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猪之闺房]]>

<![CDATA[猪之闺房]]>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 zh-CN Tue, 15 Jul 2008 10:34:30 +0800 Tue, 15 Jul 2008 10:34:30 +0800 http://blogs.law.harvard.edu/tech/rss 120 <![CDATA[猪之闺房]]> http://ava.blog.163.com/photo/6dfWambZTf0Z9puczcWNRQ==/170292360910537669.jpg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 <![CDATA[[原创]为姚抄抄鸣不平]]>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61510331318 　　[原创]为姚抄抄鸣不平

　　文/咔咘咭諾

　　说实在，我上学时，也热爱文学，也崇拜缪斯，在班级我的作文总被语文老师评为“甲”，并被当成范文在同学中传阅。我每天爬格子、码文字，可是格子爬了不少、文字码了许多却没有一篇变成墨香的铅字，为此我烦恼过、自卑过、失意过，自信心屡屡受挫，“创作”激情常常被扼杀。如果当初我也有姚抄抄摘抄的经历，说不定早已成名成家。

　　参加工作后，专门从事文字工作多年，我猛然悟出，中华民族5000千年文明，古今多少文人墨客、多少篇传唱的精彩文章不过是玩了几千个汉字而已。文字是大家的、共有的，你能用，我也能用。文章不过文字的排列组合，如果你的排列正好与我的排列组合相同又有什么不可？怎么辨别是抄你的？

　　退一步说，如果她抄了你的文章，你应该感到高兴，毕竟被一个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文学青年看中文章也证明一个人的写作水平。

　　姚抄抄拿着抄来的文章受了奖励、获了荣誉，我认为也与姚抄抄关系不大。推荐学校把关了没有？评奖单位调查了没有？社会各界追究他们的责任没有？如果因为评奖姚抄抄就被口诛笔伐实在不应该，就像周老虎制作了一个照片得了两万元的奖励，难道仅仅是周老虎的过错？

　　学是创之基，创是学之果，模仿是人之天性。姚抄抄充其量是个孩子，模仿抄写也无可厚非，干嘛因为几篇抄写的文章便对她恶意攻击、非常指责？！

　　站在孩子成长的角度、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请放过姚跑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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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人无意抄别人贴，只是按文中逻辑，我完全应该这样做。]]>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61510331318 0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61510331318 Tue, 15 Jul 2008 10:33:13 +0800 2008-07-15T10:33:13+08:00 <![CDATA[中石化获123亿财政补贴中石油已提上调油价申请]]>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2208415605 　　中石化获123亿财政补贴中石油已提上调油价申请

　　中国石化今日公告称，公司近日获得补贴123亿元,2006年，中国石化及其附属公司获得一次性补偿50亿元；2005年，中国石化母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获得一次性补偿100亿元。同时中石油已提出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申请。

　　中石油实现净利润1345.74亿元，平安实现净利润174.83亿，中移动07年净利润871亿，交通银行净利润205.13亿元。同时，中石油表示已经提交了油价上涨要求。]]>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2208415605 0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2208415605 Thu, 20 Mar 2008 08:41:05 +0800 2008-03-20T08:41:05+08:00 <![CDATA[关于秦的几个奇怪现象]]>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2011320703 　　关于秦的几个奇怪现象

　　一、所谓的“焚书坑儒”

　　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考证它的真实性，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对秦的恶意污蔑。退一步讲，假设它是存在的：书被烧了，有儒生被杀了。很奇怪：书被烧，有人说是学者记在脑子里，到汉代又写出来，怪了，学者不是被埋了吗？即使“坑儒”成立，被害的400余人，当然只是极少数，又奇怪了，秦统一后迁各国学者到咸阳，数量岂止400，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没事，就他们受刑？恐怕不会无缘无故吧。我们又知道，有原因的：这400人里有卖假药并在陨石刻字“秦始皇死而地分”的方士，也有统一十年后突然叫嚷裂土分封的人。即使对这些叫嚣分封的，秦始皇依然没有一见就杀，依然是由着他们议论。当他们的论点和论据全被彻底击败时，依然不依不饶，依然蛊惑人心。那么请问，他们这样是不是犯罪？即使放在人权空前的中国，依然有反分裂的法律。如果今天有人为了分裂而大肆叫嚣，会不会受罚？如果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会不会被处理？我不解：凭什么这些人犯了罪被处理就是不行？难不成是因为“刑不上大夫”？

