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出现一年多了，这里那里复苏的言论时有所闻，但各方君子的看法很不一致。好比美国最近公布上季的国民收入，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七，二○○三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是代表着经济复苏吗？不一定。几个月前A. Binder教授指出，依照美国的统计算法，只要经济止跌，国民收入一定跳升。另一方面，美国的朋友还是一致认为，那里的市面继续一片萧条，找工难望，看不到有复苏的迹象。

统计数字不容易作得准。八十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遇难，其后复苏之声时有所闻。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谁会说日本真的复苏过。一位常访日本的朋友最近再访，回来后对我说，二十多年来日本的楼价没有上升过。这可见统计数字的波动与大势的转变是两回事。

是的，金融事发到今天，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复苏没有争议：中国。神州大地的国民收入增长保八可以不论，楼价急速地回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甚或过之，而汽车的销售量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六，去年销量远超于历来冠军但遇上不幸的美国。汽车的平均质量应该不及美国那么好，但加税后，同样汽车之价中国比美国高出不止一倍。我最喜欢采用的数据是厂房的租金，这些日子收复了一半以上的失地。民工荒又再出现了。

中国的经济奇迹早就把老外吓破了胆，金融危机后，表现一枝独秀更使他们啧啧称奇。不幸的是他们指鹿为马，或误中副车，频频指着北京的四万亿花得够快是中国复苏得快的主要原因。他们是说，北京的四万亿行动证明着凯恩斯学派历来主张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给中国证实了是对的。没有疑问，金融风暴以还凯恩斯学派再抬头，而支持的证据主要是中国。

神州误导地球也是没有疑问的。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金融危机起于毒资产的出现，而中国的毒资产不多：没有一家中资银行受到毒资产的威胁而近于倒闭。换言之，从金融那方面看，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虽然不小，但没有西方那么严重。

二、中国的经济大为不妥出现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主要的负面影响有二。甲、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乙、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早就大声疾呼。暗渡陈仓，这两方面北京能及时处理，虽然我认为这些处理还不足够。换言之，正在急速下跌的经济本来就与金融危机无关，而处理得及时经济回升是理所当然的。

三、北京的四万亿政策不是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派钱或乱花一通，而主要是早有策划的基建项目。例如高铁的全国性发展及上海虹桥的交通枢纽，类同的工程人类历史没有见过那么庞大的，不可能是临急抱佛脚的发明。早有预谋，遇到地球金融危机立刻加速，浪费的成分不多。北京的「独裁」本领，是加速加得快，快得有点离奇。

先进之邦不会有像中国那种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而就是可以立刻想得出来，应该建造，但要立刻建造谈何容易？先进难进，要通过的手续不知多少重，环保有几关，工会有几关，集资有几关，居民有几关，都要过，而就是全部过了，动工后压力团体可以把项目杀下马来。这里我不是说中国的制度比先进之邦的好，而是中国要快可以快。当然，快可以闯祸，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没有人提出过的：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花钱当然也要快，但在先进之邦的政制下，政府可以快花钱的项目只限于没有足够的反对声浪的范畴。年多前美国决定拜凯氏为师，花钱救市，通过第一关的竟然包括安全套产出的补贴。

早有细心策划的花钱可能错，不需要征求民意的花钱可能错，要迎合利益团体的花钱也可能错——哪一类出错的机会最高读者猜猜吧。还有一点是，北京的本领不仅是要花就花，而且是要不花就不花。不能肯定是好制度，但从年多来我观察到的农业补贴的几次剎掣衡量，北京不蠢。

四、北京决定推出四万亿之际，因为新劳动法及其他原因，回乡归故里的工厂员工数以百万计。四万亿的推出有协助就业之效。今天工业的民工荒再现，证明着反对凯氏的财政政策的西方学者没有分析错：这政策有挤迫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换言之，如果没有新劳动法惹来的祸，中国的四万亿推出会有更为明显的挤迫效应。

五、美国联储局大事放宽货币供应的约束，把银行向联储借钱的利率减至历史新低，但银行不愿意放宽贷款，购买房子及商业用途利率高企于五厘以上。这使银行赚大钱。某些机构及某些人士借钱买股票远为容易，导致那里的股市回升。中国呢？政府要挽救楼市，说借银行就借。楼价于是急速回升。最近北京又要再打楼市。地区政府呢？不到两年前中过计，如惊弓之鸟，有抗衡的味道。楼价该为何上苍也可能不知道，但中国的银行借贷的决策显然与西方的有别。

六、不到一年前，一些北京君子见外资撤离神州，问我意见。我说外资会回头。果然，这些日子外资进入神州者众。在金融危机阴影未除的情况下，中国是个避离所，而老外的光顾对中国的经济有助。

财政政策——不是指处理财政，而是指花钱刺激经济的那种——无疑起自凯恩斯，其无数弊端经济学者早就说得一清二楚。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主要起自佛利民。西方的经验说，在无锚货币（fiat money）的制度下，货币政策不能不用。我拜服佛老，但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无锚货币下，或小或大的错，货币政策不断地出现。这些经验，加上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验给我的启发，使我想到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持久地稳定着物价，完善地发挥着货币的功能，货币政策可以不用当然不要用了（详尽的分析见拙作《货币战略论》）。

不用财政政策也不用货币政策，要用什么政策来处理或调控经济呢？用改善制度运作的政策。我认为，也坚信，中国的前途要集中在这后者。

人类历史有两大文化。其一是欧洲（这包括美国），其二是中国。回顾这两大文化的发展，所有繁华昌盛逾百年的时代都没有今天吵得热闹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持久的昌盛永远是基于制度上有可观的发展。可惜在人口急升的情况下，用作货币本位的金或银之量不足，出现困境。然而，没有本位的困境从来没有解决过。我们要想出另一种可以持久地稳定物价或币值之锚，作为间接的货币本位。

我不仅认为财政及货币政策可以不用不要用，而且认为这些政策扰乱了制度的运作。历史的经验说，最低工资、工会势力、压力团体、福利经济，等等，都是在有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干预下出现的。我们要帮助那些因为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历史的经验说，除了在制度上给予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所有扶贫政策都害了穷人，因为一律是为压力团体的利益而逼出来的。

关于《货币战略论》这本书，国内的简体版与香港的繁体版完全一样，即是说文章篇数与内容一样。有差别的地方，只限于繁转简的一些规格，例如某些标点有别，译名有别，只此而已。有些读者怀疑，在国内出版多了顾忌，某些话不能说。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受到这些约束。不是完全没有约束，只是到今天我还没有感受到。看来在言论上，中国是比以前开放了。

《货币战略论》与《新卖桔者言》这两本书花了我很大的心力，千多篇文章选择其中两部分，翻来覆去地考虑，哪篇要保留，哪篇要淘汰是很麻烦的事，有时无可避免某些文章要重复地出现。我很难指出在《货币》一书中哪些是逼着割爱的。朋友首先选出提及货币的文章，约200篇。我第一次选择的结果是采用大约96篇，跟着这里加那里减，有些老早放弃了的又决定收回来，最后自己认为不应该再切的是85篇。《新卖桔者言》比较容易一点，但也是来来去去地举旗不定。好比我在《序言》中提到文章分十组，其实到最后是分十二组，但忘记把“十”改为“十二”。有机会再版时会修正。

我认为《货币》与《新卖桔》这两本书会在市场存在很久，因为基本上是没有时间性的。我的经验说，可以久卖的书主要靠学生顾客，因为年年都有新的学生长大到适宜读我的作品。

几个月前开始整理自己的平生论著，作品多，其中《经济解释》的三卷本要大动，整个工程恐怕不止两年了。要下足心机，年纪那么大不会有机会再整理。「沙场秋点兵」只能大点这一次吧。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做。古往今来文人雅士总要发一下这样的神经。昔日在学问上有点看头的朋友都这样做。金钱回报不足道，但要为自己作点交代。

困难是我的作品比昔日的师友多，多很多，而范围之广早就受到批评，一想就头痛。要整理。文字上，经济学之外还有散文、论教育、论学术、论艺术，也有中、英二语的不同处理。摄影作品用自己四十五年前想出来的、正在被数码科技淘汰的独特方法，记录下来需要一本四百页的大书。书法呢？一天自己认为到位，过一天认为不到，来来去去记不起多少次了。收藏玩了数十年，跟专家不同的观点太多，不敢写出来。

整理作品大点兵，由香港花千树与北京中信两家出版社协助，不到五个月在神州出版了五本书，其中《货币战略论》与《新卖桔者言》自己最费心力，因为是全新的整理。这两本结集自己花时间最多，感觉上最称意。然而，《货币》面市后几天，一位网上客指出第一百六十六页的脚注印少了一行！闯祸，虽然该脚注无关重要，而正文是完整无缺的。

花千树的叶海旋是第一个叫出声来。怎么可能呢？中信、花千树与我本人层层跟进，脚注漏了一行不可思议。回头遍查稿件，原来在排版及几方校对之后，传给中信时电脑失灵，自作聪明地删了其中一页的最低一行。最后要过的关是在印刷前有蓝纸稿件审核。到了蓝纸这阶段，校对是不需要的了，只是大略地审核整体有没有不可以接受的错。我不清楚中信与花千树怎样处理《货币》的蓝纸，自己这边是请了一位眼睛看得快的助手再查察两点：一、页数是否顺序而无缺；二、页与页之间的文字是否连贯。为恐该助手不知脚注的规格，我叫她不用管脚注，由我自己审阅。我记得只有一篇文章有几个脚注，看了，没有错。想不到另一篇文章还有一个脚注。可幸该脚注只是提及另一篇文章的出处，没有影响内容。

