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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的博客

二语习得,认知科学

 
 
 

日志

 
 

姚小平教授谈治学  

2011-06-16 19:51: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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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yaoxiaoping.org/news/news_detail1.asp?id=232

 

◇ 确定方向,逐步积累
◇ 掌握一手材料
◇ 专与广
◇ 兼顾中西


  校科研处约请我笔谈“治学方法和经验”,这使我沉入对自己问学道路的检讨之中。投身学术十余年,绝不敢说已有良好的治学方法值得一说,但是包括教训在内的经验的确有了一些。有时我想,假如自己从一开始就认准方向,避免弯路,那么今天我应该能把学问做得更好。特别是从这一点讲,我的经验和感想或许可供年青的同事们分享。

  1.确定方向,逐步积累

  开始学术研究时,我的方向并不明确。从1983到1988年, 先后在《外语学刊》、《日语学习与研究》、《百科知识》、《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写的题目很杂,涉及古俄语数词、汉字在日语里的义变、汉语颜色词、语言的起源、洪堡特的语言学说、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等等。那时好象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题目都想拿来做一做。结果自然是精力分散,多数题目不能研求透彻。自己感到做得较好的一个题目是颜色词,先后写有“古汉语的单音颜色词”、“古代汉民族的颜色观念”、“基本颜色词理论述评”等文,其余则不过浅尝而已。
  从1989年承担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洪堡特语言哲学研究”起,我才确定了主攻方向,用三年时间译了他的名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写了《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一书。期间也探讨过一些其它题目,还过得去的论文有“ Logos与‘道’”、“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德国根源”,但主要精力一直放在洪堡特研究上。
  确定方向,就是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制立一个长期规划。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几十年。有了长期规划,持之以恒,就有望走出一条独特的治学道路,而不至于去赶时髦,每过几年就改换方向,人家做什么,你也做什么。清儒章学诚说得好:“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文史通义·博约》)。学术发展到今天,分门别类越来越细,我们只有可能成为专家,而不再有可能成为通才。承认自己在其它领域不如别人,在自己的领域里尽力拓展,才会有所成就。
  当然,长期规划是装在心里的,一个人终其一生,兴许也不能做完他计划要做的一半。所以,在每一段时间里,更要紧的是为自己确立一个近期目标,在一定时间内做完一个具体的题目。我从今年年初开始翻译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心里想着年内要完成初稿。暑假开始时,已完成大半,这时我想,或许假期内就能完成。因为想着这件事,在去了一趟南方、编了一期杂志之外,时时抓紧,到开学的前一夜(9月2日),终于“按时”完成。不断地确立近期目标,就可以不断地做成一个个具体的题目,而每一个具体题目的完成,都会使自己增添一分信心。
  记得十年前,曾发愿写一部囊括古今中外的《语言学史》。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想法真是幼稚之极。没有多年的积累,一下子就企图做出一个宏大的题目,是许多像当时的我这样好大喜功的青年易犯的毛病。后来读到歌德两百年前对友人的劝告,听着竟像是对我说的:“我劝你暂时搁起一切大题目。……写小题材是最好的途径。”(《歌德谈话录》)
  不论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都应该从小题目做起。就我所研究的对象来说,这意味着要从一个人物、一种学说起步,逐渐将考察范围扩大到一个时期、一个国家。这样由一个点扩展到一条线、一个面,材料才能准备得充分,基础也能打得扎实。
  题目有热门冷门之分,全在自己选择。选择热门题目的好处是,可以找到许多同志一起探讨,形成一个学术圈子;坏处是做同一题目者一多,难免鱼龙混杂,而且人家早已开始研究,你挤进去,也未必能做得过人家。我个人还是倾向于选择冷门。比如国内已有许多人研究乔姆斯基,我就不想再凑热闹,而选择洪堡特作为研究对象。我们身边值得考虑的题目很多,有待填补的空白也很多,没有必要都往一个方向赛跑。同一个题目研究的人太多,也是智力的浪费。

