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好奇心的驱使吧。从小我尝试过的玩意无数，如今老了，回顾平生，兴趣持久的玩意有一个特征：那是要做出一些可以拿在手把玩一下的作品来。这是说我要搞一点创作，有作品给自己一点满足感。永恒的满足是指可以传世，当然困难，但幻想一下，夸夸其谈，没有犯法，无聊之辈的闲言闲语是无能的言论了。

不容易解释自己的品味。少小时放风筝、弹珠子、钓鱼等，神乎其技，但兴趣短暂。青年下象棋有两手，而作研究生时桥牌打到国际水平，兴趣皆短暂。考试成绩，或教书拿什么奖的，皆如过眼云烟。我是个从来不用名片的人，对名头毫无兴趣。

记得一九六七年博士过了关，到大学校务处申领名头，该处说因为我是外籍学生，要交五十美元。我说：「五十元？我不要。」转身而去。殊不知处长是曾经教过我的Warren Scoville教授，他追出来，说早就听到我的论文，要替我出那五十元。我当然抢着掏自己的钱包了。这位教授对我有影响，我作研究时对资料的慎重处理来自他的教诲。视名头如无物，然而，六九回港时母亲要一枝笔签名，我送她老人家名笔一枝，上刻「爱妳的儿子——《佃农理论》的作者」。《佃农理论》是一件作品，我珍惜，当时希望可以传世，四十年后的今天看，传世的机会差不多可以肯定。

从经济学作品衡量，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古典与新古典学派的传统中，作者著书立说，而今天的行家则选写文章。虽云在被迫发表的情况下，写文章较为容易生存，但写书的传世机会显然占优。事实上，退了休的行家朋友，纷纷把他们发表过的文章结集成书，但这样处理不会有一气呵成的感受。我的《佃农理论》是书，中文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也是书，皆一气呵成之作，其传世机会高于我的任何文章。是的，我认为文章写得怎样精彩，总比不上以同样题材写一本组织得好的书来得有气势。我也认为影响了世界半个世纪的凯恩斯的《通论》，如果分十篇文章发表，没有谁会管他！

试图创作，珍惜作品，因而维持兴趣的人可能不太多。我自己却是相当极端的。然而，在拿得出作品而自傲一番的几项玩意中，兴趣的持续性很不相同。艺术摄影似乎来得太易，很快就走到自己可以做到的尽头。我是纯为玩光而搞摄影艺术的，是自己一九六五的发明。当年得新法，以黑白胶卷从事，猛攻三个月就转回论文那边去。二○○三年再用此法，转用彩色胶卷，有计算机协助，如虎添翼，搞了十八个月，出版了七本摄影集，封机去也。还打算再出一本精选的，题为《影诗三百首》，算是告别一门玩意的仪式了。

书法呢？倒转过来，是太难。算是天之骄子，因为只略有小成，求字者无数。我正在安排一个地方，订制巨桌一张，日夕挥毫几个月，自信必有佳绩。我已经达到自知还差多远的境界，很不容易。古人说学而后知不足，我是学而后知其足的。研习书法的经验，似乎是说，比较困难的玩意，我的兴趣较为持久。当然，这是指自己认为有点天赋，可以一博，而又真的有点兴趣才开始尝试的。

转谈写中语专栏文字，匆匆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兴趣还持续。读者多无疑有助，但主要是砌字成文是一种艺术，好玩的，可能中文独有，而这些年自觉砌得大有进境。古文、诗词、四六文体、平仄、音韵、白话文、广东话……随意混合，然后砌、砌、砌。完全不讲什么文法（苏东坡不讲，我为什么要讲呢），从西方搬过来的只是分段与标点。读者的接受性是我的试金石，只此而已。

神州兴起，中文可以在计算机打字，打得快，今天举世都学起中文来了。但计算机不仅给你打字，而且教你写，后者的不良影响开始明显了。这方面我是个古人，而古人是砌字的。其它写手可能没有像我那样好奇地分析过，但我认为写得朗朗上口的「古人」，一律砌字。

回头说经济学，集中于解释世事，对我来说，是几项拿得出作品的玩意中最容易兴趣持久的了。首先是面对一个没有他人完善地解释过的现象，或有个话题可以针对，文章写出来通常是一件相当完整的作品，可以玩弄于指掌之间，反复重读，满足感很特别。其次是需要解释的现象多得很，有深有浅，有趣味盎然的，也有淡然无味的。作者要选择是无可避免的过程，像艺术家或小说家选择题材那样，往往要花上好些时日。再其次是要成功地解释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作者要多方调查，也要等待灵感予我的时机。

在经济的调查研究上，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一九六九开始调查租务管制，一九七四才发表《价格管制理论》；一九六八想公司现象，一九八三才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一九七九跟进中国的开放改革，二○○七才写出《中国的经济制度》。这些是自己爱不释手的作品，传世应该没有困难吧。

兴趣是什么？是爱！对我来说，这种爱的持续，要有自己的作品值得拥抱，最好能像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样，永远珍惜。

（之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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