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就像流感，不提前通知就来了，弄倒一批人之后就会一走了之。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总有些特定的人群会中招。宏观调控手段就像流感疫苗或者感冒药，作用有限。但是，面对杀伤力如此强大的疫病，毕竟多数人是不会倒下的，他们凭的是身体素质过硬。金融危机中，企业要想获得长远发展，管理水平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尤其要把提升管理水平的重点放到中层和基层环节，为什么呢？这几年老板们都进修了MBA课程，实践加理论，提升了不少，可是怎么对待基层的管理水平提升呢？有些企业买几千本教育员工乖乖听话的励志小册子，要执行，要听话。执行没错，听话也没错，但是基层的管理者如果没有得到充分授权，没有自主意识，没有管理意识，是很难把高层的正确方向转变为高效率的执行的。一位担任央企高层职务的管理专家曾向我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目前可以和波音、空客的高层在一个水平线上对话了，可是人数众多的中层和基层的管理人员差距还很大，这是企业发展的瓶颈”。中国制造业企业过好日子那阵儿，机会比效率重要，订单比质量重要，但面对金融危机日子不好过了，能够借此恶补一下管理课，多年后回头再看，金融危机也说不定是个好事。

    徐明达老师的新著《怎样当好班组长》，就是一本面向基层管理者的读物。他也是《管理学家》杂志的专家作者，十分感谢他给我机会在这本书前写一段话。

    如果不做一个生产和质量管理专家，徐明达老师其实是可以做一个画家的，我有幸欣赏过他的山水和速写作品。艺术的感性和管理的思想性、技术性在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受到学员的欢迎。徐老师画画讲究写生，这和许多靠临摹芥子园起家、凭临摹四王山水成家的画家大不相同，他的艺术积累是通过观察获得的，同样的，他对生产和质量管理的宏大积累也是得于对各类企业现场的观察及实践。

    《管理学家》杂志曾经系统介绍过泰罗、吉尔布雷斯、甘特等一大批动作研究的管理大师。而这些奠定了科学管理基石的伟人都是从观察和实践开始的，他们对效率的追求到了痴迷的状态。吉尔布雷斯通过研究，把砌砖的动作由18个变成5个，工人每小时砌砖的速度从120块变成350块。特别巧的是徐老师在本书中提到他在一家食品企业帮助员工把包饺子的动作从十几个减为3个，效率大增，每人每天包饺子从50盒提高到300盒。吉尔布雷斯本是一位建筑商，他研究砌砖比较容易理解，而徐老师并非食品工业的专家，他曾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机械工程专家。当然也好理解，追求效率、改进质量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习惯，对于不怎么在乎细节和效率的国人，尤其重要。我认为，这才是读本书最应该学习的精髓。通过阅读这本来自于中国企业实践经验总结的，面向基层管理者的著作的同时也是在进行一次泰罗主义的启蒙。

    当下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的很多企业普遍缺乏科学管理的洗礼。如果有那么一天，让任何一位爱学习的管理者随口举出三个管理大师的名字，除了耳熟能详的德鲁克、科特勒，我真的希望你能说出——泰罗！

是为序。

《管理学家》杂志执行主编 慕云五

2009年3月于北京

 新闻报道说北京有百万国庆志愿者已经开始服务。10年前我也是一名志愿者。

当时我在一中央级事业单位工作，接到上级指示，要从我们单位选派几十个人参加国庆阅兵工作，我报名参加了。建国35周年的大阅兵是在电视上看过的，这次要身临其境，实在很兴奋。

我们每个人得到一个小小的胸牌，上面写着四个字：外国标兵，看了很疑惑，问同事，为什么叫外国标兵呢？答曰：仔细看，是外围标兵。像我这种编辑工作者，实在尴尬。

外围标兵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游行受阅队伍和参观群众之间形成一道人墙。防止出现安全意外。我们负责的地段是西二环和月坛北街的交口。是坦克装甲车等完成检阅出城的路线。检阅军车一般都从东边建国门入城，从西边的复兴门分南北两路出城。下面是点滴的记忆。

子夜的阻拦

国庆之前，记不得一共演练了多少次，只记得每次都在深夜。从天刚黑开始就要就位，差不多几个小时之后才正式开始，在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就要栏住路口禁止行人穿过。我们实施了很多次阻拦，某次，有个推着自行车的妇女要到二环以内去，说是回家。我们带着很荣耀的国家机器的感觉，坚决地行使着强制的权力，就是不让她通过。看着她无计可施的样子，我心里很自得，平时哪有这种体验啊，妇女唠叨个不停，说有孩子有老人，说着说着哭起来，这些话逐渐打动了我们（我们还不是专业的嘛），于是就去找我们的上级，真正的警察或者解放军，替她说情，还是专业人士立场坚定，坚决不允许。我们只得回来冲她摊开双手。给她出主意：试试别的路口，说不定人家会让她过。看着妇女远去的背影，我想起了孔夫子推己及人的话，感觉自己错了。但是等真的看到坦克通过的情景，心里就踏实了，为了她的安全啊，这坦克太有气势了。

坦克的重量

为了保护路面，坦克和装甲车都更换了非金属的履带，由于太重，只能从二环辅路通过，当它们开到距离我们不到10米的路边的时候，我还是感受到了它的震撼力量。声音很大，地面在震颤。

飞机的速度

国庆那天才第一次看到受阅的飞机。父亲在北京以东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上班，他给我打电话说，飞机编队从他们这里飞过了，大约五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从我头顶呼啸而过。这是飞机的速度。昨天从办公室窗口看到了今年阅兵飞机的演练，数了数大概一百多架，其中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队尤为壮观，感觉比50年大庆的要壮大许多。

后勤的保障

我们单位除了参加标兵的几十个人之外，还有几个人负责我们的后勤保障，主要工作是给我们送吃的，肯德基的套餐。在一个月内吃到如此多的肯德基，直到今天也是没有过的，那以后，就很少吃了。

今年的国庆节我会离开北京，在电视上看，我会着力寻找那些志愿者的影子，他们就是昔日的外围标兵。

　　哈耶克（Friedrick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29）
　　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
　　《物价与生产》，滕维藻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价格与生产》，许大川 译，台湾银行出版社，1966（再版）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1939）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
　　Money, Capital and Fluctuations: Early essays（1984）
　　
　　The Road to Serfdom（1944）
　　《奴役之途》，燕燮焱 译，（香港）火炬编译社，1956
　　《到奴役之路》，殷海光 译，《殷海光全集》卷6，（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0
　　《通向奴役的道路》，滕维藻 朱宗风 译，商务印书馆，1962
　　《到奴役之路》，张尚德 译，（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5（3版）
　　《通往奴役之路》， 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各种书商操作版不计，如京华出版社，2000）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夏道平 译，台湾银行，1970/（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3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 译，三联书店，2004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1952）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 译，译林出版社，2003
　　
　　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
　　《自由的宪章》，周德伟 译，台湾银行，1974（再版）
　　《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 译，三联书店，1997
　　《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9）
　　《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 The Argument Refined（1976）
　　《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 译，新星出版社，2007
　　
　　The Fatal Conceit: Or the errors of socialism（1988）
　　《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刘戟锋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
　　《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谢宗林等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ology（1967）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1978）
　　《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哈耶克文集》，邓正来 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by F. A. Hayek（edited by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海耶克论海耶克：对话式自传》，李华夏 黄美龄 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7
　　
　　部分篇目：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研究性著作：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耶克的政治思想》，（美）霍伊（Hoy, Calvin M.）著，刘锋 译，三联书店，1992
　　《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德）格尔哈德?帕普克主编，黄冰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英）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美）拉齐恩?萨丽（Razeen Sally）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哈耶克传》（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2001），（英）阿兰?艾伯斯坦（Alan Ebenstein）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哈耶克评传》（Hayek's Challenge，2004），（美）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著，冯克利 译，商务印书馆（世界名人传记丛书），2007
　　《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较研究》，博托莫尔 著，顾海良 张雷声 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海耶克和他的思想》，殷海光等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海耶克自由理论研究》，何信全 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海耶克》，陈奎德 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9
　　《自由主义的旗手：弗?冯?哈耶克》，靳玉英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汪丁丁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高全喜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心智、知识与道德：哈耶克的道德哲学及其基础研究》，马永翔 著，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2006
　　
　　
　　邓正来哈耶克研究系列
　　1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1999
　　邓正来：《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法律与立法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
　　3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收入2000；并被全书收入2004；例外的是“哈耶克论法治”的1篇译文）
　　4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
　　三联书店，2004
　　目 录
　　八年作业：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自序）
　　致谢
　　第一部分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论文
　　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代译序
　　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
　　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收入1998）
　　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收入2002）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收入2002）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收入2002）
　　“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哈耶克正义理论的研究（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2卷，第1期）
　　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哈耶克文集》编译者序
　　第二部分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散论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问答录（收入2002）
　　《自由秩序原理》抑或《自由的宪章》（收入1998）
　　“闭关”中的思考与幸福——《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自序（收入2002）
　　第三部分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研究的附录
　　哈耶克与他的世纪——《哈耶克论哈耶克》导论，Stephen Kresge（收入1998）

还有两本比较权威的研究性著作:
　　1.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yek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 (Hardcover)by Edward Feser (Editor)
　　
　　2.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 (Clarendon Paperbacks) (Paperback)
　　by Chandran Kukathas
　　Chandran Kukathas (Author)

tjliu 2008-12-12 19:10:22　　来自: tjliu

瑞安地产知识管理案例点评

点评人/慕云五 《管理学家》杂志执行主编

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制度优于集权的经济制度时，特别强调了“知识”。其内涵是，当一个组织特别大的时候，如果其所有资源配置的权限高度集中，那么来自组织中的每一个人的知识就不能有效得到传递，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国家如此，企业亦然。尤其是跨区域经营的企业。

瑞安地产以上海新天地项目而备受瞩目，一个样板能否演化为多个样板，一个成功能否变成多个成功？这是瑞安面临的问题。我们发现，瑞安是从知识管理着手去解决问题的。

在企业中推行一种新事物，诸如信息化、企业文化、知识管理（其实也可以说是企业信息化的更高阶段），最要紧的有四点，第一是来自高层的决心，是真决心而不是伪决心；第二是系统的支撑，有IT的落地，有好的适合的系统设计；第三是全员的参与，第四是要有及时的效果，好的方向不能代替好的结果。这四点缺一不可。让我们对照这四点考察一下瑞安的知识管理之路。

1）瑞安公司最高管理层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并通过公司内联网和年度管理会议上进行认可。于2008年8月1日颁布知识管理制度和规范，首先在上海各项目商务部门实施。然后，2009年7月7日对该制度进行修订，并扩大适用范围至异地开发项目。这个步骤可以说既表明了领导的支持和决心，也同时体现了瑞安做事的谨慎，先在上海试点，再向区域复制，

2）系统的支持分两方面，一是IT的支持，一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对系统的设计。IT技术进步为管理的实施提供了革命式工具，诸如这种复杂的知识管理系统，前人想得到可是实现不了。成熟的协同软件很多，瑞安采用了微软Sharepoint平台实现内部互联。在系统设计方面瑞安通过四步完成，①流程的甄选。与瑞安商务部下属的四个部门知识管理负责人（KC）进行多次沟通，挑选出各部门内适合知识沉淀的业务流程。②通过“知识历程图”沉淀流程中的知识。③面向各部门业务流程的知识分类体系设计。④知识管理体系的完善。由咨询方整理出知识管理制度初稿，由商务部知识管理经理审核发布。咨询方协同组织的培训及宣导对全员参与和认识亦有贡献。

3）有了领导的支持，还需要全员参与。每个人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哪怕这个习惯是不好的。企业在推行知识管理制度的时候往往会借助考核手段，有的企业是偏爱大棒的，当然大棒之下也会有好的效果，瑞安就很温和，这跟其企业文化有关。首先确定了参与者的代表，一个关键岗位KC，由于这个岗位是“兼职”的，所以，告诉KC这个工作是重要的，最直白的表述是“领导重视”，而且没有太多事务性的工作。部门的主管起到示范作用，并且由秘书协助完成“知识”的上传。对此，我认为，作为迎接新事物的过度尚可以如此，但真正的表率作用还应该由主管亲力亲为，因为他们相比普通员工应该占有更多的知识，且能够对“真知识”、“伪知识”、“好知识”、“一般知识”有更好的鉴别能力。如果做不到亲力亲为，知识管理再好也只是附庸。