　　事实上，连公认的民主人士鲁迅也对秦“焚书”持肯定态度。另外，儒生只是政客，不能算做知识分子，千万别把那些只会叫骂的儒生跟牛顿和爱因斯坦归为一类。坑了几个儒生，结果被放大到残害包括诸子百家和技术人员在内所有的知识分子，偷换概念的下流伎俩。另外还有人嘲笑秦想消灭的却流传下来，而想保护的却消失了。这同时又给人们提个醒，一是秦有没有真的想消灭一部分，二是秦想保护的包括秦时法律政令在内的典籍，哪里去了？既然秦是保护的，当然不可能自行全部销毁，咸阳被占后，即使项羽烧了，那么全国的呢？在空前庞大的秦帝国全境销毁，恐怕非一日之功吧。明显的贼喊捉贼。

　　史书说焚书，那么焚的是什么书？就算其存在，那么，后朝给前朝的史书依然没有说秦烧毁全部的书籍，即使在列的，也在咸阳有备份。“某些学说不再作为指导思想而仅供学术探讨”和“全面销毁”，此两者不可等同。

　　二、所谓的专制始祖

　　持此观点者，曰：秦统一后是中央集权制，后世争想效法，中国2000多年专制统治，以至中国落后。真能让人笑掉大牙。

　　没错，秦是中央集权，那么请问，从古至今哪个强大的国家不是集权？秦中央集权只是表象，其实质是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很多人支持儒家为上古三朝夏、商、周唱赞歌，似乎那个时候很自由，其依据是处在京城的政权没有集权，对各地控制力不强。这里真奇怪，我想问的是：中央对地方控制不力与各地的下层人生活状况好坏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就是在夏、商、周时代，其社会制度是奴隶制，即使到了战国，除秦外，奴隶制依然不同程度保留着，战败国从平民到贵族都可能被对方当作奴隶――会说话的工具。越王勾践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能复国只因吴王夫差一厢情愿没有彻底消灭越国，如果消灭，那么勾践再能“卧薪尝胆”也没有机会。通常人们所说的先秦自由社会，无非是其平民生活相对松散，那么请扩大一下视野，这些平民是全部吗？为什么不看看当时依然存在的奴隶？难不成现在还有人把他们当成会说话的工具？而且那些平民，只是无战事的情况，真正那样田园诗人一样的环境又能有几何？在大战连绵的东周时期，一旦开战，平民充军，如果战败甚或灭国，只能落个当奴隶的份。我真搞不懂了，直到现在还有人公然为奴隶制社会叫好，一个通过变法取消奴隶制的国家居然被“正义凛然的民主人士”鞭笞。

　　再者，再退一步，假设集权专制是秦创造并在当时实施的。后世统治者效法并一步步走向极端，把这笔账算头秦的头上，这样做的人自认公平吗？“汉承秦制”是不争的事实，而秦末农民起义其原因恰恰又是因为“秦暴政”，可笑了，一群不堪“暴政”而奋起反抗的良民，在得权后立即奉行同样的“制度”，哦对了，此时不能再称为“暴政”了，正所谓“名可名，非常名”啊。还是假设秦是暴政，那么，其所谓暴政被后人运用，罪名是什么？“教唆罪”吗？没有人会去教唆自己的敌人推翻自己。制造凶器罪吗？那不好意思，杀人犯的罪远大于制造凶器罪。而且，行凶的后世专制统治者恰恰是几乎无有例外的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家所谓“知识分子”，他们又是秦的“敌人”。一个人要为他的敌人恶行埋单，什么逻辑？

　　别把文化争鸣消失的帐算到秦始皇头上，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留下的祸，自那始，“学而优则仕”的儒生上台执政，不给其它学派机会，冤有头，债有主，这笔帐是谁欠的找谁去。秦法的精神就是“变”，不泥古制，不法常可，正是在同恪守上古“圣贤”的斗争中，秦才得以强大，即使在秦强大到统一的道路上，秦所用的人材，其奉行的学说也不尽相同，以丞相为例（商鞅时秦还未设丞相）：商鞅是纯粹法家，张仪是纵横家，范雎虽然门户不明，但无碍于其“远交近攻”，蔡泽持的是“计然学说”，主抓经济，吕不韦商贾出身，李斯是个法家为主、各家兼用。通过这些外来高官也看得出来，各个以自由标榜的“山东六国”，为什么大材都往黑暗专制的秦国跑？为什么在本国啥嘛不是，到了秦国就大放异彩？一个“焚书坑儒”的帝国，其高官直到秦末却依然是各门各派都有。

