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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的博客

写博客五年了,大约写下了600万字,自感写的不少,虽大多数是废话,但很快乐。

 
 
 

日志

 
 

太监和太监文化(4) ----古今贪贿犯罪之比较:古代朝廷那些没有被阉割的官员也是广义上的宦官,现在党政官员的大部分也是这类广义上的“宦官”,共同点就是这种非常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  

2014-09-14 10:11:45|  分类: 职务犯罪分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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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监和太监文化(4)

                ----古今贪贿犯罪之比较

 

   凡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必然腐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只不过在腐败方式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当下,党的纪检委、国家检察机关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称之为“职务犯罪”-----也就是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同时近些年来党和司法机关把职务犯罪部位主要定位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古代朝廷内的职务犯罪好像比起现在波及的行业、适用的刑种、犯罪的手段等要相对简单一些,同时也没有现在这么隐蔽、狡诈......,这也好理解,不同的经济、政治和道德文化形态,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法律制度、对犯罪行为人的理解、定性当然不同。

关于古代宦官们的“职务犯罪”手头资料很少,连只鳞片抓也说不上,即便是把这些资料归纳、判断、推理也不能改变以偏概全的缺陷,弄不好就是“姑妄言之”,那么大家也就只能“姑妄听之”了。

从了解到资料看,宫廷中的阉人,其衣食住行消费都出于内廷,每年的俸禄也有定数,其数额一般比较低,就大部分而言应该是没有多少财产。但是,从汉、唐、明三朝为典型的宦官,由于逐渐掌握朝中重权,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于是这种原始的罪恶也会通过权力而大肆泛滥,少数上层宦官的财产也急剧膨胀起来。

对于这些宦官的贪贿行为,当初的皇上是没有预料到的。本来皇帝信任和重用宦官,主要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上:阉人宦官无父子兄弟之亲,无家室之累,赤条条一人物牵挂,除了对皇室忠诚外,不会有其他想法。但是,在这一点上皇上就没有把进宫的男性剁掉生殖那样缺乏深思熟虑了:因为即便是阉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也是“人”,只要还是是“人”,并且有把那么多政治权力交给了他,他们就会不遗余力的追求金钱和权力,追求哪怕他们不能与之交和的美女,追求哪种人匍匐在他们脚下请求的快感。种种带有人类“原欲”的潜意识正常有的他们也都有,更严重的是,还因生殖器被阉割缺损,会通过另一种贪婪的攫取以弥补这一缺损,因而攫取不义之财的心理到行为就变得更为疯狂,从专权乱政到贪污贿赂就显得格外疯狂。

阉官的正当收入,一般只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法定的年禄;另一个是主子的赏赐。西汉以前,对阉官年俸数量无史料记载,从以后的记载看,除了很少的大权阉外,大部分年禄不高,特别是中下层也就是个“温饱”,但有一些专门侍奉后宫娘娘嫔妃的中下层阉人,如果博得主子喜欢所得的赏赐一般高于年禄。相关阉人年禄赏赐略去不谈,只说一些掌握权力的中上层宦官的贪污贿赂现象,如果按照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定罪科刑标准,古代宦官的职务犯罪与现在并无多大差别。

下面只从史料记载几起宦官的贪贿行为叙述,并以刑事犯罪构成理论简谈几句。

第一,收受贿赂或者索取贿赂

《后汉书.侯贤传》记载:侯贤当上中常侍以后,“恃势贪污,收取财物礼数以巨万计”。唐代高力士掌握大权后,连皇亲国戚都巴结他。一次,他借铸成一铜钟大宴公卿,规定凡敲一下钟的,要交十万“礼钱”,有些讨好他的人竟敲到20下,当场没有少于10下的,可知一次收“礼钱”的数额有多少?据《旧唐书》记载:高力士手下的宦官常到军队,借口修功德事或购买鸟兽索要贿赂,“每到一处所得不止千万贯,京城里面最好第宅、京畿一带最肥沃田地,果园沼池,一半以上属于中官(宦官)所有.....”。

微评一:我国古代把受贿或索贿称为“贪污”,侯贤收取“财物礼”“数以巨万计”,属于受贿,此《后汉书》所称谓的“贪污”,属于作者笔误。最早夏书中的“墨”,就包括受贿。战国李愧的《法经》中的“受金”,就是收受贿赂,汉律则有关于官吏“受赇”罪的规定。中国古代关于对受贿罪的规定当推《唐律》其中《职制律》对受贿“客观要件”已经规定的相当完备了。所以《西汉书》把当时称为得“受赇罪》称之“贪污”只能是误称。

