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网易新闻 报道： 众星心系地震灾区 成龙等人捐款1000万

网易娱乐5月13日独家报道 5月12日下午，在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震灾声传来，一时间，明星、艺人等纷纷慷慨解囊。为四川灾区提供自己的最大支持。

地震后不久，中国民政总局授权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和中国慈善总会两个部,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同时，演艺界人士也是身先士卒，林建岳先生、冯小刚徐帆夫妇、张国立邓婕夫妇、王中军先生、刘德华先生第一时间联合发出倡议，希望社会各界尤其是演艺界同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捐款赈灾，呼吁所有爱心企业、热心公众，积极关心地震灾情，向灾民伸出热情援手，及时捐赠，帮助灾区人民渡过生活难关，并且他们分别捐款20万、10万、10万、10万、10万，共计60万元人民币。

而后，援助之手纷纷伸向四川。其中，成龙、杨受成捐款1000万、李连杰壹基金捐赠100万、姚明捐赠50万、陈坤捐赠20万、黄晓明捐赠15万、赵薇捐赠10万、刘晓庆捐赠10万、那英捐款20万元、张靓颖捐款10万元、孙俪捐款10万元、巫启贤捐款5万元、李咏捐款10万元、朱时茂捐款5万元、陈佩斯捐款5万元、贾樟柯捐款3万元、范冰冰捐款20万元、林心如捐款10万元、张信哲捐款10万元、《中国兄弟连》剧组捐款10万元、陆毅鲍蕾夫妇捐款15万元、田亮叶一茜夫妇捐款10万元、伊能静捐款10万元、谢霆锋捐款30万元、容祖儿捐款30万元、蔡卓妍捐款10万元、李湘捐款10万、阿娇(钟欣桐)捐款10万元、周杰伦捐款50万元、苏有朋捐款10万元、黄圣依捐款20万元、易中天捐款8万元、谭维维捐款10万元、于丹捐款10万元、邵兵捐款10万元、陈楚生歌迷会捐款3000元、徐静蕾捐款20万元、姜文捐款10万元、姜武捐款5万元、张庭捐款10万元、《李时珍》剧组捐款6万元、郭台铭集团捐款6000千万元、高凌风康康等捐款30万元新台币、陈慧琳与演唱会主办单位捐款60万元、爱乐团捐款5万元、谭晶捐款10万元、崔永元捐款10万元、伍思凯捐款6万元、高圆圆捐款20万元、刘伦浩翁虹夫妇捐款10万元、歌手阿木捐款3万元、李冰冰捐款30万元、陈建斌蒋勤勤夫妇捐款20万元、甄子丹捐款10万元、戴菲菲捐款2万元、覃辉覃宏兄弟捐款200万元、景甜捐款3万元、李静捐款10万元、刘烨捐款10万元、于娜捐款5万元。

另外，博纳英龙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北京保利博纳总裁于冬，代表公司决策层宣布，博纳英龙将捐献总计100万人民币作为赈灾款。包括公司董事长成龙先生、范冰冰工作室、黄奕、袁泉、张世、姜宏波、梁慧恩等艺人在内的所有博纳英龙成员纷纷慷慨解囊，集齐100万善款，交由成龙基金会。

据悉，范文芳在得到地震的消息后，及时关心四川粉丝团安危，而湖南卫视的部分主持人，纷纷表示愿意义演。超女谭维维、李宇春积极为灾区人们献血，并呼吁社会爱心人士一起参与到献血的活动中来。

