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年，平静无澜，尽管也有烦恼，但太平世界，却也享受着祥和。

但在亚洲的西头，地中海东海岸，一个拳头大的地方——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却上演着人间悲剧。以色列战机狂轰滥炸，导弹和制导炸弹将一批批他们视作敌人的人及其家人邻居，炸成了肉酱。430多人丧生，数千人受伤，无数建筑和财产毁于战火。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持续进行着封锁，救援物资和生活用品完全无法正常进入，将近200万人挣扎在绝望和恐惧中。而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除了屈辱、血泪和愤怒以外，只能发射几十枚找不到目标的火箭弹。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目标，据说该火箭弹也炸死了一个以色列人。

而面对着这种不对称的屠杀，国际社会都干了些什么呢？呼吁，还有呼吁。甚至连谴责都没有。甚而至于，安理会因为美国的阻挠，直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声明也发不出来。奇怪的是，所有的呼吁都是停火，要求双方克制。好像有势均力敌的双方在战斗，好像不是以色列以现代化的军事机器在毫无代价的情况下屠杀，好像不是以色列在围攻和侵略加沙，好像巴勒斯坦人数以千计的生命都是恐怖分子的附属品，毫无同情怜悯的价值。一个强壮的流氓，在欺辱一个手无寸铁的弱者，“国际社会”却在一边看着流氓大打出手，弱者血肉横飞，一边空口呼吁双方别打了，别打了，连一个拉架的动作都没有，连一个制止流氓的姿态都没有。这是怎样的“国际社会”啊。

这个所谓的国际社会，其实就是美国及其仆从控制把持的论坛而已。而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也不过是几个膀大腰圆的国家流氓而已。满口仁义道德，但在行动上却是典型的流氓：欺软怕硬，横行霸道，我行我素，蹂躏他人。尤其是肆无忌惮的挟持世界舆论，强词夺理，把流氓当骑士，把屠杀当美德。如果几个西方人被落后国家杀害了，那么这就是滔天罪恶；如果落后国家的人被西方人杀害了，那是罪有应得。以色列多次对阿拉伯国家施暴，美国及其“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制止过，也没有在以色列占有上风时要求过停火；美国以及北约在伊拉克杀死了数以十万计的平民，在阿富汗炸死了数以万计的平民，布什竟然无耻的说要伊拉克人感谢美国人给他们带来的民主和秩序，说伊拉克人欠美国人一个情，说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该杀。国际社会也没有谴责过这样的屠杀，似乎他们对一个主权国家、一个落后民族的侵略和践踏是为了保护人权。但当扎伊迪记者投向布什一双鞋子，却要承受牢狱刑罚，没有人来为其申冤；当南斯拉夫要保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而对科索沃暴徒采取警察行动时，却被铺天盖地地指责为侵犯人权。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之肆无忌惮，早超过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程度，因为它被“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确立为正义规则，当然也因为这种强盗行为从来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这样的事情跟我们对西方人的理解和解读是多么不同。他们挟着道德、思想、文化的优越感，道貌岸然的行走在世界各地，文质彬彬，悲天悯人，到处播撒人权和民主福音，向我们鼓吹着他们的高尚文化和道德。世界上也有无数人在信仰西方的公正，西方对人权的尊重，似乎是普世皆知的事实。

不错，他们讲人权，但是绝对不是普世的。他们在自己内部是讲人权的。在内部也建立了民主秩序。但我们这些西方外的边缘国家，切不可奢望享受这个待遇。当你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企图享受发达国家人的平等待遇时，你就成了威胁，一个异类，一个被人权摒除在外的草根。主流舆论挞伐你，歪曲你，通过经济制裁打击你，通过军事威胁吓唬你，围堵你，甚至发动解除你的”威胁“的战争，那时杀死你的国民就是道德，而你被杀是因为你不道德，因为你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所以，“国际社会”就是弱肉强食的森林，盛行的根本不是道德和民主，毋宁说盛行的是不道德；人权只是西方人的人权，相应的是其他人的无权。换一句话说，这儿有的是拳头道德。

当你的国家，你的民族被当作被侮辱和侵略的对象时，你的人权在哪儿？西方人在屠杀和侵略他人的过程中，对人权的尊重又在哪儿?被侵略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只是侵略者干涉和屠杀的一个口实，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已。侵略者向来不关心你真正的福祉。你看美国对中东阿拉伯产油国家、对南美右翼军政府独裁国家讲过什么人权和民主吗？那里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人权也跟西方主张的不搭界，但因为顺从美国人的指挥，甘当美国人的仆从，加上美国在那有重大战略利益，人权不人权也就无所谓了。

其实，你从西方人那讲人权道德，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从西方近代扩张开始，殖民统治就伴随着西方人的足迹占据了全世界落后地区。而殖民统治，始终是屠杀、奴役、掠夺和压迫。据不完全统计，西方贩卖黑奴几个世纪，共使两亿黑非洲人丧生，几千万人成为世代不变的奴隶。西班牙人在中南美，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将当地几千万印第安人屠杀殆尽，占据了人家的家园不说，还在那建立了奴役黑奴的殖民经济，并且他们还手拿圣经，强迫黑奴与土著人信仰他们的基督教和上帝，但他们的上帝却从来不保护这些被压迫奴役人的平等权利。至于西方人发动的正式非正式战争消灭的生命，更是数以亿万计。西方文明扩张的历史，就是血流成河的人类灾难史。这里什么都有，独独没有道德和温情。

1947年，西方制造了两个世界性事件。一个是印巴分治，一个是巴以分治。60年过去了，这种西方人为分割版图创造国家的行为，给世界留下的是一个个火药桶，至今仍然不断的爆发。这是西方的罪恶，为了自己的自私目的，给人类带来无尽的创伤。当他们说犹太人有权在自己祖先土地上生存建国的时候，他们怎么不在美国创造一个印第安人国家？为什么印第安人不能复国？这种蛮横的殖民主义，除了制造冲突和绝望，从而为恐怖主义创造条件以外，还能带来什么？巴勒斯坦人被屠杀侮辱剥夺了60年，他们没有卫星制导的导弹，没有先进飞机，没有各种高精度大杀伤力武器，只能被以色列精确的射杀，那么为了泄愤，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除了人肉炸弹恐怖主义还能怎么办？阿拉伯人的这种悲哀，我想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同情。这是美国人逼得，是以色列人逼得，至于这种行为对世界的危害，也仅仅是一个反抗压迫的民族无奈的副作用。

我说这些，绝对不是为了反驳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我是说，被侵略和压迫的人，没有资格被西方人尊重人权，西方人也从来没有尊重过落后民族的人权。西方人的文明，对异己的人更多接近于野兽的文明，相信力量多于相信上帝，虚伪多于道德；但是他们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及其实现的制度却是先进的文明，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趋势的文明；哪个民族不首先在自己内部建立这些有效的制度保障人权和民主，那么哪个民族就会被西方剥夺人权与民主，成为任人宰割和侮辱的羔羊。但是，做羔羊，也别盲目信仰西方人，他们不会拯救你，拯救自己的只有拳头和力量，更不要为屠夫当说客，解说屠杀的正当理由。这才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

其实昨天跟我们度过的每一天没有任何区别，它就是地球自转一圈。既没有物理记号，也没有特别的自然意义。但，我们人类把它叫做新年，元旦。当然，也不是全人类都把这一天视作新年，还有很多民族有自己的新年。使用任何一个新年日期，对自然界，对人类，都是一样的，不会存在科学的障碍。我们中国人也只是近一百年才使用公历纪年的。说是公历，不过是基督教纪年。说是基督教纪年，不过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和新教纪年，东正教新年是另一个日子。可见，这个新年是多么有限的人类文化符号。能把自己的纪念日推广为全世界的新年，把有限变为无限大，西方创造和主宰现代历史的状况由此得到了印证、强化和张扬。

新年不新。

寒冬凛冽。万物萧条。没有新气象。

忙忙碌碌，蝇营狗苟，一天类似另一天。人的生活也没有新东西。

但我们叫它新年，叫它元旦。从365日中大手一挥，指示一个日期曰：此为新年。那它就是新年。

这就是我们人类。有区别的能力，有决定的能力，有辞旧迎新的能力，有把自然界给予时间刻度与文化刻度的能力。

虽然，对于广阔无垠的宇宙来说，人类的活动也是一个自然事件，人类这种顾盼自雄、自以为是的选择和决定，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点，人类，是更为微小的微量元素。

但，他是宇宙的自我意识，是自然界的理性。人，有新年，有元旦，有光明的未来。他作为智者，有无限的视野和能力，地球和星体有界，思想没有边界。无远弗届。每一个元旦，新年，只是一个生活的起点和落脚点，一个人类思考的着眼点，一个纳入思考的无限序列中的圆点而已。他，微小却胸怀无限，琐细却眼光高远，他豪情满怀，超脱局限，用自己的灵性，锻造着自己如上帝般的万能和高深莫测。

新年，不用敲钟，也会到来。

 草稿箱里面保存了与robin先生的一个对话，是在他的博里面我的评论引发的。robin先生知识宏富，有纵横之才，我十分喜欢其文章及其宏观视野。虽未谋面，却有多年挚友的亲切。对这个尚在青春的忘年之交，我自愧弗如之处多多，尤其是他的勤于思考，勤于观察，勤于写作和发表。这是一个大才，我建议博友们多去他那溜达，必有收获。 下面是从robin博客里面复制粘贴过来的一部分文字。

反思（一）兼答树兄问

        树兄的发问：

       “有一二就教于博主。

        一、ngo的存在，是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条件，跟体制的基础性要素有关。一般来讲，相对于官僚体制，这些组织具有异己的因子，是引起高度警惕和管制的对象。他们的发展，既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我们的国情下，也是难以厚望的远景。跟政府的良性互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态度，是一个方面，表明了对宪法与公民权利尊重与否的意识，同时，也是一个必然，公民社会弱小的结果。

        二、关于空中力量救灾的表现。我们都看过最近的几场现代化战争和最新的军事技术动态。对现代化军队而言，全天候到达，全天候反应，尤其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有全面的信息，大雨、强对流天气不可能完全阻挡机动力量的投放。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其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就可见一斑了。我们有理由期望空中力量及时到达灾区，至少及时建立灾区通讯，而不是几天都渺无音讯。不一定非要空中伞降，也不一定非要战士伤亡。第二，我们的救灾机制难道没有为道路阻绝做准备吗？地震也好，火灾水灾雪灾也好，交通阻绝不是首先发生的问题吗？我们为什么不储存救灾直升机，装备专用设备，时刻演练待命，而非要通过军队的飞机才能做出反应？世界上直升机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而高超，为什么老百姓都知道，而有关部门却好像浑然无知，到跟前发慌？难道直升机就那么难以获得吗？

       没有人民的监督，督促，完全指望官方去做好基本的事情都不可能，即使我们的领导人有特别的要求和能力也是如此。灾难诘问我们的是，以后是否应该改变？”

       树兄的发问不敢不接，但心甚惶恐，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啊。

        一、关于NGO的看法，我很赞同，是否具有异己的因子不好判断，但肯定是存在有的可能，故而被扼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古时帝王最担心的是攥逆，所以只有把那些谋反者尽诛才可安心，但人心隔肚皮，谁能猜得出谁想谋反呢，那就只能用更简单粗暴的方式，杀光有能力谋反的，这方面朱元璋是典型，伟大领袖也采用过类似手段。

        因此，对于媒体鼓吹“志愿者元年”的做法颇有些担心，这点跟树兄想法一致，唯愿在震后，统治者在别打着和谐的旗号逐一绞杀。

       二、 第二个问题树兄将其扩大深入了，我原是就一些偏激者的言论——诸如“生死选择面前，军人当义无反顾地跳下去”等等——进行反驳，而对军队的整体行动不予置评。但既然树兄谈到了，这里也回应一二。

       这次军队在救灾过程中继续展现了值得依赖的子弟兵风采，但也凸显了诸多问题，

       一是指挥权，实际是胡到位后军队才真正全面展开，政府指挥不动军队，温总虽挂总指挥衔，仍遇阻力重重，这样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延误，而我们永远不知道不延误会怎样。

       二是装备及合成化能力，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米26吊运大型工程机械，会问路没通时怎不这么干？实际上，陆航没有米26，这是人哈飞租的。很难想像真正作战时，我们执行蛙跳战术，却无法投送重装备，突击队只能抱着冲锋枪跟人坦克大炮干的情形。

       以前三军曾多次进行联合演习，难道这个问题一直没人发现，那不成皇帝的新衣了吗？

       另外，这次空降带有浓烈的政治气氛，15位勇士很大程度上是为形势拼命。这更显示出陆航实力的疲弱，如果设备技术（比如特种直升机）可以完成机降，还用得着拿人去拼吗？这实际是回到过去那种唯勇气论的治军思想，并且各媒体的宣传报道更强化了这一论调，老百姓可以为之感动，军方也被其麻痹就危险了。

       三是跟地方的沟通衔接。张淇提供了空降地点为人所称道，但这不是军用地图应该标注的吗？地震最开始时直奔汶川，而没有顾上伤亡最重的北川，当地政府是如何上报灾情的？父母官们对子民的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而地方政府的信息对军队的动作影响程度有多大？这些都有待一一理清。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军队是救灾用的吗？这么问也许有很多人拍砖，保国安民毕竟是军队第一责任，但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军队受的作战训练与灾难救援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讲，PLA不是专业救援组织，这从空15军那简陋的救援工具上可见一斑。

