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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剑拔弩张，中菲黄岩岛对峙已持续了十余日，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因为黄岩岛的缘故，一则陈年往事——“白龙尾岛”——也在微博上被网友们翻了出来,白龙尾岛原名夜莺岛，本属中国领土，但如今已划入越南版图。何以如此？网络上流传着各种说法，有“越南强占说”，也有“中国赠送说中国丧失夜莺岛(白龙尾岛)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夜莺岛（浮水洲岛）秘密“移交”越南始末,白龙尾岛原名夜莺岛，历史上属于中国，1955年解放，隶属广东省“白龙尾岛”面积约5平方公里，坐落于北部湾的中心位置，北纬20°1′，东经107°42′。历史上，它曾有许多名称。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新中国初期，官方一般叫做夜莺岛，广西、广东、海南的渔民和沿海居民又称浮水州岛。白龙尾岛是前法国印支殖民当局，于上世纪30年代侵略该岛时的所谓命名。越语名称汉字写做“白龙尾岐”“岐”即法语岛屿“ile”的读音。历史上，广东潮州、海南澹州和文昌县（现文昌市）的渔民，长期把夜莺岛作为鲍鱼生产基地。有据可考，近代中国人在岛定居已百余年。据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一文记载：“1955年解放时，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老年岛民多是本世纪初从海南澹县迁来的。……1955年解放时，据当时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天妃娘娘是中国渔民海上保平安的神祗。伏波将军即是汉王朝出兵交趾(今越南北部)的马援。庙内有铁钟一口，系光绪三年(1877年)所铸，首事人是海南文昌人符连明、符怀积等。”（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中国岛民分住在岛上的两个村庄里，大村名“浮水洲村”，小村名“公司村”。“公司村”得名源自1931年儋县蒲公才、蒲文江、陈有德等热心实业人士，集资成立开发公司，在岛内大规模种植西瓜。上世纪30年代初，夜莺岛被法国以越南宗主国名义占领；1943年，又落入日本手中。“1955年7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夜莺岛，该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区级行政单位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同时设立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驻军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银行、供销社、小学、渔业生产合作社等，均使用浮水洲名称。”（李德潮《白龙尾正名》）
1957年被秘密“移交”越南，具体协议内容不详

何以本属中国的“夜莺岛”，会变成今天越南的“白龙尾岛”？事情要追溯到1957年。

具体过程，一种说法是：1957年越战前夕，“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周恩来和越南总理范文同签署协议，将我国北部湾里的白龙尾岛，出借给越南政府，让其在上面修建雷达基地，作为预警轰炸河内的美国飞机，同时作为中国援越物资的转运站。” （《南海！南海！》，伊始、姚中才、陈贞国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另一种说法则称：周恩来是“借岛协议”的签署者，毛泽东则是“借岛”的拍板者：“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夜莺岛，‘借’给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那时的中国，有点像慷慨汉子，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胡志明的请求就得到了应允。”（《叩醒中国海》、P133，曹保健，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上述两种说法，都是“借岛说”，还有一种“移交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资料选编》记载：“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总而言之，无论是“借岛”还是“移交”，在当时乃至日后都没有公开。而是采取了一种“秘密移交方式”。根据高健军著的《中国与国际海洋法》一书称，“白龙尾岛……在历史上曾属中国领土，1957年3月通过‘秘密移交方式’将该岛移交越南”。所以，当年具体的协议条款有些什么内容，迄今是谜。

至于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夜莺岛“借”给越南，成为“白龙尾岛”，又为何要采取“秘密移交方式”，一种可供参考的解释是：一方面，中国作为亚洲共产主运动领袖，必须支持胡志明的越共与美国支持下的南越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并不希望直接卷入战争，成为“参战国”，进而直接与美军对峙。于是，作为援助越共的关键中间站——现有资料显示，中国确实在夜莺岛上帮助越南建造了雷达站，大量的援越物资，也正是通过该岛输送给了越共——“夜莺岛”就被“秘密移交”给了北越。
负责具体“移交”工作的老将军回忆：“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送岛”决议的具体过程——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出于何种考虑、签订了什么协议，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但具体的“移交”过程，则有当事人的一段宝贵口述回忆。马白山将军是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浮水洲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续。据老将军讲述：

