏王国共有１２个监军司，一个军司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军区。黑水城是黑水监军司的所在地。在黑水城地区常年驻守着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平时屯田练兵，战时或开赴前线，或守卫黑水城。与此对应，黑水城的居民也同时承担着生产劳动和参加军事战争的双重任务。千男就是黑水监军司中的一员，他的职务是“前内侍，正军” 。“前内侍”是西夏职官名称，既可参与防卫内宫，又可外派负责民事。

战争使黑水城屡遭洗劫，生灵涂炭，但也正因为战争，黑水城才变得如此重要。西夏人围绕着战争和兵器生活，在常年的征战中他们掌握了最优秀的冶炼技术，工艺精良的铁器不但可以满足具体的军用，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重要礼品和手段，用来贿赂各国的权臣，或是进贡给大国的皇室。宋史上记载，宋钦宗佩戴的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夏国宝剑，大文豪苏东坡也曾得到一把西夏宝剑，视如珍宝。好友晁补之特意写诗赞颂：试人一缕立褫（chǐ）魄，戏客三招森动容。

在黑水城社会文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接来送往上级官员的记录，其中有一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来了一位官员，官员带来了政府的一道命令，在全国征集一批上好的武器作为外交礼品。千男的任务就是留下来，监督武器的制作并护送到皇宫。

在西夏字典《文海》、百科全书《圣立义海》中，有对其冶炼技术的描述和记载。天盛律令中甚至对冶炼的损耗都作了细致的规定。西夏当时使用的风箱是竖式的，这种风箱，风力强大，在锻铁时提供了充分的氧气，锻铁的温度比普通的要高很多，使得打出的铁器不同凡响。从西夏王陵出土过一把铁剑，虽然现在锈蚀了，但从它王陵随葬物的身份来看，当年很可能是一把名贵的宝剑。

西夏王国还有一些十分独特的武器。令当时的各国刮目相看。其中有一种名叫瓷蒺藜，比拳头大一些，可以遍布在敌人骑兵通过的路上，当战马踏上它的时候，立即人仰马翻，是对付骑兵的有力武器。瓷蒺藜是空心的，有一个孔可以填充火药，埋于地下就是地雷，用手投掷，就是手雷。传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中了西夏的瓷蒺藜从马上摔下来受伤的。

千男还是一名正军。正军是抄的主力。“抄”是西夏军事组织中最小的军事单位，由两个人到三个人组成。正军通常由英勇善战不负众望的人担任。正军之下还有一个副手叫做“辅主”，辅助并准备接替正军的位置。正军和辅主之下，还有一名杂役，叫做“负担”，保证正军的后勤生活。西夏法律规定，两个年满１５岁的男人中，就要有一个人成为正军或辅主，而另一个成为负担，这实际上是两丁全抽。西夏靠这种制度，形成了一个全民皆兵的社会局面。党项族从一个弱小的民族到建立西夏王朝，一直处于被各个强大势力包围的状态中。全民皆兵的政策，正是这种状态下所采取的对策。

黑水城一带虽然是防御辽国和金国的军事要塞，但由于采取以和为主、和中有抗的外交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却成为一个相对平静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在户籍登记的人群中，不仅有千男这样的党项人，还有汉人、回鹘人、甚至还有契丹人、鲜卑人和吐蕃人，他们不但共同居住在黑水城，而且已经互相通婚，黑水城当年应该是一个比较繁荣的边塞城市。然而这种持续多年的平静生活，开始受到新的威胁。更北方的游牧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一个巨大的危险正悄悄地向着黑水城和整个西夏王国逼近。

可以想象，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日子里，千男可以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一旦战争发生，他就要奔赴战场，甚至战死沙场！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文献中记载了一个名叫平尚氏阿明的女人，从她的生活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当时军人家庭在战争时期的面貌。平尚氏阿明的丈夫在一次出征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是当丈夫的早有预感吧，出征以前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寿长酉。

在这份户籍登记簿中，和阿明一样的寡妇还有两户，这三户寡妇家，无一例外的都有男性孩子。

在户籍中，我们没有看到只有女儿的寡妇家庭的记录。这并不是说生了女孩的家庭中父亲就可以免遭战死的厄运，只是按照天盛律令的规定，没有儿子的家庭在丈夫去世后，其家产要和别人一起分割。分割剩下的财产，将很难维持生活。如果没有儿子，像阿明这样的寡妇，除了变卖少数的财产，恐怕就只有改嫁这一条路可走了。

这条关于寡妇家财产的法律规定使人们推想：国家是在用法律的形式，促使没有男性的家庭迅速解体。又用法律的形式督促人们多生男孩，以适应连年争战的需要，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这份户籍登记的79户人家中，一共登记了40个小孩，男孩和女孩比例竟然高达：31：9。

黑水城户籍文书中中还记载了一个名叫饶尚般百的人，他是黑水城中的一个“迁溜”，负责管理户籍中所提到的79户人家。“迁溜”是西夏农村的一级管理组织，相当于当时中原地区的“里”，或现在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大约可以管理100户。迁溜的职能范围很宽，除了负责户籍登记外，也要负责对抄的登记和管理，还要编制申报乡里的籍账，负责催缴租税，组织开渠、修渠等。饶尚般百所管79户人家中共有居民220人，比规定的人数要少了许多，这表明连年的战争使西夏人口在逐渐减少。

西夏的总人口大约有数百万，却曾经组织了50万人的军队。西夏王国靠什么支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呢？

西夏法律规定：西夏王国的臣民们，要向国家交纳大人３斗、小孩一斗半的人口税；每亩一升杂粮的地租税和每亩一捆直径一尺半粗的草。另外，还要按土地的多少，出一定天数的佣工。拿千男一家来说，他们需要交纳21斗杂粮的人口税、2斗7升杂粮的地租税和270捆草，另外，还要出４０天的佣工。这即便是对于耕地面积相对较大的千男一家来说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西夏人有着严格的借贷制度，在一个名叫梁功铁的党项族人一天生活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它的具体运作。这一天是西夏天庆元年，即公元1194年，正月二十九日，梁功铁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了家，他走进黑水城来到普度寺。他不是来这里乞求神灵保佑的，而是向这里的僧人梁任麻，以每月１斗２升的高额利息，借了１０石小麦、１０石大麦。

按照西夏法律，他还必须带上妻子或儿子一起来，他们也要作为同借人在契约上画押。这样在梁功铁发生意外时，可以夫债妻还或父债子还。在黑水城出土的借贷文书中，相当数量的借贷人都是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借贷的。

由于佛教是西夏的国教，西夏法律对僧人有许多优惠政策。田产经营成为寺院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也使寺院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势力。可以想见，在连年争战的情况下，人们希望躲避战火，祈求得到和平，盼望逃避税收和债务，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寺庙，剃度为僧。

梁功铁借贷的那一年，正是西夏第六代皇帝嵬名纯祐继位的第一年。嵬名纯祐的父亲仁孝是西夏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当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他的去世标志着西夏王国已经走过了它的鼎盛时期。而这时候北方的蒙古族部落已经迅速崛起，并日渐强大起来，严重威胁着西夏的命运。灾难接踵而来。

据史料记载，黑水城在历史上，发生过多起饥荒。干旱、虫害、绝收的描述，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从别的地方调来粮食，赈济这里的灾民。每年的春夏之交，都是黑水城生活最困难、防守最薄弱的时候，因此，也是最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敌人前来攻打，后果将不堪设想。

黑水城守将在西夏光定申年，即公元1224年，写给西夏皇帝的信，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守将仁勇写道：“黑水城缺粮，惟仁勇原籍司院不准调运鸣沙窖粮，远边之人，贫而无靠，惟恃食禄各一缗。所不足当得粮无着，今食粮将断，恐致羸瘦而死。仁勇不辞冒犯，以怜念老母等乞加恩免除守城事，别遣军将……来此……”

后来的黑水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社会文书到这里突然中断了呢？史料中还找不到任何线索，却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公元1205年，即成吉思汗封汗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留了蒙古仇人，在３月粮荒时首次袭击了西夏，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对夏战争。

黑水城如同它的国家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蒙古大军随时可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黑水城人开始了一场空前悲壮的全民备战，他们准备与敌人殊死一战。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领１０万大军挥师中原，黑水城作为蒙古大军通往中原的必经之地，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恶战。战争的时间，选在了黑水城最最困难的季节——春季。可以想象，当黑水城被蒙古大军包围的时候，包括千男在内的历来就有全民皆兵传统的西夏人，是怎样的与敌人奋战的。

黑水城西夏时期近２００年的历史，在战争结束后也悄然地结束了。关于这场战争，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详细的记载。在战争发生以后的近６０年中，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千男他们后来的命运，成了一段不解之谜。

几百年后，人们在勘探黑水城的时候，发现城墙遗址中竟然还嵌套着一个更古老的小城，原来这才是西夏时期的黑水城，而套在它外面的是元代的亦集乃城。不知在什么时候蒙古人扩建了黑水城。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个绿洲之中生气盎然的城市。

那么１００年以后的黑水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从公元1372年开始，由于黑水河被人为改道，致使古居延海急剧萎缩，黑水城渐渐变成了一座空城。沙漠终于围拢了过来了，每当狂风大作，数以吨计的浮沙便倾泻而下，这里竟成为沙尘暴袭击下一个目标的中转站。

 黑水城在消失，明天人们会通过什么渠道找寻它呢？

 赵京经

 1600年前，在青海都兰的一个山冈上，有一支队伍在神职人员的引导下，寻找着一处灵魂的居所。即将下葬的是一位王室成员，他把未来世界的选址使命交给了巫师，巫师把位置交给了神，神是太阳是翱翔的鹰，那时，山鹰俯瞰着的是一个名为吐谷浑的领地，在这块领地上，曾有一条旺盛的商路，它与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被称作青海之路通畅了几百年。

现在存世的文献对青海之路的历史记录很少，群山将封存的秘密保守了1600多年。

青海境内如今居住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萨拉族和回族等许多民族。生活在青海境内的许多人并不是青海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有的是上辈时期的移民，有的是从外地来青海做生意的。在１６００年前，来到这里的外地人是现在青海境内藏族安多人的祖先——吐谷浑人。

