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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就是永恒

云也退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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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菩萨蛮》 问渠哪得清如许,书中自有颜如玉。梧桐门前栽,何处惹尘埃。不知明镜里,海内存知己。朱门酒肉臭,春雨贵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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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坏人  

2012-05-08 13:46:29|  分类: 念念相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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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坏人

 

云也退

 

 

 

已经过去的2月昏霾不见天日,回忆起来黑色记忆不少。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我在潮冷的车站上跌了个趔趄,虽然立刻就站了起来,还是把路过目睹的一个男孩引得狂笑,他的妈妈铁青着脸,用手狠狠撸了孩子的后脑勺一把。两个人匆匆走了。

这是一桩添堵的经历,你被嘲笑了,但又无法对嘲笑你的人发火,只能寄希望于他受到别的惩罚,比如被他母亲数落一顿。孩子和大人在这一幕面前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孩子第一时间被戳中笑点而母亲没有,不但没有,她显然还觉得发笑是不礼貌的。孩子觉得我的动作十分滑稽,或者他认为自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心里闪过的是“我才不会出丑呢”,可是大人却在我的出丑动作前无动于衷。我想,假如我右手上刚好有一桶漆,左手上有一碗敞着盖的面条,运气再好一点,这一个趔趄或许能把当妈的也给逗进去,让她看人不幸时的优越感猛增,压过社会礼仪对她的长期约束。公交车里移动电视成天播放大人孩子摔跤的视频,都能让观众们笑得又畅快又安全。

刘宝瑞先生的长篇单口《解学士》说的是明人解缙小时聪颖的事迹,其中有段情节,说明古人和今人所受的风俗道德约束不一。解家寒微,开了一间豆腐坊,有一天放学回来,绵绵春雨,解缙在家门口摔了一跤,旁边的邻舍大人看了纷纷笑了起来,可见这帮人的素质不怎么样。解缙起身之后,对众人说:学生不才,愿为各位作一首诗。众人稀奇,便说快快作来——其实这不是找倒霉吗?——解缙张口道:

 

春雨贵如油,落地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坏一群牛。

 

这几个观众当时就不干了,去找解缙的父亲论理。好像中国家长倒是历来如此,逢到告状的准是先问孩子的不是,老解出门来,问明原委,让儿子把那两句诗再重复一遍。解缙改了最后一句以示自己没有骂人:

 

春雨贵如油,落地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坏众朋友。

 

这一番口头交锋实在是太文绉绉了,本身没有多大好笑的地方。大人们自找没趣,得无聊到什么程度才会以嘲笑小孩取乐呢?随后,他们的告状又属于反应过激,连“笑坏一群牛”都被他们看作是侮辱,对人和对己宽严严重失度。如果说听故事的人会感到喜悦,那无非是听到孩子动动嘴陷害了大人而感到一点爽快而已,而且那些大人还小题大做地把祸殃往自己身上揽。当解缙说完“笑坏众朋友”时,大人们责备他说瞎话:“你刚才分明说我们是一群牛!”解缙作无辜状:“爸,他们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非得到这时,这群大人的狭隘自贱才能引起足够的憎恶,让听故事人认同于解缙对他们的折磨。

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最简单的,比如一个人站在一头海象旁边,两者都有一副横着长的胡子,图下便会有人留言说“我很邪恶地笑了”,这意思就是我心里的恶魔苏醒了,我发现了某种对图中人不利的东西。人人心里住着个恶魔,但是在社交中它被看守着,压抑着,偶尔能被释放出来,重的形成暴力,轻的可能是个恶作剧,多数时候它是放不出来的。为了释放,有文字的民族都生产出了自己的笑话,相声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一心理需要。听相声时,我们认同台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折磨,我们内心的恶魔在观看别人的互相折磨时探出脑袋:它望风的时间到了。

对比一下现在的剧场相声和当年的广播、电视、晚会相声,就会发现剧场里的表演之所以“口味重”,是因为它要把那个恶魔彻底赶出窝来,这不但有赖于甲—进攻方的充分使坏,还得靠着乙—防守方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一个周瑜、一个黄盖的组合。解缙故事里的围观大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凑上前去要听解缙的诗,听完了还要动羞动怒,这就是找罪受。最近看郭德纲、于谦的一个视频,郭德纲说于谦遛狗,出门二十分钟又回来了,于问:“遛完了?”郭答:“忘带狗了。”这时于谦有几种接话方式:表示重度不满的“去你的!”表示轻度不满的“没听说过!”表示委屈无奈的“像话吗?”而于谦的回答却是:

 

这不就是遛我吗?