       美国1878年的民兵法规定，军队不能在国土上执法，灾害救援一般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这里也没必要照搬欧美等的救援体制，我们也有自己的武警部队。个人以为从长远看，有必要加强武警部队救援专业训练，并配备相关专业设备，在今后的灾害救援中发挥骨干作用，野战部队宜担负架桥通路、运输突击等发挥自身优势的任务。

      总而言之，这次地震震出许多东西，不但有隐忍已久的善良、同情，众志成城等好的一面，也暴露了许多隐藏的问题，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震中的学校跨塌问题，不少地方的灾民几乎完全失去了他们的下一代，富新镇的悲剧更将这种拷问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惨绝人寰的背景下，政府更应正视事实，彻底清查此类问题绝不能仅仅是个说法。不幸的是，我们从四川省政府关于学校倒塌问题的答复上看到了这种苗头。

       回避不能解决问题，正视淋漓的鲜血才是勇者和智者所为。灾难面前，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感动，更应反思，既而采取行动解决问题，我们无法躲避灾难，但可以尽力减少人祸。

      丧事别办成喜事，别让受难者的血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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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29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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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原wang_bigman）

十分感谢博主对此话题的展开探讨。 震灾以来，人们沉浸在悲伤和激愤之中，尤其是普通民众，凭着朴素的感情，对批评和质疑的意见，十分排斥，所以难得出现有深度的剖析文章。也好，在那个环境中，人们都积极救灾，少点挑刺的语言，可能更有利于全国万众一心，有利于积累积极的力量。 但，事情不是回避得了的。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发生后应该怎么办，暴露出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其实更是问题的实质。简单的救援，不过那么几十天的事情，而痛定思痛，吸取教训，从灾难中奋起，更是长期的任务，欲达此，就决不能单单说好，单单说团结在政府周围，否则，我们得到的肯定是负数。相反，对政府的质疑，并不是要推翻和损害政府的救灾努力，而是保障政府行为始终在人民期望的轨道上的一个必要条件，环视世界各国，无不如是。 公民社会，公民的权利和福祉是第一，其他都是从属的，为此服务的。当然，政府在保障公民社会的发展发达上，负有重大的责任，同时值得期许的政府，也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没有一个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无政府基础上的，这是我们对公民社会发育的进程中，提倡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的根本理由所在。公民社会不能指望一个包揽一切的政府，也不能指望一个万能而民众完全从属的政府。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机制，是促使政府有效统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消解政府治理效力的毒素，希望无论是鼓吹民主权利的人，还是政府，都能正确认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任何的改善改进，都只能发生在一定秩序之下，无政府或者混乱，不稳定，很难促进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建立。而没有民主和法治的稳固地位，什么政治都是不可能持续长久的。 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视角和立足点，都是这个。窃以为，博主的文章，无不体现这一良苦用心，也可以算作拳拳之心。不知作此理解，是否得当？ 另外说一句题外话：非政府组织，不是无政府组织，也不能成为无政府组织，更不能成为外国人颠覆社会秩序的工具。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是禁绝他们出现是不可能的。     回复 1分钟前

robin

网易博友104(湖南 长沙)：    蒙您所赐，初一时给我看《航空知识》，如今34岁的老家伙还月月去追《兵器》看。      前两天偶尔看《士兵突击》，士兵云：任何战争，高技术兵器最后都会消耗殆尽，最终还是最原始的人与人的相搏。    我想这句话台词想凸显的就是我军现阶段的军事理念。既承认物质，但更强调精神。    许三多坐在回部队的列车上，有段这样的独白：    “我不能解决家里的所有问题，正如自己也解决不了自己所有的问题，连长说了，生活就是问题叠着问题。”    谁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即使是认真的，因此，我们又不必太认真。    即使做得再好，救援仍然是问题叠着问题。 生活中问题叠问题是正常的，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也是正常的。 谢谢兄弟。 回复 3小时前

robin

山水亲： " 一是指挥权，实际是胡到位后军队才真正全面展开，政府指挥不动军队，温总虽挂总指挥衔，仍遇阻力重重，这样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延误，而我们永远不知道不延误会怎样。". 温总理没有理由不发怒。由于连绵的大雨导致救援行动受阻，在废墟下的民众急需救助，心系民众、心急如焚的温总理面对空降部队的领导说出“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已看着办”. 实际上七大军区的调拨是很费周折的一件事，和平时期，一兵一卒的调配均需中央军委批准。但大灾面前，既然成立了战时指挥部，任命了总指挥，总指挥就应当行使三军总司令的权力。 回复 3小时前

网易博友104 湖南 长沙

蒙您所赐，初一时给我看《航空知识》，如今34岁的老家伙还月月去追《兵器》看。      前两天偶尔看《士兵突击》，士兵云：任何战争，高技术兵器最后都会消耗殆尽，最终还是最原始的人与人的相搏。    我想这句话台词想凸显的就是我军现阶段的军事理念。既承认物质，但更强调精神。    许三多坐在回部队的列车上，有段这样的独白：    “我不能解决家里的所有问题，正如自己也解决不了自己所有的问题，连长说了，生活就是问题叠着问题。”    谁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即使是认真的，因此，我们又不必太认真。    即使做得再好，救援仍然是问题叠着问题。 回复 2008-05-31 11:36

网易博友104 湖南 长沙

蒙您所赐，初一时给我看《航空知识》，如今34岁的老家伙还月月去追《兵器》看。      前两天偶尔看《士兵突击》，士兵云：任何战争，高技术兵器最后都会消耗殆尽，最终还是最原始的人与人的相搏。    我想这句话台词想凸显的就是我军现阶段的军事理念。既承认物质，但更强调精神。    许三多坐在回部队的列车上，有段这样的独白：    “我不能解决家里的所有问题，正如自己也解决不了自己所有的问题，连长说了，生活就是问题叠着问题。”    谁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即使是认真的，因此，我们又不必太认真。    即使做得再好，生活仍然是问题叠着问题。     回复 2008-05-31 11:35

山水亲	" 一是指挥权，实际是胡到位后军队才真正全面展开，政府指挥不动军队，温总虽挂总指挥衔，仍遇阻力重重，这样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延误，而我们永远不知道不延误会怎样。". 温总理没有理由不发怒。由于连绵的大雨导致救援行动受阻，在废墟下的民众急需救助，心系民众、心急如焚的温总理面对空降部队的领导说出“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已看着办”. 回复 2008-05-30 21:48来源: [于佃荣声援团]

故乡	名人杂志 是各界名人、能人、高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讲堂！是创业成功者、正在创业者、准备创业者相互交流、展示、提携、回报社会的励志广场！ 我祝您心想事成、学业精进、事业发达、万事如意、天天快乐！携手献爱心，抗击灾害，人人有责！ 回复 2008-05-30 17:50来源: [名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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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句口号不如用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救助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敦请全体圈友，收录《阳光照不到的地方》【http://yudianrongxs.blog.163.com】一篇博客日志到自己的博客，请大家多多转发！！不为别的，因为我们是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了正义、良知呼喊、声援是你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让贪官污吏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朋友们须知在黑暗中的每一支烛光都是非常珍贵的！！！请不要吝啬您的那一支烛光！于佃荣声援团秘书处敬上  于佃荣声援团全体同仁沉重悼念5。12汶川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回复 2008-05-30 13:06来源: [于佃荣声援团]

声援团秘书处

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不可能有呼风唤雨的法力，但我们可以从我做起，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做起，让这个世界舒展的笑容多起来，也让人们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拥有生命该有的尊严。您的日志已被于佃荣声援团分类并★★★★推荐，圈子因你更精彩！ 回复 2008-05-30 13:06来源: [于佃荣声援团]

冉了	大唐雄风—暗香疏影（爱文学者的天下） 大唐五星系统推荐，祝你好运，希望您常来大唐，一起梦回唐朝，更多生命精彩等你分享！   哀悼汶川地震遇难者！请您紧急伸出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喜欢看你们辩论，也只有看的水平，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国事时事，增强公民意识，为完善社会文明秩序而尽自己的一份责。 回复 2008-05-29 23:11来源: [大唐雄风—暗香疏影（爱文学者的天下）]

robin

乐天派： NGO所指为何物？上下文连起来读，也没明白是哪个外文的缩写还是其他？文章最好单一语言，要不你们索性用外文写，那也另当别论，否则这样 的文字中文字典上也无，老外不懂，中国人也难理解。至少，假如有特定含义，先得做个说明。 中国军队和美国的性质不一样，邓小平给中国军队说了这样的话：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也就是说，这个成了它首要的 任务了，所以钓鱼岛被日本人 霸占，你可以看不到我们的军队，但雪灾，地震，我们的军队不会缺席的，因为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是他们的使命。 文章中说：       回避不能解决问题，正视淋漓的鲜血才是勇者和智者所为。此话讲的很有道理，只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官僚，没有养成反思的习惯 ，也许慢慢会变好，观察中。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非政府组织。实际上该词报刊媒体使用率颇高，近一两年关于其在中国的开展、地位及意义的讨论也是一个热点，如关注社会政治，应有基本了解。 至于中国军队扮演的政治角色，我没打算在此讨论，只是指出国防军不是专业救援队伍，而武警这一地方武装力量相对而言更适合扮演救援中坚力量的角色，但需加强专业训练和配置专业设备（消防人员够专业，但在大灾面前显得力量薄弱）。 而反思的习惯与制度的建设是相互作用的，这里就不展开讲了，以后另开帖。 欢迎共同探讨。 回复 2008-05-29 23:06

林立书画	您的日志已被 大唐雄风—暗香疏影（爱文学者的天下） 分类并推荐，大唐因你更精彩！欢迎加入大唐的世界（点击圈子名进入即可申请加入）! 大唐，您不能错过的精美文学杂志！ --   哀悼汶川地震遇难者！请您紧急伸出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回复 2008-05-29 22:44来源: [大唐雄风—暗香疏影（爱文学者的天下）]

乐天派

NGO所指为何物？上下文连起来读，也没明白是哪个外文的缩写还是其他？文章最好单一语言，要不你们索性用外文写，那也另当别论，否则这样 的文字中文字典上也无，老外不懂，中国人也难理解。至少，假如有特定含义，先得做个说明。 中国军队和美国的性质不一样，邓小平给中国军队说了这样的话：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也就是说，这个成了它首要的 任务了，所以钓鱼岛被日本人 霸占，你可以看不到我们的军队，但雪灾，地震，我们的军队不会缺席的，因为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是他们的使命。 文章中说：       回避不能解决问题，正视淋漓的鲜血才是勇者和智者所为。此话讲的很有道理，只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官僚，没有养成反思的习惯 ，也许慢慢会变好，观察中。 回复 2008-05-29 21:44来源: [生于1959年]

海子孩心	您的日志已被 却话巴山夜雨时   ★★★★分类并推荐，常回家看看,圈子因你更精彩！ 回复 2008-05-29 21:36来源: [却话巴山夜雨时]

白雪＼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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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君	网易名博 四星推荐、圈子有你更精彩!  回复 2008-05-29 20:11来源: [网易名博]

古董	【和谐与创新】圈子欣赏您的佳作！★★★★推荐！期待您的新作！有您的作品，家园显得更加精彩！ 共创和谐家园：众人拾柴火焰高，建设和谐社会与创新型国家需要您的参与！ 关注灾区，奉献爱心，支援灾区！ 回复 2008-05-29 19:50来源: [和谐与创新]

Ｋiζs沁心

《希望之旅》感谢您推送的作品，管理员认真阅读已分类并推荐，圈子因您更精彩，欢迎常回圈子看看！管理员问候！ 回复 2008-05-29 19:47来源: [希望之旅]

化蝶之前	您的日志已被 温馨的港湾,快乐的家园★★★★ 推荐，圈子因你更精彩！   回复 2008-05-29 19:17来源: [温馨的港湾,快乐的家园]

天天快乐	【应元携手夕阳】圈子四星推荐！管理员向您问好! 回复 2008-05-29 19:16来源: [应元携手夕阳]

最近，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一个《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因为，在这个《指引》的背后，是大量外资企业尤其是韩国企业在利用我们的政策和监管漏洞，赚取了各种政策优惠带来的好处之后，留下数以亿计的债务和欠薪一走了之，使我们的工人、债权人、地方政府等相关主体受到巨大损失的现实。据报道，仅仅青岛一地，最近几年就发生了206起韩国企业突然人间蒸发的案例，涉及工人2.6万人，银行贷款7亿元，其他欠债到底是多少还不得而知。（见央视新闻1＋12008.12.23网络报道）。你逃走了，我们要跨国追究，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这些部门不是吃干饭的，逃走的人和被害人不要认为跨国骗子可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就是这个指引所要达到的效果。当然，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中国在国外采取法律行动非常困难的实际情况，对这种文件的效果完全可以置疑。实际上，这个文件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起不到多少作用，山东的外资主管部门本身也是认同的。

不用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我们目前的国情下是必然的。各地官员不计代价的招商引资，对外资的监管缺位，失衡的外资政策，都蕴藏着被外资涮一把的风险，区区几个外商溜走算得了什么。

俗话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交学费就学得什么东西，我们别指望了，就是交了学费，也未必真学得了什么，在我们也习以为常。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几乎是官员们面对骗子时不变的风景。湖北的一个木匠不是在呼和浩特和包头政府牵头组织下骗取了17亿元吗？但我们仍然要想方设法，在制度上做一些补缀的工作，小老百姓也要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在下今天的提议，就是这个含义。

