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生活 Life on Mars

赖昌星一案最近总算有了个了结。5月18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赖昌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千万元。我是通过互联网看到这条新闻的，在新闻的留言栏里边，我看到一则同情被告的评论说，赖昌星在国内的时代，油价才两元多，他东窗事发跑路后，中国的油价节节上窜，现在这位网友一进加油站就想起当初老赖的好。

这个段子属于玩笑，但也不乏现实基础。赖昌星曾经是中国的走私大户，为国内广大的消费者带来了货好不贵的外国走私商品，例如名车、名表之类，甚至包括汽油。这些外国货，如果按照正规的渠道进入中国，其售价会因为政府征收的高昂关税而大幅上升。我最近在翻阅哥伦比亚大学的Raymond Fisman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dward Miguel合著的《Economic Gangsters（经济黑帮）》一书，里边刚好提到了赖昌星事件的经济背景。当年，赖昌星构建他的走私帝国之时，中国的关税高得吓人。国外进口的香水税率为55%，烟草70%，进口汽车高达100%……然而，通过香港中转进入中国内地的走私品却并不需要支付这笔关税，其低廉的售价自然会受到消费者欢迎。赖昌星甚至因为走私成为了厦门的“城市英雄”。

不过，赖昌星和他的厦门远华集团没风光多久就因中国政府对走私犯罪的打击而覆没，老赖后来也躲到了加拿大。不过，有一个事实却很耐人寻味。Fisman和Miguel在书做过一个统计，当1998年政府彻查赖昌星走私案并抓捕多人以后，以广东省为例，其出口总额立刻下降了12%。这是因为，之前的沿海不少企业使用着购买自赖昌

近日，媒体曝光阿富汗女诗人贾米娜因写情诗遭家人殴打。家人撕毁了她的笔记本，贾米娜不堪受辱而自焚身亡，但她的家人却称她的死亡为意外。据说，阿富汗当局禁止女性读诗，妇女写诗读诗居然要冒生命危险，她们唯有建立秘密诗社通过电话秘密读诗。对阿富汗妇女来说，诗歌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危险的“地下运动”。

在诗歌已经被解构、被不断戏谑化的时代，看到这样的新闻无疑有些令人错愕，甚至会让人产生“穿越”的错觉。回想起来，我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禁止写诗”的时代。当然，在那个时代里，被禁止和某一类诗歌接触的，不仅仅是妇女，而是所有的中国人。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火红岁月里，诗歌也和广大知青一样，穿着千人一面的制式服装，重复着刻板呆滞的词句。当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年轻人希望摆脱这种桎梏，表达他们自己的心声时，禁令与惩戒便开始横行了，创作者被迫秘密行事。由此就产生了我们所熟知的“地下文学”和“地下诗歌”。

为什么诗歌在过去的中国、前苏联、今天的阿富汗妇女群体中会转变为一种“地下文学”？尽管这些地区具体的情况各异，但其共同的诱因只有一个：自由的表达。阿富汗女诗人贾米娜在她的诗歌中直接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而这种表述在台面上是不被允许的——阿富汗女人不配拥有爱情。正如7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而为文学青年熟知的中国诗人那样，他们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在那个年代也是不被允许的，其潜台词是，人们不配拥有自由。于是，自由与爱情只好乔装成了“地下党”，其信仰者必须为之付出极高的代价，例如生命。

问题在于，当有人为之付出高代价时，诗歌所承载的意义就开始发生改变。例如贾米娜所在的阿富汗，

据说台湾地区的高层领导人公布了财产情况，我看后着实吃了一惊。主要吃惊于其数额的“庞大”。“总统”马英九夫妇申报存款7372万元，若加上两人名下的有价证券、长期购买的终身寿险，以及位于大台北地区的房产，两人可说都已是“亿万富翁”。但仔细一看，这位“富翁”的身价却是用新台币计算的。一经折算，“马总统”的两亿总资产缩水至四千多万人民币，比一般小民当然是富裕得多，但在世界最高领导人的行列中，充其量是个“屌丝”。

暂且不和最高领导们一比高下，马英九的资产甚至不及中国的一些地方干部贪污腐败的数额。辽宁的贪官“土地奶奶”罗亚平论级别只是“科级”，根本算不上“官”，但其贪污受贿金额1.45亿元人民币，名下房产22套。与罗亚平这个小科员比起来，马英九的这个“总统”实在当得“窝囊”。而和他的前任陈水扁相比，马英九在“捞钱”方面的能力，就更是稚嫩得很。

在把台湾搅得鸡犬不宁的陈水扁“公务机要费案”之后，官员的财产透明化问题成了台湾领导人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选民对领导人及其政党的好感。国民党过去长期被民进党攻击其“党产”问题，这其中，亦有不少涉及官员的个人财产。因此，即便只是为了维护所在政党的形象，马英九等国民党官员在公示个人财产的问题上也绝对不敢含糊。

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施行细则》更是规定，县（市）级政府机构中主管警政、司法调查、税务、关务、地政、主计、营建、等主管人员都在必须申报之列。在台湾一省二市二十一县市之狭小行政领域内，竟然有高达23571名官员须依法申报财产，占到总人口的4 ‰。从数量上看，其规定相当严格。