明星捐款明细表

成龙、杨受成：1000万

李连杰壹基金：100万

姚明：50万

林建岳：20万

陈坤：20万

黄晓明：15万

冯小刚徐帆夫妇：10万

张国立邓婕夫妇：10万

王中军：10万

刘德华：10万

赵薇：10万

刘晓庆：10万

那英：20万元

张靓颖：10万元

孙俪：10万元

顾长卫蒋雯丽 10万

巫启贤：5万元

李咏：10万元

朱时茂：5万元

陈佩斯：5万元

张静初：不愿透露金额

贾樟柯：3万元

范冰冰：20万元

陆毅鲍蕾夫妇：15万元

博纳英龙成员:100万元

林心如:10万元

张信哲:10万元

《中国兄弟连》剧组:10万元

田亮叶一茜夫妇：10万元

伊能静：10万元

谢霆锋：30万元

容祖儿：30万元

蔡卓妍：10万元

李湘：10万元

阿娇(钟欣桐)：10万元

周杰伦：50万元

苏有朋：10万元

黄圣依：20万元

易中天：8万元

谭维维：10万元

于丹：10万元

邵兵：10万元

陈楚生歌迷会：3000元

徐静蕾：20万元

姜文：10万元

姜武：5万元

张庭林瑞阳：12,8340元

《李时珍》剧组：6万元

郭台铭集团：捐款6000千万元

高凌风康康等：捐款30万元新台币

陈慧琳与演唱会主办单位：捐款60万元

爱乐团：5万元

谭晶：10万元

崔永元：10万元

伍思凯：6万元

高圆圆：20万元

刘伦浩翁虹夫妇：10万元

歌手阿木：3万元

李冰冰：30万元

陈建斌蒋勤勤夫妇：20万元

甄子丹：10万元

戴菲菲：2万元

覃辉覃宏兄弟：200万元

景甜：3万元

李静：10万元

刘烨：10万元

于娜：5万元

（截止时间：5月14日17时00分）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向地震灾区遇难者遗体三鞠躬

　　核心提示：看到广场上摆放的遇难群众遗体，温家宝心情十分沉重，他说：“我给遗体三鞠躬。”三鞠躬后，他向大家招手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抗震救灾工作做好。”

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7.8级地震。温家宝总理于当晚20时抵达都江堰，现场指挥抗震救灾。 中新社发 黄荣 摄

中新社北京5月13日报道   看到广场上摆放的遇难群众遗体，十二日赶赴震灾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心情十分沉重，他说：“我给遗体三鞠躬。”三鞠躬后，他向大家招手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抗震救灾工作做好。”

四川七点八级地震发生后，温家宝赶到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校，当了解到学校有上百学生被埋在废墟下，他说，我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来了，人命关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难过。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全部力量救人，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温家宝告诉大家，专业化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已经赶到四川，正在向灾区赶来。

下午四时四十分许，温家宝在飞机上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工作。他说，四川发生了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指示，国务院成立了以我为总指挥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并设立有关部门、军队、武警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援组、预报监测组、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基础设施组、生产恢复组、治安组、宣传组等八个抗震救灾工作组。

温家宝说，这次抗震救灾工作时间特别紧迫，责任特别重大，任务特别艰巨，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力做好被困群众和受伤群众的救治工作，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全力组织恢复受损的基础设施，特别要抓紧通水、通电、通路，保证通讯畅通，保证重要基础设施和水库大坝、铁路公路涵洞的安全，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

温家宝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身先士卒，带领广大群众做好抗震救灾工作。要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温家宝说，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他表示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

温家宝一行抵达成都后随即乘车前往震中地区。由于地震造成前往震中汶川的道路已经中断，温家宝率领指挥部在都江堰就地搭建的帐篷里开展工作。初步了解情况后，温家宝当即提出五点要求：一是部队要立即从南北两个方向向震中地区前进，要克服一切困难、就是步行也要尽快进入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早一秒到达受灾地区，就可能早抢救更多的生命;二是要争分夺秒抢修公路，哪怕修一条临时道路，也要把道路打通;三是要进一步摸清受灾情况;四是各部门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包括药品和食品在内的救灾物资运进灾区;五是请地震部门抓紧会商，对地震趋势做出科学研判。

晚上十时许，微微细雨中，温家宝前往都江堰市灾情严重的中医院和聚源镇中学校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地震中，中医院五层楼高的住院部已经坍塌，温家宝走向前去仔细查看，向正在抢救的部队指战员和医院工作人员询问“情况怎么样”“住院部有多少人”“生还的有多少”“还有希望吗”，他要求指战员尽全力把每个角落都探查清楚，救灾工作要有序进行。