其实，恶意逃废债务，根本不是外资的专利，也不是外资表现的最严重。在国内的经济活动中，这种情况早就是司空见惯。许多所谓的企业，注册资金是假的，业务开展是假的，欠债却是真的。还有更多的企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算认真经营，结果一看赚不了多少钱，甚至还要赔钱，股东和经营者撒丫子就跑，席卷所有可以拿走的财产留下一屁股债的也是在在多有。几十年来，这种恶意欠债，不经清算就倒闭歇业，使债权人和职工索要无门的情况到底有多少，数额到底有多大，真的无以统计，万亿人民币肯定不足以囊括。这种情况成了家常便饭之后，对个体的影响无须多说，（因此跳楼的就有很多），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我们也可以深切体会到。现在这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在企业经济往来中往往要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交易方式来保证不被骗，不爽约，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果。诚信丧失，莫此为过。

但是，法律似乎对此无动于衷。这种不经清算溜之乎也的恶意行为，在发达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严密的法网，使股东和经营者无从遁形，即使发生这种逃废债务行为，欺诈犯罪的追究也会紧随而来。而我们却对这种行为无能为力，因为刑法根本没有涉及这种情况（倒是刑法有一个妨害清算罪，规定在清算时不清偿债务就分配资产的是犯罪，但仅仅限于进入清算程序的情况，因此很少适用的机会），你只有通过耗费诉讼费还往往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民事诉讼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事实上这不过是自己安慰自己罢了。如果你因此报案，要求追究责任人的诈骗罪过，那八成都立不了案，因为那是“经济纠纷”（奇怪的是真正的犯罪往往是被定性为经济纠纷，而真正的经济纠纷却往往被说成是经济犯罪）。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法律界的人士，深知对我们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体制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即使你在刑法中将一种行为入罪，也因为诉讼体制的弊端很难使之生效。在这么一个地方，也没有必要详述过多的法律理论和构想论证。我只是说，面对这么一种危害严重的行为，要采取一定措施来遏制。目前，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创制新的罪名罪状，将恶意逃废债务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另一个是逐渐改变法典式刑法为附属刑法模式，使经济立法有刑法的及时保护。

因此，建议如下：

第一，设立恶意逃废债务罪入刑法。在刑法第三章第三节中增加一条：公司、企业未经清算程序停止营业，转移、隐匿、分配公司、企业资产逃避支付工资、税收和债务，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其逃废债务两倍以下的罚金。情节严重或者造成损失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股东等利益相关人因逃废债务而受益且明知其受益是在未经清算情况下所得的，其受益所得没收，单处受益金额两倍以下罚金。

第二，对欠债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加强监管。设立司法介入渠道，对欠债数额达到注册资本一定比例的企业， 可由债权人（或者政府经济监管部门如工商、税务、劳动、商务等部门在欠税、欠缴社保费用、职工和债权人举报欠薪欠债达到一定数额情况下）申请法院对企业账目和资产负债情况裁定进行司法审计，冻结自由支付和处分资产，接近资不抵债界限的要责成停止营业，进行重整或者做出还债安排，否则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强制解散。对外资企业，除非提出可靠担保，要限制其资金流出境内，限制其向境外转移资产。

第三，建立附属刑法规制经济犯罪。在公司法、企业法、破产法等经济立法中，直接规定对违反法律情节严重的行为的刑事责任，包括罪状和刑罚都要具体规定，不必非要进入刑法才可以追究刑责。使每一个经济法律都得到刑法的及时和直接保护。当然，这需要改变刑事司法的行为模式，改变案件立案移交的一整套制度。

有了这些，也不是说真能解决多少问题，但至少意义重大，至少向正确方向迈出了步伐。

说归说，做归做。我们的法治走向，向来不是我们这些草民能影响的，今天算是立此存照，证明本人有此一说。罢了。

寒风在嘶鸣，今年入冬以来最强劲的寒潮来到了。窗外呜呜的风声，撞击着心扉，在这个岁末，在我善于追思过去的心境里，仿佛自然界悲怆的呜咽。岁月在流逝，生命沿着自己的轨迹蹒跚着前行。面对一年又一年，面对草木的凋零，面对着自己和世界几十年来的关系，我思虑着，感受着，深情满心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岁月匆遽，逝者如斯。扪心自问：我们进步了多少，收获了多少？

20多年前，我踌躇满志，踏入了法律的殿堂。那时，没有巍峨的审判庭，没有豪华的办公楼，也没有这么多气宇轩昂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汽车，甚至没有多少电话（要安装一部电话需要漫长的等待，需要高额的各种费用，需要什么什么审批，尤其是需要跟邮电局的关系）。交通靠自行车和两条腿（那时的城市也没有这么大），交流靠通信，文章和文件靠手写和刻字油印。大多数公检法拥挤在局促狭窄的街道里，草堂陋室，毫无庄严可言。开庭的时候，往往就在一个小办公室，原被告双方甚至没有地方可坐，律师想做开庭笔录，也只能架起双腿当书桌；双方唇来齿往阐述各自观点的时候，来来往往的法院各色人等会时而出入，打断正在进行的程序。随意，草率，简陋，往往使初次接触法律的人震惊和不解，法律神圣的印象，往往在一次开庭之后烟消云散。那种气氛，那种条件，毫无谨严凛肃慑服人心的感觉，加上当时法治草创，法律人大多数是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修养，公检法大权在握的感觉往往使某些定力不足的人耍特权威风，结果是法律人的威严没有建立起来，威信很快扫地了。

但是事实上，那时的人们更信仰法律。

因为那是法律草创的时代。人治被批倒批臭了，法治是期望中的乐土。但法治什么样，老百姓并不清楚。他们很憧憬，很期待，很敬仰。法律法官法制等等跟法沾边的，通通很神秘。当说到法律的时候，似乎公正就在眼前，当找到法律人的时候，似乎就找到了包公似的依靠。尽管法律不健全，法律神圣却深入人心。从上到下，都有那么一种法治发展健全的渴望和自信，我们的基本法律，也是在那时陆续出台的。

事实是，法律令他们失望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该巍峨的巍峨了，该庄严的也庄严了，穷酸被豪华取代，简易也被深奥繁复超越，法律的专门化、程式化也日渐与国际接轨了，但法律的公信力在很多地方很大程度上没有了。法官检察官，仍然被视作官，法权也仍然被视作权，权与法没有多大区别，人民也懒得去区分了。法律条文再深奥，判决书再专业，程序再正规，其真正的操作锻造过程及其内涵却不再神秘更不神圣了，法律云云，在他们看来不过跟其他领域的事情一样，不过尔尔。请客吃饭，送礼见面，关系跑动，上下乱窜。这些对法律一无所知的人，一旦怀疑起来，真是可怕。他们什么都不再相信，只相信内幕交易，相信权力和利益的博弈，相信更大的官僚干预。试看今天上访的人流，有多少是对法律失望的所谓涉法上访。

他们不再相信法律、法院，不相信法院的依法判决具有法律效力，不相信这里面隐藏着公正。他们上访，就是要通过上级的威权来督促法院体现公正。这里蕴藏着的逻辑是，法院和法律不再是社会各种纷争的仲裁者，不再是社会公正的体现者，上级机关和更大的官，才是法院判决是否正确的终极仲裁员。颠倒了的逻辑。在一个法治社会，一切纷争均可而且必须最终归结于法律纠纷，由法院作为社会的良心和公正的化身，依据社会认可的法律来做出最终裁断。而现在，我们这里却相反。法律不再是可信赖的，法院不再是公正的象征，当判决做出之后，人们不以为这是必须接受的结果，而是依赖上级的法外救济。法院成了上访的对象，法律需要上级的保护和确认才能得到认可与实施。滑天下之大稽。

昨天，接到一个外地朋友的电话。他的亲戚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93年开出租车被歹徒抢劫杀害。报案后始终没有破案。二女儿接姐姐的班开出租车为生，97年又被歹徒劫持，家里发现后立即报案，结果警察竟然没有出警，导致二女儿也被杀害。父亲于是开始上访告状，要求公安机关承担责任赔偿，一级一级的上访，各级大官都签字答应解决，可是十年过去了，案子没有破，赔偿也没有着落。奥运会之前，当地领导答应会后马上解决，可是奥运会成功闭幕了，他寻找救济的路也走到了尽头。人家要他起诉吧，否则不可能解决。而这时怎么起诉呢，从行政诉讼的诉讼时效来说，早就超过了法定时限。15年，一个圆圈，一个轮回。而他收获的是什么呢？法律自始没有得到信仰，到现在也没有受到尊重，不仅仅是这个可怜的老头，而且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各级法律机构，既不信仰法律，也不信仰诚信公正。公正和法治，遗失在官僚体制繁衍扩张的慢慢征途上。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务院和各地均出台了数以万亿计的投资计划，这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及其实行，完全是行政机关和各级领导的意志，根本没有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影子。既无须讨论，也无须公开表决，雷厉风行，我行我素。相应的，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投资腐败，国务院又召集了纪委监察部门组成各种视察组，上全国各地监督巡视各个投资项目的实施，保证其按照政策和国务院要求严格落实。如果出现借机违法乱纪，则严惩不贷。我怀疑这些钦差大臣们，到了各地，居住在高级饭店和招待所里，花费着巨额的差旅费用，被各地的官员们奉承着招待着包围着，真能比各地的老百姓更能发现真相，比各地的老百姓更能了解他们对本地政府的真实要求；我也怀疑，这样的吏治监察体制，即使能够惩处一批顶风作案者，又能有几许效果，会真能建立起对法治社会的信仰。

上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正确的发展路线，也认定了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不过，制度理性在走着自己的路子，人民并没有收获法治。我们向来依赖的，不是理性，而是空泛的理论，不是按照法律逻辑构建法律制度，而是依照某些利益便利得过且过还挂羊头卖狗肉吆喝。

北风呼啸，大地肃杀。在萧索中反思，胜过在红尘中迷乱。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种悖理的说法，可不是谬论。它是活生生的事实。女人爱坏蛋，爱流氓。其实何止是女人呢，上海滩的许文龙，男女都迷恋敬仰呢，可说穿了不过是一个理想化了的流氓，看其行状，乃陈其美、蒋介石、杜月笙之流的混合体，却满足了市井小民对叱诧风云、风流倜傥的低级幻想。

现代哲人周国平说，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沉湎于自己的园地。如果属实，则这种男子汉跟流氓判然有别。朴实是指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有自己的固守，生活在自己的本质中，心地简单，对生活没有过多要求，，不靠外在的东西来装扮自己。安静则是内心的定力，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与世事扰攘、红尘得失无涉。他们仰望的是星空，追求的是内在价值，看重的是内心与精神充实。这种人其实是人类价值的创造者，精神富翁。不管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文学家，这样的人往往更有成果。这是最让人钦敬的一类男子汉，却往往被世俗遗忘，穷困潦倒者有之，籍籍无名者有之，但其内心的安谧祥和，固不赖于这些外在的认可，世事沧桑，时移世易，其恒久的价值终会凸显。其实，最能体现这些的是，做出了相当成就的男子汉，仍然朴实安静，不断的省视内心，内敛而笃定，悲天悯人，从不张狂，给人一种丰满崇高之感。

古代日耳曼人认为，男子汉的本质在于一诺千金，敢作敢当。当你选择了一条路子，一个事业，订立了一个合同，那么它的好坏荣辱，你都要安静的承受忍耐，不能叫苦，不能反悔。这就是责任，男人的责任，担当的责任。他们不讲衡平，不讲圆融便宜，以男子汉的意志去耐受你选择的一切。这就是荣誉，男人的荣誉，失去了这些就生不如死了。这些品质，在北欧国家人群中，在清教徒的传统中，仍然被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下来，成为现代人趋利避害但不讲原则的一个适当矫正。

老实说，我认为这些都是男子汉的类型。男子汉本来就不是扁平的，也不是内涵贫瘠的符号。男子汉的第一个特质是生命力，生命的力度，是最可宝贵的，生机勃勃的人，活力四射的人，有张力的人，体现的是上帝赋予这个世界的本质属性。纤弱的枯萎的病态的羸瘠的东西，都不是男子汉的属性。第二个特质是意志，坚韧不拔，孜孜矻矻，承受困苦和责任，承受风雨雷暴，这是人格的耐受力，是生命的韧性。第三个特质是胸怀。博大的胸襟，阔大的精神容量，丰富的精神世界，摒弃了狭隘，摒弃了女人似的计较，尤其是宽阔的视角，给男人一种崇高伟岸之美。第四个特质是责任感，为自己，为他人，为从属于自己的人，为社会，承担压力，信守承诺。可信可靠，从而可敬。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特质，应该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人类，对世界万物，都有善意，都有同情，都有包容，都有参悟。这种特质，才是区别男子汉和流氓的真正试金石。以巨大的力量，超群的智慧和意志，丰富博大的知识和能力，来随心所欲的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暴殄天物，践踏美好事物，对人类和社会形成巨大破坏但对社会发展毫无助益，这种人就是流氓，不管是政治流氓还是社会流氓，个体流氓还是群体流氓，都是渺小而卑鄙的，称不上男子汉的称号。

当然，男子汉是人不是神，有七情六欲，有私心；在一般情况下，其生命力的表现过程，往往伴随着一定暴烈性；有些男子汉也有柔弱性，有错误和毛病，甚至很“坏”，但是只要有男子汉的基本特点，仍然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尽管我们会亲昵的称呼他为大坏蛋。

