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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依德治国  

2007-12-15 18:24: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在人类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在过去2000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发展道路虽然相当曲折和坎坷,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始终没有减弱和停息过。究其原因,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那些关于做人、处事和立国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一、什么是儒家
“儒”原来是指专门从事教育和执掌礼义的人,是以自己的知识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人,如巫、吏、祝、卜等。后来在春秋时期,因为社会动乱,许多“儒”者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地位,落如民间,使得“儒”者的思想流传开来,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孔丘一生招收门徒(共72个),传授知识,以“相礼”为业,是“儒”中的佼佼者,他的行为被人效法,他的所说的话被人记载,因此他所创立的学派被后人称为儒家。
二、“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在西周末期和春秋时期,西周的礼每况日下,到了‘礼崩乐坏’的程度。这时,孔子等一帮儒家要求恢复和加强一贵族政体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等级制度,主张“复礼”。但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沿用了西周的礼,但从内容上他们对礼的理解和礼的运用明显不同于西周,他们对西周的礼进行了改造。他们讲礼说成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即确立和维护统一的贵族政体和君臣等级秩序的制度。所谓的“为国以礼”,集中地表达了儒家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儒家的这种礼同西周的礼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西周的礼是关于政治、军事、祭祀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而儒家的礼则是国家根本制度,地位形同于现在的宪法。其次,西周的礼是‘不下庶人’的规章典籍,而儒家的礼既然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则变成‘下庶人’的规章典籍。分析以下此时“礼下庶人”的含义,是否表示礼从过去的权利对贵族,义务对庶人改为权利和义务对人人平等呢?要弄明白儒家的礼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儒家的礼不再是具体的规定了,而变成国家的根本制度,意味着西周所维护的一切变成了国家的制度,上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为国家所认可,实际上是将西周的礼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权威化。所以,儒家的“德”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律,这种以礼为法的特殊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不可以不说是一个奇迹。

三、“为政以德”的德治论
首先要明白“德”指的是什么。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既包括具体的行为要求,又包括基本的原则。儒家继承了西周的“德”,同时也对它进行了改造。主要表现在:(1)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将德上升为政治统治的方法,如宽惠使民、实行仁政等。(2)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主的权力,高于国家和法律。为什么这样说呢?儒家把德看作是“人君”与“暴君”的标准,是执政、司法的知道思想。
(一)德刑并用,以刑辅德
这是德和刑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儒家推崇西周的“明德慎罚”,但同时通过春秋战国的纷争,儒家已经意识到德的局限性,应该借助刑来辅助德的适用。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那么二者是否处于平等地位呢?儒家仍然主张“为政以德”,赞美德政就象北极星一样,是众星的中心,刑罚只是其中围绕德治的一颗星。为什么儒家有这种思想呢?儒家认为行政和刑罚手段虽然可以让民众不敢犯罪,但无法消除其内心的犯罪动机;而用德和礼进行教化,就能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制和消除犯罪动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二)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教化”是指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和等级观念。儒家注重“教化”是建立什么伦理基础之上呢?孔孟主张“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君子小人的道德区别是后天习染而成的,可以通过教化使小人弃恶从善,成为君子。因此,教化与刑罚相比,(1)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2)教化可以预防犯罪(2)犯罪之后,教化可以让罪犯良心发现。这就达到了“以德去刑”的目的。这种“以德去刑”的教育预防思想,是儒家的创造和贡献。
(三)恤刑慎杀,先教后刑
“ 恤刑慎杀,先教后刑”实际上是“注重教化,以德去刑”的延伸。儒家主张“注重教化,以德去刑”,就要求“先教后刑”,即先教化后刑罚,如果因为没有教化而施用刑罚,则是“虐政”,即他们所讲的“不教而杀谓之虐”。 儒家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则对于犯罪行为从宽处理。例如,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四、民本主义思想
德治思想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民本思想,即认为人民是国家唯一的重心,民为邦本,本固则国宁。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民为邦本”的民本观念。儒家认为“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1] 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认为“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2]再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再如“民,神之主也”[4]和“民和,而后神降之福。”[5]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在儒家思想中,民的地位代表着天与神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对人的关注构成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或者说民本思想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大特色。
尽管从本质上看,儒家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以君为本,对民的重视是立足于君主的利益,为了君权的稳固和家天下的长久。然而,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还是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的,客观上起到了使统治者更多地重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更多地考虑人民利益的作用。对待儒家的民本主义,我们得注意培养整个民众的民主素质,使人民真正有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为所欲为,使“民本”转而为人民自己站起来的民主。这样中国的民主法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法治的建立而复兴。
五、 反思
(—)传统儒家法思想中不切实际的“德治”。

