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陪同建工学院的两个访问团去江、浙和香港走了一遭。

　　走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地能学到知识，而且在走路时学的都是现时，在读书中学的则往往都是过去。綦书记的迁校和置换理念，就是从参观东北、京沪，以及华中多间高校的操作上吸取了经验和得到了鼓励。这次再组队前往，也是上次参观的延伸。所不同的是，上次是取经，学的是观念，这次是求教，学的是实质。在团队之中，除了由綦书记领队，由我增加声势之外，其他成员都是负责建设新校区的主要成员，其中有总指挥王崇杰副院长、副总指挥张书明主任。各有各的问题要面临，各有各的问题要解决，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在中国，每年都有三个大假，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日和传统的农历年，每次都会放假七天，是所谓的“黄金假日”。因为每次都为旅游业带来几千亿的生意，是货真价实的“黄金假日”。

　　我和太太傅静珍先在五一之前飞抵上海，住在家兄宪佐处，与他们在上海共度假日。之后，綦书记等全团人马五人由济南驾车前来上海会合。当晚，我们都住进旅馆，并邀请家兄同进晚餐。在整个旅行过程中，綦书记总是让我夫妇俩人觉得受到额外的礼遇，这是他为人待人细致之处，实在难能可贵。

　　我们首先参观上海郊区由置换而新建的校区，就以松江区为例，区政府首先无偿地提供土地3 000亩，吸引三五间高校迁往。有间外贸高校，建筑得气象万千，令人神往。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不出来看看，不知道自己多小，别人多好。”

　　这个区的领导人，很有眼光，放长线，钓大鱼。几所高校迁建之后，马上就吸引了几家跨国科技大公司跟进建厂，地价随之上升。该区接着又在邻近划地3 000亩赠与市区高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发展惊人。这与许多保守地区，如济南等市，很不一样。不大力支持高校发展，也就吸引不到高科技公司，也就无法为当地造福了。

　　离开上海之后，即往杭州方面进军，一路上边走边看，看了现代的大观园，也参观了周庄的风貌，看了沿途的风景，也游了千岛湖。看了这些地方，使你觉得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是山河锦绣和山川壮丽。

　　到了杭州，不能不游西湖苏堤，虽然游了多次，也还有诗情和画意。到了西湖，不能不吃西湖醋鱼，虽然吃了多次，也还是别具风味。

　　看了中国，你就会爱中国。

　　看了中国，你就会了解岳飞为什么写下“还我河山”。

　　到了杭州之后，我即和浙江大学的人事部主任朱荫楣教授联络，由她安排明天一天的参观日程。我们诸多的要求与临时更动，使她忙到几近午夜。但她都一一不厌其烦地做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不但是样样俱到，而且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详细的日程表。在国内能有如此高效率，真是难得，故而当我们自己几乎迟到时，我很不耐心地脱口说出：“我们不像一个高校团队，简直是乌合之众。”

　　这句话口吻是重了一些，可是有效果，以后的日程就都变得有秩有序，有板有眼了。

　　朱教授是一位学术界前辈朱祖祥校长的女儿。朱校长主持浙江农业大学多年，是我所敬仰和敬佩的学者，他早年留学美国，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土壤学博士，因爱国心切，于1951年回国报效，30年来历尽艰辛，从来不吐怨言，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深觉他是学术高、人品厚，一位可亲可师的长者。他的不幸去世，我心中一直有着无限的惋惜。回想在1981年，我应马大总校长J. Toll之嘱，前往浙农大参观，并定夺两校合作之事，以后朱校长到马大和Toll签约，都是由我牵线，由L. Vanderhoef 安排的。人去楼空，无限感慨。

　　目前的学术界，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近于完美的学人。

　　从参观浙大新建的校区上，从访问负责建校的人员中，学到了不少在操作上的经验。中午蒙浙大书记张俊生教授宴请，他在香港新华社任副社长多年，大家很熟。我对他说：“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彭定康，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你。”

　　在香港回归前住过的人，都会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

　　晚上去浙农大校区，由程校长招待，能看到李德葆、季道藩教授等多位旧识，很是愉快。只是岁月催人，不胜今昔。

　　在南京参观的主要对象是师范大学，规模很大，建筑很多，事事总是百闻不如一见，在相较之下，优劣很明显，这对山东建工建设新校区的诸多取舍上，学了很多。行前蒙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教授款待。任书记，清华出身，曾任清华和北大书记，是一位干才，又有口才，值得学习。

　　认识任书记多年了，是深圳科兴老总潘爱华从中拉线。以后深圳、北大、科大的合作，又是任书记和我从中拉线，当然其中少不了潘爱华、陈章良、李连和与卢毓琳的参与。

　　同年的12月中旬，綦书记组织了20多位山东建工的主干访问香港。从安排到陪同，都由我出马。在我再三的建议下，访问团的成员缩小到18位。由綦书记领队，张书明主任任总干事，去香港三间主要大学访问一周，先到科大，再去港大，最后参观的中大。