从西宁向西到茫崖的公路有1400公里，每天都有一班长途汽车，行程24小时。这条路实际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青海路。

现在使用的客车一般在270马力以上，一次载客37人，卧铺，中途停七次，耗油360升。一辆车一般要由两个司机轮流驾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汉朝开辟的河西走廊被阻断，于是原来位于青海境内的古羌中道就开始繁荣起来。这条路从西宁开始经青海湖、德令哈到茫崖，最后进入新疆境内到达鄯善、且末、和田，然后与丝绸之路西段重合。

 由于青海路平均海拔在３０００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商路，因此，也被人们称作高原之路。行驶在高原的道路上，能够明确感受到季节的变化，即便在夏季翻越山岭时也经常会遭遇冰雹的袭击。对于青海高原，唐代诗人皇甫曾曾经写下了“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的诗句，可以想象，在没有现在道路的条件下，当年的商队穿越青海路时需要多么强悍的体力和多么顽强的意志。

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克里富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青海都兰的古代丝绸物品。丝绸衣物保存得非常完整，图案的内容有连珠文饰、含绶鸟、花纹和狩猎的场景。它们色泽绚丽、图案清晰，是中国青海唐朝时期的罕见文物。然而这些丝织品不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是通过走私的途径来到这里。它们具体是出自哪一个墓葬，属于哪位主人都没有记录。

从清代开始，都兰一带的古墓就被大量盗掘，许多完整而珍贵的古丝绸制品和其他器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到中国境外。被破坏的墓葬大多被洗劫一空，许多墓葬还遭遇过焚烧。失去文物的墓室被粗暴地毁坏了，致使原本封存的历史信息失去了彼此的联系，而这种破坏至今依然存在。

从4.5公里的高空拍摄到的都兰热水乡山谷卫星照片上看，一个大型的方形物体旁边是许多小型的圆形物体。这些是吐谷浑王族的墓葬，大约有200个，而这些墓葬已经全部被盗。其中一座最庞大的古墓被考古者命名为“血渭一号大墓”。

大墓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正面看很像一个“金”字。墓堆下有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围墙，上面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的柏木，整座墓葬一共有9层，当地牧民称它为“九层妖楼”。考古者按照当年的施工条件测算：这样的工程大约需要一万人干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竣工。

考古者发掘到一二两层就已经出土了陪葬的牛、马遗骸700多具。大墓之下又有5条葬马沟、13个环形牛、狗陪葬坑。

据说，吐谷浑人修建坟墓时，讲究用一层柏木夹一层四五十厘米高的石头，然后层层叠起，如同盖楼一般。一个小型墓葬就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点的则要上百根。像血渭一号这样的大墓，要用去数百根甚至近千根柏木。

都兰地区有大小古墓上千座。如果按平均每个墓葬使用柏木50根计算，那么就至少有5万多根柏木。如果一棵柏木覆盖5平方米，那么就有至少25万平方米的面积被覆盖。而宫廷建筑所需要的柏木数量又要比墓葬多得多。

考古者发现，墓葬年代越往后，使用的柏木也就越细，说明粗壮的树木在不断减少，树木的数量也在锐减。这都是吐谷浑人建设都城、修建墓地大量砍伐的结果。可以说，都兰古墓见证了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的演变。

柏树生长极其缓慢，一棵直径15厘米的柏树就要长200年，一人合抱的柏树至少生长上千年。但吐谷浑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细的直径也有15厘米左右，最粗的直径达60厘米，树龄达2500年之久。

都兰在蒙语中是温暖的意思，1600年前，这里的自然条件要好于现在。那是一个遍布柏木、温暖湿润的地方。然而，现在的柴达木盆地给人的印象却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

1999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都兰1号～4号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四座大墓位于热水乡血渭草场，海拔3400米。这些古墓都曾经被盗掘过，考古者在研究墓葬形制的同时，仍然清理出一些器物碎片。尽管这些器物只是随葬品中很少的一部分，但人们从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都兰人的一些文化特征。大墓主人的身份是非常显赫的：一块石碑上刻有一个古藏文，翻译成汉字是“论”字。“论”在吐蕃时期的官阶相当于宰相。考古者在已经被盗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许多丝绸残片。

有一件从都兰出土的丝绸残片，上面的太阳神的图案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太阳神原本来自希腊神话，驾驶战车是他的典型形象。西方的太阳神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的古墓中呢？仔细观察，织锦上织有“吉”、“昌”的汉字字样。太阳神的双脚呈弥勒形，身后的人物头戴中国式幞头，表明这个来自西方的图案已经开始中国化了。

 这块带有太阳神图案的丝绸，是一面旗帜的残片。那么这面军旗曾属于哪一支部队呢？

公元307年～312年，鲜卑族慕容氏部落的一支，在部落首领吐谷浑率领下，从辽东西部迁到今内蒙古西部，继而又迁牧于今甘肃西南、青海东南部，逐步征服了当地的羌人和氐人的部落，势力不断壮大。公元329年，吐谷浑的孙子叶延将祖父的名字命名为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建立起吐谷浑政权。其势力范围东到现在的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至青海南部，西到新疆若羌、且末，北至祁连山。

和亲是中国古代国家、部族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吐谷浑虽是西北强国，但实力毕竟不如中原大国，所以也常以和亲的方法求得大国的保护。

隋文帝年间，吐谷浑使者沿着青海路，向东南走到隋朝的首都长安，为国王的儿子求婚，隋文帝答应了这门亲事。公元596年，隋王朝以国家的名义派军队护送光化公主，下嫁吐谷浑王国。

这个16岁的女子所即将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婚姻，她弱小的身躯肩负的是巨大的责任。路很长，故乡越来越远，当她途经茫茫青海湖时，其心情是否平静呢？自从和亲以后，吐谷浑每年都要派人到长安朝贡，甚至还把太子送到隋朝当人质，以求得到隋王朝的保护。

唐王朝建立以后，吐谷浑又迎来了13岁的弘化公主。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后，吐谷浑王在自己的境内又先后接待了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并为她们兴建了行宫。这两位公主都将途径吐谷浑去更为遥远的吐蕃。

公元663年，吐蕃大军占领了吐谷浑全境，经历了350年历史的吐谷浑王国覆灭。灭国后的吐谷浑人仍旧保持了过去的领地范围和生活习惯，上层统治者继续与吐蕃王室互为婚姻，两个民族从此开始了新的融合，最终形成了青海境内的安多人。

时间将在这个夏季牧场匆忙地走过，飞速奔跑的时尚脚步却在这里放慢了节奏。夏季牧场的生活是牧民们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光，进入秋季以后，他们将转移到另外的草场，那时，高原的季风依然会将歌声吹向很远。传统是和谐的基本章法之一，它包括对缓慢节奏的理解。

从青海出土的丝绸有的轻薄绵软、有的厚实挺括、有的色彩暗淡、有的鲜艳明亮。为什么同一处出土的丝绸中会有如此差异呢？

中国与西方的纺织品历来就有所差别。在丝绸的发明地中国，由于蚕丝强韧光滑不易扯断，可以拉得很长很长，甚至可以长到一公里，所以中国的纺织技术是建立在以经线为基础，不需要用力捻的S形织法上的，也就是通常说所的经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而西方的纺织品，由于普遍使用的是纤维较短、易断的麻和羊毛。所以他们的纺织技术是以纬线为基础，需要用力上捻的Z形织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纬线起花的平纹织法。

当东方的蚕丝传到中亚、西亚，粟特人和波斯人在中国经线起花的斜纹织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纬线起花的斜纹织法。使得丝织物品呈现出色彩鲜艳、厚实、平挺、不掉色的独特品质，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技术，丝毫不亚于中国本地的丝绸，甚至在不易褪色等方面超过了中国，从而使中亚、西亚生产的丝织品有返销中国的可能。

在都兰出土的丝绸中，不仅图案上大量存在着异族风格，而且在织法上也明显带有波斯和中亚粟特艺术的特点。对于地处高原，日照强、温差大的古都兰人来说，来自波斯和粟特的丝绸，或者虽然来自中原，但采用波斯和粟特技法制作的丝绸，似乎比来自中原用传统技法制作的丝绸更受欢迎。据统计，都兰出土的古丝绸中，82%产自中原，18%产自西亚和中亚。

那么都兰这些产自中原的丝绸又是怎么来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青海境内发现生产丝绸的实物和记载。一块写有汉字的丝绸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一块黄底鸳鸯栖花图案的丝绸背面，赫然写着“薛安”两个汉字。薛姓是“昭武九姓”中粟特人的姓氏。粟特人以擅长经商闻名天下，这个薛安，是否就是一个经营丝绸生意的粟特人呢？

在另一块丝绸上写有汉字“黄州”的字样，据齐东方、林梅村推测，这可能与该丝绸出产的地方有关。

中国古代曾经有几处叫做黄州的地方，但可能性最大的是地处湖北省武汉市东南的黄陂县一带。黄陂地处中原腹地，与都兰相隔数千里，可见当时的贸易范围已经相当广了。

许多丝绸织有一种叫做“含绶鸟”的图案。这些丝绸来自哪里呢？

含绶鸟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来自中古时期的萨珊波斯王朝和粟特王国，甚至也受到了西方拜占庭文明的影响。图案的相似者来自一个方向，那就是西方。

这件丝绸上面有一些神秘的文字。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马坎基教授对丝绸上的文字进行了研究和鉴定。经确认，丝绸产自古波斯，上面的文字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意思是：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被证实为产自古波斯的丝绸。

　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人们显示：都兰出土的丝绸，在产地上存在着东、西两个方向，如果把三点连成一线，就构成了一条由中原经都兰通往西方的路线。这是否就是一条古丝绸之路的干路呢？

说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联想到河西走廊。目前，在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保存的丝绸数量有千余件，仅都兰热水沟出土的就有350多件 130余种。在这些丝绸残片中，有112种为中

