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指出前文说的一项失误，关于网上的中文引用次数。我提出的数字是由一位同学及一位朋友分别提供的。但感谢一位网站编辑，指出用远为可靠的精确算法，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只被引用或提及八万五千八百次，《资本论》还是九十九万次，而《国富论》二十多万次。后者可能还有其它称呼。以「精确」算法，我的《佃农理论》二万又七百次，《卖桔者言》一万三千九百次，《经济解释》八十八万次。其它不易查，互联网的怪脾性，读者应该比我清楚。

对我来说，这些数字皆可观。《国富论》一七七六发表；《资本论》一八六七；《佃农理论》一九六九，先出的一文是一九六八；《卖桔者言》一九八四；《经济解释》二○○二；《中国的经济制度》只三个月前。我想，如果中国的发展会实践高斯的希望，《中国》一文总有一天跑出；如果炎黄子孙不争气，烧掉该文算了。

有一件琐事。朋友给我看一篇国内专栏，作者说我漠视民主，又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得出民主的效率最高的结论并因此获奖。」这奇怪。占美何时转了性，高举民主了？他的多年拍档是个中国通，当年我不敢在他面前提及「民主」一词。听说德姆塞茨最近批评中国不够民主，他何时开始看到皇帝的新衣呢？这些日子批评中国的人老是拿出他们搞不清楚何物的「民主」或「人权」，却不敢提及李宁点火。二十世纪写过民主问题的有五位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海耶克、佛利民、布坎南、阿罗、贝加──我都认识，同学们要找他们的论著细读，不要人云亦云。

转谈另一件事。最近发表《中国的劳工比我的儿子矜贵了》，同学说，几个网站加起来的点击逾四十万，给读者骂个半死。当然无所谓，但有什么值得骂的呢？任何人要不工作或少工作随君便，但平均每星期有四十八小时的上限我就是不懂。我不相信北京高层有哪位平均每星期工作少于八十小时的。为什么高层可以，低层不可以呢？

多年以来，无数学子到外地深造的，找我问前程，我喜欢说：「衔头不重要，但争取学问有意思。如果要有点学问，论文之外，你起码要花两年读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像个疯子。如果你不愿意付出这痛苦的代价，什么学问云云可以免问！」我的意思是人各有志。如果只要学得一门专业，找得养家的工作，不易也不难，但如果要在一门学问上强可成家，你要有心理准备，读得精神错乱可不要怪我。说有什么快捷方式是骗你的。

严格来说，工作或职业没有贵贱之分，行行有状元是也。要争取有点成就，总要在适当时机拼搏一下，也要用脑思考，要策划及安排时间。我信奉的哲理是社会要让每个成员有机会争取自己的生计，争取自己的成就。给每个人机会，不等于每个人皆可有成。上苍不公，先天或后天遇到惨情的人存在。这些我们要设法帮助。为炎黄子孙争取他们应有的机会，这些年我用中文写了近三百万字。我是研究经济的，政策的效果自己分析得快，分析得准──准过我认识的任何人。认为政策增加劳苦大众的机会，我站起来拍掌；认为政策扼杀劳苦大众的机会，我大声疾呼；认为自己出错，立刻改正。不敢说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话。这样的行为是先父与老师的教诲。然而，我说的只是书生之见，政府怎样取舍我没有能力左右。平生推却了无数可以左右政策的职位，认为需要的政治天赋自己绝对是零。自知之明是有的。早就说过，如果我紧张自己的建议会否被接受，不可能活到今天。

再转谈另一项。美国次贷带来的金融风暴，尽管求教过朋友，不明白的地方仍多。例如输掉了那么多的钱，究竟到了哪里去？想来不是昔日荷兰的郁金香危机的扩大版本。想到另一个可能，不能肯定。希望读者有以教我。

美国的经济学者反对政府救市，我站在哪一边举棋不定！其中一个困难，使我在众议院通过之前出弹弓手。是这样的︰如果政府不救，因为美国工会多，最低工资高，有福利也有失业金，市场暴跌可能引发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失业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出现过近百分之三十的失业率。这数字作研究生时吵过好一阵。有说是真的，有说是夸张了。面对难关，我宁可信其有。我认为佛利民的《美国货币史》对大萧条的解释──货币量应加反减──只对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当时的劳工市场不够自由，工资下调不容易。朱镕基在九十年代推出严厉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依旧，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课。当时中国劳工市场的合约够自由肯定是重点。我是因为朱老的政策经验而对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有了新的体会。

如果目前的美国没有上述的劳工市场的诸多约束，选择「不救」应该是明智之举。市场的运作会调整得快，而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是市场下跌得快时回升也快。短痛是胜于长痛的。问题是美国的劳工市场沙石太多，一下子导致无数企业关门，责任政府负担不起。这样看，出资救市是可以理解的选择，不幸地短痛会换来长痛。

除非我读到的资料有重要的失实之处，我认为目前金融市场的不幸处境，不是短期可以清理的。格林斯潘支持出资抢救，但最近他在一间大学讲话，说会复苏得快。比我乐观。我衷心希望他对，我错。

 

广告一则

《中国的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 英语原文及中译精装，具收藏价值的初版只余一百。增订本（加高斯的前言后语）将于十月出版。二者皆港币一百。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我平生无数的中英二语的作品中，唯一的还没有动笔就知道是大文，肯定是。作为一件经济学作品，其题材的重要性难得一遇。我想得通透，分析反复多次，资料大部分是自己多年的观察。困难是题材复杂，牵涉到的范围广泛。答应了高斯不能不写，苦思良久终于想出可以处理整个话题的一篇长文的结构。

从他评论的细节看，九十七岁的高斯读得清楚明白。数十年来他和我在经济学上的思维一致有助。其它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如巴赛尔、德姆塞茨、诺斯等人，今天和我的沟通就有点沙石了。阔别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大家分道扬镳，思想的角度不同，层面有别，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思维汇合在一起的。都老了，谁对谁错，孰优孰劣，再不是值得争论的话题。我深信，有朝一日，后学的对经济解释再有兴趣的话，《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会教他们很多。高斯细读该文后对一位朋友说，当年催促张五常回到香港研究中国是他平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另一方面，一些没有读过经济的朋友可以不管文内的理论或概念而明大概，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干部及多年在国内投资设厂的。没有成见重要。

动笔前就肯定是一篇大文，因为意识到该文是一个大时代转变的产品。即是说，没有经历着这大时代的转变，该文不可能写出来。回顾平生比较严谨的学术论著，有七、八件行内朋友认为是经典的，没有一件反映着自己生存的时代。师友中没有谁有这样的运气。

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没有大时代转变写不出来的大作只三件。其一是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兴起惹来管制，史密斯一七七六发表《国富论》。其二是大资本家的出现惹来贫富分化，马克思一八六七发表《资本论》。其三是金融业的兴起惹来大萧条，凯恩斯一九三六发表《通论》。

我们今天面对的大时代转变，比上述三君子面对的来得远为庞大、复杂。恨不得自己还年轻，有魄力仿效史密斯写一本巨著。与此无缘，写出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只是其中一章，风水有灵，这章是重要的。

我们要怎样看面对的大时代转变呢？重点在哪里？是地球一体化吗？是地球暖化吗？是科技的突飞猛进吗？是互联网与信息传达的奇迹吗？又或者是目前吵得怕人的金融大风暴？这一切皆非等闲——我们身处的大时代无疑是多事之秋。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重点。个人之见，我们面对的大时代转变，重点是地球上有二十亿以上的贫困人口，为了改进生活一起站起来参与国际产出竞争。惊天地，泣鬼神，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这样看，中国重要，因为整个大转变是三十年前由中国发起的。一九九一苏联解体，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大时代。除了近几年人民币的处理失当与去年新劳动法的引进，中国着着占了先机，其示范起了作用，把地球上的无数穷人带动了。

中国的发展有两大奇迹，不容易相信，但真的出现了。其一是在极端困难的九十年代——从高通胀急转为通缩的年代——长江三角洲大约八年就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江三角洲。其二是二○○○通缩终结后的七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每年高达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龄的农民十个有七个转到工商业去了。大举农转工的困难专家学者说过无数次。明治维新的日本出现过，六十年代的台湾与七十年代的韩国也出现过。都有看头，但比起中国，从速度与气势衡量，皆小巫见大巫，不可以相提并论。

是中国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球的穷人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转到工业去。一九九六年我就看得准，发表了《缺粮说》。但中国的奇迹究竟是由什么促成的呢？说私产重要，那当然，这是八十年代我极力主张而北京的朋友容易理解的把资产使用的权利界定清楚的发展。然而，说得上是有私产但发展平平无奇的国家不少。中国经济的奇迹发展不是八十年代，而是九十年代。后者有大贪污及大肃贪，有大通胀及大调控，有大通缩及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乱七八糟。偏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跃起来了。为什么呢？这应该是我们面对的大时代转变中的最重要一课，奇怪行内的朋友没有一个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