《货币战略论》是我的中文经济论著中的第四本重要的书，与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排排坐。论货币，牵涉到的现象及话题长达二十五年，分析的都是实例，文字不论，好坏不谈，地球上没有另一本关于货币的书牵涉到那么广泛的变化。这本书不容易读。我认为没有学过经济的可以读得懂，一些同学可能要读几次。

这就带来另一个话题。上述的有错体的《货币》是中信出的简体版，是平装（多加一个书套，称「假精装」），五百多页，零售人民币三十八。该书的封面设计是中信替我出了的五本书中最好的。这里我要领功一下：用华盛顿与孙中山的两个银币是我的建议。卖花当然赞花香：中信出版的《货币战略论》可以参加封面设计比赛。然而，几天后我见到花千树出版的繁体精装版，售价港币一百二十，认为后者胜，认为价高那么多也值得。

论封面设计，花千树用的是我的一张农民赶鹅的摄影作品，比不上中信的设计。拿开封面套，当然是精装胜了。花千树的《货币》精装版面较大，局限宽了，字体与排版较为顺眼，但最重要的是该书可以摊开平放在书桌上，不用以手按着来读！曾经有读者投诉书太厚不好翻，这应该是指书太重拿着翻阅不妥。睡在床上看书当然以轻便为上，没有书桌坐着看也要用手。但坐在书桌前看，把书摊开平放，用不着以手协助，读起来畅顺舒适，思想也就增加了灵活性。要知道，读《货币》这种学术性的书不是读小说，要「攻」而读之，不需要用手有很大优势。

四十多年前自己「攻」读时，今天回顾是个古人，读的是古书。这些古书通常可以摊开平放。这次发现了失存已久的「秘密」，立刻找多本书来研究一下，发觉摊开平放不容易。有四点要做到。其一是书的硬皮要够重，其二是书背是要半圆形的，其三是纸质要够软，其四是书的厚度要适宜。首两点只有精装才能办到。

数十年来，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引以为傲，但有代价。书籍的质量今不如昔，而就是跟西方有别的中国传统，昔日的线装书今天衡量绝对是精品。在电脑、电脑的今天，书还没有遭淘汰。看来是永远不会遭淘汰的。但我敢打赌，今天在神州，十个同学中，没有两个可以在自己的书架上找到一本可以摊开平放的书！

学子收藏书籍是好行为，我们要鼓励。但如果不够精美，摊不开来，收藏的价值怎会不大幅下降呢？十多年前我的儿子读大学，坚持要买精装书，要在书桌上摊开来读。他不在书上作任何记号，读后书像全新的，不卖出去（美国的书局通常收购读过的书）。我没有理由反对，他要买书钱我照付可也。今天，我希望珍藏好书的风气会在神州出现，鼓励着出版商往精益求精的方向走。单是读书不容易有这样的鼓励。收藏的风气重要，而这风气如果成为时尚，内容或文字较劣的书会遭淘汰。

写到这里，突然间我明白一件事。这些日子我偶尔被邀请讲话，要求在书上签名的听众不少。好些求者把新书在我面前打开后，用手掌上上下下地大力压几下，压到书有折痕。这是毁书，是我的作品，怎会不心痛呢？

中信的朋友给足老人家面子，他们出版我的书，虽然远不到可以摊开平放之境，但一律有穿线。如果不用穿线，用胶水，胶得牢固会有奇迹出现。放在书桌上读，用手按着但不压出折痕，一下子放手整本书会在书桌上跳起来！

要干预一下北京朋友的蠢政策吧。书籍的印制，论价廉精美，中国目前是地球之冠，绝对是。但这种精美的制作到今天还是来料加工，只准出口，不准内销。我叫叶海旋考一下中信，要求他们把《货币战略论》再出精装版，看看能否斗得过花千树的在佛山来料加工的精装版本。斗不过是不为也，不准为也，非不能也。你说蠢不蠢？

这些年忙于写文章、看风暴、练书法、弄孙儿，我对中国青年出外求学的事不问久矣。不久前的圣诞期间有机会跟一些亲戚朋友谈及他们的子女出外求学，主要是到美国去的。这些算是比我晚两辈的学子一般读书了得，不愁没有好大学收容。然而，当我知道每个留美学子每年需要的经费——学费加食宿——比二十八年前我离开美国时高出三倍多，很佩服他们的父母那么有钱。父母多是打工的，哪里找这么多钱了？不是那么多钱：他们不少要卖房子。

今天，一个到美国求学的学子，每年经费在美元五万以上，六万比较安全。这是税后，有两个孩子出国留学，父母的年薪加起来要在美元二十五万以上。有这样家境的不多，卖房子不难理解。我拿出纸张盘算一下，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中国大手推出可与西方学府一较高下的大学，提供适当的薪酬在国际上招兵买马，可跟美国二等大学相提并论的中国大学的学子经费大约每年美元一万多一点，可跟美国一等大学相提并论的不到二万。这是说，同样水平，在中国本土教育大学生的成本只是出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一方面可以培养出多好几倍的人材，另一方面可以教出有自己文化面目的学者。

我的想法有如下数点。一、大学要私营也要是不牟利的那一种。这是西方最佳学府的结构，运作的细节如何这里不论。二、土地由政府免费提供，或把现有的大学大事改制。三、建筑及设备的费用可由政府低息贷款，或由对资助教育有兴趣的富有人家捐助（这方面，西方的经验很成功，但要私营才有这种资金的吸引力）。四、教授的学问一律要有世界级的水平，要中、外不分的处理，学问水平相若的要有相若的薪酬——这是说目前国内的教授薪酬要大幅提升了。五、不同学系的教授薪酬的差距可以很大——这是美国的做法——同样是正教授，学系不同薪酬可差三几倍。六、不需要在国际上招兵买马的职员及助理教员等，其薪酬则按本地市场的供求决定。七、本科的普及科目，教授要选学问高人，但讲厅要大，坐逾千学生不为过也。在美国及港大时我喜欢教一班数百学生的。佛利民当年说得对：一班超过四十个学生，其教法与学法跟逾一千个没有分别。遇上学生多，处理的方法是在大教授集体讲授之后，分小组让低薪的研究生作助理教员，每星期补课一次。研究生因为可以学教，仅足糊口的低薪通常是排队求职的。

这就带来在国际学术上招兵买马的最重要一点：论成本，目前中国面对的是大好形势。有三个原因。原因一，好些年前美国的大学取消了教授退休年龄的规限。这是说，凡是获得终生雇用合约的教授，有权选择到死才退休。这使一些后起之秀要不是求教职无门，就是找到了助教之职，六年后被解雇的机会甚高。四年前我的一位学生在美国某名校拿得经济学博士，排名第一，见形势不对头，决定不找大学教职。原因二，金融危机出现后，本来打算退休的美国教授，因为退休金暴跌了而决定不退。加上目前不少大学正在削减开支，政府提供的研究金也大幅削减，学术这个行业在美国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求职困难。据说欧洲的形势也如是。原因三，在美国从事医学及生物研究的儿子与外甥告诉我，从中国到那里求学的本来成就平平，比不上老外的，但这几年大有转机，算得上是顶级的博士生来自中国的比率迎头赶上，大有超越西方学子之势。这是说，如果北京今天真的要推行世界级的学术，在国际上招兵买马，招回来的炎黄子孙不仅大有看头，而且比以前容易及成本较低。

上述三点加起来是说，如果今天北京要大事发威，推行学术发展，聘用世界级人材，在成本上不仅形势大好，记忆所及，这形势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就带来本文要说的主题。发展学术要搞出自己的文化面目才有机会达大成。不是说中国要有自己与西方不同的学术：地球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科学或哲学中国免不了要求教于西方。西方可以教我们很多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在引进西方的学问的同时，我们要把这些学问搞出有中国文化的面目。这才可以让有兴趣及天赋的炎黄子孙有点归属感，有机会发展出自己的足以在地球上炫耀一下的学派，才可以中西合璧地把世界级的学问在神州发展起来。

百多年来，从中国跑到西方去求学的高人是有的，但除了寥寥可数的几个，西方的君子们不认为是气候。我在美国求学与工作二十五年，不觉得种族歧视在大学之内明显，但文化上的歧视却严重。例如亲近的同事对我的思想尊重，但不相熟的不容易把我看作他们其中一个。这是文化不同的困难：同样水平的文章，炎黄子孙发表的在西方被提及或引用的次数较少；我的《佃农理论》最重要的第八章，引用台湾的农业资料，西方的朋友基本上一律不读！你要把苏东坡写进经济论文来点缀一下吗？评审员或老编不会接受。你说句中国笑话他们不笑。你的中文写得流水行云，他们认为不是学术。到今天，从经济学看，中国人自己也认为以中文下笔不算是学术了。这是悲剧。

文化的不同是很大的障碍。据说昔日钱学森回国是因为有一肚气。在芝大时认识一位有大成的经济数学家，是日本人，对我直言文化有别，决定回到日本去。这样的例子，轻重有别，类同的无数。当年我不计较这些，可能因为我喜欢独自思考，而更重要是几位师友对我实在好。后者是际遇，我终生感激。

我是反对中归中、西归西的。我认为中西合并是今天学问发展的正轨。好些年前，我认为因为中文不能迅速地打字，推广国际是没有机会的。今天呢？中国的青年打中文字比西方的青年打英文字还要快，过了一个难关。我自己用中文写了那么多，知道这种被西方漠视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语文是好文字，打进国际看来是早晚的事了。曾经说过，地球一体化，中国的孩子因为中西兼通而占了先机。