儒家法思想是以孔孟仁学为依托,结合法、道思想形成的。儒家法思想与法家思想明显的不同在于,法家思想重刑重罚,提倡以法治国。而儒家法思想强调以德服人以德治国。法治主要通过对体罚使人体受到痛苦继而产生畏惧从而达到屈服,德治倡导对人进行道德感化,净化心灵改造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本质的信任。德治思想要求人们重视自我修养、陶冶良好的道德情操。反对以权力暴力破坏人们内在道德的融合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求统治者通过道德力量感化影响臣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争,虽令不从!”这种思想的提出基于儒家思想的“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
事实上,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作为不同权利义务的主体,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身居高位重拳在握者不可能与出身贫贱地位卑微者具有一致的道德价值观。德治思想不可能提出适合所有人的道德价值标准。这说明它本身没有完全实现的主体作为依托,它的实现不得不选择一个特定主体,事实证明,它与统治者站在了一边。儒家法思想也就沦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也为了自身的发展延续,它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著名思想家徐复观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讲道:“德治思想总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所以千言万语总不出于君道臣道。约束在这种狭窄主题上想问题,很难发展出民主的意蕴”。在他们看来,权力结构是个简单的金字塔,最高的统治者居于顶端,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于一身,通过改造他,就可以达到改造整个社会。可见,儒家的德治实质是一种人治而不可能是法治,由于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道德完善上,靠的是统治者的道德完善来建立仁政。
所以儒家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圣人之治,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为专制统治。这是一种典型的家长式统治,与法治精神相差甚远。儒家把统治者道德改造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本人的自我修养上,对他的行为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政治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任何公共的监督。这一点体现出儒家法的软弱性、不独立性。他不仅不能去规范统治者的行为,反而要依附于他们,惟命是从。另一方面,任何人的自我控制能力都是有限的,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更难保证所做出的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不难想象,软弱的道德规劝所起的作用会有多大。
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上层是无奈的,而对于广大的民众,则更多强调的是义务,而非权利。例如"父慈",是规定父对子的义务?子孝",是规定子对父的义务,"兄友",是规定兄对弟的义务,"弟恭",是规定弟对兄的义务, "臣忠",是规定臣对君的义务。所以德治法律思想是超出自己个体之上,超出个体权利观念之上,将个体湮没于对方之中,为对方尽义务的法律思想。事实上,人具有理性的德性的一面,也有其动物性的无德的一面。一个人,基于道德的自觉就否定其他个体,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则个体成了被动的消极存在物,失掉了人性主动自由发展的作用。社会上有道德自觉者终系少数。若大多数人缺乏个体权利的自觉,则统治者因感受不到有政治主体的存在与限制,不知不觉中,幻想自己即是政治的完全主体,于是由道德上的无限的责任感,在缺少民众监督的情形下,很容易演变成对权力的无限支配和要求。法律和道德混淆不清,不仅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而且社会把道德,而不是把法律作为政治的基础时,一旦道德沦丧,国家便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德治是由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由尽己之性达到尽人之性,靠的是自身德性表率或榜样的推动,这种"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的想法,在理论上有其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素,但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操作,难于实现。事实上,民众不觉悟,主体不独立,人民的道德素质不高,仅靠统治者德治,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有可能演变成人治和暴政。德治本身具有不可操作性,它的存在只能说是一个历史错误。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我们也听到了儒家反抗暴政的倡导,但缺少法律具有的监督纠错机制,人民没有权力去约束、监督一个坏的统治者,所以在道德的名义下不道德的行为总是比比皆是。参照现代法治精神,绝对不可有任何至高无上的权力,否则,任何民主公平法治都无从谈起。我们无意苛责产生于封建时期的这种法律思想的不完备性,但是要认清它的本质,德治思想可信性值得怀疑,可以说,它的存在和作用有极大虚伪性。
(二)把以德治国揉入法制建设

