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围攻旅顺港（上）
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影响
[英国]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
第三卷 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四章：围攻旅顺港（上）
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是西方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不仅仅是一个亚洲国家与一个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斗，更重要的是一场对西方在亚洲优势的巨大挑战。一九〇四年二月五日，日本吹响了战争号角，东方和亚洲所有民族都从沉睡中惊醒了。
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似乎再没有比满州和黄海更遥远的战场，而这里对高度组织的陆军而言也是极不理想的战场。满州是原始而无道路的地区，虽然多山，但在平原和谷地中却有着高度化的耕种。主要作物是高梁，高十二英尺到十五英尺，会把整个平原变成丛林。夏天夜间极热，有时在室内都可以达到华氏一百一十二度，但冬天极冷。七八月份，甚至于常常到了九月，雨量极多，使地面变成泥淖。索罗维夫上尉参加了这场战争，他说：“泥泞深度可达马腹，重载车辆都会陷入泥中。只有中国人的板车（一个平板架在两个大轮上面）可从这种泥潭中通过。”雨季前后，到处都是尘雾，足以遮蔽视线。十一月到三月之间则是封冻期。
虽然如此，对军事行动而言，最大的困难不是气候而是交通工具。尤其是俄国人更受到这种影响，他们被迫在远离主要基地五千五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这是从莫斯科到旅顺口的距离。主要交通线是西伯利亚铁路及其从哈尔滨到大连的支线。在铁路旁边又有从奉天（沈阳）到旅顺的官道，全长二百六十二英里。
铁路的工程极其劣质，既无永久性路基，又是单轨，而支道、车站和车辆都无力担负大规模军事运输。更糟的是在贝加尔湖周围还有一个长达一百英里以上的缺口，而湖本身的宽度达三十英里。从十一月到四月之间，湖水结冰，货物可以从上面运过，在其他季节就必须使用原始的道路。为了说明这种运输何其迟缓，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通常把一个营从莫斯科运到旅顺港，要花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决定主要陆上作战方向的就是这两条交通线，此外即海上交通线。控制海洋对日本而言极为重要。朝鲜半岛一方面可使日本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补给线直达满州，另一方面一旦战败，也可使日军有比较便利的基地可供撤退，所以这个地区对日本也十分重要。在朝鲜之外就是旅顺港，只要俄国舰队躲在港内，就足以威胁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所以日军必须向旅顺港进攻，因而必须分散陆军兵力不可。对俄国而言，这是极其有利的情形，因为他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争取时间，在满州集中足够的兵力来迎击敌人。
可是旅顺却具有精神价值，足以象征日本的优势，这与俄国舰队的毁灭同等重要。一八九四年，日本本已占有旅顺，但因力弱终于不能据守。所以若能失而复得，不仅显得战争师出有名，更重要的却是表明日本要比俄国优越，也就是说亚洲要比欧洲优越。因此，不管战略上是否需要，攻克旅顺对日本而言是此次战争的精神枢纽。
决定战略的主要因素可以综合成为两点：西伯利亚铁路的缺口和俄国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只要这个缺口存在，那么俄军在满州的增援就无法加速。因为海参崴是封冻的港口，而旅顺却是不冻港，如果日军在下个冬季来临之前抢先占领旅顺，那么不仅在海参崴的俄国舰队将被切断，而且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前来之后，若无旅顺，也就没有不封冻的作战基地。贝加尔湖畔的铁路缺口妨碍俄军在陆上作战，而冰冻也妨碍其在海上作战。最后，一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占旅顺，就可以集中全部陆军兵力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决定性会战，一旦俄军战败，就可设法诱劝他们放弃战争。由此可知日本的战争目标是妥协而非总体性胜利——这是超出其能力限度之外的。
