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投资环境推介暨恳谈会”昨日下午举行，会议由重庆市外经贸委主任、中国投促会副会长王毅开始主讲。“五个重庆”是王毅介绍的重点，谈到“平安重庆”，他说，外地人知道重庆多是“唱红打黑”，但“平安重庆”并不只是“打黑”。“重庆将安装49万个摄像头，建立市民公共安全体系。”

         至于“健康重庆”，王毅说，现在学生每天要喝牛奶，体育课从每周两节变成四节。“将来还要把重庆人的平均身高从一米七几提高到1米8、1米9，人均寿命从现在70多岁提高到90岁，这都是有量化指标要考核的。”

       来源：成都晚报

  2003年底，北京的媒体都报道了盲人消费者状告北京地铁不对残疾人免票的新闻。当事人正是陈光诚。当时我在一家中央级法制报社做记者，看了几则报道，觉得此人应该还有故事可挖。电话联系上陈光诚得知，官司胜诉后，陈前一天刚返回山东临沂老家。转眼到了2004年1月临近春节，申请到山东出差采访。

   2004年1月24日，坐火车到临沂，然后转大巴去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印象中这个村子离国道不远，按着电话里的指引，中途下车走进村子没几步，就看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迎上来。袁伟静带我进家，屋里很阴暗。陈光诚戴着墨镜，坐在火炉前取暖，茶水已经烧开。他起身迎接，发现陈光诚身材高大，眼睛深不可测，但是脸上一直带着笑意。大冷天，陈光诚特意穿了一套剪裁粗劣的黑色西服，不知这是否是他心中认可的律师行头？

   不光见到了陈光诚夫妇，也见到了他的哥哥、父亲，都是再朴实不过的山东农民。不会说冠冕堂皇的漂亮话，遇到不公惟有暗自神伤、希望求个明白人主持公道。而陈光诚则快言快语，一口当地土话，看得出心气很高很有自信。假如陈光诚也像他的父兄一样逆来顺受，选择趋福避祸做个顺民，当不会有今日遭遇。

   当天沂南落雪。陈光诚拄着杖带我到村里转了一圈，那时他行动还不受限制，没有“还乡团”骚扰跟踪。他首先带我看邻居家一个精神失常的男子，因为无钱求医，被家人用一根铁链子锁在屋里十几年。房内臭不可闻，那人浑身破棉花裹身，大冷天露着下体，躺在四处露风的破床上傻笑。指着这个精神失常者，陈光诚慷概激昂地说：这，就是我们残疾人的处境。

   陈光诚告诉我，他是在1972年4月因高烧哭瞎了双眼，直到17岁才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然后才有机会走出东师古村，到青岛和南京读盲校。跟其他盲人不同，除了学习按摩等谋生技能，陈光诚还开始自学法律。因为不甘身为残疾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陈光诚开始尝试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临沂属于革命老区，此前去过当地采访很多次。一个突出印象是，当地很多农村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而不少地方父母官却很会邀功吹牛逼，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陈光诚家即便在当地也属贫穷，口粮收入一年不超过500元。但是在1996年，他一个人的“三提五统”加起来就要交360元。按照《残疾人保障法》，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的负担。陈光诚检索法规时发现了这一点。认为自己从1991年就不应该再负担这笔费用，但是乡镇一直强收到1998年前后。

   陈光诚开始拒绝缴纳，于是这笔税一直被当地政府“记在账上”。陈光诚专门去质问收费的官员，被告知，“法律虽然有规定，我们就是不执行，你怎么办？”陈光诚方意识到，之所以基层敢不执行国家法律，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他总结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之所以不执行，是因为还可以不执行。”

   倔强的陈光诚选择去济南和北京上访。上访和起诉，是陈光诚的两大武器。乡镇感到了压力，最终免除了陈光诚的费用，每年还给他200元。但是他的土地却被扣掉了40%，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但这一有限的胜果，却让陈光诚成了当地农民眼中的名人。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农民遇到涉及土地侵占、乱收税费的事情时，往往无计可施。从这件事上，陈光诚意识到，不懂法的残疾人比自己命运更可悲。他说，“残疾人的权利不是靠乞讨和施舍，应当理直气壮站起来维权，法律如果得不到执行，则必须自己去争取。”

    陈光诚成了远近闻名的赤脚律师。2001年5月，因为税费问题，邻近一个村子的村民找到陈光诚做代理，集体将乡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胜诉。说到这一段，一直在旁边倾听的陈光诚的哥哥，开始忍不住绘声绘色描述法庭上副乡长应诉时的窘状，陈光诚笑得很开心。这个案子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为此，陈光诚还成了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并且这样评论，“他们第一次让农民知道，农民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的方式，反抗恣意滥用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公权势。” ——很明显，这段话是赞扬中国司法进步的，在一些人眼里，却成了陈光诚抹黑中国人权记录的证据。

   2003年陈光诚状告北京地铁也是残疾人维权的一个典型案例。2003年12月以前，北京地铁只对北京《盲人证》的持有者免票，陈光诚虽然手持中国残联的《残疾人证》，却不能享受免票的待遇，为此将北京地铁以侵犯残疾人社会福利权为由起诉。最终，西城区法院判决陈光诚依法享有免费乘坐地铁的权利，至此，北京地铁才改掉了这个执行多年的不合理规定。