史密斯的《国富论》受到大时代的影响，解释了市场与贸易带来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大时代。马克思的《资本论》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剩余价值」解释不了贫富分化，也影响了大时代。凯恩斯的《通论》受到大时代的影响，但解释不了大萧条，再也影响了大时代。这些影响是好是坏，是另一回事。

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是受到大时代的影响，成功地解释了中国，可惜只算是一章，对大时代的影响不会有谁察觉到吧。

传世数十年应该没有问题。只发表了三个月，一家搜索引擎说该文被引用或提及的次数（不是点击率）达一百二十七万，另一家也类同。你说中文读者不能算我无话可说，但如果你认为人就是人，也同意《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篇学术文章，这引用次数可能破了学术的纪录。同一搜索，《资本论》出现九十八万九千次。

是多么不公平的世界。昔日王羲之说一句「群贤毕至」，李白说一句「浮生若梦」，苏东坡说一句「清风徐来」，今天的炎黄子孙只要读书识字，没有谁背不出来。同样，莫扎特写下的音乐，不仅今天普及，恐怕只要人类存在，小孩子也唱得出来。牛顿的三大定律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懂也好，不懂也好，人类会持久地朗朗上口。

经济学者可没有这样的运情！作研究生时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经济学文章，今天的后起之秀一般没有听过。就是高斯一九六○发表的史德拉认为是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想，被引用的次数这些年跌得厉害。一些朋友要在今年十一月举办「佃农理论四十年」的研讨会议，只不过是要对一个还活着的老人打个招呼，是行内的习惯吧。

史密斯还在，马克思还在，凯恩斯还在。这三君子不容易被忘记，因为他们的主要作品不仅由一个大时代的转变促成，他们也有能耐把自己写进历史去。

 

广告一则

 

《中国的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 英语原文及中译精装，具收藏意义的初版只余一百。增订本（加高斯的前言后语）将于十月出版。二者皆港币一百。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二、会议篇：思与想

这一部分集中谈这次会议所引发的一些学术讨论，以及我个人的想法。

 

（一）关于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前已述及，张五常教授的文章宣读之后，那天上午引发了很激烈的争辩，到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仍在继续。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德姆塞茨的评论引起的，然后朱锡庆教授在吃中饭的时候又提出了一些意见，下面我就尽可能归纳出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议题。

1、增值税的本质：“税”还是“租”？

其中一个争议较大的话题是，增值税的本质是“税”还是“租”？这是张五常教授关于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的一个重心。因为地区政府（主要是县政府）的行为目标，在张教授看来，是追求增值税的最大化，如果增值税的本质是“税”，那么这是件对经济效益不太有利的事；但如果增值税的本质是“租”，却是符合经济效益的。

德姆塞茨在评论中问了一句：“如果增值税是租，那政府是参与生产的，政府生产的到底是什么产品？”刘市长在午饭的时候也说到：“如果政府用增值税的收入提供（生产）的是公共服务，那应该是税。”这确实是一种正统的公共经济学的看法，但我认为这样看并不能看出增值税的本质。

我个人是认同张教授的意见的，也就是增值税的本质是“租”。不容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太着重于收钱者的身份是政府，于是就会老是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收取的就是税”这固有思维的束缚。因此，我想最好的解释方法是提出一个避去政府这个身份的干扰的日常例子。

比如我现在要做生意，于是租用了一个铺位，而且跟房东说好了，租金不是固定的，而是把我使用这个铺位做生意所获得的收入，按一个事前确定的比例（好比说，就跟增值税的税率一样，是17％）交租，这时房租等于是分成性质的。会有人认为这时房东收取的是税而不是租吗？显然不会。至于房东收了这个房租之后怎么花，那已经是另一回事，他可以花天酒地胡乱挥霍，也可以大做善事救济穷人。这就跟政府收了增值税后是给财政乱花一通、还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与增值税的本质是租而非税无关的情况，是类似的。县政府拥有县的领域内的土地，拿着这些土地去招商，把企业招过来后，其经营收入的17％就相当于是这些土地的地租以分成的方式收上来。所以增值税是租，不是税。

为什么一般的税不是租？因为它们没有与土地相联系。外国政府不拥有土地，或者并不是以土地来招商。现在只不过因为拿着土地的是政府，于是大家就觉得那是税，看不透它的本质是租。张教授的文章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欧洲古代的封建地主，他们拥有土地，租给佃农，收的是租，如果他们同时也提供主持正义之类的服务，那就成了税。准确来说，是这个地主收的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土地所有者收的租（与土地相关联），另一部分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收的税（与土地无关，即使没有土地，只要提供了主持正义之类的服务，也可以收）。所以，可以推断，提供与土地无关的服务与不提供这类服务的地主相比，前者收的租一定比较高（其实是包含了税在内）。

要注意的是，县政府把企业招过来时卖地给企业所收取的地价，其实也是租，相当于是先收一个固定金额（lump-sum）的租，然后再在经营过程中收分成性质的租（增值税）。这跟张教授的文章中用shopping mall作例子说明的情况是类似的。很多shopping mall收租的方法也是先收一个固定金额，再在经营过程中收分成的租。这种收租（收费）方式其实很普遍，远远不限于shopping mall。例如作者的版权费的支付，往往也是这样。对于大红大紫的作者，出版社会先一次性地支付一笔版权费买下出版的权利，然后在销售过程中每卖出一本，作者都要从中提成。这个例子很重要，请大家先暂且记住，后面在解释负地价的现象时会再提。

2、分成租金VS固定租金

如果明白了为什么县政府收的增值税的本质是租，我们可以再进一步问第二个问题：县政府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收取的是分成性质的租，而不是固定金额的租，对县政府的行为有什么影响？这相当于是问，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房东收我的是固定租金，而不是分成租金，有什么不同？显然，当租金是分成的时候，房东会非常关心我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因为我的生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他能收到的租金的绝对额，而如果是固定租金，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当然，即使是固定租金，房东也会关心我的生意的，因为如果我的生意太差，也会影响我按时按额支付租金的能力，甚至我可能会断租乃至提前撤租。但相比之下，分成租金肯定比固定租金对房东的利益有更直接相关的影响，因此他会更关心我的生意状况。这样，我的生意越好，房东的利益越大，于是房东追求他的租金最大化，完全等同于追求我的生意收入最大化。

也就是说，在增值税这种本质是分成租金的税收制度下，县政府追求（增值）税收收入最大化，完全等同于追求企业的经营收入最大化。这种说法其实不完全确切，因为增值税是对增值额征税，与经营收入不完全是一回事。准确来说，县政府追求的是增值额最大化。那什么是增值额呢？所谓增值额，对制造业性质的企业而言，是企业的生产收入扣除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的成本之后的金额。请注意，这个增值额是包括了人工成本在内的，它扣除的是原材料的成本，没有扣除工资等人工成本。因此，当县政府追求增值额最大化的时候，其实也就追求了工人收入的最大化，当然这是在也同时实现了企业主收入最大化的约束之下。事实上，县政府追求了原材料以外的所有要素的提供者的收入最大化——县政府自己是土地要素的提供者，实现了地租（增值税）最大化；工人是劳动力要素的提供者，实现了工人收入最大化；企业主是管理、创新等企业家才能要素的提供者，也实现了这种要素收入的最大化——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全是增值额的一部分，其中17％归了政府，余下的83％由工人与企业家瓜分（这瓜分的情况由劳动市场的竞争所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张教授在文章中说：“经济增长带来的土地租值上升，含意着的收入增加会落在投资者、劳工与农民的手上。”作为增值额的一个固定比例的土地租值（增值税）既然上升了，增值额肯定是上升了的，则工人（劳工）与企业家（投资者）的收入当然也上升了。至于农民的收入，因为种田的收入就是做农民工（劳工的低层）的机会成本，反之亦然，二者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农民工的收入增加，必定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不管是来自做农民工还是来自种田）也是增加了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头来回答德姆塞茨的那个问题：政府生产的是什么产品？答案是：所有的产品。招来的企业做什么产品，政府生产的就是什么产品。因为县政府等于是拿着土地的地主，与招来的企业合伙做生意。有人可能会问，这种企业岂不成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县政府岂不是会深入地干预到企业生产什么产品、怎么生产吗？应该说，在一开始招商的时候，县政府必然会考虑招什么类型的企业，发展什么产品的产业。这相当于前面的例子中，商铺的房东在招租时当然会细致地考虑这铺位应该租给做什么生意的人。例如有些房东会坚决不肯租给做食肆生意的租客，房东换成县政府时，这种原则就成了一种经济发展政策，例如决不招进污染严重的产业。当然，还是有很多铺位是租给了做食肆生意的人，这就相当于招进了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地区还是存在一样。这只说明这些地区与其它地区在竞争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处于不利地位，只好捡些“箩底橙”，总比铺子空着租不出（完全招不了商）好一些。