　　常常一给秦说几句公道话就会被冠以“专制走狗”的帽子，真不好意思，本人就事论事，从来没有为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甚至是康熙这些正统的所谓“明君英主”唱过赞歌。汉武帝一个“巫蛊之祸”冤杀2万余人，支持他和反对他的全部遇害，让人无所适从，真正开中国人治先河的正是他老人家。成吉思汗动辙屠城百万，所到之处一片废墟，打过的地方虽多，但极少有真正有效的管理，他根本没把占领地当成自己的家园，而只当是给子弟及下属的赏赐。至今还有人叫嚣中国人好战，原因之一就是成吉思汗西征，给西方千万了伤害。那么对不起，本人不认同把一个自己先祖拼死抵抗、失败后自己先祖被划为最末等居民的游牧群体去其它地方做的恶算到自己头上。康熙“愚民有术，治国无方”，自己喜欢科学却不准民间研究，因为人民开化就不便于统治，结果是清代没出过一个科学家，也没有一本拿得出来的科学著作。所谓的“康乾盛世”无非是中国古典封建时代的回光返照，与之时间相近的西方却在风风火火地进行“工业革命”，真不知些盛世从何而来？

　　以上只是几句随笔，思考还不够完善。请多包涵。

　　]]>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2011320703 1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2011320703 Sun, 20 Jan 2008 13:13:20 +0800 2008-01-20T13:13:20+08:00 <![CDATA[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2)－转贴]]>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180374091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作者：孙皓晖(西北大学教授，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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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全文更新完毕）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孙皓晖

　　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亡，至今岁，两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甘苦共尝中拓展伸延，已经由我们在《大秦帝国》中走过的铁器农耕文明，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之交汇时代了。然则，文明的进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人还是人，人类还是人类，国家还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先民曾经反复论争的人性善恶、法治人治、变革守成、贫富差异等等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出现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密集，使种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多元，更为全面。我们在高端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脚步，依然是历史的延续。
　　回首历史而探究文明生发演变之轨迹，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绵延相续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远意涵。对于在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中不断探索未来之路的整个人类，有着建设性的启迪。深入探究足迹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文明史，其根基点，无疑在于重新开掘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内涵。
　　深刻认知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正源时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状态及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并从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历史高度，给予正确客观地解析，方能如实甄别我们面临的精神遗产，恰如其分地选择我们的传统文明立足点，避免将古老糟粕当作稀世珍宝的难堪与尴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国的历史之路，再解析帝国灭亡的历史奥秘，清点帝国时代的文明遗产，并回顾我们的历史意识对原生文明时代的认知演变，便成为重新开掘的必要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长久地堕入了一种误区：对繁杂细节的考据，淹没了宏阔的文明视野；对具体事件的记叙，取代了高远的剖析与甄别。年深日久，几乎形成了一种怪圈：桩桩小事说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发端、经过、结局等具体要素而言，几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脉络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诸多民族常有的那种动辄消失几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则，对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时代、国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标意义的历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评判，却始终不着边际，没有形成一种以国民意识体现出来的普遍认知。至少，在我们已经跨入高端文明的门槛之后，我们的浩瀚典籍中还没有一部立足于文明史高度，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作出整体解析与评判的著作。作为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轴心，秦帝国所遭遇的历史口碑，是这种偏狭的历史意识浸渍而成的最大的荒诞剧。
　　我们每每惊叹于地下发掘的宏阔奇迹。
　　我们常常麻木于文明开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国的历史兴亡脚步，我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埋首检索那些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我每每惊愕于一个不可思议地现象：对于如此一个只要稍具历史目光与客观头脑，便能评判其不朽文明价值的帝国时代，何以那么多的历史家学问家以及种种骚人墨客乃至市井演义，都充满了怨毒的心绪，不惜以种种咒骂横加其身？隋唐之后更是不分析，不论政，不甄别，凡涉春秋战国秦之评判，大体皆统统骂倒。及至当代目下，仍有诸多学人秉承此风，屡屡说得口滑，言辞之轻慢戏侮几近江湖套路，读之既乍舌不已，又颇觉滑稽。
　　问题究竟出在了什么地方？
　　何等历史烟雾，使秦文明两千余年不为国人意识所认同？
　　这既是《大秦帝国》开篇序言提出的基本问题，也是这部作品在最后该当有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我力图做到的，是以所能见到的种种史料为依据，解析国民历史意识对秦帝国非议曲解的演变轨迹，并探究秦帝国灭亡的基本原因，发掘中国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原生文明，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秦帝国，有一个诚实的说法。
是文为祭，以告慰开创华夏原生文明的伟大先贤们。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一）上