当日本决定其战争目标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为达到此项目标应该采取何种方法。第一点至为明显，要想攻陷旅顺，必须从陆上进攻。第二点，在攻击军北面，必须有一支掩护部队。第三点，如果这两支部队都以日本为基地，那么必须确保控制黄海——这就引到了海军的问题。
二月十日宣战之际，在远东地区双方的舰队实力有如下表所列：
| 舰船种类 |俄
| 一级战舰 |
| 二级战舰 |
|一级巡洋舰|
|二级巡洋舰|
|三级巡洋舰|
| 驱 逐 舰 |二十五| 十九 |
| 鱼 雷 艇 | 十七 |八十五|
|炮艇及小船| 十二 | 十六 |
在俄国军舰中，有四艘一级巡洋舰驻在海参崴，一艘在济物浦，所以由斯塔克中将指挥的旅顺舰队在战斗力方面不如东乡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虽然如此，但由于俄国在波罗的海方面拥有一支强大舰队，若能东来与旅顺舰队会合，那么在数量上就会占据决定性优势，日本在装甲军舰方面并无一艘预备舰，而且也没有一个造船厂有能力制造这种军舰。所以必须抢在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到达之前先击毁或俘获旅顺舰队。也就是说要加速陆上攻击行动。
虽然俄国有训练军人的总数为四百五十万人，而日本不过八十万人，可是现实却足以抵销这种劣势的大部分：当战争爆发时，日本就能将其常备陆军二十八万三千人中的大部份以及火炮八百七十门都迅速投入战场；可是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俄国野战部队总数却不到八万三千人和火炮一百九十六门，另有要塞部队二万五千人和铁路守备队约三万人。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载能力太低，所以对这些部队的增援将极为迟缓。
双方陆军都是征兵制。日本的征兵制为三年期，而俄国为五年期，此后，俄国的军人就转为预备役，直到四十三岁。自从日本采取征兵制之后，其军事方面的进步颇为惊人。反之俄军却相当腐化，尤以预备军人为甚。他们不敢把预备兵编人常备部队，而使其成为独立单位。索罗维夫上尉说过：这些人都长着大胡子、胆怯、愚蠢、懒惰，好吃懒做，根本就不想打仗。
普法战争以来，在军备方面又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最重要的是普遍采用小口径弹夹式来复枪和无烟火药。这是在一八九九到一九〇二年间的布尔战争中首次大规模使用的。在这场战争中，有形敌人的旧有恐怖被无形敌人的瘫痪性恐怖所代替，使人们觉得到处都是敌人。现在进攻者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恐怖而不仅是局部危险中。防御者利用地面工事掩护，加上迅速发射的来复枪火力，可以分散极广，其程度是过去战斗中所未有过的，任何正面攻击都会被击退。在莫德河之战，南非军在七千七百码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三千人；在马格尔斯芬坦之战，一万一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五千人；在科伦索之战，一万三千英尺长的正面上只用了四千五百人。尽管人力如此单薄，可是这些正面还是不能突破。于是步兵正面攻击从此告一段落。
对于布尔战争的一般教训，德国的官方历史对此有扼要说明：“在南非的战争，不仅是子弹与刺刀的决斗，而且也是用机械操典训练出来的军人，与完全独出心裁自由作战的人民的决斗。在一支军队中，若所有人都能不为死板的形式限制，而能顺乎自然和合乎常识，这才是国家之福。”
除了用弹夹步枪以外，一八七〇年的粗糙机关枪又已为许多改良型式所代替——有加特林，加德勒，诺登费尔德，霍克齐斯，科尔特和马克沁等。马克沁机枪是由马克沁在一八八四年设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战场的女王。也许它杀伤人员的总数比任何其他兵器加起来都多，可是当它面世时，却很少为军人所注意。
自从有了来复线火炮之后，野战炮也大有进步。在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国将军奥卡诺夫说过：“炮兵会变成人类的瘟疫。炮兵由辅助地位上升为主要兵种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在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二年间，德国的威里将军和法国的朗格鲁瓦上校都提出了具体建议，这是走向这个目标的决定性步骤。几年后又发明了高速发射的野战炮，采用无后坐力炮车，并且加上了前部装甲，这是装甲再次进入战场的第一步。在这些改进完成之前，用弹夹的来复枪仍然是支配性的武器，以后速射火炮又开始向它挑战。因为不仅炮的射程较长，而且射速可与枪相等，同时使用间接瞄准方式，也使它成为不可见的敌人。