 

这句话甚妙,它至少有两重功效:其一,于谦主动增强了加到自己身上的折磨的力度。现实中很少有人会这么主动去联想作自嘲的,但是,若是有这么一个朋友在身边,时常对你的攻击报以一种积极而无可奈何的反馈(“好,我服了你了”,“真拿你没办法”,“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你早晚要引他为心有灵犀的密友。其二,也是更微妙的一点,于谦暗示观众,我本人都没拿这种折磨当回事,你又何必对我感到同情呢?设想一个死囚站在绞刑架前,突然问刽子手:“这绳子够结实吗?”自然要让悲悯者觉得自己虚掷了感情:他自己都不在乎近在咫尺的死亡,我们又何不付诸一笑。

要是任相声自由施展,必然有无数这种愿打愿挨的桥段出来。所以,1950年成立相声改革小组后,老艺人们找到老舍先生共谋相声出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新政权不会支持捧逗之间这种强弱关系,如果甲乙二人的口舌都干干净净用在内耗里了,那你们文艺战线的工作者还能有何正面贡献?因此,《白事会》、《拴娃娃》、《卖五器》这些通篇甲拿乙开涮的传统节目都不能演,《相面》、《夸住宅》等则需要清除一些过分的东西。这个变化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多少年后,常演《白事会》的津派演员还是对京派横竖看不顺眼,嫌他们太端着,太“和谐”,不敢去撩动观众讥刺他人的本能。

我经常举姜昆、李文华的《谈美》(真不像一段相声的题目,叫《美人论》还差不多)为例,这是他俩最早的作品之一。姜昆上来就拿李文华说事:“您在后台,往镜子前头一站,弄点红抹脸上……一站站了二十多分钟,谁也挤不到前边去”,李腼腆笑答:“我觉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头。”按现在的演法,说到这一步,下面逗哏的就该“折磨”捧哏的了,比如这样:

 

李:我觉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头。

姜:这就叫人要脸树要皮。

李:你这话我听着别扭。

 

或者这样:

 

李:我觉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头。

姜:您的自恋让人肃然起敬。

李:你这叫什么话?

 

但《谈美》完全排斥甲乙二人的互相嘲讽,姜昆接下去谈到李文华虽然上了年纪,却有一身合体的衣服,最后落实到主题:“这就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一番开场对白,既无激烈也无机智,只是用李文华的年岁和他煞是天真的表达(“我瞧着自己那么短小精悍的”)搔搔观众的笑纹。演员跟观众维持着这样一个共识,即,观众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他们不会向演员期待得不到的快乐——放出恶魔后的快乐。

那些年与相声有关的出版物,也在向读者解释为什么捧逗是平等的。1988年出版的陈连升、孙立生所著《相声群星》一书里,说到为王谦祥捧哏的李增瑞的情况:

 

李增瑞被固定捧哏以后,有一段时间产生了悲观情绪,自卑感相当严重。由于多种原因,捧哏演员历来被某些人所轻视,他是从小要强惯了的,在学校里总是一帆风顺,想起将来的“命运”,总有许多不安,而又无法解脱。不久,团里决定在学员班里增设副课,从此他就向高凤山、王学义两位老师学唱快板。他想:快板是单人演唱,学好了增加一份本领,倒也不错……

 

王李的长期搭档后来被美称为“祥瑞档”,我们很难判断,李离开王能否有更好的发展。这段引文用了一副政治辅导员的腔调,把李增瑞当成一个思想出了状况的积极分子,经过批评教育、自我学习后,才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文章要说服读者,捧逗之间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今天,我们都读得出这里头的乡愿味。

大人羡慕孩子无忧无虑,认为孩子没有赚钱糊口的压力,这是只知其一。孩子的快乐很多时候系出他们内心的恶魔无人看管,他们甚至不知道嘲笑一个跌倒的人,可能第一时间遭致肢体报复。相声演员利用周瑜黄盖式的折磨表演,设法在成人心中复苏儿童的这种简单情感,还得告诉观众,请你放心,我们是心甘情愿。当着观众,郭德纲经常说些安抚语言:“玩笑归玩笑,日常生活中我很尊重于老师,于老师出道比我早,艺术和人品都比我高,我们是好兄弟……”云云,仿佛一团和气,然而话内一旦冒出机锋,观众立刻切换入幸灾乐祸的状态。说穿了,相声本质上就是演员付出牺牲,给人一个安全地看人出丑的机会。

弗洛伊德说,你心里的妖孽有多强大,决定了你需要为看守这个妖孽付出多少能量,也决定了你能从嘲笑别人中获得多大的快感。同情心强的,笑得克制些,反之笑得狂放而邪恶。有时候,看于谦一副幽怨状地望着台下的一片片笑脸,眼神里的意思好像孩子似的“你们都是坏人!”这是真相,每个妖孽同时伸出头的一瞬间,我们都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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