至于企业已经招来后，生产经营过程中县政府的涉入程度其实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如果县政府加深涉入能增加各方的收入（增值额），那何乐而不为？如果加深涉入是减少增值税收入，县政府也就不会有动力对企业多加干涉。就算某个县政府愚蠢地在增加干涉会减少增值税的情况下还一意孤行，那么企业大不了与县政府拆伙，用脚投票，一走了之，到别的明智的县去做生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确保了胜出的会是明智的县。这跟市场竞争之下，确保的决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是确保了做出正确决策的企业淘汰掉做出错误决策的企业一样，是没有区别的。

世界金融大乱，消息天天不同，分析性的文字不容易写：动笔写这边，那边改变了。写专栏不是报道消息。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否决了七千亿救灾，明天此文发表后可能通过。为什么不停一下让我先写一篇呢？以不变应万变，我想到一封美国经济学者不久前发表的公开信。此信反对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救灾计划。评论这封信是停下来说一下的好办法。

该信看来出自芝加哥大学。签名的学者来自各方，人数不断地加上去，几天前是一百六十多个，没有再跟进，今天可能近二百了。有几个曾获经济学诺奖的，有些我四十年前认识，佩服。信是学者手笔，观点明确，原文如下：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Senate:

As economists, we want to express to Congress our great concern for the plan propos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Paulson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are well awar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we agree with the need for bold action to ensure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continues to function.  We see three fatal pitfalls in the currently proposed plan:

1) Its fairness.  The plan is a subsidy to investors at taxpayers’ expense. Investors who took risks to earn profits must also bear the losses.  Not every business failure carries systemic risk.  The government can ensure a well-functioning financial industry, able to make new loans to creditworthy borrowers, without bailing out particular investors and institutions whose choices proved unwise.

2) Its ambiguity. Neither the mission of the new agency nor its oversight are clear. If taxpayers are to buy illiquid and opaque assets from troubled sellers, the terms, occasions, and methods of such purchase must be crystal clear ahead of time and carefully monitored afterwards.

3) Its long-term effects.  If the plan is enacted, its effects will be with us for a generation, for all their recent troubles, America’s dynamic and innovative private capital markets have brought the nation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Fundamentally weakening those markets in order to calm short-run disruptions is desperately short-sighted.

For these reasons we ask Congress not to rush, to hold appropriate hearings, and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 right course of action, and to wisely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U.S. economy for years to come.

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保尔森与联储局长伯南克皆一时才俊。前者是金融专家，在市场身经百战，他不懂金融没有谁懂了；后者经济学教授出身，不认识他，但认识他的朋友一致给他高评价。双方都是聪明人，不会有理说不清，主张不同可能起于大家对事情的严重性与复杂性的估计不同。我是局外人，凭不尽不实的资料下笔，恐怕见笑天下。学者反对的三点清楚。翻意不翻字，生动化一下略说如下：

一、愿赌要服输，吃得咸鱼要抵得渴。投资者买错马要纳税人出钱挽救是不公平的。

二、搞什么鬼的？要纳税人出钱买困难资产，怎可以不先说清楚条件如何及怎样善后呢？

三、救灾计划牵涉到一整代人。尽管美国的资本（金融）市场最近出现了不少麻烦，但这些市场给美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因为短暂的困扰而破坏金融行业是短见。

让我也试分三点回应：

（一）说不公平无疑是对的。然而，我们听到或读到的可能的灾难数字，皆近于天方夜谭，孰真孰假无从判断。输了的钱覆水难收，如果听到的可能灾难是真的话，那么花七千亿能成功地止蚀，平复下来，倒算相宜，不要管公平不公平了。

问题是七千亿可以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就大件事！继续增资救灾，整个国家的权利结构可能改变了。如果决定不再增资，七千亿救不成会使政府失信天下，最坏的效果多半会比完全不救为差。

我还有另一个想法。如果政府完全不救，让市场自生自灭，灾难如期出现，政府只协助一下市场的自动调整，最终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差。这观点来自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灾难最大的韩国复苏得最快，灾难也大的泰国也复苏得快。输了的是钱，财富的分配可能大执位，但国家的资源与生产力依旧，亚洲房地产之价下跌了七成又再回升破纪录了。

（二）认为保、伯二君没有解释清楚一切是对的，但我们不难想象，有些事，有些情，他们不便公开说。是敏感的话题，某些数字的公布可能引起恐慌，救谁不救谁先说出来有争议。保尔森似乎是说：「我想出解救的方法，知道可行，给我权力让我办吧。」有些事，有些情，是需要这样处理的。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人材鼎盛，保尔森可找三几个资历老到的学者，关起门来细说几天，达到共识不应该很困难。可以通过了议案才再考虑，准备花的钱不一定要花。

（三）我不同意美国的经济学者是他们说的第三点。个人的判断，是美国的资本（金融）市场有问题，而整个次贷风暴是那里的资本市场的合约结构出现了大漏才产生的。

当十多个月前次贷东窗事发，我立刻问：怎么可能呢？香港的房地产暴升暴跌无数次，中国九十年代也跌得破产无数，但没有出现过类似次贷的风暴。从香港人的经验看，美国的房价下跌是小儿科，怎会搞出那么大的困难呢？究其因，是次贷合约串连出来的所谓衍生工具的借贷或债券合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加上格林斯潘不断地把利率辘上辘落，讯息上出现了大问题。

愚见以为，美国面对的困难不是救灾那么简单，而是资本（金融）市场的结构不要再先进了，要回复到欠债有还钱保障的合约安排。此举也，这些年以倍数增加了的借贷总额，无可避免地大收缩很头痛，联储局要处理。看来又是宁要通胀、不要通缩的时候。

我的困难是对货币的看法早就跟教我的分离。我反对佛利民认同的无锚货币制（fiat money）；认为利息率是一个重要的市价，政府不应该左右；我也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一个计算单位，协助贸易，所以货币政策是不应该用于调控经济的。

很多年前——七十一年前吧——母亲抱着我说：「牛耕田，马食谷；父赚钱，子享福。」我问：「马儿不是吃草的吗？怎会吃起谷来了？」不记得母亲怎样回应。她的智商比我高，从小就斗她不过。

父赚钱，子享福——天下间不可能有更大的真理。儿子四岁开始入学，今天三十六岁了，还在大学进修。历来成绩好，不需要他养我，没有理由要求他赶着去赚钱。在医院每星期操作七十多个小时，也没有理由要求他放弃应有的操作。除税后他的月薪不到三千美元，每小时算工资比不上一个香港的小学教师。如果儿子不再深造，出去赚钱，四倍收入容易。他要继续学下去，我找不到理由反对。儿子勤奋好学，也喜欢花点钱。我对太太说：「补贴他一点吧，花钱可以松弛一下，儿子神经出事我们岂不是输光了？」

说没有心痛过是骗你的。不久前给儿子电话，找了几次才找到。我问：「为什么不接电话呀？」他答：「三十个小时没有睡了，很累，但还要继续。」「为什么呢？」「一个两岁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机会不高，希望奇迹出现，我不能让他死去。」「没有其它医生替代吗？」「有的，但这个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进。」我只能回应：「你做得对，医生是要这样做才对的。」

二十多年前，儿子在香港念书，暑期让他到海运大厦商场的一家玩具店作散工。因为儿子的英语流利，对外籍小朋友推销很有两手，店子的老板重用，每天下午工作六个小时给他二百五十港元。我精打细算，儿子拼搏六个小时后要到食肆大吃一餐，来去要不是司机接送就是坐出租车（父赚钱也），总成本近四百，收入二百五十，要亏蚀。但我还是鼓励儿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是没有什么知识可以学得的。我对儿子说这种工作可以训练他的干劲与耐力，可以教他怎样才算是把工作做得好，也可以让他知道，事无大小，责任总要有个交代。今天儿子不论工资，每星期工作七十多个小时，算是学会了。

我不怀疑儿子的际遇与机会，比今天国内的劳工高出很多。问题是在新劳动法下，国内的员工每月不能超时工作逾三十六个小时，也即是平均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能逾四十八个小时。这些劳工怎会变得比我的儿子矜贵了？说是国家爱惜劳工吗？当然是，应该是，但有谁会相信，国家爱惜劳工胜于我爱惜自己的儿子呢？要为劳工争取上进的机会吗？爱惜他们，不让他们多劳，这机会怎样算了？国家为工作时间设了上限，可不是劳工的意欲，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呢？蠢到死！

我自己昔日求学的经历，远不及今天自己的儿子那么写意，但要比国内的劳工好一点，好不太多。父亲早逝，母亲爱惜，但我没有求过她一分钱。在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什么工作都做，较舒适的是在摄影店的黑房工作，每小时加币一元。后来转到洛杉矶加大就读，机会难逢，看到前途，就拼搏起来，每星期的工作与读书时间加起来约九十个小时。我不是例外。从香港去的学子，除了几个娇生惯养的，一般都工作「超时」一倍。有到火车站搬行李的，有敲门售货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企枱的。我自己尝试过的工作，足够写一本厚厚的书，不写也罢。勤奋负责，不乏雇者，后来成绩好，有奖学金，也有研究助理或教书助理的工作，应接不暇也。

