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ATA[跋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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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理由 ——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辞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星期四（2000年12月7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了题为《文学的理由》的演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只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敏感）书、烧书。
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敏）九（感）八（词）九（汇）年天安门惨案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敏）泽（感）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熏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关注中。而这关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甚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
　　“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有幸得到瑞典文学院给予的这巨大的荣誉与奖赏，这也得力于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多年来不计报酬，不辞辛苦，翻译、出版、演出和评介我的作品，在此我就不一一致谢了，因为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名单。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法国接纳了我，在这个以文学与艺术为荣的国家，我既赢得了自由创作的条件，也有我的读者和观众。我有幸并非那么孤单，虽然从事的是一种相当孤独的写作。
　　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生活并不是庆典，这世界也并不都像一百八十年来未有过战争如此和平的瑞典，新来临的这世纪并没有因为经历过上世纪的那许多浩劫就此免疫。记忆无法像生物的基因那样可以遗传。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吸取教训，人的智能甚至有可能恶性发作而危及到人自身的存在。
　　人类并非一定从进步走向进步。历史，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并非是递进的。从欧洲中世纪的停滞到亚洲大陆近代的衰败与混乱乃至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杀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并不随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就一定更趋文明。
　　以一种科学主义来解释历史，或是以建立在虚幻的辩证法上的历史观来演绎，都未能说明人的行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乌托邦的狂热和不断革命如今都尘埃落地，得以幸存的人难道不觉得苦涩？
　　否定的否定并不一定达到肯定，革命并不就带来建树，对新世界的乌托邦以铲除旧世界作为前提，这种社会革命论也同样施加于文学，把这本是创造的园地变为战场，打倒前人，践踏文化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唯新是好，文学的历史也被诠释为不断的颠覆。
　　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弄得自己精神错乱变成狂人，也把现世变成幻觉，身外全成了炼狱，自然活不下去的。他人固然是地狱，这自我如果失控，何尝不也如此？弄得自己为未来当了祭品且不说，也要别人跟着牺牲。
　　这二十世纪的历史不必匆匆去作结论，倘若还陷入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的废墟里，这历史也是白写的，后人自会修正。
　　作家也不是预言家，要紧的是活在当下，解除骗局，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同时也审视自我。自我也一片混沌，在质疑这世界与他人的同时，不妨也回顾自己。灾难和压迫固然通常来自身外，而人自己的怯懦与慌乱也会加深痛苦，并给他人造成不幸。
　　人类的行为如此费解，人对自身的认知尚难得清明，文学则不过是人对自身的观注，观审其时，多少萌发出一缕照亮自身的意识。
　　文学并不旨在颠覆，而贵在发现和揭示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或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甚了了的这人世的真相。真实恐怕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
　　这新世纪业已来临，新不新先不去说，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随同意识形态的崩溃大抵该结束了。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乌托邦的幻影已烟消云散，文学摆脱掉这样或那样的主义的束缚之后，还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来，而人类生存的这基本困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也依然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这是个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我以为这倒不坏。作家作为先知和裁判的角色也该结束了，上一个世纪那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成了骗局。对未来与其再去制造新的迷信，不如拭目以待。作家也不如回到见证人的地位，尽可能呈现真实。
　　这并非说要文学等同于纪实。要知道，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示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如果作家如此这般去展示人生存的真实状况而不胡编乱造的话。
　　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把真实与否变成对词义的思辨，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下的某种文学批评的事，这一类的原则和教条同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关系。