  2.掌握一手材料

  从事学术研究,材料很重要,第一手材料更重要。
  当年我写硕士论文“古汉语的单音颜色词”,为确证殷商以来每个时期有哪些颜色词,所指称的颜色范畴是否发生变化,花大量时间普查了一批古文献,以及字书辞典和甲骨学著作。所利用的材料,甲骨学方面有罗振玉的《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考古所的《甲骨文编》、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等13种;周秦文献有《周易》、《尚书》、《诗经》、《楚辞》等15种;汉晋南北朝文献有《汉书》、《晋书》、《风俗通义》、《齐民要术》、《文心雕龙》等16种;唐代至清代的文献包括唐以来历代史书中的“舆服志”,《酉阳杂俎》、《梦溪笔谈》、《全芳备祖》、《开工天物》、等书以及各种诗词、小说等26种;字典辞书如《尔雅》、《说文解字》、《集韵》等10种。
  所有这些文献,除了甲骨学和字典是有针对地查阅外,其余我都从头到尾通读过。由此便发现了一系列有用的例证。……研究一种语言现象,断定一个语言事实,要凭一手材料说话。同样,考察学科史也要依赖第一手材料。我研究洪堡特,读了他的近四十种德文原著。研读原著,这是我们考察西方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必须做的头一件事。至于所有评介性的著作,只是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如果不读原著,仅凭这些二三手的材料来观察历史,撰著史书史评,那么不知不觉中就会入了人家的套,难以得出自己的见解。三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古印度语言文化二题”,现在如果要我自己来评价这篇文章,实在地说,我觉得那还是一篇认真之作,做了合理的分析,有一些好的想法,也不乏学术品味。不过,由于我不懂梵语,所根据的只是英文文献和汉译材料,所以从史学研究的首要原则即材料的一手性来说,这篇作品就未必合格。当然,不是说二三手材料绝对不能用。譬如对佛教义理,也未必非得通了梵文,才能谈论。我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去做那些自己能够把握的题目,那些从材料上就能控制的题目。

  3.专与广

  做学问,只专不广容易眼光狭窄,只广不专则会失之肤浅。到底专门一些好,还是宽阔一些好,恐怕只能由一个学者根据自己择取的方向来决定。以学科史的研究来说,我认为还是把面拓宽一些好,不仅要读语言学的著作,而且应该浏览哲学史、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有了这些方面的背景知识,我们就不至于把语言学史当作一门孤立的学科史来处理,同时也能避免犯文史哲的常识错误。曾经读到一篇文章,题为“明清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文史知识》1993/5),里面讲到一位“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巴孔”。这个“巴孔”,其实就是赫赫有名的培根。“培根”一名已是定译,何必根据Bacon这个姓的法文读音而自拟一个奇怪的音译?
  就外语而言,也存在专与广的关系问题。一个外语教师,如果他的研究对象是所学的(第一)外语本身,或这种语言的文学、国情,专攻这一种外语就比泛通数种外语重要得多。但如果我们的研究方向是整个西方的文化史、思想史、语言学史等等,那么掌握数种外语就不仅是有利的条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必要的条件。我很庆幸自己在务农和学生时代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学习了英、法、俄德等语言,所以今天我才能写“西方语言学史再思考”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2)、“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语言学史”(《国外语言学》1996/3)这样的题目,这两篇论文都是参考了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的一手材料之后写成的。我也曾花几个月时间啃过古希腊语,所以现在遇到西方文献中夹带的古希腊文,便不至于茫然。
  近年来,语言学史研究在西方进展很快。一些专业刊物,如加拿大的《语言科学史》(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德国的《语言学史论集》(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都不是单一语种,尤以英、法、德文的文章居多。我们要想把握国外这方面的新动态,就至少要能读这三种语言。老一辈的语言学者,如伍铁平、胡明扬,都能利用几种外语工具从事研究。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道理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倒不是为了做成“事”而早早地准备了“器”,而是先有了“器”,后来才遇到可做的“事”。但我希望今天能有那么几个学生,有意识地准备好几种外语的“器”,以迎对未来学术的挑战。