比较过瘾的是进入研究院之前，粗下的工作免不了，我的发明，是与一位同学合资，五百美元买了一部旧皮卡车（pickup truck），加五十美元买了一部用汽油的旧剪草机，到处敲门替人家剪草。市价八元，我们收五。两人合作，剪得快，剪得好，约三十分钟剪得客户满意。过了不久生意滔滔，但每天只能在课后操作一两个小时，周末多一点。

我这一代的生活比不上儿子的，但比今天国内的劳工好。我父亲那一代当然比不上我，也比不上今天国内的劳工。父亲当年的拼搏与一些叔伯的艰辛，母亲生时对我说完一遍又一遍。她就是要我知道成功的过程是怎样的一回事。母亲说，上世纪早期在香港工厂作学徒的不仅没有工资，较蠢的要给老板补米饭钱。几个月可以学会的技术，学徒要先作洗碗、扫地等粗活，学满师通常是五年了。几位叔伯打上去，事业有成。父亲胜一筹，晩上自修英语，加上学习，半译半著地以中文写了一本电镀手册。后来设馆授徒，也卖电镀原料。他的名字是张文来，被誉为香港电镀行业之父，谢世后多年他的诞辰被拜为师傅诞。火尽薪存，今天在昆山的文来行，还在产出当年父亲改进了的拋光蜡。小生意，但既然是父亲的玩意，可以继续就继续下去吧。

提到上述，是要说明论生活与收入无疑一代胜于一代，但论到创业成就，以我家为例，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可以断言，如果新劳动法在神州严厉执行，有工作时间的上限，而每个被雇用的炎黄子孙都受到这上限约束，不可能有一个的成就比得上我的父亲，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也不可能有一个比得上我的儿子吧。真实的效果将会如何呢？被雇的炎黄子孙中总有一些的成就高于我们一家几代，但这些杰出之士一定是打茅波，违反了新劳动法！

朋友，想想吧。如果一个社会有老板，也有员工，但老板永远是老板，员工永远是员工，那么在新劳动法的严厉约束下，不会有员工杀出重围，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变为一个奴隶制度了。二十年前微软发迹的故事令人欣赏。商业天才盖茨把微软的总部称为校园（campus），内设饭堂，鼓励衣履不整的青年不出外进膳，晚上灯火通明，不分昼夜地工作的无数。据说每星期工作逾百小时的不少。自甘为奴，被盖茨剥削得过，因为十年后数之不尽的身家逾千万美元了。

3、温州人

这一节不是讲述一个人的事，而是讲一批人，他们的共性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同一个名字——温州人。这次会议叫“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可是有好几次差点没变成“温州模式”研讨会。

就在我参与的那个Panel里，听众自由发言讨论时Mundell就讲到温州，他说在意大利有好多中国人，问他们来自哪里的，回答全是“浙江、浙江、浙江……”，再问是浙江哪里的，回答又全是“温州、温州、温州……”。Mundell话犹未了，全场已笑成一片。

然后又有好些文章的presentation是涉及到温州的。朱锡庆的文章从知识积累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把温州作为内源知识积累方式的代表。来自北大法学院的博士寥志敏，他的文章就是解释温州货为什么会从最初的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后来质量急升。这篇文章是去年第一届“经济解释论坛”的获奖文章，会后我向张五常教授汇报情况时，他认为这篇文章讲述的现象很有意思，并提出了如何解释有关现象的一些修改意见，让我向寥博转达，他更直接向科斯推荐了这篇文章来参加这次会议。果然这文章在会议上很受欢迎，当寥博担心快到发言时限而要停下来时，大家却正听得津津有味，纷纷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作为该Panel的评论人的Landa更是兴奋地宣称，她要在以后的文章中引用这个case。

而前面一节已经谈到，政府官员代表的钱兴中市长和马津龙教授也是温州人。

但是，我更想提到的，是温州的年青一代，自发地来到会场旁听，并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一位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张翔，他以交换生的身份正在耶鲁大学，听到这会议的召开，专程赶来旁听。我其实很早就认识张博，是在当年《经济学消息报》主办的“温州笔会”上认识他的，那次他也是听到消息就自发地前往参加会议。那时他刚考上北大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他坦言是受到周其仁老师的影响而爱上了经济学，为了确保能考进北大师从周老师，他选择了比较冷门的社会学系专业。但说起来是错有错着，他发现社会学非常着重fieldwork这种到真实世界做严格、细致的实地调查的工作，因此积累了大量的非常好的资料，可惜的却是缺乏经济学那样的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工具来加以分析；经济学者掌握着经济理论的强大工具，却偏偏很少人真的去做实地调查。他恰好兼有了两家之长，做起研究来自然是特别的得心应手。（事实上，“温州笔会”后，我蒙他寄赠了当时他一位非常有名的师兄项飙所写的关于北京“浙江村”的博士论文，看后我深感该书所积累的事实资料可以说是哈耶克关于“自生自发”制度的理论的绝佳实证材料。）

自“温州笔会”之后，拜互联网的发达所赐，我一直能跟张博保持联系，但就没有再见过面了。这次在异国他乡重逢，见到昔日的青涩的毛头小子已经成长为今天的潇洒自信的英俊少年，喜悦之情，何以言宣？张博的研究专长是温州的民间金融，我本来很想让他写这方面的文章来参加这次会议，但当时已经有多篇关于温州的文章提交给大会，会议方感到不宜有太多文章集中在温州一个地方，只好遗珠了。但张博仍是专程赶来旁听。朱锡庆教授与他交谈过后，盛赞他的经济学非常好。要知道，要得朱教授如此赞誉可绝非易事。

此外，我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张翔在美期间在电话方面对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张五常教授在我去之前就叮嘱我要设法保持与他的电话通讯畅通。我带了一个开通了国际漫游的移动全球通去美国，此前这手机去过澳洲、东南亚都没问题，以为应该万无一失了。没想到在美国，打开手机一读信号，显示的却是“无信号”。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与张翔分析这个问题，得到的可能结论是，也许不是因为手机卡，而是因为手机。美国制式是三频还是双频什么的，反正是与中国有区别，这造成中国的手机在美国，有些能用，有些不能用。

张教授一直急于与我直接在电话里通话，最后我想到了找张翔，借他的手机用，终于与张教授联系上了。美国的手机是双向收费的，而张翔的手机属于预付费卡，其实话费算是比较贵的，一分钟要10美分。张教授又喜欢“煲电话粥”，费用就会比较大，我也不希望让张翔破费，所以一开始就跟他说了会还他的电话费。但到底说了多长时间电话，费用是多大，也不好算。将要离开美国时，我身上的现金大概剩下14、5美元的样子，就打算全给了他，用来支付这电话费。这个数字足够支付140到150分钟的话费，也就是两个半小时左右。可是张翔总是说不要收我的钱，说“张五常教授打电话给你，我怎么能收你的钱”之类的。于是在临离开芝加哥的前一晚，我把钱给了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寥博，估计张翔也不好不收寥博的钱。第二天早上离开酒店的时候，张翔来送我们坐的士去机场，我看他一直没有再说钱的事，以为他已经默认了这样的安排。谁知我才一坐上的士，张翔却突然探头进来，说那钱他已经又塞回到我放在的士后面行李厢的行李里了。这一下子，我已经无法赶得及把钱重新拿出来还他了，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好意。

其实除了钱的问题，这样占用张翔的手机，也给他带来很多不便。张教授通常在美国时间的早上与晚上会打电话来。于是这段时间就得把手机放在我这里，使张翔没了手机用。开始时张教授一天打两次，后来没打得那么频繁，我就尽量多把手机还给张翔用。可是，还是会经常出现手机在张翔手上的时候，张教授打电话来找我的情况。

有一次早上，我还正睡得香，张翔打酒店的内线电话来，说张教授打了他的手机找我。只好是张教授暂时挂线，等上十几分钟，让张翔从他的房间跑到我的房间来送手机，然后再打通电话跟我聊。糟糕的是，那酒店的电梯很怪，有一半的电梯是到达2～15楼，另一半的电梯是到达15楼以上，两类电梯到达的楼层没有重合的。可是我住在15楼以下，而张翔他们却是住在15楼以上，结果张翔从他的房间到我的房间，必须先坐电梯一直下到底层，再换另一台电梯从底层上到我所在的楼层，如此大绕圈子，麻烦得要死。

还有一次，是最后一天会议的星期五，我和朱锡庆、刘市长跟一个正在芝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去了逛芝大校园，再坐的士到中国城吃会议组织的晚宴。张翔他们其实也是去了逛芝大校园，但坐的是另一部的士，跟我们不是一起走，比我们早一步到了中国城的饭店。我下的士的时候，正好看到蔡鸿达扶着科斯也正下了车往饭店里走。蔡鸿达一看见我就喊：“（张）教授打了电话给你没有？”我才回答了一句：“电话在张翔那里，我没和他一起，就是打了我也接不了……”正这么说着的时候，张翔就从饭店里飞奔出来，举着手机叫：“张教授找你！”就有这么巧，张教授正是这时打他的手机，而我刚刚就到达，否则又接不上了。

