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成了学术文化界经常谈起的话题。原因可能是当下思想文化的贫乏、平庸、功利与80年代的激情、理想、丰富多彩形成了鲜明对比，80年代成为人们追忆、缅怀的美好时光。次要的原因是查建英在2006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争议，什么是80年代真实的思想文化图景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

王学典说得好，《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最大问题是当时思想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在现在关于80年代文化热的回顾、反思中缺位，而目前的言说者有意无意夸大自身作用，提供了一幅不真实的图景。

今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重大事件的周年荟萃之年，这不，当我正在写这篇短文时，猛然想起40年前犹如晴天惊雷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事件对于一路高歌猛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急刹车和急转弯，对于数亿人的狂热、崇拜、迷信，犹如当头棒喝，对于所谓“继续革命”和“专政理论”的信仰大厦，则是釜底抽薪。

真可以把2011年称为“历史年”，不论打开电视机还是翻开书报，历史的画卷总是扑面而来，历史人物的慷慨悲歌，后人的凭吊、叹息总是充盈于耳，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的历史变活了，不再是充满遗憾，让人扼腕叹息的一连串事件，而像是一个有血有肉、讲情讲理的人，他不时把掩埋在地下的真相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不时针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流言或陈见，讲述关于自己

2011年，中国大陆官方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同时也虚应故事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从表面舆论上看，90周年大大压倒了100周年（这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早就部署了的任务），但实际上，知识界的真正兴趣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且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前辈先烈、志士仁人的宪政共和理想为什么在一个世纪之内屡经挫折，我们离真正的宪政共和还有多远？

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荣耀

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和最大意义是结束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不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事件。

30年前，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出版，引起轰动，并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最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岛等人编的《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其中多篇回忆提到当年四中学生刘辉宣（即礼平）的这篇小说，还收录了他本人的文章。这使我再次把《晚霞消失的时候》找出来细细品读，我深感，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但小说提出的问题，争论反映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且与今日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密切相关。

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表达的主题是，对于人世间的冲突、痛苦，对于过去的不公不义，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以尘世的善恶是非标准来评判和追究，用超脱出世的宗教情怀淡然视之更为根本。这个故事讲的是，出身于中共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李淮平在文化大革命爆发

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顾和总结中苏论战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最近出版的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把读者带回到那个意识形态压倒一切，革命激情如火如荼，言辞之争硝烟弥漫的岁月。对于现在年龄超过五十五岁的中国人，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特殊年代，它甚至给一些人的思想、性格、言说表达方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作者崔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