　　一、暴秦说：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又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六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
　　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内在逻辑：权力主体的灭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突然沉沦，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秦帝国政权因突发政变而突然崩溃了，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
　　历史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然则，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互为因果，越纠缠越乱。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对秦亡原因之探究，长期陷入一种沉沉相因的主流定论：秦政暴虐，暴政亡秦。当然，这个误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是“暴秦”说的学理成因之一。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暴政”依据，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暴秦”说其来有自，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
　　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就总体而言，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流：一则，是从制度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图效法秦国，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浪潮；一则，是从施政的意义上，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其代表性言论是“苛法”说与“虎狼”说。在战国时代，尚未见到明确的“暴政”说法。就根基而言，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不同的。“苛法”之说，是具有“王道”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虎狼”之说，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实属攻讦性的非正当评判，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拟建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
　　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对秦政的认知评判，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性仇恨。“闾左徭役”们直接仇恨的对象，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陈胜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叹，所言实际内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先以为扶苏、项燕鸣冤为事由，后又以“张楚”（张大楚国）为举事旗号，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演变的转折点，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乱之局。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强纷纷聚来，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说。原发经过是：陈郡“三老豪强”们劝说陈胜称王，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大业。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暴秦”说。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志在复辟的贵族势力，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从而形成天下共讨“暴秦”的声势；其实际图谋，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强大借用力量。其后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演进的：除了刘邦、项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势力，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直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根基，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陈胜政权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内部瓦解了。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一）下
　　
　　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期间，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因而具代表性。这三则言论，都是由张耳、陈余为轴心的“河北”赵燕集团所生发，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又是被后世“暴秦”论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称王）……陈涉问此两人（张耳陈余），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嗔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敞，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才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剚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作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的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嘘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利害为能事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龌龊，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得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嘘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尉卒”。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僻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二）上

　　二、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

　　西汉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历史的实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的分裂。
　　历经为祸剧烈的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取决于主导阶层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其轴心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明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利益，而绝非领袖个人秉性与权力阴谋所能决定。文明视野与社会利益的广泛度，有一个具体的基准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
　　从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一特殊在于：西汉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显得特别的重要。
　　西汉的开国阶层，基本是由秦末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其中坚力量之中，除了一个韩国贵族张良，刘邦集团的文臣武将大多由吏员、商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种人构成。而刘邦个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长）。虽有职业的不同与社会身份的些许差异，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处于平民阶层。这一广大阶层，是孕育游离出战国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进取特质。从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说，当时的士人阶层，是对历史与所处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基于这种社会根基，刘邦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一开始便与项羽集团有着种种较为鲜明的反差。对待秦文明的基本态势，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更有着重大的区别。项羽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彻底地有形摧毁，又彻底地精神否定，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文明框架，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
　　这一过程，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谓“汉承秦制”，此之谓也。事实上，重新确立的秦制，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一则，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这种实际继承秦制而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合理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难点，则是要在反秦的正义性与秦文明的历史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与说明。
　　对于分封制难点，西汉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协，至汉武帝时期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国有所倒退，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长期的恶果。这是“汉承秦制”历史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尽管西汉的妥协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实地分封制）带来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故在西汉之后，这种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晋之后终于演变为完全的虚封制。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更趋完整化。这一历史现象说明，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则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六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则，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社会其所以将“吊民伐罪”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讨”或“伐”；既是天下“讨秦伐秦”，则秦只能是暴政无疑。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涵的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但在指斥秦政，从而使自己获得反秦正义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其间区别，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谎言。而刘邦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细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一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射入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刘邦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户为秦始皇守陵，刘邦是唯一的一个。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明确提出秦始皇不能进入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并“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相，刘邦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国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这种原封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与刘邦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动复辟反秦为使命。但是，在投入刘邦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也从来没有对秦政做出过公然指控。刘邦称帝后，张良便事实上隐退了。身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巨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说之。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邦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张良既不能使刘邦复辟诸侯制，又不愿追随刘邦实际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入修身养性的“神仙”道路。此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
　　刘邦之后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体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对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出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性的感性评判而已。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为笼统的代表性说法。
　　这种感性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感性向知性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探究。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种种难题。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击匈奴。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点，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法则。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现体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从总体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出相对客观的态势。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体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尽管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但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具体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体指斥。在《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性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地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进的阶段性总体评判。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后的“太史公曰”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体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体认定“暴政亡秦”。
　　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具意味的。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欲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汉武帝便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偏狭，可不勉与！”显然，汉武帝对复古是敏感的，也是严厉的，即或仅仅是礼制复古，也依然给予很重的批驳，将话说得分外扎实：汉也是历代之一家而已，没有自己的法度礼仪，何以面对子孙！敏感什么？警觉何在？其实际底线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为否定秦政而走向复古。这次诏书之后，汉武帝没有接受儒术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礼仪，完成了既不同与复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汉家礼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汉武帝的颇具意味处，在于其始终自觉地把握着一则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对秦的否定而走向复辟，也不能如同汉高祖那样全盘继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对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漏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史记》中“非秦”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生之群体也。他们对秦文明的评判，是总体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论有：“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复。”“秦任战胜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内以贪胡、越之地。”“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连反击匈奴这样的正义之举，也被说成“贪地”，其荒谬可见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评判，则截然相反，这里不再列举。虽然，从形式上说，这种整体指斥秦文明的论说，只是中央会议的一家之言，并不绝对代表中央朝廷的声音。但是，能以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历史价值观为基准，以群体之势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实际政策发难，其中蕴涵的转机是意味深长的。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二）下