今天我可以肯定，只要中国的发展能继续下去，学术的发展一定要中西合并才可以有大作为。从炎黄子孙的角度看，这「作为」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面目才可以在国际上受到应有的尊重。这面目不可以靠出外留学然后带回来。把西方的学术发展出有中国文化的面目，是要在中国本土才能搞起来的。

不容易。朋友说我的经济学有中国文化的面目。我分析中国的实例或现象，以中文动笔写了三十年！在中国本土培养学术人材，自己的文化面目要没有也艰难。今天回顾，昔日我以英文发表的《佃农理论》、《蜜蜂神话》、《座位票价》等，很有点西湾河太宁街的味道，有太宁街的文化面目，但有谁懂得呢？

面目是风格，是个性，是一种独特的品味。昔日吴琚写米芾的书法，可以乱真，也写得实在好。后人大赞之余，其中一位泼冷水，说：惜无面目！

前文《思想要有憩息的空间》提到：集中力可以练回来。几位同学跟着求教怎样训练集中力。本来不打算回应，后来一位说他上课时魂游四海，老师说的听不入耳，成绩不好。我于是认为要说说怎样训练集中力。自己当年上课也是魂游四海，成绩也是差得离奇。

先给那位同学一点安慰吧。当年上课我魂游四海，可不是因为集中力不够，而是倒转过来：集中力太强！老师说的沉闷，或题材毫无新意，我的思想就集中于钓鱼、放风筝等玩意上，想着怎样改进这些玩意的技能。不能说我当年没有集中力，只是集中于学校之外的「学问」罢了。这种「集中」当然每试必败，被逐出校门罪有应得，对前途的发展可以很麻烦。但除了这些不幸，因为集中力强而魂游四海不一定是坏事。当年我在钓鱼、放风筝及不少其他孩子们的玩意上所向无敌，知道自己之能，到了近二十四岁把集中力转到学问那方面去，其效果与孩子时玩的差不多。

这就带来先要说的两件事。其一是如果你对某些事项没有兴趣，集中力是无从培养的。问题是有天赋可以误导。兴趣往往要认真地尝试一段时日才能肯定自己有没有。好比下象棋与打桥牌，我有点天赋，但没有兴趣。有点天赋但培养不起兴趣的事项，这里那里足以应酬一下就适可而止吧。

第二件事：除非生计上有所需要，自己知道没有天赋的不要强求。当年在乒乓球与桌球这两项玩意上，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天赋不足。天赋不足不难知道。条件是要客观地衡量自己。一九五二年我教阿团打乒乓球，教了两天我知道他的天赋比我高出太多。三年后我对阿团说他是世界冠军的材料。

学问是另一回事——完全是另一回事。也有两点。其一是学问千变万化，不同的各方面数之不尽，同学要尝试，不可能找不到自己有兴趣的。其二是要在学问上作出贡献，甚至作出重要的贡献，超凡的天赋是不需要的。以经济学为例，如果搞纯理论，天赋不足或不自量力地搞，以悲剧收场是惯例。然而，在学问上搞理论不是那么重要。另一方面，有实用性的理论不多，学之不难。一代大师如高斯，经济理论他知得少，只是对成本概念的掌握到家。高斯的主要本钱是集中力强，可以持久地在一个话题上拼搏。集中力与拼搏之能也算是天赋吧，虽然不是举世哗然的森穆逊那一种。高斯的持久集中与拼搏之能让他碰中大奖：调查音波频率他碰中了高斯定律！我认为一百年后的经济思想史，高斯的名字会盖过森穆逊。不断地尝试是一脚踏中的玄机，但要有持久的集中力，也要知道踏中的是否重要。后者是品味的取舍，是另一种天赋。没有兴趣不宜搞学问，品味尘下也不宜。

缺乏兴趣是无从培养集中力的。同学们求学的兴趣不足，尝试不够是一个原因。更关键的原因是老师学问不足，或教得沉闷。在中、小学，老师的选择不多，学子要不是听天由命，就要靠自己选择有趣的读物，或多交有启发性的朋友。进了大学，选择老师的弹性加宽了。在大学选老师，不要选讲得好听的。要选有学问深度的老师。当然，有深度而又讲得好是两全其美，很有点苛求。我当年只管学问有深度的老师。

当年在大学，走遍校园查询教授高士，同学之间的传言通常可靠。当然要找有头有脑的同学才问意见。千万不要管哪位教授打分是宽还是紧。入课室要早到，选坐前排，听课时要跟着教授的思路，要跟得很紧。如果因为要抄笔记而略为跟不上，不抄为妙。当年我不作笔记，只是带着一些纸张，胡乱地写些什么，好叫教授以为我记下他说的。其实我集中于听他说，集中于跟他想，抄笔记会扰乱这集中力。紧跟教授的思路是上课时训练集中力的重要法门。曾经提及，我重复又重复地旁听艾智仁的课，过了两年他说一句我往往猜中他下一句会说什么。不作笔记，集中地听，课后集中地想，想不通的找他集中地问。如此这般地练了三年，你道我学的是些什么？是需求定律。离开大学后我不断地把这定律应用到真实世界的现象去，六十五岁才动笔写《科学说需求》。

没有兴趣不能集中，脑子疲倦也不宜。记着，思想是脑子的运动，而疲倦是不宜思想的。集中不要勉强。漫无目的，近于什么也不想的那种魂游，对集中可有大助。让脑子憩息对思想重要，对集中也重要。

这就带来自己的经验之谈。顶级的集中力不可以招之使来，而是要等impulse的出现，即是要等有点激情的欲望，有点难以自制地要去想。这种「激情」不可以招之使来，但如果思想的憩息处理得好，不愁不会出现。习惯了，不招之也会来。更奇怪的是，好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半睡半醒中我会无端端地想到答案。可能因为集中地想而不达之后，脑子可没有忘记，在梦中给我提供答案。这是思想集中带来的意外收获。

同学们要考一下自己的集中力吗？晚上坐在书桌前读书温习，把手表放在书桌上。如果你能练到过了三十分钟才知道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有小成。动不动过了两个小时才知道，你的集中力没有问题。

一九六六年，我写好了《佃农理论》的第一长章，打字近四十页。老师艾智仁在该文稿写下评语，密密麻麻，没有放过一句。回家晚饭后我坐在书桌前细读艾师的评语，逐点消化，细想每点怎样处理，达到自己满意之境时，发觉十七个小时过去了。这是我不知时间过去的集中最长的一次。那时三十岁，体力胜于今天。今天是疲倦终止我的集中力，最长约三个小时。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

不知道时间过去是衡量集中力最可靠的准则吧。

最近为了一件琐事衡量了好一阵，也跟叶海旋研究过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整理自己的文章，细心地挑选性质类同而又比较可读的，分书结集出版。问题是一些结集太厚，有读者投诉说不好翻。每本减少文章篇数是个办法，但不少读者反对多减。字体改小了还是太厚。海旋和我于是想到，每篇文章之间好些时有一页空白，应否把这些白页取消呢？取消白页大约可减百分之十二的厚度，怎么办？考虑了良久，我们决定让白页保留。

读者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一本文字横排的书，从右翻开，顺眼看是右望，文章于是应从单数页起笔。该文的最后一页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双数。如果一篇文章以单数页收笔，再起新篇又用单数页，那么文章之间的双数那页会是空白的。原则上我们可以取消那页，让跟着的新篇以双数页起笔，整本书的厚度就会减少。然而，可以独立的新篇如果从双数页起笔，翻开时读者要向左看，是回头看，不会像翻开时向右看那么自然。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一篇文章以单数页收笔，翻下去的双数页是白页，可以让读者憩息一下，等一等，或停一阵，才向跟着的单数页新篇读下去。我曾经有些书是不留白页的，但今天搞的是比较认真，也比较隆重了。

写文章或读文章总要在这里那里停一下，虽然有小停与大停之分。一句之内，写手与读者要懂得怎样把这句读断。这是小停。用豆号是较大的小停，分号是再多停一点。一句的大停用句号，跟着是分段，分节，然后分章或分篇、分组、分书。如果没有这些或小或大的停顿安排，文章不易读，思想不流畅。

上文提到的白页，可留可不留，而容许这些白页存在，可以看为在分章或分篇之间加重了憩息的时刻。读者可能要不停地读下去，但留出空白是作者希望甚至强迫读者停一下。作出留白的决定，因为我的每篇文章往往是另一个题材，读者要停一下，然后从容地从书的右边顺眼再读。后者是说文字横排的书，直排的是反过来了。

这就带来本文要说的话题：思想也要这里那里停一下，要有憩息的空间。思想是脑子的运动。然而，这里有一个有理说不清的困难。以体育运动为例，如果我们问一个体育教练，或任何一个有小成的运动员，关于怎样训练，怎样休息、保养等事宜，他们会提供答案，而这些答案会是很一致的。但当我们转到脑子的思想运动那方面，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容易，而不同的专家提供的答案很不相同。

我是搞思想的，搞了半个世纪，但可不是怎样训练思想的专家。我只能凭自己的经验说说憩息脑子的功效。

首先要说的，是自己的儿子当年进入大学后，显得很紧张。我教他考试的前一晚不要读书这个法门。当然，如果一个考生毫无准备，试前那个晚上是要温习的了。但如果已经有强可应付的准备，考试的前一晚完全不温习可有奇效。这是当年我和几位成绩好的同学达到的共识。备试的工作做过了，试前不读，应考时会记得比较多，而思想的表达也比较灵活。可以这样看吧：读过的数据或内容，彷佛忘记了，坐下来面对试卷时，忘记了的会在脑子重现，而试前一晚不温习这记忆的重现会明显地上升。