4）瑞安推行知识管理只有一年时间，却已经有了一些及时的效果。首先是通过问卷调查得到员工的认可，觉得这个系统是有用的。其次，上海的经验经由知识管理系统形成手册和标准，为武汉项目所用，为提高效率和员工技能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这几年来，《管理学家》杂志的编辑记者们访问过许多地产企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这个行业对管理是相当轻视的。有很多地产领导人对此也直言不讳，甚至说，地产企业也许不算企业，而像项目部。而瑞安公司却给了我们一个新天地。

——评盛洪先生《为什么精英重要？》 

慕云五

《为什么精英重要？》是盛洪先生2009年3月14日的一次演讲，发在盛洪先生在新浪的博客上，新浪新闻首页重推的时候，用了《为什么精英比大众重要》这样极易引起众怒的标题。标题党固然可恶，可是盛文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必要的。

（1）盛洪先生定义的“精英”或许有点问题。他说精英第一要超越个人利害，第二要道德自律。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乞丐捐款。这样的定义看似跟以往我们理解的“精英”有很大差别，“不是教授、高官”，但是，他后面阐述的精英又不是他这个定义的人群。法学院的研究者，对宪政有促进的人，乃至法官，这些人和超越个人利害道德自律并不具备因果上的相关性。我们看到，盛洪先生说到的精英实例其实是有权力的人，因财产而有的权力，因国家机器而有的权力，以及因话语权而有的权力。而这些人恰恰又是盛洪先生精英定义否掉的那些人。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矛盾呢？也许盛洪先生想说的是：希望精英们要争取做到超越个人利害、坚持道德自律。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自然产生的这些精英们有道德的缺憾，这也是为什么在公民社会中精英不愿意被称作精英的道理（盛文中谈到的美国总统的例子）。而依据盛洪先生定义的精英，也许零星地存在于民间，而恰恰由于其定义的超越个人厉害、道德自律，他们却根本没有可能成为盛洪先生举例的那些精英，他们不容易获得权力。看看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第十章的文字就清楚了，尽管他谈的是集权主义的情况，其实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类。

（2）我认为盛洪先生对哈耶克、斯密的重要观点点得很明确，但不全面，我觉得他不是真的不了解哈耶克和斯密，而是只拿出了有利于他说事的提法，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作对思想的“粗鄙化”。当然，我这样说，并不代表我理解的有多深刻。关于斯密，我记得两年前《读书》杂志上有一篇重读斯密的文章，谈的比较深刻，或者不用看那篇文章，把《国富论》拿来，逐字逐句看一遍也一样。我们不能只记得“看不见的手”这五个字就把斯密这样伟大的思想家给一语带过了。关于哈耶克，其实我一直也对建构与自发秩序的关系存在疑问，哈耶克本人也在不断调解这对矛盾。经过长期思考，在我看来，“建构”只是一个点，而“自发秩序”是一条线，看你站在多高的视角看问题了。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建构”是相当多个“时刻”的独立事件，而“自发秩序”是连续“时间”的规律。我觉得这样说是可以把所谓“建构”和“自发秩序”这个对立消解掉的。

（3）“科斯为什么对？”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论述没有意义。当盛洪先生向科斯求解“你是不是也是建构主义者”的时候，科斯一句“工程师设计汽车”的回答很精妙，其内涵可以用我上面提到的建构和自发秩序关系去解释。一个工程师精英可以独立“建构”一部汽车，而100年的汽车工业发展史却不是某个或者某些个精英设计出来的结果，而是“自发秩序”。得到这个答案，还费什么劲研究“科斯为什么对呢”？

（4）我们回到精英建构。这个世界需要精英，像哈耶克、斯密以及中国本土的哈耶克、斯密的宣道者茅于轼先生，他们都是精英，也符合盛洪定义的不计个人利益、道德自律。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精英，他们不仅有思想（姑且不论其思想是否有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权力。这两类精英，我姑且称前者为A精英，后者为B精英（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名字作区分）。前者不否认建构，但是坚持“自发秩序”，后者往往容易有过度建构的倾向，从而对社会带来损害（尤其是不加约束的权力）。而前者代表的意见如果和后者代表的意见能够在一种环境下可以起到制衡的作用，特别的是前者主动制衡。那么这个社会才有可能不会受过度建构而损害。这个环境就是公民社会。所以说精英并不重要，而这个环境更重要，不管是三权分立、还是两院制衡、两党制衡也都是这个意思。

（5）关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问题。市场经济是自发秩序的产物，我相信市场经济也可以涵盖了市场失灵。究竟市场失灵是“建构”导致的，并用“建构”去纠正？（这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未受到“建构”干扰的市场失灵，不经新的“建构”干预，又会回到市场不失灵？这两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两种精英的答案肯定不一样。

我以为，精英重要不重要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精英重要？
—— 2009年3月14日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盛洪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们邀请了盛洪老师来为我们演讲。盛洪老师是北京人，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86年和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老师对经济学各领域有广泛的兴趣。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盛老师有上百篇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各种研究刊物上。1987年以后，他又注重介绍和翻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组织翻译了罗纳德·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近年来又主编了《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集》《现代制度经济学》。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专著《治大国若烹小鲜》，是用制度经济学分析政府的学术努力。他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论著《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代表了过渡经济学领域的领先水平。他的随笔集《经济学精神》和《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演讲集《为什么制度重要》透露了他普及经济学的努力和对文化、道德问题的关注。他的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情。他与蒋庆的对话集《以善制善》和与雨燕的对话集《旧邦新命》则将这种文化激情转变为对中国文化复兴的努力。盛老师今天为我们讲演的题目是《为什么精英重要》。下面就请盛老师演讲。

盛洪：我对精英的基本定义，一个是超越个人利害。很多人认为精英可能就是大款啊，政府高官，教授啊这些人，我觉得不是。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超越个人利害就可以被看作精英。我举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个乞丐，他拿讨来的钱去捐款，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精英。因为他已经超越个人利害了。所以要成为精英，不见得你要有什么地位，你只要有这颗心就够了。这是第一点，超越个人利害。第二个叫道德自律。这个社会有了这样的一些精英，他们约束自己不去侵占不易监督的公共资源，社会才不至于不能运转，才不至于崩溃。这是精英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现代主流思想：精英无用

    近代以来，至少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主流思想是精英无用论。从学校教科书中我们接受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它告诉我们是人民创造了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谁要是讲精英比较重要或很重要的话，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大逆不道的，甚至会被抨击为历史唯心主义等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有另外一个主流思想，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在有的人把它叫作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要的主张是，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说法叫个人主义方法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判断成本和收益，在判断幸福和痛苦的时候，判断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其他单位，不是家庭，不是集体，也不是国家，这叫做个人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假设人是理性的经济人，由于每个个人都根据自己对成本收益的判断采取行动，趋利避害，大家为自己能生活得更好而努力，这样做的结果就形成了亚当·斯密讲的非常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这个道理应该说有非常普遍的意义。“看不见的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自发的秩序”，这个词是哈耶克经常讲的。它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去构造一个秩序，大家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趋利避害的本能去选择就行了，结果就会形成一个秩序，这个次序是自发形成的秩序，而且是好的秩序，这样这个社会自然就会更好。

    还有一个由此引申来的看法，我这里叫狭义民主。什么叫狭义民主呢？狭义民主就是我们中国人对民主的一般理解，就是投票民主，就是一人一票，这样达成的结果是最好的。它的来源跟前面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自发的秩序的来源基本是一致的。狭义民主的逻辑是，在人们表达意愿时，每一个人都不会赞成对自己有害的事情，而人们会赞成至少对自己没有害处的事，这样的事对某些人或其他人可能会有好处，合成的结果就是不会对所有人有害处。这个逻辑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这个社会只要所有的个人按趋利避害的原则去判断，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好的制度或结果。由此推下来的结论是，既然这个社会能够通过大家为自己的幸福、为自己的富裕努力而达致最优，那还需要精英干嘛？所以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很早就体会到了。在90年代初，小平南巡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走向市场经济了。但同时大家也有一种感觉，既然走向市场经济了，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了，我们经济学家就没有用了。这种思想也会导致精英无用论。

    今天大家接受的都是主流教育，不是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有主流思想的人基本都是持这种看法。这样就形成一个文化潮流，这个文化潮流不仅存在于中国，而且存在于全球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比如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一般都不敢说自己是常青藤大学毕业的，也不敢说自己在校学习成绩很好，而要说自己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上完学，学习成绩也很差。他们这样说就是要表明自己不是精英，而是个普通大众，实际上就是要跟所谓的精英拉开距离。

    天则所去年开过一个讨论精英和民粹关系的研讨会，来的学者都反映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敢自称是精英，因为自称精英会被人嘲笑和蔑视，所以即使是精英也要装得老粗一点。这样的思想就导致近代中国的粗鄙化过程。

    与粗鄙相对的是优雅，优雅虽然不是精英的核心特性，但它是精英核心内容、核心思想的表达形式。由社会的粗鄙化可以间接来看社会的非精英化。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那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在一站上来两个比我稍大点的女孩子，大概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她们穿着一身国防绿，戴着红袖章，一看就是红卫兵。她们上车以后就开始念一些造反宣言，每念一句都要加三个字——“他妈的”。但是她们这三个字说得很不熟练，听着感觉很别扭，一看就知道她们没怎么说过。但是为了表示她们是造反派，很大众，所以她们要把“他妈的”加进去，以表示她们的革命性。这虽然是个很小的故事，但反映了社会非精英化，或者说粗鄙化的一种外在特征

我到全国各地时也会看一些地方志，从地方志上也能看到这种粗鄙化的过程。我们中国很多地方的地名，包括乡村的名字在明清的时候都是很雅的，我猜想这些名字大概是一些考取功名的人给起的，比如叫崇礼什么的，一看就知道都是来自儒家文化的。但这些地名也都在不断变迁，后来那些优雅的名字慢慢地就不见了，就剩下什么西旮旯村之类的，都是些很没文化的名字。这种地名的变迁其实也是文化选择过程，它也反映了社会粗鄙化的现象，而粗鄙化过程又反映了精英无用论作为文化主流的文化现象。

科斯的精英思想

    科斯是个经济学家，曾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奖，科斯不仅在经济学界很有名，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退休前他是芝加哥法学院的教授，我在1993—1994年时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跟他在一起待了半年，当时每个礼拜跟他讨论一次问题。我当时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科斯有点违反我们上面说的主流思想。何以见得呢？从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在演讲中他说：“人们显然向往的是这些权利应该配置给那些能够最富生产性地利用它们、并有激励去这样做的人。并且为了发现并维护这样的权利分配，权利转移的费用要低，这需要法律上的明确和法律手续的简化。由于只有在一个适当的产权并且被实施着的体系下才会达到这样的状态，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法学家（至少在美国）发现，探索这样一种产权体系的特征是一项令人着迷的工作，以及为什么‘法和经济学’的研究会在美国的法学院中兴盛起来。”

    那么这段话有什么问题呢？这段话说明科斯违反了我刚才说的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我们不需要精英来研究、设计产权制度或者其他制度，因为这些制度可以在个人互动中自然形成。这种制度形成过程的比较标准的形式，就是另外一个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讲的，用投票方式来选择制度或者制度的变迁。用投票方式选择制度时，必须遵守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叫一致同意原则，即必须让所有相关的人来投票。理论上，所有人都同意的制度，就是更好的制度。这种思想就是个人主义方法论。而科斯的讲法违反了这一点，他要求法学院的学者研究并提出会不会有更好的制度。布坎南对科斯有很多批评，他认为科斯的这些方法没什么特殊的，并且都已经被他的方法包括进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斯的思想就有点违反所谓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主流。