总之，为了手机的问题，麻烦了张翔很多，在此要对他表示特别的谢意！

另一位到会的温州年青人是在Michael Best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尤佳小姐。她是个大美人，身材高挑，相貌漂亮，但更漂亮的是她那一口标准纯正、声音甜美的英语。她是被派到美国来培训的，听说了这个会议，也自发地前来旁听。尤小姐冰雪聪明，热情活泼，大方得体，在一个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Panel中，参与了听众自由发言时的讨论，以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讲述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我们私下也进行了交流。因为她是个律师，我就主要问了她两方面的事情。其一，是她对现在中国经济法律建设的看法。她谈到，法律学界跟经济学界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就是海归生搬西方的东西去硬套中国。她生动地形容：“真是你抄我也抄，原来大家都是抄的。”她说物权法就完全是抄西方的，有很多条款与中国的实情完全是格格不入。至于新劳动合同法，她利索地评论道：“里面有些条款，我根本连看都看不懂。”其二，是请她从律师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她说，他们法律学家如果遇到经济方面的问题，会去请教经济学家；可经济学家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却根本不去请教法律学家，这是她觉得的最大的问题。

以往温州人给外界的印象，是很会做生意，但学问水平不高。可是这次自发地前来参加会议的两位温州年青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甚至是高级知识精英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温州的未来，那想必会是如芝加哥夏日一般眩人眼目的未来吧……。

为高斯的芝大会议提供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是我在学术上的严谨论著中最后的作品了。不会再写。专栏文字还会继续一些日子吧。不少旧文需要整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还要修改，但正规的学术文章──结构慎重、注脚详尽的那种──我是不会再染指的了。七十二岁，还有其它有趣的要做──书法也愈来愈有看头──以《中国的经济制度》终结学术生涯既有意思，也很痛快。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中国》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

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于一九六八，《中国的经济制度》二○○八，刚好四十年。加上《佃农》之前的创意争取，是四十三年。史德拉曾经以出版日期算，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到最后重要的，依稀记得，最长不到三十年。我达四十，上苍网开一面，于愿足矣。

二十个月前，高斯要搞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问我意见。我想，他九十六岁了，还能搞什么呢？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他选的日子刚好是中国经改的三十周年。我回信说：「如果你要搞，我可以提供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文章。」以为他只是说说，会议多半开不成，文章不一定真的要写。但我可不是信口开河。当时我肯定地知道《中国的经济制度》会是一篇大文，之前没有尝试过那么重要的。二○○四年底我大致上解通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知道这制度史无先例，写得深入全面此文的重要性自成一家，但题材复杂，牵涉到的理论与事实非常广泛，还有很多细节要再作调查或复核，恐怕自己不会有需要的魄力了。说说无妨，建议无妨，但真的动笔是另一回事。

殊不知个多月后，高斯的助手传来一个暂定的会议程序表。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场，给我两个小时，跟着是两个诺奖得主评论该文，加上其它人的讨论占了整个上午，其它提供文章的是空白格子，要填上，每人仅得二十分钟。高斯跟着来信，说要以我的开场文章引导整个研讨会议的发展。一九九一在瑞典见过他，当时我的女儿刚进大学，今天已有两个懂得欺负我的孩子了。难道高斯忘记了我早就是个老人家？昔日他欣赏我的来去纵横的思想，还在吗？他怎可以假设我还宝刀未老？

我逼着去信，说：「答应你的文章我会写，但不少被邀请的人会来自中国，费用不少，会议的经费怎样，要我帮助吗？」他回信说不需要资助，他自己的基金足够。我想，那应该主要是他的诺贝尔奖金，很感动。跟着想，我欠他，中国也欠他，大家来日无多，他要搞，我就舍命陪君子吧。于是给他信，说：「我答应你的文章将会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作品！」

是经过很长的调查与思考的时日了。一九七九我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时疏时密，没有中断过。八五年起深圳与北京的朋友给予很多方便，需要的资料有求必应。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发展愈来愈复杂，也很混乱，要到好些年后回顾，大手而又武断地简化，才得到一个自己认为是可靠的大略，怎样取舍我要集中于制度的发展，不少话题要被拨开了。我是一九九七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先例。当然，地区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

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复杂难明的问题多得很，而最后一个难关要到二○○四年底，深夜彷佛睡着时突然想到一九六六年读到的马歇尔的一个注脚，才解通整体。要是我没有从始就跟进中国的经改发展，没有亲自替家传的拋光蜡到国内找地方设厂，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

解通是一回事，写出来是更头痛的另一回事了。不打算写出来，因为认为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才能处理，而自己老了，体力应付不了。另一方面，我熟知高斯的固执品性：只要还健在，他说要做的一定会做，答应了他我是走投无路的。以一篇文章处理，反复考虑多处删减，一篇长文的结构想出来了。

重要的困难是要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来支撑着整篇文章。为此，去年四月起我一连写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是基于跟进中国的发展多年的思维，补充了自己早期的制度研究。这十一篇发表后，再多想两个星期，把心一横，我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这个有一般性的理论是后来文章中的第三节，是原创，高斯喜爱，认为重要，建议我把该节起名为《合约的一般概念》。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层面了。

去年七月开始动笔。知道要一气呵成，但年逾七十，短暂的记忆大不如前，是长文，思维的连贯性不可以写一阵停一阵。于是决定不睡觉地一口气写了三个星期，减了五磅，写好了自己满意的初稿。其间每天稍事休息多次，昼夜不分，足不出户。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写法跟我以前的学术论著还有另一点不同。那就是我只写给高斯一个人读。四十年前在芝大校园我跟他怎样对话，这次动笔就怎样说。我要向他「汇报」一下从中国的研究得到的收获。此前对他说过，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再不是有趣的学问了。一士谔谔，思想杀出了重围，何处觅知音哉？高斯还在，大家有共通的语言，高山流水一番有意思吧。

去年八月初稿传了给高斯，过了一天叫他不要读，因为将会有第二稿。他读第二稿后显得兴奋，对助手形容为powerful（后来蒙代尔在芝大评论该文时用上同一个字）。高斯跟着给我的信，只说：「不用担心，你的文章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

个多月后，高斯给我一封长信，说他和助手一起花了几天再细读我的文稿，提出了二十七处认为要修改的建议，但说改不改由我。其中大部分是文字上的小修，举手之劳。有七处比较麻烦，其中三处我认为不应该改。余下来的四处怎样处理我决定搁置几个月再想。

到了今年初，高斯催促要看第三稿。我见时间还多，再等。四月修改，第三稿花了两个星期，琐碎耗时的是加进五十三个注脚。四月底高斯收到第三稿，更满意了，对助手说我改了很多。其实不多，我只是把四处他不满意的地方再写，也删去了部分不易懂但不是那么重要的。没有听过高斯给其它文章更高的评价，但他认为该文难读，对读者的要求甚高，同时又说这难度看来是需要的。

高斯没有读过第四稿。那是在正式「交卷」前我从头复核一次所有用上的资料，作了几处小修。还会有第五稿的，那是要将一处常被误解的再加澄清，而一个重点我认为不言自明，但读者一般看不出其重要性：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私产）重要，但不同的合约组织可以有很大的效率差别，单靠市场的自由选择是不可以达到中国制度的合约组织的。自由市场不成，计划经济也不成。成事要靠经济压力——资源贫乏十三亿人要吃饭的压力——也要有一个懂得疏导交通的政权。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既精彩又重要。一脚踏中这个题材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而我平生所学刚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

 

广告一则

 《中国的经济制度》(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 英语原文及中译精装，具收藏价值的初版只余二百。增订本（加高斯的前言后语）将于十月出版。二者皆港币一百。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要先为小朋友们说几句话。国内牛奶出事，大件事，真真假假伸延到所有与牛奶有关的产品去，风声鹤唳。昨天一位同学说国内的人到香港买奶粉，只准带回一罐。不可能吧。北京要立刻开放所有安全的奶粉进口，免关税，甚至政府过渡性地补贴一点也应该。从来没有赞同过政府补贴什么，但这一次，只这一次，一段时期的补贴与奶有关的产品我不容易反对。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质主要来自奶，别无其它，而婴儿缺钙长大后很不妥。奶酪（芝士）最好，短暂地大量进口分发给穷人家的孩子吧。上述是基于读到或听到的，如有失误，则作别论。

转谈地球的金融灾难吧。年多前次贷出事后，几位相熟的朋友听到我没有发表的分析与推断，今天说我的水晶球天下独有。尽管如此，最近突如其来的大风暴还是把我吓坏了。资产数千亿美元的名牌宝号，接二连三地一叫救命就立刻出事。六国央行联手救市，而美国考虑或决定融资抢救的天文数字很混乱，我搞不清楚。本想等一下，看清楚一点才动笔，但细想后认为要先说几句。此际也，美国还没有落实要怎样做，众说纷纭。效果如何，变局如何，太复杂了，我的水晶球锤碎了也失灵。

