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军”势如破竹，堪比日军“三光”

那年夏天，蚂蚱遮天蔽日，把树枝都压断了，蹦到哪儿吃到哪儿。有的说蝗虫是黄水过后，鱼遗下的鱼子生的，趁幼虫小，赶快扑打！也有人说蝗虫是神虫，万万打不得。

最后人们拿起扫帚扑打。一扫帚下去．死伤几十个。刚抬起扫帚，蝗虫又踏着同类的尸体前进了。有的竟跳到扫帚上，有的钻进你的裤腿里。有人提议“挖沟”。无数条沟挖成，但是蝗虫象敢死队员一样一排排跳进沟里。拿石锤把蝗虫捣成肉饼，其他蝗虫继续爬到肉饼上。五分钟后，沟被蝗虫填平。蝗虫又自相践踏着越沟前进。蝗虫遇到水，用两条腿作桨向前划行，有时滚成皮球那么大翻滚着前进。蝗虫进村了，桌上、锅里、床上到处都是。约三个小时后，一个蝗虫也找不到了，它们都往村南去了。所过之处，谷子、高梁叶子被吃得精光，只有绿豆是幸存者。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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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是等死：吃粪卖女无人问

老百姓把红薯叶、红薯秧、萝卜缨、谷糠等掺入杂粮吃。吃完后，部分饥民就到地里薅大麦苗、拾雁屎充饥。有人甚至把别人拉下的大便填到嘴里，维持一个多月，最后还是饿死。

父亲要卖二孩刘克祥，说：“他年纪小，要饭走不动，卖了比饿死强！”姐姐哀求爹爹卖自己说：“闺女是门亲，早晚都是人家的。”最后才把闺女卖掉了。

死绝的人家，无人安排葬事。谁都顾不上谁了，有的饿死家中很久才被人发现。许多人经过长期挨饿，肠胃已经薄了，经不起暴食。好不容易苦熬到有些粮食，一顿大吃竟被撑死。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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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去的没活路：无尽长的死亡线

陇海铁路开封段南边有一条公路，通向徐州，每天都能见到孤身的或者拖家带口的逃荒人。他们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在那里倒下了。有一个老汉，儿子儿媳挤上了火车，他没挤上，留在车站，最后饿死了。

孕妇在路上生了孩子，就地扒坑把小孩给埋了。有一家孩子缠着母亲哭闹要吃喝，其母万般无奈，烧了一锅开水，把孩子捺进锅里活活溺死。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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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决堤：蝗灾泛滥的罪魁祸首

以水代兵暂时阻挡了日军进攻，但是河南人民却遭殃了。花园口事件导致农田淹没，粮食减产；房屋被毁，流民增多。黄河泛滥后贻害无穷，造成生态失衡，田地荒芜，杂草丛生，为蝗虫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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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本想“甩包袱”，计划被美国记者打乱

1942年，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已包围河南。眼看河南遭受重创，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救灾，领导人倒生出了另一种智慧：反败为胜。何不把河南灾民当作包袱，甩给日本人？

于是，中国军队悄悄撤出了河南。但日本人没有上当，虽大兵压境，但并不全盘占领河南。就这样，河南成了中国政府和日本军队都不管的真空地带。三百万乡亲一个个饿死。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目睹了人如何活活饿死，看到野狗啃食人尸，还找到了人吃人的证据。回到重庆后，他把一切告诉了蒋介石，并把描写河南惨状的文章，发在了美国《时代周刊》上，迫使中国政府救灾。但救灾款项，又让各级官员贪污了，饿死人的情况持续着。[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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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救灾：吃一次七天不饿，33个粥厂养活86万人？

政府确曾采取措施救灾济民。例如，为肃清蝗患，省政府印发《灭蝗浅说》，发动人民扑打，让人们知道蝗虫是害虫不是神虫，使灭蝗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功。

然而，救灾措施并未取得实际效果。省政府曾在各地遍设粥厂，根据各县上报统计，共有64个县设立粥厂。有的县数目惊人，粥厂多达1000多处。有的粥厂食粥人数实在太离谱，如泌阳县上报粥厂40个，食粥人数为103747人；唐河县上报粥厂33个，食粥人数为860000人。由于政府明定将此工作“列为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处罚，难免有的县上报数字有作弊嫌疑。

官员克扣贪污，致使救灾形同空文。1942年春，重庆拔发的救灾款项8000万元解到了河南省政府，而省政府的官员却“把这些款留在银行里生利息”。甚至国家银行都克扣赈款。粮款数额虽大，真正发到百姓手中者却很少。

更荒唐的是，1942年旱灾发生后，政府居然发布一份《灾荒食谱》，鼓吹所推荐的配方中有“吃一次七天不饿”的食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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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祸”：饿死老百姓，肥了十三军

汤恩伯屯兵中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祸中原，时人称为“汤祸”。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他们仗势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冲直撞，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刮。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

地方政府在饥荒之年强征额比往年还多，如百姓无力缴纳，就会被带到县府，挨一顿毒打，坐几天班房。时有民谣谓，“不接头，牵你牛，不给粮，脱衣裳，不上货，点麦垛！”[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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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坛祈雨：求口饭吃不容易

面对天灾，伪政权无心也无力，面对百姓，又不能无所表示。于是，1942年7月26日伪河南省长陈静斋便率伪省公署及开封市的全体官员到城隍庙烧香磕头，许愿救雨。以长达27天的求雨日程蒙骗百姓，以笼络人心 。

到1943年，地方祈雨才达到了高潮。例如：浚县知事王实坪，于1943年4月22日上午10时，“率县公署职员，及各机关首领，亲诣西门里关帝庙，跪默拜祷，并由僧侣诵经，一连三日，二十二、三、四，每日虔诚祈告，盼降甘霖。”汤阴县知事张直，于1943年4月25－27日，“躬率僚属齐赴西关龙王庙虔诚祈雨，并令饬各屠宰商断屠三日，更于二十六日午前九时，赴该庙焚香祈祷后，率僚属同赴城北七里许周文王庙虔诚祈祷，期感上苍甘霖早降云。”临漳县知事，于1943年4月25日，“领导农民及城关妇老，在县城南关设坛祈雨，并通令各商店，在求雨之期，门挂柳条，以期感动上天早降甘霖云。”[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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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笼络，无力救灾

日伪组织的急赈活动，主要有发放款粮、设立粥场施粥、收容灾民等。陈留县知事朱时雨，曾会同当地殷商富户，捐助振款万余元，设置粥场，广济灾黎。每日前往领粥者约有千余人之多，无论男女老幼每日均予米粥一餐。

伪河南省公署宣传处拟定《物资节约各项办法》，要求在大东亚战争纪念日停止宴会（便饭除外）、售酒、娱乐、狎妓，停售鸦片，通令各县遵照执行。

但是，日伪的救灾，同样遭遇了克扣和盘剥的问题。伪河南省民政厅长在1942年，打着救灾的旗号，严令各县，向百姓搜集粮食，美其名曰建立粮仓。这导致豫东各县一部分农民仅可糊口数月的粮食被劫走而断炊，被迫外逃，多数沦为乞丐或饿死。

其以工代赈的修筑黄河堤防工程，草草修成之后，一场大雨便将太康境内的河堤冲垮，数月努力付之东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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