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派beta

在后冷战时代的乌托邦质疑者中，约翰·格雷无疑是一个异数。他早年受到以赛亚·伯林和哈耶克的影响，鼓吹撒切尔主义。而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当他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之后，他摒弃了早年信奉的自由市场主义，转而攻击撒切尔并支持新工党的领袖布莱尔。此后不久，他又成为布莱尔的反对者。近年，格雷着迷于乔治·索罗斯和詹姆斯·拉夫洛克等理论家。在完成了几本英国政治哲学的理论书籍之后，格雷正式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登场，直接将矛头对准宗教和乌托邦思想。

在《黑弥撒：天启宗教和乌托邦的终结》(Black Mass: Apocalyptic Religion and the Death of Utopia)一书中，格雷将世俗化了的现代政治视为宗教史的一个章节。他认为，现代政治思想几乎全然是乌托邦式的方案，以反宗教的形式表达着崇高的宗教冲动。政治中的千年至福说（millenarianism）不仅通过雅各宾党、斯大林主义、纳粹主义，甚至伊斯兰主义等所传达，也通过艾伦·布鲁姆等自由主义者们，日益在保守主义阵营中蔓延。对社会进步的信仰，对自由的渴望，对普世价值观和权利的依恋都透露出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冲动。

美国政治学者罗素·雅各比曾经质疑过乌托邦的“权力主义倾向”，但他也说过，“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与雅各比所不同的是，格雷认为乌托邦概念本身就是令人绝望的，它不仅是整个黑暗的基督教历史的一环，更与末世论和天启思想密不可分。“天启”（apocalypse）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指“揭示原本存在的东西”，即是说历史的发展是黑格尔式的不断揭示自身固有目标的、有着浓厚叙事性的过程。对历史的这种“前理解”在格雷看来正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迷思。

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便是以这一叙事为大前提的：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历史的进程被描述为一场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争斗。而当宗教思想被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所取代以后，基督教末世论也随即被现代社会的“革命者”一种世俗化了的方式传播开来。格雷借用罗伯斯庇尔1792年在雅各宾俱乐部一次讲话中的措辞，将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革命者”称为“武装的传教士”。

而在英国，末世论和天启宗教思想在查理二世时代开始衰落，17世纪的文艺复兴思潮使得启蒙思想在欧洲普遍取代了当时已显得过时的宗教教条。不过，天启宗教的思想传统并未就此中断，而是随着首批移民乘上了驶往北美新大陆的航船。911之后美国政治中的宗教狂热就是殖民地时期的清教思想的现代翻版，并且，美国式的乌托邦通过西方式的民主成为了“武装的传教士”手中最为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

格雷认为，判断一个方案是否是乌托邦，并不在于它在本质上能否实现，反而在于它是如此显而易见地不可能实现，例如“在后共产主义的苏联建设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和“在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建立自由民主政治”等等过于简单地将西方价值观植入非西方政治土壤的做法。因此，西方价值观的输出乃至民主、自由、市场等都在需要批判和再思考的概念之列。

二战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式民主的典型，但这并没有阻止它在战后走向极权主义；而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和匈牙利，自由主义的胜利并没有让国家顺利地走向市场化，倒是传统的保守派思想像社会主义革命前那样成为了制约市场化的主要因素；东欧的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让渡予民族主义思想。至少在格雷看来，那些缺少右派传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生硬地植入市场化和西方价值观，民粹主义思想便会在这些地方抬头。

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失败，在格雷眼中根本就是一回事。在为自己的旧作《启蒙主义的觉醒》所撰写的新版序言中，格雷再一次申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从更大的历史叙事来看恰恰是欧洲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的崩溃。苏联政府摧枯拉朽式的垮台，不仅标志着全球范围内“去西方化”浪潮的开始，更印证了西方自启蒙以降的“革命”传统，即革命（revolution）在词源上的本意：回到原初。

但格雷的思想将使我们“回到”哪里呢？一种传统英国知识分子的“自大主义”使得他在本书中提出的问题远多于答案，或者说，他根本不准备亲自为这些问题提供解答。正如卡林·罗马诺在一篇书评中所指出的，出身贫寒的格雷“是个自我本位的忠实信徒，在古老的左—右意识形态的棋盘上来回晃悠”。格雷的两面性使他对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观和哈耶克鼓吹的自由资本主义感到不值一哂，同时也反对（他自己所定义的）从施密特、科耶夫到弗朗西斯·福山的新保守主义传统；一面强调政治的“现实主义”，一面却在《爱丁堡文学评论》上撰文鼓吹宗教信仰在今天的重要性。

约翰·格雷自身的矛盾性正是乌托邦在当下社会尴尬处境的最佳写照。我们是要承认乌托邦的终结从而成为格雷所说的那种“根本不去选择的人”还是继续对乌托邦理想保持某种程度的虔诚？作者未能明确回答。在一篇访谈中，他提到此书的写作灵感源于他对斯克里亚宾《黑弥撒》第九钢琴鸣奏曲的聆听。值得注意的是，这首乐曲的创作时间正是在十月革命前后，格雷希望通过这一标题暗示俄国革命是人类上世纪一系列乌托邦灾难的发轫，并以此间接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乌托邦方案的强烈怀疑主义。不过，将十月革命说成一场乌托邦式的“灾难”，显然是格雷的偏见和臆断，读者当明辨之。

John Grey, Black Mass: Apocalyptic Religion and the Death of Utopia (平装本), 2008年4月, 英国企鹅出版社, £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