　　其他的成员有副院长方肇洪，有系主任张培忠、徐进、段培勇、宋世军、王龙、许福运，有总支书记顾一中、李伟，有处长范存礼、许传海和徐友全主任。

　　在参观科大时，理所当然地由建工学院的名誉教授、科大工学院院长王康隆负责接待。投桃报李，他特别精心安排，不但由代校长陈玉树出面款筵，还乘坐游轮观光，高格的接待，不但使大家宾至如归，更是令人自豪。綦书记等一行，看到了科大的实力、现代化的设备、高水平的人才，及浓厚的研究风气，在在都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接着就由我陪同去参观港大，徐立之校长刚从美洲公干归来，时差仍未调顺，即出面接待，并备午餐宴客，令大家感动不已。港大历史最久，也最负盛名，不虚此行。

　　到了中大，校长金耀基兄已在门前迎接，备受礼遇，大家感受至深。中大近年来发展迅速，人才济济，颇多可以借鉴之处。参观了这三间有不同历史、不同背景，又有不同使命的现代大学，对建工学院的同人，在思想上、理念上与格局上对大学之道，增加很多见识，对今后建工学院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启示。

　　“百闻不如一见”，“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些话都可以用来形容这次参观访问各校的情形和感受。

　　2003年初，綦书记任期届满，退居二线，邀请我的主人已不在其位，我就不谋其政了。仍留在位的邢院长，为人对事又和綦书记截然不同，我也就下堂求去，从办公室搬出来了。虽然綦书记也曾多次修书，推荐我为山东教育顾问，上级是充耳不闻。在山东官场，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官本位十足，有什么架子就摆什么架子，有什么权力就用什么权力。在官场，学术不占地位。“科教兴国”就沦为花瓶和口号了。

　　何况是“非典”疫情严重，我也就在济南匆匆地呆了一个月，于4月底从上海悄悄地返回美国避“非典”去了。到了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新世界时报》还写了如下的一篇“有话得说”：有话 得说每登泰山，必去山麓拜望冯玉祥将军之墓，也必拜读他在1940年5月20日所作的一首题名为“我”的诗。其中有两句使我觉得特别亲切，“我写我说”和“我便是我”。

　　我已年近古稀，也总想从善如流。故在这六七十年间，想改变了六七十次，活来活去，改来改去，仍然“我便是我”。每次一改头，一换面，我就不再是我了。在1999年，香港商务为我出版的《真人直话》一书中，就有一篇“依然故我”。我写着“岁月与经验的累积，使我珍惜依然是我的我”。这一辈子，上上下下，苦苦乐乐，依然故我，我便是我。

　　我笔耕了六七年，也写了六七本书，写来写去，编来编去，从头到尾，不止是我写我说，而是有话得说，不得不说，得说什么呢？看到的得说，想到的也得说。

　　今年初，启程返回香港科大时，不知道广州有非典型肺炎。到了香港之后，也不知道“非典”已在社区快速传染。

　　高官总是喜欢把小市民蒙在鼓里。

　　我在3月25日回到山东老家讲学，开会。到了济南不久，香港一夜间变成疫区，我在济南成了有家归不得。正好，山东大学的展涛校长早已邀我在山大作一系列的演讲。

　　我和山大主办外事的刘永波主任商定了六个讲题；为行政人员讲“科大十年有成”；为研究生讲“研究之道”；为本科生讲“背水一战”；为文史哲师生讲“基因与人性”；为医学院师生讲“中药现代化”；为在校师生讲“挤入美国象牙塔”。每题讲两次，共12堂。

　　刚刚在4月中旬讲完“背水一战”和“基因与人性”，就赶上北京“非典”真相大白，全国哗然，人心惊慌。教育部立即通令全国高校停止大型活动。我的讲演就这样中断了。接着济南传出“非典”病例。家人又问我：“你还在哪里干什么？”我即商请我曾担任名誉院长的山东建工学院，派车送我直奔上海，转机返美。北京机场，我不敢去了。

　　在上海的兄嫂，一再交代我，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飞机也好，火车也好。也一再交代我，要由济南直奔上海，中途不要打点停留，我深知他们的心意。

　　人到生死关头，保护自己的最后的利器，就是自私，不自私又焉能自卫?