“1950年海南解放，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授衔为少将，任海南军分区副司令员。……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举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海角寻古今》，P42，马大正，新疆人民出版社)
虽然只是执行命令，但对于“送岛”这事，据该书作者称，马老将军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夜莺岛”成为“白龙尾岛”归入越南后，中国利益损失严重
1957年的秘密协议之后，白龙尾岛成为越南领土，岛上的中国居民成为“越南华侨”，后续的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李德潮在《白龙尾正名》一文结尾谈到：“越南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大肆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同时，在北部湾，它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

学者葛剑雄说得更为清晰：“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葛剑雄演讲录》，P217，山西古籍出版社 )
结语
白龙尾岛事件只是上世纪中国“革命外交”理念下诸多领土让步事件的一小例而已。1960年的《中缅边界协定》，1962年的《中朝边界协定》，1963年的《中巴边界协定》，都是“革命外交”理念下的产物。当“世界革命”已成梦幻泡影，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正常外交理念重新回归，这些条约的个中得失，已然相当清晰。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特殊的历史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领土主权问题事关全体国民利益，国民理应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如白尾龙岛这般“秘密移交”，决不应该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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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北岛在国外漂了很多年，流浪了很多国家，搬了很多次家。旅居国外的日子里，北岛为生存所迫，干过许多看来与诗人身份相去甚远的工作。在那首著名的《乡音》里，他在开头写道“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语是他在异国缓解乡愁的唯一方式。而结尾则深埋着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痛苦，“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太长时间的飘泊让北岛一度丢失了自己故乡。8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柏林，北岛和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一起看CNN，喝光了一瓶威士忌。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他抱头大哭。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北岛知道，回家的路断了。

后来六年的时间里，北岛近乎疯狂地搬了七个国家，十五个城市，这种感觉“令人惶恐”。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他打发那漫漫长夜。他为寻找回家之路而忧愁。在一首题为《背景》的诗里，北岛这样写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包括国内的人们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甚至包括“朦胧派代表诗人”这样的头衔，但实际上连他自己也知道，“背景”不可能修改，因此，故乡也是回不去的。

故乡是回不去了。北岛在2001年的时候回过一次北京，发现所有的记忆都没了，北京还是北京，但北京已经不是故乡北京了。2008年之后，北岛定居香港，力图“诗意的栖居”，他开始为乡愁寻找新的方向，一个超越地理意义的精神上的方向：“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故乡是回不去了，但故乡还流传着北岛的《回答》。不论北岛自身对此作品作何评价，就读者和时代的角度，这首诗像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钉子，追捧或者敲打，它都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许人生总是在时代的背景中经历过几个轮回，轰轰烈烈抑或平平淡淡，在一切恍如隔世的时候，才能看清自己存在的意义。曾经，北岛的《回答》吹响了一个觉醒时代的先锋号，如今再来读，铿锵还在，震撼还在，背景却不在了。北岛已经不是当初写诗时的那个北岛，北岛飘泊多年后终于回到的地理意义上的故土，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故土，北岛回来了，却在任何时候都离故土更远。“我坐在窗下读北岛的书，有时抬头看一眼北加州的天空，心里想，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我少年记忆中的那个北岛。我总觉得北岛在更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远是空间的远，还是时间的远。”（祝勇《北岛的家》）

作家徐江的《诺贝尔的噩梦——北岛批判》一文，将北岛诗歌的不足概括为以下方面：

1、过于意象化，读起来过于封闭，给人们提供了太多误读和曲解的可能性。

2、北岛没能把他在《履历》、《触电》显示出的个人化与口语化才能提炼成一种新的风格。他过分迷恋于自己“意象＋格言(或哲理)＋英雄主义＋宏大政治时代背景”这一早期风格套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阅读诗歌的兴奋点变了，而北岛仍滞留于旧的题材框架中，他执拗的意象式写法也对读者进入他的诗起到了阻碍作用。人们奉诗人如先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揣着满腔敬意陪你玩猜字谜的游戏，没人有功夫倾听一个口齿不清者的絮语。在时代面前，北岛成了一位晦涩的“老”诗人。