  4.兼顾中西

  我这几年的研究领域,大抵可以分作四块:
  第一块是语言学史学,也即关于语言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写有“关于语言学史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1)、“西方的语言学史学研究”(《外语教学》1995/2)、“语言学史学基本概念阐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3)。
  第二块是西方语言学史。重点为近代德国语言学史,以洪堡特为基础,逐步扩展,写有“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德国根源”(《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3)、“施莱歇尔语言理论重评”(《现代外语》1994/1)、“古代有关语言起源的实验”(《福建外语》1996/3)、“赫尔德的名著《论语言的起源》”(《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 /3)等,以及一些译著。
  第三块是中国语言学史。1989年以来,我曾给研究生开过几次“中国语言学史”课程。1994—95年访学德国期间,在明斯特大学语言学系我也开过“中国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史”的研究讲座(他们叫Hauptseminar)。在社科院语言所读研究生时,曾经听过邵荣芬先生的音韵学课,尽管没有钻进去,毕竟也积累了一些知识。我觉得,外语院系的学生很有必要了解我们母语研究的历史。不过,在中国语言学史方面,我自己首先也是一个学习者,虽有一些习作,但并不深入,还有待提高。
  第四块是中西语言学史比较。前面提到过的“Logos与‘道’——中西古代语言哲学观同异谈”,还有“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与西方传统语言学比较”(耿龙明、何寅主编《中国文化与世界》第2辑,上海外教社1994),这两篇东西就属于语言学史的比较研究。中西(中外)比较是很吸引人的题目,但如果缺少具体、细腻的分析,便会流于空泛。上面说的第二篇文章,似乎就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缩小比较的范围,缩小到一个时代、一个国度。近来一直在考虑一个断代比较的题目,“近代德国语言学与清代中国语言学”,并且申请立了项目。可是一做起来,才感到难度很大,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把西方语言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打通了研究,是我要努力的方向。西方学者也在探讨中国语言学史,但他们不熟悉中国学者的研究情况。而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我国学者,也不知道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和进展。原因之一在于信息渠道不畅,之二则在于语言障碍。为沟通中西学界的相互了解,我写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语言学史”,评介西方学者历来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得失;又写了“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六十年——来自中国的报道”,向西方学者介绍我国学者的研究情况。这些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 也可以看作一种比较。
  研究中国,需要了解西方;研究西方,也需要了解中国。不如此,我们考察自己的事情时视野就不能开阔,在观察世界时则容易丧失自身的立足之点。
  顺便也想谈一下外语与汉语的关系。
  对于现在外语专业出身的教师,外语或是首要的研究对象,或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工具。比起其它人文专业(中文、哲学、历史等等)的教师来,外语教师虽有外语这一强项,汉语却是明显的短腿。外语教师写中文文章,辞不达意、病句连篇、文笔干涩是常有的事。曾经不止一次听到一些老师说:“因为教学的关系,我已经习惯于用外语思维,用汉语写论文反而感到吃力甚至害怕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很可悲的。我们中国学者主要恐怕还是用汉语从事撰著,倘若连自己的母语运用起来都力不从心,学术的一半道路就堵死了。而且,一个中国学者如果连中文的文章也写得七零八碎,逻辑混乱,他的外文写作一定也不会好(日常的话说得流利,是另一回事)。人的语言能力有普遍的基础,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是相辅相成的。真正的外语大师,如已故的王佐良、许国璋先生,都有深厚的中文功底。
  忽略母语修治的根子,大概是在我们外语院系的教育体制。从大学生到研究生,中文课程都是不多的;强化的外语操练和大量的外语写作(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容易把母语挤到无关紧要的角落;最后,除非例外,学位论文规定要用外语撰写。最后一点跟我所知道的德国大学的情况正相反。在那里,不管你学哪种外语,学位论文都必须用德语来写。德国人对母语的这种自尊自信,在黑格尔的时代就已形成了。任何一门学问,若不能用母语阐述出来,就不能算完全掌握。哪一天我们的学生和教师都有了这样一种母语意识,汉语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的重要地位在外语院系才会真正确立起来。
  多年来,我把大量精力花在学外语上,深知自己在汉语语言文化上功力不足。当年读研究生,专业是“国外语言学”,在定硕士论文题目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社科院语言所向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毕业论文题目必须跟汉语研究有关。当时我曾有过不同想法,认为学术不分中西,研究外国和研究中国应当一视同仁。但我还是选择并喜欢上了汉语颜色词这个题目,立足汉语的事实,对美国语言学家B. Berlin和P. Kay关于颜色词普遍发生顺序的假说(1969)提出质疑。如今,我要感谢那条不尽合理的规定,它促使我通读了包括《十三经》在内的一批古籍,开始给自己补上汉语语言文化课。


(《北外科研》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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