　　我于4月25日到上海，28日乘上海到旧金山的联合班机返美。回家之后，自动隔离，在地下室，住了三个礼拜。未到家之前，太太已把地下室用Plastic 封好，每天把做好的饭菜放在凉台上，我上去取用。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动坐牢。可是已经是第二次从中国逃难出来，上次是为战火，这次是为“非典”。两次都不好过。

　　从疫区来的人，不管走到哪里，人家都怕，真的怕，怕的是要命。

　　“非典”像龙卷风一样地扫遍了中国大地，扫出来了国人之长，也扫出来了国人之短。扫出来了三地之同，也扫出来了三地之异。“非典”像是一座照妖镜，在“非典”面前，人人露出原形。

　　国人之长多表现在医护人员身上，不论是华佗般的医师，也不管是天使般的护士，那种舍己为群的精神，那种赴汤蹈火的勇气，谁不感动?没有他(她)们，恐怕是走进医院的人就会更多，能走出医院的人也就会更少了。

　　国人之短表现在“非典”面前的首推“三不”：不讲实话、不讲公德和不讲卫生。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国人之长，在三地表现得有差异，有些地方的医护人员就临阵胆怯，不干了。可是国人之短，三地表现得几乎是一模一样。

　　长处不一定人人都有，短处却是处处可见。

　　我将在“非典”过境时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写成一首打油诗。我看到的，我得说，非说不可。我说：在北京是：“卫生部长不卫生，京城市长不真诚。非典病人满街跑，还叫百姓不要惊。”在台湾是：“和平医院不和平，庸医带病游东瀛。院长隐瞒非典情，病人潜逃成元凶。”在香港则是：“淘大花园非典凶，病了房客病房东。高官噩梦竟成真，明珠一夜变疫城。”

　　我想到的，我也得说，更是非说不可。我说：“非典照出非典人，父子六亲归不迎。光天化日公德无，酱缸文化龙卷风。”又说：“欺上瞒下成世风，包公再世坐愁城。人都自私又耍赖，非典面前现原形。”最后我说：“人类有史千万载，渐忘空气与卫生。若非非典来提醒，人去楼空日月星。”

　　上面说的都是“三不”，也都是事出有因。连历来的皇上都喜欢听百姓说谎，叫声“万岁”。公德更是争不过人情味在良心中的地位。不讲卫生，物质、文明以及教养之不足，都是成因。但这并不足以使你自欺欺人。“非典”却是明镜高照，使“三不”者罪有应得。“非典”去了，定会重来，希望人人都能吸取这次生聚的教训。“三不”要不得，害己害人，祸家祸国。

　　我看到的，我想到的都得说，我就都说了，这就是我的有话得说。

　　2004年初，邢院长任满，王崇杰接任建工学院院长，再恳邀我回建工，建工学院已经有了大楼，现在缺少的是大师了。

　　我再为建工学院在敦请大师上助一臂之力。当然，我还是离不开那句老话：“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要在这句老话上下功夫。

　　今年的3月13日，我在北京大学考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之后，即在次日赴济南山东建工学院，蒙薛书记和王院长热切招待，并于15日在新校区和王院长、沙副院长等商讨建工今后发展的重点。

　　大家的共识是要“以人为本”。是要以“三顾茅庐”的精神去求才，不能光靠“姜太公钓鱼”式的方法去招才。我鼓励建工应该有位副院长专责此事，向外求才，向内捧才。非如此，不能体现“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再者，就是要面向世界，我可以陪同建工的主要领导去西海岸加大戴维斯和洛杉矶分校，以及东海岸的马大访问参观，并引见主政的校长，我的旧友，L. Vanderhoef是戴维斯的校长，W.E. Kirwan和F. Hrabowski是马大总校和分校校长。他们都很热心地等待中国客人的到访。

　　最后，大家决定在今年10月18日为建工新校区的竣工举行校庆典礼。由我邀请名校校长参加，共襄盛举。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份邀请函：

　　我爱山东，山东是孔孟桑梓之邦。

　　我爱山东，山东是我生长的地方。

　　于是，在我离开山东50多年又在香港科技大学退休的第二天，2001年的10月16日，我就回到山东济南，加盟山东建筑工程学院，成为名誉教授，也成了名誉院长。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继美国马里兰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之后，成了我的第三个校园。

　　5年以前，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占地百亩，有学生3 000名，老师之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者，寥寥无几。今天，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在郊外的新建校区占地3 000亩，有学生2万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80多位，具有硕士学位者近400位。

　　这样惊人的发展，没有花费政府的一分钱。

　　如果说，香港科技大学“十年有成”是亚洲的奇迹，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的“五年发展”则是山东的奇迹。

　　山东建筑工程学院择于今年10月18日为新建的40万平方米的新校区举行校庆和竣工典礼。敬请您本着一向支持我对山东高校的热心和爱心，拨冗参加庆典，见证奇迹。鸿展教育大业，您的驾临，会为这所平地岖起、创造历史的高校带来无限的鼓励和勇气。这种鼓励会让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的全体同仁更有勇气地努力。

　　谢谢您的关爱。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孔宪铎四。

 

 

 

   完    200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