   当时采访时，陈手里还有多起处在审理阶段的行政诉讼，主要涉及税费征收、土地侵占。原告都是农民，被告都是各级乡镇政府。在一些农村，给基层官员讲法律往往行不通，因此，农民偶尔会采取一些诸如到镇政府堵路示威的土办法，效果可能会好一些。陈光诚成了农民维权的代言人之后，毫无疑问，会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抗中得罪地方基层政府。一个盲人，究竟有没有罪，有多大的罪，都应该可以公开讨论。比较认同一个网友的评论：归根结底，下棋落子在体制内一方，回归最简单两个问题，陈光诚是否被软禁？这是否合法？体制内尽早给出答案。君不见，《环球日报》都发话“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了。

   采访时雪逐渐下大，突然门外有人喊“陈光诚律师在家吗？”推门一看，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从邻近的费县以双手当脚，一步一步爬了7个小时找到陈光诚家，就是为了寻求法律帮助。这一幕让我记忆犹新。除了感受到陈光诚在缺少法律支援的弱势群体中的影响力。更让我对那句名言感同身受：农村真穷、农民真苦。陈光诚这样的人真的不可缺少。（杨猛）

作者：杨猛

链接：http://bluesbeijing.blog.sohu.com/188137088.html

商：酒池肉林         周：贵族世袭

秦：言论管制         汉：好大喜功

晋：炫富糜烂         南北朝：文化断层

隋：大兴土木         唐：万国马屁

宋：外交疲软         元：苛捐杂税

明：党派山头         清：高度专制

民国：内忧外困      当今：综上所述。

转自 用四个字概括历史

【原文首发于兵马俑BBS，感谢作者“青空の回忆”的原创分享。】

本人男，小硕，去年考上某中央机关驻某地特派办，120多人的正厅级单位，职称副主任科员，6月底毕业报道，三个多月来对公务员有了点小认识，写出来跟各位准备“为国效力”的xdjm分享。

报考

1、单位性质：中央直属，不比地方单位好，单位行业很重要，单位级别一般没意义。

中央直属只是名头响亮，如果不在京城就没有意义。 当然，如果你是京城直接委派来刷基层经验的除外。地方单位有很多省内优惠政策，如果是家乡单位便利很多，家庭既有人际关系网和独生子女就近照顾父母都很重要。

举例来说，中央涨工资，中央外派单位不涨，说是要跟地方挂钩，地方涨工资，国家范围的涨才能跟着算，省内涨的不算，省内财政不管吃中央财政的中央外派单位，于是乎夹在中间最可怜。这事要靠领导向中央反映，但是这种单位的大领导都是京城直接派来刷基层经验的，一心想着刷够年限回京晋升，根本就不操心这些事，反正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愿意干。

单位一定要有实权的，没实权的干啥都不硬气，有自己收入的单位才是王道。我们自己没收入，检查别人的预算执行、政策落实、领导干部经济责任什么的，看似牛逼，其实不如人家实惠，毕竟资金都是人家用的，你查出问题了人家单位也不可能解散了，明年资金还是人家用的。最重要的并不是没实权的单位就清闲，大家没事可以搞搞思想学习大讨论，写感想发内部报刊论文什么的，没事咱可以折腾点事嘛，不过还是要看领导性格，领导通常喜欢搞些事情把大家都指挥着吆喝着，底下人汇报着，指挥别人的感觉真好。

单位级别不关底层人员的事，家里没关系，出身P民，十几年苦读名牌大学毕业，过关斩将考进来，那么恭喜你，你还是P民！中央直属正厅级单位的你，绝对不如隔壁市局的正式编制大专科员。所以还是要找能靠的上的本地单位，就是家里没啥关系还落个离家近、故友多、能照顾父母的便利。

2、职称：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跟科员一样。

基本上能直接招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的单位就基本没有科长，科长只存在于后勤之类的养老部门，不混到一定年限没一定关系不可能调过去的。普通部门最小的领导是副处，正科级还是普通科员，就每月多几十元工资而已。

3、理工科职位的工作：浪费才能，并不轻松，难出成绩。

技术处一般都会遇到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即使有技术背景的领导，也一般是副职，正职的任职标准跟技术和成绩关系不大，跟资历人脉关系政治情况相关更大，党需要“又红又专”的技术人员，正职领导保证“红”，副职领导负责“专”。

我干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事，单位本来也没多少技术积累，能提高的不多。

工作繁琐砸碎，事特别多，软硬件维护，为业务处做计算机支持，党政思想任务。我入职3个多月来，每天晚上加班，没休过周六，周六晚上也没休过，最坑爹的是周日也要随叫随到，要不是我故意少报进度，这会儿也没机会在bbs灌水了。

干了这么多事都是给别人添彩，跟自己的年终考核完全无关。例如把业务处的操作方法整理成计算机方法，整理他们给的没头绪的数据，编写sql和某坑爹的自制语言脚本，最后署上人家的名字报到京城总部，如果评上优秀人家年底加分，跟我无关，如果入选的多，我们处年底加分，跟我个人还是无关。各级领导更重视充面子的成绩，比如政策学习活动评个优秀，发个“主体”思想讨论文章上了内部报之类的。

在领导们看来所有技术问题都一样的，没有难易之分，有问题了你们不是本科生研究生吗，肯定去了就能解决，解决不了就是不认真工作，再难的问题解决了也是不计成绩的。领导眼中，排除服务器莫名其妙的故障和装个office2003是同样难度的工作，只是服务器整起来时间长了一些而已。