　　西汉时代的历史意识，更多表现在官员学者的个人论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时，西汉时期具有官员身份的学人，对秦政得失与秦亡原因也开始了大规模探究。这种探究有着一个鲜明的趋势：总体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图从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寻觅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其论说的影响力而言，西汉的不同时期分别有四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学派，一个是贾谊，一个是贾山，一个是董仲舒。淮南王刘安的学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为《淮南子》，其对秦文明、秦帝国、秦始皇一体指斥，从经济、军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论说，其最终的评判属于全盘否定式。《淮南子•汜论训》的经济否定论可谓代表，其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
　　贾谊的《过秦论》，是被历代推重的一篇综合评判性史论。贾谊的基本立场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对秦孝公商鞅变法作了高度肯定，对秦始皇的基本功绩也作了高度肯定。贾谊对秦亡原因的总论断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对秦文明的总体论断则为：“秦王……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
　　贾山给汉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确指控秦政，号为“至言”。其代表性言论是：“秦……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视，侧耳而听！”其文咒骂秦始皇犹烈，“秦王贪狠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时，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因贾山之说大而无当，几近于秦末复辟势力之怨毒咒骂，故其影响力在后世较弱，不如贾谊与其后董仲舒的论说。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属于全盘否定式的代表，其经济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为后世“暴秦”论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极多，仅上书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论秦之说主要两则，一则见于本传记载的上书，一则见于《汉书•食货志》转引的“董仲舒说上曰”（上书或问对记载）。两论皆具后世“暴秦”说的典型性，被后世史家反复引证为史料依据，故此摘录于下：