    他另外还犯了一个忌，就是他提出由法学家搞研究也不符合哈耶克讲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和个人主义都属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理念，与自发秩序相对的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就是说由一些哲人、精英来设计一些社会制度。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建构主义是犯忌的一件事情，那么科斯是不是也在搞建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于是一次我就拿着科斯的获奖演讲的那段话跟科斯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这话有点精英主义，我的言下之意也有你违反了个人主义，你的思想是建构主义思想。科斯听了就挺不高兴，他说我这怎么能叫精英主义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工程师设计一辆汽车难道也是精英主义吗？科斯做出这种反应就促使我思考：科斯对在哪里？

“法官裁决”的例子说明了精英的重要性

    后来回国后我就写了篇文章，叫《法官裁决和公共选择》，是一篇比较学术性的文章，很短，就几千字。但我认为这是我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不仅在我写的时候觉得重要，而且在十几年以后的现在我认为它更重要，因为就在几年前我突然发现这篇文章还有一个作用，它能推导出精英为什么重要。在这篇文章里我解释了一下为什么科斯是对的。我的思路是只要找出一个反例，这个反例不能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去推理，也不是按照自发秩序推理，但它是有效率的，这样就能说明科斯是对的。这篇文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反例，用比较学术的话叫“外部侵害场合”。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两辆车撞了。撞了以后怎么办？我们先假定没有什么保险公司，那就只能靠两人谈判解决。在谈判中，被撞的一方认为自己至少损失了1000元，因此要求对方最少赔偿1000元，撞人的一方认为被撞的人的最大损失只有500，所以坚持只赔偿500元。（在这里我们的前提是双方的要价都是出自真心的，不存在讹诈问题。）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可能达不成交易。其实在市场中达不成交易的有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买卖一台电脑，卖主要卖15000元，而买主只出10000元，双方经过谈判最终以10000—15000元之间的任一价格达成交易，这样的交易符合一致同意原则，双方都认为达成交易对自己有好处，这样的交易也是有效率的。但也有可能卖方坚持要卖15000元，而买方坚持只出10000元，因为双方底线相差太远，最终这个交易就无法达成，最终双方只能转身走人。在市场中这种情况特别多。但大家要注意，市场中没达成的交易也是有效率的，这也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在这种撞车场合中，双方不能说因为达不成交易就转身走人，因为双方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纠纷关系，胶着在一起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接着谈判。但这种谈判是有交易费用的。假如交易费用为0，也就是没有交易费用，那就无所谓，那就永远谈下去吧。但是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谈判就不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假定撞人的一方因为无休止的谈判每天损失100块，5天之后就损失了500块，如果再多花一天谈判就不值了。但是因为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只好继续胶着在一起。在市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由一个第三人在500—1000块钱之间给出一个裁断，并且撞人的一方和被撞的一方都接受他的裁断，这样的结果就比双方一直胶着在一起要好得多，因为它有效率。这种情况可以被总结为“法官裁决”。它的特点很明显，它并不符合一致同意原则，也不符合个人主义方法论，但是它有效率。这个反例就证明科斯是对的。

推而广之：精英重要

    其实这里法官只是个比喻，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这个道理可以推广到更宽的领域。外部侵害场合实际上是市场失灵，而整个社会还有很多其他领域，比如像公共领域，它也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两个人谈不成的事，多个人也很有可能谈不成，这是能够想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用这样一种中间裁断的方法解决问题会更好。

    这里的法官不要理解为仅仅是法官，其实这个概念可以推而广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社会需要的某一类人，这类人在这里我就称之为精英。社会需要精英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个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不能解决一切，一致同意原则、看不见的手在公共领域会失灵，它不能够覆盖整个社会。经济学有一个的概念叫外部性，比如生产化肥的人赚取了生产化肥的好处，但他污染了周边的环境，那么化肥厂周边的居民就得在被污染的环境中生活，这也就是说环境成本让周围的居民承担了，但这些居民出于种种原因又不能直接从化肥生产者那里获得赔偿。这就是外部性，它也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有所谓的集体行动，就是说大家要共同达成一个目标，但谁都想搭便车，谁都想由别人去干而自己不出力。比如在过去的一些老式小区里，没有物业公司的服务，要使小区干净起来就是个很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挨门串户动员大家一起来扫地成本太高，而且个人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会想我把小区地扫干净了，别人就在那无偿享受，我心里不平衡。所以现实中市场和投票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有个叫奥尔森的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总结为经济学第二定律。奥尔森发现其实看不见的手只能说明一部分经济现象，他就把看不见的手称为经济学第一定律。其实还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有经济学第二定律。那么经济学第二定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有些时候人人为自己，社会会更糟。这是他的结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家都很爱郊游，郊游的时候产生的垃圾随手就扔了，这是只对个人有好处的。但是因为人人都为自己，那景观就脏得没法看了。那么这里就需要有超越个人利害的人进行修补。所以，社会需要有些人不能像个人主义的人或者理性的经济人那样去行动。如果都像理性的经济人去行动的话这社会就完蛋了，所以这是一点。

    第二点跟第一点是很类似的。我们现在讲制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他律制度。所谓他律就是说人被外在力量约束下被迫遵守制度，无论是在市场中也好，在企业内部也好，在法律面前也好，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在市场中不可能不跟对方达成一致就把对方的货物或钱给拿走，那是强买强卖。所以你实际上是受着对方的约束。企业内部也是，企业内部有规章制度，你不能违反企业的规章制度。政府的法律更是如此。所以大家实际上是受他律制度的约束，才形成遵循制度的行为。但是他律的制度不能在所有方面都约束你，个人还有很大的自由空间的。他律制度也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俗话讲有100条法律就有101个空子。法律是有空子的，市场中也有，企业内也有。应该说大家在制度条文的空间中都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个人不是完全不能选择。因为制度没有细腻到个人要完全按制度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在自由裁量空间内个人完全可以往左一点或往右一点。事情往往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更有利于你自己，另一个极端更有利于别人或社会。个人选择哪一点是没有任何人强迫你的，那么这个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如果个人选择得好，会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人类社会不仅要有他律制度，还需要自律制度。其实没有一个社会完全是靠他律制度的，自律制度在社会中其实非常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福特公司在美国有工厂，在德国也有工厂。但人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德国的工厂的生产效率比在美国的高出50%，但两者管理一样技术也一样。后来有一个经济学家就发现，决定在没有老板监督时干多少的主要因素是惯例。德国人的惯例是，我不应该在老板没有监督的时候干得太少，我还是干的差不多点；而美国的惯例就少一些。所以，两个国家的惯例不一样造成生产效率的不同。惯例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呢?惯例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道德规范，或者是文化传统。所以，德国人效率高，就是因为有更强自律的惯例。

精英的基本定义

    所以，这个社会除了他律制度以外还要有自律才能完整。那么这就导出我对精英的基本定义，一个是超越个人利害。很多人认为精英可能就是大款啊，政府高官，教授等这些人，我觉得不是。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超越个人利害就可以被看作精英。我举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个乞丐，他拿讨来的钱去捐款，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精英。因为他已经超越个人利害了。所以要成为精英，不见得你要有什么地位，你只要有这颗心就够了。这是第一点，超越个人利害。第二个叫道德自律。这个社会有了这样的一些精英，他们约束自己不去侵占不易监督的公共资源，社会才不至于不能运转，才不至于崩溃。这是精英为什么重要的原因。

布坎南：“一致同意”原则有问题

    布坎南也是经济学大师，我觉得他跟科斯不相上下。他1987年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把主流经济学的这套个人主义方法论应用到了政治领域。他的成名作叫《同意的计算》，这本书已经翻成了中文。布坎南的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事情肯定是最好的事情，他也是因此而获得诺奖的。但其实他在获奖前就已经发现一致同意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他在七几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赤字中的民主》。他考察的是美国的赤字问题，他发现美国的国会也好，老百姓也好，有可能大家都一致同意做一件错事，就是搞赤字财政。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了，政府就要刺激经济，多花钱投资。政府没那么多钱怎么办？就搞赤字。其实搞赤字是向后代人借债，但是大家为了现在，为了自己都同意做这件错的事情，这样做最后会导致通货膨胀。当然对这种一致同意原则布坎南并不认为它是一种达到极致的一致同意原则，因为这只是当代人的一致同意。但没有办法，因为操作者就是当代人，他们不考虑后代的利益，而后代又没办法参加投票，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这还是他发现的一个小毛病。后来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又写了好多文章，他称之为诺奖后理论。这些文章集成一个集子叫《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也就是说他不仅讲经济学还要讲伦理学了，这就很有意思。在这些文章里他对他以前的理论提了一些质疑，那么他以前的理论是什么呢？他以前的理论说，如果我们要通过一个最好的宪法，那么所有的人都要来投票，而且一致同意的才是最好的。而且他还有一个假设叫“无知面纱”，即所有人都不知道以后他到底会成为什么样人，有什么样的身份，这样他在投票的时候就更中立了，他就要选出一个对所有阶层的人都有好处的、最好的宪法。他这个假设是成立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要投票选择围棋规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以后是执白还是执黑，那你投票时就会投那个最公正的，你不会投倾向于白的也不会投倾向于黑的。这就是无知面纱的含义。

    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大家要投票选出一个最好的宪法，但你在投票之前总要有个宪法方案吧。他就问：宪法方案由谁来设计？而且宪法是个什么东西呢？宪法就是最大、最重要的公共物品。这个公共物品比刚才讲的扫小区的地要大的多。他又问：要设计一个很好的宪法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进行研究，要对历史上的宪法进行总结提炼，对其利弊得失要进行判断，最后得出一个更好的宪法草案，那么谁会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提供一个公共物品？他的动机和动力何在？这些问题其实是他在对自己以前的理论提出疑问。然后他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最开始的答案是，这些人想当领袖，因为领袖后面有很多人追随，感觉很爽，就是回头一看这么多人跟着我，很高兴，就是一种心理效用。其实，很爽在经济学来讲也是一种效用。但后来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宪法不光是当代人的宪法，它还是后代人的宪法，比如美国的宪法就好多代了。那么制定宪法的人死了以后就看不见后代中的追随者了，这也就是说这个理论还是不行，于是他又讲这是因为“身后追随”。但越解释越勉强了。再后来他就运用伦理学来解释，所以这本书名后面就加了个“伦理学”。也就是说他不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暂时抛弃经济学，于是他就发明了一个词叫“宪法公民身份伦理”。这个理论这样解释这个问题：这些人他就是有这颗心，为了这个社会，他不计较个人利害，他愿意为这个社会去投入。这也就是说，最后他还是背弃了个人主义方法论。换句话来说，个人主义方法论不能解释一切，一致同意原则不能解释一切。所以，最后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现还是要靠伦理。

桑塔费学派：社会需要强互惠者（精英）

    桑塔费学派是以美国的一个研究所桑塔费命名的。这个学派的理论被汪丁丁、叶航这些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一批人翻译成中文。桑塔费学派在美国的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也非常有意思。这个学派认为社会有三种人，一种人叫自私者，为自己的利益不惜违约，损害别人。第二类叫弱互惠者，你跟我合作我跟你合作，但你要坑我，我也没法办你。还有一类人叫强互惠者，第一他跟你合作，但如果你违约了他会惩罚你，而且惩罚你的时候，他不计个人成本，不会像经济人那样理性地计算。桑塔费学派做了这些假设后，又设定了一些参数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也就是所谓的仿真动力学模型。最开始时设定100%都是自私者，然后模拟三千代的演化和变迁。一开始会出现某些扰动，就是会出现一些弱互惠者，还有一些强互惠者。经过三千代的互动，最后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比例。然后他就发现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只有自私者，那这个社会准会崩溃。因为这个社会中必定有些地方是不能够被市场覆盖，不能够被个人主义方法论和一致同意原则覆盖的，这样社会就会出现问题，而出现问题的地方往往是关键的地方。那么如果出问题的地方也是自私者在把持的话，他会瓦解市场的基础，整个社会因此会崩溃。所以如果一个社会都是自私者的话那这社会就完蛋了。