技术领导喜欢搞些大动作，比如自己开发个软件让总部看看（他只负责提要求），还整天叫嚣着咱们要搞点科研让总部瞧瞧。在他这里几个半外行作坊式的编代码和软件公司工程式开发没有区别，人家的经验积累、至少可重复级的CMM开发过程和需求变更控制等条件都是可以靠思想上重视就能弥补的；至于搞科研更是扯淡，作为公务员本职是搞科研那研究所和大学都可以关门了。虽然外包是个好办法，不过向总部申请额外的经费显得领导无能，还是一分钱都不花，让手下人加班去干吧。最重要的是总部也没让你整这些，真是不折腾不舒服。

工作环境

1、硬件设施：国家不差钱，单位不差钱，就是分配方式很难理解。

宽敞的办公室，空调暖气，每人一个科长级的大桌子，免费的Maxwell，四五种茶，保洁班负责卫生，新人也不用端茶倒水打扫卫生。去年预算拨款年底花不完买数码相机，买移动硬盘，买thinkpad，堆在仓库里落灰。没有政策就是不能发给底下的同志们，我现在还用着破dell620，装上保密防护软件慢的要死，我猜是单位没有介于pad和d620之间的空闲本，又不能和领导用一样的，只好委屈新人用破电脑了。

图片来自网络

申请预算该有的却没有，机房的破UPS，居然只能支持10分钟，这么鸡肋的UPS不如没有，半夜市区电力检修，楼里电力改造，几次半夜停电，有一回三点多停电，被楼层保安电话叫醒，回单位去手动关机，等到4点多来电再手动开机。又不是没钱干吗这样凑合啊，搞个xx重要思想学习活动倒是很舍得花钱包场地买东西包餐饮。

2、领导：先服从再考虑，一切为了领导。

底下的人一切以本处正领导为中心，各处领导一切以大领导为核心，这叫民主集中制。领导不懂乱指挥，你明知错了也要服从，在错误被现实证明之前，一切反对观点绝对禁止，必须等到错误的后果出现了，你才能请示领导是不是试试别的方法。

一切行动以领导的意图为主，规章制度靠后。正面例子：上下班时间，规定靠边站，你必须比领导指定的时间早上班，晚下班。反面的例子暂时没遇到，遇到的也进去了。

3、人际关系：为领导服务为前提精诚合作，基本没有勾心斗角，也看单位了。

感觉人际关系还不那么复杂，底下人基本没有勾心斗角的，大家都明白自己的p民地位，折腾和小动作是没有用的，个别人背景特殊，可能想的深，和大多数底层p民比较疏远。上下级之间关系明确而牢固，一点也不复杂，就是上面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是p民没多于想法，一切随您愿就行了。

单位应酬不多，出去有时应酬多。地方单位应酬比较多。

日常工作

1、工作效率：效率高了不是好事。

大家干同样的活，谁效率高谁多干些，能者多劳。手头的干完了就有新的补上，全部干完了苦劳是大家的，功劳是处室的，处室是领导的。

效率高的不如耗时间的。上个月让去京里参加总部某考试，考过了给单位、处里和个人年底都加分。领导让每晚去会议室自觉加班复习，我效率高，看完就去办公室上网了，那些人一直坐那耗时间，考试处里5个人就过了我和另一人，前两天说大家辛苦了发点加班费，结果我比其他人都少，还被警告要认真工作。没做出成绩反而比做出成绩的拿得多，怪不得一直都说机关工作效率底呢…

没办法，人要适应环境啊，于是我干完的活上报领导说还在干，故意把进度少报点，这样周末就可以上上网休息一下了，还落个周末也认真加班的美名。

2、工作强度：有人累的颈椎疼，有人闲的串门玩。

并不是领导就闲着，跟部门有关。带着我做工作的副处就也是苦逼，忙的回家还要继续干；另一个副处负责网络改造施工，其实就是外面公司的人干活，他派人盯着，有事向他汇报而已。业务处去其他单位检查，对方接待的好好的，工作节奏基本松缓，偶尔关键时刻加个班突击一下的，还有差费补助。机关党委，后勤办公室，财务处等等确实舒服，发发通知上上网，做做广播操串个门，据说还有全勤的加班费，加你妹啊！

个人发展

1、培训：有用的东西不少，但很多流于形式。

在北京中心培训比较有用，形式也丰富，吃住活动设施都很好，就是机会难得。单位内部培训有提高实际操作水平的作用，不过也就刚来才有。网络培训，内容丰富，很多课件质量挺高，知识结构调整系列考虑很周到，但是根本没空看，手头活多的没空看。

领导也不重视网络培训，看见你看课件就觉得你太闲了，于是安排些杂七杂八的事，明明手头活还没干完的说，就是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状态而已，怎么活又多了呢。于是只能挂课件（就像挂bbs上站时间），挂够时间年底考核学时就过了。

2、交流：机会难得。

干够年限有机会到地方交流，主任科员可以到地级市挂副局长职，到县里挂副县职，副处级依次类推…很多都是去了不想回来，不过一年期限到了还得回来当科员…

普通人都有机会到总部交流一年，就当长见识吧，反正去了待遇不变到期必须回来，也不是晋升机会。

总部中低级领导到外派单位交流纯属刷经验，刷满经验回京升级。这都是圈子里的，普通干部别想。

3、考核：考核标准不利于技术处。

业务处考核看查出上报的东西，内勤处考核不犯错就行。技术处夹在中间，参照业务处考核办法，苦逼的技术处手里没东西可报，偶尔有人跟业务处出去作技术支持，回来想尽办法写报告，还要自己加一些计算机方法进去，就指望总部能评个优秀。没机会出去的人又累又没成绩，出点错就要扣分。领导不愁没成绩，所有人的成绩都是领导的加分点，过失都是自己的。