《汉书•食货志》转引其经济指控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自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数以千万数。汉兴……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云：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又好用僭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教化指控云：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淫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朽木之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的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地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的正当性。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的实际国策。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灭、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地，是经不起质疑的。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这种理论化，既表现于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以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西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结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却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说的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个政治集团认定并推崇某一种文明，必然竭尽全力去追求并实现，反之则断然抛弃。只有从西汉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脚步与中国历史的意识，出现了怪诞地分离。尽管这种分裂是初始的，远非后世那般严重。但是，这一分裂因东汉的秉承而延续跌宕四百余年之后，却终于积淀为荒诞的历史定式。作为实际继承秦文明的两汉中央政权，基于种种原因，始终对这种荒诞的分裂保持了默认，保持了实际上的支持。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方略的确立，儒家历史价值观日益占据主流，中国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荒诞分裂——实际建政与价值评判的分裂，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更趋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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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作者：孙皓晖(西北大学教授，著有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亡，至今岁，两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甘苦共尝中拓展伸延，已经由我们在《大秦帝国》中走过的铁器农耕文明，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之交汇时代了。然则，文明的进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人还是人，人类还是人类，国家还是国家，民族还是民族；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先民曾经反复论争的人性善恶、法治人治、变革守成、贫富差异等等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出现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与信息的密集，使种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多元，更为全面。我们在高端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时代面对的基本问题。
　　我们的脚步，依然是历史的延续。
　　回首历史而探究文明生发演变之轨迹，对于我们这个五千年绵延相续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远意涵。对于在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中不断探索未来之路的整个人类，有着建设性的启迪。深入探究足迹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文明史，其根基点，无疑在于重新开掘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内涵。
　　深刻认知我们这个民族在文明正源时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状态及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并从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历史高度，给予正确客观地解析，方能如实甄别我们面临的精神遗产，恰如其分地选择我们的传统文明立足点，避免将古老糟粕当作稀世珍宝的难堪与尴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国的历史之路，再解析帝国灭亡的历史奥秘，清点帝国时代的文明遗产，并回顾我们的历史意识对原生文明时代的认知演变，便成为重新开掘的必要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历史意识已经长久地堕入了一种误区：对繁杂细节的考据，淹没了宏阔的文明视野；对具体事件的记叙，取代了高远的剖析与甄别。年深日久，几乎形成了一种怪圈：桩桩小事说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发端、经过、结局等具体要素而言，几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脉络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诸多民族常有的那种动辄消失几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则，对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时代、国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标意义的历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评判，却始终不着边际，没有形成一种以国民意识体现出来的普遍认知。至少，在我们已经跨入高端文明的门槛之后，我们的浩瀚典籍中还没有一部立足于文明史高度，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作出整体解析与评判的著作。作为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轴心，秦帝国所遭遇的历史口碑，是这种偏狭的历史意识浸渍而成的最大的荒诞剧。
　　我们每每惊叹于地下发掘的宏阔奇迹。
　　我们常常麻木于文明开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国的历史兴亡脚步，我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埋首检索那些汗牛充栋的典籍史料，我每每惊愕于一个不可思议地现象：对于如此一个只要稍具历史目光与客观头脑，便能评判其不朽文明价值的帝国时代，何以那么多的历史家学问家以及种种骚人墨客乃至市井演义，都充满了怨毒的心绪，不惜以种种咒骂横加其身？隋唐之后更是不分析，不论政，不甄别，凡涉春秋战国秦之评判，大体皆统统骂倒。及至当代目下，仍有诸多学人秉承此风，屡屡说得口滑，言辞之轻慢戏侮几近江湖套路，读之既乍舌不已，又颇觉滑稽。
　　问题究竟出在了什么地方？
　　何等历史烟雾，使秦文明两千余年不为国人意识所认同？
　　这既是《大秦帝国》开篇序言提出的基本问题，也是这部作品在最后该当有所回应的基本问题。我力图做到的，是以所能见到的种种史料为依据，解析国民历史意识对秦帝国非议曲解的演变轨迹，并探究秦帝国灭亡的基本原因，发掘中国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原生文明，对我所追慕的伟大的秦帝国，有一个诚实的说法。
是文为祭，以告慰开创华夏原生文明的伟大先贤们。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一）上

　　一、暴秦说：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又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六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
　　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内在逻辑：权力主体的灭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突然沉沦，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秦帝国政权因突发政变而突然崩溃了，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
　　历史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然则，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互为因果，越纠缠越乱。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对秦亡原因之探究，长期陷入一种沉沉相因的主流定论：秦政暴虐，暴政亡秦。当然，这个误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是“暴秦”说的学理成因之一。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暴政”依据，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暴秦”说其来有自，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
　　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就总体而言，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流：一则，是从制度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图效法秦国，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浪潮；一则，是从施政的意义上，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其代表性言论是“苛法”说与“虎狼”说。在战国时代，尚未见到明确的“暴政”说法。就根基而言，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不同的。“苛法”之说，是具有“王道”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虎狼”之说，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实属攻讦性的非正当评判，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拟建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
　　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对秦政的认知评判，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性仇恨。“闾左徭役”们直接仇恨的对象，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陈胜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叹，所言实际内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先以为扶苏、项燕鸣冤为事由，后又以“张楚”（张大楚国）为举事旗号，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演变的转折点，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乱之局。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强纷纷聚来，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说。原发经过是：陈郡“三老豪强”们劝说陈胜称王，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大业。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暴秦”说。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志在复辟的贵族势力，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从而形成天下共讨“暴秦”的声势；其实际图谋，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强大借用力量。其后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演进的：除了刘邦、项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势力，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直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根基，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陈胜政权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内部瓦解了。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一）下
　　
　　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期间，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因而具代表性。这三则言论，都是由张耳、陈余为轴心的“河北”赵燕集团所生发，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又是被后世“暴秦”论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称王）……陈涉问此两人（张耳陈余），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嗔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敞，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才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剚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作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的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嘘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利害为能事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龌龊，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得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嘘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尉卒”。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僻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1803622829 2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1803622829 Fri, 18 Jan 2008 12:36:22 +0800 2008-01-18T12:36:22+08:00 <![CDATA[驳《劝君少讼秦始皇》]]>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162132491 驳《劝君少讼秦始皇》