虽然在军备方面，日俄两军并无太大差异，可是在人员方面却有很大差异。在日本，忠君爱国、自我牺牲，无论在民间或军中，都被视为最高美德。在俄国却根本没有这一套。所以结果日本军人是服从荣誉和责任的教条，他们被称为“肉弹”和“大和魂”的象征。反之，克鲁泡特金对俄军却这样评论：“在这支陆军中想维持纪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对权威毫不尊重，而实际上权威却反而害怕部下。”关于精神方面的差异，克鲁泡特金的评论也非常有意义。他说：“就物质方面而言，敌军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但是我们对其精神因素却估计得太低。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多年以来，日本的教育一直是以尚武爱国的精神作为基础。在小学中，孩子们受到的教育就是爱国家和做英雄。整个国家对其军队有极深的敬仰和信心，人民都以服兵役为荣。他们能够维持铁一般的纪律，并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此外由于俄国夺去了日本在中国已经到手的成果，也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这一点我们也毫无认识。”
俄军不仅在精神方面处于真空状态，其效率之低也骇人听闻。譬如说：在旅顺港，俄军自己的军官被禁止查看要塞附近的地形，而日本参谋本部的人员化装成洗衣工和苦力，却可以在炮台附近到处乱跑而不受阻止。私用和军用的电话线没有分别，所以最重要的军事通信都可以为任何人窃听。在鸭绿江会战后，有支紧急需要的增援部队，因为接受的军服不合规定，居然又送回二百英里以外的某处以调换军服。
两军的战术和训练方面的差异也和精神方面差不多。日本是亦步亦趋的学习德国，而俄军的守旧程度却令人不敢置信。德·尼格列将军在《日俄战争的教训》一书中有这样的评论：“对刺刀的迷信被推进到最大限度，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上刺刀。军官用一切手段鼓励部下，把信心寄托在刺刀上。他们经常引用苏沃诺夫的说法：“子弹是疯狂的，只有刺刀是可靠的。”在火力方面，他们的思想也很奇怪。直到一九〇四年八月底，俄国人还是与阿普拉克辛的时代（一六七二——一七二八年）一样施放排枪。
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我们的人都不习惯各自为战，在一条长散兵线中，当军官无法用口令指挥或以身作则时，他们就完全缺乏主动精神。幸亏我们是防御者而不是攻击者。”（见《南山和旅顺战斗经验》）。诺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俄国军官们大声的向士兵们问道：“弟兄们，告诉我为什么日本人是呆子？”士兵们就会全体应声附和说：“因为在进攻时，他们的火线展开得太宽。”
在战争的较高级指导方面，其对比也同样惊人。日本的指挥体系和参谋本部都以德国为楷模，而俄军的多数将领，照克鲁泡特金所说，都缺乏独立指挥经验，而参谋人员都是一些坐办公室的军人和官僚。宣战之后，沙皇的宠臣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尽管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指派为远东海陆军总司令。以后到三月二十七日，克鲁泡特金才到达辽阳专门指挥陆军，从这时起直到旅顺失陷，始终维持着双重指挥体系。旅顺失陷后，阿列克谢耶夫才被召回，克鲁泡特金这才成了沙皇的最高代表。这是一个致命的配合，因为这两人平素就互不相容，而阿列克谢耶夫虽不懂军事，却又偏偏遇事干涉，所以为害甚重。（克鲁泡特金出生于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中担任俄军参谋长。他是个很优秀的参谋军官，但作为统帅，却缺乏果敢冒险精神，虽然他自己说过：“在战争中最不怕死的人往往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〇三年，克鲁泡特金正在彼得堡担任军政部长之职，他认为一旦战争发生，最合理的路线就是撤出辽东半岛。八月六日他向沙皇提出备忘录，说明应采取防御政策。他说：“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若日本以其全部陆军兵力侵入南满，那么我们将无法守住该地区。所以如果我们估计旅顺能够孤立死守达相当长时间，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应将主力向哈尔滨撤退，等到从俄国本土开来的援兵到达之后再转入进攻。”
