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的散文篇篇各呈异彩，令人爱不释手，一切诸如清丽隽永简洁深遽独具风采之类的评语，都不足以对它评头品足，它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台湾著名图书评论家龙应台问她的妈妈最爱读谁的书，妈妈毫不含糊地回答：“梁实秋。”龙应台惊喜道：“妈妈真识货！”梁实秋（１９０３年１月６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日），北京人，祖籍浙江余杭，原名梁治华，字实秋。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２３年就学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１９２４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１９２６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为新月社主要成员。１９４９年去台湾，执教于台湾南北数所大学，直至６５岁退休专事写作。梁实秋在四川的友人蒋子奇曾给梁相面说他“一身傲骨，断难仕进”。的确，梁实秋一生大都缩在书斋小楼，与世无争，埋头学问，以写作自娱不知老之将至。他宣称：“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

    人们喜欢赞美积极乐观的人生，可是一个情感丰富学识渊博的天才，却往往更多地体认到生命的悲剧意识，尤其当他身陷不遇之境时更是如此。透过梁实秋钻入学海不知老之将至的表层，我们更深地觉察到他人生的秋的精神——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人生的孤独感和人生如寄——“天地者万物之逆旂”的苦闷终生萦绕在他的怀抱。伴随他后半生近四十年生涯的更是解不断的乡愁，“千里做远客，五更思故乡”，北国青枣于他最相思，愈近晚年思乡愈切。无数遍吟咏杜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因海峡阻隔，不能与一双儿女相聚，洒过无数相思的泪水：

  目断长空迷津渡。泪眼倚楼，楼外青无数。往事如烟如柳絮，相思便是春常驻。

 这是他写下的相思。

 秋的天空奇怪而高，秋的山川寂寥而肃杀。可是，秋天是收割的季节，硕果累累挂满枝头，金黄的玉米火红的高粱在蓝天白云之下那么令人喜爱。梁实秋用他的生命垒起的是一座了不起的文化丰碑—译成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著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选译了一百二十万字的《英国文学选》。译出一百二十四册《世界名人传》。编成三十多种英汉字典和数十种英语教材。还著有《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秋室杂文》《实秋杂文》《实秋文存》《槐园梦忆》……

肃杀的氛围，不复他求的冷漠加上金灿灿一片累累硕果，谱成梁实秋雄壮的人生秋歌。

我们只从这曲秋歌里撷取一个音符献给读者去各自品尝。

 

梁实秋散文：南游杂感

 一

我由北京动身的那天正是清明节，天并没有落雨，只是阴云密布，呈出一种黯淡的神情，然而行人已经觉得欲断魂了。我在未走之先，恨不得插翅南翔，到江南调换调换空气；但是在火车蠕动的时候，我心里又忽自（nie）（wu）不安起来，觉得那座辉煌庞大的前门城楼似乎很令人惜别的样子。不知有多少人诅咒过北京城了，嫌他灰尘大。在灰尘中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我，却在暂离北京的时候感到恋恋不舍的情意！我想跳下车来，还是吃一个期的灰尘罢，还是和同在灰尘中过活的伴侣们优游罢……，但是火车风驰电掣的去了。这一来不大打紧，路上可真断魂了。

断了一次魂以后，我向窗外一望，尽是些垒垒的土馒头似的荒冢；当然，我们这些条活尸，早晚也是馒头馅！我想我们将来每人头上顶着一个土馒头，天长日久，中国的土地怕要完全是一堆一堆的只许长草不许种粮的坟头了。经济问题倒还在其次，太不美观实在是令人看了难受。我们应该以后宣传，大家“曲辫子”以后不要在田地里筑起土馒头。

和我同一间车房的四位旅客，个性都很发达。A是一个小官僚，上了车就买了一份老《申报》和一份《顺天时报》。B，C，D，三位似乎都是一间门面的杂货店的伙计。B大概有柜台先生的资格，因为车开以后他从一个手巾包里抽出一本《小仓山房尺牍》来看。C有一种不大好的态度，他喜欢脱了鞋抱膝而坐。D是宰予之流亚，车开不久他就张着嘴睡着了；睡醒以后，从裤带上摘下一个琵琶形的烟口袋，一根尺馀长的旱烟杆。这三位都不知道地板上是不该吐痰的，同时又不“强不知以为知”的，于是开始大吐其痰。我从他们的吐痰，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特备的国粹，“调和性”。一日痰公然落到地板上以后，痰的主人似乎直觉的感到一些不得劲儿，于是把鞋底子放在痰上擦了几下。鞋底擦痰的结果，便是地板上发现一块平匀的湿痕。（痰是看不见了，反对地板上吐痰的人也无话可说了，此之谓调和。）从北京到济南，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着，我并没有什么不满，因为我知道这叫做“民众化”！