4、晋升：低级晋升熬年限，高级晋升只是圈子里的事。

刚进来是按学历和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年限划分的职称的，之后熬年限，科级在某个职称上连续3年的年底评价称职才能晋升，副处级以下满足条件直接升，处级需要竞争上岗，也就是说副科至少6年才有机会竞争副处，副处五年称职有机会升正处。当然升处级的隐含前提是有空缺位置，不像正科随手一抓一大把。

处级之上为高级晋升，跟圈子里扯不上关系，升到处长也就到头了。因为越往上领导岗位越少，于是还有一种没实权的职位，我们这里叫正（副）司级巡视员，这种只在外派单位有，是当地有足够威望的人跟圈子里扯得上关系才能被任命的。

总部选拔考试，干够年限，像考公务员一样考，其实去了还是主任科员…

待遇

1、工资福利：地方单位比直属单位好，工资改革越改越坑爹，“我们相信思想建设比高薪养廉更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

每月辛苦加班发到手3300左右。出差每天补助350，包括食宿通信交通，其中住宿要求200，住宿花不完要收回，于是乎想办法开发票什么的也是有人干的。五年前本单位阳光之前每月比现在多拿1000，现在物价涨了，工资降了。隔壁地方单位合法收入平均比我们高1000，还有逢年过节发卡。

公务员编制没有三金五险一说，据单位说全包，可是据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医保单位每年给工资卡里打三四百元，其他没有，可以自己参加社区的，操！！工作8年的老同志说公积金每月好像是10元，天哪，积你妹呢这是。

只有单身能住便宜宿舍，每月100以内，水电气自理。食堂一天三顿共4元，还算合理，住得远的就享受不上早晚的了。

房子以前的老同志很多都有两套房，其中一套160平米，2008之前来的年轻同志都有那套160平米的，单价2000每平米。待批示文件上说2008之后的同志有没完全产权的房子，4800每平米，全额自己支付，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代垫，以目前的薪资，家里没钱首付，每月手里留不到一千元，需要还到退休都还不完。坑爹啊，这不是逼我出去查别人时犯错吗！！！

地方单位以前有房，后来集资建房跟我们2008之前的那批类似，不过政策叫停之后我们单位想尽办法坚持盖完了，人家干脆按照中央要求停工了，转手了，开发商送他们一些房，据说人手一套，以前还要2000买的…

去年我们处某前辈总部选拔考入京城总部，收入不到4k，总部房子也是4800每平米，他家在本地。结果离家远了收入基本没提高，职称不变还是主任科员，还是科员。

2、工资外收入：绝对有的单位有，有的单位不敢有。

我们单位检查的都是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指派的单位，每次不同。一般都是上面知道有问题，地方的例行检查根本“查不出问题”的情况。明知对方要翻船，给你你还敢要吗。

工资外收入的情况请自行脑补。总部公示的我们查出的案件里就有，所以说绝对有。

小结

1. 我交工科出来的不建议干公务员，浪费啊。有关系的除外。
2. 地方实权单位收入高，便利多，应酬也较多。可以轻松做到中产阶级。
3. 指望干轻松工作的打听清楚再行动，轻松的确实有，既看单位又看部门，最重要看领导。
4. 指望挣额外收入的，随缘吧，自重别进去了，别给别人替罪了。
5. 满腔报国热血的，你的热情能靠思想建设维持多久。
6. 野心大的没关系您就省省吧，费尽心机还会跑腿，去学学人民日报的阶级固化理论先。

PS：这样折腾不是个事，本人最多干够一年，然后辞职回老家结婚算了。

转自 [职场人生]公务员百日感

    当年，我刚进入美国大学校园读书时，一开始就感到四个方面的不习惯：

    其一，大学里几乎没有一类“同班同学”的概念，这是因为大学课程基本上实行灵活的学分选修制，学校不可能把每个人固定分配在一个班集体里。教室里的同学们流动性很强；有的同学可能听了几个星期课后，感觉这门课的老师讲得枯燥乏味，或者预感到这个班里强手如林，自己在这个班里得不到好成绩，然后就拔腿走人，从此不见人影。

    其二、美国大学的宿舍不是以系科来划分居住的，学生住得很分散，同专业的学生常常不住在一起。而且，到了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学校不再提供宿舍，大部分学生都在外面租房子居住。你和谁住在一起？同住在一栋公寓或别墅里的房客到底是什么人？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学校从来不予过问。

    其三、在课堂上，教授们讲课极少照本宣科。尤其在法学院和商学院，教授们在课堂里和学生们互动频繁。有时聊到高兴时，教授们径直就盘腿坐在讲台上和学生们在课堂里争论起来。一堂课下来，学生们讲的话比教授还多。

    其四，学校里几乎没有没有我们国内观念里的那类“学生干部” —— 不仅没有“书记”，而且没有班长、班委和小组长们。当然，更没有我们习惯中的“学生会主席”。

    同时，美国大学里也没有宣传部、组织部、档案科等部门。在国内，很多同学在中国养成的聆听别人教诲宣传的习惯，自己的思想就是CCTV和人民日报的思想，同时也就是班主任、支部书记和班长的思想。一时间，没有了他们，有些年轻的留学生们会觉得头脑空空，不知所措，好不自在。不过，很快这些同学们就习惯了美国校园的生活。他们发现，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去想，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自由地判断，可以自由地选择你认为正确的社团。