肯尼亚黑人的后代，檀香山的混血儿，47岁的英挺瘦削、愣头青一样的奥巴马，竟然成了美国的总统，而且胜利来得那么顺畅，那么没有异议，那么摧枯拉朽而酣畅淋漓。美国多数州的选票，都投给了这个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小子那，而那个典型的白人麦凯恩老头，则无奈的退出了舞台。他没有怨言，他不能有怨言，他不敢有怨言。其实，他很想说，我，盎格鲁撒克逊种的高贵子孙，保守派共和党人嫡派传人，怎么会败给这么个黑鬼呢。还是2比1的悬殊比分。

希拉里也不会不这么想。美国人就是美国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北欧裔的新教徒占据核心的人。这是多年来没有改变过的基本意识形态，基本文化定位。虽然讲究什么多样化多元化，但美国人骨子里的傲慢，对少数族的歧视，根深蒂固。看美国在世界上推行的政策，在国内外的做派，有时颇为类似古典清教徒的狂热和偏执，只是携带着现代的利剑，头戴着外星人的星徽而已。希拉里和麦凯恩都抱着这样的信心，却无可奈何的倒了下来，颇有点令人唏嘘扼腕的悲壮。

这个世界变了。50年前，黑人刚刚冲破了种族隔离制度，获得了最高法院为代表的主流社会的宪法救济。但黑白孩子同校受教育，黑白人同居一个社区，同乘一个公交车都是一个被强烈抵制的事情，奢望其他的岂敢呢。45年前，那个年轻英俊、风流潇洒的贵族公子哥肯尼迪被刺杀了，是否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不得而知，但他当选前因为不是新教徒出身而受到的考验，熟悉美国那段历史的人还是刻骨铭心的。美国人的保守，偏见，始终是跟超级大国的发达、现代、生机勃勃共存的一个谜，犹如金币的两面，互相为证。当斯时也，让白人中的少数教派当总统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一个黑小子敢于觊觎总统大位，简直匪夷所思。

但，世界在变，不是一个早上变化的。端倪早就有了。先是总统不再是什么光荣的差事，被攻击，蔑视，揭老底曝光烂底逐渐成为了家常便饭，在高贵的职位背后隐藏的人性之小，也在一个个总统的背心和裤裆里无比清晰的暴露出来。尼克松是政治小人，违法乱纪差点被弹劾，自动下台。克林顿是风流荡子，在白宫会议室里偷情做爱，还在最高法院做伪证被弹劾审理。他的翻云覆雨、无耻无悔，美国人比谁都清楚。小布什则是另一个牛仔，在把世界折腾的底掉的同时，也被美国人咒骂为一意孤行的坏蛋。光环变成了污点，总统不再是什么光荣与梦想的代表，所以黑不黑无所谓了，这只是一个大公务员的职务而已。

第二个端倪是制度对总统的制约。国会也好，舆论媒体也好，司法也好，对总统的施政构成了真正的屏障。他不能为所欲为，他不能高高在上。不论多么能干的总统，都是靠制度，靠各种班子和机制治理国家。用小布什的话说，这个伟大的制度最重要的是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受到监督和制约，不能为所欲为，不能跑出边界。这种体制在过去也有，也是有效运作的，但是远不如今天这么令人放心，令人感到个人出身等情况的无足轻重。制度不见得更完善了，却是更令人放心了。

第三个端倪是黑人逐渐进入政务高层。最近几届政府，黑人占据了从未有过的职位。第一个黑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第一个黑人国务卿鲍威尔，而后是黑珍珠赖斯，还有不少的少数族裔部长，表现的都很不错。既是高官，又是黑人，表现的还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做派，能力也不低。另外，黑人州长，黑人市长，黑人议员逐渐都习以为常了。然后来一个半黑半白的总统，并且是有点风度和政策煽动力的非洲裔总统，有什么不可呢？何况其母亲还是地道的美国白人呢。

50年，风风雨雨，美国是更像一个人种大熔炉了。黑的白的，黄的红的，都在美国人的头衔下逐渐融合。种族问题，始终不会最终解决，但从激烈的冲突和严重的隔离，到逐渐的相安无事，逐渐的和善平等，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这是一个渐进而显然的趋势。越是这样，美国人会越自信，越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好像他们超越了历史的鸿沟就取得了宽容理智的旗帜一样。

但愿这是真的。但愿能给世界带来更好的结果。阿门。

信还是不信，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哲学问题。

多年前，本人因为一场甲肝，头上经常出头皮屑，有时用手一动，飘飘洒洒，犹如雪花，后来被诊断为银屑病，俗名牛皮癣。十五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发展，它长它的，我过我的，共存共荣，相安无事。但家属和亲友经常会因此而注意不少“根治”牛皮癣的消息，经常给我提供某某专家，某某秘方，某某药，劝说我去“试试”。我一概笑而置之。道理很简单，牛皮癣是世界上公认的不治之症，如果真有办法根治，不用广告宣传，也不用神秘的口口相传，新华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早就替你铺天盖地出通稿了，各大医院也会更早的购买药方，开展根治诊疗了。

可是，我的这个道理是说服不了人的。亲友说，虽然国内外医学专家没有找到根治的方法，但有时秘方和老中医偏有办法解决，效果很好，比如某某，比如听说某某。何况，人家说了，如果治不好也不要钱，试试何妨呢。有时为了戳穿某某药、某某药店、某某专家无效免费的谎言，也曾经跟夫人去过一两个地方，结果一提到免费问题，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千方百计的想让你先掏钱，然后怎么怎么的。看那个德行，也不像有崇高医德和医术的样子，结果我是哈哈大笑，夫人垂头丧气。但是，“回也不改其志”，一看到这些奇方妙药广告，亲友照样抱有难以动摇的幻想。

与此类似的还有鬼神问题。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程度使自己绝望。想到身后无边的黑暗，化为粪土寂灭的灵与肉，不由得颤栗。跟平常认为的相反，唯物主义者害怕死亡，因为他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灵光，惧怕虚无的未来，惧怕自然界的无情淘汰。而唯心主义者，尤其是宗教徒、迷信患者，则相信彼岸世界，相信灵魂不灭，相信神的拯救和奇迹。为了未来，来世，天堂福国，他们无所畏忌的面对死亡。我为了获得这种精神上的幸福憧憬，曾经尝试过信仰超自然的东西，不过由于心窍被理性蒙蔽的过于结实，一个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的念头都不能成立，遑论信仰。想起来，使人欲哭无泪呢。

这是题外话。信仰鬼神和超自然力，最重要的不是理论和逻辑告诉了他什么，而是理论和逻辑没有告诉他什么，是一个个他认为存在的奇迹个案。你要想用某个科学理论和理性分析来驳难人家的信仰，那是没有用处的。科学尚有不能解释的事情，理性不可能见证和戳穿无尽数的每一个自然界之谜，故而想让倍感彷徨的人类相信没有超自然的鬼神，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迷信鬼神，信奉神灵保佑早就是一个深厚的民族精神传统。有些大官及其身边人，荣华富贵到手前后，均虔敬的烧香拜佛，对世人的影响又何等的巨大。人家这些人，高官厚禄，智力超群，比尔等穷小子站得不高吗？要是没有神灵庇佑，凭什么人家还信神？难道人家比你不高明？你如果坚持说，神鬼虚妄，人的祸福自造，那么现在很多让你哭笑不得的事例都会在背后嘲笑你说话空洞。何况，人精神上出现的幻象，经常碰到的奇异事情，在不善于理性思维的人看来，是神鬼灵异无疑。你要争辩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这些东西，也不相信有这些东西，怎么鬼神不来找我的麻烦？那么信仰者告诉你：信则灵，不信不灵。这么一句话，你所有的逻辑说服力眨眼间烟消云散。

还有一种信仰，也是中国人习惯服膺的。就是陈词滥调，拾人唾余。对一些肤浅的所谓道理，津津乐道，不惮无数次的重复。人云亦云，保险而省事，可炫耀人的博学，可获得人的共鸣。尤其是近些年，陈词滥调披上了高古和洋人的外衣，被人到处引用。古圣先贤被抬出来了，西洋各种现代理论也被拉来了，不是为了论证和建树新的理论，而是为了重复陈词滥调，为自己某些偏见和肤浅思想甚至为自己钱包的充实抛光。比如现在沸沸扬扬的所谓新国学，很多人在提倡，在慨叹，但是什么是国学，到现在还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其核心价值是什么，一概云里雾里，看不到实体。可是新国学却已经出现了不少的神庙，出现了一批大师，甚至还造就了一批讲学富翁。论语，孟子，庄子，道德经等等都出现了大部头的新解说，牵强附会，东拉西扯，唾沫横飞。无非是说，我们的祖先多么伟大，我们的先贤多么博大，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早就在几千年前就被他们看清了，建构了，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预料的，现在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他们早就指示过的，现在世界上出现的问题是他们警告过而我们没有听从教导的产物，我现在解说给你们听，足够建立一个幸福的新世界。伟大啊，伟大，伟大的东方文明，伟大的国学。最重要的是，这么伟大的精神，只有我深刻领会和继承了，赶快来买我的书吧，赶快求助于我吧。

其实，看过这些典籍并且对中国历史稍事温习就可以知道，那些纯粹是胡说八道。古人的局限，即使是孔子，比之我们现在的一个小学生来讲都是煌煌可鉴（比如对于自然界的声光雷电，我们的孩子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而孔子全然不懂）。我们的前人，按照这些所谓的经典和精神导师指示的道路，钻研了两千多年，最后也没有开辟什么新世界，倒是最后无可奈何的被新世界完全颠覆和冲垮了，那些空空洞洞的子曰诗云、繁琐的经学、神神秘秘的谶纬预言、易经八卦、魏晋玄学，在资本和大炮面前，都无济于事，留给我们的是直到现在仍然可以感受到的落后和黑暗。百年以后出现的这些圣徒或国学衣钵传人，搞些肤浅的注释解说，当得了什么呢。更别说学界宵小了。

我们的国人，几千年来，精神上被统治阶级驯化成迷信、狭隘、感性、怯懦的顺民。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也没有独立面对上帝的心灵。灵与肉，都被世俗统治者掌握和蹂躏，人云亦云，安天知命算是最佳的人生哲学，谁抗拒，谁倒霉，哲学宗教，其实都没有发展的余地，因为那需要思想，需要展开的空间，需要人与自然的宏大对话境界，需要神圣感和使命感，而这些都是统治者从不容忍的。所以，分析理性和面向苍穹的苦思冥想，在我们这儿都没有深厚的根基。这使我们吃够了苦头，反思，反省，重建的精神材料，狭隘、贫瘠而虚弱。当我们看到台湾立法院里面议员的打斗，看到巴基斯坦民主选举的暴力混乱，我们就得出结论说，算啦，民主有什么好的，中国人十三亿人要是这样还不乱了套。当我们看到某个人物在某个地方靠强势手腕把地方上治理的服服帖帖，市容市貌被高楼大厦包装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说，看事情要看结果，中国人就适合于这样的手段来统治，只要让地方发展了，就是好办法，好官员。

从来就缺乏深层的分析，理性往往被感性的简单归纳所蒙蔽，人的现代价值观往往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所淹没。

好在，人毕竟是理性的，因为现实教育人。不服从理性，就要碰壁，就要落后。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书籍报刊，我们的各种传媒，只要有足够的空间，理性的思索，不同的思想，总会放射出真理的光芒。要想让陈词滥调和迷信、狭隘的东西永远统治蒙蔽我们的心灵，已经很难做到了。现代公民社会不管多么缓慢，终会矗立起来，成为国家的坚实基础，相应的，独立而健全的公民理性，将成为主导意识形态。

当然，指望一切迷信和信仰消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主流的，主要的东西不被遮蔽就是了。

不是海岛。也不是湖岛。是的，我没有去海边或江河湖泊。

但我觉得看到了孤岛，被潋滟水色包围的孤岛，甚至被惊涛拍岸的孤岛。虽然这儿是大山，云雾幻化，蓝天清澈，蜿蜒游走的公路，连通着外面世界的滚滚红尘。

这儿是前南峪，河北邢台的一个明星山村，僻处太行山深处，却名扬大江南北。但是，在去之前，我却有过耳闻而不知其有何出奇，更不知那是一个名胜。

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在十一到来之前，山区的空气已经相当清冽了，习习秋风，叆叇白云，空阔辽远的感觉竟然在大山四围的环境中产生，颇为奇妙。我们本以为现在的城市已经治理污染相当有效了，蓝天白云似乎也能经常光顾我们，但来到这儿，才知道天空离我们有多远。夕阳，夕烟，夕照中的森森林木，蜿蜒而上时隐时现的曲折山路，兴奋着我的情绪。大自然，始终是我的最爱，哪怕亲近的时候隔膜着迢迢路程。歆吸着久违的乡野空气，我似乎想起了感念上苍四字。上苍留给我们的东西，本来就是最珍贵的，何况在满目疮痍的视野下呢。