二

车过了济南，酣睡了一夜。火车的单调的声音，使人不能不睡。我想诗的音节的功效也是一样的，例如Speuseianstanza，前八节是一样的长短节奏，足以使人入神，若再这样单调下去，读者就要睡了，于是从第X行便改了节奏，增加一个音。火车是永远的单调，并且是不合音乐的单调。但是未来派的音乐家都是极端赞美一切机轮轧轧的声音呢。

一觉醒来，大概是安徽界了罢，但见一片绿色，耀人眼帘，比起山东界内的一片荒漠，寸草不生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了。我前年过此地的时候，正是闹水灾，现在水干了，全是良田。北方农人真是寒苦，不要说他们的收获不及南方的农家的丰富，即是荒凉的环境，也够人难受了。但是由宁至沪一带，又比江北好多了，尽是一片一片的油菜花，阳光照上去，像黄琉璃似的，水牛也在稻田里面工作着，山清水秀，有说不出的一股鬯和的神情。似泰山一带的山陵，雄险峻危，在江南是看不到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想近水的人真是智，不说别的，单说在上海从四马路到马霍路黄包车夫就敲我二角钱！

三

我在上海会到的朋友，有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除了达夫以外，都是没会过面的文字交，其实看过《女神》、《三叶集》的人不能说是不认识沫若了。沫若和仿吾住在一处，我和达夫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正在吃午饭。饭后我们便纵谈一切，最初谈的是国内翻译界的情形。仿吾正在做一篇论文，校正张东荪译的《物质与回亿》。我从没有想到张东荪的译本会居然有令人惊异的大错……。

上海受西方化的程度，在国内要首屈一指了。就我的观察所及，洋服可以说是遍处皆是，并且穿得都很修洁可观。真糟，什么阿猫阿狗都穿起洋装来了!我希望我们中国也产出几个甘地，实行提倡国粹，别令侵入的文化把我们固有的民族性打得片甲不留。我在上海大概可以算是乡下人了，只看我在跨渡马路时左右张望的神气就可以证实，我很心危，在上海充乡下人还不要紧，在纽约芝加哥被目为老戆，岂不失了国家体面?不过我终于是甘心做一个上海的乡下人，纽约的老戆。

除了洋装以外，在上海最普遍的是几句半通的英语。我很怀疑，我们的国语是否真那样的不敷用，非带引用英语不可。在清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时常中英合璧的说话是不大好的，哪里晓得，清华学生在北京固是洋气很足，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学生比比，那一股洋气冲天的神情，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望其项背了。

四

嘉善是沪杭间的一个小城。我到站后就乘小轿车进城，因为轿子是我的舅父雇好了的。我坐在轿子上倒也觉得新奇有趣。轿夫哼哈相应，汗流浃背，我当然觉得这是很不公道的举动，为什么我坐在轿上享福呢。但是我偶然左右一望，看着黄金色的油菜色，早把轿夫忘了。达夫曾说：“我们只能做Bougeoisie的文学，‘人力车夫式’的血泪文学是做不来的”。我正有同感。

嘉善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这倒真是丝毫未受西方化的特征。二条街道，虽然窄小简陋，但是我走到街上心里却很泰然自若，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没有汽车电车等等杀人的利器追逐我。小小的商店，疏疏的住房，虽然是很像中古时期的遗型，在现代未免是太无进步，而我的确看邮，住在这里的人，精神上很舒服，“乐在其中矣”。

这里有一个医院，一个小学校，一个电灯厂，还有一营的军队。鸦片烟几乎是家常便饭，吹者不知凡几。生活程度很低，十几间房子租起来不过五块钱。我想大城市生活真是非人的生活，除了用尽心力去应付经济压迫以外，我们就没有功夫作别的事了。并且在大城市里，物质供给太便利，精神上感到不安宁的苦痛。所以我在嘉善虽然只住了一天，虽然感受了一天物质供给不便利的情形，但是我在精神上比在上海时满意多了。