当然，从学问进取的角度衡量，考试属小儿科，成绩好不好不重要。学问之道是先理解而后创作。二者皆不易，往往极难。决定的因素有好几方面，一篇文章是无从处理的。这里只谈让脑子憩息的重要性。单论憩息，我们要先管集中力够不够。思想缺乏集中力是不能搞学问的。一般而言，一个人的集中力愈强，脑子需要憩息的次数及时间愈多。

集中力是可以练回来的。我是个集中力很强的人，强得昔日的同事与今天的亲友投诉我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原则上，一个问题猛攻不下，是要立刻憩息脑子的。不容易，所以有时我狂写书法数十张宣纸，或造园林，或研究收藏，总之要找些足以令自己分心的玩意。这些「不务正业」的行为往往惹来非议，无聊之辈显然不明白集中思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为了避免集中力练到招之使来但驱之不去的困境，中年时我采用多个题材然后转来转去的方法，一时想想这个，一时想想那个。六十之后，我转用频频憩息脑子的法门。这是说，考虑任何问题，每次感到有点沙石，不畅顺，我会搁置，过一两天再想收获的或然率会上升。人老了，当年驱之不去的集中力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让脑子频频憩息的一个要点，是多在一个问题的四周徘徊，一时想想这方面，一时想想那方面，不到十拿九稳之境不会在一个答案上发挥。最明显的例子是两年多前我写好了初稿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我是一九九七年发现了中国地区竞争的独特性，知道是难得一遇的重要题材。要是当时我急进，找到圆满答案的机会近于零。当时我在承包合约的演进想了一段日子，在合约结构取代产权这重要问题想了一段日子，层层地区结构想了一段日子，跟着是租与税之别，分帐的方程式，划一的分成率及马歇尔的脚注等，到最后我体会到私有产权与市场的运作，在不同合约结构的安排下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从一九九七到二○○七是十个年头，其中或长或短的憩息无数次。破案难度高，主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我差不多要到全部解通了才发现这个「秘密」。十年能解通算快，不频频用多而久的憩息可能永远解不通。

曾经解释过，为写该文的初稿我三个星期没有睡，足不出户，每天安排多次小憩息。跟着是高斯多次催促最后的大修，我老是等，等了九个月才动工。今天不少同学等待着我那三卷本的《经济解释》的大修。此「修」也，如果能在今年动工，是等了八年。香港的萧满章，上海的陈克艰，还有其他的，都准备协助，而八年间我自己当然是想一阵，憩息一阵，如临大敌也。

学问的追求无疑是苦事。脑子的运动非儿戏，受了伤称为精神病！金钱的回报不足道，但有满足感，久不久可以仰天大笑。学者之间有竞争，但不是所有学者。我是不参与思想竞争的。没有这种需要。有趣而又困难的题材那么多，取之无禁，想之不尽，是苏子说的清风明月，自己独享的天地是不难找到的。

森穆逊（Paul A. Samuelson，国内称萨缪尔森）谢世了，享年九十四。三年前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国内称弗里德曼）谢世，也享年九十四。米尔顿我很熟，保罗只是认识，不熟。两个多月前在广州与森大师的最佳弟子蒙代尔把酒话旧，提到保罗，蒙兄说正在考虑怎样处理保罗本人不大喜欢举行的九十五岁生日的大庆。天公不作美。

不打紧吧。论到经济模型的创造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森穆逊。桃李满门，他起码有五个学生拿得诺贝尔奖，可能还有几个，芝加哥的奈特比不上他。佛利民与森穆逊的争论是二十世纪经济学的热闹话题。大家在生时佛老的声望占了先机，但最近森老谢世，排山倒海而来的追悼文字却比三年前佛老谢世时的轰动强一点了。我对二师的相对形势在他们身后倒转过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麻省理工的经济学人马来得一致、均匀，且历久不衰。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出现后凯恩斯学派再抬头，而森氏是这学派的中坚人物。话虽如此，我认为佛、森二师孰高孰低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舆论上谁胜谁负要看世界怎样发展来决定了。

无数评价森氏的文章，颂赞无疑是大多数。有两篇唱反调，很难拆解。这两位作者指出森氏平生对宏观经济（森氏的专长）的推测，错的多，对的少，其中一位直指森氏没有对过一次︰his predictions have invariably been wrong（他的推测毫无例外地错）。他们引经据典，下足注脚，真的水洗不清。尤其是，森氏历来看好昔日的苏联与东欧的发展，说一九九○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会追及美国。就是到了苏联解体前两年的一九八九，森氏还认为那里的经济前途无量。早几年的一九八五，苏联的经济溃不成军，但森氏写道：「不要被他们的不足之处误导。任何经济都有它的矛盾。重要的是效果。毫无疑问，苏联的计划制度历来是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这样的话，类似的说过几次，白纸黑字地发表了，怎还可算是经济大师呢？经济学的重点是解释现象，而解释与推测是同一回事——虽然有事后与事前之分。究竟发生了些什幺事？

不少读者及朋友要求我表达对森氏的评价。我认为天才是没有疑问的，说是经济大师也当然。但我认为森氏不是搞经济解释的。他本人认为是，我认为不是。在一门复杂的学问的一条路上他走得很远，远过历史上的任何人。为此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我的仰慕。然而，经济学有好几条路可以走，走其一而又要占有其二、其三会惹来麻烦。四十一年前，在芝大，夏理．庄逊（H. Johnson）催促我多学数，认为走森穆逊的路我也会走得很远。细心考虑后我选走另一条路。我认为经济学需要有森氏那样的学者，可惜他对后学的影响一般不是那么好。搞纯理论能搞出大成的历来不及一掌之数，不自量力的多若天上星。能在名学报多发表文章不等于在思想史上会有半点立足之地。搞纯理论不容易搞出可以传世的贡献来。

跟无数学子一样，作本科生时我也读森氏的《经济学》。这本最畅销的教科书出了十九个不同的版本。我认为最好是第四版，今天还珍藏着两本。这本书创立了教科书的典范，仿而效之的作品扩散到所有科目去。初级课本，概念的处理不深入，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没有写出来的局限假设与真实世界大有分离，误导了学子。但学子容易学，老师容易教，于是畅销。

作研究生时我喜欢读森氏的专业文章。他推理清晰，逻辑前后一贯，永远不拖泥带水，在当时的读物中是表表者。虽然我不同意他或明或暗的局限假设，但有新意而又逻辑井然的理论读物不容易遇上。后来在西雅图华大跟巴赛尔谈及森穆逊，大家同意读森氏的文章不用担心逻辑出错，或假设转軚，或前言不对后语。换言之，读森氏的文章，只要知道他的假设，读者不会中计。一九四八年森氏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满是方程式，幸或不幸，是二十世纪后期数学经济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森氏的其它文章就远没有今天见到的后学的那幺多方程式了。森氏不论，满是方程式的经济文章的普及发展，有几个原因，我认为决定性最大的是这些写手写不出好英文！好些人不知道，非经济的散文，森穆逊写得非常好。高傲，锋利，幽默，但写起散文森氏有情感。

毋庸讳言，我认为《基础》一书引起数学方程式在行内普及是不良效应。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位优质学生被史德拉（G. J. Stigler）赏识，要请他到芝大去，说要监管他学数。该学生问：「数学对经济真的那么重要吗？」史氏回应：「只有傻子才会这样问。经济学行内不用数而还能站得住脚的只有艾智仁、高斯、张五常这三个人，你把自己放在哪里？」该学生对我说了，心中有气，我说：「史德拉的数学水平是不需要怎样学的。」

最近读到关于森氏的评论，其中提及卢卡斯（R. Lucas）大赞森氏的《基础》对他的影响，跟着说没有方程式的经济文章得个讲字，废物也。卢兄是过于高傲了。不知他会把史密斯放在哪里呢？十九世纪的理论第一把手马歇尔与二十世纪的第一把手费沙，皆数学出身，但他们的经济论著很少用数——基本上不用。

一九六九年，后来获诺奖的V. Smith对我说，没有方程式他不懂得怎样想。这是他的法门，但我认为以方程式思考是多了一个框框，不宜用于道理不深但变化复杂的经济学。当年在西雅图华大，诺斯、麦基、巴赛尔等同事认为我的思想变化自如，无须学数，是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选。当时我可以自己发明数学。想通了问题，要加进方程式来粉饰一下，自己可以发明，再不然找些数学书参考。可惜自己发明的方程式虽然对，但不雅观，被一位数学同事指责了，于是再也懒得发明。后来巴赛尔在文章中提及，当年他教我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只教了两个小时，说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这些是说，除非选走阿罗、森穆逊等人的路，数学用于经济不是那幺重要。但要走阿罗及森穆逊的路，谈何容易？天赋需要上苍赐予，不是数学懂得多就会有作为的。然而，阿罗应该知道，他用数推出来的我不用数也可以推出来。不知有谁敢赌身家，让老人家表演一下（一笑）。实不相瞒，经济推理斗快，斗准，用数的斗不过我。