总理的到来，使受灾群众感到十分感动，群众中不时有人说：“谢谢总理”“总理好。”

据了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指战员两万余人已抵达抗震救灾现场，开始救援工作。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飞虎队员林雨水和日本飞机“拼刺刀”

　　核心提示：飞虎队员林雨水是当年驾机起义的十二位国民党机长中唯一健在的一位，当年作为飞虎队的一员，他在中国天空痛击日本侵略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查看全文>>

林雨水：逃回祖国抗战

参加过美国飞虎队中的华人，还活着的不到10个人，他们的平均年龄88岁。他们是真正需要抢救的“国宝”。87岁的林雨水，经历过抗战的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文革的惊涛骇浪，成为幸存的“活化石”。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芷江建成盟军远东第二大机场。闻名于世的“飞虎队”就驻扎于此。在陈纳德提出的“要在中国西南各省开辟几处大型军用秘密前进机场”建议下，1938年，芷江机场进行了扩修，成为抗战时期盟军远东第二机场。1938年陈纳德飞抵芷江，10月在芷江创办了第一所美式航空学校，为中国空军培养了大批优秀飞行员。

“我是爱国华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参加战争的军队人员组成多是文盲，而飞虎队中的中国人不同。不管是飞行员还是地勤，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很高。担任过飞虎队第14航空队第5混合大队17中队上尉分队长的林雨水说：“我所属的小队有300人，其中半数是中国人。”这些人中有80%的人是因为抗战而回国的华侨。在抗战后期，云南滇西抗战中有“南桥机工”这个名词，说的是由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号召，组成的援助国内抗战的司机队伍。这些人的文化素质在当时来说，也是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的范畴。

林雨水出生于福建西北处一个客家人家庭，因家贫养不起，父母无奈将1岁半的林雨水和比他大三、四岁的哥哥卖给姓林的菲律宾华侨，并被带到菲律宾。日军侵华不久，他在马尼拉一个航空学校半工半读。

抗日爆发以后，他就和两位同学商量回国抗日。当时，菲律宾已经戒严，严禁中国华侨回国抗日，严禁战火卷到菲律宾来。为了回到中国去参加战斗，林雨水和三位青年一起，三个人背着父母混在渔船里，偷偷离开了菲律宾。林雨水说：“你可能都不相信，我当时急急忙忙，怕被抓回去，所以只穿了一条裤衩上船。”

林雨水回忆，他们几个青年华侨几经辗转，才经香港到昆明，参加昆明航校的入学考试。路过广州时，有几个老头、老太太看林雨水无法跟人用中文交流，就好心地教他了几个汉字，以便他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干什么的，打哪里来，希望到哪里去。

好不容易到了昆明，千辛万苦找到昆明航校，林雨水他们三人身上的钱全部花完了。屋漏恰逢连阴雨，入校还要参加考试！这一下，林雨水的心彻底凉了！由于林雨水不会中文，所以，别人在试卷上不停地答题，他只能坐着、听着、看着。“我的心里充满了沮丧，我想，完了！还是回到菲律宾去吧！不会中文，谁要呢！”后来，他把仅仅会的几个中国字写满他的试卷：“我是爱国华侨。”谁知道，正准备打道回府的林雨水竟然在录取榜上看到了他的名字。

当时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多是知识青年，他们把为自己的国家献出热血当作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抗战爆发后，无数海外华侨争相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林雨水就这样卷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

西点教官

林雨水说，他一进航校就拼命学习。为了努力学习，他在自己的胳臂上刺上“上”字，表示要天天向上。后来他去美国西点军校航校学习时，学校不允许在身上刺字。他才到医务室生生把“上”字去掉。