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制造。大量的丝绸在这里出现，说明在青海境内确实存在着一条丝绸之路，而都兰正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重镇。都兰古墓群文物的中西结合的特点，显示了都兰在西方与中原三点一线中间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2002年8月，考古者在青海德令哈进行抢救性发掘，柳春诚先生在八音河南岸的郭里木古墓中意外地发现了吐谷浑人在棺板上绘制的图像。彩色的画像因为氧化渐渐消褪着原先的艳丽，在漫漶不清的轮廓与色快中依然能够透露出吐谷浑人的生活信息。这是一幅吐谷浑人生活的长卷，图画是分成几组表现的。以图像表述的千年秘密终于出现了！

第一组是狩猎图像：吐谷浑武士骑着健壮的快马正追赶着肥硕的野鹿和牦牛。其中一名武士正奋力追赶，一支箭已然射出。另一名武士正拉满大弓，准备补上第二箭。黑色的牦牛已经负伤，箭口喷射血液，仍在拼命逃跑。黑牛的前方，一名武士正张弓搭箭进行堵截。而在另一个狩猎地点，一名武士一边追赶一边劲射。三只负伤的野鹿被画在画面的边缘，意在走投无路。看来，这场狩猎活动已成定局。

武士们身着胡服，腰挎胡禄，手持弓箭。胡禄是来自西域的箭囊，唐书上有记载，胡禄是唐朝士兵必备的武器装备之一。武士们坐下的骏马被称作“青海骢”，这是一种高大健壮、速度很快的良种马。在吐谷浑向隋朝和唐朝进贡时期，这种马是最重要的贡品。

宴会的场面位于画面中心，这也许是墓主人生前的一个生活场景。画中共有17个人像，分三摊子饮酒作乐。其中有贵族、巨商和男女主人。其中的头一位已不胜酒力，开始呕吐。右边端坐着的一个人对呕吐者投以责怪的目光。这一位显然酒量很大，他不仅能喝，还能够高举一种叫筚篥的乐器仰天吹奏，其乐曲可能就是有名的《西凉乐》。这种乐器和乐曲在北魏时期由中亚的粟特人传至吐谷浑，再传到汉地，成为风靡一时的著名乐曲。前面本应还有乐队的其他成员，可惜已漫漶无痕，只留下一位静静聆听乐曲的女人。

在画面的另一端，一对情侣正旁若无人地沉浸在欢乐之中。画面中的所有人物的脸上都涂有红色颜料，无论男女，图形与位置基本相同。吐谷浑人可能继承着原先的鲜卑遗风，他们一直喜爱这样的装扮。

在迎客图中，这些身穿胡服的人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客人，而坐在大帐里的主人夫妇，也穿着胡服。当时与吐蕃或吐谷浑交往的国家，除了已知的中原王朝以外，还有画中所绘的中亚粟特人和波斯人，说明当时吐谷浑人的社交范围很广。在那个时期，不仅经吐谷浑境内的青海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干路，而且从青海湖往南，经拉萨到尼泊尔、印度的唐蕃古道也已经开通，青海地区进入到一个空前的十分繁荣的黄金时代。

与迎客帐饮图相连的，是一幅射牛图。一头牦牛被绳子固定在木桩上，一位宾客正近距离对牛射杀。让客人自己射杀牦牛，然后享用，既是吐蕃人的习俗，也是吐谷浑人的祭奠。《两唐书》中有记载：宴请异国宾客的时候，一定要让客人自己用弓箭射杀，然后才会享用。射牛者身边站立着两个手持酒壶和酒杯的人。他们拿的酒壶和酒杯带有浓重的东罗马拜占庭艺术风格。射牛者脚下的地毯也是西域风格的，这些都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吐谷浑人当时与西域的联系。

吐谷浑人精明勇武、善于经商、精通多种语言，因此自然成为胡商们最好的向导和代理商。再加上吐谷浑特殊的地理位置，青海路自然成了胡商们首选之路。吐谷浑王国对往来于境内的中原商人以及外国胡商几乎不征收税务，极大地激励了青海之路的商业活动。

在这幅出行图中，商人们正赶着驼队向东方走去。一峰满载货物的骆驼占据了画面中央，显得十分突出。从骆驼驮载的货物可以看出一匹匹的丝绸占据了相当的分量。商队出行由武士们护送，说明漫长的青海路依然有被打劫的可能。

《北史》和《周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元551年，吐谷浑的第18代国君向北齐国派遣了一支使团。西魏国的军队探听到这支队伍回归的路线和时间，在凉州以西的赤泉袭击了他们，俘获了吐谷浑使团的将军以及经商的胡人２４０人，骆驼、骡子６００头，杂彩丝绢数以万计。吐谷浑一次就护送如此庞大的商队，可见其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实力与地位。

从吐谷浑到北齐的首都邯郸有三条路可走：最近的路线是河西路，西宁、临洮、西安、洛阳、郑州至邯郸。第二条路是青海路，西宁、益州、荆州、建康北上到邯郸；第三条是草原路，从西宁经偏都山口到张掖，沿黑水河北上到居延，穿过拉锯区奔阴山再南下到邯郸。

被袭击的地点赤泉位于张掖东南，武威以西，当年的吐谷浑使团走了一条在现在人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路线。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绕了那么远的地方是为了求得安全，当中道和南道由于战争被堵死，他们只好绕道而行。两年后，当这支队伍按原路小心翼翼地返回时却遭到了劫难。在那时，敢于冒险的商旅和使者每每在出发的时候都一定会留下遗嘱，因为茫茫道路，险不可测。

这个时期，都兰是吐谷浑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时的青海路随着吐谷浑王国对于阗的控制和占领，整个青海路横穿青海境内，从西宁一直到达且末、鄯善、于阗，与传统的丝绸之路汇合。就这样，吐谷浑以青海为桥梁，在西域与中原之间构架了一条通路。

隋朝统一中原以后，也就是光化公主嫁到吐谷浑不久，隋炀帝率１０万大军在河西走廊狩猎，极大地威震了吐谷浑，使之不敢骚扰汉人商队，河西走廊才开始重新畅通。河西走廊的畅通，并不意味着青海路的消失。考古证据表明，唐朝时期的青海路仍旧是丝绸之路的干路。青海境内出土的大量丝绸，从北周到中晚唐，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图案之精美，都是有力的证据。

2005年8月，考古者在都兰县又发现了新盗洞。这一次，针对被盗的墓地，他们能发现一些什么呢？

山岭上的柏树在早年几乎被砍伐殆尽，也许那些有千年树龄的柏木正整齐地深埋在古墓之中。这片地方是牧民的冬季牧场，现在，房屋没有人居住，墓地周围10平方公里一片沉寂。

古墓东南1000米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大山，它被当地人称作神山，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神山知道的事情很多，它沉默的岁月无人知晓。在更高的位置上，山鹰每天都在盘旋，在这里，它俯瞰了许多季节的变化，对一切动静明察秋毫。

这里遍地开满了鲜花，在１６００年以前，吐谷浑的神职人员将此地视为一处理想的灵魂居所。那时，汉代王族墓葬中黄肠题凑的形式可能已经传到了这里。于是，他们在模仿的同时加以变化，就有了现在人们所见的墓葬形式。如果考古者幸运的话，古代的历史又能够清晰一步了。

经过一个月的工作，考古活动宣告结束——因为这里的墓葬已经被破坏殆尽。至今为止，考古者在青海没有完整地发掘过一座墓葬。

吐谷浑人在多民族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现在青海境内的藏族。如今这里不单有藏族和蒙古族，青海还居住着汉族、土族、萨拉族、回族等许多民族。在都兰，藏族与蒙古族分住在不同的牧场，他们一直和睦相处、相互往来，很多习惯甚至是语言都已经悄悄地开始融合。如果不穿上民族服装，他们不开口说话，在外人眼里几乎分辨不出他们的区别。

青海湖海拔3000多米，是我国境内海拔最高的湖泊，面积达4500平方公里。每年的夏天，这里大片的油菜花一片金黄。牧民们驱赶着成群的牛羊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他们夏季的牧场生活。

唐代诗人柳中庸曾用“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来描述这里的黯淡景色。尽管在那时，青海道上经常驶过绵延的商队，但是人们对那里的记忆是异常艰苦的。在今天的青海公路上，呼啸而过车辆缩短了青海路的距离。

青海天峻县天棚乡西南，有一处唐代吐蕃时期的岩画。在山体塌落下的三块大石头上刻有50多个动物画像，其中的一块石头上刻有这样的场景：一群骆驼在疾步前行，它们的方向一致，那就是东方。刻岩画的人对庞大的商队印象深刻，所以将这支生机勃勃的驼队记录在巨石上了。或许，这才是反映青海之路最早的图像吧。

赵京经 韦大军

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日。莫高窟大佛殿前香烟缭绕、人声鼎沸，这是中国人信佛拜佛的一大特点。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燃一炷香，每一个人都在微闭双目心中念念有词。当他们虔诚地俯首叩拜的时候，已经悄然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了佛祖听，坚信佛会保佑他们一年平安、事事如意的。

据说四月初八祭拜佛祖是敦煌人历史悠久的传统，大概自有莫高窟起就有这一佛事活动了。因为在莫高窟的洞窟中，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佛教壁画、塑像，从来都是供人们礼拜而用的。

然而，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如此之多的朝拜人群只被允许进入大佛殿，而其他所有有壁画的洞窟却对他们关闭了窟门。这似乎不应该是传统中的禁条，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科学技术人员，每天都要走进洞窟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跟随着他们，我们走进了莫高窟。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壁画和以往的记忆以及那些精美的画册相去甚远——它们破损严重，甚至脱落，有的后面崖体完全露出，壁画已不复存在。等等这些均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称之为壁画的病害。

他们每天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壁画病害进行状况调查：通过各种符号如实地把病害现状记录在案，为随后的修复与保护提供依据。

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之中，病害比例高达近５０％。这恐怕就是在四月初八禁止朝会人群进入有壁画的洞窟的原因所在。而莫高窟一旦失去了作为其精神象征的壁画，就好比一个人的思想被抽空，生命就会变得苍白而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的敦煌将如何回首往事呢？

自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敦煌建郡，敦煌便成为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的门户。

 在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西域不稳，而敦煌恰恰成为相对安定的中间地带，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佛教徒开始在敦煌驻足。

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由东向西云游至敦煌。他在此开凿了第一座石窟，莫高窟由此创建。