    第二种情况是演化出了一些弱互惠者，但是没有演化出强互惠者。这些弱互惠者愿意跟自私者作，但自私者坑了他他也拿你没办法。那这种情况会导致群体不稳定，而且弱互惠者最后会被消灭掉。因为社会处于一种悖论之中，弱互惠者跟自私者之间可以合作，但自私者一旦发现更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会背弃弱互惠者。若干代以后弱互惠者就被消灭掉了。最后就又回到100%都是自私者的状态。这个社会还是要走向崩溃。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持续的呢？当出现强互惠者时这个社会才会逐渐走向稳定。这是他们得出的结论。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显示，社会稳定时三个群体有个均衡的比例，强互惠者占37.2%，弱互惠者占24.6%，自私自利者占38.2%。这些数字大家姑且听之，因为毕竟只是计算机的模拟。这里的强互惠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跟我刚才讲的很类似，他们是有超越个人利害的倾向的人。他们会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可以不计利害地去惩罚违规者。所以，他们的研究也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社会如果大家都只是一般大众，都是自私者的话这个社会不能维持下去。

精英的特点——以法官为例

    托克维尔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论美国的民主》。其中有一段讲到美国的司法、法院，他评价美国的法官说，美国的法官或法律服务人群体是个非常独特的集团，他们主要是从英国过去的。在中世纪的英国，法官的地位仅次于贵族，他们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所以，法官群体同贵族一样，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也都是有久远传统的社会集团。但近代以来贵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最终被打倒，但法官没有被打倒。在美国，法官也是有文化传统的群体。他就讲到美国的法官群体是怎么去和美国的民主、美国的国会来抗衡，形成一种美国制度上的均衡。我举个例子，这些人为什么有这种传统。当然我这例子比较单薄，是我的个人经历。2000年我因为一个项目去美国的8个城市走访，与我同行的是法学界的王卫国。走访中我们就经常接触美国的法官。有一次在西雅图到一个法官家去做客，这个法官是专门审一些企业的破产和重组案件的。当时王卫国就问他，你们审案时的律师是怎么定的？法官说是由他自己指定的。我马上就根据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提了一个问题，问他会不会有律师跟你关系很好，或者贿赂你让你去指定他？那个法官就愣了一会，然后说，你这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例子很简短，但给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之所以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他的一种文化传统。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的法官都那么纯洁，但是无论如何有这种文化传统的群体总体来看比没有这种传统的群体要好。我最近看朱苏力翻译了一本波斯纳的书叫《法官如何思考》，其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说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会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但其中有个因素是文化传统，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精英这个群体有个特点，他有跨越世代的知识，法官就是如此。法官要研究判例，尤其是英美法系，是判例法，所以他要读史，不可能只是看当下。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前人就把当时的知识写下来让后人可以看，知识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累积下来，所以是跨越世代的知识。精英就拥有这些知识，而一般的大众是不需要这种跨越时代的知识，当下的知识就够了。那么有了这种跨越时代的知识，精英就会知道社会制度的后果，因为制度的后果不是马上能显现的。大家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人的判断是很直观的。举个例子，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搞参与式预算，比如一个社区的居民投票，是盖文化中心还是扩展停车场，还是加强安全措施，这样的投票表决非常好，因为它很直观。但是很多东西是不直观的，比如制度。一个制度的后果是什么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到的。有的制度可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看到，所以你要有跨越世代的知识才知道这制度是好还是不好。有的制度当下看是好的，以后看是不好的，这种情况都是有的。比如像私有财产制度。大家现在看可能觉得不好，富人那么多钱，把它分了，这种感觉会很好，很爽。但是没有私有财产制度，你的财产也受不到保护，也可能会被分了，你想富也富不起来。所以从长远看才能看到这个制度的后果。精英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能够对制度进行审查。所以就像哈耶克讲的，现在的立法机关是很晚才出现的，最早的法律就是法官立法，法官通过判案形成判例，最后形成法律。

    第二点是立场超脱。因为法官不是厉害相关人，所以他们立场会更超脱。由于法官这样一套司法系统的出现，实际上使这个社会更富裕了。这是能导出的结论。因为，第一，大家不会把更多的资源无端的放在纠纷和冲突上。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公正的裁决，人们因为纠纷所投入的资源比纠纷所争议的价值要大得多。说个极端的例子，有的人就因为口角把另外一个人给杀了。但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裁决，这个问题或许就可以避免。所以，司法体系本身会使社会更有效率。另外公正的裁决会使得社会以后的资源配置会更有效率，比如说有一个法官或者交通警察，对两人撞车做了一个非常公正的评判。这个评判结果会对这两个人以后的开车模式产生影响。如果你真正公正分配他们的责任，那么大家以后都会根据自己对责任的理解去更好的开车，也就造成更少的交通纠纷。如果法官在做评判的时候偏袒有责任的一方，那他以后还会这样开，还会造成交通事故。司法体系提供的是公共利益，它会带来社会效率的提高，那么法官和法律服务人作为一个阶层也从中获得相关的利益。我们知道法律服务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富裕的一个阶层，经济上他们一般不会犯错误，不是说法官都不会这样，但他们会更倾向于不被小恩小惠收卖。

    第三就是道德自律。刚才讲到的文化传统、宗教传统能使法官更为追求公正。我刚才讲过，两个人撞车了，法官可以在500和1000之间裁断，但别忘了，可能有一个裁决是最好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官比另一个社会的法官更能公正的裁决的话，这个社会会更公正和更有效率。

    那么怎么能使得法官在这样一个自由裁量范围内做出更公正的裁决呢？我们这个例子中是500-1000块钱，有可能甲跟法官是亲戚，或者他给法官一点小恩小惠，法官在做裁断时就偏袒他，这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裁决是不好的，既不公正也没效率。所以这个社会要追求更公正。那么这更公正，这件事情完全是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说白了就是他怎么裁决，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公正和繁荣。那么法官怎么去追求这种更公正？实际上只有靠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让法官去追求做更公正的裁决。波斯纳的那本书也说到，法官确实想努力做好，他要追求这个“好”。那这个“好”是什么，他有他的文化标准。文化是世世代代人传承的有关人和人之间的规范的积累和提炼。那么好的文化传统就是更公正，它能使得法官在自己可以任意裁决的时候裁决得更公正。而这种任意裁决外部人是很难介入的，比如说法官裁决责任方赔750好还是赔800好，这个事情没人能确切地说他做得到底公正不公正，除非他做得很极端。这里裁决的时候是他自己的心在起作用，这就叫自律。

精英的作用——以法官为例

    精英的主要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社会的宪政框架。刚才讲了，社会最重要的是它的宪法原则、宪政框架，这是基础。什么叫宪法？按照布坎南的说法，宪法就是规则的规则，是生成规则的规则。社会有了这个基础性、公正的宪法，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才能更公正。如果连宪法都不公正，那么由此生成的法律也是不公正的。但是，由于宪法是最大的公共物品，所以没有人能单独提供公正的宪法，因为它需要有相应的、跨越时代的知识积累。哈耶克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讲自发的秩序，反对建构主义，但同时他又非常强调人的努力。在提出宪法原则、建立社会的宪政框架的问题上，他强调人要努力。他就讲，宪法原则实际上是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而提炼的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精英。他跟布坎南的理论不太一样，他认为最开始是法官通过判例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或法律，这些法律或原则不断的被提炼，最后由这些精英写成书或者理论著作记录下来；然后再不断地讨论、辩论，最后看看哪些基本原则是更正确的。美国的宪法原则其实是从欧洲的传统中提炼出来的。美国的宪法来自于欧洲的传统，它的思想来自于孟德斯鸠、洛克、卢梭这些人。而且大家知道，其实美国的宪法就是由杰斐逊这些人先提出方案，然后经过讨论投票后形成美国宪法。应该说美国宪法总体来讲是成功的，虽然它也有些毛病。应该说世俗社会中所有东西都不会完美，但美国宪法相对来讲是个好东西。所以虽然哈耶克一直强调自发秩序，但他还是很推崇美国宪法的。当然其实任何社会里的精英的主要作用都是这样的，在中国也是这样。但这作用严格来讲并不是说你现在要马上修宪法。其实是说，精英要做努力，要真正去读跨越时代的知识，去总结经验，去评判这些不同宪法原则的利弊得失，最后来提炼，得出一些自己的主张。他实际上也是在为建立这个社会的宪政框架做贡献，并不是你非得马上提出一个什么宪章。

    第二点，精英在宪政结构的重要领域中要承担责任。这个重要领域就是公共领域或者公职，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政府这个领域，因为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这个领域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大家知道我们很多政府决策的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大，它动辄就可以决定多少亿的资金怎么配置。如果政府公职人员有某种偏私的话，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一般是很难察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这个领域由一般的人而不是由精英来担任就会有问题，甚至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所说的一般人指的是只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原来的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按照我的定义他就不是精英，他只是个一般人，因为他只按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决定怎么做局长。那么他怎么做局长呢？别人给他贿赂他就给别人批药，然后就派他老婆和儿子跟人收钱去。

    我们知道公职是很难监督的，当然今天中国的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但即使监督机制很完善，仍然会有很多有空子的。美国的监督机制已经很完善了，但也会有很多丑闻出来，而且还有很多没揭发出来的丑闻。所以公职一定要让精英去充任，不能由小人当道，这很重要。还有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虽不在政府中任职，但他们要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要有自己的见解，有些人还被叫做意见领袖，因为他会影响公共舆论。我觉得这些人也很重要。因为他们说的话确实会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假如一个人心里就是为了自己，然后他说我是为了大家，然后对某些公共事务发表评论，那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也经常听有些人振振有词，说这个政策好，那个政策不好，因为这个政策对我有好处。我觉得这种话可以私下说，但不能写出文章，贴在网上或什么地方说是在讨论公共事务，因为这是一般人的逻辑。对你有好处就赞成，没好处就不赞成。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可以的，但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就不能这样说。这两者要区分开。但在中国很多自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不分。公共知识分子要有内在约束，尤其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人，更要约束自己。他只能根据一个政策是否对社会有利来判断是否正确。

    我觉得任何一个比较成功的国家，其宪政结构中的重要领域都是由精英掌握的，小人当道是不行的。以美国为例，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就多美好，但美国确实有很多相对好的地方是我们应该学的。比如说美国的政治结构，其实它不是一人一票的狭隘民主。现在有些人老说民主就是一人一票，说这是纯粹的民主或者绝对民主。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的，而且真正成功的民主也不是这样的。比如美国的民主是所谓的三权分立，他的立法机构，也就是议会，不是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它有参众两院，众议员是是按人口比例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但参议院是每个州两个名额，这就不是按人口比例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的，所以参议院更多的有这种精英成分。英国也是两院制，但它的两院制度跟美国的不太一样，它的两院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上院是贵族、大主教什么的，也不是选出来的，可以说都是些精英。所以，两院制有其好处。还有就是美国的司法体系，美国的司法体系基本就不是一人一票了。它的司法体系基本上是精英当道，而不是谁选的。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总统提名，议会批准，而且一旦当上大法官那就是终身制，这是美国司法的特点。这种程序可以说是对法官能力的判断，也包括对他道德的判断。因为大家知道一个人道德上有毛病的话，在议会批准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提出来的，议会就有可能否决提名。其实总统提名大法官不是都能通过的，很多时候通不过不是因为这个人没有知识，而是因为这个人道德上有毛病。选总统也是这样的。所以，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大量的位置是由精英占据的。（编辑：陆思同）

    苏州工业园的名称听起来像个工厂林立的工业区，而事实上，这是一座新的城市，新，自然与苏州老城的老不同，与其他现代化新面貌的大都市也不同。城市就是花园，建筑方正精致，像苏绣的细腻，像评弹的闲适。城市布局十分大气，是面积感的大气，而不是上海、北京那种体积感的大气。

    六月底，我在苏州工业园见到两位台商，一位叫蔡丰赐，是神基科技神达电脑的董事长，另一位是富鑫投资的董事长邱罗火。都是六十多岁，都是交大的校友。在他们看来，位于新竹的交通大学无疑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因为代表台湾地位的IT产业领袖大半出自该校。他们二人也是这些领袖中人，蔡丰赐堪称代工大王，后来转型自有品牌，我曾经用过一款神达的导航手机，算是他的客户了。邱罗火早年长期服务于工研院，类似于我们的中科院，更偏向应用科技，四十几岁投身于IT产业的投资。