由于日本空军不断轰炸，林雨水所在的空军军官学校也几经转移，先在昆明，又搬到四川宜宾，没有两天，日本飞机又来了。昆明航校后来搬迁到云南驿机场训练。可是，日本飞机来了，他们炸毁了所有的训练飞机。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可以说是毫无空战的能力。如果没有美国、苏联的帮助，中国没有制空能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也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美国协助中国训练飞行员。林雨水也被送到美国西南部凤凰城鹿克航校（PHOENIX,LUKE FIELO ADVANCE FLYING SCHOOL）接受飞行训练，毕业后又被送去得州TEXAS,SAN ANTONIO美国航空西点（WEST POINT OF THE AIR）接受训练教官的课程，包括：空中射击、各种飞行特技、夜间飞行以及各种复杂仪表飞行、穿云下降等等。毕业后他被派到凤凰城鹿克高级航校任教官。他是西点军校的第一个中国籍教官，在鹿克航校他教了第十四期及第十五期学员，其中一位优秀学员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周训典。周训典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击落日军飞机6架。在对日空战中，他三次遇险，负伤降落在沦陷区，又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归队。

如果林雨水就此留在西点，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种景象，但他还是申请了回国抗日。1944年夏季他到印度美国十四航空队基地报到，参加了中美混合大队—飞虎队。一开始，他的任务是将美国援华的新飞机，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送到云南昆明，有时也送到湖南芷江。当时中国物资匮乏，特别是缺少飞机、汽油、炸弹、飞机零件，许多都必须从国外空运到中国，十分宝贵。驼峰航线被为“死亡航线”，这条航线损失500多驾飞机，牺牲1500人。他的同学，马来西亚华侨杨鼎玲就是其中牺牲人员之一。

湖南芷江是抗日时期最大、最前线的空军基地。战斗激烈，前线飞行员和飞机损失惨重。林雨水送飞机到芷江时，上级把他留下来参加中美混合五大队二十七中队，没多久又被派到第十七中队，直到抗战胜利为止。他在中美混合大队——飞虎队一共参战89次，击落日军飞机6架，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勋章14枚。

湘西会战

1945年4月，日军集中十万兵力，分三路进攻，企图占领芷江机场，从而威逼四川重庆——当时中国政府所在地，此即湘西会战。

14航空队全程参加了湘西会战，几乎每天升空作战。“我与我的老战友彭嘉衡、吴其轺、张松仰、田景祥等一起和美国空军并肩战斗，每天出动飞行4～5次去打击日本鬼子。”没有空军的支援，地面的陆军怎么能挡住骄横跋扈、气焰嚣张、拼命冲杀的日军呢？60多年过去，林雨水对战友的名字依然记得很清楚。

日军代号“LCHIGO”，即“一次过”（笔者翻译是：一号），从湖南邵阳市向西进军。林雨水说，当时日军在邵阳过河，他驾机攻击，打死桥上很多日本兵。而地面国军抵抗不住，紧急向空军求援。日军攻到茶果岭，距芷江很近，飞行时间不到20分钟。“我们从芷江机场出动了全部飞机，打击日军。每人每天出动最少4—5次，每架P-40飞机带两枚250磅炸弹或带一个50加仑燃烧弹去炸和烧毁躲在战壕的日本兵。经过十多天激烈战斗，把日军打退，保卫了芷江。我方飞机和人员安全无损失，飞机即使挨打中弹仍安全飞回来。”

“一次我的飞机最多中七粒子弹，其他人中三、四个子弹不算什么。而日军损失惨重，被我们打死、炸死、烧死6000多人。”后来日本人感慨，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多飞机。

此次战役，中国方面出动了3000多架次飞机，单芷江就占了81%。林雨水说，芷江基地取得了巨大胜利，要感激芷江人民，因为芷江人民从精神、人力、物质上提供了一切帮助。为了延长跑道，芷江机场就花了一万多人力把北头的地填平，没有机械，完全靠老百姓用土法子干，异常艰苦。

林雨水说，不管是湘西会战，还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协同作战是密不可分的。不管是美国人、中国人，陆军、空军、老百姓，甚至世界各国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民众们，他们对于战争的贡献都是历史事实。

生死同盟

林雨水在参观飞虎队纪念馆的时候多次表示，今天“中国籍飞虎队纪念馆”正式揭幕，取用这个名称非常正确。过去长时间只报道“飞虎队”，以为飞行员全是外国人，其实“飞虎队”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但我们并没有忘记美国人民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过去，我们与美国人共同出汗流血是生死同盟关系。”