3、迄今为止，北岛诗歌所辐射的范围仍是狭窄的。正义、自由、反映一代人反抗专制的精神历程，零星的爱情诗、个人感受，九十年代以后又加上些旅居海外对祖国的思念……如果对于一位七十年代诞生的普通政治抒情诗人而言，这些也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北岛，这位以“纯粹诗人”来要求自己的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民族诗人而言，他的诗歌题材范围显然是过于小了。

必须指出，以九十年代口语化诗歌的标准来要求北岛是不公允的，语言的落伍也许会妨碍读者体会他在处理那些有限题材时所不经意表露出来的精湛技艺，但没有办法，这就是诗歌与诗人的残酷命运。诗人应该永远在前面等候时代，时代却无法停住去等候一位诗人。哪怕你曾经是一个民族在某时期最出色的诗人。

《回答》中有这样一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很多人据此认为北岛具有英雄主义情结。北岛不止一次被问起过关于“英雄”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你根本没读懂我的这首诗。在如今这年代，有何‘英雄主义’可言？能做一个人，而不做狗猪牛马就很不容易了。”

这是也许是北岛对当下这个时代最直白的评价。这个沉浸于个人意象的诗人并非不了解这个时代，他只是想保持一个能够让自己“诗意栖居”的距离。因为，“中国人太健忘了，尤其是商业性的娱乐文化在不断吞噬着年轻一代，他们对过去所知甚少。要知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传统，也在失去想像的空间与能力。”

长久的飘泊和不断变化的时代带给北岛深刻的痛苦感，当他终于定居香港后，他在接受内地记者采访时感慨：“人生只有痛苦是绝对的，幸福总是相对的。”这个年过花甲的诗人有些庆幸流浪之后的稳定与平静，因为这让他有机会去实现他的梦想，尽管那看起来有些不太可能——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北岛真诚地说，“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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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留学生在示威中打出标语“滚出黄岩岛”

　　中国留学生在示威中打出标语“滚出黄岩岛”

　　在示威过程中，一些国际友人也前来表达支持，认为中国应该敢于捍卫正当权益。

　　环球网记者王欣报道，据美国中文网5月1日消息，当地时间4月30日早晨11时许，美国纽约大学的几位中国留学生在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门口前拉开横幅与国旗，就“捍卫黄岩岛主权”问题进行示威游行。

　　报道称，来自纽约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的三名学生对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中表现出的“无理态度”与“嚣张气焰”感到愤慨，作为在海外留学的华人学子，他们认为应该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据了解，这三名学子于上周向警方提出了示威申请，并被批准于4月30日早上11点至下午3点间在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门口前进行示威活动。在他们的号召下，纽约大学(NYU)金融工程专业及其它专业的学生都将陆续赶来支持，一些居住在纽约的老华侨也赶过来与学生们讨论南海问题，并为学生们打气加油。

　　由于示威活动地处闹区，又适逢中午吃饭时间，三名学生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大批路人驻足观看，并拍照。一些国际友人也前来表达支持，认为中国应该“敢于捍卫正当权益”。一位在附近上班的中国同胞还特意买来星巴克咖啡给示威的同学。

　　在采访中，几名正在菲驻联合国代表团办事的人与学生们就黄岩岛归属问题争论起来。一名来自NYU金融工程专业的黄同学表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拥有维护国家主权的主人翁意识，并且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态度。海外学子身在异乡，爱国主义情感更容易被激发，肩头也自然比别人更多了几分责任感，不能容许祖国主权遭到肆意践踏。”

　　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曾有工作人员出来对示威的学生和标语照相。但多半时间他们站在代表团门内，对外面的示威活动持观望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