    两位事业大成，又天真风趣，邱罗火更健谈些。我问他们怎么看大陆的IT产业。二人态度一致，对大陆IT产业不重视研发和生产表示不解，认为台湾在这一点其实领先很多。对他们的说法我也表示认同，究竟什么原因呢？

    邱罗火说其实两岸的起点差不多，新竹的科技园作为一种特区和深圳特区建立的时间差不多，第一，有爱国心；第二，勤奋；第三，政策；第四，台湾市场太小。

   爱国心。

对这种提法我很感兴趣，邱表示，当年他们大学毕业赴美留学，看到美国的先进，中国的落后，心里很着急，不仅抓紧时间刻苦读书，还要留意多学点有用的东西带回祖国。特别是他在工研院工作的时候，感觉尤甚。

   勤奋。

按照邱的说法叫“7-11”（他用英语念的），不是那个便利店，是7点上班，11点回家。蔡丰赐先生也点头，“7-11”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勤奋没什么可说的，罗马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关于勤奋，有两个故事为证。其一，邱说台积电投资上海的晶元工厂，其成本高于台湾，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布局。为什么？不是大陆人力成本低吗？邱说：台湾工厂是“7-11”。哦，我明白了，虽然人家工资高，但是人家一个顶仨啊。想起刘永好的一句话，中国企业用最低的个人工资，担负着最大的成本开支。算作互证吧。其二，就在眼前，蔡邱两位都过了退休年龄，不久前都做过大手术，邱开颅、蔡开胸，但是两人依旧在勤奋工作，蔡先生笑谈，儿子总想接班，他就是不让。

   政策。

在蒋经国时代就开始了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别优惠政策。我们大陆这里只是头几年免税，台湾那边是不断免税，当然有个前提，你的利润必须再投入进去。这个政策好就好在导致企业会选择不断对研发投入。

   台湾市场太小

因为市场小，所以要到国际市场找买家，这应了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说到的，国际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蔡先生仔细历数了他们是怎样开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市场的。当然，无外乎先拼性价比、再树品牌，和日本家电企业以及中国的华为一样，是真正的国际化。

看了这几条，终于明白为什么全世界的电脑多半出自中国一个省，台湾。

访谈是在“思源中国、创智SIP”两岸交大校友大会快结束的时候进行的，噪声很大，但是大家仍旧谈兴甚浓。

期望这些阅历丰富的台湾企业家们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与更多的大陆企业家分享，《管理学家》杂志应当做好中介服务。

最近在百度上搜索“管子”一词，第一条是某个卖各类管子的公司网站。不禁笑出声，又试了试“孙子”，这下好了，第一条的确是孙子那个人，还算准。因为没有哪个公司卖“孙子”的。使用百度的个人经验是还要小心看看条目后面是不是有“推广”字样，如果有，就绝不会点。一来，不会是有用的信息，二来，给那些企业省点钱。据说点一下，企业就得付费，而且付费不少。google的李开复曾经说过，他们在左边一栏都是根据网站的影响力实际去排的，商业的部分在右边，不像baidu是左右全商业。好佩服google啊。不过……

碰巧想查一查“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先百度一下，果然，头四条都是医院的广告，要想弄清楚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还得向下看。不看了，直接去google，没想到google的头三条也是医院广告。只不过，这三条都加了明显的底色，不像百度只是在条目后面藏两个小字“推广”。可是，一般网民谁又知道这个底色不是着重的意思呢？又去google的英文站用英文查了查“静脉曲张”，干干净净，前面几条都是这种病的专业定义和解释，如此看来google的中文版是向百度低头了，李开复的底气不存在了。

在此郑重爆料，建议央视有关记者揭露google这种类似百度的没有公信力、误导网民的丑闻，那样，在2010年的央视春晚上，让开复博士露几面，再收google4000万！

背景资料

赞助4000万就为春晚露脸？

　　《南方都市报》报道，帖主“1000000000001”介绍说，百度首席财务官（CFO）李昕晢近日不慎爆出百度春晚内幕：在百度《2009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李昕晢确认百度向央视赞助4000万。

　　率先注意到这一点的实际上是高盛分析师詹姆斯·米歇尔（James Mitchell），来源则是百度2009年第一季度财报。

　　北京时间4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4月27日），百度在美国股市收盘后发布了截至2009年3月31日的2009年第一季度财报。当晚，百度管理层举行分析师电话会议，解读财报要点。据了解，当天出席会议的除了百度CFO李昕晢，还包括CEO（首席执政官）李彦宏、COO（运营总监）叶朋以及副总裁沈晧瑜。

　　而李昕晢就是在当天晚上就分析师提问时作出上述回应的。当时詹姆斯·米歇尔提问称：“第一季度你们向CCTV‘赞助’了4000万元，这些支出是否计入总务和行政支出？”

　　对此，李昕晢并没有直接肯定或否定。她只是解释称，“上个季度，我们发布的预期就包括了人民币4000万元的营销相关支出，这些支出绝大部分用于CCTV。第一季度总务和行政支出主要与员工和正常活动有关。”

　　而根据百度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2009年第一季度，百度销售、总务和行政管理开支费用共计为2.043亿元人民币（约合2990万美元），同比增长39%。而这一增长主要的原因是“百度为推广品牌相关的营销开支费用增加所致”。

网民猜测与央视曝光百度有关

　　尽管如此，这句“淹没”在近5000字电话会议记录中的话还是引起了网民的注意和猜测。在网民“1000000000001”以“百度高管爆料：央视收了我们4000W！”将这段话发布到天涯论坛后，旋即被各大网站和论坛广泛转载。截止到3日晚上8时，用百度搜索引擎以改标题进行搜索，仅用0.068秒就有239个相关网页。

　　有网民猜测，如此高的“赞助费”很可能与去年下半年央视曝光百度竞价排名含有大量虚假医药广告时间有关。去年11月15日、16日，央视《新闻30分》节目连续两天曝光百度医药竞价排名黑幕，“只要花钱多，那些没有资质的‘江湖游医’都可以排在百度搜索结果前列，很多患者因此上当受骗，丢钱丢命。”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巨大反响。由于“罪魁祸首”——竞价排名是百度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因此报道曾一度导致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的股价连续跳水，最高一天跌幅超过25%，以致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不得不发布了5项公司整改举措作出回应。

百度官方暂未回复

　　此番“赞助费”事件被披露，与此前的“竞价门”相比，网民对百度方面倒是多了几分同情。网民“盐酸特比”表示，“我看百度也不想交这4000W，毕竟百度不是传统媒体，它没在电视上做广告也做到了中国第一，在春晚做广告难道还能做到世界第一吗，央视之前曝光的‘竞价搜索’，是有的放矢的”。

　　事实上，在2009年央视春节晚会上，不少网民就注意到了百度的广告和百度向全国人民拜年的画面。曾有媒体专门对此进行报道称：“以儒雅、时尚、帅气著称，早已成为百度品牌形象一部分的百度CEO李彦宏的亮相和多个特写镜头，更是为百度此番的品牌展示大戏增色不少。”一位名叫“月光”的网民随后在博客上分析称，“估计百度这次花费了不少的资金来搞定央视，虽然对百度这样的企业来说无疑增加了这个企业的经济负担，但这对百度来说是一次成功的公关，在全国电视观众中，品牌效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同时亦有评论指出，央视虽然得到了不少实惠，但先前曝光“互联网虚假医药广告”的道德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两个月前还指责别人的盈利模式‘不道德’，转眼间就开始一起‘分赃’了”。网民“虫虫也有爱”甚至表示，“我可以十天不CCTV，却不能一天不百度。”

　　还有网民甚至调侃称，“李彦宏在春晚当日共露脸8次，计500万每次，好大的一张脸啊。”

　　针对上述猜测，百度公司至今没有给予明确回复。

本期我向《AMT前沿论丛》的读者推荐刘文瑞教授的文章《伦理式诚信与契约式诚信》。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的感觉：痛快淋漓、豁然开朗。

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市场制度之间的融合以及矛盾问题，众多的学者和企业家们都表现出十足兴趣，并且观点各异，沉积了许多笔墨。“诚信”既关乎文化、又关乎市场，此文章让复杂的诚信问题得到了明晰的梳理，更重要的是给出了一些全新的见解。

本文从大家熟知的晋商的诚信谈起。说起晋商，由于有顾炎武制定票号规则的传说（《清稗类钞》农商类），又有读书人乔致庸的晋商电视剧演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似乎就是晋商诚信的理论源泉，可是本文第一次提出了“关公”大于“孔子”的观点，从关公的“忠”、“义”，演化到民间的熟人关系，中国式的诚信本质一下子就清楚了。作者又对西方的诚信传统作了考察，指出其从英国大宪章开始的契约式诚信本质。文中那段国王带兵没有注意到士兵合同到期的故事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两种诚信孰优孰劣呢？韦伯在其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制度系列研究中，关注了西方的新教和东方的儒教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体系，他特意对比了两种文化中诚信的差异，结论是由于中国人不讲诚信，所以无法像西方那样发展出资本主义。而本文认为，伦理诚信和契约诚信，并无优劣之别，它们都是不同社会进化的产物。就像人类的肤色差别一样，不能说白皮肤就优于黑皮肤或黄皮肤。在这一点上，显然韦伯是用契约式的眼光对中国伦理式的诚信作出了判断。

两种诚信在当前社会怎样融合呢？作者从管理学的一个基本准则：追求相应思想和方法的适用和成本谈起。指出“从制度成本的角度来看，恐怕中国移植西方模式的制度成本远远超过了原产地”。从而否定了“后发优势”论，并留下一个不答自明的疑问：关公能不能穿上西装？接着，作者又谈到了“复归传统”派甚至“拯救西方”派，指出其应先拯救自身。

“西方范式的现代化，在中国处于两难处境之中。”作者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当代中国人能承继传统的伦理式诚信，在现代化的契约式诚信建构中容纳伦理式诚信的精神内涵。

因此，我认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重二元对立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每一个身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家们用实践给出答案。如果企业实践者搞清楚伦理式和契约式诚信的差别，其实可以明晓其究竟，少走许多弯路，让实践更加富有智慧。

本文原载于《AMT前沿论丛》2009年第4期

附原文：

慕云五

学者谈创新问题，会从熊彼特谈起，实践者谈创新问题会从执行谈起，政治家谈创新从号召谈起。他们都从不同侧面推动着创新，然而由于往往谈的不是一件事，所以有各干各的感觉。

先说政治家谈创新，由于看到中国企业只知道挣辛苦钱（几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的例子），有的还得侵犯知识产权仿造产品（北京高院刚判下来的客车外形侵权案例），政治家提出号召“自主创新”，方向没错，可是口号之下实难以副，短时间内自主创新的成果就出来一大批，有移花接木的，有借机骗取资助的，有贴牌台湾制品充自主创新的，总之，倒是多了些关于利用“自主创新”的创新。本文不探讨一切创新是否都需要自主，仅以号召创新论，显然创新是难以号召出来的。

再看看谈创新的学者都要提的熊彼特，他提出了企业家创新概念，他曾计划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学体系，在这个学术体系中，企业家和创新是核心，而不是资本、资源。尽管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动笔，但企业家创新却一刻也没有停过。近些年来，无论是产品的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一些中国企业的创新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尤其出众。企业创新的原动力其实就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当世企业家中，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无疑是享有创新大名的人。乔布斯最重视创新，也最不愿意谈创新。他尤其反感把创新纳入体系化的轨道，认为那是“不酷装酷”。他拒绝一切被总结出来的创新法则。在他看来，创新不是通过所谓“创新的流程”产生出来的，他最朴素的表达是：我们只是认真思考如何制造了不起的产品。当然，我们也不要被他过于“酷”的表述弄得晕头转向。