阅过《劝君少讼秦始皇》一贴，漏洞百出。无知也是一种人权和自由，但把无知拿出来卖弄就成了无耻。说也别不服，现在逐条反驳

如何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呢？就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秦始皇不是第一人，夏、商、周都建立过统一的中央王朝。所以评价秦始皇的统一最主要的是看他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积极的意义大，还是消极的意义大。
秦跟前面三代一样吗？有可比性吗？前三代都是古典联邦型的奴隶社会。分封是前三代的立国之本。一个王朝中的诸候各行其是，连年争战。你认为这样才好吗？

戊戌维新以来，我国思想界不断批评赢政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窒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制度扼杀了中华民族思想自由和创新活力，这是这种制度使得很早就在我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反复摧残，终不能发展壮大。我完全同意这些意见。
你不怪自己懒惰却怪祖宗。西方有资本主义，但西方却有更加黑暗的中世纪，那时候古罗马连数字“0”都不准用。中国直到明朝科技都在世界前沿，中国没出现资本主义罪在满清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清代所谓“圣主”康大侠，自己喜欢科学，但就是不准民间研究，愚民才便于统治。

秦朝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当然应该肯定，但在此之前列国文字趋同已很明显，度量衡是沿用商鞅变法时的标准，这也不是赢政主持制定的。
不是他制定的他就没功劳？他非要再制定一整套新的度量衡才算数？是不是他推广的？文字和度量衡的全部统一他在一年内完成，如今的普通话几十年也没能彻底通用。何况古今通信技术根本没法比。告诉你，列国文字语言根本不是趋同，而是离异。今天的欧洲各国语言就是一例。

评价秦始皇的统一，还要看它给人民带来了什么。是和平吗？否，是死亡！是幸福吗？否，是灾难！秦的统一战争直接导致近数百万人死亡。
大哥我问你，500多年春秋战国因战争直接死亡的又是多少？只用10年战争统一国，你说哪个代价大？你还说直接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请问证据何在？统一战争时除了楚国军队当量多些，其余哪国军队超过50万？况且战败的也根本没有全部被杀。秦统一战争造成的损失大吗？有多大？既然损失大，那么请问，为什么统一后还能立即南战百越，北战匈奴？而仅仅4年多的秦末起义和楚汉之争后，汉朝皇帝连四匹同色马驾车都不能行。你说哪个代价大？说战争规模，哪场战役敢跟秦的统一大战相比？但损失偏偏就是大。

造阿旁房宫、修骊山墓、北筑长城、南戌五岭.....每年都无偿强征30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禁锢思想，文化专制是赢政在中国历史上开启的最恶劣先河，焚书坑儒是以暴力手段对付非暴力的思想言论，是实行文化专制的政治行为。
大哥你快闭嘴吧。哪一条是真的？出自何处？你想说是史记，那对不起，汉初人写秦史，要读他的曲笔。阿房宫动议时距秦始皇去世不到两年时间，说建就建？吹气球吗？现在考古一点都找不到，当然你又可以说是项羽烧的，反正好人都让司马迁的主子做了。长城怎么了？长城不应该修吗？长城不是秦始皇时代才有的，长城的主体早就有，他只不过连接起来，工程根本不像谣传的那么大。而且长城作为战略军事体系，进可攻，退可守。何乐而不为？匈奴当时来烧杀抢，损失多大？这个账你怎么就不算算？别拿孟姜女的事来说，孟姜女和范喜良是另一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根本不是同一时代人。哭长城的事确实有，但是在春秋的齐长城，这账不应该算在秦始皇身上吧？而范喜良是秦军战士，这些东西编成故事说着玩就算了，但拿出来当证据，太可笑了。