郭书记是个年逾六旬的老者，主政前南峪已经三十年有奇。但最初的印象却是一个学者，慈善的老教授一类的感觉。看着也并不老，精神矍铄，步履轻盈。观其对客人的应对之道，就可知久历官场的老道与精明。跟老书记接触不多一会，便令我们既感觉温暖，又不由得敬佩。难怪啊，这个僻远的山村会成为明星，积累起令人敬畏的资源。一个人不是一切，却是风云际会下的时局关键。没有这个人，就不会有这个村的崛起，不会有红尘的扰攘。他不是决定性力量，但是一个关键，一个核心支点。跟中国许多成功的大大小小官员一样，老书记也安排好了“接班人”，他的下一代也在市里县里成为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这是一个近乎完美、令人艳羡的局面，在我看来，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入夜，昏黄的山村路灯散射着孤独的光芒。在阒寂的大山巨大夜幕的笼罩下，电灯的光亮带点孤凄色彩，我们行走在这夜幕和繁星觊觎下的山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高谈阔论很快变成了喁喁私语。星辰那么明亮，那么遥远，不怕惊动他们，但村民整齐划一的房屋内，也许有已经早睡的山民，我们的不合时宜的评论，也许会搅扰人家的平静。

是的，我们几个同学面对这个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集体农庄似的孤岛，都有一点参禅未得似的迷惘。老实说，我们对后老支书时代的前南峪，都不太乐观。他们的果树经济，林木经济，村里的几个赚钱的企业，都是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一如河南南街村辉煌时代。集体福利统一按照一定标准分配，村民的房屋也是由集体统一按照一个标准建设，整齐的有点单调。当然，村里的旅馆，旅游设施，土地林木等资源，也是集体统一掌握调配的。来来往往的除了旅客，还有各级各地的领导，他们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消耗。在集体经济和外来资源保持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老支书的人脉和声望以及大家都接受的道德感召力依然保持的前提下，前南峪的体制肯定会顺畅运转，但是这些条件消失了呢?这些条件不是当然存在的。可以说，这个体制没有永续的内在机理，既不是体制创新，也未必是现代农村的发展方向。依赖于个人的东西，只能是一个特例。而我更迷茫的是，高收入高福利覆盖下的村民，是否就没有不满或者自私自利的冲动？他们如果有了与带头人不一样的思想和利益走向，会有一个双方共赢的博弈机制吗？他们有选择的自由吗？或者说，在一个慈祥而开明领导人带领下的人民，就一定永远整齐划一下去吗？

没有人能够肯定。相反，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下的集体经济，如果是大一统，不管领导人多么伟大，都意味着昙花一现式的的宿命。大邱庄如此，南街村如此，前南峪未必不是如此。人心如此纷杂，利益是永久的腐蚀剂，有活力的体制，必然对众多利益有一个民主且法治化的安排，尤其是生活工作高度融合在一起的农村。开明专制的利益生产分配格局，必然面临着解体。谁能永久超脱利益的诱惑呢。

我们回到房间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村办招待所的条件，不亚于城市的星级宾馆。灯火通明的楼宇内，专业化的宾馆服务，使人忘记了这是山村。躺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回想着受到的热情招待，似乎自己的这些不详的想法，应该羞惭地躲在内心深处。依稀冒出的只是桃花源、孤岛一类的朦胧意像。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0日10:38  中国新闻周刊

博主按语：本文不同于官方主流观点的地方在于：这儿强调的是“还权于”农民，而不是“赋予”农民什么权利，更不是蛮横的允许不允许。本来就是人家的权利，归还是天经地义的，哪来的允许不允许、赋予不赋予？多年来，意识形态好像是没有利益结构的“圣物”，被钦定颁发之后，相关人群只有尊奉的义务，而无讨论的余地，尤其以“土地权利”这种天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代表物的表现为甚。因为它代表了公有制或者私有制这种政治色谱，其物权的法律性质、物质的经济性质、生活必需品的社会性质均被归零、忽视。其实哪来的单纯意识形态啊。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观念的东西，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表现了经济利益，都是一定阶层物质利益的反映，尽管有时是隐晦的曲折的反映，而官方意识形态则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而已，隐匿在背后的利益属性，往往直接跳到前台，揭开了意识形态的神秘面纱。比如为什么要限制小产权房啊，为什么要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啊，哪儿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纯理论所需啊，里面不过是某些政府与房地产商对政策的利益绑架而已。农民的土地，本身也只是一种财产而已，而完整的拥有财产不过是公民的起码法权啊。以所谓的集体所有制为借口剥夺九亿人的土地权利，并不能使农民远离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不能使农民自然的成为社会主义者，不过使某些人，某些阶层获取任意的控制权、支配处分权或者从中寻租权而已，而受害的则是无量数人的利益，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但是本文只是涉及到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农民的法权和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它和其他几乎所有论者一样，几乎完全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及其后果，即现在的农村土地体制，除了导致农民财产权和自由迁徙权的损害而外，还有其他人的权益，比如城市市民迁徙农村置业的权利。设想一下，如果早就允许城市人在农村创业置业，允许工商文化等事业按照自然需要在农村自由获得其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力、其他生产资料等要素，获得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使用权，还会出现今天农村完全由农民构成，城市化只能到现有的城市去进行的荒谬景象吗？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则是武断的阻断了城乡文明的交流交会，隔绝了城市财富和文明向农村发展与流动的自然进程，使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单向度的官僚控制和获利的“农民工进城”，这才造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中国三农问题，造成了城市文明与乡村蛮荒的截然对照景象。日后人们会怎样感叹如今被完全忽略的城里人进村被禁止的社会学后果啊。

　新论

　　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权利。政府所能做的，所应当做的是，把土地的权利还给农民，让农民享有最大限度的权利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9日召开，在此之前的9月30日，胡锦涛专程来到30年前农村改革的起始点——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进行考察，并宣示这次会议审议的政策性文件的主要内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且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国内外舆论均认为，这将导致自实行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以来乡村财产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对农村经济、乡村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几番十分剧烈的变化。立国之初，按照平均主义原则，政府曾对全国土地进行了一次相当彻底的再分配，普通农民都分得小块私有土地。但未过几年，就开始推行集体化运动，集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最终形成了土地的乡村集体所有和经营制度。这样的制度无法为农村经济提供最基本的激励，因而自建立之初，各地农民就不断地突破这种制度，恢复自留地、建立包干制，小岗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政府认可了农民的这些自发努力，到80年代初，终于确立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

　　这一制度确实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既定框架下，赋予了农民一定的经营权利，这也是8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但是，相对于快速增长的工业，农业很快又陷入增长迟缓的境地，“三农问题”再度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其中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土地制度存在的缺陷。

　　现有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是一种在给定意识形态框架下的过渡性地权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下，农户对土地的权利不够完整，农民所获得的只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有限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农民已经获得的权利，也即其有限的承包经营权，也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村集体和国家对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享有缺乏明确界定的剩余权利。村集体与农户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严格而清晰的界定，而其所有权可以轻易地压倒农户的经营承包权。另一方面，国家——具体地表现为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过于广泛的权力，这种权力又没有受到法律和政治的严格约束。法律规定农民无权改变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和宅基地的用途，但地方政府却可以随意地使用土地征用权，对此，农户缺乏“讨价还价”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现有地权安排下，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受到法律与权力的多重限制，因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的价值自然会被严重低估，农民守着土地却无法获得应得的财富。由此又导致一个对城市化形态产生重大影响的后果：农民无法以土地换取财富，因而，普遍地以打工者身份赤手进城。农民如此进城，自然会遭到城市排斥，即便勉强留在城市，其法律与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

　　可以说，不甚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当代中国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不合理的主要表现就是，农民对土地的权利既不完整，也无有效的法律与政治保障。这一问题已经长期积累，政府也曾经作出过一定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允许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在一定范围内流转。这一次的改革基本上延续这一方向，进一步增加农民对土地的权利。

　　围绕着这一改革方案，国内外很多人士开始乐观地讨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然而，恰恰是这样的讨论，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严重忧虑：土地流转，会不会导致土地不合理的集中，从而在行政征地制造的“失地农民”群体之外，再度制造出另一批失地农民？更可虑的是，在现有的政—经结构下，土地流转会不会引发乡村与城市强势群体掠夺弱势农民土地的现象？

　　这样的担心也提醒决策者和那些致力于推动农民土地制度变革的人士更为清晰地界定、宣示本次改革的宗旨。

　　改革的唯一目的是强化农民对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的权利，也就是说，进一步扩张农户的承包经营权。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围绕着这一宗旨展开。至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是否流转，是一个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享有了较为充分、稳定的地权的农民，将如何安排自己的土地的权利，那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一边进行扩大农民地权的改革，一边又强势地告诉农民如何处置土地，这是自相矛盾的。

　　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权利。政府所能做的，所应当做的是并且仅仅是，把土地的权利还给农民，让农民享有最大限度的权利。这理应是改革方案设计的唯一初衷，在制定后续的法律、政策时也应以此作为核心的目标。按照这一目标，将会减少改革的争议，并使农民真正地从改革中受益。

然而，事情决不应该仅仅这么肤浅的看待。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或者理由，除了本文前面已经论述的以外，还有更多的漏洞或者死结。

第一，他们要摆脱的束缚是什么呢？如果是官僚机构的掣肘，那么应该改革的对象是机制，将官僚体制改革为现代行政体制，方为正途。如果这个不改，那么将省的管辖变成同样是省级行政机构、只是缩小了规模的管辖又会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它们要摆脱的束缚是指落后甚至是农村地区的拖累，那么富有的城市自由了，贫穷的农村和其他地区只能自己在落后的泥潭挣扎，将剩余的贫穷地区捏合在一起组合成贫穷省份的后果谁来承担呢？这不是人为的制造地区分化吗？

第二，这些发达城市既然能够在原来的区划中率先发展，说明它们不但没受到束缚，反而受到了了扶持和豢养，至少吸取了原来区划的养分。在一个更加狭小的地域内充王，谁能保证他们达到帕累托最优（不损害现有的利益而使自己的利益增加）？

第三，单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增加一批高级官员和机构好呢还是保持较少的高级官员、机构设置更好？谁能保证官员的级别高了就能增进该地区的福祉？如果说过去省的管理权限限制了城市应有的自主权，影响了城市的发展，那么其他城市同样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给予相同的解决？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缩小省对城市的权力束缚，为什么就要通过设置更高的行政级别来达到呢？

第四，现在的直辖市标准是经济发达程度，那么以后其他城市发达了，也达到了现在这些准直辖市的水平和地位，是否要再次增加直辖市的名额？那是一个可以穷尽的过程吗？

第五， 中央也是由人组成的，中央的管理幅度也是有极限的，无限膨胀的省级机构中央怎么管理？岂不是要再次委托代理人（机构）进行管理吗？这是减少了层次还是增加了层次，增进了效率还是减少了效率？

第六， 从经验来看，广州、深圳不是直辖市，但是飞速发展的步伐也没受到阻碍；天津是直辖市，其发展步伐赶不上青岛、大连、苏州、宁波这样的城市。城市发展了，落后了，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和缘由，跟机构升格根本没已经证实了的正相关关系。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是直辖市，纽约是纽约州的城市，纽约的发展空间因此受到压抑了吗？印度的新德里是首都，直辖市，孟买、加尔各答、班加罗尔等大都市都是邦的首府，它们都没什么直辖市的地位，也没听说人家的直辖市和非直辖市有什么地位以及发展条件上的高低优劣。什么发展的需要等等，根本不是定论。

不管什么事情，总是千方百计的用设官建衙的方式来应付，是典型的官本位思维，离现代执政理念，不啻千里。不管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赢得多少人的附和，都不能遮掩陈旧发霉的气息。按照这样的思路，政区越划越小，高官越来越多，满街的一品顶戴，尽管挂着现代的直辖市的甚至国际大都市的花翎，仍然是过时的管理体制，好的没带来，负面的魅影却会徘徊不去。

首先是经济成本。仅仅更换牌匾印章以及相应的证件纸张，要花费多少人民币，有人计算过吗？台独当局要求几个带中国字样的企业改名，仅仅名头改换，根据测算就需要数以十亿计的投入才能办到，而我们的涉及亿万人民的改名换姓，要多大的投入呢？事务的交接，纠纷的处理，利益的交叉争执，又该有多少损失？原来的规划、计划、统筹和各种结合融合进程，重新推倒撕开，又该造成多大损失？

其次是政治成本。要想让一个地区从分割的阵痛中恢复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那些本来指望先进地区扶持的地区，会造成怎样的幻灭，是可以想象的。当人们沉浸在这种“改革”的忙碌和迷茫中的时候，真正的体制改革，怎么可能进行呢？延误改革进程，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极大的疑问，是必须付出的成本。

第三，破坏历史传统和自然形成的生存空间，对地域文化的损害极大。稳定的行政区域是一个宝贵的文脉资源。当我们提到英国或者美国等国家的古老郡县邦州的时候，丰富的历史联想会令人顿生敬意。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人也会形成自豪的共同心理。无论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或者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集群，在历史上都形成了紧密联系。一旦形成了一批贵族式的直辖市，整个布局和自然联系便会大受影响，共同的融合进程便会打碎、断裂；在我们现在的行政体制下，割裂而不是加强各种联系（因为城市管理当局之间以行政关系为主），无形的隔膜，冷漠等心理都会损害各地区之间的感情纽带。

把一个几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共同体拆散，延续、复制甚至放大、扩散陈旧的管理体制，除了形成撕裂伤和造成新的混乱以外，还有多大的价值呢？

                                           2005-9-1       

[1]张锐：《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分析》，载学说连线网思想观潮栏目。

[2]刘彦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政治控制分析《政治体制的社会制度属性辨析》〔中图分类号〕D035.1　　〔文献标识码〕A，〔中图分类号〕D035.1　　〔文献标识码〕A