如今,我们在实行以法治国的同时,大力推行以德治国,可以说,与儒家时期所出的环境截然不同,那么其适用后所产生的结果也会是截然相反的。中国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的国家。但伴随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了剧烈了嬗变。嬗变中的伦理道德将走向何方? 伦理道德是否具有通过调适实现自身绵延的可能,伦理道德有无必要,应定位在多大的合理空间,如何从伦理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这都是需要加以探讨的。传统道德的基本特征是良心制约型,这种良心制约型通过某种崇高的、潜在的价值追求鼓舞、感召人们,在小农经济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里,能够纯洁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灵魂,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坚持道德是人类精神自律的根本,力图通过个体的自我觉醒,从而推动人们形成非功利的、高尚纯洁的道德心理和品性,超越私利,战胜小我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组织社会、笼络人心方面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使社会可以主要不靠宗教、不靠法治而维系了两千多年。
不过,传统道德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的过程中,失去了进行自身调适的可能性,出现了道德"失范",面临自身绵延的危机。道德立国已不可能。特别是改革开放17年来,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我国社会由封闭型、静态型的社会转变为合理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开放型社会的事实,不仅使传统道德受到了巨大挑战,而且也使得当今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与计划经济的伦理道德标准存在根本不同,可以说,当代中国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的冲突,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应成为调控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主体意识迅速觉醒,自主、独立、平等、创新的道德心态、观念逐步冲击着旧有的传统道德。在这种 条件下,传统道德中的良心制约型走向法律规范引导型,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从历史发展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使社会得以合理性的发展,就必须承认人性恶的一方面,并从道德理性主义的迷雾中走出来,切实地加强各种制度的建设,用法治取代人治。如果不这样,非但社会进步受到阻滞,而且也不可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国家有责任利用法律这种强力手段去保护社会这个共同善恶的共同体,国家必须注意施加法律的外力来促使道德状况的变化,利用规范的形式来强化训练人们的道德 观念,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在目前道德意识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单靠自律、软约束,恐怕难以满足道德建设的需要,自觉的行为,自律的道德,都亟需法律规范手段的介入,因而,法律规范硬约束机制的引入是解决当前道德状况恶化的一项补救措施,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事实上,道德规范化是古今中外的基本做法。利用国家法律推行道德,将道德条文律格化,在中国由来已久。如唐律中,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和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对不遵守道德的人,如"不敬""不孝""不睦""不义"的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西方社会也特别注重道德行为规范的法规化,如美国国会下属专列"道德立法委员会",并有"道 德法"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新加坡也获益于道德法规化的建设,诚然,人类社会存在等级差别,存在美与丑的对立,就一定需 要道德,需要人的善心和善行,但是道德绝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引导人们怎么做,而不能规范人们必须怎么做。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道德,同时也不能仅仅靠道德来支撑,道德缺失的社会是可悲的,仅仅以道德来支撑的社会同样是可悲的。道德赖于人的良心和良知, 所强调的是人的内在自觉,而不是外在规约,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谐社会,安顿人生,但却很容易被非道德的动机所击败。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运行是否正常,关键在于制度是否合理。即是 否有一套强制性的以法律手段为主干的社会制约体系,可以说,中国走出道德理想主义梦乡之日,就是中国社会正常发展之日。
在当今社会,我们呼唤道德重建,还不如实实在在地抓住机会落实法律规范建设。道德的良心引导,只有在法律治理不了的条件下或者在法律无法及时约束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一定的弥补作用。 当然,社会从来就不是靠法律自身就可以单枪匹马所能解决了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完全离不开良心道德的支持和辅助。

六、 结束语

如同所有的文明一样,儒家文化也有落后的东西,但只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不抱残守旧,不照搬照抄,那么,这一悠久的文明就能在现实生活中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在大力推行以德治国的今天,吸取儒家思想中德治的思想并予以借鉴和取舍,必将能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法制的道路上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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