整个问题的重心牵涉到经济学的最弱一环：市场或人民对前景的预期。不是没有预期这回事，但此物也，既看不到，也摸不着，怎样形成，为何转变，能否调改，经济学者的分析要不是一片空白，就是事后孔明。我也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无从解释的现象而引申到预期的转变是这样或那样的。

好比上星期市场出现了两个现象，互相矛盾，加不起来，我们逼着要从预期有变那方面想。其一是美国债券之价急升，其二是金价曾经在几个小时内上升了百多美元。前者否决了通胀预期，后者否决了通缩预期。我们要怎样解释才对呢？事后孔明，我砌出来的预期转变，是人们抢着去找避难所。不相信银行够安全，于是购买债券；认为大难将至，仿效我的母亲当年逃难，购买黄金。当然还有其它性质的预期转变逻辑上说得通，孰对孰错只有天晓得吧。令人忧心的，是这些加不起来的现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出现过。

基本的理论架构是相当肯定的，可惜对目前的麻烦用场不大。这里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吧。大手简化，篇幅所限，很短的分三课说。

第一课。天才费沙昔日提出的利息理论精彩正确，但简化得厉害。没有货币，没有风险，也没有交易费用，变量主要是三个：收入、利率、财富。收入由生产力决定，利率由市场决定，财富是被动的，由收入及利率决定（再简化是财富等于长期收入除以利率）。

第二课。加进货币，有通胀或通缩的可能，市场对前景的预期于是引进，上述三个变量的关系可能变得深不可测。更头痛是利率往往由政府左右，再不是全由市场决定的，人们预期的转变更加复杂了。如果再加上交易或讯息费用，市场的借贷或与金融有关的合约不易做得安全。年多前出现的次贷风暴，究其因，是一组重要的、牵涉广泛的合约，由于种种讯息的误导而出错，保不住。说过了，把利率辘上辘落早晚会辘出事来。

第三课。费沙的理论说财富是由收入与利率决定的，没有其它——Wealth is a derived concept。然而，因为上述第二课的复杂因素的引进，财富可以不管收入或利率而暴升或暴跌。这就是楼价或股市的大落大上可使市民哭笑无常的原因。一般而言，这些是政府及央行的责任。目前的主要问题也是费沙理论之外的一个大麻烦。这就是财富暴跌之后，因为市场对前景的预期有所转变，如果这转变来得固定，在种种原因下，费沙的方程式会倒转过来，财富的暴跌会导致产出的收入下降。费沙提出的三个变量的关系早晚会体现，但由于财富本身暴跌，有了固定性而带来的收入下跌，是灾难。如果上述的预期有了固定性的转变，很麻烦，政府不容易知道要怎样处理才能把这预期扭转过来。

赶着写这篇文章，因为我认为中国可能在半年左右从通胀转为通缩。通缩出现，灾难一定跟着发生。我不要在这里再解释中国的通胀其实不严重，也不要细说昔日芝加哥之见：何谓货币现象、价格上升与通胀不一定是同一回事，等等。这里要说的，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宁要通胀，不要通缩。最近的北京公布的，是物价通胀率下降至四点九，但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指数却与去年同期上升了十点一。这后者一则反映着原料价格上升，二则反映着新劳动法对产出成本的为祸比我预期的为高。

重心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中国通缩出现，达到九十年代出现过的负三强的水平（其实当时的产品质量上升得快，通缩高于负三强），大灾难一定会在神州发生。九十年代时中国没有新劳动合同法，而最低工资微不足道。今天的局限条件是明显地改变了。工资向下调整缺乏了弹性，合约的自由有了新法的左右，而近来劳资双方出现了的敌对局面，九十年代是没有的。本月十九日北京推出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于事无补。

通缩在神州出现的机会真的不小。中国本身的政策频频出错，国际形势会使原料价格大幅下降，外资内资皆裹足不前，再加上几个月来神州到处出现不妥情况，我听也听得厌了。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我说的是实情。

有预期转变协助着的通缩出现，不是放宽银根那么简单就可以化解的。如果通缩真的严重地在神州出现，效果会是怎样呢？告诉你吧。因为工资下调出现了困难，大量员工会被解雇（因为人口流动，北京不容易有可靠的失业统计）。回乡耕田吗？几个月前开始了一点，但转为不容易，因为有些耕地换了承包者，而职业农工已经普及了。被解雇的会到处流浪，治安会出现大问题。政府大手推出福利不容易养起那么多人，而治安混乱甚至上街的行为，福利政策只可助其威势，解决不了。唯一可取的明智之举，是不管工资多低，让工业或企业养着这些人，继续给他们工作，守住，希望守得云开见月明。

因为上述，除了不久前发表的《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外，如下建议是重要的。

（一）撤销新劳动法，连最低工资也要撤销。这是重要的未雨绸缪：今天撤销也不容易，到时撤销更困难。不要忘记，香港发展得最好的日子——穷人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是完全没有最低工资或什么重要的劳动法例的。同样，中国穷苦人家生活改进得最好的几年，绝对不是靠这些法例——正相反，是靠没有这些法例约束着。

（二）取消所有楼房买卖政府要抽的税。这会协助稳定正在下跌的楼价，对人民的财富预期是有帮助的。

（三）以企业减税的方法来稳定股市，比出钱救市高明得多。过了目前的困境再算吧。

（四）货币的政策与制度要大幅修改，不要把西方的出现过那么多问题的制度引进。这项不能急，而困难还是有争议存在。举个例，在基础上，蒙代尔和我对货币用途的看法没有两样，但怎样安排却意见不同。要找机会跟他坐一下来研讨一下。英谚有云：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远是互相同意的。

说真话，我再不知道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学问了。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谁不同意化学、物理、生物学等是关于什么的。经济学呢？我这个专家再也摸不准。有搞数的，称数学经济，其实就是数，可惜数学家一般认为是不到位的数学。有搞统计的，称计量经济，其实就是统计，运情好一点，因为统计专家不敢说是低档的统计技术。有说故事的，用方程式说，称博弈理论，名副其实，从事者是搞博弈游戏，无从验证，与真实世界是扯不上关系的。有为改进社会的，称福利经济，其实是自我陶醉，或希望有政府招手。有搞预测的，其实是看风水，而风水先生这个行业盘古初开有之，懂得怎样说生意滔滔也。何止十八般武艺，也难怪今天的「经济学家」多如天上星，屈指难算矣。

我是搞经济解释的，是另一种。这是以基础的理论原则及概念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或是解释由人类行为促成的现象。这门学问始于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经过好几位大师发扬，盛极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其后日渐式微。六十年代我猛攻当时的「经济学」，遇到大师无数，都教我或影响了我。六九之后，我不读他家之作，要过一下独自思考的乐趣，而八二回港后，集中于中国发展的研究，与昔日的师友除了问好不谈经济。中国的问题当年的师友是没有兴趣的。

我是个崇尚传统的人。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费沙到鲁宾逊夫人，他们的思想我皆熟如流水，而跟着背得出的就是六十年代影响过我的师友的作品了。欣赏、佩服、衷心感激，但也认为前辈的思想这里那里有沙石，要大事清理。我选用的清理之法，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以学得的理论及概念试行解释所见所闻，每遇困难，我会尝试深入地调查实情，或把理论或概念修改一下。三十多年这样操作，不分什么微观、宏观的，自觉解释世事得心应手，很有点自豪。二○○○年，六十五岁，我坐下来一口气地写了两年，这就是今天懂中文的同学们喜欢读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了。

何谓解释——何谓科学解释——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说得详尽，这里不多说了。

这里要再澄清以前说过的：预测与推测是两回事。前者要靠水晶球，或靠看风水，说不上是科学。后者是要有条件的，经济学称局限条件。推测或推断是说，如果某些局限条件有所转变，人的行为一定会跟着转变，也即是说现象或效果会跟着转变。所谓理论——经济理论——是一些约束行为的规律。于是，有了局限转变的出现，在理论约束下，人的行为转变一定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这是推测或推断，不是预测，懂得怎样处理，调查够深入细心，可以推得很准确。

解释与推测是同一回事！这一点又要多说几句。如果我们见到一个现象——例如为什么买卖门票出现炒黄牛——我们要追溯是什么局限条件的转变才导致黄牛的出现，而验证的方法是如果条件的转变是倒转过来的，黄牛不会出现。这是解释，与推测或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出发点不同。推测是我们先见某些局限的转变，然后问什么现象或行为会跟着发生。解释是先见现象然后追溯局限的转变。推测或推断可以很简单，没有读过书的小孩子有机会推得准，也可以很复杂，非常复杂，除非你是天才，没有下苦功学过不可能办到。这复杂性起于我们存在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局限条件通常千变万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多方面要一起考虑。这是为什么我坚持理论以简单为上，而把理论简化我花了数十年心机。世界的局限一般复杂，以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事，成功机会一般是零。