[3] 见www.donews.com2004年4月19日写作社区栏目风妖同名文

[4] 见钟雪冰同名文，载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4月2日

[5] 【法】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一篇第五章

[6] 见前引注4

[7] 见张帆《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 许博渊：《从官民比例的讨论看舆论监督》，2005年5月9日新华网

[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篇第一章

[10]笔者一直认为新近推行的民主测评、民主推荐、民主考察在目前的官场环境中，根本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在很多地方，以官选官的小圈子“民主”成了典型的形式主义，典型的官僚政治游戏。

[11]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一篇第五章

[12] 见宪法第五章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章有关规定。从那儿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省级直辖某些重要行政职能及其机构，因为地方各级政府的法定职权被一个政令剥夺了，明显属于违宪行为。

[13] 《城市规划法》第二十一条：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接下页

    　　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

    　　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城市人口在１００万以上的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以外的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在向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

在这儿有各种审批，但没人民的参与程序。好像城市是个什么样子，纯粹是国家事务，跟该地市民无关似的。

[14][14] 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各省军阀，都是以省或者相似的地区为单位的。

[15] 美国战前对伊拉克、南联盟，最近对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干预，莫不如是。当中央有机可乘的时候将重点放在中央，否则就在省级政区捣乱。

[16] 对省直管县，市县脱钩的动议，窃以为大大不可。除了城乡分割以外，对城市产业布局和生产要素在统一的经济空间统筹、组合极其不利。特别是土地、自然资源等稀缺性要素，城市只能在县的区域里寻找供给，从而推动现代化和城市化，完成产业升级。在目前的资源配置体制之内，行政关系是决定性因素。一旦市县关系脱钩，产业发展的路径便被大大堵塞，其引起的振荡，绝对不再是行政区划的问题了。

[17] 农村是中国政区体制的一个脓疮。公共事务管理在农村了无踪影，有的只是农民的“自治”，官员好像跟农民无缘。当违法情事发生了，才有官员下乡。农民还不能随意流动，只能被宗族裹胁缠绕。一个家族生活在一个地方几十上百年，不繁衍成勾连不清的宗法社会才怪。

[18] 佚名：试论行政区划改革的原则（下），http://www.21blue.com    2005年7月6日

[19] 凤凰网：中国探讨增设直辖市，2004年1月5日

[20] 中国新闻网2003年9月29日文：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内容之一：增设更多直辖市

[21]来源 同注19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的配置。[1]政治权力大体可分为两类：职能权力和地域权力，前者是权力在同一层级平台上按其性质由不同部门和机构进行的划分，后者则是权力在地域上的座落和分布。也有人将前者称之为横向权力划分，后者称之为纵向权力划分。[2]无论何时、何地，这两个权力都是互相纠缠紧密结合的，但又有很大不同，有相当不同的运行规则和规律。相应的，政治体制也可分为职能体制和政区体制，前者一般是指全国性的政治体制，更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是国家诸权力在中央层级不同机构的分配、组织和运行，还应包括各个政治力量的组织和运行规则、制度，或者叫政治组织控制。由于这个性质的全国性、根本性，对其设计、变革和发展更应谨慎，因此不是本文涉及的范围。政区体制则是地方性政权机构的设置和权力分配及规则设定，虽然也是国家根本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其局部性、地方性，相对来讲重要性远没有职能体制这么大，因为这是在中央完全控制下的权力分配，事务性大于政治性。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行政区划改革的议论很多。最眩人耳目的题目是《中国50省级政区规划出台，看看你是哪省人》[3]《行政区划改革激活，有关官员认为应设50省级政区》[4]，以官员的倾向性口吻提出了“缩省并县，省县直辖，创新市制，乡镇自治”的思路，简单说就是要拆分省级政区，增设更多省市，市县脱钩，省直辖县。这些说法不仅在政界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老百姓也兴趣很浓，街谈巷议纷纷。甚至出租车司机都在问：听说全国要划分为50个省？XX地方要成为直辖市了、某某地方要建省了，什么地方是新省会等。这说明这个话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敏感的，聚集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关注。这个分省提议的始作俑者为谁，其成熟代表者又是谁，我不甚了了，也不想更多地去探索这个问题的学术脉络和历史，但就我所能见到的一些议论和探讨文章，都带有就事论事的局限性，仅停留在是否要划分、划分的利弊、怎么划分，这些浅层次的分析上，我认为颇有隔靴搔痒之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我认为中国政区体制弊端不小，但根子在地方权力运行机制，是重塑权力基础的问题，而不是划小划大省区、市县直辖等外科手术问题，要而言之，在分权、塑权，而不是分割省区。

一、分省还是分权

 分省论者的灵感触发可能来源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未经证实的一句话：中国的省太大了，至少应该划分为50个。后来此论者经常提醒人们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美国2亿多人口，50个州。这种一切向美国看齐的视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其50个州不是中央划分的，而是作为国家主体加入的，联邦不仅无权划大划小各州而且中央的权限都是各州割让甚至赋予的，联邦和各州是两套相当独立并行的权力系统；那儿的权力运行规则和体制环境完全不同于我们。“美国有两个互相结合而且可以说是互相嵌入对方的不同社会。美国有两个截然分开和几乎各自独立的政府：一个是一般的普通政府，负责处理社会的日常需要（指各州政府――引者）；另一个是特殊的专门政府，只管辖全国性的一些重大问题（指联邦政府——引者）”[5]另外，自建国以来，美国的州界就是固定的，不论人口多少，规模大小，从来没有划分和调剂之说。分省论者几乎都没有提到或注意的另一个事实是：所有世界大国实行的都是地方自治和分权的体制，不管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或中央集权制，地方各级政权都有法定的权力，上级不能剥夺，在地方事务的范围内，拥有包括政权的自主运行和改革的权力，同时地方机构和官员由选民选举，向地方选民负责，上级是不能随意任命和撤销撤换的。这体现了民主和效能的原则。各地方的事务直接对该地人民产生影响，因此只有他们及其选出的机构有权管理和处置，因此也只有他们对官员的监督和制约才是有效的，才能促使官员作出有效的决定和行为，做好地方事务。任何与此相悖的体制都难免官僚体制普世具有的特点－－没有效率。这些国家的区别仅仅是国家结构和中央掌握权力的大小，而不是地方分权自治的原则精神。

  这后一个事实是至关重要的。

  分省论的主要理由是：

1、地方太大、人口过多、治理困难。

2、省级过大、容易尾大不掉形成对抗中央的势力，影响国家统一和安全。

3、省级区划往往压抑了区域内有实力的发达的城市的发展，因此要把这些城市取得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和发展空间。

4、省以下层级过多，因此要取消市管县、地管县，而由省直接管理县。[6]

因此要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较大调整，形成50个左右的省级单位，划小现有各省。

  应该说这些理由都有一定的正确性，所指出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第一它没有指出问题的实质，没找对病根，是一种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简单化思维模式，第二它不具有现实合理性，相反很容易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先说现实合理性。我国现存32个省级政区（港澳台除外），除了省、直辖市外还有5个自治区。这5个自治区虽然人口不算多却占有巨大的国土面积（占全国50%）以上。如果要从管理便利的角度看，从维护国家统一的角度看，最应该划小的应该是它们。但它们是自治地方，他们的行政区划由于牵涉到复杂的民族、历史、国际、国内诸因素，必然是刚性的，难以调整的。这样，一方面是巨大的自治区，一方面是越划越小的省，分省对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不仅不是正面的，相反从制衡的作用上看还是负面的，因为省级单位之间还有互相制衡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我国的省区设置从元代设行省以来，清代加以发展和完善，虽然屡经变迁，但有600余年的历史延续性[7]。大多数省的设置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是凝结沉淀了浓厚历史文化的社会心理的一部分，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涉及到心理和文化认同，还涉及到文脉资源的共享。人为地割断这种联系会引起巨大的混乱，破坏历史形成的文化资源。我们看看河北与天津的分离，重庆与四川的分离在历史文化的人为分割上造成的困境，就知道损失的重量了。

其三，在不变更体制的情况下设置更多的省级政区，除了诞生更多的机构和省级官员外，没有正面的意义。相反，加重了当地的负担、割裂了原来统一的地区联系，缩小了当地人民自由活动的联系空间，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还割裂了经济市场，造成了更多的诸侯割据。

第四，行政区划的设置不是按经济实力和发达程度设立的。如果全省区内有个别城市发展快了，就要分裂出去，谁还会主动发展城市？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我国的历史现实中不仅仅是当地自身的单方面功劳，往往意味着其他地方人民的牺牲和奉献。如省会城市就占有了全省最大的权力和经济资源，在财政、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多少年来一直是重点照顾对象，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发达了便要分割出去，其他人们的奉献便被带走了，连以后回馈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是对省内其他地区明显的利益侵夺，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割裂了先进后进地区的合理梯进序列。因为一个地区在发达之后对曾经向其输送过营养血液的其他省内地区回馈反哺的责任，被粗暴的 废除了，打破了人们对发展秩序的合理期待和对体制的信赖。

第五，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个省有发达的，有落后的，历史形成的没有说的。但协调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是一个地区主政者的主要职责之一，如果把发达地区划走了，留下的都是穷地方，连必要的转移支付都做不到，地区贫富的分化便人为地固化了，完全不符合政区发展的规律。

第六，在现有中央集权体制下，下级政区的设置数量应适于中央直接掌握、领导和监督，因为除了中央就再也没有了能对省级职权进行监督制约的力量，中央监督的有效性、直接性便十分重要。现有32个省区已是中央能直接监控的上限（中央政府各种机构和人员及其事务也是中央领导关注的对象，也要占去中央领导精力的相当大部分），如果再扩大这个数量，势必要对这些领导和监督事务进行委托甚至再委托，再导致新的中间层次的出现，从而降低领导和监督的效率，造成新的体制问题。这已经不仅仅是疑虑，而是在新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弊端。建国初期我国曾经有各个大区设置然后撤销的历史。各个大区或类似协调机构的成立，中央部委的大量设置，都是这个制度安排必然出现的后果。、

  从上述分析可以断定，分省的主张不仅不能解决地方政权建设的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混乱，更多的官僚主义、更多的官僚机构、更多的管理层次、更低的施政效率，更别提它所必须付出的直接成本、组织成本、资金成本、文化成本、心理成本……

  我认为，解决地方政权建设存在问题的合理和必然选择是分权，重塑权力基础和上下级关系，重塑权力运行机制。

二、现有政区体制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我国现有地方政区实际存在四级政权：省、市、县、乡。除个别地方外，省、县、乡的设置大体都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个个具有共同心理认同特征的地区共同体。而市（地区）一级也是历史上有出处和根据的，历代府、道、州的设置便是市（地区）的前身，只是变动较为频密，加上市的兴起基本都是近几十年的演变，结果与历史上的府州联系较为淡薄。我国的绝大多数省区，都有十万以上平方公里面积，数千万人口，相当于世界上中等规模的国家。一省之内均有上百个县级行政区，地理跨度约在数百公里以上，新、藏、蒙三个自治区跨度在千公里之上。一般来说省对县级政区的直接管辖力有不逮，不能有效管理，因此，省以下又设有十数个市级政区，市以下又各辖有十数个下级政区，即使在最基层的乡镇一级，人口也在5万人左右，人口多的在10万以上，管辖范围达几十个村庄。这是十三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国情决定的。其实现在一个乡的人口规模大都达到或超过了历史上一个县的水平。

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第一，我国的各级政区设置规模已经很大，没有撤销合并的余地。靠减少政区数量来精减机构和人员、减少管理层次不太现实。近年来，许多人都在谈我国官员数所占人口总量的比例不仅超过了发达国家，而且超过了历朝历代，好像成了官员成患的时代，被认为是农村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8]。有人据此议论撤乡，根本是不通之论。由县对几十上百万人直接管理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据我的观察，农村公务人员的数量远远谈不上过剩，几十万人口的县（市、区）仅有万人左右的公职人员，除去教育文化等非公务人员真正的官员不过几千人，几万人的乡镇正式人员几十人上百人，大量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公共服务无人提供。问题根本不出在“官员数量”上，而在施政效率上，深层次的说，在政权体制上。

第二，这种设置现状不仅是历史形成的，而且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一个行政实体能直接控制和领导的下级数量是有限的，这就是我们在行政管理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管理幅度不能太大。如果上级领导不能直接领导、监督下一级机构，必然要设置代理委托管理机构，形成新的管理层次，逐渐衍生为新的政权机构。仅是为减少层次而减少政区层级，根本不能达到目的。如果由省直接管县，那么省领导为了管理这些县的事务，只能委托其身边官员形成新的管理机构进行代管，因为管理省级事务之外，再直接监管100余个县级政权是个人能力所不及的，只有依靠管理机构，这样的机构还是一个层次不说，由于失去了政区内人民的直接监督成了钦差大臣，必然滋生更大的官僚主义和效率僵化，以官治官的最好结局也不过如此。另外，省直接管县，只能再次造成城乡管治分割，从行政上阻断城乡一体化进程，这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现有的政区规模结构和层次不宜再动，即使强制动了，还会自然回归。我国的政区体制存在的弊端并不在这些外部结构上，而在内部运行机制上。

