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於邊緣邊界

虽然在中国历史记忆中炎黄是同时代的人﹐但炎帝被画成蛮荒时代豪酋﹐而黄帝则是文明帝王之像。这两幅画像表现战国时人处在一个华夏刚形成的时代﹔在此新时代﹑新认同下﹐他们以炎帝时代的原始﹑崩乱来衬托黄帝时代的文明﹑统一﹐以黄帝打败炎帝来表现 “当代” 与 “过去” 间的断裂。

在各种权力主体以 “历史” 相互解构中﹐边缘的 “历史” 仍然静默。因为关键不在于谁的 “历史” 更正确﹑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 “历史” 仍是 “历史”﹐“神话传说” 仍为 “神话传说”﹐我们便不可能认识自身与他者的 “历史”﹐也不可能认识为 “历史” 所塑造的社会情境。

 

网易历史博客：近代 “民族主义” 让许多人受激励﹐但也受到许多人（特别是学者）的批评﹐你对此的看法如何。

 

王明珂：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在学术界方面﹐国际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近二三十年来对近代民族主义一直没有好印象﹐它被视为19世纪以来西方商业资本主义帝国（同时也是或自称是民族国家）向全球略夺资源及殖民地的元凶﹐它也被视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仍穷出不层的民族冲突﹑仇杀的根源﹐所以 “解构” 民族主义几乎成了学术风尚。在此风气下﹐宣称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家民族（国族）﹐被认为是被近代历史所创造的 “想象民族共同体”﹐传统民族文化也被视为 “近代民族主义下的发明”﹔这一类的著作﹐几乎成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的必读著作。然而近年来﹐伴随着人们对于 “后现代解构” 学风的质疑﹐这样的解构民族主义经典著作也受到许多质疑。它们所受到最大的质疑是其中蕴含的 “近代主义”﹐好像世界各国的现实状态都是由于

新奴隶制的基础是，许许多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或是具有技能的年青夫妇，在他们生产力最佳的二十年中每天辛勤工作，以所得的三分之二奉献给财团，以求得一屋的生存空间。因此，这个新奴隶制让我们又回到原始社会；回到人与人野蛮的、赤裸裸的争夺与剥削的时代。有钱人剥削穷人，上一代剥削下一代。

亿万年前的陆地运动﹐造成青藏高原与其东边盆地地块间的地理环境落差﹐此地理环境及其它因素造成汉﹑藏两大群体。如今当汉﹑藏间发生磨擦震动﹐随后即发生两个陆块间的严重磨擦震动――此几乎便如古人所称天人相应。这样的偶合﹐近十万条人命﹐难道对我们思考一些现实民族问题没有一点启示？

在当代社会中﹐媒体影像是传播文化心态最强有力的表征工具。在西方强势文化以各种媒体传播其文化心态后﹐东方人也逐渐接受此心态下刻板化的 “东方人与西方人之区分”﹐因此非但不以为怪﹐反而能欣赏﹑同情这些媒体所推销的述事与表征。

台湾民主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一向缺乏强有力的中坚社群与其社会价值观。所谓中坚社群是指一群人﹐他们不激进也不因掌握利益而保守﹐他们即使在政治见解上﹑在社会阶级利害上彼此矛盾或冲突﹐但都同意并坚决支持一些共同的社会价值。

公园里一个年轻人与一老年人坐在同一张长椅上看报纸。年轻人不小心放了一个响屁。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安的移动一下身子﹐结果椅子嘎了一声。他觉得这声音与前面的屁声很像﹐所以又多挪了几下身子﹐希望嘎嘎的椅子声能掩饰前面的屁声。此时邻座的老人忍不住说话了﹕“还是第一声比较像。”

从两万年前开始﹐人类一步步的与自然界脱离﹔狗随着人类走来﹐作为人与其它自然物类间最后一条联系。当全球许多国家都在反醒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时﹐台湾在其“经济成就”之后﹐进行的却是一个极危险的反向实验﹐试图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绝裂的“文明”――狗普遍被弃养﹐即其征兆。

我想起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发电文给滞留成都的黎光明﹐催促他赶紧到岷江上游去做调查﹐并要他 “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又彷佛见到在成都的茶坊里﹐这一帮青年热切的谈论国事。谁料得到﹐最后他们多以生命来说明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