　　对作家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同写作的态度也密切相关。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连人内心的隐秘也如是呈现，真实之于文学，对作家来说，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且是文学至高无上的伦理。
　　那怕是文学的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因为如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永远也不会过时。
　　文学并不只是对现实的摹写，它切入现实的表层，深深触及到现实的底蕴；它揭开假象，又高高凌驾于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观的视野来显示事态的来龙去脉。
　　当然，文学也诉诸想象。然而，这种精神之旅并非胡说八道，脱离真实感受的想象，离开生活经验的根据去虚构，只能落得苍白无力。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诚然，文学并非只诉诸日常生活的经验，作家也并不囿于亲身的经历，耳闻目睹以及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已经陈述过的，通过语言的载体也能化为自己的感受，这也是文学语言的魅力。
　　如同咒语与祝福，语言拥有令人身心震荡的力量，语言的艺术便在于陈述者能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他人，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系统、一种语义建构，仅仅以语法结构而自行满足。如果忘了语言背后那说话的活人，对语义的演绎很容易变成智力游戏。
　　语言不只是概念与观念的载体，同时还触动感觉和直觉，这也是符号和信息无法取代活人的言语的缘故。在说出的词语的背后，说话人的意愿与动机，声调与情绪，仅仅靠词义与修辞是无法尽言的。文学语言的涵义得由活人出声说出来才充分得以体现，因而也诉诸听觉，不只以作为思维的工具而自行完成。人之需要语言也不仅仅是传达意义，同时是对自身存在的倾听和确认。
　　这里，不妨借用笛卡儿的话，对作家而言，也可以说：我表述故我在。而作家这我，可以是作家本人，或等同于叙述者，或变成书中的人物，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你，这叙述者主体又一分为三。主语人称的确定是表达感知的起点，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作家是在找寻他独特的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他的感知。
　　我在小说中，以人称来取代通常的人物，又以我、你、他这样不同的人称来陈述或关注同一个主人公。而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人称来表述，造成的距离感也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心的空间，我把不同人称的转换也引入到剧作法中。
　　小说或戏剧作品都没有也不可能写完，轻而易举去宣布某种文学和艺术样式的死亡也是一种虚妄。
　　与人类文明同时诞生的语言有如生命，如此奇妙，拥有的表现力也没有穷尽，作家的工作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这语言蕴藏的潜能。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他也无力建立甚么新的理想的世界，那怕这现实世界如此怪诞而非人的智力可以理解，但他确实可以多多少少作出些新鲜的表述，在前人说过的地方还有可说的，或是在前人说完了的地方才开始说。
　　对文学的颠覆是一种文学革命的空话。文学没有死亡，作家也是打不倒的。每一个作家在书架上都有他的位置，只要还有读者来阅读，他就活了。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然而，文学，不论就作者的写作而言，还是就读者阅读而言，都只在此时此刻得以实现，并从中得趣。为未来写作如果不是故作姿态，也是自欺欺人。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这当下的肯定。这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而不可动摇的理由，如果要为这偌大的自在也寻求一个理由的话。
　　不把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的时候，或是写得得趣而忘了为什么写作和为谁写作之时，这写作才变得充分必要，非写不可，文学便应运而生。文学如此非功利，正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写作变成一种职业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并不美妙的结果，对作家来说，是个十足的苦果。
　　尤其是现今面临的这时代，市场经济已无孔不入，书籍也成了商品。面对无边无际盲目的市场，别说孤零零一个作家，以往文学派别的结社和运动也无立足之地。作家要不屈从于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文学并非是畅销书和排行榜，而影视传媒推崇的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作的是广告。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作家自己内心的需要。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你如果拿自由去换取别的甚么，自由这鸟儿就飞了，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作家所以不计报酬还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某种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故作姿态，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再说英雄或斗士所以奋斗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便是要建立一番功勋，那都是文学作品之外的事情。作家如果对社会也有所挑战，不过是一番言语，而且得寄托在他作品的人物和情境中，否则只能有损于文学。文学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个人的愤慨变成控诉。作家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作品中而成为文学，才经得起时间的损耗，长久活下去。
　　因而，作家对社会的挑战不如说是作品在挑战。能经久不朽的作品当然是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一个有力的回答。其人其事的喧嚣已荡然无存，唯有这作品中的声音还呼之即出，只要有读者还读的话。
　　诚然，这种挑战改变不了社会，只不过是个人企图超越社会生态的一般限定，作出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姿态，但毕竟是多多少少不寻常的姿态，这也是做人的一点骄傲。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也还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
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引用