应该说，是敦煌奇妙的自然地理现象感动了这位一路风尘的沙门中人：在茫茫戈壁的了无生息中，祁连山的雪水顺党河峡谷深入干渴的大漠，这条生命之链为疲惫不堪的乐僔穿起一串串希望；鸣沙山漫漫沙障，幻化无穷；三危山立石层层，有如千佛；傍晚时分，一派空灵，夕阳放射出万道金光。乐僔恍惚之中看见了佛祖在他面前显灵，于是他向着西方俯首叩拜，立志在此开窟侍佛。从此，这三危胜境成为了佛门圣地。

自乐僔开窟时间过去了１６００百年。莫高窟在它最辉煌的时期即唐代，已有“窟室一千余龛” 。说它是佛教圣地，名不虚传。

然而，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后，敦煌地区的居民全部内迁，莫高窟就此在几百年当中无人管理，日渐萧条。

到了1900年，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士王圆箓与几位最不同凡响的西方探险家的交易，把全世界震惊了：前者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后者用少数银两换走了这洞中大批堪称文化宝藏的佛教经卷和各类文书。敦煌莫高窟就这样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古人的智慧往往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姑且不论莫高窟壁画的文物价值有多高，单就古人使用泥土、白粉和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洞窟岩壁上制作壁画本身而言，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所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与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古人的壁画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在研究室内，技术人员仅以微量提取物通过X衍射，便可得到壁画泥层和颜料层中各物质成分及其特性；同时在特殊显微镜下，矿物质颜料的色相及其变化被准确地观察出来。

之后是实验性的复原临摹，此手法首先可使一大批画面漫漶不清的壁画重现昔日真面目，为各类研究提供基础；再则，这样的复制过程也是保护与修复壁画的重要前提。

众所周知，敦煌以及西部中国异常干燥的内陆性环境气候，是众多古代石窟壁画得以保存下来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水就成为了这些泥质壁画的第一天敌。而敦煌地区的砾石岩层中又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盐，于是水与崖体中的可溶盐的相互作用，便是引发壁画产生病害的主要原因。

为了找出壁画病害的发生规律，技术人员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项壁画病害模拟试验。经过分析，他们确定出壁画地仗层即泥层的主要物质成分，分别是占六成以上的黏土，三成左右的细沙和少量的麦草，用水调制而成。其中为主的黏土，即是莫高窟前大泉河水冲刷至下游的杂质极少的沉积土，又被称作澄板土。从取材上看，特别是大量的基础材料即壁画的泥层，古人只能就地取材。而上述这三种材料正是敦煌所具备的。因此他们按照适当的比例，制作出了与莫高窟壁画泥层非常相近的地仗层模块。当模块晾干之后，用石青、石绿、铁红等几种在莫高窟壁画中最为常见的矿物质颜料，涂在模块表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壁画模拟试块。最后，这些试块被人为地加进了一定比例的与莫高窟崖体中性质相同的可溶盐，目的是要把它们放入试验箱中，在一个人为控制的温湿度变化周期中，观察试块发生病害的程度。

敦煌市的早晨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纷纷出动，各路游客跃跃欲试。虽然今日的敦煌似乎不复丝路时代“华容所交一都会”的盛况，但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以另一种形式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就是旅游。每当春季来临，大客车便一辆接着一辆从各大宾馆出发，把旅游者带上那条通往莫高窟的沙漠公路。

莫高窟分南北两个区域，位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之上，总跨度1700余米。石窟在崖壁上上下相接、左右比邻、状如蜂巢，最密集处上下多达五层。

据考证，莫高窟的营建是一个从4世纪～14世纪跨度一千年的漫长过程。佛教通过石窟中的壁画在这里广为传播，同时世俗生活也被古代画师们投射到笔端。

在众多的佛陀故事画里，表现佛一人承受苦难，普度众生。其中舍身饲虎图，描绘佛的前身萨埵那太子，为救活奄奄一息的母虎与虎崽，以身饲虎的情景。在这里佛的大慈大悲，被刻画到了足以震撼人的心灵的地步。对现实生活的幻想，构成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巨幅画面。其中飞速旋转的胡旋舞，在西方的乐土之上跳动着盛唐时代的脉搏。说法图中的菩萨美轮美奂，一派高贵、典雅、慈爱的尊容，传达出的是一种雍容大度的盛事情怀。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队，一路艰辛万苦，遇盗脱险、逢凶化吉，保佑他们的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共计45000平方米，加上2000多身塑像，集中在被称之为礼佛区的南区洞窟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壁画和彩塑一直是这里的僧侣、供养人以及民间百姓们精神寄托的对象。

与人们所熟悉的莫高窟南区洞窟相对应的北区石窟，则是当年僧侣们坐禅修行、生活起居的场所。

仔细观察这些毫无修饰、四壁皆空、矮小黑暗的北区石窟，你会感觉得出当年僧侣们的生活与南区华丽洞窟中的佛事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清静、寂寞成为石窟主人的生活基调。

据说，当年敦煌的百姓出家为僧者，人数众多。他们离开距自己并不遥远的亲人，舍弃人间烟火，遁入空门，坐进小小的石窟，修行一世，苦度一生，或许只为在莫高窟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吧。

所以，在莫高窟北区石窟里发现了数量相当的古代僧人的遗骨。

与此同时，在北区石窟中还出土了大量不同民族、不同文字的佛经及社会文书残片。当年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波斯银币以及胡人形象的男俑，也出现在北区石窟中。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众多文书残片中存有一份叙利亚文圣经。这说明在丝路时代，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场所。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再没有第二个佛教石窟寺遗址，在时间跨度上和信息承载量上能与莫高窟相比拟的。因此莫高窟被今天的人们视为文化宝库，并且有着独一无二的珍贵性。

然而它又是非常脆弱的，就因为这里的壁画、彩塑都是泥质的，所以保护它就显得异常艰难。

在经过若干个温湿度循环周期后，壁画模拟试块果然发生了轻重程度不等的病害。这不仅验证了水与可溶盐对壁画的破坏作用，更重要的是为研究病害机理、找出修复材料提供了可能。

那么，所谓壁画的病害是怎样形成的？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呢？

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苏伯民介绍，壁画病害的形成，简言之就是存在于洞窟崖体中的可溶盐遇水后溶解，水蒸发后再结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导致结晶盐存留于壁画的泥层和颜料层中，破坏了壁画原有的物质结构。

目前莫高窟壁画的病害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起甲壁画，即壁画表面的颜料层起皮、龟裂、脱落。二是空鼓壁画，其特点是壁画的泥层与洞窟岩体失去粘结，开裂后向外鼓胀，当其无法承受自重时，就有塌毁的可能。三是酥碱壁画，主要表现为壁画整体粉化、酥松、呈糟糠状，最终彻底脱落，因此它是所有病害中最为严重也最难于治理的病害，又被称之为壁画的癌症。

科学的修复起于实验室。经过多年的试验与筛选，敦煌研究院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修复起甲壁画的粘结材料——它是一种明胶，即动物皮胶再精炼后得到的一种最接近古人作画时所使用的胶结物。因此它对壁画颜料层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它的作用即可使壁画干裂翘起的颜料层湿润后与泥层重新粘结，而又不会破坏壁画颜料层的色彩关系，即画面效果。

当对试验模块进行过无数次修复并且证明这种修复工艺有效之后，真正的洞窟实地修复方可开始。然而这毕竟是面对实物，而且是有着巨大文物价值的莫高窟壁画，因此需要修复人员不仅掌握熟练的修复技巧，也要具备相当的文化艺术素养，这样修复出来的壁画，才能达到不显山不露水、修旧如旧、画面浑然一体的效果。而这是一切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准则。

 如果说修复起甲壁画是直观的、看得见的，那么修复空鼓壁画则是不可视、更不能立即见效果的。

修复人员首先在壁画的空鼓部位，找到一个尽可能不破坏画面效果的地方，打一个细小的孔洞，插进橡胶软管，随后灌入事先配置好的具有黏结作用的浆液至壁画的泥层与岩体之间，最终达到使岩体与壁画泥层重新粘结的目的。

这一灌浆技术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多年合作研制出来的。这种浆液透气性好、收缩率小、强度适中、重量轻、其性质与壁画泥层非常相融。因此只要灌浆经验丰富、技术娴熟，此浆液就会很好的填充壁画的空鼓缝隙，而不致使壁画负重过多，又具有良好的粘结效果。

 在灌浆完毕之后，一项重要的工序就是支顶吸盐板。该吸盐板表层是一种吸附力极强的材料，在支顶空鼓壁画使其回帖的过程中，吸附浆液中的水分及其所溶解的空鼓部位的可溶盐。

最后通过局部吸盐法，彻底吸附掉残留在壁画表面的盐迹，这样就避免了灌浆后的壁画在水分蒸发时把可溶盐留在泥层或颜料层中，导致酥碱、起甲等其他病害的再发生。

据悉，关于所谓壁画的癌症，即酥碱病害的修复方法，目前敦煌研究院尚在试验中，但修复的思路仍然是脱掉壁画中的可溶盐。

从1998年至2005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莫高窟第85窟壁画进行了历时８年的修复。它是目前世界上采用现代科技工艺修复古代石窟壁画最成功的一个范例，也是实施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一个典范。如果在未来的长时间里，这些被修复过的壁画状况良好的话，说明敦煌研究院已经找到了一整套修复壁画的科学程序。那么，尽量延长莫高窟壁画的寿命，似乎就有了可能。

在１６００年前，当莫高窟洞窟的岩壁上被绘制出第一幅壁画，那时的人们没有去理会画师是谁。可是当492个洞窟铺满壁画之时，后人又没能记住众多画工的名字。仅有的一些能证明画工身份的洞窟题记，现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如果这些无名画师灵魂不死的话，他们对今天所进行的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或许会感到欣慰。

据说，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顾名思义是管理僧人的，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便在洞窟中起居，一旦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可想而知，这个巨大的绘制工程，一定是令许许多多的画工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们走进了这状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没有走出莫高窟。