1944年8月21日，上午。在洞庭湖一万多英尺高空，林雨水的机群遭遇到日本战斗机的攻击。“日本飞机正在向美国五大队队长旦宁少校（GOL.John A DUNNING）攻击，他的飞机被击中，但仍能向下俯冲，正好我在日本飞机后面右侧，日本飞机也还在攻击我。我看旦宁飞机处于危险处境，我也顾不了自己的安危，我第一个反应是先救旦宁，我对准日本飞机开枪，把飞机击落。旦宁安全飞回芷江，而我的飞机也被日本战斗机打穿了几个洞”。

林雨水另一次救护美国飞行员，是在长沙上空。“我发现在我左边上空两架日本飞机正在攻击美国少校威廉氏（COL.WILLIAM BONNEAUX）,而我的飞机也受后面日本飞机的攻击，但我想到是去解救威廉氏，便去追击威廉氏后面的敌机，把日机击落。威廉氏飞机受创，也安全飞回，我的飞机虽有几个弹洞也飞回芷江。”

前后救了两位美国战友，林雨水得到美方的肯定和赞扬，于是颁发给他两枚空军勋章（AIR MEDAL WITH CLOSTER）及空战卓越成绩单，颁发一枚十字勋章（D.F.C），全名是DISTINGUISH FLYING CROSS，很少人可以获得此类勋章。

林雨水双手比画驾驶飞机空中作战的情景：“日本人的飞机追美国人的飞机，我追日本人的飞机，我后面是日本人追我的飞机。我前面的日本飞机划S形飞行；我在后面也划S形追击。我是西点军校航校的教官，我在美国教的就是S形追击时，打‘提前量’射击前面的敌机。‘嘟、嘟、嘟，’我的机枪在内半径提前射击，敌机飞到那里，刚好中弹！”

他特别提到一次空战与一架日机头对头打，可以说是拼刺刀。双方都不怕死，头对头开枪，谁也不调头。

“我机身被击中，滑油管也中弹，滑油立即喷出射在前面玻璃。但我仍能向日机射击，把日本人打死，飞机坠至山顶爆炸，黑烟上升到2000—3000英尺上空。这时我机发动机温度已升到超过205℃危险点。我只好调转机头回芷江。滑油不停地漏出，我减小油门降温，半飞、半滑翔，过了白马山，发现前面一块平坦草地，几只水牛在吃草。我心急，生怕飞机由于高温爆炸，决定向草地迫降滑行，放下轮子慢慢下降，心中怀疑这块草地是否属日军占领地。所以安全降落后把飞机停在草地尽头不关发动机，万一此地被日军占领可随时起飞。我向远处望，看见站岗的是中国士兵，于是放心把飞机滑向一个草房停下。原来这是溆浦县的旧机场，距芷江约105公里。有一位机械员帮我修理滑油管，修好后再加汽车滑油。”

他飞回芷江，回到七里桥宿舍时，才发现他的床铺移位了，日用品也给战友分光了——他上午飞去汉口与日军作战，其他人员中午已返航，他迟迟未归，战友们都以为他光荣牺牲了。因当时物资缺少，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把留下的东西分给需要的人用。

“追星”周恩来

林雨水最得意的回忆是他和周恩来的两次握手，“这在飞虎队老飞行员中是唯一的。”

1945年，林雨水等五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南京新街口的大街上散步。“我在街上买雪糕，突然发现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坐在小店里吃雪糕。我同周恩来打招呼，他也微笑地向我们招手。”

“我急忙翻遍全身找纸和笔，想请周恩来签名。找不到纸，我找到五张500元的法币。结果，周恩来微笑地在分别在五张法币上签名。”林雨水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用的是一只新华牌钢笔。

当时，林雨水把五张法币分给了在座的其他军人三张，自己保留了两张。现在，其中一张，他送给了南京周恩来纪念馆。2005年，最后一张签名法币他割爱给了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友方守义。