这些建议与海军参谋本部的意见相冲突，他们认为：“依照现有两国舰队的对比，我们作战计划的基础是假设我们的舰队不可能被击败，所以日军在牛庄（营口）和朝鲜湾登陆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有了两个对立计划，一个想在陆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另一个想在海上寻求决定性会战。前者是克鲁泡特金的主张，后者则获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拥护，结果形成一连串的折衷方案。
一旦接管了在满洲的陆军指挥权，克鲁泡特金即开始照他的计划作战。但因为已经决定把舰队集中在旅顺港内，所以势必要修改他的原定计划。这对他而言，正如困在梅斯的巴赞军团与麦克马洪的关系一样。本来他想以哈尔滨附近为兵力集中点，比较靠后。现在却改以辽阳为集中点，即向南前进了三百五十英里，然后再从那里把部队向旅顺推进。
这样的修改却并未使阿列克谢耶夫满意。因为他认为旅顺舰队不可能获得制海权，所以必须坚守旅顺——这是俄国唯一的不冻港——以待增援。他本来驻在旅顺，当感到情况已经很严重时，就于五月五日北上，并命令克鲁泡特金放弃其防御计划。当克鲁泡特金还在犹豫时，他又说服沙皇把旅顺的存亡责任都加在克鲁泡特金身上。克鲁泡特金若有血性，此时即应辞职。
此时，日本方面也正在考虑他们的计划。他们认识到在这场决斗中，一切关键系于海军优势，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最强大的舰队专靠其本身也无法把俄军赶出满洲。可是若不将他们赶出满洲，或是在陆上使他们受到决定性失败，战争的胜利将殊少希望。所以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一）立即引诱俄国舰队采取行动，如果它拒绝会战，就把它封锁在港内，然后在俄军增援到达之前，先从陆地攻陷旅顺。
（二）在舰队保护下，用三个军的兵力在朝鲜北岸登陆。接着第四军也跟着登陆，并以攻击或围困旅顺为目的，前述三个军则向辽阳运动，作为第四个军的掩护兵力。等旅顺被攻占之后，第四军也应赶紧北上以增援前者。目的为乘俄军未能获得数量优势之前，集中四个军以求赢得一次“色当”式胜利。
照后来的事实看，他们战略计划的唯一错误就是把俄国海军基地的强度估计得过低；他们以为还能象一八九四年一样，一鼓作气将它攻克。此外，他们又认为旅顺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它的失陷会和普列文的失陷一样——普列文失陷后，俄土战争也就随之结束。日本人甚至不等正式宣战，一断绝外交关系，他们就立即将计划付之实行。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东乡和他的舰队即从佐世保出发，第二天就在海上寻找俄国舰队，而另由一支鱼雷艇组成的支队，护送三艘运输舰运送部队前往济物浦。二月八日上午六时，东乡已经到了旅顺口外东面六十英里处的圆岛，那天夜间他向敌舰发动了一次鱼雷攻击，击中了三艘并把其余船只赶进港内。第二天，俄国舰队出海求战，双方交战达四十分钟之久，虽然还是没有决定性结果，可是这一战却宣布日本是有资格作为一等海军强国的，同时也宣判了俄国海军优势的死亡。此后，俄国海军就被迫采取守势。接着在二月十二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次攻击，从此直到五月三日，日本海军又进行了一系列封锁港口和布雷作战，其中有一次在四月十二日，结果俄国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中了水雷沉没，舰队的心脏和大脑马卡诺夫将军也同时殉职。（马卡诺夫是在三月八日接替斯塔克职务的。）
二月九日，日军在济物浦登陆，在这里为黑木将军的第一军建立了作战基地。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十四天后又占领了安州。五月一日，黑木与扎苏利奇在鸭绿江进行了这场战争的第一次会战，俄军被迫撤退。这是一个重要胜利，因为这使俄国在世界各国眼中大大降低了威望。一个相当弱小的东方国家，在第一个回合中就击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强国，这个消息有如一颗流星，在亚洲的天空发出了闪光。
这次胜利使日本在朝鲜站稳了脚跟，下一个步骤就是孤立旅顺港。五月五日，日本第二军在奥将军指挥下，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师团，后来还加上第五师团，开始在貔子窝登陆。这是个冒险的作战，因为貔子窝在旅顺东北面只有四十英里。但这一次登陆却很成功，虽然费时约三星期之久。当领先部队登陆之后，奥即命令他们赶紧横跨半岛向亚当斯港挺进，留下第五师团保护背面，自己率领其余四个师团向金州前进，结果在南山与一个俄军支队遭遇。此时为五月十九日。川村将军也率领第十师团在大孤山登陆，在第一和第二两军之间构成联系。（这个师团日后获得增援，扩组成第四军，由野津将军指挥，他是七月十六日接任的。）