微评二:高力士铸钟的目的为的是让送财物的人送礼,从现象看,先是桥中,再按照敲的次数决定“送礼数”的多少,虽然都是“自愿”送出,但还是迫于一种压力:如果不敲钟、不送“礼钱”,那将意味着什么?所以,高力士的这种腐败行为中,把铸钟让人敲就是实现索贿的一个“道具”。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中,如果行贿人出于自愿,就是不送礼的话,他的上司也不会给他造成直接的生命财产威胁,而送礼可以得到额外好处,在这种心态和后果下向上司“送礼”是“行贿”;而上司被动收下是“受贿”,“受”表示动作的被动行为,与英语的被动语态“BY”一个意思。此处的高力士是以间接方式----“敲钟”-----索取贿赂,说明这个高力士在索贿方面一点也不笨,足可以与现在的贪官比肩。

微评三:“高力士手下宦官常到军队借口修功德事、购买鸟兽等索要贿赂......”这其中交代背景并不清楚。如果是办公差,那就是正常的履行职务,如果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条件“药”财物的话就是“索贿”;如果是军队主管人员主动送的话就是“受贿”;如果是这些宦官当时并不是去军队执行公务,而只是借高力士的威权,在没有执行公务时索要财物,那就不是职务犯罪,而是一般刑事犯罪,如果按照现在刑事律法,此罪的特征则属于“敲诈勒索罪”。

第二,宦官在军队中“设置监狱”敲诈被害人家属财物如何定罪?

《唐书.鱼朝恩传》记载:唐代大权阉鱼朝恩令“小流氓”在北军中设置监狱,纵容小流氓乱抓有钱人交付小吏拷打随意判罪并没收财产分赃,鱼朝恩虽未出面,却分得大头,而这些喽罗也因此发了大财,当时的万年县捕盗小吏贾明观就依仗鱼朝恩积累了亿万财富......。这类情况如何认定犯罪性质以及鱼朝恩应付的刑事责任呢?

微评一:一般情况下在军队中设置监狱,必须有配套的司法机器系统:如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部门,但史书没有提及。这就造成了鱼朝恩委派“小流氓胡乱抓有钱人”的行为是否是按照《唐律》等相关法律执行公务?如果是按照法律诉讼程序去抓人、审判而索贿则涉嫌“利用职务之便”索取贿赂;而如果是鱼朝恩并没有按照当时法律规定而只是为了单纯敛财指令“小流氓”胡乱抓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分赃,则不构成职务犯罪,而属于刑律上的“滥用职权”犯罪,而通过滥用职权非法获取巨额财富则又属于职务犯罪。这类犯罪情况本人不知当时刑律如何定罪处罚?如果按照我国现在的刑律,定罪量刑也比较复杂:从涉嫌犯罪行为过程可以划分两个阶段:第一先是胡乱抓人进监狱再严刑拷打,如果属于职务行为则是属于司法人员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如果不是职务行为则是非法拘禁罪或绑架罪。第二,通过以上第一阶段犯罪行为将被害人财产分赃,如果是职务行为是特殊形态的索贿罪,如果是非职务行为则是敲诈勒索罪。此犯罪量刑最为关键:因为是前后两个相继阶段,犯罪行为分别侵犯两个不同的刑法规定的刑种,一般情况下属于“数罪并罚”,但是当时《唐律》对此行为规定本人没有查阅。如果按照现行法律量刑规定则属于“裁判的一罪”,也就是鱼朝恩的喽罗们犯罪的目的只是为了攫取财物,前一阶段的“滥用职权”或“非法拘禁”“绑架”等,是因为实现犯罪目的在犯罪过程中触及其他罪名,这种情况在我国现行刑法理论中属于“牵连犯罪”,称为“牵连犯”。通俗地说,就是为了实施某一犯罪目的,其犯罪方法或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比如为了诈骗私刻公章,就是一种牵连犯罪。按照“裁判一罪”规定,此行为不适用数罪并罚,而应从数个犯罪中已规定的最重的律条处罚,也就是“择一重罪”处罚。

微评二:以上鱼朝恩并没有亲自实施犯罪,而是指挥他的喽罗们实施的,那么这类情况鱼朝恩应负什么刑事责任?

我们这里假定鱼朝恩属于非职务犯罪,设定为在执行公务中的犯罪行为。现行律法有一条“间接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索贿)罪。意思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他人行为收受或者索取贿赂的属于此罪。你看,鱼朝恩并未亲自出面敛财,而只是通过喽罗实施犯罪,但是犯罪后果就是自己也得到了不义之财,并且还是得大头。这就是间接的利用部下的犯罪行为而构成间接受贿(索贿),现在我国官员的这类犯罪情况很多。比如我曾在上世纪90年代侦办过一个税务局长,他的亲属在城区某处开了个饭店,这个亲属就找到这个局长说:你是局长,能不能和你的手下说说在收税的时候“照顾”一下.......。此局长就把此亲属的意见告诉了手下的一个征税科长。当然这个科长很听话,就在收税时漏税,干脆不收了。几年后此亲属开饭店发财,为了感谢局长和科长,送给科长6万元,局长3万元。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受贿案件,科长是收受贿赂罪;局长是间接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罪,定罪量刑没有差别。看来古代宦官们的受贿犯罪手段与当今差别不大。