林雨水第二次见到周恩来，他已经是总理了，那是在“两航起义”后。“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到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两航共拥有C－46、C－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是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10架，中央航空公司2架飞机起义。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林雨水是参加起义的12名机长之一。当天晚上，他与52名两航人员驾乘12架民用运输机由香港机场飞抵北京，获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晚总理未能第一时间认出他，但他是唯一带家眷投奔祖国的人，引起总理注意。到他走近时，总理认出他了，很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我们是不是在1945年见过面？”

他回忆说，与总理握手还有一件趣事，当时总理身边的人员看着我这样兴奋，及时提醒我：握手时不要力气太大，总理的右手骑马时受伤了。那些美好的时刻，林雨水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年架机起义的12位机长，时至今日，只有87岁的林雨水一人了。

劫后余生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雨水饱受冲击。造反派说他是“叛徒、内奸、特务、工贼、美蒋反动派的残渣余孽、美国特务、伪军官……他说：“天天挨揍是跑不了的。挨抽大嘴巴，也是家常便饭。”

他说：“有一天，来了几个彪形大汉。他们说：那个老混蛋在哪里呢？我们看看他！他们一边对我拳打脚踢，一边让我承认罪行。其中的一个大汉对我喝道：我们听说你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官？你是美蒋集团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我打死你这个狗汉奸！狗特务！说着，他让我立正站好，站直。对着我的肚子，只一拳，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林雨水回忆：造反派们一看，躺下啦！没有气啦！傻眼啦，出人命啦，都跑了。有人通知了我的家属，于是，我的太太、儿子急忙找了一辆运垃圾的手推车把我送到上海中山医院。上海民航跟来几个造反派，说：这个人是牛鬼蛇神！医院的医生、护士一量血压，到0了。他们说：“不行啊！我们医院规定，不能给牛鬼蛇神看病！那么，你们回去吧。”

医院的院长叫吴照汉，他说：“牛鬼蛇神也是人，应该给看病。”手术打开腹腔，里面全是鲜血。胃动脉的血管被造反派给打破裂了。

史无前例的文革给他一家带来诸多苦难。他和夫人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女儿在文革中受刺激自杀了。

1978年，林雨水到了香港生活。他改了名字，叫林炳煌，年龄也改小了十岁。他一去香港就在一家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还要马上奋发学习粤语。

30年来，林雨水先生在香港生活得非常拮据、非常贫困、非常无奈。他现在的生活来源完全是上海民航管理局发给他的退休金，每月大约4500元左右。尽管有这些钱，但他们在香港却还是需要资助的城市贫民。我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穿的衬衣都是旧的，而且没有熨烫过。

林雨水说，他已经在上海华侨公墓买好了墓地。“叶落要归根，将来，我们老两口子要陪着我们在天堂里的女儿，那里面太寒冷了。她会弹钢琴，我们要用笑声、用我们无限的爱，陪着她。” (本文来源：先锋国际历史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肃奸、暗杀苏联特工在中国的神秘行动

　　奥尔洛夫返回莫斯科后，被授予红星勋章。1936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向斯大林报告，苏联安全部门协助盛世才当局，在新疆一共铲除了318名英国间谍和少数瑞典间谍。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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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特工在中国

俄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战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1949年之前，苏联特工出于国家利益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深入地渗透和情报工作。

俄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战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1906年，沙俄军官曼纳海姆——后来的芬兰元帅，被俄军总参谋长库罗巴特金将军派往远东。库罗巴特金要求他利用两年时间，骑马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最终到达中国北京，任务是考察中华帝国腹地，绘制军用地图，并与当地豪强建立联系。两年后，曼纳海姆返回彼得堡，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并呈送了自己的考察报告。

神秘的“暖气维修工”

转眼十来年过去，两个国家的政权转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和中华民国，但两国的间谍战仍在激烈进行着。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共同发表《孙越宣言》，苏联公开支持孙中山，而一贯仇视苏联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于1924年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意味着苏联在远东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还为苏联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提供方便，毕竟这个收留了100万流亡白俄的邻邦总带给苏联某种压力。