转谈北京吧。这几年他们推出不少政策。一项新政策是说局限有一项新转变，「解释」的工作是要推断什么现象会跟着发生。复杂头痛，不仅因为一项政策之内有不少条文，而政策与政策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效果如何——跟着的行为或现象如何——要推断或解释可真不易。

我的投诉，是北京推出的政策看来是没有经过经济解释的方法来推断什么会跟着发生。有些人是天生不用懂什么经济学的，对政策效果的感受好，用不着分析什么。蠢人不说，但不少聪明才智之士，其感受很不对头。当年老师艾智仁就曾对我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对经济的感受是零分。很不幸，我看不到目前北京设计政策的人有很好的经济感受。毫无贬低之意：如果智力高就经济感受好，经济解释的法门对政策的取舍是没有帮助的。佛利民在生时几次对我说，数之不尽的人──包括数之不尽的聪明人──不可以学经济。

转到本文的重要话题吧。一项政策会带来的效果，原则上经济解释可以推断得很准确。这些效果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社会，见仁见智，牵涉到价值观。这些不是作经济解释的专长。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但当我说某政策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我是先用客观的科学方法，解释或推断这些效果会出现。后者是经济学者的本份，他的价值观如何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管的是政策的效果是否经过严格的逻辑分析，其推断是否有经济解释的专业水平。

这些日子北京推出的政策，效与愿违相差甚远，显示着设计这些政策的人或则没有作过经济解释的推断分析，或则专业水平不足。我也不怀疑有些人混水摸鱼，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或受到某些压力团体的左右，推出对社会为祸不浅的政策。在先进之邦，或腐败之国，这些行为常有。我认为这些年中国的共产党不容许这些行为。改革三十年，胡作非为中国不会有今天。

这里我要诚恳地作出如下建议：北京的任何谋士建议任何政策，必须通过经济解释的方法，用上严谨的逻辑，详尽可靠的资料，把这些政策将会带来的效果说得一清二楚。这些推断要找懂得经济解释的人作评论。牵涉到国家整体，是对是错其差别动不动以千亿算，双方都要负责。建议政策推错了效果的要负责，评论的人认为效果是另一回事，推错了也要负责。赏罚分明，至于赏什么罚什么，我的书生之见不便说了。但如果对政策效果的推断可以下赌注，我会是个常客吧。

回头说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我搞不清楚。但何谓经济解释，因为有科学方法的约束，倒是清楚的。北京今天要重视的不是经济学，而是经济解释学。

实不相瞒，有了互联网的发明与炎黄子孙的人多势众，区区在下占了先机，专栏文字动不动有数千个网页转载，懂得用计算机的同学说，数点击，西方的同行名家动不动输逾百倍。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开始的。山木邀请我在《信报》写专栏，替我起了一个叫《张五常论衡》的名目。我的秘密，是此前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一九七九的首篇是由我口述，朋友执笔）。答应尝试，因为文章之道下过苦功，在西方早就写出了点名堂。话虽如此，我差不多中了山木之计。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起笔，开头的三几篇，读者朋友认为我是先以英文写好然后翻为中文的。其实不是。为什么读者会有这样的误解呢？显然是自己的中文不够用。我跟着想，是白话文不够用吧，自己少小时背过那么多的古文、诗词之类，何不借用一下？于是百鸟归巢，古、今、中、外、广东话都一起搬出来了。

当时无论我怎样写，山木都说好，而他自己亲自替我修改一下。有了这样的靠山，心安理得地写下去。其实很不容易：每星期要交出两篇二千多字的文章，是经济学的分析，行内没有谁可以写那么多。至于那些后生小子见我用中文下笔就说我放弃了学术，不知天高地厚也。当年《论衡》文章的三本结集——《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今天看还是重要的作品，近于奇迹，而如果北京的朋友说的是实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点贡献。

山木不论，第一个赞我的中语专栏的人是岑逸飞。他读到《论衡》的第十一篇——《邓家天下》——说可读性高。事实上，《邓家》发表的那天，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皆读者之言也。这使我意识到该文的文体有可取之处。细心重读，发觉那是我第一篇以闲话家常起笔，也以闲话家常结尾。后来北京杨培新读《卖桔者言》，说像我那种放开来写的经济文章他没有见过，是散文体云云。没有研究过何谓散文，但这些年经济散文普及，神州独有，应该始于《邓家天下》。

第二个赞的是胡菊人，大概是《论衡》写了一年之后吧。他说我的古文根底厚，所以文章可读。再跟着是戴天，说我的风格化了灰也认得，有苏子之才云云。二君皆专栏泰斗，说一句顶一万句。既然他们认为我那百鸟归巢的写法可读，就信心十足地写下去。

也是山木不论，第四个对我的中语专栏有影响的人是侯运辉。你道他说什么？他说我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产权及交易费用，没有其它！侯夫子看得出，显示功力非凡。我当时回应：「那当然，经济学还有什么其它值得下笔的？但千万不要说穿，破了我的独得之秘。」

很难说侯夫子对我的影响是好还是坏。一方面，我可以环绕着产权及交易费用不断地写几千篇，而天下可能只有一个侯夫子，其它人看不出来。另一方面，我恐怕天下还有其它侯夫子，有本领拆穿我的西洋镜，于是梅花间竹地转到其它与经济学无关的题材去。时光只解催人老。《信报》三十五年，我出自该门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能不感慨乎？今年是中国经改三十周年，也可以五除尽，是所谓五常欤？

不断求变是我的求学之道。肯定是好的保留，有疑问的变化一下，求变于是成为求进了。我的专栏文字起自《信报》，二十五年不是短日子，再蠢也会有点收获吧。今天老了，自己写专栏的三个主要法门不妨跟后学的简述一下。其一是文字要直写，有话要直说，切忌闪闪缩缩，或左弯右曲。其二是千万不要有半点磨斧痕迹。磨斧的文字或可使作者一雪心头之恨，但这类文字大气不足，读者读得不过瘾，传世机会是零。可以破口大骂，但不要磨斧。其三是要把读者拉到身边来，平起平坐地像对朋友说话。可以夸夸其谈，也可以高傲无比，但不可以从上对下地说。是的，专栏读者一般有怪脾性：可以被说服，但不会接受被教。这后者是大学教授写专栏文字的悲哀了。

佛利民（国内称弗里德曼）在生时屡次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经济看得最乐观的人。事实证明我对，他错。九三年朱镕基大手推出他发明的宏观调控，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审慎地乐观。九七亚洲金融风暴，北京的朋友悲观，但我的乐观却变为不「审慎」了（理由可见于○六年四月发表的《铁总理的故事》及最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着的通缩与房地产之价暴跌，我乐观依旧。

年多前，我见央行处理人民币的手法频频出现问题，认为很不妥当。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同法」的文件，一读就跳了起来，转为悲观了。其实这新劳动法本身的杀伤力不是那么大，但加上人民币升值（尤其有外汇管制使做厂的不能以人民币结算）与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杀伤力威不可挡。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分析，不是三几篇文章可以解释得清楚。

高斯的芝大会议我全力协助，而跟着是北京奥运的热闹了。另一方面，我要多观察市场才动笔。历来不大重视官方的统计数字。不是说官方不诚实，而是公式化的统计有问题。因为种种原因，公式化的统计在中国更不容易算得准。我相信自己用了数十年来的调查方法：到街头巷尾跑，加上在不同地区有自己认为是可靠的查询站。

可以这样说吧：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个经济像中国今天那样，只几个月就变得面目全非。外来的因素存在，但从时间的先后判断，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国本身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见不到失业率暴升吗？那当然，因为四个月前在厂打工的开始辞工归故里，耕田去也。倒闭的工厂不是那么多吗？厂房出租随处可见，有租金切半也租不出去的实例。减产或停产所在皆是，但统计上不算是倒闭。比较偏僻的县政府不认为形势转劣吗？五个月前他们是这么说，但最近改了口，说洽商好了的投资者不知躲到哪里去。六个月前我说中国的庞大对外贸易顺差，会在一年内转为逆差，香港几位朋友在某电台作评论，说我的推断胆大包天，难以置信。可幸他们又说我的推断历来可靠，否则今天要找他们赌一手。

股市我没有跟进，或像牛顿那样，不懂，但房地产的市价是过高了吗？九十年代后期的楼价下跌了三分之二以上，我没有说什么。今天也应该暴跌吗？经济高速增长了那么多年，人民收入的积蓄投资要放在哪里才对呢？房地产之价是反映着人民投资的财富累积，无端端地减半愚不可及。当然，楼价可以被炒得脱离了财富累积的现实，是否过高的判断非常困难。我喜欢拿上海的楼价与世界各大都会的相比，衡量市民的不同收入后，认为上海的没有偏高。

转谈此文的重点，我认为中国的通胀，就是年来最高的八点七，不是那么严重。绝大部分的升幅是因为农转工的人多，农产品之价急升了。求之不得，最好不要管。炎黄子孙老是得把口，声泪俱下地说要帮助贫困的农民，说了数千年，但农民的收入因为农产品之价上升而上升了，他们却破口大骂？在国内，蔬菜及较差的白米今天还是两块人民币一斤，你去种吧。朋友说猪价飞天，建议投资养猪。我说农民比朋友聪明，怎会轮到我们去赚他们的钱呢？看来猪比朋友聪明。