    其实，美国的大学校园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盘散沙，校长们从来也没有“人心都散了，队伍不好带”的忧虑。学校里其实也有“学生领袖”级的人物，这些“学生领袖”大多是在学生独立社团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通常，每个美国大学校园里都会有几百个不同种类的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几乎全部是由学生自行组织和领导的。每年新生入学时，人们会看到在学校报到处周围的办公室走廊里或校园的草坪上，排满了各种社团招揽会员的五颜六色的招牌。

    以斯坦福大学为例，除了传统的用希腊字母标记的男生联谊会和女生联谊会以及各学生宿舍的“团体“外，还有596个志愿性学生社团，其中包括学术社团、体育社团、服务社团、艺术创作社团、民族文化社团、健康卫生社团、媒体出版社团、哲学社团、政治社团、娱乐消遣社团、宗教社团和社交社团等。学校鼓励学生参加现有的社团，但如果学生感到现有的社团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可以与学校有关方面联系，申请建立一个新的社团。

    过去人们总是认为课外活动只是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然而美国大学的证据表明，“所有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件，有4/5发生在课堂外”。课外，美国大学生除了个人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在活动中激发了创新精神，强化了实践能力。

    美国大学里的学术期刊往往由学生主持编辑。绝大多数院校都鼓励学生出版各种刊物，如日报或周报、年刊、文学期刊或幽默杂志，这些刊物的编辑和出版经理有相当大的责任，亦受到广泛尊敬，因此这些职务成为许多学生奋斗的目标。

    在有些美国大学校园里，也有一种类似工会的“学生会”组织，但和我们国内大学里的学生会并不相同。这类学生会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学校行政的一个学生组织。学生会的负责人由学生依照合理程序选举产生，学生会的资金也来自学生，没有校方或政府的资助，因而它的行动都是独立的。这类学生会的目的主要是在重要事件发生时，用以维护学生权益，同时作为学生和校方之间的沟通渠道。例如校内公车服务、学费上涨、图书馆设备改善等等。

    我本人在国内读书阶段中，曾担任过不同“级别”的“班干部”。回首往事，酸甜苦辣尽在其中。总体说来，我不赞赏这种将官场行政生态在校园内加以复制的愚蠢做法。其中主要的弊端在于：不利于发挥大多数同学的潜能、导致“学生干部”在名利面前的迅速异化、严重扭曲学生之间单纯和公平的人际关系。

    当然，凡事都有利弊。人总是有差异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成熟、独立性比较强、有自律能力的学生，在美国大学的环境里就可以应付自如。但对于那些性格腼腆内向、独立生活能力差的学生，就很难取得好的成绩，甚至不能完成大学学业，在美国名校里尤是如此。有些美国名校为了捍卫学术水平而不得不牺牲学生。据统计，美国每年都有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完成大学学业而退学。

    对此，准备来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家长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有的中国学生家长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大学，五六年了，还没有个结果。估计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大学是“不怎么管”学生的。就在这样一个既没有班主任循循善诱又没有班长书记们以身作则的环境里，如果你的孩子也“不怎么管”自己，那就真的是“黎叔很生气，问题很严重”了！

作者：周大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45309

上百度一搜索，发现中国的车祸死亡率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们以世界3%的汽车保有量，制造了全球16%的死亡人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开车最危险的地方。

大多数网友都把车祸多的原因归咎为中国司机素质低，开车不规矩.我强烈反对这种”素质论”.本人在中国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在美国考的车牌，后由于工作原因，跑了不少国家，在香港，日本，意大利，墨西哥，泰国，菲律宾都开过车.我认为中国的车祸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交通管理的理念落后。

我从来不觉得美国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很多。你看过新奥尔良风灾的照片吗？美国的大兵是带着冲锋枪去灾区救援的。如果他们不带枪，当地就会有人打砸抢。汶川地震时解放军有带枪吗？

我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国的17.8倍，我们的素质会比他们差17.8倍吗？“素质论”掩盖了车祸多的真正原因，也撇清了交管部门的责任。

要拯救我们身边将要在车祸中丧生或受伤的亲人和朋友，最可行和最快的方法是改革中国的交通管理的理念和体系.交通管理和工厂管理一样，本质上是一门科学.中国的工厂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什么交通管理不能引进别人的经验?

以下是我在国外和国内开车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

1)在美国学车的时候，教车师傅第一课就告诉我，后方45度左右的地方是左右后视镜的盲点.如果超车后换线，必须要略转一下头，以眼角的余光确保盲点位置没有车才能换线.如果你跟在别人的车后面，最好不要长时间呆在前车的盲区，以免对方看不见你而突然转向。

这个盲区，所有欧美国家的司机都知道.我问过南美和东南亚等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并且很惊讶我问他们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就跟天是蓝的，草是绿的一样，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在中国，我们交学费去驾校学车，教车师傅有教过你盲点吗?没有，因为他们的师傅也没有教过他们.我们只能自己从车祸中以血的代价来领会。

2)中国的交通要改善，驾校是第一个要动刀的地方。我再说两个例子：

a.在美国超车后换线，师傅会告诉你，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后车的前轮才可以换线。这种方法可操作性很强。但在中国没有人教这个，偶而有师傅教的话也只是说50米或60米。在后视镜中你怎么能知道50米有多远呢？

b.关于远光灯，所有的美国司机都知道，起雾时不要打远光灯，因为反而看不清楚；
另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乱开远光灯，如果你干扰了对面车司机的视线，撞到你了是自己倒霉。
中国的教车师傅不教这些，他们老是强调要眼明手快，好像只有反应快才能在路上活下来.基本的安全知识反而不教。

3）在美国,如果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交警至少在200米以外就在地上放置冷光蜡烛（防风）,提醒你换线,冷光蜡烛连成一条长长的火光斜线,后方的司机有非常足够的时间避开故障区.