据俄罗斯《新闻时报》2003年6月报道，1924年底，北洋政府派外交代表李陶（音）前往莫斯科，商讨解决两国历史悬案。由于对苏联情况不熟悉，李陶特地邀请白俄分子彼得·波波夫以“国际交流专家”身份随行。此举并非偶然，早在1917年6月，波波夫就担任中东铁路哈尔滨分局局长，当十月革命波及远东后，他保证了中东铁路的畅通运行，赢得协约国及中国地方军阀的信任，即便在1922年苏俄彻底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后，波波夫仍坚持自己的无国籍白俄身份。可事实上这却是一出“无间道”，波波夫的真实身份是苏俄秘密侦察员。

李陶的邀请，让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格别乌）求之不得。实际上，格别乌早就对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与国内来往的加密电报感兴趣，但北洋政府的电报加密机制十分严格，加密密码更换非常频繁，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密电专家在短时间内很难破解。为此，格别乌寄希望于波波夫，要求波波夫搞到中国使团的通电密码本，以便了解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往来的动向。

在谈判期间，中国使馆的暖气系统出了问题，于是波波夫自告奋勇，承担修理任务。他利用中国使团贪图便宜的心态，找来一支要价极低的施工队，这些“工人”自然都是格别乌人员。暖气维修意味着施工队要对使馆里的所有房间进行检修。很快，波波夫发现存放密电码本的保险柜就放在译电室里，而钥匙则锁在值班员的桌子里。

于是，波波夫领着施工队以检查暖气为由进入译电室外面的小客厅，“工人”假装拿着工具对房间里的暖气进行检修，等待时机。过了一会儿，刚来接班的译电员去上厕所，没有顺手将译电室的门锁上。通过平时对这名译电员的观察，波波夫确定他从厕所出来后，还要去洗漱间洗脸、刮胡子，趁着这个时间空挡，波波夫立即进入值班室，找到保险柜钥匙，拿出随身携带的模具，给钥匙做了一个模型，再将钥匙放回原处。后来，波波夫用新配的钥匙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拿到了通电密码本，这为苏联获取了大量北洋政府的情报。

中苏断交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紧接着，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违反外交保护条约，对苏联驻北京使馆进行围攻，不仅抓捕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员和17名苏联外交人员，还没收了大批秘密文件。不久，这些文件陆续出现在《上海朝霞》等白俄报刊上，内容涉及苏联在华情报人员名单等。这直接导致苏联驻华机构及人员遭受打击，在大连，苏联领事馆秘书被刺伤；在上海，苏联外交人员与强行闯入领事馆的国民党警察交火，造成一名警察被射杀；在广州，军阀张发奎以苏联领事馆向起义的共产党人出租汽车并提供红旗为由，于12月14日枪杀了包括副领事哈西斯在内的五名苏联外交人员，其中领事馆秘书乌科洛夫还是格别乌官员。随后，苏联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作为对中国的反击，苏联也开始打击以外交官作掩护的国民党特务。据俄罗斯《绝密》杂志2005年7月报道，1927年底，苏联政府关闭国民党政府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领事馆，但使馆人员没有全数离开，一个代号为“牦牛”的特务投奔到当地的美国领事馆。当时，西方国家极为重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情报价值，因为这里是苏联在远东的“军事中心”，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就设在这里。美国外交官非常欢迎“牦牛”的到来，为他配备一辆性能不错的福特汽车，让其继续干“老本行”——刺探苏军海港和营房。由于“牦牛”的汽车马力强劲，常能轻松脱离格别乌的追捕，苏联人对此大为恼火，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抓捕“牦牛”行动开始了。有一次，格别乌特工摸到“牦牛”的行踪，趁他不在车内，将车内的汽油抽光。当“牦牛”返回汽车时，刚一发动引擎，发现苗头不对，马上弃车而逃。此后很长时间里，“牦牛”再也没露面。