杨弋的转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决定现代人类命运的是两大思想理念、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是用社会生产关系来定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体说，如果一个社会基本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则是共产主义社会。

    根据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关系的定义，我国学者一般都把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制度称为资本主义；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称为共产主义；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实，这只是一种经济制度的划分，不是定义。实践证明，凡是以这种标准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坎坷重重。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一直到今天，这是一个政治家说不清楚、理论家讲不清楚、老百姓搞不清楚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并不清楚。由于有了“不争论”的“发明”，现在大多数人对姓“社”姓“资”的问题已经“不争论”。然而，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解、认识，关系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命运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一、何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1、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来源于古拉丁文，原意是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同伴、社交等，最先为意大利传教士使用，到19世纪30年代，才为当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广泛运用。1878年6月6日，日本《东京每日新闻》首次用汉字意译，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上首次翻译过来。英文为Socialism，该词social为“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之意，ism为“主义、学说、思想”之意。中文意译即是“社会至上的学说或思想”。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人类社会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思想理念、社会运动和国家制度。

     1919年社会主义运动分裂后，社会主义者为了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便在“社会主义”前面冠上“民主”两字，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原旨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的继续，是原旨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

     自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有不受他人强制的自我决定权。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唯一性的和独特性的自我，而不必与他人一致。它认可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反对一切以强制手段进行统一的做法。自由当然不是无拘无束，而是在“平等”限度内的自由；没有平等的自由，必定蜕化为特权。

     平等是指人的权利相同，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的机会均等。民主社会主义认为：上苍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是相同的，所以，“平等”首先要求消灭政治等级，让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如政治和社会活动权利的平等，社会分配权利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平等主要表现为机会均等，而不是利益的“平均”分配。如就业机会的平等，享受社会保障机会的平等，在接受教育、培训和文化权利诸方面的平等。

     博爱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是人类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博爱是人道主义原则和道德观的体现。它主张在社会竞争的同时，要有无私无偿（或要求较少回报）地救助弱者的精神和承担其它社会公益事务的高尚行为。

     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有句名言：“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反过来，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就是民众当家作主，即“人民的统治”或“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不具有阶级性。只有超阶级的民主，才是“社会民主”，不然就是阶级的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有四大特征：

    一、政治上实行自由民主制度；

    二、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三、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国家对经济实行有限干预；

    四、建立了充分体现博爱原则和平等思想的社会福利制度。

    具有以上四大特征的国家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当今世界上最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英国、德国、法国、挪威、丹麦、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2、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一词无论中文、英文，从字面上讲都是“资本至上”的意思。因之，“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应是：资本主义是一种以人的财产的多寡，来决定人的政治权利和分配决策权的有无的思想理念和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在国家政治制度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财产资格限制人的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最显著的特点是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以资本限制人的分配决策权。

    从历史上看，这一定义十分符合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欧洲历史的真实情况。从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资产阶级中的一些新贵族、大商人、金融家以及种植园主等组成大资产阶级，他们曾经在封建制度下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掌握着大量财富。当初他们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不满王权对他们的利益和权利的限制。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这些人不愿意失去昔日的特权，他们提出要以人的资本和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人的政治权利的有无，妄图以资本特权替代他们昔日的血统特权（世袭特权），以期通过政治特权保证他们能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利益分配权的垄断）。英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在这个时期，说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游戏大体是不错的。这种以人的资本和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人的政治权利的有无和社会分配决策权的有无的政治思想理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而依照这种政治思想理念建立的国家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对于中小资产阶级来说是弱肉强食的欺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是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不平等下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国内实行阶级压迫和剥削，还大肆在国际上施行殖民主义，掠夺别国资源，杀戮殖民地人民，甚至贩卖奴隶。所以，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正的罪恶的社会制度。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并在经济上实行国家干预、雇佣员工参与民主分配和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开始消亡，至五六十年代西方各国已基本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二、世界趋向社会主义化

   （一）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

    1．贫富差距小

    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作，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主义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

    瑞典力图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如他们搞“基金社会主义”——“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该制度试图将企业的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控制资本所有权，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郎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通过这样的“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该制度草案曾交与10万工人讨论，获得热烈的支持，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尽管资本家游行，瑞典议会于1983年12月12日还是强行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

    2．高福利政策

    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是世界闻名的。

    这些国家在医疗方面全民公费，无论城乡，不分人群，一律平等。即使远在格陵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如得大病，也由飞机接到首都哥本哈根住院。病人住院期间，不但免费看病，还管一日三餐。在瑞典，人们享有很高的病假补贴。一般来说，一位雇员请4个星期的病假，由雇主付75%的工资，超过一个月的，可从政府领取80%的病假工资，领取病假工资没有日期限制。瑞典儿童得到特别的照顾，每一位瑞典公民从在娘胎开始，就享受免费检查，一直到上小学为止。老人也受到特殊对待。对老态龙钟、行动不便的老人，医疗机构有义务派护士护理，或护送他们进医院，这种服务每天24小时随叫随到。

    在教育方面，瑞典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全部免费。不但如此，国家还给每位18岁以上的大学生每月补助津贴3000克郎（与人民币之比约1:1.1）。