五

我到南京，会到胡梦华和一位玫瑰社的张女士，前者是我的文字交，后者是同学某君介绍的，他们都是在东南大学。我到南京的时候是下午，那天天气还好，略微有些云雾的样子。梦华领我出了寄宿舍，和一个车夫说：“鸡鸣寺!怎么?你去不去?”车夫迟疑了一下，笑着说：“去!”我心里兀自奇怪，我想车夫为什么笑呢?

原来鸡鸣寺近在咫尺，我们坐上车两三分钟就到了，这不怪车夫笑我们，我们下了车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梦华说：“我恐怕你疲倦了……”

鸡鸣寺里有一间豁蒙楼，设有茶座，我们沿着窗边坐下了。这里有许多东大的学生，一面品茶，一面看书，似乎是非常的潇洒快意。据说这个地方是东大学生俱乐的所在。推窗北眺，只见后湖的一片晶波闪烁，草木葱茂。石城古迹，就在寺东。

北极阁在寺西，雨渍尘封，斑驳不堪了，登阁远瞩，全城在望。

南京的名胜真多，可惜我的时间太短促了。第二天上午我们游秦淮河，下午我便北返了。秦淮河的大名真可说是如雷灌耳，至少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应该知道。我想像中的秦淮河实在要比事实的还要好几倍，不过到了秦淮河以后，却也心满意足了。秦淮河也不过是和西直门高梁桥的河水差不多，但是神气不同。秦淮河里船也不过是和万牲园松风水月处的船差不多，但是风味大异。我不禁想起从前鼓乐喧天灯火达旦的景象，多少的王孙公子在这里沉沦迷荡！其实这里风景并不见佳，不过在城里有这样一条河，月下荡舟却也是乐事。我在北京只在马路上吃灰尘，突然到河里荡漾起来，自然觉得格外有趣。

东南大学确是有声有色的学校，当然他的设备是远不及清华，他的图书馆还不及我们的旧礼堂；但是这里的学生没有上海学生的浮华气，没有北京学生的官僚气，很似清华学生之活泼朴质。清华同学在这里充教职的共十七人，所以前些天我们前校长周寄梅到这里演说，郭校长说出这样一句介绍词：“周先生是我们东南大学的太老师”。实在，东大和清华真是可以立在兄弟行的。这里的教授很能得学生的敬仰，这是胜过清华的地方。我会到的教授，只是清华老同学吴宓。我到吴先生班上听了一小时，他在讲法国文学，滔滔不断，娓娓动听，如走珠，如数家珍。

我想一个学校若不罗致几个人才做教授，结果必是一个大失败。我觉得清华应该特别注意此点。梦华告诉我，他们正在要求学校把张鑫海也请去，但因经济关系不知能成功否。下午梦华送我渡江，我便一直的北上了。我很感激梦华和张女士，蒙他们殷勤的招待，并且令梦华睡了一夜的地板。

六

我南下的时候，心里多少还有几分高兴，归途可就真无聊了。南游虽未尽兴，到了现在总算到了期限，不能不北返了。在这百无聊赖的火车生活里怎么消遣？

打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躺在床上，睡也睡不着。可怕的寂寥啊！没有法子，我只有去光顾饭车了。

一天一夜的火车，真是可怕。我想利用这些时间去沉思罢，但是辘辘的车声吵得令人焦急。在这无聊的时候，我也只有做无聊的事了。我把衣袋里的小本子拿出来，用笔写着：─—“我是北京清华学校的某某，家住北京……胡同，电话……号，In case of accident，Please notify myfamily！”事后看起来，颇可笑。车到泊头，我便朗吟着：

─—

列车斗的寂然，

到哪一站了，

我起来看看。

路灯上写着“泊头”，

我知道到的是泊头。

无聊的诗在无聊的时候吟，更是无聊之极了。唉，不要再吟了，又要想起那“帐簿式”的诗集了！我在德州买了一筐梨，但是带到北京，一半烂了。

我很想在车上做几首诗，在诗尾注上“作于津浦道上”，但是我只好比人独步，我实在办不了。同车房里有一位镇江的妇人，随身带了十几瓶醋，那股气味真不得了，恐怕做出诗也要带点秀才气味呢。

在夜里十点半钟，我平安的到了北京，行李衣服四肢头颅完好如初，毫无损坏。

原载《清华周刊》第28O期.1923.5.4.