正是这样一批优秀而伟大的无名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辉煌的丝路文明的影像。

然而这些不可移动的传世珍品，在１０００多年的时间里，不仅经受着来自自然环境的各种威胁，更成为近现代人攫取的对象。

自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于２０世纪初获取大量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绢画之后，美国人华尔纳捺耐了许久，还是按捺不住了，终于来到中国。

1923年的冬季，美国福格考察队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一无所获，队长华尔纳带着对西方同行的极大怨气继续西行，目的地是敦煌。

当华尔纳于第二年初春出现在莫高窟时，他遇到的是和他的西方同行一样的情景，主持王道士外出不在莫高窟。然而华尔纳并不像斯坦因、伯希和那样期盼着进入藏经洞，因为他对藏经洞及其经卷文书兴味索然。身为艺术史家的华尔纳是带着剥离壁画的化学胶水有备而来的，因此他无须等王道士回来，便径直走入了莫高窟的洞窟之内。

一进洞窟，五光十色的巨幅壁画令华尔纳眼花缭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之外，再无别的可说。”于是在王道士回来后，他同样用给银子的方法封住了他的嘴。当夜深人静之时，华尔纳用化学胶水剥离下12块在他看来堪称绝世精品的壁画。与此同时，这位识货的艺术史家还盗走了两尊彩色塑像，其中一尊盛唐时期的供养菩萨像，现已被视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华尔纳偷偷地溜走了，他的车马队因所装宝物严重超载而显得狼狈不堪。敦煌的乡民们在得知此事后震怒了。如果说他们因缺少文化而不甚关心藏经洞文书的流失，但这莫高窟中的壁画和彩塑却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因此乡民围攻了县长和王道士，扬言要找华尔纳算账。华尔纳事后感觉到了危险无处不在，因此他第二次欲大规模剥离敦煌壁画的梦想破灭了。此后外国人欲在莫高窟的非法活动，均未得逞。

1943年的初春，第一位专职保护人来到了莫高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

据说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于上世纪４０年代来到莫高窟时，满眼荒凉、一无所有，唯一能栖身的地方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寺庙。他们白手起家，在这里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时间飞逝，创业者在一个甲子之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敦煌人。

如今，到敦煌莫高窟观光的游客日渐增多。人们惬意地行走在被修复了的古栈道之上，精美的壁画使人流连忘返。然而这种景象与敦煌研究院历史纪念馆的一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常书鸿等人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堪称老古董的生活资料，从一个侧面注释着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的开篇史。如果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成一幅幅活的影像，你也许能够深刻体味在这大漠之中迈出第一步的创业者的生命意义。

春夏之交，敦煌在一天之内下了一场超过年平均降水量40毫米的所谓的大雨。这对敦煌人的生活而言是再好不过的，然而对莫高窟就未必是好事了。

看到莫高窟的崖面被雨水阴湿的部位，凭直觉便可以感到这对洞窟里的壁画是绝没有好处的。

一个平日里是供上香人烧香而用的大缸，此时盛满了雨水，倒影晃动，俨然把莫高窟映成了一幅水彩画。相信游人会觉得这别有一番情趣，然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人员想必是不希望这种景象过多地出现。

一场春雨过后，是永无休止的风沙——严重时能见度只有几米远。

风沙的破坏力不言而喻，尤其是莫高窟及其壁画在沙暴的侵蚀下，异常脆弱。早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常书鸿等人接管莫高窟时，就因为它长期无人管理，洞窟和壁画被风沙掩埋磨损者甚多。

看来无论是让敦煌人期盼的雨水，还是令人生畏的风沙，对于莫高窟而言，就像无形的杀手，侵蚀着每一幅壁画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对莫高窟及其壁画的研究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６０年的时间里，敦煌研究院几代人为此费尽了心血：从早期的单一临摹和抢救性加固，到如今使用先进的科学工艺方法修复壁画、治理环境。他们走过的是一段艰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用心急如焚为子求医的母亲和悉心体察及时施药的大夫来比喻这几代人对莫高窟的用心，是绝不为过的。

沿着敦煌的母亲河党河向上游追溯，一直可以到达祁连山。

自古以来，每当春天降临，祁连山的积雪都会融化流入党河。干渴了一冬的党河便开始复苏，它带着生命的活力顺着大漠流向敦煌，于是绿洲里的生活又充满了生机。

似乎是要顺应天时，就在早春时节，敦煌的一户农家新添了一个小生命。此时恰逢小生命过百天之际，主人家要做很多很多的饭菜，以供前来道喜的乡亲们享用。

女主人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因为这是他们家四代同堂了，这孩子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所有的敦煌人以至中国人都会有相同的喜悦和企盼，因为生命的延续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莫高窟也是有生命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莫高窟的壁画、彩塑铺展开来，可以在沙漠之中布成一个长达二三十公里的大画廊。而这个画廊便承载着莫高窟的生命——即敦煌的文化生命。

如何更好地延续这个生命，不仅是那些正在莫高窟努力工作的人们的使命，它也将成为全人类一个共同的课题。

谷大象

 毒日、蒸腾的热浪、一阵风吹起的流沙，沙漠中哀号的骆驼——这就是中国新疆沉寂无边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895年4月，一位来自瑞典的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贸然闯进了这一片流动的沙海，其代价则是：两人丧生，七头骆驼及全部装备物资都被沙漠吞噬掉，在经过了２０天、３００多公里的行程后，才勉强得以逃生。于是，一个可怕的“死亡之海”的称谓，便成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闻名于世的别名。

但对于这个别名，当地人却非常不满，按他们的解释，在维语中 “塔克拉玛干”是“埋有宝藏的地方”。他们坚信，在那里肯定埋藏着他们祖先留下的，数不尽的珍宝和无穷尽的财富。

可面对这片无边无际、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人们禁不住要问，在这死一样沉寂的沙海之下，难道真的会有宝藏可寻吗？带着这种疑问，我们踏上了和田的寻宝路程。

2002年，中国新疆的考古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一个名叫丹丹乌里克的遗址群内，发现了一批稀世罕见的壁画，其中的一幅珍品，震撼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于是大家为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东方蒙娜丽莎”。

丹丹乌里克，在维语中被译为“象牙房”，是一种高贵和奢华的象征。可实际上，坐落在克里雅河以西的，这一片无人区中的古遗址群，受沙漠恶劣气候环境的影响，与它原来名字的含义早已大相径庭。除去斯文·赫定和1901年唯一一位带队考察、发掘过此地的英国人斯坦因以外，近１００多年以来，几乎就再无人涉足过这块地方，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它竟在人们的视线中神秘地消失了。

那么，这些掩埋在沙漠中的建筑究竟是谁搭建的？又是什么人留下了这么多精美的壁画呢？

两千多年前，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南缘，有许多绿洲。在这些绿洲上，人们建起了一座座城市，它们由东向西排列，连接着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就像珍珠串成的项链一样。而项坠儿，就是古代的于阗，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和田城。

于阗——是藏语的译音，意为“产玉的地方”。

和田玉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非常有名的。走在和田的大街小巷，人们会惊奇的发现，无论男女老少，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做着玉石生意。

和田玉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的玉质、色泽像羊脂般的温润洁白，故又被称作羊脂玉。而除去质地、色泽以外，形状、存在形态的不同也是区分和田玉品质的关键。

和田玉的形状及存在形态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玉矿石形态存在的，被称作山料；第二种虽然也是原生态玉矿石，但却经过了长时间在大自然和水中的磨砺，是具有各式各样天然形状，被人们从玉龙喀什河里采集到的原生态玉石。这类玉石被人们称作籽玉；第三种则是经过人工打磨、加工和雕琢过的“作品玉”；而在这三种形态的玉石当中，上上品，应指的是和田羊脂籽玉。

在和田的玉交易市场上，一块上好的、项坠儿大小的和田羊脂籽玉就能卖到数千元左右。而一块重２０公斤左右的羊脂籽玉，标价竟为上千万元。由此看来和田每年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并在夏季洪水过后的秋季，曾呈现过万人沿玉龙喀什河河床及河岸，采玉寻宝的壮丽景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玉龙喀什河中的羊脂籽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和田，由于它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曾经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通向古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交通枢纽。那时，南来北往的民族，东奔西走的商队，都从这里走过。人们交流文化，交易商品，传播宗教，使得和田就像是一个东西方贸易的内陆港，成为了东西方文明共存的圣殿堂。难怪有的学者把它称作是西域的一颗“东方明珠”，比喻成宗教意义上的圣城“东方耶路撒冷”。

正因为如此，在公元１１世纪以前，和田曾是一个多人种、多种族聚集的地方。从已经发掘和发现的古墓、古遗址和古文物来看，这里先后和同时居住过塞人、印度人、中原汉人、藏人、突厥人等诸多人种。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文字，讲述和记录着和田的历史。

瞿萨旦那，就是和田从梵文——古印度语中取来的名字。关于这个名字，还有着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

当年的于阗王无后，佛降天意送给他一个儿子，但他却苦于没有奶来喂养。因此，他每天虔诚祈祷，竟感动得地面上鼓起了一个乳房状的小山，并从山包里源源不断地留出奶来，孩子得救了。于是，于阗王便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瞿萨旦那，意思就是地下能出奶的地方。

这个看似荒诞的千年传说，是否就是先祖们暗示给后人，和田有一条产玉的河呢？

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明朝的宋应星曾经人性化的描绘了玉石的秉性。他说：所有的玉石都是隔着水，吸收月光之精华的。大多数的采玉人，都是在秋季，明月当空的夜晚，沿着河水去寻找玉石的。由于玉石都是从山上被水流冲击而下，夹杂在乱石浅滩之中，所以，仅凭天上的一点点月光就能找到玉，在当时绝非一件易事。于是，当地就有了一种赤女采玉的风俗：即让女人不穿衣服，全身赤裸的下到水中去采玉。因为他们认为，月亮、玉石、河水、女人属同一类物质，同一种生命而相吸、依附。不管宋应星所说的这种风俗是否真的存在过，但将玉石赋予灵性的这种说法，确实给和田玉以及那条玉龙喀什河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玉龙喀什河实际上是和田河上游的一个分支，它发源于昆仑山山脉的慕士塔格山，和另一条源于喀喇昆仑山脉的喀拉喀什河，一道汇集成了和田河。