（二）我国地方政权机构存在问题的外在表现是政令不畅，运转效率低下，腐败问题突出，人民满意度低。

1、政令不畅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中央的部署得不到全面有效贯彻，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问题；地区分割，市场分割，政令冲突和混乱，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能全国一盘棋。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第一，中央和地方、上级政区下级政区地位有别，利益有分化，有斗争有搏弈，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整体和部分本身就是矛盾对立的，只有对立中的统一才是可恃的正常的结局，得到各方利益的满足和平衡，达到利益格局的合理化，增强一种机制的活力。我们要塑造的和谐社会，必然是博弈后形成的利益谐调的结果。如果一方对另一方是决定性的绝对力量，另一方除了服从还是服从，那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体制，只能造成结构失衡，体制僵化。现在的问题是地方利益不是代表当地人民的利益，往往是地方官员个人及群体的利益，中央赋予广大人民的许多权益和优惠被层层截留。所以现在出现了地方官员侵害当地老百姓利益往往明目张胆，而只有上级和中央能够为民伸冤的怪现象。地方官员不是代表地方人民向上争取利益而是千方百计搏弈中央和上面的惠民政策，在老百姓的利益问题上反而是中央和上级代表了老百姓，而老百姓选出的地方官员反而不在乎老百姓，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跟民主的要求相反，“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9]，都遇到顽强的障碍。

第二，中央和上级的政令应是法令，有权威性、强制性，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随意下发，必须是符合地方和下级所负法定义务的事项，事关全局性利益的事项。事无巨细决定纯粹地区性事务的作法，其实是越权，效果也会很差。地方事务千差万别，只能由地方官员、机构根据当地人民的意愿做出反应，上级越俎代庖的行为在地方上得到抵制不能算政令不畅。另外纯粹上级和中央事务范围内的事项，不能完全指望地方和下级代为贯彻，一般应设置垂直机构直接管理。由地方和下级代为执行，效率低而且成本高。

2、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一个决策，一个部署层层传达、层层开会直至传达到执行层级，往往执行的最佳时期已过。从省里下发文件传到县级一般至少一个月。到乡镇更长了。一个事件发生了也是层层报告，等到上面知道后再做出决策也是时过境迁，失去了针对性，且政策措施的贯彻情况反馈也不能直接传导。基本的局面是事权不明、责任不清、下级应有的权力没有，上级有权而无责，为了推诿责任，只能层层搞程式化的落实，明知无效无功的行为还要大张旗鼓地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泛滥，成本巨大，效率极低，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尤其低下。在这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理念上的落后或者纯粹官员的喜好，而是制度趋向：用制度化的形式主义来维持官场的运转。

  这里有一个怪圈：由于没有群众的直接制约，上级放权，下级往往会弄权，侵害群众利益；而权力上收则直接影响施政效率，只好又设置督查机构来推动。这样，有了事情下级只好层层报告，到了高层才有权作出反应。2003年的非典就是一个典型。从发生传染到中央做出决策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笔者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深切地感到了体制的僵化无效。许多具体问题须临场处置但权力在上面，如果处置不当便会承担责任，于是只好向上请示，逐级请示逐级答复，许多事情被耽误。在那么紧张的时刻，从中央和省传到县级的部署也要一个月时间。上面不部署，下面根本不能动，动则得咎。

3、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人民不满。由于权力的独立运行，许多官员便把权力部门化、利益化了，以权谋私在所难免，而对权力的制约只能靠权力进行，官员监督官员很多情况下便流于形式，同流合污者众，上级和专职监督官员失职失察现象便普遍存在。发现问题了，上级被动查处，上级来查处了，出问题的官员便利用一切资源甚至公共财力吃请送，跑关系将查处锋芒摆平了，很多问题被掩盖，腐败便盛行起来，成为一些地区痼疾。腐败还在与监督和查处的斗争中形成 了一个巨大的“场”——一个腐败所得再分配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腐败也好，无效率也好，直接的受害者——老百姓的不满不能直接反馈到为官者的前程，只能积累不满或通过个体上访或不理性对抗来发泄。往往是民愤很大照样升迁，使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下情难以上达，基层群众状况只能缓慢地部分歪曲地传达到中央，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官员的升迁不依赖于当地百姓的评价和意愿，好像中央是这些官员权力的渊源和后台，中央便成了不满的最终承受者，所有群众的不满只能最终传导到中央来承受，中央为消除这种局面只能不时地督促地方各地官员，从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上下搏弈，而搏弈的对象仍然是本应由当地官员来争取的群众利益。这种博弈完全是扭曲的异化现象，根本不是合理的政治博弈体制；因为它根本没公开的公正的程序和规范，完全是黑幕操作，公共利益官僚化。

（三）深层次的原因：地方政权运行机构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是存在自我封闭的内循环官员人治系统。很多地方官员不论性质、不论大小都以升迁为职志，自踏入官场（不论党政群、人大、政协、司法机关均是这个场的支脉），最大的愿望、最大利益、最大的行为导向就是当更大的，拥有更重要权力的官员。而这个升迁运转的路径是封闭的，只有极少数例外，不与外界交换能量，也不受外界压力影响。升迁的根源和决定因素是上级，是长官意志，因此下级的工作就是做给上级看，上级满意了，群众的反映无所谓。上级如果要升迁也是做给更上一级看，同时为应付上级的考察，要有下级官员的拥护，便特别注意对自己升迁有重大影响的官场关系，对错误的人和事姑息迁就便在所难免。上下之间形成了一个相连的利益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规则不是党纪，也不是国法，是官场潜规则、是人治，是上级的任性，是人际关系。在这个系统内是做官重于做事，做事为了做官，做事而无益于做官，便无人肯为。这个系统的最大行为特征是以官选官，以官察官，以官治官，官定官运。又由于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的组织化传统，这个系统的人治色彩非但没有受到抑制，反而得到了系统化的复制，扩展到高度程式化的地步，成了系统的官僚主义。

  为了对付这个系统的惰性和腐化力，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仍然没有打破这个系统，民主测评、民主推荐、公示、考察等措施也仅仅局限于在官员中由官员进行，由于这一系统规则的影响，很快便流于形式。[10]

2、上下级关系扭曲。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下级的权力和利益完全依赖于上级决定和意志。经常有这样的现象：上级出于自身的便利将某些事权上收，而下级没有任何抗辩的机会。由于机构自利倾向的刚性，上级的决定往往都是自利、自我为中心，任意剥夺下级权利，推卸责任。基层如县乡一级怨气很大，最大的权力和利益在上面，最难办的事情和责任在下面。由于这种单向度的权力格局剥夺了下级正常施政的机会，下级便只能应付、敷衍、怠工。这种有悖于权利义务平衡理念的机制，必然地导致了低效率和行为扭曲。往往是上级的一个办公室狂想，一个灵机妙动，下级都要郑重其事的传达贯彻，而几乎一切决策权力都来自上级的状况，又导致了鲜活的实践很难及时形成决策的依据，整个政权系统应该具有的灵活反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变成了等、靠、要的系统惯性，执政群体的旺盛的体制、理念、政策创新能力枯萎成高级官僚的单向的政策发动。只有高官才有创造的权力，这造成了怎么样的僵化，我们都深有体会。这种不平衡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省级和乡级表现最为突出，省级掌握了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控制了大部分的权力资源，而责任则相对很小，没有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够得着省级领导，敢对他追究责任，而在另一个极端乡镇一级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有的则几乎是方方面面的责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完成任务便只好违法乱纪。在这儿倒应了托克维尔的一个判断：在各种自由中最难实现的乡镇自由，也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11]

3、事权不明、责任不清、法治光芒似乎从未照耀到这片领域上。在宪法上、政府等政权机构组织法上，上下级的权限基本是重叠的，[12]只是一个适用于更大范围，另一个较小而已。这样上级决定下级职权大小便成为了正常。在目前形势下职责分工的混淆，必然导致上下级关系扭曲，施政体制冲撞运行、上下推诿，应付，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利益导向在国家政权层面上充分展开。什么是省级专属权力，什么是市级的，什么是县级、乡级的，没有法定的原则，更没有法定程序，基本凭上级的任性和认识，放放、下下、收收的重复便多次的、长期的上演。基本的格局是好管的有利益的事权，不管多么不合理、不方便，长期在上边；不好管的，责任大的肯定在下边。如城管这个具体的行政职能，扫垃圾清洁马路的职责在区县，市容管理处罚“权”在市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学者具体研究探讨各级政权机构的权力分配原理。

4、人民民主发扬不够，各级政权机构施政缺少民主监督制约。当地群众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项往往没有影响，其利益被忽视被侵害，民意表达没有畅通渠道。人大代表也成了官员，与群众的交流很缺乏。这造成官员对上不对下，敬官不敬小民的现象，施政基础薄弱。当地群众对人事，无权决定，对事务无缘参与。在很多地方民主缺乏是重重弊端的根源。一个城市的规划、中央批了省里批，等实施了多年当地市民还不知道，就是典型写照。[13]

  综上，这个运行体制和机制最大的缺陷在于缺少民主和法治，即使中央有总体上扩大民主、推行法治的考虑和部署，由于在实施层面上没有深入研究改革的相关要素及其组合，形不成科学的方案，使这个重大问题仍停留在分分合合的浅层次上。要比较彻底打破体制弊端，必须跳出官僚体制的局限，打破官僚思维定势。这个定势就是一提体制改革就是撤并机构或增设机构，以官治官，把权力上收和从下级官员中调剂权力，而不是从法治和民主中、在体制结构的平衡生态中寻找解决方案。一切政策，必须有助打破官僚主义赖以存在的体制和机制，把地方政权机构建设成为中央可控制的，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的，权力设置合理的、有机的、能动的、高效的现代法律体系，才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新的构思：弱化省级事权，虚化省级政权，做实市县，建设合理的法定的事权划分体制

1、从战略上区分不同层级政区的性质。

  虽然都是一级政区，一级政权，但由于规模不同，地位不同，影响不同，其功能便应有重大的区别。这除了从正面考虑地方、下级政权对中央和上级施政职责的分担、协助作用以外，还要考虑反面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施政效能的阻断；权力的自利倾向；对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影响；一地民众的民主监督局限；对中央控制力的挑战；施政成本等。在这儿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在构筑一个具备自我生成能力的有机的政权，不是为了满足什么理论，必须考虑具体的操作条件，考虑社会的反应。应该肯定的是，必须打破上下一致的克隆体制，按各自的功能定位，确定政权设置，事权划分。比如，市、县代表机构及主要官员，应该贯彻直选原则，省级则应以间接选举为主；有些政区是完全的施政单位，拥有完全的施政事务权，而有些政区则以监察控制为主要职责，在事权上要弱化，虚化。

2、重新定位省级功能，弱化省级机构事权。

（1）省级政区由于规模庞大，考虑到历史上的地方割据均是以省为单位的[14]，在当今世界，强权国家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也往往通过省级地方来建立立足点，打入楔子，[15]因此不宜赋予其过多过大权力，否则有弱化中央控制权力，影响国家统一的危险。

（2）由于省级政区的规模庞大，无法直接有效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因此不能赋予其一般性的具体事权。

（3）由于省级机构很难有人民的直接监督，其施政效果辖区内人民不好直接评价和反制，故赋予省级政区过多事权有悖人民主权原则和有效监督制约的原则，也缺乏基本的效率。

（4）省级机构应定位为：1、协助中央监督管理地方事务的机构。2、规划决策协调全省性事务的机构。3、监察机构，依法监督各级官员，处置政务违法犯罪。4、将现在省掌握的绝大部分对经济、社会事务的处理权力下放各市县。5、将省对市的人事权限制在提名和监察撤免的范围。6、为省配置与其权力相应的职责，便于中央掌控和指挥。

   由于取消了省级大部分事权，解放了省的大部分精力和能力，使其能专注于执法监督和政务监察，使省级公共资源包括权力资源真正集中用于全省性重大事务，服务于全省人民，而不是与民争利，与下级争利，避免其越俎代庖谋取自己的私利。

  由于限制了大部分省级事务权，实质上减少了各政区事务处理层级，可以有效提高政权效率。市县作为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实体，可以而且必须专注于地方性事务，履行对一方百姓职责。不再仰省之脸色行事。但是必须服从省级合法的监督和管理。

3、做实市县，使之真正成为地方政务实体

  由于市县的性质，其作为地方政务实体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人口的聚集，经济和社会各种活动的开展都是在市县范围内，事实上只有市县才是区域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者，只有市县才能对地方事务作出有效的处置，也只有市县才直面当地人民的监督制约，才能做出符合本地区人民需要的施政行为。当然在超出地区界限、狭隘地区利益有可能违背整体利益的情况下，上级应有权对地方施政的合法性进行监察处置，在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情况下，省级政权机构也有权接管和直接处理、裁断部分属于市县事权的事务。

  相对于省级政权机构，市县具有更多全面的职能，对当地人民承担更大的责任。要把市县做为地方政权机构的真正实体来建设。相对来讲，省级是监察机构、规划指导机构、决策机构，而市县是事务机构，执行处理机构，是更具体的施政机构，是公共事务、公共产品的直接具体管理者、提供者。