 

鲁迅、梁实秋之争：由“论争”想到的

鲁迅与梁实秋就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争，对这场论争的评价，从五四到建国后，到新时期，一直在变化之中。孰对孰错，并不是我想讨论的。在看《鲁迅全集》时，翻到这方面的杂文看了一下，心里有个模糊的印象；然后看了文学史上关于这场论争的评价（《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最后，在一个异乡闲逛的下午，在一家书吧里无意中翻阅了梁实秋的论争文章（《被渎亵的鲁迅》）。

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程序，正常的应该是——看双方的文章，理出自己的观点，再看文学评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被剥夺了这个权利，我们只看到一种意见，一个声音。这种意见与声音往往令我们只朝着同一个固定的方向去思考。这本《被渎亵的鲁迅》纪实地刊登了许多与赞颂鲁迅相背的文章，从标题就很明显地看出了编者的倾向。有趣的是，骂鲁迅的人既有梁实秋等提倡人性的闲适作家，也有革命文学的主将（如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骂鲁迅跟不上革命潮流），而且他们的文笔相当不错。一直以为梁实秋的杂文会象小品文一样扯到天之涯海之角，谁料明白简练，观点清晰，且十分幽默搞笑。钱杏村的观点现在看来相当幼稚（他前期的主要观点是作家要跟上时代，只有适应时代的作家才是不朽的，象鲁迅这种流连于挖掘辛亥革命之前农民与知识分子生存状况与劣根性的作家绝对是速朽的——事实证明他的错误，他没有看到鲁迅刻划的人物的超时代的共性），不过隔了纸与铅字，隔了几十年，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年轻的心跳，他用了极多的感叹号，经常将同一句话再重复一遍，颇符合他提倡的“标语口号”文学的宗旨，这种文学通常都走向大而不当，不过这篇文章倒不流于空泛。

掩卷而思，我若是其时的青年，我会赞同哪一方的意见呢？对这些意见会提出一些什么新鲜的看法呢？过去了，一个尘封的年代，多少静夜飞舞的小青虫就此燃烧了他们的一生——我很羡慕他们哗哗哗流得很响的血，热的与冷的。或者现代人总有些矛盾的因子在起作用，也可说是胆怯与无奈，让一些明知无用的因子在起作用，所以总不能激烈地烧起来。很高兴能看全了这场论争的方方面面，虽然知道在别的方面不可以——这未免有些遗憾，只是也习惯了吧……

                                                     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晨九时半

梁实秋诗评：山

                                                          梁实秋

最近有幸，连读两本出色的新诗。一是夏菁的“山”，一是楚戈的“散步的山峦”。两位都是爱山的诗人。诗人哪有不爱山的？可是这两位诗人对于山有不寻常的体会、了解，与感情。使我这久居城市樊笼的人，读了为之神往。夏菁是森林学家，游遍天下，到处造林。他为了职业关系，也非经常上山不可。我曾陪他游过阿里山，在传说闹鬼的宾馆里住了一晚，杀鸡煮酒，看树面山（当然没有遇见鬼，不过夜月皎洁，玻璃窗上不住的有剥啄声，造成近似“咆哮山庄”的气氛，实乃一只巨大的扑灯蛾在扑通着想要进屋取暖）。夏菁是极好的游伴，他不对我讲解森林学，我们只是看树看山，有说有笑，不及其他。他在后记里说：“我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山，而爬山最能表达一种追求的恒心及热诚。然而，山是寂寞的象征，诗是寂寞的，我是寂寞：有一些空虚