人各有法，如果要用数我是先想通了，有了答案，才考虑要不要用。我的经验说，想通了再用数证是多此一举。杨小凯曾经把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翻为方程式发表，后来知道史提芬?张就是张五常，吓了一跳。究竟是谁先拔头筹了？是我的文字公司还是小凯的数学公司有机会传世呢？

小凯曾经指出，一位森穆逊教出来的名家把我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选择》翻为方程式表达，说如果我懂得用数会获诺奖。小凯可不知道，那篇数学译作是经我评审而发表的。评审时我察觉到该文的数学在概念上有一个严重失误，无可救药，但错得有趣，就对学报的老编说了，建议发表。后来陈坤耀推荐一位韩国仔到港大经济系讲话，讲的又是佃农分成合约的选择，上述的名家的错失频频出现。我指出，说他的整篇文章完蛋了，举座哗然，韩国仔讲了十分钟就鸣金收兵，很尴尬。可见数学用错是连普通常识也没有的。

这就带来本文的中心话题：一个卖桔者怎样看森大师的经济学贡献呢？先从科学方法衡量吧。森氏曾经与佛利民大吵科学方法，而高斯又跟佛老吵过。我的科学方法师从R. Carnap 与K. Brunner，也加进自己的，认为上述三师的争议原则上没有冲突，只是重点的处理有严重分歧。高斯和我走的路是卖桔者的坚持：解释现象要从调查真实现象入手，要知道现象的细节，虽然有时我投诉高斯花太多时间于不大重要的细节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测某现象的出现，我们要调查有关的局限转变，而细节也尽可能要顾及。换言之，高斯和我的立场，是解释或推测世事我们首先要从调查真实世界入手。

森穆逊的立场，是作为一门科学，论方法，经济与物理（后者是他早年的兴趣）没有两样，理论可以推测还没有发生的现象，略知真实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创造理论来推出其它或整体。在科学方法上我认为他的想法没有错，只是他忽略了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自然科学的却有人造的实验室。一个经济学博士从来没有进过人造的实验室，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很皮毛：读读刊物，找些机构发表的数据作统计分析，就算是对真实世界有所认识了。我认为没有作实地调查的经济实证，远为不足，是经济学对世事的解释或推测频频出错的主要原因，而为弥补不足，动不动创造新理论，是错上错。

是的，我认为森前辈在经济推断上的失误，起于他对现象的细节知得少，何况数学的思维永远要把世界简化。我不是说不应该简化世界──任何理论的本质是简化世界──而是我认为这简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实世界的细节调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森氏不知世事。他知很多，记忆力上乘，但需要落手落脚的实地调查他没有做，重要的细节他往往忽略了。

举个例。森氏高举昔日的苏联计划制度：那里的政府发表的增长数字历来可观。一九六九年，西雅图华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发觉那里宾馆内的台灯重得拿不起，推不动。原来苏联当时对台灯产量增长的统计，以重量算！又例如，森氏当年高举瑞典的福利经济，指出那里的人均收入不下于任何先进之邦。一九九○年我到瑞典时，找那里唐人餐馆的老板细问，知道他们的层层抽税加起来的总税率奇高，而政府乐善好施的社会福利，对国民收入贡献的算法是由政府主持。看看那里的物价，看看那里的食品市场，我认为那里的居民不容易吃得饱。

我们不容易在森穆逊的作品中衡量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价格等──的掌握达到哪个水平。他的畅销课本没有提供深入的讨论；他的《基础》经典满是方程式；他的学术文章着重于创造模型。我认为森氏高举的凯恩斯对经济学的掌握不到家。

曾经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这是客套话。凯氏对不可或缺的价格理论没有足够的掌握。例如他假设工资下调有顽固性。工资下调当然比工资提升困难，但最低工资法例与工会势力的左右，是不应该忽略的局限。更重要是除了政府的机构雇用员工，自由市场的工资合约很少采用老生常谈的时间工资合约：件工、分成、时间工资加分红或加佣金，等等，皆普及，而这些合约的工资下调是没有困难的。凯氏显然也不明白，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的均衡，是竞争下的后果，不是他笔下的假设。凯氏也漠视了那所谓「均衡」只是一个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说理论的假说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更难明的是：凯氏说的储蓄（saving）有储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钱放进扑满（piggy bank）的味道，使无数学子以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鲁大学的费沙与凯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储蓄及投资的理念远为优胜。这两位大师各走各的路。

可能受到他的老师森穆逊的影响，最近克鲁格曼发表的专栏，直指美国削减最低工资不会对就业有助，对经济无补于事云云。克大师显然不知道最低工资的规限是一种价格管制，不知道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有别。我的意识是麻省理工的经济系教深不教浅。

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政府大手花钱毫无效应，或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对经济不景的帮助是零。佛利民那边反对，因为认为这类政策治标不治本，浪费多，惹来的大政府后患无穷也。财政政策容易被接受，因为表面上有浅道理，也容易获得压力团体的支持。知识上的影响也厉害：前有聪明盖世的凯恩斯，后有智商顶级的森穆逊。这两位锋芒毕露，是二十世纪经济学者中足以把行家们吓破胆的人物。可惜天赋高不一定对。

金融危机以还，中国的经验也误导了地球人类。中国复苏得快，地球的人类频频指着北京的四万亿花得快。我是不同意这观点的。我也认为跟三十年代不同，大政府今天不容易卷土重来。今天，地球上要活下去的穷人太多，哪个国家推出大政府，哪个国家在竞争下会败下阵来。

回头说那天晚上在广州跟蒙代尔煮酒论英雄，谈到森穆逊，他认为保罗的模型创造技巧天下无匹，缺少了的是有广泛深远影响的思想（no sweeping idea）。这评价应该对。若如是，森氏在将来的经济思想史上不会有一章的篇幅吧。

故老相传的《千字文》是一篇文学杰作。很有点发神经，因为要用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年幼时我背诵过，比我年长的读书识字的炎黄子孙没有一个不背诵过吧。历代书法家试书《千字文》是惯例。故事说南朝的梁武帝命才子周兴嗣作《千字文》，一夕写好，鬓发皆白，当然不可信。找到的记载说：

「相传，梁武帝萧衍命周兴嗣从搨取王羲之一千字不重者编为四言韵语而成。《尚书故实》称：『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既要不用不相同的字，又要从王羲之遗书中搨出的千字组成，还要使之成韵，一夕而就，恐难尽信。许是赞扬周兴嗣过人智慧与出众的才华，才有此说。

「周兴嗣（？——521）南朝梁陈郡项（今河南沈丘）人，字思篆。」

我赌读者猜不中为什么一时间我对《千字文》有兴趣，要考查该文的来历。据说《千字文》历来有多篇，我的兴趣是周兴嗣那篇脍炙人口的名著。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个玉壶，很大的，自己认为不可能错的判断，该玉壶属汉朝文物。绝对是：开门见山是汉白玉之作，旧了色暗，雕工精美，风格无疑问是汉，也篆刻说是汉。奇怪，壶上有非常到家的篆书刻上一副对联，右刻「剑号巨阙」，左刻「珠称夜光」。这是周兴嗣的《千字文》的其中两句，但汉朝的末日要比周才子早上五百年，是搞什么鬼的？

当然，周氏大可套用五百年前的古人之句，谱入他的杰作，但我想到一件事，可能重要，就把这发现对一位也称得上是小才子的江小鱼说了，请他追查《千字文》来历的典故。过了半天，小才子传来他找到的数据，如下：

「有个流传下来说是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真伪一直有争议，八十年代中国还组织过鉴定，基本判断为后人伪造。

「钟繇是东汉三国时代的人物，汉朝灭亡十年后，他也死了。如果刻有『剑号巨阙，珠称夜光』的对象是汉朝的，应该是东汉末期造的。

「那个书法上的千字文，有这样的句子『宇宙玄黄。歳盈余昃。列宿调阳。昆岗珠剑。垂蒙瞻眺。』我认为也是后人伪的。『宇宙玄黄』就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昆岗珠剑』是合『金生丽水　玉出昆冈　剑号巨阙　珠称夜光』几句的。

「但很可能钟繇是写过千字文的。而他的千字文，就包含『剑号巨阙　珠称夜光』两句。后来的周兴嗣编写千字文，就用到了前人一部分语句，包括钟繇的。

「所以，这个对象说不定和钟繇有关系。」

说到钟繇，又是一个才子，了不起。这判断是基于唐初高傲不群的孙过庭，在他的名著《书谱》中几次提到钟繇。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又有：「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是顶级的颂赞。伯英是张伯英，即张芝；元常是钟元常，即钟繇。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见到钟繇的书法——搨本不怎么样，不可靠。但钟是汉朝末期的大家，名重一时，写得出《千字文》不难相信。

问题是，小才子提出的可能是钟繇的《千字文》，跟周兴嗣的在风格与理念上格格不入，这里变不出来，那里挤不进去。我认为周才子的大名版本起笔绝妙，但愈写愈差劲，到最后来得牵强，才子不才也。

这里我要读者品尝周氏千文的第一段：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闰余成岁　律吕调阳　云腾致雨　露结为霜　金生丽水　玉出昆冈

剑号巨阙　珠称夜光　果珍李柰　菜重芥姜　海咸河淡　鳞潜羽翔」

你道写的是什么？是写大自然的规律。从二十世纪西方的科学方法看，写的是经验的规律，empirical regularity是也。反复重读这段，你会觉得作者观察力强，品味高逸，风格一致，而不论平仄只论韵脚的文体，是近于汉而不近于右军之后的南朝，与周氏千文的后部的文风相去甚远。所以我认为周氏千文的头一段，可能大部分甚至全部是从汉人之作抄过去的。