这两条河里都有玉，但喀拉喀什河中的玉有颜色，多为墨绿色，所以喀拉喀什河又被称为墨玉河。而闻名于世的和田羊脂籽玉，只有在玉龙喀什河中才会有，因此这条河又被人称作白玉河。

并非所有的寻宝人，都能在白玉河中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羊脂籽玉，哪怕是很小的一块。因此，许多人便萌生了到白玉河的源头——昆仑山上的慕士塔格山，去寻找更多、更大玉石的念头。

 家住黑山大队的益民·尼亚兹老人和他的儿子托洪·尼亚兹，就是这样一家采玉人。

黑山大队，就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提到过的昆仑山上的黑山村。它海拔近３０００米，是和田海拔最高、也是交通最不方便、最闭塞的一个小山村。想当年，雄心勃勃的英国人斯坦因，为了找到玉龙喀什河的源头，就是从和田出发，经过了艰苦的跋涉，来到了黑山村。但当他面对“人与牦牛都寸步难行”的峡谷和悬崖时，也只好望山兴叹、知难而退了。

据益民·尼亚兹老人讲，从他奶奶那辈儿甚至更早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在夏季纷纷涌入昆仑山，奔向据说能挖到玉的慕士塔格山。

“慕士塔格”在维语中，实际上就是冰山的意思。

先秦思想家尸子，曾对大批中原人远赴昆仑山采玉寻宝一事，做过如下的描述：凡是采玉的人，没有一个人的气色像他们采的玉那样滋润光华，他们皮肤干燥，脸色非常难看。由于路途的艰难遥远，一千个人去昆仑山采玉的话，活着到那儿的，最多只会有１００多人。而这１００多个人里，能够侥幸生还的，也就剩下十几了。所以，当年那些采玉的人，十之八九都梦断昆仑，客死他乡了。

今年夏天，益民·尼亚兹的老伴病了，他既要照顾好老伴，又要放牧自家的牛羊和照看自家的菜园子，加上年事已高，他只好把上山采玉的事交给了儿子托洪·尼亚兹。

早上，托洪·尼亚兹的女儿，帮爸爸收拾好上山采玉用的简单行装。在默默的担心中，送爸爸踏上了行程。

从海拔近３０００米的黑山村到慕士塔格山上的采玉场，至少还要再走上３天、近３０００米高的山路。这其中，有两天是行走在只有毛驴才能通过的悬崖峭壁上，而最后一天近千米的路程，则是要爬上连毛驴都无法行走的雪山冰峰。

正如益民·尼亚兹老人所说的那样，在海拔5０００多米高的玉石矿坑采玉，和在山下采玉的确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艰辛，一样的不易，根本看不到满山玉石的景象，不知是否是因为呼吸困难的缘故，还是由于心情不好，老人的儿子在找玉时，一句话都没说。也许他在暗暗祈祷，希望这次上山能多找到些玉，多换些钱，为有病的母亲看病，为年迈的父亲多分担点忧愁。

 当站在慕士塔格山上，面对海拔5０００多米高的玉石采矿场和艰苦的采玉人时，你也许对玉的价值和玉的品质，就会有一个全新的估量和一个崭新的认识。

当经历千辛万苦走过了这一路，最后面对玉龙喀什河源头时，你也许才会明白，在大自然中形成的和田的羊脂籽玉，每一块都是绝无仅有的，它和黄金铸成的器物不一样，它是无价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无价之宝，在和田以往任何一次文物的发掘和遗址中几乎都没有发现过。而在和田以外的中原，却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下山之后，我们来到一道早已干涸的沟渠和种满庄稼的农田。现在的和田，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片地下的三五米处掩埋着他们曾经的于阗古都约特干。

公元４００年时，古代旅行家法显，曾在这里见到过金光灿烂的庙宇和寺院。庙宇中的塑像，神圣的建筑物上全部都用金箔包裹着，可见当时于阗国的富庶昌盛。1500年后，英国考古家斯坦因，在这里不仅找到了证明这一说法的遗物证据，而且还发掘到大量的泥塑像、陶罐及汉、唐时代的古钱币和文物。但是在这么多的象征财富的文物中，却没有发现一块玉石和玉制的器物。

1983年，考古人员在玉龙喀什河东岸、洛浦县城以西14公里的山普拉，抢救性的发掘了52座墓葬、两处马坑。虽然从它的丧葬形式来看，属于平民墓地，但从出土的大量陶器、木器、衣食、用具等物品中，仍能看到《魏书·西域传》中所描绘的于阗国“土宜五谷、并桑、麻，山多美玉”的盛世美景。可在这美景圣地，我们却看不到一块和田美玉。

为此，我们特意造访了玉石商人阿里木的家，也就是他的公司。在他的公司里有许多玉，但他并不收藏他们，最终都要卖出去。

阿里木是个声誉非常好的玉石商人，人称和田玉石王。他从前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和田普通农民。二十多年前开始在河滩采玉，靠自己的劳动和刻苦经营，才有了今天自己的采玉场和玉石公司。

阿里木从不贪财，他把赚来的钱除去改善家里生活外，很大一部分，都用来帮助村里的贫困人家和资助许多有困难的孩子上学。他坚信，有了钱后做善事是最重要的。

阿里木的做法，使人想起和田历史上的尉迟王族。

７世纪初，唐王朝建立。647年于阗王尉迟信，支援唐太宗统一西域，并凭借与唐王朝联合的力量，平息了连年来的外族侵扰与战乱。由于他和其兄尉迟雄，在统一高昌和治国方面有功，曾先后被唐太宗和唐高宗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和毗沙都督。

尉迟王族英勇善战，其后来的尉迟伏师战、达、王圭、胜、曜等，相继由中央王朝册封为王。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尉迟胜王，他曾同安西节度高仙芝共击萨毗、播仙，并于755年率5000人主动出兵，帮助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乱”。这一时期，于阗进入了自己经济文化上的繁荣时期。于阗王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音乐、绘画等诸多方面，都曾为于阗作出过巨大贡献。

早在汉代以前，于阗乐舞就已传入中原，隋代时的“于阗佛曲”甚至盛极一时。在唐代，尉迟家族的尉迟青和尉迟璋，一直是活跃在长安舞台上的著名音乐家。尉迟青以擅长演奏筚篥而闻名，唐代的段安杰在《乐府杂录》中赞扬其吹奏的筚篥“冠绝古今”。而尉迟璋的歌声则可“一声飞出九重深”。

往事早成过眼烟云。没人知道，躺在这片农田下昔日王城中的显贵们，能否听到今日和田人的欢歌笑语？但今天的和田还似乎还回荡着久远的乐声。

在和田市西南喀拉喀什河畔，又一座库玛尔山，当地人又称其为牛角山。传说过去佛迦叶和现在佛释迦牟尼都曾来此为诸天人说要法，并预言此地将安乐繁盛，敬重佛法，尊信大乘。

也许是受了佛的旨意，也许是于阗人固有的善良之心，于阗王尉迟家族尊信佛教，国力增强后，便在于阗境内大力修建寺院，庄銮佛像，亲自彩绘佛教壁画。

 为了寻找玉石宝藏，我们跟踪拍摄了一次惊人心魄的发掘。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考古队队长吴新华，与当地考古人员一道，在和田县城以东的达玛沟，发掘出一处保持非常完整的、唐代时期的佛教寺院。吴新华对和田有着很深的了解，尤其对和田玉有着长期的研究。此次发掘，虽然又一次没有找到玉石，但却出人意料的发掘出许多幅具有明显尉迟派画风、描写佛教内容的精美壁画。这些壁画清晰完整的保留在这座寺院的墙壁上，与有着玉般微笑的“东方蒙娜丽莎”壁画一样，令人震撼，非常精美。

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从隋至唐久住长安，绘制佛教壁画，造诣甚高，人称大小尉迟。其中小尉迟乙僧还被于阗王以“丹青神妙”推荐到长安，毕生从事绘画创作。最终形成了唐代绘画史上享有盛誉的“于阗画派”

他们的绘画技艺是，以铁丝勾勒轮廓，凹凸晕染发表现质感。“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只可惜，大小尉迟的作品至今都没有被发现。

看着这些残缺的佛像与壁画，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那有着玉石般微笑的东方美女。也许，在那广袤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在那发现“东方蒙娜丽莎”的地方，能够找到大小尉迟的真迹？寻出尉迟王族鼎盛时期的财富遗踪？

为了寻找玉石宝藏，我们从和田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东北方向走去，当被沙尘打磨了近一整天后，接近黄昏时，我们停步在了一片死胡杨树前。从这片大面积干枯的胡杨林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多么大的一片绿洲。而又有谁能想象得到，这里就曾是于阗王国最东边的属地精绝国呢？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一片这阴森恐怖的死胡杨林，它似乎向后人昭示着大自然的威慑力，无情的吞噬着一切美丽的景象。

斯坦因第一次发现了这个古城——尼雅。他于1901年、1906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共掘获了去路文书721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纺织品、家具等文物，而且还有一枚非常珍贵的中国瓷制印章。然而，最为重大的发现是在1995年，中日联合考察队在这里发掘出了一个东汉时期的夫妇合葬墓。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夜晚，月光照亮了尼雅古城的佛塔，格外美丽。使得人们即便是在这沙漠之中也不免产生遐想：如果那对合葬的恋人旁边再有一件美玉陪伴岂不更加浪漫！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曾经有许多河流从昆仑山上流入。但由于气候恶劣的变化，许多河流已经消失和正在干枯，克里雅河就是这样的一条河流。

沿着干枯的河床向前走，进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数公里，就可看到一座大型的、木质结构的古城堡。这座城堡是由瑞典人斯文·赫定于1895年首次发现的。有人猜测，它是古■弥国的一座王宫。1993年，中法联合考古队对它进行了发掘。在城堡中发现了许多粮食；在城堡的地上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钱币；在城堡的墙上，发现了描绘佛的精美壁画；在城堡的明显之处，还发现了许多被火烧过的地方。从发掘的东西来看，这里像是古代的一个仓库或是驿站？但从相当三层楼高的规模来看，它更像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场或星级饭店。