    国家鼓励生育。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等地广人稀，而且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所以生育子女没有限制，每育一子，夫妇双方同时休假一年，丈夫专门照顾妻子和孩子，工资照发。如不愿自己带孩子，想去工作，可送至全托或半托幼儿园，费用也由政府支付。

    瑞典公民每年享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加上各种节日，一年有100多天的休息日；按人口统计，瑞典人在拥有汽车、游艇、电话通讯、家用电器等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在住房方面，瑞典人均住房面积达45平米，几乎100%的居民都拥有夏季别墅。瑞典的福利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这么高的福利来自何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丹麦等北欧国家的税率很高，个人工资的1/3左右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瑞典1995年，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累进制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高税收发挥了这样几个作用，一是积累了大量的公用资金，以支持社会的高福利；二是制约了暴富阶层的形成，越富徼税越多，使贫富差距不致过大，所以丹麦经常炫耀这样一句话：他们“富人不多，穷人更少”；三是促使广大纳税人关注政府如何使用自己的税款，从而监督政府和各级官员的行政行为；四是强化了一般民众的主人翁意识，他们没有我们常见的政府“领导”大家的概念，而是“政府花的是大家的钱，理所当然地要为大家办事”。

    3.民主廉政

    在国际权威反腐机构“透明国际”2005年公布的各国廉洁程度排名中，非常廉洁的国家（8.0～10.0分）有16个：1冰岛9.79，2芬兰9.69，3新西兰9.69，4丹麦9.59，5新加坡9.49，6瑞典9.29，7瑞士9.18，8挪威8.98，9澳大利亚8.88，10奥地利8.78，11荷兰8.68，12英国8.68，13卢森堡8.58，14加拿大8.47，15中国香港8.37，16德国8.27。

    5.0～8.0分为轻微腐败;2.5～5.0分为腐败比较严重;0～2.5分则为极端腐败。中国台湾5.95第34名，59古巴3.82，77老挝3.32，78中国3.22，114越南2.62。

    2006年11月07日“透明国际”组织公布了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芬兰、冰岛和新西兰并列第一，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海地倒数第一。香港排名第15、澳门排名第26（与葡萄牙并列），台湾排名与去年一样仍是第34（与以色列并列），中国大陆从去年排名第78跃进到第70名（与印度并列）。

   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聚集了世界163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芬兰，有人说，芬兰最著名的产品不仅有诺基亚，更有高效合理的反腐机制。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首先就要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在接受礼品方面，法律明确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根据物价指数，该标准时有变动，大概在20欧元（约200人民币）左右。芬兰上世纪20年代制定的《公务刑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如受贿罪名成立，不仅立即免职，同时将视情节轻重，处以从一般性罚款到4年监禁的处罚。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用电器、特殊（低利息）贷款、免费旅行等都可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

    芬兰的新闻媒体从不放松对官员的监督。如果政府官员有不体面的事被媒体曝光，他就会威信扫地甚至被起诉。2002年，芬兰《晚报》披露，时任文化部长的林登利用职务之便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赞助，此后一周内，林登便被迫辞职。

    芬兰的任何人都有权随时检举和揭发违法的政府官员。每个人都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进行监督。任何人发现政府官员有渎职行为都可向警方告发或向其上司检举，甚至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在丹麦，丹麦对公务员的差旅费有严格规定。出差人员只能坐公共汽车，如果出差地没有公交车，则可以打出租车。为了体现公务员的平等性，丹麦除了首相、副首相、各部大臣、议会主席外，其他人的住房、乘车、乘船标准都一样，坐飞机只能坐经济舱。

    丹麦议会设有审计署，负责审计各部委的资金使用情况。议会还设有一个大检察官，其职责是代表议会监督丹麦的文职和军职机构或官员。这个职位是北欧国家独有的。这个大检察官为防止官员腐败、保证社会公正发挥着独特作用。

    为了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丹麦于1995年成立警察诉讼委员会，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在瑞典，瑞典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国家，经常可以看见首相在街上一人行走、购物，和一般百姓没什么两样。瑞典政府高官大多住在普通住宅区内，国家不提供公勤人员，家务自理，出入轻车简从，平时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后只能开私家车。瑞典首相就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难怪瑞典的一位女检察长说，她当检察官32年来，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

    据瑞典前议会监察总长克劳兹?埃克伦德介绍，在瑞典，腐败行为被认为是天理难容。很少人会幻想通过受贿来发财，因为那是不可能，也是非常羞耻的事。如果一位官员被发现用权力做交易的话，那他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1995年，瑞典前副首相萨林女士就是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引起非议而被迫辞职的。

