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来自新加坡的消息再次吊起了国人“全民分红”的胃口——新加坡政府今年决定拨出18亿新元给国民分红。据《青年参考》3月2日报道，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约合人民币320亿元），创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政府决定拿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将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公民，穷人与老人将受惠更多。按新加坡人口计，18亿新元摊到每人头上为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
　　眼下，我国正在开两会。有关新加坡的上述报道自然会让人们想起“刑普提案”——在今年的上海市两会上，该市政协委员刑普提交了《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但未获立案。刑普表示要通过其他途径将提案递至全国两会。在当前“国富民穷”的民间语境下，刑普的提案当然获得了压倒性的民意认同，不认同提案可行性的人们，也都认为其“还富于民”的思路是成立的。现在，这份提案尚未正试提交讨论，马上就有现成的“新加坡事例”提供参照，这就使得“全民分红”的理由显得更充分了。
　　此外，最新的“香港事例”也被认为可用作“全民分红”的参考依据。2月27日，香港财政司发表财政预算案，称港府2007—2008年财政综合盈余1156亿元，曾俊华司长建议以超过1500亿元用于“藏富于民、支持弱势、促进长远发展、未雨绸缪”。无疑，这样的“分红”力度比新加坡更大。因此，很多国人难免对此类“还富于民”的举措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对国内财政向国民发“红包”的呼声便更加强烈。
　那么现阶段，国家财政以现金的方式直补国民到底有没有可操作性？我的看法是没有，甚至，连直接的理论依据也是缺乏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国至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政盈余”。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的政府部门几乎年年都“带着过年的心情”宣布GDP与财政收入的递增数据，但关于“财政盈余”的数据，似乎总是羞于启齿。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如果查找新加坡、美国、英国、我国的香港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盈余”数字，基本都比较容易，但查找国内的相关数字，却有些吃力。
　　包括“刑普提案”在内的民意“分红”诉求，主要根据在于国家财政连年增收，而且幅度很大。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了2万亿元，2005年突破了3万亿元，2007年预计将突破5.1万亿元。但经济学上的财富增长决不是收入的增长，而是利润的增长。新加坡、香港的分红基础取决于财政丰厚的“净利润”。如果没有这一显著的“净利润”，则表明，政府的主要收入还将处在不断的投入中。
我国要想实现新加坡式的现金分红，至少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基础建设已趋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运行正常。显而易见，有关这些方面的发展现状，我们尚处在“初级阶段”，很多领域都还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是，财政预算制度健全，科学而透明的预算制度推动“财政盈余”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追求。毋庸置疑，眼下不少地方财政是“盈余”不足，“赤字”有余。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财政对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公费旅游等消费向来宽容；另一方面，“岁末突击花钱”的潜规则，也成了“烧钱”普遍现象。例如，一些单位在年终时发现年前预算的钱没有花完，于是把余额花掉。对此，财政部门大多持鼓励态度。在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上，原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提到，地铁2号线的概算是106亿元，结算时只花88亿元，省了18亿，卢光霖却挨了批评；广州市海珠区整治一条河涌，钱没花完，将余额上交财政时，人家却说“绩效不好！怎么还剩一千多万？”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但愿，正在修订中的《预算法》能够克服种种弊端，真正充当好国库“看门狗”的角色。只有当国库留得住钱，向国民分钱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