这样说当然是猜测，是想象，但如果猜中，其含义重要。早五百年是早很远：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达文西是五百年前的人，你说远不远？这显示着炎黄子孙的科学天分老早就了不起。我说过，中国因为「学而优则仕」，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但没有说过中国人缺乏科学的天赋。胡锦涛先生推出科学发展观，从炎黄子孙的天赋看，有得搞，只是目前的教育制度不成气候罢了。今天西安兵马俑展出一把镀上铬的剑，那是比汉还要早的秦，而《千字文》的第一段，教的是科学方法的第一课。

为什么我见到的汉玉壶会篆刻着「剑号巨阙，珠称夜光」这八个字呢？巨阙是最好的剑，夜光是最好的珠，那么汉代的玉雕当然是天下无敌的了。又是当时的经验的规律！

这些日子整理自己的论著，动工只几个月就感到天旋地转了。写下的文章实在多，要整理得有规有矩不容易，加上这里用繁体那里用简体、鬼子佬人名的翻译等，是艰巨工程了。

上期写《人民币︰再与大师们商榷》，本来很满意，但有些读者提问，要澄清。跟着到广州讲话，因为不习惯对着数十张圆桌讲，不称意，虽然听众客气地放我一马。也要再澄清。分点说吧。

（一）一种货币在国际上有强势，通胀大幅复苏不容易，而就是出现为祸是远为轻微的。严谨的理论分析很复杂，还有没想好怎样动笔。这里要作补充的，是通胀可以在货币强劲的情况下出现，而此现也，如果遇到这货币在国际上转弱，可以是灾难。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人民币转弱的机会不大，但北京的朋友还是要未雨绸缪，小心一点。

一个头痛问题。这些年中国的投资者对调控很敏感，就是「微调」的言论也可以导致股市及楼市的暴跌。在神州，这类消息的泄漏历来如家常便饭，炒「内幕」者众。北京要处理好这个问题。

（二）目前央行的处理手法，是走上格林斯潘的路，动不动以利率调控经济。基本上这是劣着，劣得很。然而，除非采用以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锚，可靠的好办法不多。今天，远为富有的先进之邦也承受不起货币政策的蹂躏，何况中国没有他们的丰富经验。

（三）很难说目前的楼价是否偏高了。一般看，中国的楼市是回复到两年前政府刻意地「打死」楼市的水平，间有不及，间有过之。两年前看，与先进之邦相比，我不认为神州的楼价是偏高的。目前楼市大幅回升，主要因为三点：一、新劳动法的放宽导致厂房的租金收复了一半失地；二、央行把利率大幅下调了；三、不少外资到中国来找避难所。我的直觉是明年上海推出的世博可能搞得很大，有声有色，为期长达六个月，对楼市会有支持，但这类推断有好几方面的假设，我拿不准。

（四）新劳动合同法导致的大量工人回乡，今天很多不回头，使工业区再出现民工荒。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政府「四万亿」工程的推出所致，应验了我说过的挤走（crowding out）现象。北京的朋友要记住，挤走之外，那所谓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一般只增加暂性的收入（transitory income），对重要的固定收入（permanent income）帮助甚微。另一方面，这类政策容易促成大政府的发展，埋没市场的运作。我认为如果北京恐惧通胀重来，减慢或减低四万亿的大花钱是正着。九个月前我发表了《伯南克别无选择；温家宝大可煞掣》。

（五）上文提到先进之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也提到如果逼使人民币再大幅升值，发展中国家这下一层会再断，变为三层。有读者要求澄清。我的意思，是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升至四、五兑一左右，先进之邦是上层，中国是中层，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属下层了。这会是一个灾难性的发展：先进之邦把较为富有的或有学识的炎黄子孙拉上去，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会把中国的劳苦大众拉下去，结果的贫富两极化无可救药！今天墨西哥是这样的悲剧。

无可置疑，人民币兑美元大幅上升对某些中国人有利的——对区区在下也有利！我们要问：国家是为了谁而改革的呢？当然不是为我，也应该不是为那些穿得好、住得妥、游得起欧洲的神州君子士女们。国家的改革是为劳苦大众而改的，为什么这么快那么多人忘记了？

（六）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当一个国家的资产持有者大量地到外地投资下注，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升值对这些人有助。这些投资外地的「资本家」，在自己本土往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货币在国际上升值容易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这是日本当年的不幸经验，而今天看，韩国出外投资多，也选走自己货币升值的路。看来韩国的发展是走向一个死胡同了。

人类历史的经验，满是因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损害了劳苦大众的例子。到今天，虽然可以批评的还多，北京的朋友还是以大局为重。鼓吹、鼓吹，炒、炒、炒之风冒起，不知他们还可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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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两件事。其一是琐事。本来打算多写几篇类似《打假货》及《炒黄牛》的文章，用以加强《新卖桔者言》的阵容。但经过一星期的细心挑选，文章足够有余，用不着多写了。不是说以后不会写这类读者爱读的街头巷尾，而是不用急着写。其实我最喜欢写这类文章，表演功夫最容易也（一笑）。这样说，是要同学们知道有趣的经济话题俯拾即是，而这类题材是写学术论文的金矿所在。深入一点地调查，成功地把论点一般化的，有机会成为重要的贡献。当年我写座位票价，问为何优质座位的票价偏低，也是街头巷尾之作。据说今天盛行的「效率工资理论」的思维出自该文，可惜大师们误解了我。说真话，如果我还年轻，要在学府升职，像《打假货》及《炒黄牛》那类文章，每篇只要多花几个晚上，扩展一下，修饰一下，是不愁没有国际名牌学报收容的。

第二件事是比较重要了。不少读者关心通胀会否在神州卷土重来，北京一些朋友也如此关心，而央行的退市或微调言论导致有害无益的股市波动。我的观点是目前的中国还不是要防范通胀的时候，还是宁要通胀不要通缩。理由有二。一、只要人民币在国际上持续有强势，通胀不易重临，而就是重临我们可以接受较高的通胀率。二、国际的经济形势还是不妥，虽然外间的报喜消息屡有所闻，我认为去年金融危机惹来的祸，地球整体看还没有过关。这里牵涉到的币值强劲的通胀理论很复杂，我要多想一些日子才有胆动笔。我担心的是一些对货币理论与宏观现象一知半解的人，把二十世纪货币大师佛利民提出的流行观点看得太简单，从而影响了北京作出错误的判断。

二○○八年十一月四日，我发表的文章说：

「不久前说六个月后中国可能出现通缩，这推断今天不变。最近的观察，认为北京刚公布的百分之四点六通胀率是比实际偏高了。要强调的，是在目前的国际灾难形势下，通胀率回头上升一点不是坏事。赌他一手吧：央行要设法把通胀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间。试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势下，央行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

央行的朋友当时可能读到，若如是他们今天应该同意经济学推断的准确性跟自然科学没有两样。说过了，经济学是浅的，但往往复杂及难以处理。大师佛利民当年的币量理论在基础上没有错，但复杂的国际情况与金融局限的演变使他的理论无从墨守成规。九十年代初期起他的货币理论就遇到国际复杂演变的蹂躏，谢世前两年他知道这蹂躏不容易解拆。要是佛老活到今天，见到雷曼兄弟之后的风暴与联储局的应对，他可能同意我的观点：他支持的无锚货币（fiat money）制度可以不用不要用。

这就带来本文要说的话题。萧老弟满章传来两篇最近发表的博客文章，都是关于人民币值偏低、应否调高这个老话题。作者皆师级人马：贝加（G. Becker，国内称贝克尔）及波斯纳（Richard Posner）——后者之文是回应前者的。两位我都认识，前者很熟，后者不很熟，一九七六年时大家在一件庞大的反托拉斯案中共事过一段短日子。首先要说的，是这两位老朋友对中国没有敌意，论调客观。比不上克鲁格曼，他们没有资格拿得诺贝尔政治学奖（一笑）。

篇幅所限，不容许我详述贝、波二师提出的观点。简述一下吧。贝大师认为人民币是刻意地偏低了，而这偏低是因为钩着美元。他认为对美国有利，因为美国的平民能廉价享受中国货。他认为这享受的利益是远高于美国因而减少就业机会的害处。他认为中国不智，尤其是二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国资产。他也认为持有那么多的美国债券作为政治武器可以适得其反，因为美国出现通胀及美元下跌，人民币钩着美元中国会受到损害。波斯纳大师之见有不同之处。他认为偏低的人民币增加中国廉价劳力的就业机会，提升人民币值会导致中国转向自己的市场发展，这调整要付出失业的大代价。他也认为中国购买那么多的美国债券，使美国的财赤增加，早晚会害了美国的经济，而美国欠中国那么多钱，在政治买卖的游戏中会输一着。

上述的大师之见当然不俗，我的投诉是他们对实情知得不多。让我分点简说，其中不少此前说过，这里加点补充吧。

（一）人民币从一九九四到二○○五这十一个年头紧钩美元，二者的汇率不变，中国不可能有刻意地贬低币值的空间，其后转钩一篮子外币是美国的政治压力逼出来的。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币兑美元的黑市汇率是十一元七角兑一，今天是六元八角兑一，而如果兑美元自由浮动，人民币会升到哪里无从猜测。这反映着十多年间，中国工人的生产力大升，而美国则裹足不前。