顺便说一下,收受贿赂与索取贿赂只是受贿的不同方式,其中后者不构成单独罪名,而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手段,从属于“受贿罪”。在构成要件上“索贿罪”无需“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构成此罪,而受贿罪则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否则只是收钱而不为行贿人谋利益的则不构成犯罪。

三是,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益”的界定

明代正统时期大权阉王振受索贿最多,《古穰集》记载:.......到了王振规定的进献日,家门一开,百官执金银鱼贯而入,不问品阶,不分愚贤,少则百金、重则千金。千金一下者仅得一坐,千金以上者始得醉饱而出,门昼夜不得合。这是仅是王振招待上的区别,而随后的官职任用上“由是以廉者为拙,以贪者为能,被其密接者若得龙门......”

微评一:以上此情此景,就是大宦官王振借在家设宴之机,收受宴请百官的财物,当然,如果官员们立志廉洁也可以不去,似乎没有强制,如果是这样也只能算得上受贿,送财物千金以下的“仅得一坐”,千金以上的“始得醉饱而出”,并且在以后提职升官上当然是按照谁送的多谁就高升;少的低升,不送的原地不动或者降职使用。这与现在官员们的贿赂价值是一样的。现在社会上不是就流传这样的话语吗“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工作调动;又跑又送职务上升.....”。根据我的职业经验,几乎所有官员的擢升鲜有不跑不送的。而作为受贿官员如果受贿后或者受贿前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则构成受贿罪;但如果只是收了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反而不构成犯罪,只作为一般违纪处理,这就是当下我国法律规定,为什么?因为没有体现出“权钱交易”------实则就是放纵了犯罪。

微评二:为他人谋取利益还体现在“利用职务之便”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如果是“无职务之便”的间接的影响也不能构成犯罪。可以假设当时这个唐代的大宦官王振虽然官职很高,但是不执掌提拔干部的决定权力,而只是在职务行为以外找到皇上或者吏部官员们为那些向他行贿的官员说情,既便受了别人财物亚不能构成受贿罪。前些年,山东检察院查办了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案,在对胡建学受贿数额的认定中,就把属于胡建学在提拔干部过程具有拍板决定权收受的那部分财物作为犯罪赃款定罪量刑;而属于没有决定权只是为行贿人说情建议而收受的款项不认定犯罪赃款,只是按照“高检”和财政部联合发文中的规定,作为“违法所得”没收。纪检委和高检院一直说要“严惩”职务犯罪分子,但司法实践总是比起惩治非职务犯罪还是轻得多。

根据以上非常残缺的宦官受贿犯罪史料与当今官员的贿赂犯罪比较,前者以索贿居多(具体比例不好统计),后者以受贿居多,前几年有个统计是受贿相对索贿而言占87%。同一种职务犯罪的两种不同形式将意味着什么:

一是,索贿就是受贿者向行贿者公开的或间接的索要,那么作为行贿者当然不情愿,于是,行贿方与受贿方必然产生矛盾,于是有的行贿方冒着危险向官府举报,如此,对司法部门而言,如果举报者多了,查办的犯罪线索就多,就具备较为充足的案源;而行贿受贿均出自自愿,以利益共同体,在实施犯罪过程就订立攻守同盟,只有你知我知,犯罪手段隐蔽,暴露可能性就很小,所以,现在我国各地区检察院都缺少案源;

二是,可以预计,随着打击职务犯罪力度加大,索贿的犯罪形式进一步减少,隐蔽性就会随之增加,这就给侦查中发现犯罪能力减弱。尤其是犯罪官员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会寻找新的犯罪形式,现在直接送钱送物的手段少之又少,除非是个新手不懂行内“规矩”,对于这样赤裸的手段,受贿人也不敢收。据我了解行贿人送财物主要是以市场差价、无本投资,甚至通过麻将赌博的娱乐形式送钱物。还有组织旅游、休闲形式的“权益性好处”。还有女性的“色贿”现在还没有被认定为犯罪。犯罪隐蔽性直接后果,加大了识别和侦破难度。当一种或多种新的犯罪形式出现,并不只是业务知识的迅速适应,而还有一个上“硬件”的过程,跟踪、录音、摄像、计算机编程等等,司法成本不断加大......,而这一些就比起在古代侦破一个贪贿的宦官难度肯定要困难。

每个时代官员们腐败都有一些新的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代朝廷那些没有被阉割的官员也是广义上的宦官,现在党政官员的大部分也是这类广义上的“宦官”,共同点就是这种非常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这一点不解决,即便是想从古代到现在在一个时期内“严刑峻法”、用“重典”,也不过是扬汤止沸。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基础内的革新才能解决,改革所有制、分配形式才是关键。只是高压手段也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年年取得“丰硕成果”,但年年的腐败问题又很严重,“在某些部门和行业发展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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