而在中国,交警顶多在几十米开外放一个荧光的警示牌,等你看到了,离故障车也就剩下几秒钟的反应时间.三角标志和雪糕筒都是很不科学的装备，天黑的时候不够显眼，体积又太大，交警和司机都不可能带太多。直接放在路中间的话容易造成车祸，放在路边又容易被忽视。强烈建议中国的交管部门研究和引进西方的冷光蜡烛。体积小，不占地方，使用方便，直接扔在路上就行，万一不小心碾过了一两个也不用刹车。

如果我们也采取欧美一样的故障警示方式,每年能救下多少人命?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广东,这几年仅在京珠高速和虎门大桥上因为故障处理车追尾就牺牲了5位交警。
4）在中国,交管部门喜欢在车道中的隔离带建花坛,有些地方甚至连高速公路的隔离带也有花坛。这种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为什么别的国家不搞?别人是有道理的。花坛建在路中间容易让司机分神,用隔离栏最实用，还便宜.另外,花坛需要定时修剪和浇水.在维护的时候,停在路边的园林车,还有缓慢行驶的洒水车都很容易造成追尾。要美化市容，花坛可以建在路边。如果中间一定要种花草,能不能采用不需修剪和免浇水的品种？

5）我回国已经10年了，在国内也开了10年车。我跟普通的中国司机一样，偶尔图方便也会犯犯规，比如双黄线左转等等。但在国外就不敢。我觉得我的个人素质没变（普通人一个），之所以在国内乱开车，在国外小心谨慎，是因为国外违规的成本远比国内高。以我在美国开车的经验为例，感觉上每违规10次，至少会被交警逮到1次。有一次在三藩市郊外，凌晨两点在65英里的高速上开到80英里也被警车拦住罚款。美国的交警大都是流动执法，会从任何一个地方冒出来，让你不敢心存侥幸。反观国内，我们的交警很喜欢呆在十字路口。很多地方还让交警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我一直没想明白，路口不是有交通灯吗？红灯停，绿灯走，清楚直白，为什么还要交警做复杂的动作去发相同的指示？中国交警编制增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车辆，有限的警力还是应该用在刀刃上，十字路口还是交给红绿灯吧。

6）最后我想强调一个观点，交通管理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一样，是一门科学，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美国有科研人员研究了全美事故率最高的10个十字路口，发现了一个普遍问题，这些十字路口的交通灯都不够高，不够多。如果前面是个货车，跟在后面的车就看不见交通灯变化，容易造成追尾。gov-ern-ment按他们的研究对交通灯进行改良后，发现第二年事故减少了15%。如果这个研究结果正确的话，90%的中国红绿灯都有改善的空间，而且一改马上就能见效。这样每年能挽救多少人命，减少多少损失？这些成果别人都已经研究好了，都是公开发表的，不用专利费，我们只要拿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做？国家每年这么多代表团出访，每年花这么多钱去引进技术，比如高铁。为什么没有人肯花时间去研究别人交通管理的先进经验？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业和工作和交通没有半点关系。我对交通管理的理解是一个普通驾驶者的粗浅理解。但我强烈反对以司机“素质差”来解释中国交通管理的落后。素质差的是我们交通的管理者，差的是管理的理念，而不是司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中国的司机素质低，该死，gov-ern-ment就没有做好工作的压力。驾校发财了，交通局子升官了，我们自己很开心地给自己扣上“素质低”的帽子，最后还要把自己的命搭上。

来源：　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boardId=1&view=1&id=345702

2010年大陆教育费用的支出只占GDP的3.2%左右，20多年来，一直没有实现4%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台湾的教育经费支出一直稳定在6%以上，基本实现了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

为什么要办教育，大陆教育法的解释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台湾教育法的解释是“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大陆教育法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台湾教育法规定“教育应本中立原则。学校不得为特定政治团体或宗教信仰从事宣传，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亦不得强迫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及学生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或宗教活动。”

全文见 信力建 大陆、台湾谁在崛起？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将纳入官员政绩考核

本报讯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所在地河南淅川县相关负责人昨天透露，为确保首都人民吃上放心水，淅川县明年将水质等纳入当地官员的考核。

昨天，在陶岔水质自动监测站内，南阳市环境监测站总工程师褚东方从自动在线监测仪器设备上看到，当天12时的水质监测PH、溶解氧部分指标已符合国家地表水一类水质标准要求。

 

陶岔水质自动监测站位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调水源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九重镇陶岔村。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调水经陶岔渠首闸最终流入北京。

褚东方说，通过在线自动监测将自动对水温、酸碱度、电导率、浊度、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等常规参数进行监测，4小时化验一次，如果发现异常情况，监测器会报警。