我认为美国的朋友要反省一下，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下，自己的生产力增长会是如斯不济呢？没有谁不希望可以廉价买到美国货，而我主张中国撤销进口税不止一次了。贝、波二师懂经济，不会反对美国撤销最低工资及撤销工会约束工人自由竞争的权利。我敢赌十对一，只要撤销这两项，美元的国际币值会急升，美国的失业率会急降，而目前还存在的金融困扰，会有很大的转机。

（二）美国目前的最低工资，大约是中国的十三倍，而中国的却比其他较弱的发展中国家高出约一倍。地球于是出现了一个很阔的断层。美国与其他先进之邦是一层，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另一层。贝加提出的国际汇率变动显示，人民币钩着美元，其币值兑先进之邦的货币是下降了。他可没有指出，人民币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可没有下跌。这断层明显地存在，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哥，人民币的币值是断层的分水岭。

（三）今天的世界，与三十多年前的很不相同。当年美国施压逼日圆升值，日本当时用不着跟那么多的廉价劳力国家竞争，日圆升值几倍其产品在国际上还卖得好。日本的经济于是被先进之邦拉上去，虽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被拉坏了，一蹶不振，以迄于今。也是当年，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等人口不多的地方，某程度也被拉上去。今天的中国是人口太多了，加上印度及其他落后之邦皆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人口约三十亿，先进之邦是拉不上去的。

（四）说过多次，中国的贸易产出不是跟上层的先进之邦竞争，而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这几年的经验，是人民币兑美元上升百分之十左右，神州大地的工业订单就跑到越南等地区去。今天先进之邦的商场，再不是中国货的天下。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中国要把发展中国家都杀下马来。我曾经指出，一九九七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起于朱镕基迅速而又成功地把通胀从百分之二十以上调控为零，跟着出现通缩。这风暴后几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币值大致上找到了自己那一层的贸易竞争均衡点。中国发展得比他们快，占了甜头，主要因为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有过人之处。如果人民币被迫大幅升值，下面的断层会再断，变为三层！

目前的断层是不可以持久地永远不变的。上层不能把下层拉上去，我们的希望是下层能发奋图强，逐步爬上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希望下层把上层拉下来，虽然个人认为今天先进之邦的经济结构，很不适合大家面对的大时代的地球一体化的转变，被拉下来的机会不小。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我对佛利民解释清楚我对世界大变的推断。他当时不是不同意，而是有点轻敌。

（五）贝、波二师和我都是佛利民的好朋友，大家都受到佛老的货币分析的影响。因为两件事我跟佛老在货币上的研讨得到的观点，贝、波二师可能不知道。其一是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的财政司考虑用货币局制钩美元，我作中间人与佛老及去年谢世的A. Walters研讨。其二是八十年代后期起，人民币有困难，我跟佛老谈了多次关于货币的事。支持无锚货币的佛老，不反对货币先下一个固定的锚才让汇率自由浮动。他当时认为中国太大，人民币不可以下一个固定的锚。我是后来跟进朱镕基的货币政策，才想到人民币可以下一个以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然后兑所有外币的汇率自由浮动。中国的央行是不需要储存篮子内的物品的。这个下锚方法我建议过多次，也解释过多次，不再说。要说的是如果央行不这样处理，纵观今天的地球局限变化，将来的历史可能说是大错。今天的欧美，因为制度的局限有别，不可以采用这制度，但中国是可以的。

（六）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可以（甲）调升人民币，或（乙）让美元下跌。二者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我反对，因为对下层的其他币值也调升了。后者我不反对，但坚持人民币要先以一篮子物品的市场成交指数下一个固定的锚。

这次贝加写的文章，显示他做过功课。他知道人民币兑美元二○○五开始脱钩上升，跟着逐步上升，今天又再紧钩美元。他可能不知道，他说的逐步上升是因为人民币逐步减少钩着的一篮子外币的美元成分。这也是说，人民币今天紧钩美元是保护着美元不大幅下泻的主要原因。好人真的是难做了。客观地看，人民币脱离美元而与所有外币自由浮动是需要的，早晚都要做。政治上需要，上海搞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而加上放开所有外汇管制，中国的厂家可以容易地在外贸上用人民币结算。重要是要先以一篮子物品下一个固定的锚。

（七）一个头痛问题。人民币兑美元脱钩而转钩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成交指数，让美元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劵可能输很多钱！解决的办法是先将美债沽出，或先在市场沽空美债。这一点，不仅有政治上有困难，而如果处理不慎，会导致美债暴跌，孳息率暴升，楼房的借贷利率跟着暴升，再跟着的可怕效应我不好写下去了。

波大师似乎不知道，中国购入那么多的美债，主要是政治压力促成的。不少外人以为北京傻，购买了那么多的美债。六年前我就建议北京要把外汇进帐多购外地的矿场、油田、森林，总之多购国家需要的原料或实物为上。北京不傻，不需要我教。可惜国在江湖，身不由己。中国持有的美债不是二万亿美元那么多。前几年是六千亿左右，后来减至四千亿，今天在政治压力下又升至八千多亿。这些不是秘密。

（八）最后一点，是波大师说人民币升值会害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导致失业上升。我的观点，是只要人民币能维持着目前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币值均衡，美元下跌对中国的工业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不管升到哪个价位，美国的贸易与就业情况不会有大改善。这是因为那里的订单会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那边去。目前的断层是有着那么大的分离，我的判断是人民币独自升值，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再上升。

最后顺便一提。波大师看来不大理解炎黄子孙的能耐。中国人捱得：他们吃得苦、抵得冷、顶得饿，只要北京不引进西方的什么劳动法或福利经济等蠢政策，这些人是不会失业的。

就让这篇文章作为《货币战略论》的压轴吧。

一九八四年经《信报》出版的《卖桔者言》是我平生最畅销的书，重印或再版的次数算不出来了。同学们喜欢读。几年后四川的国内版删除了好些文章，几万本一下子卖清光，是什么原因不再印我懒得听，也懒得管。据说四川之前国内曾经有手抄本，也据说曾经被选为若干本影响力最大的书之一。

当年的《卖桔者言》今天有着它自己的生命，作者再管不着了。彷佛长大了的孩子离家而去，为父的怎可以管呢？该书的名字取自明人刘伯温的〈卖柑者言〉，改一个字。刘前辈没有真的卖过柑；我却真的卖过桔。〈卖桔者言〉是书中一篇文章的名目，选出来作为书名。虽然书中的文章一般可读，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顾，读者最喜爱的还是那篇〈卖桔者言〉。有点新鲜感吧：一位大教授带着一群学生在香港街头卖桔，有证有据地推翻了经济学传统的大名鼎鼎的价格分歧理论。你说过瘾不过瘾？

〈卖桔〉一文对同学们的感染力使我意识到经济学应该那样处理才对，而这些年我也往往朝着这方向动笔。然而，有不少其它较为迫切的话题——例如关于中国的经改——〈卖桔者言〉那类作品就少写了。有时为了一舒胸怀，我喜欢写些与经济扯不上关际的散文。今天回顾，在专栏这玩意上我下的棋子是走错了一着的。

不久前，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学（下称博管）被邀请到四川一个名叫自贡的地方讲话，讲我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事后告诉我，自贡很多青年学习我的经济学，因为认为可以用。听来有点夸张，但博管跟着在网上发表她的自贡之行后，其它地方的读者的一般回应也说在学张五常的经济学，又是因为认为可以用。

这就带来一些重要的问题。学经济不是为了可以应用吗？不是有数之不尽的书的名目说是「实用」或「应用」的经济学吗？为什么博管的自贡行惹来的回响，只是区区在下的经济学可以用，没有提及其它？我自己当年学经济当然希望可以用，而跟着老老实实地用个不停。但我只管用自己学得然后改进了的，没有考虑他家的可不可以用。本是同根生，怎么会在应用的实践上我走的路跟行家们走的有那么大的分离呢？

为这些问题我想了几天，得到的解释是大家在科学方法上有分歧。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行内众君子写的「实用」或「应用」经济学，一般是以理论分析为起点，然后引用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我是倒转过来，先以一个自己认为是有趣的真实世界现象为起点，然后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看似相同，这二者其实有大差别。前者是求对，后者是求错。换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这是求对。后者呢？先见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真实现象，然后以理论作解释，在思考的过程中作者无可避免地要找反证的实例。这是求错。找不到反证的实例，理论就算是被认可（confirmed）了。理论永远不可以被事实证实（cannot be proved by facts），只可以被认可（can be confirmed by facts）。找不到事实推翻就是认可，这是科学方法的一个重点，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一章——〈科学的方法〉——有详尽的解释。我要读到博管同学的自贡行带来的回响，才察觉到「求对」的科学没有多大实际用场。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有了理论之后才把实例塞进去，这样处理的工具同学们很难学得怎样用。不客气地说，写「实用」或「应用」经济学的君子们，大多数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用。先搞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算不上是用理论作解释。

第二方面，也关于科学方法，是看不到则验不着。我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一条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只此而已。当然，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需要花长时日。这里不细说。要说的，是任何科学推出来的假说——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甲与乙一定要可以观察到的才可以验证。说什么动机，什么恐吓、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机会主义，等等，一般不是实物，无从观察，所以无从以这些术语连篇的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在说故事，没有科学的解释力。

是的，在经济科学的范畴内，我连行内盛行的「效用」（utility，我喜欢翻为「功用」）也不用。这个边沁发明的概念，看不到，真实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当然不要用了。专家们无疑可以加进方程式把「功用」分析弄得出神入化，但转到真实世界他们失误频频，很尴尬的。另一方面，科学的起点总要有些不是实物的概念或假设为起点。多个香炉多只鬼，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我不能不接受的看不到的概念只是「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没有其它。拿着自己熟习的需求定律（其中「价」的转变是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非实物也），集中于局限转变来解释世事。原则上局限转变是可以观察到的。往往不容易，有时很困难，但原则上可以观察到。