  从机构上，市县政权组织的设置相对于省级应该是健全的，完整的。民意代表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都要在便于决策施政，便于被群众监督制约的原则下构建，强化法治和民主监督，市县官员不再仅仅是对上负责，而是主要对当地人民负责，同时对上级和国家负有法律明定的责任。在失职主要是对当地事务造成损失的情况下，问责的主体便是当地群众，通过不同的渠道和程序来实施，比如对官员要通过人大究问弹劾与机构监察相结合的途径追究责任，对主要官员还要通过选举落选来表示惩戒，而对代表失职，则由选民和舆论及法制机构纠弹。同时，对违背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法律法规，违背对国家和上级所负义务的行为，则动用上级监察权来追究处置，这种处置必须保持对市县权力机构的独立性，由上级或中央独立实施，而对市县有直接的约束力。

   在市县之间，也要合理划定事权分野。必须避免市对县（市）越俎代庖，避免市的自利和任性，基层的事务一定还权基层，还责基层。[16]对乡镇一级政权，也要充实职责，便于施政。现在乡镇无权而有任无责的现状，必须打破，农村的公共事务必须有人担责，公共秩序和安全必须得到经常的维护，公共设施必须有效运转；农村不能是现代文明的弃儿，农村也不能再是宗族势力横行，公共权力不能按规则运行的角落，农村的社会化，开放化必须立即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17]

四、以法定事权为核心，重塑政区机构的上下级关系

1、要以地方政权组织法来明确限定各级政权机构的权限划分，这种划分必须成为宪政体制的一部分，其修改变更要符合特别程序，并且征求下级的意见。以此为根据，各级政区机构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掌握自己的事权，下级施政履责不再是为上级做事、为做官做事，而是由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下级政府机构受当地人民委托，要对当地人民负责，成为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的政治主体。上级也只能在法定权限和程序内对下级进行领导、指挥，不再是从属上下级关系，而是法定分工关系。权利义务相连，上级同样负有法律责任。

2、法律要对市县权力义务进行明确而概括的规定，省级政权和市对县的权力则是例举性的，例举外的地方性事权归市县。在承受权力的同时，市县对省、对国家，省对国家、对中央的义务及其违反义务的责任也要明确划定。在市县施政主体无法完成国家和省市利益要求的法定义务时，要由中央或省市采取特别治理措施，甚至直接暂时接管权力。同时，对违法当政官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重组市县组织机构，以保证上级和国家的控制权。

3、对上级违背法定事权划分的非法干预、要构建下级抵制的能力，要诉诸司法或准司法救济，使行政权属争议纳入法治轨道，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没有争议解决机制，这个分权设想必然是跛足难行的。

  当政权机构被纳入法治和民主的轨道，同时上级的监控也真正落实以后，官僚主义体制便被从根本上打破了；官员的施政不再是官样文章，不再是向上邀官的砝码，法治的制约使权力运行不再具有人治和任意的属性，这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效的现代体制，尽管还有种种的无效率，种种弊端，甚至还有腐败，但是那是在更高层面上的政权建设了，至少有了比较稳固健全的基础；也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受人诟病的官僚已经升华为现代民事官员（civilian）。

  五、对分权体制的疑问解答

  当这个体制被设想和探讨的时候，一个不能忽略的担忧可能会紧紧的追问：现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区市场和利益分割这么严重，如果市县权力加强，省级权力弱化，岂不是把市场分割的更严重了吗？整体性的重大施政岂不是更难推行了吗？以邻为壑的做法是否会被人为强化？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必要的，在构建这个体制的过程中，只有排除了一切重大的疑问的时候，才可以说这个体制是理性的。

   首先，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要遵循法治原则。全国性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是中央的权力，地方不能任意更改，这要由法律来明定和保障，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同时，中央事务要由中央垂直执行系统落实，不能完全依赖地方代替落实，这是制度保证。省级也是一样。只要法治落实了，就会克服短期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而过去的体制之所以无效和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关键是法律的无效，法治的沦丧，人治的盛行。不以规则为圭臬，而以个人意志和小集团利益为依归，才是一切违法施政的根源。在构建这个体制时必须把地方维护统一市场和整体部署的义务用法律责任形式确定下来，违反这个义务便要承受法律制裁。分权以后上级依法监察的效率，远比原来上下级体制下上级官员三心二意的协调监督高而确定。因为法律责任是明定的，刚性的，不得随意抛弃和送人情做交易。

   第二，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以省级的封锁危害为烈，对国家的危害也以省级的对抗最难克服，因为几乎所有重大项目和经济活动都是省级审批、组织甚至垄断的，比如高速公路建设，重要生产资料生产，集团消费等等。在现行体制下，市县的短期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在省的庇护下进行的，省级失职失察是直接原因。而分权之后，省级的地方保护主义被基本克服，省级的监察职能得到空前强化，而以一个市县的规模对抗中央部署的能力便大大消解了。

   第三，从世界发达国家先例来看，地方分权从来不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性因素，法治地方政府是统一市场维护者、促进者。为了吸引投资，必须改善投资环境，为了促进地方福祉和社会发展，开明开放是唯一选择。对当地人民来说，地方保护主义只是保护了一小撮人（往往是不法奸商）的利益，而危害了更多更大的利益，所以他们也是必然抵制的，因为人民的消费生活环境和条件是他们投票选择领导人的重要因素，为赢得选票，官员也不敢公然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法治环境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从未有长期存在的先例。

   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分权体制是对付、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更好体制，只要设计得当，对统一市场和整体利益的损害便会减少到最低，生机勃勃的各地经济活动一定会在更高的层次上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达到共赢，平等的地区利益新格局会在合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像过去因为行政级别高低而造成的利益歧视倾斜，便会得到消除。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要素会在更自由的环境下流动，配置，达到更高的效益。

六、增加直辖市的设想，是最现实也最具有危害性的分省论。如果该论果行其道，中国的政区体制改革进程又将进入黑暗的隧道。

在诸多的分省（缩省）方案中，增设直辖市是最令人津津乐道也最少遭到异议的一个，尽管这个方案的内部歧异比一般分省的歧异要多得多。谁都有自己认为可以升格为直辖市的名单；好像鲤鱼跳龙门一样，诸多城市都在造势蓄势，为自己的升格暗自使劲。有的认为各个大区都应有直辖市，“中国目前的四个直辖市，三个在东部，一个在西部而且是西南，所以中部应设一个，而且京、津属于华北经济区，上海属于华东经济区，所以从区位、规模、实力、辐射力以及可操作性等因素考虑，在东北经济大区可设大连直辖市（大连不是省会操作相对简单），在华中经济大区设武汉直辖市（湖北行政区划调整后，武汉直辖的问题迎刃而解），在华南经济大区设广州或深圳直辖市，在西北经济大区设西安直辖市（陕西的区划也可做调整，现在该省的区划也存在问题）。”[18]还有人认为要“在南京、深圳、沈阳、大连、青岛、武汉6个城市中挑选一两个升格为直辖市”[19]，也有人认为“直辖市将分中央直辖和省辖两种，同时，拟增设副省级直辖市”[20]，当然更多的版本流传在市井闾巷之间。

增设直辖市的理由跟分省一脉相承，是当作分省（缩省）简捷有效方式来看待的。“ 一些学者认为，增设直辖市其实已等于缩省，而且还是缩省最有效、政治阻力最小的办法。”[21]“建立新直辖市的原则是：力争摆脱原有行政区划对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束缚，发挥资源、产业、区位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相关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发展活力、核心竞争力最强的龙头地区之一。同时，新区划可以成为行政机构改革试点。”直辖市，对城市、市民来讲是双赢：摆脱原来行政区划的束缚!官员升官，机构升格，城市朝“国际化大都市”迈进一步，知名度更高，活动余地更大，权力和各种资源更加丰富，并且原先对落后地区的掣肘和扶持，可以一并甩开；在这个格局之下居民受益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这是强势集团的话语。凡是有资格升格的城市，都是发达的，或者至少是大的，有力量的。城市化，现代化，各种时髦理论的实践者，代表者。他们不仅代表了过去的强势，还代表了将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再加上对现有政区弊端的改革功劳，赢得一哄而起的支持，是可以理解的，尤其中国这种话语环境，口号式的思维方式，都为这个造势过程添油加醋。（待续）

天上才三日，世间已千年。是说世相变幻，沧海桑田，白驹过隙，匆遽如梭。两个月没有来这儿，也就等于让博客和自己隔绝了世上的纷乱，人间扰攘也不见了踪影，恍如天上。往下界一看，搁笔才几天哪，世界上又发生了多少所谓惊心动魄的大事：奥运会，俄格战争，山西襄汾溃坝淹没250余人，华尔街崩盘，尤其是，三鹿奶粉和三聚氰胺。最近的，还有周正龙虎照作假被刑事审判。现在回顾起来，几乎是眨眼间的事情，这些作为博客好材料的事件便纷至沓来了。不用说，博人们在网上网下表达了无数的或睿智，或激愤，或理性，或感性的诸多文字。我呢，则错过了一切的机会，沉默无语。闲看落花流水，冷观云卷云舒，好无聊自在的一点时光。

但博友们还在挂念着我。他们对我的期待，令我惭愧。尤其是，许多有才力，有识见，有抱负的智者朋友，还在殚精竭虑的贡献自己的一己之思，贡献着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功败利钝，在所不计。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一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千百个声音的合奏，千百个意志的共鸣，也就会形成相当浩大的洪流，甚至形成一种趋势，过一阵看，那最初不起眼的小草之声，也许就是洪钟大吕的前奏曲呢。

周正龙作假的时候，很长时间一直信誓旦旦说，要是假的，情愿断头谢罪。这个老农绝不是个善类，在愚弄国人的同时，其表演之精彩张扬，煞是好看，长时间占据了媒体的显要版面。但是现在虎落平阳了，老农进牢房了，按说大家该解气了，可是另一种令人不爽的事情又发生了。对一个公民的行为，可以有个人的斥责，舆论的褒扬或挞伐，但一旦进入公权力的视野，尤其是按照刑法来处置的时候，要求司法机关严格依法行事，维护每个诉讼参加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是起码的标准。但是，我们还是失望了。我作为律师更加失望的是，最近报道，开庭判决之后，其辩护人要求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而被看守所拒绝。理由是周正龙的上诉意见，我们已经向法院转达了，律师在县里奔走了四天，竟然见不到被告人，就因为一个小小县级看守所的拒绝。冷冷的几句话，便万事皆休了。任你不满，又能谁何？

对此，我还没有看到挞伐文章，也没有看到有关部门对此表态。本来，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似乎很常见，也很自然。看守所再小，也是说了就算的权力部门；法律再大，也是空泛无力的规定。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往前一点，加上县法院开庭时候对媒体的封锁，对旁听的严格限制，我们再看看守所的拒绝律师会见，就会了解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个什么气候。

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公民可以旁听，舆论可以报道，这是司法公开的要义，也是当今世界司法通例。律师会见被告人，不管他是拉登，还是周正龙，按说也是最起码的辩护权利，但是这些通例，这些起码权利，愣是令我等望尘莫及。

由此看，三日也罢，千年也罢，喧嚷了半天，迈开历史的一步都极为困难。我们还需为基本和起码的事情疾呼努力呢。

另外，17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据说可能掀起第三次土改，要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单纯从这个“赋予”二字，就可知道，我们的农民及其相关的整个国家，正需要慢慢等待呢。别人早就享有几百年的基本权利，还要被领导一点点赋予，其后果等着瞧吧。

作者：乐毅  原载： 2008年08月27日09:07  中国青年报

博主按：对人种理论一知半解，却对某些荒诞不经的结论人云亦云，笃信不疑，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典型做法。本文从科学分析的角度打破了这种思维惯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人的观点。没有一概而论的绝对真理，必须理性分析，科学研究。要说人种如何如何，那么就要建立研究体系，收集资料，利用科学手段进行深入的求证，然后才能对人种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中国人云亦云的所谓学者和精英，惯于牵强附会，东拉西扯，肤浅无比的拾人牙慧，却从不见其有深入的研究，未见其任何像样的著作，谬种流传，贻害无穷。人种论如是，其他领域亦然。

热闹的奥运会曲终人散了。在奥运会期间及成绩总结时，常见“人种论”：“我们人种比不了白人与黑人，身体素质天生不如他们，所以……”平头百姓、体育界人士、学者都这么说，似乎是真理，其实是大谬。

　　在人种问题上，人们有一些习见的认识误区。如白种人天生比黄种人高。但当亚历山大大帝在西亚、北非纵横无敌，征服“世界”时，他的马其顿-希腊联军的平均身高其实只有1.6米。而基本与之同历史时期的秦军，平均身高却是1.7米，其近卫军更是有1.8米。又如，游牧民族往往被认为身型剽悍高大。但其实由于草原生活艰难，食物匮乏，兼之供应极不稳定，游牧民族的平均身高普遍低于农耕民族。只是其王公贵族因肉食供应较充足，相对高大一些。像创建过大辽帝国的契丹族，平均身高就只有1.4米多。在汉唐，从西域来的白种商人，就普遍羡慕中国人的身型，以娶得汉人或嫁得汉人为傲。甚至有野史记载，番人会主动让妇人向汉人借种。

　　从生物学上讲，现代人类起源于东非。所谓都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基因差异其实微乎其微。世界各地人们身型、外貌上的差别，是由营养、运动、气候等因素造成的。我们常看到黑人及与黑人混血的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人表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但这并不该归因于肤色。当年，智人(即现代人)先后有两小批走出了非洲，这两小批人就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类的先祖。有人类学家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美国人与一个中国人的基因差异，往往尚没有非洲一个乡间小镇中两个邻居的基因差异大。由于非洲原住民的基因丰富性，相对而言远大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所以一部分黑人拥有更优秀的运动基因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