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书中自有……

在大学里做学生，然后在大学里做老师，一转眼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十五年，白云苍狗。没变的是，我接触到很多大一新生，他们与当年的我一样，都是进了大学，才开始独立阅读、独立思考。

在中小学的词汇表里，“读书”和“阅读”有着根本区别：读书的对象专指课本和习题，等于学习，等于考试，等于寻找标准答案；阅读总是与课外有关，以至有“课外阅读”一说，有时属于严打对象，等于不务正业，等于自暴自弃。

在中学时就有独立思考意识的学生，不是没有，但非常罕见。打听下来，无外乎两种情况：要么他们的父母具有开放的

　　一座刚刚落成的9.5米高孔子塑像，因为地处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东侧，被视为儒家复兴的一种信号。近代以来，几乎每次转型期，知识阶层都会激烈争论：儒家是否应该复兴或者儒家能否复兴？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儒家分为三个层面：文化层面的儒学，制度层面的儒术，信仰层面的儒教。儒学、儒术和儒教的复兴，需要区别对待。

　　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值得期待。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儒学处于自由竞争的多元思想之中，而且儒学复兴不会影响这一思想格局。如果思想是一元的，即使儒学具有垄断性地位，也很难称得上儒学复兴，因为这种复兴不是凭借文化自身的魅力，而是凭借外在力量。思想往往在互相攻难、互相辩驳之下才会兴盛，很难一枝独秀，一种思想的复兴不必以另一种思想的衰落为前提。如果儒学复兴要以其他思想的衰落为代价，这种复兴同样需要存疑，儒学很有可能已经成为儒术了。

　　一百多年前，太平洋彼岸出现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从住房保障到选举权利，从食品卫生到工人福利，新闻界“深入揭批”各种公共问题。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那些只看到黑暗面、没看到美丽新世界的新闻人称作“扒粪者”。但是，新闻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欣然接受这一称呼。“扒粪者”成为对新闻人的最高评价，比“无冕之王”更能彰显职业精神，

　　一百多年后，“扒粪运动”以人肉搜索的形式重现中国，“扒粪者”不限于新闻人，而是以包括新闻人在内的网民为主。“扒粪”从“打虎”开始，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经过9个月，冒充华南虎的“纸老虎”终于现出原形。仅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成本巨大、收效甚微。一张无需专业知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照片，倾全国网民之力，耗时大半年，才验明真伪，可谓事倍功半。但是，这一水滴石穿的网络事件，标志着网民开始从暴民向公民的艰难转型：公共问题取代私人生活，成为网民关

亲爱的未来：你好吗？

　　对你，我一点也不陌生。小学时想象2000年，中学时想象2008年，这是学生时代标准的作文题目。那些转基因的体积巨大的西红柿和奶牛，纯朴天真的“新人”，还有在各个星球之间飞来飞去的“星际友人”，现在想来，无非是“大跃进”、“思想改造”、“解放全世界”乃至“解放全宇宙”的升级版。

　　在作文里，想象未来的中心思想是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目的是遗忘过去，直至遗忘现在。即使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依然可以通过想象乌托邦让自己生活在幸福的幻象之中。乌托邦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属于画饼充饥；2000年或2008年则是现世的乌托邦，可以望梅止渴。但是，现在看来，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并无本质区别。

　　我依然会想象未来，但我更愿意借助过去想象未来。

　　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举行。由此上溯到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

一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不仅干净，关于这部电影，最常见的形容词还有纯真、简单、朴素……张艺谋抱怨清纯的女孩越来越难找，更是引发一片附议之声。

　　然而，在众多附议声中，小说原著的作者艾米，却成为坚定的异议者，她在博客上对张艺谋持续进行批判。按照常规，张艺谋已经与莱妮·瑞芬斯塔尔并肩，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艾米在《山楂树之恋》之前没有什么名声，能够得到张艺谋的青睐不亚于被“钦点”，可是这位作家似乎没有兴趣成为御用导演的御用编剧，大有与张艺谋划清界限的意思。在接受《时代周报》（2010年10月18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要“尽力指出张艺谋对小说的误读”。

　　“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这句广告词沿袭小说原著而来，并

　　一提到美国的建国大业，我们总是想起莱克星顿清脆的枪声。但是美国之特色，不在于“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是“笔杆子里出政权”（或者说“嘴皮子里出政权”）。1775年，莱克星顿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1776年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通过《独立宣言》，成为开国十三州；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八年抗战”宣告结束。

　　战争结束，海晏河清的景象却没有立即出现。《独立宣言》宣告十三州独立于英国之外，但十三州各自为政，还是紧密团结在中央政权周围，成为新的问题。《邦联条例》决定设立邦联国会，可是邦联国会的权力遭到重重限制，没有军队，不能征税，十三州保持相对独立。

　　独立自主的美国，一度比在大不列颠统治之下还要混乱。1787年，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旧址召开了制宪会议，最初准备修订《邦联条例》，后来发现仅仅修订《邦联条例》已经是杯水车薪，开始起草宪法，一边扩大中央政府

　　读朱正《1957：知识分子的解构与重组》（《随笔》2008年第1期）：1986年11月，三个右派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民盟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并把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

　　看到费孝通先生的这个光辉事迹，我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可是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此事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有案可循。何家栋等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此事，只是他认为积极分子是钱伟长而非费孝通。

　　但从邓小平和赵紫阳两位先生的论述中，大致可以断定两位都有功劳。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里，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表示：“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根据注释，周谷城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费孝通和钱伟长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