公元１１世纪时，喀拉汗王朝曾对佛国于阗，发动了一场伊斯兰圣战。从喀拉墩所在位置看，它似乎远在繁华城市的边缘地带。尽管如此，它也没有逃出这场圣战的浩劫。可想而知，当初那场圣战的规模之大，场面之惨烈了！

也许，在这豪华的城堡里，曾有过大量的珍宝和玉石？才引来战争？招来强盗？大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使得城堡中的一切成为了秘密，可能永远都不会被人知道。

我们寻宝的热情在多处曾经辉煌的城市废墟前遭到重创，于是我们来到一处还未完全损毁的遗迹前。

热瓦克大塔是和田地区地面仅存的最完整、时代最早的佛教建筑。它高约9米，周围是一望无际延绵起伏的沙丘。英国人斯坦因、德国的椿克尔以及中国的考古学者黄文弼，都曾在此进行过考察。

塔院内及附近地区至今仍能看见散落的许多陶片，院墙的内外侧，曾有过许多的佛和菩萨塑像。这些塑像全部经过妆銮，表面残存彩色，还贴有金箔。在塔前的地面上、塑像的底座下、安装木门的墙缝中，还发现了近100多枚信徒们摆放的供品——汉代的“五铢钱”。

所有这些，连同塔院大门两侧墙壁上绘有的“守门”的世俗人像，大概都是当年那些出资修建这座佛塔的供养人，所表达的一种虔诚之心吧。但奇怪的是，即便在这圣堂宝地，在这些象征着财富与最大诚心的供品当中，怎么会连一块和田玉都没有呢？！

人们都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丝路文明是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特殊文明。这种文明，由于受到地理、气候、政治、战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始终处于一种流动、多变、不稳定和对立的状态之中。

和田有三宝：玉石、丝绸和地毯。其中地毯西传而来，丝绸东传而至，唯有玉石产于和田本地。

而和田玉由于它的产量稀少和所拥有的文化背景，使得它既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可进行买卖，还可以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用作收藏。

在和田，当你来到一个普通人家时，你只会看到墙上的挂毯，地上的毛毯，人们身上穿着的五颜六色的丝绸衣衫，可却几乎看不到家中的玉石摆设。

在和田，你既能看到古老的作坊式丝绸纺织，也能看到不少成规模的织毯厂。但在玉石产地，要加工一块好的玉石，和田人会告诉你：去外省市、到南方。

在和田，几乎所有的大宗玉石买卖，卖方一定是当地人，而买方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甚至东南亚、日本等海外的一些玉石商。

所有这些现象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和田当地人对玉石经济价值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对其文化、精神价值的欣赏。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对玉的推崇是中华文明亘古千年的不变。圣人孔子曾云：“君子比德于玉。”因为玉的品质，恰似东方人的性格一样，高雅、含蓄、包容，柔中有刚，刚且不狂。因此历朝历代，都把阴柔妩媚的女子，在流淌的河水中采集到的、受月魄之精华的如脂美玉，比喻成含蓄、凝重、谦和的君子。这其中阴与阳、柔与刚的结合，既和谐，又玄奥。

 用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玉的位置，不可替代，不可动摇。

 相比之下，西方人则不同，他们的祖先对火对光的图腾、崇拜，使得他们视黄金为固化的阳光而无法抑制的喜欢它那金光灿烂的外表。因此，他们惊诧于丝绸这种柔软、纤细的物品，也能够发出火与太阳般的灿烂金光。

 古于阗国有美玉。有了玉，它就有了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原。而有了中原这个玉石的最大买主，它就能源源不断的供应给西方人望眼欲穿的畅销货——中国丝绸。就这样，古于阗人运用了在东西方人眼里，两种具有不同价值宝物的交换，赢得了相对的经济繁荣与稳定，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相互融合。丝路文明的精髓，在和田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量的开采和买卖使得和田玉声名远播，它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和田当地的人逐渐意识到无度的开采只能使自身的财富流失过快。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开始收藏玉石，并故意抬高价钱，用天价拒绝那些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买玉人。

 也许，当年尉迟王族在用玉石换来大量财富，乐施善举时，也曾因同样的担心，将玉石藏匿于沙漠中的某个寺院当中？难道在这片被风暴堆积起来的沙海之下，真的还沉淀着至今都无人发现的玉石珍宝？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继续着寻宝的路程。

 去丹丹乌里克的路是最难走的。

 公元399年，中原的求法者——法显，在穿越这片浩瀚沙海时曾经这样描写过：“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这段描述，令所有没有去过，或正准备去丹丹乌里克的人，不寒而栗，即便是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寻宝就要付出代价，有时代价不仅惨重，甚至还是致命的。

 这不，我们一辆供给沙漠中水和食物的车辆，由于长时间大马力在沙漠中的行驶，引发线路问题，被烧毁了。

 水在沙漠中就是生命。当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就是因为没有带够充足的水量，差点命丧沙漠的。

 把水冻成冰块带进沙漠，是当年探险家和考古队最常用的方法，但必须要计算好进出沙漠的时间，掌握天气的变化。

 在我们的寻宝队伍中，有一位当地维族人，他叫卡斯姆，是和田文物管理所野外文物管理员。他有一个绰号叫沙漠狐狸，他不仅能在沙漠里像狐狸一样出没，而且还能轻松的在沙漠中辨别方向，在沙漠腹地中找到水。

实际上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地下水蕴藏量非常高，多达81578亿立方米。

 当地人都知道，沙漠中有红柳的地方，或是地势低洼、地面有硬表壳，靠近干枯河床的地方，向下挖上一米左右就能找到水。

 在卡斯姆看来，塔克拉玛干根本不是什么“死亡之海”，而真的是地下埋有宝藏的地方。

 2004年10月18日，曾经于2002年10月带领中国考古队，发现“东方蒙娜丽莎”壁画的张队长遗憾的告诉大家，当年发现壁画的遗址又一次被流沙掩埋了。在被风沙掩埋的遗址上及周围，没有发现新的壁画，也没有发现任何玉石宝藏。

 塔克拉玛干的名字实际上有三种解释：

 1．进去了就出不来。

 2．过去的家园。

 3．埋藏珍宝的地方。

 那么，在这片浩瀚无边的沙漠中，究竟还要有多少人要走进去？究竟还能有多少人能从那曾经美好的家园带回美好的宝藏？而究竟这片沙海里埋藏的宝藏都是什么？是否可以这样猜想：在那些宝藏里面，唯独没有我们期待的玉。

 丁虹

 现在，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佛教徒是谁，具体是来自哪儿，具体什么时间……

 当佛教从古代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的王室成员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数以吨计的颜料被运送进来了，画师们在石窟中忘我地绘制佛教壁画，龟兹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遥远国度的僧侣。

一个来自古印度的婆罗门贵族厌倦了世代做官，竟辞去了国相职位长驱跋涉来到龟兹，龟兹王把自己的妹妹罗什嫁给了这个叫鸠摩炎的人。他们按照西域的习惯，为出世的儿子取名叫鸠摩罗什。这个信奉佛教的母亲，像先知一般规划了儿子的未来。在日后的岁月里，她将带着骄傲与忧愁看着儿子怎样改变了这个王国以及自己的命运。

龟兹（Ｑｉūｃí），它的发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这个地方在中国汉代的典籍中就有记载，那时，龟兹是西域36个国家中的一个王国，其中心位置是现在新疆的库车市，位于天山南麓的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北方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

 在汉代以前，这个小国处在两个强大的势力之间，由于被漠北的匈奴人控制，龟兹国惧怕与汉帝国往来，尽管汉朝的使节多次前来示好，却经常遭到拒绝、冷遇或血腥的杀戮。汉帝国为了打通这个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点，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军事准备，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两个强大的势力倾尽军力，决心在西域一决高下。

 汉帝国的军事胜利迫使匈奴人的势力退出西域，龟兹成为西域３６国中第一个接受汉文化的地区。

 至少在西汉以前，龟兹还没有流行的书面文字，魏晋南北朝以后，一种被称作吐火罗语的语言突然流行起来。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被现在的学术界改称为吐火罗B种语言或直接称之为龟兹语。

 龟兹上层社会的孩子们要学习的却不仅仅是这一种语言，因为常年往来于此的人群里面既有撒马儿干的粟特商人、叙利亚的画家，也有中原的使节和印度的僧侣。

 在那时，龟兹仿造印度寺庙建造的雀离大寺已经竣工，越来越旺的香火正昭示着又一个佛教的中心在西域的兴起。古代文献曾记载龟兹有大型寺院共17所之多。在不同时期的文献记载中，由于翻译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差异，雀离大寺又被称作昭祜厘大寺，也就是现在的苏巴什寺院遗址。那时候，许多西域人翻越葱岭来到这里修行，这些人中间还包括各国的王室成员。而龟兹并不是西域唯一的佛教中心，于阗国的佛教寺院建立更早，其规模比龟兹更大。那些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翻越高原、跋涉流沙远道来到这里修行呢？

 鸠摩罗什可能不曾想过自己的未来会和这里联系在一起，他和王室的孩子们正尽情享受着一段快乐的孩提时光，他们无忧无虑，因为龟兹正处在和平而富足的阶段，王室成员正醉心于开凿石窟、传播佛法。

 像连环画一般，龟兹的画家们在许多石窟里描绘了佛陀转世以前的本生故事。但同时，也强调克制情欲、严守清规的戒律。经常出现的画面是，年轻的出家人是如何抵御各种诱惑。

 龟兹佛教的戒律以严明闻名西域，许多出家人甘愿舍近求远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越茫茫流沙到这里修行。集体的寝食作息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个人的行为，孤苦的环境和肃穆的气氛可以磨炼出家人的定力。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鸠摩罗什从幼年便被送到这里苦修一个的原因吧。

 佛经说，远离人间的欢乐，为接近智慧，愿独处于寂寞深山……对这个人来说，艰苦的磨炼从童年时就开始了。

 送别的队伍已经远离龟兹的宫城，而年幼的鸠摩罗什将告别尘世更多的欢乐。那时，他只有7岁。

 克孜尔千佛洞是中国开凿最早的石窟，它位于渭干河北岸。克孜尔，在今天维吾尔语中是红色的意思，这也许和山体的颜色有关系。当古代龟兹绘画形成本地风格的时候，蓝色的颜料被大量地运送进来。

