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
52集大型电视连续剧《闯关东》作为央视2008年开年大戏，于1月2日在央视一套首播，全景式地再现当年3000万人“闯关东”的悲壮历史并展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历尽艰辛闯荡到东北大地谋求生存，繁衍生息。这种历史罕见、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被称为“闯关东”，是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活动。
历史上的闯关东
清代以前，东北人口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比例占多数，汉族人口几乎没有。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644至1667年，清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二、1668至1860年，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当时，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但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山东闯关的移民，此时移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一时间山东人的足迹踏遍了辽阔的关东大地；
三、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移民敞开，“东三省之开放设治，遂如怒箭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矣”。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移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移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移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移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力军
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闯关东”被喻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山东人则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有此说法：“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他们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如光绪初年山东大旱，移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并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也”。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个案1：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口述：“我出生于东北新京。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大娘在老家。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我父亲去先到济南，坐火车经山海关到新京，在一家面粉厂做工。我母亲也是山东人，在新京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了婚。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
个案2：博兴县于树林口述：“我今年74岁，闯关东时26岁。当时家有父、母、妻子。从张店坐火车，经济南、天津到奉天。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我没上过学。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他比我早去一年多，我就是在老家跟他学木匠的。”
个案3：邹平县孙志国口述：“1945年父亲为了躲避日伪军抓兵，便带着我母亲、姐姐和我逃荒到青岛，而后坐船到大连，再到辽宁的瓦房店落户。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由叔叔照顾。我们去是投奔1939年去东北的本村一位干小炉匠的乡亲。”
个案4：临朐县马福山口述：“1940年父母带我和我姐姐共四人去东北。……我们到沈阳是投奔舅舅的。舅舅1930年去东北沈阳，那时他才16岁，在一家日本人办的铁工厂做瓦木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舅舅住在沈阳皇姑屯，距沈阳火车站15里路。我们下车后，我按着地址，花两元钱雇了个马车去找舅舅。见到舅舅后，舅舅骑自行车把我们接到他家。当时我们是和一个山东老乡住一间房。”
这些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移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东北人和山东人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另据调查资料说：“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过去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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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为什么是闯呢？
闯关东，为什么是闯呢？
闯关东，一个“闯”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尽管禁令日见严厉，却不能完全禁阻关内民众进入东北。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河北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
为什么闯关东？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从移出地看，一面是天灾，旱、水、雹、虫、疫并发；一面是人祸，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地方争斗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兵灾匪祸频繁，日益加重田租、税负、差徭和额外摊派。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灾民、难民不得不到东北去逃荒、避难。
从移入地看，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华北地区地少人多。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闯关东的难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一本书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危险，“闯”入东北。
什么人闯关东？
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日本紧跟其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民关外，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了多少人？
据统计，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有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有的专家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前，每年从冀鲁豫去东北的约有40至50万人，不少年份超过百万。
闯关东的意义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移民潮打破了地域间的局限，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有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加协调和统一，双方商品的交流，资源的互补，文化习俗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