重点是非农产品的物价上升，来来去去只在百分之二左右。我大略地算过，这升幅补偿不了国际的原料价格上升，反映着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上升了。加上新劳动法增加了非农产品的成本，工厂用不着宏观调控也容易关门。不明白在原料价格急升、外国市场再不满是中国货的情况下，北京会推出那些对工业不利的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近来美元对所有其它主要外币是相当可观地上升了，但兑人民币却升得甚少。人民币还是钩着一篮子外币吗？是何时脱钩了？

因为国际原料价格上升而带来的中国通胀，用西方的早就证明是有问题的货币政策来搞中国的宏观调控，当然不妙。原料价格上升不是货币现象，不应该用货币政策来处理。这一点，我自己也曾经看错。中国本身无法控制的物价变动，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不要管。如果认为这原料价格的上升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起于中国的需求，那么要压制，把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上选的方法，用不着宏观调控的。

目前我最担心的燃眉之急，是中国可能出现企业破产大潮。坚持目前的政策三个月，最多六个月，这大潮出现的机会不小。就是立刻修改政策也可能是太迟了。新劳动法一定要大改或取缔，央行的运作多处不对，也一定要处理，但这些不能急办。可以急办的是撤销宏观调控。这里还有另一个重点：货币及利率的变动，与经济反应的时间差距有六到十八个月。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大家同意中国的反应时间较短，约六个月吧。这样看，如果北京在一夜之间撤销所有宏观调控，正在下降的通胀还会下降一段时期，而通胀短期内复升的机会是零。快要破产的企业是不能等的。

要小心了。目前濒临破产的企业究竟有多少大家不知道，银行放宽贷款虽然是正着，但可以惹祸上身，引起挤提就大件事。要先挽救哪些因为宏观调控而近于破产的，不容易判断。其它因为政策而近于破产的，不幸地要等一下。与政府政策无关的破产，市场经济说不要管。

两项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大手切。其一是银行的储备金率年多来提升了十多次，其二是利率提升了不少。不要慢慢来，要一次过地大手切。大手地减储备金率要做，但判断上有困难。那就是银行可能贷给不应该贷出或无可挽救的企业。减息是安全的，一手减两至三厘吧。

可能太迟了。不要一点一滴地做，也不要斤斤计较。让银行少赚一点是高棋，因为少赚一点比收不到坏账好得多。

朝鲜者，北韩也，北朝鲜也。

话说今年四月，到西安的交通大学授课，记不起为什么我对同学们说：「两年之内朝鲜会推行开放改革，走市场经济。」停了一下我又说：「写进你们的笔记吧，这类推断我通常对。」后来忙于高斯的中国研讨会议，又要为北京的奥运热闹一下，没有给读者表达自己的朝鲜之见。这时动笔是九月了。希望读者能放我一马，我说的两年从今天算起吧。

今天早上托一位同学搜查一些朝鲜资料，告诉她我对朝鲜两年必放之见，她认为太冒险了。她说朝鲜施行共产政制六十年，顽固而又稳定，怎会那么容易开放呢？也说得是。我对朝鲜所知甚少。去年凤凰卫视的刘芳说过一些她造访朝鲜时的所见所闻，今早同学在网上查得的一些琐碎资料。推断不改，因为我的依凭主要是朝鲜之外的局限转变。这些转变对朝鲜开放改革非常有利，对朝鲜不放非常不利。朝鲜本身的资料倒是次要的。

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金正日是个有本领的人。大家知道朝鲜人民的生活苦，知道那里有新闻封锁，知道外人到那里见到的皆挑选出来——换言之，我们不会羡慕朝鲜人民的生活。然而，所有报道，是外人见到的地方清洁、有秩序，而人民对金氏父子，起码在言论上，存着尊敬之心。不要认为在专政下这些卖门面的示范可以容易地做到。昔日庞大的中国，解放几年就露出马脚，今天细小的古巴给游客骂个半死。换言之，外人见到的朝鲜的清洁与秩序，不可能全是门面工夫。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远为方便的。

提到上述，不是要高举金正日之能（虽然很不简单），而是我认为如果朝鲜要放，此君领导的成功机会很不错。

走市场经济，朝鲜的先天条件是上选的。首先是朝鲜人，不管是南是北，工作的干劲自成一家，工业的投资者梦寐以求，何况他们的工资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看今天南韩的产品质量就知道朝鲜这个民族善于工业发展。十多年前，南韩的冒牌货质量比中国的高出相当多。当然不鼓励冒牌货，但论到工业产出的能耐，以冒牌货衡量是最可靠的法门。

次说人口、地理。朝鲜的人口约二千三百万，与台湾相若，但土地面积却是台湾的三点四倍。纬度与北京打平，但因为有东西两岸，气候比北京温和得多。山多，人均农地少，但从面积比率看，朝鲜的矿藏冠于亚洲。资料说那里的矿藏主要由中国开采，签了长期合约，条文说什么我不知道。农产品不少从中国进口。朝鲜连接着中国的东北部，后者的文化根底与经济发展皆有可观。

转谈目前朝鲜的产权结构。我不知细节，但千万不要小看土地没有私产的国家。正因为土地没有私产，在重要的地权结构上一片空白，改革起来特别容易。印度就没有这种方便了。不是说土地私产不好，但如果私产安排得一团糟，既得利益各持己见，加上不伦不类的民主政制，大事改革难于登天。

曾经说过，越南在改革初期下面没有顽固的利益抗拒，仿效中国来得容易。要顺便一提的，是近来越南出现的急速通胀困难，基本上是重复着中国九十年代初期的经验：权力借贷把贪污伸延到银行去。不知越南有没有另一个朱镕基呢？我也曾指出，要仿效中国的改革，地球上只有三个国家容易：越南、朝鲜、古巴。这三者中，朝鲜的条件最优胜。

最后要谈的——最重要的——是局限的转变了。首先是讯息局限的转变。中国改革有成是极为重要的示范。不是为自己说话，但若干年前朝鲜管理经济的常读我的中语文章。不知他们有没有继续读下去。如果他们要读，这几年我写的关于中国的经济分析，尤其是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免费的讯息提供，我认为重要。再者，目前中国遇到的困难，越南遇到的困难，印度遇到的困难，都是重要的讯息资料，可供参考。天下间不会有更相宜的事吧。人家走过的路，不收费让你参考，你连怎样取舍也不懂就无话可说了。二十七年前我强调，因为有连接着的香港的示范，中国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是大大地减少了。今天我说，有连接着的中国的改革示范，朝鲜也当然占了先机，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第二项重要的局限转变，是一九九六年我发表《缺粮说》时推断会发生的：地球穷国一起农转工，粮价早晚会大幅提升。这提升近几年开始了。这是人均农地不足的朝鲜不能不面对的现实。这是说，如果朝鲜不跟着大势走，赶着开发工业，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国际竞争下，要大事工业发展，朝鲜不开放改革不可能有成效。国营企业的不济中国经验的实例数以万计！

最后一项——第三项——重要的局限转变，是地球上的经济这里那里都出现了问题。中国本来是投资胜地，但去年起货币与外汇的处理，加上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神州胜地不常也。要转移目标的厂家无数。几个月前，一位投资身经百战的老人家见到中国的形势急转直下，找我问计。想了好一阵，我说：「整个地球或大或小都有问题，下注中国还算不错，因为中国的困难是内部政策的事，原则上是比较容易修正的。」再多想一阵，我说：「除非朝鲜开放改革而又懂得怎样做。」不是说朝鲜改革会对中国不利，而是朝鲜本身会是个好去处。

不要小看朝鲜是小国，人口只二千多万。这人口是香港七十年代的四倍，而当时的香港，无论成衣、玩具、手表等约五大类产品的出口，冠于地球。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不久前我说过，如果中国不行差踏错，二十年后，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这里我说，如果朝鲜开放改革，懂得充分利用外间的经验讯息，可以节省不少时间，那么从改革算起，二十年后，他们的经济实力有机会达到三个香港。

最近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一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今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利莎伯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呎的单位，其中一个小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的房闲，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习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

“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么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党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文革之后，容国团之被平反也令我反感。死者死矣，平反就算是有了交代吗？受害者不可能知道的道歉，说笑罢了！北京当局唯一可以做到而又应该做的一点补偿，是尽其所能去维护容国团的下一代。这就要废除等级特权，尊重人权，推行法治，给活着的年青人大开机会之门。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好就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中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北京奥运是难得一遇的大事：没有听过另一项耗资三千亿人民币的玩意。值不值花那么多钱只有天晓得，但钱既然花了，不趁机热闹一下是愚蠢的。

一个难题，是我正在尝试像二十五年前那样在这里每星期写两篇专栏，看看宝刀是否还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