乔布斯曾坦言：苹果公司有两个目标，一是造最好的个人电脑，而不是做最大最富的公司，二是要盈利，以便能达成第一个目标。他离开苹果之后，公司的目标只有小小的偏移，可是却让公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重掌公司之后，目标得以恢复。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处毫厘的实质其实就是公司创新精神的缺失。执着于“造最好的个人电脑”的目标，让苹果颠覆了一个商业史上的著名论断：只有商业模式创新的公司才是最成功的公司，而不是产品创新的公司。苹果公司执拗地成为一个反例。

有了公司一级的目标，乔布斯仍然认为，创新思想来自于个人。“创新来自于那些产生了新想法或者解决了难题之后，无论多晚都要彼此打电话的人”。换句话说，即使那些经常得到雅典娜眷顾而仍然无动于衷的人，离创新还远。

尽管创新常常依赖某个人头脑的灵光乍现，但却不是凭空得来的。苹果公司的卓越产品构思大都来自于对市场以及行业的研究，并且为此要使公司的架构和流程保持适当的灵活性。

苹果公司一度有点像施乐PARC研究中心，很多创新为人所用，而且在别的公司发扬光大。对此，乔布斯曾经酸酸地讥讽过微软，而现在他开始信奉毕加索的名言了：优秀的艺术家复制别人的作品，更优秀的艺术家偷窃别人的作品。

苹果公司给我们的启示是：创新决不是目的，是优秀企业保持优秀的手段。创新不是系统化的产物，但是公司流程系统中必须为创新预留足够的空间。

还是那句话：看不见的手。市场如此，创新亦然。

推荐阅读：《撬开苹果》（Inside Steve's Brain），作者：卡尼（Leander Kahney）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刊登于《AMT前沿论丛》2009年第四期

郭教授引述了郎咸平教授的文章加了一段评语，网友评论中骂人的很多，还是硬骂，叹为观止。

想找几条观点辩论的评语都很难。

替郭教授说几句。

我和郭教授比较熟，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而这篇评论并不能让所有人看明白，
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看，是作者写的不够清楚，字数少而想说的太多。

郭老师的评论中，劳动法、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还有没出的牌等等这几个判断其实是一连串逻辑相关的观点。
这里面最要紧的观点是“生产过剩”，而这个观点是很新颖的，通常我们都认为是消费不足，于是要拉动内需。
我们都知道障碍消费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保障，而事实上全民社会保障的实现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也许10年，
也许20年，所以依靠这种途径改善消费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消费状况就是这样。所以，生产过剩就是问题。尽管这个生产过剩可能主要是来源于出口大幅下滑。而出口下滑是我们不能左右的，所以只能等，郎教授说等美国金融秩序改善，也许也有类似的意思。而企业等不起。郭教授认为劳动法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这是国家明确的给企业的一个信号：企业运行的成本没有那么低，赶紧自己想办法，减产吧，转型吧，或者就别干了。也就是说，劳动法也是对生产过剩问题出的一张牌。而国家可以出的牌还有很多，就以4万亿来看，这并非财政支出，政府还有大量真金白银。支持10大行业，仔细看来也只是主要围绕国有大企业，这是政府的命脉之一，也是真金白银的保障。
这样看，逻辑是清楚的。

至于“呆子”的说法，应该是“书呆子”的简称，郭自己也称郭呆子，大可不必认为这是在骂人。
呆子再聪明，都不如最高政府聪明。说到这里，看到很多人骂郭是政府走狗之类的，简直是误读。
这三十年来，政府是最聪明的，而很多呆子都看不透。不想说得再清楚了，大家自己体会。

慕云五

对于一本杂志来说，其生日应该是按月算的，因为每逢出刊日，我们都像儿时过年一样的高兴。这样算来，《管理学家》杂志其实已经36岁了。我们也真真切切地有种而立之后的感觉。

36个月以来，数以万计的读者和作者，作为这本杂志真正的主人，一直在悉心照顾她、爱护她，让我们这些值守在她身旁的工作人员信心满怀，备荷荣光！

36个月以来，通过封面管理大师的长文，我们一起领略了管理学百年的思想史。

36个月以来，通过短小的管理智慧短简，我们和数十位中国企业领袖秉烛促膝。

起初，杂志名叫《管理学家》，我们曾经担心刊名的学术味道会吓跑一些读者，36个月的经历告诉我们，正是她的思想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推崇！刊名的灵感部分来自于享誉全球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如果和《经济学家》的成就相比，《管理学家》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没有一本成功的杂志是速成的，我们相信，只要每个字都用心一点，每期都累积一点。她是能够健康成长起来的！

为此，我们的工作团队不敢有一点懈怠。

生日是需要庆祝的，我们决定为杂志置一套新衣服，算是生日礼物。

2009年的新封面加了一个套装,尽量多地介绍重要的文章.

套装后面是简洁的主封面

——《经理人三十六计》序

慕云五 

第一次见到于泳泓先生，没想到他那么年轻。实际上他的岁数不算很年轻了，只是因为谈吐间，他的活力和睿智实在让人印象深刻。他像我见过的所有台湾人一样儒雅大方，而且渊博务实。我邀请他在《管理学家》杂志开专栏，这几个月，他已经为我们写了十几篇文章了，由于期刊的版面限制，那些文章还要许久才能一一和读者见面。还好，他的新著《经理人三十六计》马上就要出版了，能在这本书前面写几句话，是我的荣幸！

这几乎是一本现代管理的小百科全书，不但有65万字的篇幅，而且差不多涉及到管理的所有方面。而严格地说，它还不能叫做百科全书，因为全书内容不是按照字母或者笔画顺序编排的词条。书前的“企业生命周期暨管理手段对照图”实际上是本书最精彩的立体式的目录。这张图用两个维度（管理层面和企业生命周期）把36种管理手段做了准确的定位。正所谓按图索骥，读者依据这张图就可以非常方便地读这本书了。举个例子，如果你的企业尚在初创期，那么只有11个管理问题是你必须首先要了解的，在快速扩张期，需要了解的问题就有22个了，成熟期以后，所有的36个问题你必须都要了解。这是作者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的理论为管理问题在某个阶段的重要性做的一种划分。当然读者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样的划分，随便看看哪个管理问题都是有益的。

最好的管理学者和咨询师应该不只是提案的制订者，应该是最好的提问者。2005年11月，德鲁克（本书中用杜拉克译名）去世了，我在机场购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该刊纪念德鲁克文章中特别提到杰克·韦尔奇在刚刚担任GE的CEO时向德鲁克求教一事，后者没有提什么建议，而是问了前者几个问题。韦尔奇心领神会，开创了GE的新时代，这是一段企业界的佳话。于泳泓先生在每个管理手段后面都列出了一大串问题，即战略层面需要思考和执行层面需要掌握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问题相当重要，尽管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也不必给出答案。这就是学习管理和学习其他什么东西最大的区别。管理是实践的学问，也一定是在实践中习得的。读者在实践中一一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问题是一样的，解决的路径可能不同，而最终的目标又是相同的，那就是管理效率，或者说最接近理性的决策。换句繁琐的话来进一步解释：在若干个费用相同的备选解决方案中，应该选择实现目标最佳的；在若干个成果相当的备选方案中选择费用最低的。利用稀缺资源达到最佳目标的努力过程，就是西蒙（Herbert A. Simon）所谓“管理人”的属性，一如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经理人其实就是“管理人”。本书虽然还不敢被称作经理人的圣经，但是绝对是经理人应该随身携带的一本行为指南。

试图为一本十分精要的管理读物写一篇精要式的序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者自撰的导读已经起到导引的作用。做序者尽量不要重复，是为序。

本书已经由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特向博友推荐！

慕云五

最近新闻报道说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将有100多万找不到工作，明年还有611万毕业生。几年不关注这个数字，没想到这个数字变得如此巨大！我上大学的时候，毕业生大概是150万这个量级，父亲上大学的时候是15万量级。经济发展了，工作机会多了，大学毕业生多一些原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经济不景气了，大学生多了就成了问题。比起数字更大的农民工问题，也许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更让人瞩目，因为他们不是弱势群体，当然更不是强势群体，套用天之骄子的说法，他们是骄（娇）势群体，是骄傲的、娇气的群体，是更容易引起社会问题的群体。请原谅我用这个看起来不是褒义的自造词语，这也是我作为曾经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感受，也是一个雇用过许多大学毕业生的人的感受。看起来低贱的工作不愿意干，不发达的地方不愿意去，重要的工作干不了，过低的收入接受不了，前辈的批评听不进去，考虑自己多于考虑别人，不愿意在一个岗位踏实积累……，这都是骄势群体的特征。欢迎对号入座，如果大多不满足上述特征，恭喜你，你会慢慢变成强势群体，如果大多满足，你就是骄势群体甚至会变成弱势群体。

说完悲观的事情，让我们乐观一些。看看骄势群体的突围之路，尤其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记得去年，北京几所大学中喜欢传媒工作的同学组成了一个社团，他们定期举办传媒主编座谈会，我接受邀请参与了一次座谈。按照要求，我先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体会和个人成长经历，然后就是交流。在第一部分，我刻意讲了讲工作的艰辛，以及创业的艰难，尤其是锁定一个职业方向打几年基础的重要。显然同学们对我这种老生常谈不是很感兴趣，他们看到的都是创业成功的例子，我告诉他们，成功的只是极少数人，不成功的，一般媒体不感兴趣，就算成功了，他现在总结的成功之路也绝非完全事实，这倒不是说成功人士都说谎，而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主要是围绕创业来谈的。我告诉他们做创业者或者在一个大的好的机构里面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创业对于一个人的禀赋要求很高，主要不是学历和聪明的要求，而是坚韧、无私和责任感的要求（如果我们化用“聪明难糊涂更难”这句话，坚韧无私责任感往往在实际生活中短期看来都是很糊涂的）。

对于创业选择什么，我的建议是选择冷门、不可思议的方向，我举了个例子是养猪，大家都笑了。我告诉他们农业的产业化（不是农业人士办工业的意思，而是产业化的农业）是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因为这个领域还很缺乏优秀人才，大学生从事类似养猪这样的事业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当然你首先要学习做好一个农民。

总结一下，我认为大学毕业生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慢慢弥补自己的不足，踏踏实实地开始社会生活，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而不是哪个成功人士的路。总会有好机会的，而且你也有能力把握住机会。

说到这里，还是没有说到主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创业还是求职的问题，而是求到求不到职的问题，问题的焦点从大学生个人问题转移到社会问题了。

最近教育部宣布了扩招研究生和双学位的计划，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先把一部分毕业生存起来不释放出去，我们先不论国家教育各部门有没有能力承担，用已经显得很勉强的研究生教育资源去接纳更多的学生，这种办法也只是延缓了毕业生就业的问题，再过几年，说不定大家还要讨论更大的研究生就业问题。教育部的主张让我想起几年前一位管理学家兼教育家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很有意思，提出者就是《管理学家》杂志的主编席酉民教授。

这个提案叫《服教师役》，与“服兵役”类似。韩国的大学生都要服兵役（我国台湾省也有类似的办法），对于这个军队庞大，青年人缺乏的半岛国家来说，每一个青年男性都服兵役的确是个好办法，而且大学生经过军旅生活的锤炼也有极大的好处。中国人多，相对来看军队并不庞大，没有全员服兵役的可能和必要。但是中国的大学生多，农村教师缺乏，大学生就业难，这几个难题通过《服教师役》就可以解决。

根据我的记忆，这个办法是：大学毕业生在大学毕业前半年接受系统的教育理论、心理学、教学法的培训，毕业后进入农村中小学任教，户籍留在大学，享受国家财政支付的工资（不会高于当地教师水准），两年期满考评合格可以有资格免笔试继续读研究生，也可以就业。这个办法的好处是大学生的优秀智力资源可以弥补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师资资源，同时大学生得到艰苦生活的锤炼，能够以更好的心态迎接专业职业的挑战，也可以延缓就业压力。

上岁数的人会联想到这和当年赫赫有名的同样是解决就业压力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些相似，但是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上山下乡”更多的是利用年轻人的体力而不是智力，“上山下乡”的参与者一开始面临的是有去无回的宿命，没有后续的安排，磨练了人也耽误了人。而“服教师役”是符合国情、有长远打算的一个计划。以前也有“大学生村官”的事情，范围小，而且大学生是否适合做村官本身就是疑问，所以也就是昙花一现，也无法彻底全面地推广。

