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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学人、诗人、文人，是文化人的四种主要类型，所谓“文化人的分野”，便在这里。文人的气质，总体上是阴柔的。因为文人的前身，高级一点的是皇帝的词臣；低级一点的则不过弄臣。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也就多少有点“臣妾心理”。故文人多柔媚。娘娘腔，肯定是文人的。你见过工人、农民、解放军“娘娘腔”吗？一身傲骨的士人，也没有。其次，娘娘腔什么味儿？酸的。文人气什么味儿？也是酸的。[详细] 严格说来，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格。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详细] |
如果一定要把老师做一个形象比喻的话，工程师、蜡烛、园丁，我都不赞同。因为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把学生当人。灵魂工程师的说法，意思就是学生是一架机器， 螺丝可以下下来，然后在里面修，否则你怎么可以塑造他的灵魂？园丁还是不把学生当人，当花、当草。学生是人啊！所以我认为，最好的老师是学生的朋友，好朋友。 曾经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在课堂上那么起劲？教书不就是个混饭吃的事儿吗？你那么投入干什么？我说：我投入才快乐。是的，我就是个教书匠，就是个手艺人。手艺人是要尊重自己手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当老师的日子已经够苦的了。如果工作还苦哈哈的，我怎么活？我必须把教书当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来做。而且只有我快乐了，学生才会快乐；学生快乐了，我才会快乐。体制我们改变不了，但可以把自己的课变得快乐。[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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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百家讲坛》的时候我就想做主持人了，当时《百家讲坛》的制片人就说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当时也有过一些策划，但没能实现。想当主持人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没当过。我认为，如果谋生不再成为问题，你的人生就像进了超市，可以随便挑。想过平静的生活并没错，也不妨追求多彩多姿。 这些年大家给我贴了很多标签，但大家想象的易中天并不是真实的易中天。从《百家讲坛》到《一起聊聊》，如果一定要贴标签，那我就是“一个不能贴标签的人”。这话将来最好刻在墓碑上。如果说哪档节目能全面展示自我，到现在还没有。 《一起聊聊》这个节目，我们关心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是草根的故事、心事、烦恼事。叫“民生类文化访谈节目”，实际上我们谈的不是民生话题本身，而是民生话题背后的社会心理问题，我们想告诉大家，人生要面临很多选择，你必须学会选择。出人生的道理，出价值观， 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定位。 [详细] |
《易中天中华史》致读者文化和文明，远比种族重要。中华本身就是谜。 没有比这个文明延续时间更长的了。先行者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烟消云散，同龄人克里特、哈拉巴、奥尔梅克相继作古，就连后来人希腊、罗马、波斯、拜占庭、玛雅也都纷纷退场，只有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不中断。即便外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也是“中华帝国”，认同的也是“中华文化”。 为什么只有我们民族，才能够不但建立，还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答案，也许就在历史中。众所周知，我们曾经是最重历史，也最有历史感的民族。然而当真自省，却会发现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不但知之甚少，而且相当隔膜。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不但不是亲历者，也不是参与者，甚至算不上旁观和远眺。于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也很难明确无误地回答，什么是“中华根”，什么是“中华梦”，什么是“中华魂”。因此，必须重写中华史，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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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家的检测指标通常有三个：感觉、文字、结构。感觉好的文字未必也好，文字好的结构未必也棒。三全其美，是稀罕物，是可人儿。但陈丹燕算一个。 陈丹燕是上海的“幽灵”。从1998年发表“风花雪月”，到2012年出版“和平饭店”，她猎犬般也幽灵般地工作了十几年。现在这本书花了她整整八年功夫。“八年抗战”下来，陈丹燕自己也“成为和平饭店”。 陈丹燕组成她“一个人的考古队”，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女性作家的细腻，发掘上海文化的“无形遗产”，也就是可以被称作“上海味儿”或“上海范儿”的那些东 西。它们全都靠一个个稍不留意就会被忽略的细节来传承和支持，因此也只能靠这些细节来发现和表现，比如调酒师阿四“翘起雪白的小指，用食指与中指在吧台上 轻轻一抹，发牌似的排出两张杯垫”。就这么看似漫不经心的一个小动作，上海手艺人的“职业感”就一览无遗了。[详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