就想到山，或是什么不如意。山，你的名字是寂寞，

我在寂寞时念你。

普通人在寂寞时想找伴侣，寻热闹。夏菁寂寞时想山。山最和他谈得来。其中有一点泛神论的味道，把山当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山不仅是一大堆、高高一大堆的石头，要不然怎能“相对两不厌”呢？在山里他执行他的业务，显然的他更大的享受是进入“与自然同化”的境界。山，凝重而多姿，可是它心里藏着一团火。夏菁和山太亲密了，他也沾染上青山一般的妩媚。他的诗，虽然不像喜马拉雅山，不像落矶山那样的岑崟参差，但是每一首都自有丘壑，而且蕴藉多情。格律谨严，文字洗炼，据我看像是有英国诗人郝斯曼的风味，也有人说像佛劳斯特。有一首《每到二月十四日》，我读了好多遍，韵味无穷。每到二月十四

我就想到情人市，

想到相如的私奔，

范仑铁诺的献花人。

每到二月十四

想到献一首歌词。

那首短短的歌词

十多年还没写完：

还没想好意思，

更没有谱上曲子。

我总觉得惭愧不安，

每到二月十四。

每到二月十四，

我心里澎湃不停，

要等我情如止水，

也许会把它完成。

原注：“情人市（Loveland）在科罗拉多北部，每逢二月十四日装饰得非常动人。”我在科罗拉多州住过一年，没听说北部有情人市，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六○年时人口尚不及万），不过没关系，光是这个地方就够引起人的遐思。凡是有情的人，哪个没有情人？情人远在天边，或是已经隔世，都是令人怅惘的事。二月十四是情人节，想到情人市与情人节，难怪诗人心中澎湃。楚戈是豪放的浪漫诗人。《散步的山峦》有诗有书有画，集三绝于一卷。楚戈的位于双溪村绝顶的“延宕斋”，我不曾造访过，想来必是一个十分幽雅穷居独游的所在，在那里可以看到

山外还有

山山山山

山外之山不是只露一个山峰

而是朝夕变换

呈现各种不同的姿容

谁知望之俨然的山也是如此多情谢灵运《山居赋》序：“古巢居穴处者曰岩栖，栋宇居山者曰山居……山居良有异乎市尘，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楚戈并不闲，故宫博物院钻研二十年，写出又厚又重的一大本《中国古物》，我参观他的画展时承他送我一本，我拿不动，他抱书送我到家，我很感动。如今他搜集旧作，自称是“古物出土”，有诗有画，时常是运行书之笔，写篆书之体，其姿肆不下于郑板桥。山峦可以散步吗？出语惊人。有人以为“有点不通”，楚戈的解释是：“我以为山会行走……我并不把山看成一堆死岩。”禅家形容人之开悟的三阶段：初看山是山、水是水，继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终乃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是超凡入圣、超圣入凡的意思。看楚戈所写“山的变奏”，就知道他懂得禅。他不仅对山有所悟，他半生坎坷，尝尽人生滋味，所谓“烦恼即菩提”，对人生的真谛他也看破了。我读他的诗，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夏菁和楚戈的诗，风味迥异，而有一点相同：他们都使用能令人看得懂的文字。他们偶然也用典，但是没有故弄玄虚的所谓象征。我想新诗若要有开展，应该循着这一条路走。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骐

父亲学了一辈子英文，教了一辈子英文。晚年尚编写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14岁入清华读书8年，留美3年，退休后又居美七八年。似乎应该西化颇深。其实不然，父亲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父亲身上，似乎获得成功。

祖父是前清秀才，家境优裕，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祖母育子女12人，2夭折。存5子5女。父亲是次子，但长子早逝，所以在家庭中实际是长子，最为祖父钟爱。旧式瓦房的3间东厢房，是祖父的书房。设一床，午睡。自地及宇，皆书，不见墙。此书房是个森严的地方，孩子是不准进去玩的。就是叔叔姑姑们长大，仍是不进这书房的，父亲是唯一的例外。父亲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我四五岁。我记得父亲老是坐在祖父书房里，不知谈些什么。

父亲并不治小学，祖父的那些书，我想父亲也未曾读过。但书的存在，即是一种教育。父亲小时候上公立小学，然而祖父仍延请了一位周老师来家作塾师，授古文。我七八岁时，在父亲书房里曾发现过父亲小时候的作文簿，之乎者也，我看不懂。父亲考清华时，先初试入围，然后由一个督军之类的大官堂试。一列小孩，长衫飘飘，由马弁引领，鱼贯登堂，设几作文。父亲因有塾学根底，以首卷高第。所以，清华虽是洋学堂，以英语教育为主，父亲却是先有了塾学熏陶。幼年的灌注，对于他一生的治学，立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父亲晚年，倒是穿西装。而教书10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窃笑，父亲也不在乎。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京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如雨下，讲到惨怛处，这女生索性伏案大哭起来。我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才应该觉得抱歉。