不久前发生了一件有点尴尬的事。倡导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学会（Ronald Coase Institute）的年会今年在厦门举行，邀请我讲话。我回信说：「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非常失望，你们的会员可以接受严厉的批评吗？」对方的回信简而明：「我们乐意听到批评。」我于是给他们一个讲题：We Cannot Test What We Cannot See: The Disastrous Stat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翻过来是：「看不到则验不着：新制度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这是针对满是看不到实物的术语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了。

想不到，老人家科斯听到我建议的上述讲题时，吓了一下，几番叫他的助手来信，希望我能对新制度经济学客气一点。老人家恐怕我历来开门见山的品性，会开罪一些搞新制度经济的、巴赛尔曾经戏说是写术语字典的高人。其实任何场合邀请我讲学术，我不会想到真理之外的事。在同一天的早上，为厦门大学的同学们讲话，我建议的讲题是「再谈经济学的穷途末路」。自己老了，还可以指导同学的日子无多，不容许我在真理上左顾右忌，讨价还价。

上述的事故的发展，使我对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在《信报》发表的〈卖桔者言〉重视起来。此文从亲历其境的现象观察起笔，然后带到有关的经济理论去。我很有点后悔二十多年来没有多写这类文章──虽然写过不少。我于是想到编一本《新卖桔者言》，选出大约六十篇从观察现象开始然后引进理论或假说作解释的文章。这样的结集应该对用得着的经济学有兴趣的同学们有助。

一九八四初版的《卖桔者言》那本结集，今天还在发行的有五十四篇文章。不是说该结集中的〈读书的方法〉、〈发明专利〉等文章不可读，而是与〈卖桔者言〉那篇性质类同的我只能在该旧结集选出七篇有足够实力。其余的要保留在旧结集中。换言之，构思一本《新卖桔者言》，我要找五十多篇性质类同的文章加进去。不容易，花了几天大略地翻阅了二十多年来的文章，认为有机会可以凑够。

为恐凑不够有足够实力的，我希望在一两个月内多写几篇。怎样想就怎样动笔，几天前发表的〈打假货是蠢行为吗？〉是一例，可以收进《新卖桔者言》。这也好让同学们知道，地球上的有趣现象多得很，只要能放开自己的好奇心，没有成见，可取的题材俯拾即是。需要的理论根底，懂得选读物两年的苦学足够。其实只细读我写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足够，但我打算明年把这套书进行全面大修。需要长时日，近于永远不够的时日，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或真实世界观察，不断地尝试以学得的理论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构思《新卖桔者言》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训练同学们的观察力，训练同学们的想象力，训练同学们把简单的经济理论与概念来解释表面看是复杂无比的世界。只要同学们能用心尝试，客观得像火星人看地球，他们会体会到经济学是有趣非凡的学问。

朋友说，因为明年上海大搞世界博览，估计游客八千万，该市不久前开始对冒牌货、盗版之类进行封杀——罚款奇高、吊销牌照，甚至刑事处理。是所谓「打假」也。我不怀疑中国的假货市场庞大，但衷心说实话，也欣赏中国的假货假得精彩。

纵观地球的经济演进，假货的盛行永远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的发展有点看头时出现，无可避免。因此，客观地看是个好现象。不是赞成或同意假货应该存在，而是当我见到一个贫困的落后之邦产出的假货来得有头有势，会替他们高兴，因为这代表着的，是该国的经济有前途，比政府公布的任何数字来得可靠。曾经说过，衡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断是到该国的假货市场考查一下。

二十年前韩国的假货质量明显地高于中国的，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远远地落后了。这几年中国迎头赶上，是好现象。两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购买了一个名牌皮包，是假货，拉链坏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员真、假不分，免费给她换一个数千元真的。几天前一位女士在国内购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看似白金镶着一圈小钻石，钢造的表带精美。三百五十开价，一百二十成交，当然是假货。一位珠宝专家朋友拿着细看，摇头叹息，说︰「这么便宜，怎可以把那些假钻石镶得那样完美呀？」我自己也是个准专家。先父当年从事电镀原料及拋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厂家有密切联系，所以从小我对表壳、表带的制作过程有深入的认识。看着那一百二十元购得的假欧米茄，翻来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发只不过是五、六十元，物价调整后，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单是表带也造不出来！在物质享受上，炎黄子孙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

转谈本文正题，问︰上海的政府应该打假吗？答曰︰无可厚非，因为假货多可能被认为有辱国体。再问︰明年光临世博大典的众多游客，一般会反对上海假货多多吗？答曰︰蒙查查的游客一般会反对。然而，若再问︰如果外来的贵宾们事前知道哪些货是真，哪些货是假，他们会反对价廉物美的假货存在吗？答曰︰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没有理由反对假货的存在。有真货、假货的两种选择，当然比只有真没有假的市场可取。换言之，反对假货存在的贵宾们，主要是恐怕中计，把假货当作真货买。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货的低廉之价，他们不会反对。君不见，在上海的专于出售假货的市场，老外云集是常见的现象。我的太太见到一个长得美丽、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货店内用很不俗的普通话讨价还价。如果上海杜绝假货，这个讨人喜爱的西方女孩是不会出现的。父母给她的零用钱无疑是为买假货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为愚蠢无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货当作真货买的故事。在中国的市场，顾客一般不会中这种计。假货虽然往往可以乱真，但顾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计。市场的竞争给顾客提供保护。真货与假货的开价一般相去甚远：数万元一只的名牌手表，假货开价只数百，顺口压一下价可减半，大压可减三分之二。手表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这类货品在店铺出售，以假当真卖的店铺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家具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湾，我察觉到一个妙绝的欺骗手法。一间有空调的高档手表商店，把钢造的真的名牌手表镀上金，以金表订价。机缘巧合，我刚好知道该名牌的该型号是没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这种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骗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对这类骗术的惩罚重而快。不是说中国没有行骗（其实不少），也不是说中国的法治有过人之处（其实要大改进），但某些事，某些情，他们的打杀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调的手表商店的老板要吃了豹子胆才敢把真的名牌钢表镀金作金表出售。

没有店子的独行侠出售假货怎样了？到上海的外滩走走，你不难遇上一些满身是名牌手表假货的独行侠，开价也是数百元一只，大手压价后一般比店子的略为相宜。我作过试验，知道独行侠开价的差数比店子的高相当多。不难理解：不怕顾客回头算帐，他们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才。但他们不会把假货作真货卖：就是真的是真货也不会有人相信，何必浪费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顾客在外滩跟一位独行侠以天价购买了一只他认为是真的假名牌，会是上海奇闻，蠢到死，跳进黄浦江算了。

大略地说了政府怎样看，游客怎样看，顾客怎样看，店子怎样看，独行侠怎样看。现在轮到名牌真货的老板们怎样看冒牌货或假货这个问题。曾经写过，假货的出现对某些名牌老板是大吉大利的。当然，如果你问名牌老板应不应该打假，他们多半会抢着说应该。一般来说，这不是由衷之言，只是因为同意不打假有机会害了真货的市价。不出声，不参与打假行动，是名牌老板们的默许做法。

我曾指出，劳力士手表的假货在中国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赌，该名表的真货这些年的销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货的存在替真货免费卖广告。只出得起钱购买假货的人根本不会问津真货，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买真货来过瘾一下是很自然的事。这些日子我见到欧米茄手表的假货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里购买欧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种大名鼎鼎的瑞士手表，国内有假货，但奇怪地不多，于是想，这名牌还没有打进神州吧。到几间大商场视察，果然不见。手表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君不见，不懂外语的神州女士们，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说得朗朗上口，把我这个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杀下马来。她们无疑是从假货中受到教育，学会了。有效果吗？杭州有一家店子，卖一个假货满布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货，平均每天销售进帐逾人民币五十万。可能是世界纪录。没有听过该名牌的老板参与或建议打假。

我没有说所有假货皆对真货有利。影碟、唱碟、书籍之类，假货为害真货一般无疑问。重视使用功能的产品，例如照相机，假之不易，市场不见假的。但好些年前还盛行的摄影胶卷，在神州假货多得很。质量略差，但不俗，因为是从某国以大卷进口后重新包装的。听说名牌香口胶也有假货，我没有吃过。胶卷与香口胶的例子示范着的，是真假难分、价格不高的产品，不容易处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开说明希望自己的产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几年前见到市场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师的书法出售，见到周老师时对她说了，她不怒反喜。一时间我自己悲从中来，因为没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在艺术市场随处可见，真迹写得一团糟也有价！

读者要考虑收藏艺术作品吗？衡量选择的准则多多，可靠的无几。只一项准则差不多肯定可靠：见到某艺术家的作品开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时，下注真货。当年多被假冒的林风眠、齐白石、傅抱石、吴冠中等画家，今天他们的「真货」之价飞到天上去。

打假货是蠢行为吗？如果名牌的真货老板不反对假货的存在，或默许，应该是。但更蠢的是手表、手袋之类的名牌老板，支持打假货。这类产品，没有假货是不会在神州大名远播的。

五常按：《货币战略论——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济》十二月出版。此书收录张教授跟进中国货币发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组合有序，用价格理论打开货币分析的新通道。精装巨册，书厚逾五百六十页，定价港币一百五十。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四十，海外空邮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