    瑞典政府非常透明，因此官员很难搞腐败。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要求查阅该部门文件，包括财务文件。如果他怀疑某位官员公款私用或挥霍公共资金，就可以向有关部门或媒体举报。随后，就会有人来调查这位官员。

    瑞典的反腐法规也很完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接受礼品均构成受贿罪，只有一些小礼品，比如，一束花、一盒巧克力或一瓶威士忌酒，可以免除处罚。

    民主社会主义还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它对处在改革时代的中国人有没有积极意义呢？这是21世纪中国人应当深思的！胡耀邦曾经说：“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是有广泛群众基础和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为维护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增进各国人民友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要解决的是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互利，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特征，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和特征。

   （二）．英美澳等国已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先说说美国.

    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专制统治的历史，所以它在建国后的政治也就更多地体现出自由、平等的精神。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除少数州（路易斯安那州到40年代，弗吉尼亚到1852年）外，各州都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现了普选。这比英国早了约一个世纪(英国取消选举财产限制在1918年)。这样，美国比较容易地实现了政治民主。

    *顺便说一下选举。狭义的民主就是选举。国内常见的指责说：西方的大选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这决不是穷人能够承担的。事实上，大选花钱并不意味着穷人就不能从政，林肯、尼克松、克林顿都是出身低下的总统。而真正的美国富翁参加大选倒不见得能够成功，因为财产不一定等于才干。

    大选花钱，但这个钱不是候选人本人的钱，更不是花费纳税人的钱，即绝对不能用公款。竞选资金只能凭借政治纲领去民间募集。

    那么筹钱大选，候选人当选之后不是肯定要为资金的提供人服务吗？那不就金钱与权力勾结了吗？不会，因为募集资金受到竞选法的规范和选举委员会的监督。

    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案，1974年，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修正案。1976年又通过了新的修正案。这些法案从募款和用款两个方面对竞选财政作了规定。如联邦竞选法案规定，任何人对候选人的竞选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一年内的全部政治捐款不可超过25000美元。竞选捐款的细目，包括是什么人捐的，捐了多少，怎样使用，都必须接受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监督。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负责实施联邦选举法律的机构，由参议院书记（Secretary of Senate）和众议院书记官（Clerk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他们两人没投票权）以及6个由总统任命、参议院通过的人组成，一任六年。在有投票权的6人中，同一党的不可超过3人。选举委员会的这一设定是为了防止它听命于某党或受联邦政府某部门的操纵。

    联邦选举委员会有管理选举的广泛权力，包括在联邦选举法之下制定规则，实施法律，要求政党报告竞选财政帐簿，用传票宣证人作证，必要时要求法庭发出强制令，甚至将事件送入司法程序，追究选举过程中违法者的刑事责任。

   金钱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竞选中，到实质性的投票阶段，则是施政纲领是否能赢得最广大的人。

   今天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成年人的普选权，在这种情况下还指责西方民主是金钱民主，不是糊涂就是骗人。

   为了实现社会平等，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美国实施了法治化工程。美国是通过法治走上社会主义的。

   1890年美国制定了《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Anti-Trust。Anti是“反对、抵抗、排斥”的意思，Trust是“责任、信任、信托”的意思，在这里指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就是反信托基金。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大家族法。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大家族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了上市公司的经营。可见，美国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是从资本家开刀，而不是从贬损劳动者利益开始的，这个思维太重要了。

    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通过股票市场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加富足。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由职业经理人替股东创造财富。从1932年开始，美国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让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将一生的积蓄和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可见股票市场责任重大。为了保证股票市场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必须有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在这里，政府的角色就是确保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一旦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就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一直打到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

    美国政府是通过证监会的监管，来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的，确保他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的。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股票市场，可以发传票，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这是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郎咸平举过一个例子：“世界通讯”曾因一件小事而受到严惩。它更改了一些会计科目，把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国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触犯了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为此，“世界通讯”的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新闻每晚都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星期“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知道，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小孩都知道，你长大以后，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一定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

   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股民如何在股票市场上获得回报呢？通过市盈率。据郎咸平讲，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30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如美国经济得到一块钱盈利，就有30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50年间，它的年回报是8.3%，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3%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8.3%加上3，等于11.3%。而1940年到1990年的50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7.6%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积蓄放到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总之，法治化工程的完成，使美国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使自由经济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有了法治化的社会秩序，你不敢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时的资本主义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西方学者（萨姆松LeonSamson）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美国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这里的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并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是指美国式民主所包含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在萨姆松看来，这类观念与社会主义实质上相通，所以他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即它传播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否定等级社会。