 石窟的穹顶上绘制着蓝色的宇宙星空，太阳和月亮各出现在天空的一端。蓝色的颜料是由青金石研磨制成的，这是一种稀有的蓝宝石，来自1500公里以外的阿富汗。在罗马语中，这种颜料被称作“来自海洋那一边的蓝色”，证明青金石是亚洲地区的特产。那时，画家们已经发现了这种蓝颜料最杰出的地方在于它永不褪色，因此被大量使用。但是这种颜料很昂贵，其价格甚至高于黄金。在丝绸之路上，一定有许多商人从事着引进这种宝石和护送它的生意，以至于一些学者给这样一条商道专门起名叫“青金石之路”。

 提供这种贵重的青金石的是当时龟兹国的善男信女，他们是慷慨的施主，被称作供养人。而这些龟兹人最初可能是来自哪里呢？

 1906年1月，德国的“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到达库车。探险队由三个人组成，他们是佛教艺术史学家、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主任阿尔伯特·科伦维德尔、柏林民俗博物馆的馆员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和博物馆的勤杂工瑟奥多·巴图斯。他们这次来库车考察的主要目的是揭取被认为是古代龟兹最有价值的壁画。

 探险队的勒柯克在日记中写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借着微弱的光第一次进入这些石窟时的情景。

在昏暗的石窟墙壁上，古代龟兹人的形象与探险者之间的距离近在咫尺却相隔着1600多年，尽管壁画已经残破，但是人物的外观特征依然是清楚的。

 壁画中的男人们两腿分开站立在那里，用他们的脚尖保持着平衡，衣服是大翻领的款式。腰上系着表明贵族身份的带子，上面挂着长长的宝剑，把手与剑刃之间有横档，呈十字形。这种服饰以及男人武器上表现出的与欧洲的相似性让人感到既兴奋又震惊。

龟兹，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驿站汇聚了不同的人群，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活动有雅利安人，以后相继活动的有乌孙人、匈奴人、汉人、突厥人和公元8世纪以后的回鹘人以及混血的土著居民。

 正是由于龟兹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种族流动或更迭，壁画出自不同的画家群体，其风格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在阿羯田的半山上，雀离大寺由众多寺院、禅房、佛塔组成，俗称西大寺和东大寺，加在一起，仿佛是一片绵延几十公里的城市。在龟兹佛教鼎盛时期，这里同时容纳了１万名僧侣。

 在西大寺北侧，有一个洞窟，内部幽暗，一条长形通道两边开凿出小型的洞龛，面积很小，仅能容纳一个人盘腿坐在里面。这是僧侣们修行打坐的地方。有一天，雀离大寺又来了一位出家人，由于他的出现，竟改变了龟兹日后的命运。

 在雀离大寺，年幼的鸠摩罗什很快地引起了僧人们的注意：他对老师讲授的经义，能迅速理解和掌握，一天能诵读1000偈，相当于32000字。

 光影在连绵的山冈上流淌，峡谷寂静，轻烟袅袅，男孩的心声沉着：母亲，我不再埋怨您了，心开始如水平静。从前那些快乐的回忆已经不再时时诱惑着我，一个新的世界像海一样辽阔，等待我去遨游……

 鸠摩罗什9岁时曾跟随母亲长途跋涉去尼泊尔拜著名法师槃头达多为老师，在这位名师指点下，鸠摩罗什学问进步很快，3年后他随母亲返回龟兹。

 在以后的日子里，鸠摩罗什研究佛经的同时，还研习了声韵学、语文学、工艺、技术、历算之学、医药学、逻辑学、星象、律历等学问，特别精于文辞和讲说。那时，龟兹的国王已经对他钦佩不已了。

 在鸠摩罗什20岁的时候，龟兹国王准备了一场法会，要他与西域的一位高僧进行辩法。龟兹王的目的是要给鸠摩罗什一个彰显功利的机会，一旦他取得胜利，龟兹在西域的宗教地位将不可动摇。对鸠摩罗什而言，这是一场决定名声的关键时刻，但是对手却是自己曾经的老师。

 老师和学生的辩论持续了一个月。

 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每逢大型法事，各国前来聆听佛法的国王为了表达无限的敬意，都亲自跪在地上让鸠摩罗什踩着膝盖登上法座。一个神奇的名声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也就在这一年，鸠摩罗什的母亲离开龟兹前往印度。临行前，鸠摩罗什向母亲表达了要去东方的决心。

 在空寂的山岭上，他遥望着无限的天际：东方，它意味着什么呢？那个辽阔的神奇而深邃的国度，对于未来的我是宽容还是苛刻呢？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从印度传到西域。以后，随着商旅们在丝绸之路的往来，这一信仰逐渐扩大到西域的其他地方并开始向中原渗透。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开凿的佛教石窟已经具有庞大的规模了。但在当时，僧人们学习的佛教经典还是相当有限的。

 于是，鸠摩罗什要将印度佛教的梵文同时翻译成龟兹文，还要翻译成汉文，精确并且富于韵律，如同音乐一般。显然，借助音乐的做法很符合当地的实际特点，对宗教而言，它易于人们接受与记忆，进而也便于传播。这些汉字的佛教典籍通过丝绸之路的商队或东去僧侣传至中原地区，200多年以后的一天，唐代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路过龟兹，这里的音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写道：龟兹国在演奏管弦伎乐方面的水平是最高的。

 一件从苏巴什寺院遗址出土的舍利盒上面绘制了25个半人半神的形象。盒子是用来盛放一位高僧的骨灰的，围绕圆形的盒子画着一支天国管弦乐队。乐手们手持的乐器种类在当时的龟兹乐舞中可能是最常见的，因为有这些动听的音乐，天国才一定更美妙吧。

 在龟兹，无论绘画的风格如何改变，音乐和舞蹈总是不可缺少的。许多种乐器和舞姿从龟兹壁画创作的一开始就出现在石窟里面。音乐和舞蹈为人们描绘了天宫美妙的情景，画师们借助世俗间的乐器和演奏的形态为膜拜的信徒营造出另一个听觉的世界。琵琶、箜篌、阮、排箫、横笛、鼓在壁画上大量出现。排箫和阮这样的乐器来自中原，横笛来自羌人地区，竖箜篌、琵琶这样的乐器来自波斯，弓形箜篌来自印度，而里拉这样的乐器又来自古代希腊。鸠摩罗什在翻译的佛教经典中曾多次提到这些乐器，也经常用音乐来解释佛经中难以领悟的问题。

 龟兹的歌舞不仅风行于西域，在遥远的中原也非常著名。能歌善舞的艺人们跟随商队进入中原，那些充满了异域色彩的舞姿和曲调弥漫在京都的舞台上，并很快成为一种时尚。

 在石窟的壁画中，舞蹈者身着世俗的装束，半裸或全裸。在借用道具时，一般多是旋转的舞姿，手中飞动的长巾与急速旋转的动作给人一种风驰电掣般的感受。这些壁画内容大多与佛祖涅槃的题材有关。画家们在绘制壁画时所参照的是来自西方的摹本，同时也融入了当地的乐舞成分。一种新的宗教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传播，并取得当地人的信任，是要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才能流传的。

在今天的库车，民间音乐和舞蹈已经渗透到每一户家庭和每一个成员之中了，用手工艺制作乐器的人家已经经过了许多代。一块木头在这位老汉手中将很快变成一件乐器，并加入一个家庭乐队的行列。当他将一件吐塔尔制作成型的时候，院子外面的杨树便鼓起掌来。

维吾尔人有音乐的天分，每个家庭即兴地开一个音乐会是经常的事情，音乐会也并不局限在节日，农闲的时候，邻家的老汉聚在一起唱几首歌就像串门一样平常。

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说：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天雨曼陀罗华……在他的描述中，来自西方天国的音乐是美轮美奂的。

 在那时，中原人所熟知的龟兹国已经不仅仅只有美妙的音乐了，鸠摩罗什的名声正越来越远、越来越强地向东传去。就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一场劫难突然发生了。

 公元379年，车师的前任首领和龟兹王的弟弟出使朝见前秦的皇帝，他们出于权力之争请求皇帝发兵进攻龟兹。一场战争在西域爆发。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攻克了龟兹，一件重要的战利品便是鸠摩罗什。前秦君王对鸠摩罗什仰慕已久，按照他的嘱托，吕光将军凯旋时必须将鸠摩罗什完好地送至京都。令鸠摩罗什始料不及的是，他的东方传教之旅竟骤然变为一场隆重的押解。而另一事件对他来说如同晴天霹雳——那位将军竟然强迫他结婚。破戒，这对已经是一代高僧的鸠摩罗什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那位龟兹王的女儿，他并不陌生，童年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玩耍。但是自从出家之后，鸠摩罗什已经以不动之心将这份熟悉隔离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外了。

 鸠摩罗什并没有忘记，母亲离开龟兹的时候对他说的那些话：你将是去东方传播佛教的僧人，但你到东方去将历经磨难……母亲的先知在今天果然应验了吗？！

 17年以后，鸠摩罗什由凉州辗转前往中原长安。公元407年，长安城为迎接他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从此鸠摩罗什专注翻译佛教经典，300卷浩繁的经文在他的笔下化作精湛的汉语传向辽阔的中原。在长安，仅跟随鸠摩罗什从事翻译的助手就有5000人。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圆寂。这位僧人在7岁出家的时候，是否曾经神游于此呢？

 佛教文化以越来越多的文字为载体自西向东传播着，在中原与强大的汉文化相遇、交融和碰撞，赋予了佛教更丰富的生命意义，它开始以另一种新的姿态影响着更远的地方。

 从唐代开始，中原的大乘佛教渐渐向西域反传，许多汉人僧侣来到龟兹，具有中原风格的壁画和汉字出现在龟兹的石窟中，人们称之为汉风。

 在库目图拉石窟寺中，有一个特别的石窟，它们是由汉人开凿的，由五个彼此相连的洞窟构成，被称作五连洞。五连洞窗外是明亮的渭干河，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把天光送进石窟里。

 即使在克孜丽亚幽深的峡谷中，也能发现汉人开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