父亲年轻时不甚用功，据他自己说，30岁之后才晓得用功。其实这还不算很迟。苏老泉也是27岁才用功念书的。至于十有五而志于学，固然今之国中生类多能之，上学之外，补习班，家教，双管齐下。

而在父亲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照我的观察，父亲的用功，也还未到“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那种程度。到了晚年，知来日之无多，才如饥似渴地猛读起来。像《二十四史》这样的重磅巨著，也通读无遗。

总的来说，父亲虽然数十年手不释编，但是他的兴趣却很广泛。也许习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吧。父亲喜欢书画。中国的历代书法家，他最推崇右军，常常叹息：“右军的字实在无法学得到”。父亲写过不少条幅，中年以前写稿写信都是用毛笔，晚年才改用钢笔、圆株笔。大概是比较省事省力吧。也画过一些梅花、山水。但过了中年就不再画了。也治过印。镌刻的章，皆放在北平家中，乱湮烟灭无存矣。至于博奕，亦是父亲所好。抗战时期，在四川北碚，家中常有竹战。但他从不出去打牌。文人之耽于麻将者，恐怕梁任公当推第一人。据说任公主编报纸，许多社论即是任公在牌桌上口授笔录而来。父亲之耽麻将远不至此。家中的另一种战争是围棋。棋客入室，不遑寒暄，即狂杀起来。他们下的那种棋，日本谓之“早？？”。落子如飞，如骤雨，如爆豆，速度既快，盘数遂多。输的红了眼，赢的吃开了胃。水，最后是在池底爬，几乎淹死。老师把他捞起来，只好给他及格。父亲玩过的球类运动，有乒乓球、棒球两种。我见过父亲打乒乓球，彼时腹围已可观，手握横拍立定不动，专等球来找他。打棒球，我未及见。但直至辞世，父亲对棒球情有独钟。每逢电视有棒球赛，父亲必是热心观众。

父亲写过谈吃数十文。在吃的方面，父亲无疑是伊壁鸠鲁主义者。自罹患消渴后，禁糖。他本非特嗜甜食，但是物以稀为贵，此刻甜点、巧克力、汽水、较甜的水果。乃至放了糖的菜肴，一齐变成了伊甸园中的美味苹果，越不准吃越想吃。此上帝之所不能禁也，纵然不能公然大嚼，私下小尝实所多有。每以此发病，赖有特效药耳。戒烟酒，则是父亲的胜利战例。烟量原是每日两包，戛然而止。酒量是两瓶白干，后来则只钦啤酒小盅。茶，父亲本也喝得很考究，晚年则很少喝茶，喝也极淡。

父亲不信鬼神。但于佛教颇有兴趣。在广州中山大学时，外文系主任（林ｘｘ）笃奉密宗，常在家中设坛行法。画符、诵咒、灌顶等皆不必说，最奇的是“开顶”。据说人死之后，灵魂困于脑股之内，无由飞升，乃至沦陷。欲免此厄，须诚心下跪，由法师念咒，以青草一根，插进头顶2寸，开一小孔，谓之“开顶”。如此一旦涅？？，魂灵儿就由那小孔一溜烟飞进天堂，绝无困滞。父亲常去观法，也借佛经回来看，唯有“开顶”，父亲不干。父亲之好佛，端在佛典中哲理部分，不及其他。

父亲之晚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一切都淡薄了，一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往日，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父亲逝世后，台视李惠惠女士打电话来：“几次要去访问令尊，都被令尊拒绝了，所以至今还不知道令尊家在何处。现在令尊已经去世，是否可去令尊家访问了呢”这一次的访问，终于实现。父亲已不复能拒绝。父亲在赠琦君女士的金缕曲结尾云“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这正是他晚年之心声。

父亲的最后几分钟，乃以缺氧致死。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索笔，手颤不能卒书，先后写了5次，要更多的氧。此是父亲握管80年的最后绝笔。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心诊所主治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但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5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一去不返！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