说来也很奇怪，日本第二军的登陆会使俄军受到突然袭击，而更糟糕的是旅顺的俄军主将斯托塞尔将军对突然降临的敌人也毫无迎击准备。四月十四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来过这个要塞准备组织该港的防御，可是当日本第二军的第一个支队登陆的那天，他就又匆匆北上了。一旦独立指挥，斯托塞尔立即显出庸儒无能。他的顽劣性格使他损失了许多的人员和火炮。下面是他所发的第一八七号命令，由此即可以想见其军事才能：“今天我在教堂附近遇见两位军官带着一位太太，她戴着军官的帽子，她认为这是不用说明的。这实在违反规律，因为照规律，退休军官和预备军人都不准戴军帽。”
他重视的都是这些杂务。虽然他在二月二十八日宣布“绝不撤退”，并且说“无处可退”；尽管如此，可是要塞中人口约有五万五千人之多，他却允许大量的储备食品输出。而在火车站货物堆积如山，等到一查看，才知道完全装着伏特加酒！
在他下面的就是要塞司令施米诺夫将军，他倒是个称职的将领，但斯托塞尔对他的行动却处处加以牵制。直到六月十八日，克鲁泡特金用电报通知斯托塞尔把指挥权交给施米诺夫，然后乘巡洋舰离开旅顺，他却把电报往口袋中一塞不去理会。照后来的事实看，这正与巴里柯的著名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托塞尔正这样糊里糊涂自寻死路之际，奥将军已准备进攻南山阵地，虽然俄军的防御很糟糕，但是其天然形势却很坚强。其位置是半岛的最狭窄部分，在高潮时两岸之间的宽度只有三千五百码。从日军前哨看过去，似乎是不可通过的。假如俄军能在这里使用全部守军，可能真会如此。因为事实上旅顺守军约有一万六千人到一万八千人，但在下面的会战中却只用了三千五百人，对抗奥将军的三万八千五百人。
日军攻击命令是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的，依照诺京记载，斯托塞尔的部下都不听他的指示，一面写着冗长的报告，一面做着与指示相反的事，在会战前夕可以说一切都乱糟糟，谁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的理由。第二天日军攻入金州，次日上午五时，当南山的峰顶从云雾中露出时，日军已开始炮击，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的舰队支队也驶入金州湾参加炮击。到十一时，日军攻击失败了，但当他们再度进攻时，俄军炮兵的弹药却开始感到缺乏。下午四时，在日军右翼的第四师团，从齐胸深的海水中绕过了敌军左翼，直趋敌军后方。下午七时二十分，日本军旗在南山上升起，俄军向后方溃逃，到处散播恐慌气氛。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说：“混乱情况已经发展到惊人程度，到处都是枪声。我率领几个军官赶往后方去恢复秩序。同时我又命令军乐队奏乐，军乐声使这些溃兵逐渐恢复了信心。”
在攻打旅顺的第一次会战中，日军的损失相当惨重。死伤总数共为四千八百八十五人。以作战人数比例而言，俄军的损失也很可观，共为一千四百一十六人，占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这表示俄军单兵的战斗精神并不太糟。虽然日军为胜利付出了高价，可是因为大连港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所以这种高价也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发现干船坞仍然完整无恙，如果没有它们，那么他们的最后作战——旅顺之围——也许就会功败垂成。
大连被占领之后，日军第十一师团即在那里登陆，与第一师团合组成为第三军，由乃木将军指挥，他奉到的训令为向南把俄军赶进旅顺港，而奥将军则率领第三、第四和第五三个师团，向北前进以迎击斯塔克尔堡将军，他是南下救援这个要塞的。六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奥与斯塔克尔堡在得利寺遭遇，并将其击退。在一八九四年，乃木曾以一旅之众，只死了十八个人就攻占了旅顺。现在却暂取守势，以等待第九师团和其他部队到达，他们在七月七日已开始在大连登陆。七月二十六日，他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经过苦斗之后攻下了西山，并于三十日占领凤凰山，这样一来，俄军的防线也总崩溃了，除大小孤山之外，在旅顺港永久筑城线以外防线中的俄军都全部撤退。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日军的攻势与旅顺守军的野战都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