秦统一的历史意义可以讨论，但秦始皇作为千古暴君，被永远钉在罪恶之柱上是铁的事实，颂扬秦始皇之类的封建暴君是极不道德也是极不光彩的。
再告诉你大哥，拿“焚书坑儒”说事是很弱智的行为。“焚书坑儒”根本就是个伪成语，是对秦始皇的冤枉。先说“焚书”，焚的什么书？焚了多少？只是不合时宜的书不准在民间流传而已。而关于法律、农业、天文、技术的书籍，从来就没有禁止过。而且那么被焚的书，在咸阳宫依然有备份。别跟我说是有人全部记忆下来到汉朝时口述，骗傻子玩呢？再说“坑儒”，哪些人被坑？总共400余人，个个其罪当诛。被坑的多为造假药骗人又在陨石刻“秦始皇死而地分”的方士和统一十年后又突然强烈要求分封的人。并非针对儒生。秦统一后，在咸阳建了比战国齐“稷下学宫”还要大的学馆，豢养包括儒生在内的各种学者，让他们议政。可他们议来议去却是裂土封侯。那样，再来个春秋战国，再连年征战。这样好吗？当时咸阳儒生数以万计，为什么包括博士淳于越在内的绝大部分都没事。难道他们是儒生犯法就不能动？这正符合儒家“礼不下士人，刑不上大夫的主旨。”
]]>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162132491 0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80162132491 Wed, 16 Jan 2008 14:01:32 +0800 2008-01-16T14:01:32+08:00 <![CDATA[世界足坛九大绝技]]>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6217925510 1,停球
把球停到自己脚下10毫米的后卫，是巴西球员。
把球停到自己脚下10厘米的后卫，是西班牙球员。
把球停到自己脚下10分米的后卫，是德国球员。
把球停到自己脚下100米，并形成射门，迫使对方门将做出扑救的后卫，是中国球员。

2,传球
能够做出50米外精确长传，找到场上队友的球员，是英国球员。
能够做出5米内精巧二过一的球员，是阿根廷球员。
能够做出5米内短传传丢，并且后卫前锋隔着50米就玩二过一的球员，是中国球员。

3,射门
能够在30米外劲射破门的球员，是德国球员。
能够通过精妙配合在门前3米打空门得手的球员，是葡萄牙球员。
能够在罚点球时把角旗打翻的球员，是中国球员。

4,带球
能够把球从本方底线带到对方半场的球员，是荷兰球员。
能够把球从本方底线带到对方底线的球员，是巴西球员。
能够把球从本方球员脚下抢断，并带到本方球门里的，是中国球员。
能够把球带得像亨利一样的，是大帝。

5,球风
能够对裁判鼓掌的球员，是欧洲球员。
能够对裁判说脏话的球员，是南美球员。
能够对裁判吐口水和追打的球员，是中国球员。

6,踩单车
能够连踩8个单车，得到点球的球员，是巴西球员。
能够连踩3个单车，突入禁区助攻的球员，是葡萄牙球员。
能够连踩半个单车，把自己摔成骨折的球员，是中国球员。

7,体能
能够狂奔90分钟，面不改色的球员，是韩国球员。
能够奔跑90分钟，气喘吁吁的球员，是欧洲球员。
能够跑动90分钟，汗流浃背的球员，是南美球员。
能够散步90分钟，倒地抽筋的球员，是中国球员。

8,速度
能够跑的比球快的球员，是荷兰球员。
能够跑的跟球一样快的球员，是英国球员。
能够跑的跟裁判一样快的球员，是马尔代夫球员。
连裁判都跑不过的球员，是中国球员。

9,态度
把足球当成生命的，是非洲球员。
把足球当成工作的，是欧洲球员。
把足球当成游戏的，是南美球员。
把足球当成儿戏的，是中国球员。]]>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6217925510 3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6217925510 Fri, 17 Mar 2006 21:25:51 +0800 2006-03-17T21:25:51+08:00 <![CDATA[jjyy]]>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62510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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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625104960 1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blog/static/5525833200625104960 Sun, 5 Mar 2006 22:49:06 +0800 2006-03-05T22:49:06+08:00 <![CDATA[我的密友]]>

蒙马 ]]> http://blog.163.com/misuki_007/friends Tue, 1 Jan 2008 00:00:00 +0800 2008-01-01T00:00:0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