据介绍，从多年来的监测数据看，调水渠水质除总氮因子外，PH、叶绿素等其他相关因子均符合国家地表水二类水质标准，符合调水要求。

淅川县副县长王培理介绍，生态建设明年将与当地官员的考核挂钩，将入境水质、水土流失控制、污染企业关闭纳入当地官员考核。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作者： 王丽娜 )责任编辑：NN057

我稻田里的兄弟

2003年面世的这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将镜头对准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最大的审查中心“S21集中营”，其全称为“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到1979年时期，这里至少关押了14000~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最后幸存的只有六七个人，称之为“灭绝营”一点也不过分。

此地并不拥有高效率的现代杀人工具，能够将人整批地处死，如同纳粹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在经受了不同阶段的酷刑逼迫之后，囚犯们被木棒、铁棒、铁锹、镐、弯刀这些最简单、最原始的工具杀死，它们原来主要是劳动工具，连一粒子弹的代价都不付。将这么多人一个一个从后脑勺敲死，或用镰刀割断喉咙，这真是一桩令人难以想象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抽血过度等而死亡。

活下来的人数如此之少，年轻的导演只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两位。因此而带来了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色在于，不是众多幸存者，而是当年的看守来到镜头面前，成为影片中主要“出镜者”。他们一共有八九位重返旧地（超过整个活下来的人数），来到如今已经成为大屠杀纪念馆的场所，对着镜头讲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那些长眠于地下冤屈的人们不再开口，我们只能通过看守们的讲述，来想象和感受冤魂们痛苦的身影。

影片导演潘礼德1964年出生，11岁时与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营，15岁时逃出，经由泰国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9年拍出一部关于柬埔寨难民营的纪录片“Site　2”受到关注，此后拍过剧情片《稻田里的人们》、《战后的某个夜晚》。这部纪录片花了3年的时间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响。

一

不知道导演是如何说服这些人来到镜头面前的。他们看上去如此单纯，应该是刚刚从稻田里走出来，脸上挂着羞涩的微笑，身材单薄，穿着土制的衣服，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十分年轻，40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只有30来岁，当年应该是十几岁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他们的过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没有人会感觉到他们的不同，一点异常的动静都没有。

看看这一位吧，他叫Houy，窄额头宽脸膛，典型的当地人面孔。影片的开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个刚刚洗浴过的婴儿被放到他手中，应该是他的骨肉。他父母亲坐在地板上，母亲缓缓地说：“我的儿子从未举止无礼过，从未在家里侮辱老人。他们教导他，把他变成一个杀人的流氓。”母亲建议儿子去做一个仪式，超度那些死难的亡灵，从此不再见到他们，开始做一个崭新的人。Houy本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自己杀人，那是坏，但是坏是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他们手中有武器还有权力。在我心里，我害怕做坏事。”

与自己曾经“共事”同志们的见面，他们有一种老友重逢的腼腆和欢欣，各自欠着身，互相握手问候：“你老了”，“你还记得我”，“看着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们虽然都在这里，但是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别人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整体里工作。”这位来自Takeo地区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轻，他说当年他们一共200多个小孩子，被卡车运到某个地方，在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就被送往不同的监狱充当“守卫”。

审讯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由不同的小分队担任。第一阶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压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软。如果拒绝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热”小组的手中，“热”施加刑罚，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么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员的木棒打下来，原来的旧伤口马上破裂，喷出鲜红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幸存者就在这种情况下，供出了64个他所认识的人，指称他们是“叛徒特务”。

为了逼真地再现当年的生活，影片让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里，扮演起自己当年的角色。Houg要去一间牢房提审一个犯人，他在手心里记下这个犯人的号码。到监牢时，对守在门口“娃娃看守”说：“把13号给我带出来提审。”“娃娃看守”便走到屋里靠近窗口的地方，大声说：“13号，起来。”这位看起来仍十分年轻的看守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我命令他站起来，把他的眼睛蒙上，从背后把手铐铐上，然后我把门再插上，把锁锁了又锁，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出去。”Houg站在门口等着，得到这个犯人之后，他“扭着他的胳膊，带他走”。

这应该是当年每天发生无数遍的简单事实，平淡无奇。然而正是无数这些平淡无奇的细节，构成了那场大悲剧的一个小的部分，积累起那个在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实际上，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恐怖事情，与人们眼下经历的所有事情一样，同样也是发生在日常时间、日常光线之下，是一点点添加进来，危机是一点点加深加重的。其中并不是每个细节都那么可怖。日常时间的节奏将事件分成不同单元，它们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时段，人们在经历它们的时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单元，它们如何加在一起？当它们加在一起时，将通往何方？如何获得整体的意义？这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执行者们不知道的。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总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长长行为的尽头是他们望不见的，他们只能做分配给他们的事情，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对于自己视野所及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实际上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是在“无知之幕”底下行动。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结果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这天，这座城市200万居民接到通知说，为了躲避美军轰炸，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以为也许三天就可以回来。结果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远没有再站起来。

其余抵达“新农村”的人们，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先“故事”的环节突然断裂，被导向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谁也没有谋面的更高的“讲述者”，他凭着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对这些人作出解释和负起责任，便随意地决定了所有这些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当Houy和他的同志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演示自己当年的行为时，当他们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开门、关门、扭着胳膊带走某人的动作时，当他们对着不同的牢房，为了一点小事大声训斥时，观众会明显感到在他们的举止以及身材中，流露出无可救药的卑微，体现出某种猥琐。他们的脸上越是无辜，他们的胳膊和腿的举动看起来便越是下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令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是“工具”的特点，也是他们本人作为“工具”的代价。他们的确受人驱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了自己作为“工具”这个事实，同意维护那个吃人的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最初并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由“安卡”掌权。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发布的。1977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还帮助园林工人们修剪花枝，以体现自己保持劳动的本色。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　Nath。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