    除了股票市场，美国还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具体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大类。据统计，美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享受2000多种政府福利。如对孕妇、母亲、学龄前儿童的家庭补助；对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午餐、助学金或无息贷款等的学生补助；房租补助、食品补助、遗属抚恤等。

    在美国，救助弱者和承担社会公益事务的博爱精神和行为，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观。最典型的是遗产税，美国对富人的遗产要征收46%的遗产税。小布什上台不久，2001年准备逐步取消遗产税。方案一出台，比尔·盖茨的父亲联合索罗斯、大卫·洛克菲勒等150位富豪签名，表示反对，理由是取消遗产税会对美国的慈善事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已经捐赠给慈善基金260亿美元，曾保持最高记录。他已表示将退出微软公司，全力投身慈善事业，并准备将自己99%的遗产“共产”给社会。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宣布把市值370亿美元的财产捐赠给慈善基金，这超过了盖茨，成为美国历史上收到的最大一宗个人慈善捐款。巴菲特把取消遗产税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认为取消遗产税不仅损害公益事业，而且破坏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凭家世致富。

    今天，美国社会的资产所有权已经社会化，即大众持股已经是主流。据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说法（胡星斗：社会主义在西方）美国有1亿多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职工集体掌握了55%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45%的股份，西北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38%的股份，资本家让出了企业经营权，工人代表成为懂事长。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占有的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的所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其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第831-832页）现在英美等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这种社会所有制，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简介其他强国

    在澳大利亚,政府最大的部门是社会保障部，其社会保障类别很多,凡低收入群体,无论男女老幼、鳏寡孤独,凡涉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上学、就业等都是它服务的对象。在这里你看不到蓬头垢面,衣服烂缕的乞丐,也看不到缺腿断臂的残疾人.人们在穿着上不追求奢华,而力求舒服,整洁.每家的餐桌上,无论穷富,吃的大体都一样.富人不张扬,穷人有自尊——这就是澳洲社会保障制度的力量.

    在英国,19世纪70年代英国制定了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就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

    在德国，1951年联邦德国形成工人参与制度，1976年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规定企业的监事会负责任命企业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必须有1/3~1/2的工人代表，这样，形成了工人与资本家“共决”的体制。

   在日本，日本人对待富人是“残酷的”，日本人的遗产税最高达到90%，松下信之助去世时留下27亿美元的遗产，但传到第三代时仅剩3%不到。所以日本人说，“富不过三代”。按马克思的观点，这些国家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总之，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均富、公平、正义等目标已经在我们称作“资本主义”的国家实现。

    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把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仍然教条、机械地认为这些国家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形式的”，不承认“自由”、“平等”和“民主”可以超阶级。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希望中国也能实现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均富、公平、正义等目标的人，却被称为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也令人感慨。就怕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干着权贵资本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勾当。

    三、应借鉴的经验

   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英美澳等国之所以实现了社会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根本性的经验就是民主，即把政党的命运掌握在民众手中，由人民选择执政者。历史实践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性即自私性，执掌公共权力者本能地潜存着滥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要防止人民的代表和官吏异化成凌驾于民众之上主宰者，必须由人民控制这些代表和官吏的命运。

    在人民选择的决定作用下，不会有懦懦无能者的权位，执政者也不会有小集团利益的制约和个人利害的顾虑。在人民选择的决定作用下，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要想赢得人民的选举成为执政党，都必然视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努力使自己的施政纲领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马克思和邓小平都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专制是相悖的，专制是社会主义的大敌，社会主义只与民主相伴。

D 仍然在政治上采取着高压态势，在这种情形下，言论尚且不得自由，组社只能是妄论

了。我看，如何在民主、改良、言论自由等舆论上加强造势，如何为民主进程做点实际工

作，大家是不是来个畅所欲言、集思广义？

我的第一个建议：民主的启蒙工作要做实做大。做实，就是说把民主理念推广到那些

需要启蒙的人的头脑中去，而不是有民主思想的人；文章要深入浅出，有理有据；要敢于立论、敢于辩论。（必要时可以“共同努力”）做大，向各大论坛、各大圈子发邀请帖、留启

蒙文、宣传本圈、推荐美文等。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圈主和管理员更要多费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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