21世纪一定是知识的世纪，也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大学生是承载民族使命的中坚力量，政府机构有最大的责任妥善安排，同时，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问题要比大学生的问题更重要，如今政府增大财政投入基础建设的力度，以图增加就业和消费，财政投入基础教育的比例粗看起来不是紧要的事情，可是，在这一波大笔政府投资中，如果转移相当比例投入基础教育，采用投向大学生教师工资上的方式，将会有巨大的回报。

慕云五

2008年事情太多，从大雪灾、大地震到“大萧条”，中国面临太多的考验，北京奥运算喜事，民间讲究冲喜，可是喜事过后紧接着牛奶出事，现在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深深感到所有的大事都跟自己有关了，更何况处在媒体关注下的公众人物们。本文挑选今年企业界的公众人物，做一些完全个人立场的评论。

王石

王石的转运跟大地震有关。一向是非常正面的公众人物，如今品牌价值大打折扣，还连累到万科地产的生意。我当时写过一篇博客力求客观分析王石的行为，没想到招致一通恶骂，甚至被认为是王石的枪手。一句正确的话说的场合不妥，如果要评选今年最昂贵的一句话，那就是王石的了。时间过去了大半年，回头看看，我不知道当时恶骂的人是不是也冷静了。和同事马先生聊天，他觉得王石的遭遇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溃败，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严重。王石所张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确解读都被曲解了，南辕北辙之后，王石站得有多高，溃败得就有多彻底！

（参见拙文：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842004642759）

牛根生

牛根生其实栽得更彻底，他颠覆的是诚信，和王石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王石是好孩子的戆直被委屈了，那么牛根生实实在在是坏孩子终于露了馅。万言书是最新的确证。无论现在蒙牛的广告多么猛烈，看起来都让人无法信服。比起潘刚，面临同样的危机，怎么老牛却必须面对千夫指呢？以前伊利抓奶源，蒙牛抓广告；以前潘刚低调，老牛高调。这就是原因吧，从办公室的木头椅子上跌倒，摔疼屁股；从聚光灯照射的玻璃楼阁上跌落，摔烂屁股。

（参见拙文：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810682540714）

朱新礼

朱新礼按理说算不上悲情人物，但是其正常的一次企业行为却招致了太多的非议。汇源果汁是朱新礼的企业，他有足够的理由把企业卖给可口可乐。做企业当孩子养，卖企业当猪卖，这就是理由。养猪人士一般都会在猪90公斤重的时候出栏，大约四个半到六个月，这是养猪的逻辑。朱新礼认为现在汇源果汁差不多90公斤了，所以他卖了。有人说他不爱国，假定这算事实，他也顶多算个需要具结悔过当场释放的主儿，比他重的太多；有人说他不爱企业，自己的孩子谁不爱？自己没有能力让孩子更好发展，给他找个大款继父，这是为人父者的大爱。朱新礼为中国企业家们精神减负做出了一个榜样。

（参见《管理学家》杂志编辑部评论：《汇源做到头了？ 》

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8111011543751）

黄光裕

最近只要是与人聊天都少不了黄光裕的猛料，似乎谁都知道一些内幕的小道消息。当然有知识的人往往会有些不一般的看法。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条：（1）不管黄光裕的死活，但是很在意国美的命运，认为国美倒台是个灾难，本来就不好的家电制造业会因为缺少渠道而更坏，而且国美倒掉，苏宁一家独大，并非消费者福音。我个人倒不是很支持这种观点，首先因为国美倒不了，其次，就算倒了，渠道和卖场还在。一家独大不是好事，有那么多企业家，也容不得有一家独大的机会存在。（2）黄光裕出事了，消息传得快，而且众人的反应都有大快人心的感觉，还不单单是仇富，是多年来累计的传说被验证了。我们假设柳传志也被调查了，相信绝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老柳的笑话，而是有很多人觉得惋惜、觉得他被害了。同样的公众人物，却有不一样的公众形象，这在公关角度是值得思考的。我觉得这种看法很有意思，并且有实用的价值。

（参见拙文：http://muyunwu.blog.163.com/blog/static/18801698200810283481080）

号外 萨科奇

如果勉强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萨科奇算作在中国经营的法国企业的虚拟的董事长的话，他也应该列入中国商界2008年度的悲情人物榜。一个梦里重温拿破仑皇帝梦的人物，不仅要当欧洲的皇帝还要兼任中国的皇帝，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谋求其政治野心。由于他的愚蠢，法国在中国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受到不利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家乐福，一家在中国雇用中国人卖中国货的零售企业。国民抵制家乐福是不理性的，当然这个不理性是由前一个不理性换来的，账要记在萨科奇的身上。话说到这里，顺便谈谈抵制洋货的问题，在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抵制洋货是不对的，但是，当经济危机严重起来的时候，全民主动抵制洋货确是一个好的短期的解决办法。这样可以增大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从而有利于国内企业提高国内市场份额。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要抵制家乐福，毕竟它的存在更加有利于中国货的流通，法国人致力于中国货的流通，该赚的钱还是应该让人家赚的。

面对炒得沸沸扬扬的朱新礼卖掉汇源这一商业行为，写下“汇源做到头了”这一标题，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可真是五味杂陈。

第一反应是汇源风华正茂，前途无量，正站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起跑线上，根本不是什么企业做到了尽头。汇源在市场上的老大地位、“民族品牌”的光环便是佐证，而可口可乐开出的179亿港元的天价，更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给这种悲观的论调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么，朱新礼是傻，还是犯了傻？显然，作为国内顶级的成功企业家之一，朱新礼既不傻又不怎么会犯傻。从山东创业伊始，到移驾京师，再到香港上市，朱新礼和他的汇源一再辉煌。现在，以三倍的价格出售给可口可乐这样一个好东家，无疑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结论只能是，汇源做到头了。更确切地说，朱新礼的汇源做到头了。

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难道你能做到一百岁？”在自己步入暮年、不打算做烈士，又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寻找合适的退出机会是明智的。其实，朱新礼的汇源的困境，也是中国所有家族企业或者类家族企业必然面临的困境。领域内中国老大的汇源，进一步成长的空间显然在国门外。在那一层面，汇源的优势还剩下什么？不但朱新礼，恐怕所有的人都心中无底。如果说“捐款门”王石认错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溃败，那么“汇源门”朱新礼的让贤则反映了中国这一代企业家的疲软。

有人说，做企业，不是企业家一个人在战斗。此诚不虚。就人的因素来说，企业家的领头羊效应不可低估，其背后的整个团队的战斗素质则更加重要。问题就出在这里。不可否认，中国极个别的企业家已经具备在国际主流舞台上进行演出的实力，但没有一个企业的团队整体上具备了这种竞争能力。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数量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宣布“中国科技人才，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相同，都很幽默。

网上有人建议国资委出面收购汇源，不但不负责任而且幼稚可笑。国资委不缺钱、但缺人，怎能愚蠢到把汇源买来，然后再走国企“烂掉成为包袱”的老路？君不见，变聪明后的国资委正在抓大放小、在数量上进一步缩小央企的规模。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表面上体现在资金、管理等方面，背后进行支撑的则是价值体系以及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信仰。资金摸得着，中国各大商业银行均有流动性过剩之虞。但与银行官而非银行家打交道，急需资金来实现自己雄心的中国企业及企业家们，只能望现金之洋兴叹，无一例外地借贷无门。管理看得见，各个标杆企业的管理真经林林总总传遍全世界。但令人遗憾地是，中国企业的学习和模仿往往不能深入到骨子里面，只是形似而神非。

背后的东西很难说清楚道明白。有人说，汇源早已不是什么“民族企业”，而是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的外资企业。我们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尴尬地位——作为二娘养的，在自己的国家反而不能享有正常平等的国“民（企）”待遇，只好拐大弯。相反，如果是外资，如果再有了可口可乐这样的主人，打狗者在打“狗”的时候，难免会多看几眼，否则，造成了国际影响，抹了黑，余秋雨大师也会流泪相劝的。

市场经济的灵魂是自由、公平和契约精神。既然我们认同并渴望建设成这样的市场经济，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认定此事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情况下，让我们首先从“尊重一个企业家的自由选择”做起。上帝赋予了卑微的人类“自由”，因为在上帝的眼中，自由是好的。

本文系《管理学家》杂志编辑部评论，执笔马海宽，发表时未署名。

慕云五

这次经济危机危害有多大？延续时间会有多长？具体成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太难，或许只有上帝或者上帝手下负责经济事务的天使才可以回答，因为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看得透。最近一段时间，相当多的人类聪明头脑都在谈这些事情。然而，又应了那句以色列古老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笑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上帝的嘲笑就不去考虑问题，让他老人家笑话根本就不丢人。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人类不够发达的头脑，我们其实可以转换这个命题，使其简化为：一个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状况，我们怎么应对？

经济危机有点像流感，其成因不明，每次流感的病毒也不尽一样，治疗办法也缺乏，危害也很大。每次因为流感死亡的病例并不少，至少比著名的非典要厉害。人们应对流感的主要办法是硬扛和疫苗，疫苗不是治疗，是成功率未知的预防手段，因为病毒在变异，制成完全针对性的疫苗并不容易。而疫苗就像政府注资企业和投资拉动内需等措施，很难对症下药。那么主要就是硬扛。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统计规律是大多数人没有受到每次流感的侵扰，其原因主要是身体素质过硬，具有很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的企业和公民们是不是都具备很好的足以抵御经济不景气的素质呢？答案恐怕是还不如流感中的健康者。由于中国的企业过惯了好日子，平时不注意提高“身体素质”，在这一波经济不景气中，肯定会有很多要中招。前些日子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政府不救不好的企业，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经济危机会加大企业洗牌的力度，朴素的优胜劣汰法则。当然，政府还是要为因素质不好企业的倒闭买社会问题的单，还是在广东，东莞的玩具厂老板跑了，镇政府不得不想办法为员工发工资。

流感来了，马上锻炼身体有点晚。流感扛过去了，总结经验亡羊补牢就不算晚，经济景气不景气的规律还是会有的。那么什么是企业的素质呢？回头想想还是管理问题、内功的问题。外界环境变化多端，而能预测大势的个把高人又无法平均分配到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中去。最近媒体报道的几个著名企业出现问题，其原因往往是简单的管理问题，可是在当初都没有得到重视。企业的领导人必须要想办法从企业内部着手，一直以来轻视管理、重视经营的思路是到了修正的时候了。

居安思危的企业领导人最关注的一定是现金流问题，以及围绕这个问题的其他问题，从而落实到管理问题。而不知道居安思危的企业领导人最关注的是概念、模式问题，以及支持这个问题的其他问题。当危机真的来了，所有的概念和模式一下子没了支持的空间，最要命的是为下一个月的员工工资发愁，如果干脆抛却一切烦恼，老子不做了！那么概念和模式也就都成泡影。

我对上面那个转换后的命题的解答就是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素质去面对，素质高就容易应对，素质低，应对不过去，如果有机会提高素质，还是要把未来放在炼内功上面。

下一篇想谈一谈经济危机中企业如何对待员工的问题。

慕云五

虽然黄光裕案远未尘埃落定，但是从媒体披露消息看，他涉及的问题显然和所谓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没有关系。何谓原罪？这本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本意是指人生来就有的罪，洗不干净的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51-5。当然，正如《论语》及其注释一样，原罪的概念也是经过奥古斯丁等人的注释。）如果把人生比喻为企业的生命，那就是相当多的现在冠冕堂皇的企业家们在原始积累阶段采用了非法的手段，也称之为“原罪”。