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35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18，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其余画家则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

有人说，死去的人们应该叫做“被判刑的受害者”。言下之意，他们本身则是“施加刑罚的受害者”，听上去只是名称不同。“如果不服从，我们就会死，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位画家继续追问：“你们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这是历史性的追问，任何在那种机构里呆过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一问。每个人都有站在他“身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他带到某个“质询的中心”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们仍然习惯沿用“安卡”这个说法。另一位说：“安卡唤醒了我的革命意识，让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阶级敌人的痛苦和愤怒。但我参加革命的真实原因，是1970年郎诺集团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号召他的兄弟姐妹们与游击队会合，共同解放自己的国家。”西哈努克是在北京发出的这个号召。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郎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飞抵北京，3月23日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1970年和1975年是两个不同的起点。最初这的确是被当做一场反美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然而到了1975年，轮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他们继而将战争延续到了民族内部，危害最烈的是革命队伍内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一条粗重的传统。事情在某个时刻起了变化。本来追求理想的人们，突然掉转过来，去追求和抓取最为现实的个人利益，但是却继续称自己从事的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劳动阶级的利益。

对于那些不同层次的个人来说，当他们一旦进入某种既定格局，他们就要变得适应这个格局本身，服从这个格局，被这个格局所引导，继而从这个格局里产生出新的东西，发展出新的面向和行为。本来也许的确没有个人权力要求的，后来就变得非常渴望，急于或乐于在小圈子里扮演一个权力角色，显得自己分量不同。到这个时候，仅仅用最初的单纯动机来说明则远远不够。源头上的东西经过一系列过渡，已经发展为别的东西，甚至相反的东西。

一个好的格局保留了人们得以上升和升华的空间，而一个坏的格局则把人性中最坏的一面调动出来，他们甚至显得比原先的那个格局还要坏。画家描述了他刚刚进S21时的某些情境。当装运他们的卡车半夜里到达，囚犯们的双腿还处于麻木之中，他们听到了两个年轻士兵欢快的叫喊，“像狼看到食物一样”。囚犯们的眼睛很快被蒙上，一根绳子将每个人的手拴在一处，像牵牛一样牵着这许多人，而周围的卫兵“他们全都在笑”。笑他们的可怜，笑自己的杰作。无疑，半夜里的这种笑声，属于这些人的自作主张，不在“安卡”的计划列表之内。画家将这个牵牛般的场景和尸横遍地的场景，通过回忆又画了出来，令人震撼。

年轻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写检查。他们的检查这样写道：“党禁止打他们，我们却打了。党让施加一种压力，我们却施加了另外一种。（我们会）不针对政治历史进行审查，而是针对道德败坏、针对女人。”第一句“党禁止打他们”，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是写给党看的。影片有谈到他们在审查中遇到“困难”时，上级则指示要进一步施加压力。但是看守们的确承认了存在许多极为恶劣的、虐杀性自选动作。比如针对女囚犯的做法有，将她们带到远离人群的房间里去审问，趁机摸她们的身子或强奸她们，在审问中烧烂她们的屁股。这是男人不会遇到的。而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可能采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为，比如保护这些无辜的女性。对这些已经遭受屈辱迫害的人们，不要来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间，也留下日后正义的空间。

有人谈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　nan非常漂亮，我喜欢她，也可怜她。但她是敌人，爱上敌人是禁止的。我心里火一样地烧，性欲折磨着我。我非常恼怒不能碰她，不能与她做爱。这让我很生气，我充满了怨恨，于是就打敌人。”这个属于非常恶劣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换了一个出口来释放，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原意应该是彻底铲除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人性中最为肮脏、低劣的东西。

“当你把人带走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画家追问。Houy答道：“这期间，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得服从安卡的命令。”画家凝重地说：“我不喜欢听这个‘服从安卡’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安卡，想着纪律，服从和执行命令，那么就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类良知。不再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画家也谈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当他被上电椅，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只有胡编乱造。这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强迫人说谎的法律系统。为了得到暂时的缓解，人们必须撒谎。然而这种欺骗的第一个对象，按照画家的说法，所要过的第一关不是审查官，而是人们自己，即首先是欺骗自己。

审讯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词句”之后，就再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人，而将他们丢弃。在缺乏食物、医疗的情况下，这些人逐渐失掉了人的形状。画家悲哀地说，这连“杀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杀人”，所杀的也是一些人，而这些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将“人”杀掉，其中还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对象是谁，而如果仅仅是“灭绝”，那么就丧失人性，或只剩下人性的灰烬了。

三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虽然隔着老远，但是诸如“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这些称呼，令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们如同那些最初的语言一样，进入我们的耳朵，构成我们当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泽东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常举措，在他们看来正是吸收了中国的经验。1965年底至1966年初，波尔布特来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传授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实际上，等到波尔布特自己能够去做时，则比“中国的同志”更加彻底。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残酷清洗的对象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早期为郎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知识分子若不能彻底改造过来，那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所有这些，是对于当年中国许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这部影片的开头那个兴修水利的镜头，人山人海，红旗飘飘，歌声阵阵，与我们当年所看的新闻记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民调显示美国比中国有更多人为吃饭问题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