鲁迅说，好的作者把长文章越写越短，字斟句酌；坏作者把短文章硬生生拉长，行文拖沓。不但是写文章，著书亦同此理。刚翻完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鲁迅的这个说法。吴晓波的“中国企业史三部曲”我都读过，从当年两厚本的《激荡三十年》，到两薄本的《跌荡一百年》，再到只有一本的《浩荡两千年》，叙述的时间跨度越来越长，篇幅却越来越短。看上去文字是愈加“精炼”，但精炼过头，反落于简陋。

坦白说，当初读《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觉得此书内容尚算有些“干货”，及至《跌荡一百年》，已感到作者文气后劲不足，内容兑水成分渐多。而摆在书桌上的这本《浩荡两千年》，其阅读经验对我而言不外乎饮一杯寡淡的白开水，完全失却了严肃的经济史写作应有的基本特征。我反而在书里找到一堆既和经济无关，也与历史无涉的“剩余物”。吴晓波书里剩下来的，是一种浓郁的文艺青年气息。

我的意思不是说“文艺”二字和我犯冲，我其实乐于读到文艺的文字，甚至在某些场合本人就很文艺。每每读知堂老人、雅舍小品、晦庵书话，文字最好是典雅、娇柔得把骨头都酥软了，读者这才无不称善。文化散论本来就应该有文艺气息。但是这种气息在经济史写作中显然是多余的。假使哪天我再翻看一遍道格拉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却从中读出了一种朦胧诗般的抒情意蕴，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这只是个比喻，诺思的书不可能带给我这样的感受，而吴晓波的书却会。我认真想了想，问题不可能出在我自己，只会是吴晓波作品的原因。对了，我注意到《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开篇都引用了诗人的句子，前一个是食指，后者是获诺奖的特朗斯特罗默。

毫不

听说北京市要花十亿元人民币复建古城地标，招来不少人的反对。网络上的朋友发言说，与其花高价复修一个假古董，还不如当初少拆几栋老房、少铲平几条胡同。有人就此问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有什么看法，年过九旬的谢老就一句话：“文物拆掉了就是拆掉了，是永远恢复不了的。”谢老一生致力文物保护事业，民间盗墓、文物外流的事情，他见得多了，但最令他痛心疾首的，还是城市改建与商业开发过程中对古建筑的破坏。文化的破坏不可逆，今天人们试图对早就拆除消失的古城进行“还原”，无异于为被砍掉手臂的人安装假肢。这具“文化假肢”，无非更贵些罢了。

用安装文化假肢的办法来恢复“古都风貌”，正如用修建一栋栋大型地标建筑来展现所谓的“城市名片”，不仅感情上易遭人反感，且在文化逻辑上几近于荒谬。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建筑师王澍最近说过一句话：中国热衷于建大型地标建筑是因为对自己的文化、生活缺乏信心，越有自信的地方越是不需要地标的，因为他就生活在那里。

我们不停修建高楼，同时又在大量复制假古董，二者的心理基础却如出一辙，都是王澍所谓“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这些年来我们疯狂地拆迁、铲平过去的城市记忆，但同时内心也很清楚，对文化的掠夺必须偿付代价。我们仿佛一群记忆断档的人，失魂落魄、无所依靠，为了偿付文化上的这笔债务，不得不用新建高楼和“还原”古城的办法来弥补文化上的不自信。然而，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文化上的自信”又该是一番怎样的表现呢？我联想到了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那尊空了很久的雕像基座。

特拉法加广场兴建于19世纪，四角原本立有四个基座，其中三个基座上已经站着英国历史上帝王将相的塑像，而广场

美国公共广播节目《美国生活》派遣记者深入调查富士康公司的内幕，披露的细节骇人听闻：工厂外边有持枪的警卫，工人的手因反复组装iPad而变形，工厂甚至雇佣未成年的童工……种种戏剧性的细节把富士康描绘成了一座典型的“血汗工厂”。不过，该节目组近日又承认记者捏造了许多采访细节，并撤回了报道。

这则新闻造假事件客观上为富士康洗脱了“血汗工厂”的罪名。富士康是知名企业，利润多，目标也大，工人待遇因而很受社会关注。但如果我们稍将目光移向沿海地区的其他中小企业，与富士康相比，它们恐怕更符合“血汗工厂”的形象。同时，我们也深知，有“血汗”，才会有“繁荣”。“中国制造”这些年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只是低劳动成本的一个副作用。

依靠低劳动成本维系的“繁荣”无疑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一旦出现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就会转移，并且，纯粹的“价低者得”的游戏规则不可避免会导致工人工资低、工时高，保障低等等劳资矛盾。东莞某工厂的员工在一个视频访问中曾这样说，工厂宁愿冒风险继续低价雇佣民工也不愿意为生产流水线购买机械手臂。为什么？还是价格——人比机器贱。

当我们听到工人说出这样的话时，内心无疑是悲愤的。为此，呼吁改善工人待遇的声音也就越发高涨，甚至有了譬如“血汗工厂”等等“抹黑”企业的言论。但问题是，一旦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情况真能有所改善吗？例如，富士康对外声称普遍上调工人工资一到二成不等，但还没等到工人们享受到调薪的好处，我们马上发现，深圳富士康集团周边的房租出现暴涨，原来仅15平方米的小屋租金已由一年前的三百多元涨至500元到600元。再加上飞速上涨的物价指数，对富士康基层员工来说，“涨薪”带来的好处马上变得聊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