谈到非法，我们就先看看法律，以及法律的执行。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很完备的法典，例如大家都熟悉的《唐律》、《大明律》、《大清律》，甚至还有朱元璋钦定的在《大明律》之上后来被子孙抛弃的《大诰》（可以理解为一部判例集）。无论从条文还是判例，千年以来，都积累了很多。解放后，被贴上封建、资本主义标签的法律大都被废弃，可是，新意识形态下除了宪法和婚姻法（有种说法认为婚姻法的制定是便于新干部们与小脚糟糠合法解除婚约另寻女学生），其他的法律制定起来却都很缓慢。包括最重要的《民法》至今还只是个通则。有位大律师跟我讲，在八十年代，律师还是可以配枪的国家干部，并不是独立于司法和当事人的第三方。至于人民陪审员，我在法庭上倒是亲眼见过两个人民陪审员，基本上是人民陪座员。改革开放以后，法律建设突飞猛进。可是又存在法律超前和法律执行滞后的矛盾，例如《义务教育法》，立法已经22年，可是，这22年来，类似希望工程这样的项目又怎么可以跟该法对话呢？眼前还有新《劳动法》，这个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显得更加尴尬的“好东西”。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沿着正确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进的，30年来，取得了众所周知的伟大成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保障是法律，包括各种商法和民法，有关企业经营的法律也是伴随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基本上滞后于实际。如果我们等到所有法典都完备再做事情，恐怕真的没有现在的经济成就。包括法律执行的折扣也许可以理解为是不法的善举。现在回顾30年，成就和问题都是巨大的，可能这是比较客观的情况。这不值得发牢骚，因为中国太大，一个小公司修改薪酬制度尚且造成混乱，何况一个复杂的大国呢？

背景交待完，我们再看黄光裕案。对于他的“原罪”，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走私说，这和坊间津津乐道的17岁少年随兄几千块钱北上创业的说法差距很大。被视为旁证的有两个，第一，黄的老家汕头是走私天堂，因此发迹而不具威名、没上富榜的隐形冠军不在少数。可是这条证据效力不强，就算我在“坏人”堆里，你也不能说我就是坏人。第二，国美早期卖了很多“进口”家电，在当时所谓“官倒”盛行的历史背景下，合法的走私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推定货源究竟所自。所以，黄光裕的“原罪”在法庭上可能不仅过了追溯期，而且也“查无实据”。在早期中关村混的人大概都没把走私当回事，这是吴思现代版的“潜规则”。就算伟大的柳传志也不能脱尽干系。这些，我们也只是负暄笑谈，说说罢了。在我看来，有许多“原罪”，也只应该止于笑谈。

还看基督教义，既然有原罪，那么对应的就有本罪，也就是人今生犯下的罪孽。推衍到中国企业，当企业原始积累之后，法律日渐健全之后，违法对于不违法的人损害足够大之后（上文说到的走私就是一例，走私当时就违法，但是由于经商的人还不足够多，走私的危害并不大），如果再犯罪，那就是本罪了。本罪就逃不过去了。媒体披露黄光裕涉及的本罪嫌疑至少就有非法的贷款、上市、以及操纵股价三个。这些嫌疑的甄别还有待时日。对于结果是什么，结果意味着什么，反而简单了，本文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我们再回到“原罪”。在基督教义里面，原罪的处理办法，并没有对应的依法办理，而是救赎。换句咱们的俗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还的办法，单说美国的企业家，远的有洛克菲勒、卡耐基，近的有盖茨、巴菲特，尤其是洛克菲勒，还得好、还得对路、还得大，得享97岁天年，人间救赎得很彻底，上天堂之后想必也会很幸福。当然也不是每个著名的老美都这么想，年轻时去印度苦行过一段时间的乔布斯就不是这样的，也不知道被癌症缠身的他现在是怎么考虑的。

可是中国人基本不信基督教，难办。解决办法除了“原罪”企业家的自觉，还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一些便于企业家救赎的出路，当然现实情况也不是救赎无门。

回到主题，总结一下本文的观点。企业家的“原罪”是个问题，不是面对公众拷问的问题，更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企业家自身的觉悟问题。“本罪”就是法律问题了，相对好解决。

笔者再向成功的企业家们啰嗦一句: 即便有“原罪”的阴影，但是千万不要触及“本罪”的底线。

 撰写本文是针对新浪网的一篇博文,那篇文章号召要特赦黄光裕,因为黄的原罪可以原谅.那个作者显然混淆了原罪和本罪的问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3d51b90100b83j.html

昨晚到附近的超市购物，特意看了看猪肉柜台和奶制品柜台。猪肉的价格相比几个月前看起来着实令人垂涎欲滴，要不是最近坚持准素食主义，一定要多买些。几个月前因为高昂价格树立起来的猪肉的尊严轰然倒塌，在我停留的几分钟里，很少见到买猪肉的，原因不详，难道猪肉也会遵循买涨不买跌？奶制品两排展示冷柜热闹非凡，光明多款送礼，蒙牛一款酸奶大降价，三元依然故我。犹豫再三，我买了三元的大桶酸奶，这次事件，学会了买奶，原味酸牛奶和巴氏消毒奶首选。我相信这里所有的牛奶都没有问题，可是，消费者的信心出了问题。估计短期内奶业颓势还将继续，牛根生着急不是没有道理。

从去年股市房市的不景气到今年美国金融危机，所有人都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前景，主流媒体一直信心满满，街谈巷议则众说纷纭，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汇聚到我耳根的太多的是听起来紧张兮兮的消息，裁员了、倒闭了、降薪了、停产了、减产了，还有出租车罢开了。

本来就对市场的自我恢复调节能力报有疑虑的国人，都在看政府。政府除了表明态度天下安民之外，也相继拿出了多种对策，这些对策就像组合拳，出拳的力度之大，就其金额尺度来衡量，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了。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振兴行动。（具体内容参看由星岛环球网整理的表格，见附表）

经济从去年的“过热”到今年的“过冷”，给人感觉就像哈尔滨人冬天去新马泰旅游。下了飞机总要不适应的，不适应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因为地球的纬度差。可是经济的过热过冷却不那么简单。人类社会比大自然复杂的多。所以最近两三年，听各种各样睿智头脑的话，针尖对麦芒，也不知道谁对。郎咸平虽然语多偏激，但是主要观点的深刻和隽永还是值得尊敬的。他把经济的冷热看得比较透，他认为大规模建设投入很热，制造企业较冷，国内消费冷。综合其比重，是热。为了降温，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但是给不该降温的部分降了温，按他的话说就是没找到病因。

按理说，治病首先要对症下药。我不知道目前这些针对过冷的经济形势的举措是不是对症，当然，巨大国家的经济困难，正如人体的问题一样，太复杂。目前治病，先不用检讨病症因何而犯，还是针对主要的征候。

中国最大问题应该是消费问题。换句话说，是国内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交易合同量值要和大国相称，老百姓要有足够的钱去消费（有句话说得好，钱花了才是自己的，花钱才有幸福感），同时企业要满足这些消费，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是多么庞大的市场啊！（让我们看看国外企业历史上的点滴，欧洲的企业比美国的企业较早地走上了国际化之路，这是事实，原因是美国的消费市场很大，很多如今看来都是跨国公司的美国企业在二战后的20年间都还只是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而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和他的人口是不相称的，消费者不敢消费，除了素爱积累的国民特点，更因为对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大头”开销缺乏必要的信心，这不是光通过改变国民习惯就可以改变的现状。于是，企业只好把产品卖给外国人，税负重，汇率受制于人，又赶上全球萧条消费被抑制，生存堪忧，遑论发展？！所以，中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应该得到很好的政策支持，同时，最重要的是国家通过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支持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力。

说到劳动密集型企业，最近些年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后来产业转型说占了上风。以至于各地政府都纷纷写入纲领，对此有很多策略，夹杂着对环保的诉求，一时间，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了不光彩的角色，落后的代表。新劳动法这一缺乏社会保障现实支持的理想法律又给这些企业带来严重的困扰。我想起林毅夫的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方面解决就业，一方面想做企业的人可以比较容易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的潮流里。现在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不是到了要主动干预劳动密集型企业？难说。我还是相信哈耶克等人的自发秩序的理念，以及弗里德曼等人对干预的解读。

面对诸多困境，特别是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持续降低，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特别是还有大笔的政府投资。这些举措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过去习惯做法的强化，尤其是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看来这一招还是有效，尽管并没有改善普通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方的经济振兴计划都特别提到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扶持，这和以前有很大不同，我认为这是务实和正确的举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各方提出的数字大得很吓人，仔细看看，其实也是把各种排队待批项目放行后加在一起给大家一个数字上的信心。否则的话，新上那么多项目，会不会仓促？会不会重复？公平和效率呢？这有点像以前每年初看到的地方政府发愿为群众办的20件或者100件实事。仔细看看清单，如果不办这些事中的某些事，政府干什么呢？各地政府如今拯救经济的举措大，涉及的金额庞大，加强管理和项目论证仍然是不能缺少的。

总之，还是期待政府在社会保障上多做快做文章，这其实是政府最大的责任。这个问题解决了，加上合理的财税和货币政策，一切问题都会慢慢好起来。当然，信心无比重要！

出差在外10天，白天晚上忙碌，终于到了周末，看腻了随身带的两本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书，发现电脑里居然有几部电影，由于研究不深，我看电影都是冲明星去，挑碟的时候，只看明星，比如汤姆·汉克斯，尼古拉斯·凯奇以及摩根·弗里曼演的电影就都比较喜欢，华语的喜欢张震。

恰好这几部电影就有一个是黑人演员弗里曼的，名叫Bucket list。

剧情很简单，两个患晚期脑癌的老人在同一个病房结识，一个富甲天下，四次失败婚姻，唯一的女儿不再相认。一个是普通人，是那种很有追求但不能实现梦想的人，从一而终，儿女成行，承欢膝下，幸福恬淡。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面对同样的人生归宿——都被医生判决为半年到一年的时光。两个人开列出一个清单，人生必须要干的事情，包括跳伞、环球旅游、吻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纹身、登上最洁净最神圣的喜玛拉雅山、帮助一个陌生人、猎杀一头狮子、喜极而泣、开野马汽车飙车等等。当两个人都体会了化疗的痛苦之后，毅然放弃了治疗，坐上富人的私人飞机，开始了一段对于普通人有点传奇般的经历。列在清单上的事情大多实现，有的放弃了，例如杀狮子，有的是不经意间实现了，当普通人临终的时候，两人相见，互相理解，谈笑间喜极而泣。富人终于意识到天伦之乐，意外见到美丽的小外孙女，就成就了吻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在普通人的葬礼上，富人感慨是他教会他人生的价值。奇迹发生在富人身上，他的癌症好了，活到81岁。死后他的骨灰放在咖啡盒子里，被助手送到雪山之巅，与普通人合葬一处。那里，白天更蓝，暗淡的蓝，晚上星星出奇的多，像无数个天幕上的空洞，更重要的是，一片静寂，只有大山的声音，那是上帝的声音。

看电影过程中，几次眼睛湿润。我真怕让自己的父母亲看这部片子。人生的真谛怕真的只有到了终点才可能知道一点，也许多数人还是不知道。剧中普通人一辈子修汽车，尽管怀抱着做历史学家的梦想，终因家庭琐事和经济压迫所累，大学梦做了45年，在常人眼里，应当说是一事无成。他自己也有遗憾，对于平淡的幸福也有怀疑，旅途归来，他自己也认识到很多，不仅仅是启迪了富人。富人拥有常人梦想的富足生活，可是却没有普通人的简单幸福。这部片子告诉我们，当死亡必然来临的时候，你几乎已经没办法修正自己走向死亡的路径了。这是我们这样年轻一点的人都该看一看的电影。

苹果的乔布斯也患了癌症，最近频频传出他身体病情恶化的消息。他有句话，总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去安排。这句话常常被拿来作警示，人的一生该怎么过。可是，死亡就像致命电脑病毒一样，我们谁又能每天做最繁琐的防毒杀毒工作呢？谁又会拿电脑做最重要的事情呢？

这部电影像所有社会励志作品一样，揭示出人生的盲点。对我的影响一时是难以总结出来的，最关键的是，总结出来往往还是落空，真有种既沉重又轻松的感觉。为了不让记忆消散，今天记下来，假如网易公司几十年不倒闭，博客的硬盘不崩溃，我真希望每年都能回来看看。到了我的可预知的最后的日子，我一定也在这里贴上我的bucket list。所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