过了一段时间，格别乌获得情报，“牦牛”并未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他在这里有个相好，他们经常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冰面上约会，以躲开格别乌的追捕，于是格别乌将计就计，展开新的抓捕行动。有一天，“牦牛”又手拿一根竹杆去约会了，他用竹竿作为支撑，从一个冰块敏捷地跳上另一个冰块。不想格别乌已守侯多时，他们事前用绳子绑住一些大冰块上，再将这些冰块推到“牦牛”来往的水域，当“牦牛”再次在海面上表演他的绝技时，格别乌特工拉动手中的绳子，“牦牛”失足落水，掉进格别乌的鱼网里，最终被抓获。

替盛世才肃奸

尽管苏联所支持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却如星火燎原之势继续开展，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巨大力量，看到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谍报工作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苏联借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众多情报小组来华，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情报。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

迫于局势，国民政府于1932年同意与苏联复交。苏联对华情报工作进入新阶段，苏联特工不仅进一步扩大在上海、武汉等中国大城市的情报活动，还积极支持亲苏的地方势力。

1934年，新疆实权人物盛世才自封为省主席，为巩固地位，他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求援，考虑到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的重要性，苏联对盛世才予以鼎力支持。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很复杂，英、德、日帝国主义分子都想涉足这块土地，尤其是从南面渗透来的英印间谍遍布新疆南北，他们怂恿“东突厥斯坦独立分子”进行暴动，并企图与流亡新疆的白俄勾结。为此，斯大林专门责成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根里赫·戈里高里耶维奇·雅果达派遣国家安全总局官员前往新疆，协助盛世才稳定政权，这位特派员就是后来参加1936年西班牙内战、并最终逃亡到美国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奥尔洛夫小组秘密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帮助盛世才整顿新疆地方治安和肃奸。通过调查，奥尔洛夫发现一个与盛世才过从甚密、代号063的白俄其实是英国间谍，他表面上是盛世才当局的高级顾问，但暗中直接操纵着“东突”分子的所有行动，他还拥有英国护照。奥尔洛夫迅速向莫斯科汇报了情况，几天后，他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收到一封上级电报，内容是：“保卫063的安全。”这是一句反语，意思是将063就地处决。

为了不引起外交麻烦，奥尔洛夫把行动地点选在偏僻的新疆莎车县。他请盛世才故意回避063一段时间，然后奥尔洛夫以盛的名义邀请063去莎车，一起讨论重要事情。很快，身材高大的063如约而至，当他刚一进入莎车县政府后，就被新疆军警和苏联特工成员绑了起来，带入一个房间进行审讯，审讯只进行了15分钟，063非常震惊，并极力否认自己的间谍身份，但一切都晚了。这时，三名苏联特工已在县政府的地下室里挖好一个大坑。063被堵着嘴，双手绑在背后，被推倒在土坑前。这时院里的卡车发动起来了，马达轰鸣，一名新疆警察对着063的后脑连开三枪。在马达轰鸣声中，没有人能听见枪声。063的尸体被推入土坑，浇上汽油焚烧，然后再掩埋，铺好地板。

奥尔洛夫返回莫斯科后，被授予红星勋章。1936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向斯大林报告，苏联安全部门协助盛世才当局，在新疆一共铲除了318名英国间谍和少数瑞典间谍。

“红色谍王”在上海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一贯敌视苏联的策略却始终没有改变，苏联特工在华活动的环境依然险恶。后来以准确披露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间及日本关东军暂时不会进攻苏联等情报而闻名的苏联特工佐尔格，便曾在中国上海经历过这样艰难的岁月。

1929年，苏联工农红军总参情报总局（ГРУ，格鲁乌）局长别尔津决定把拥有德国记者身份的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师，扎实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能让他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游刃有余。

1930年1月10日，佐尔格乘日本邮轮抵达上海，他向德国驻沪总领事科伦堡男爵递交了德国外交部新闻司签发的介绍信，信中写道：“理查德·佐尔格博士，家住柏林，现前往上海研究中国的金融和农业问题。敬请协助佐尔格博士收集相关资料。”“研究金融和农业问题？”科伦堡随即似有所悟，“明白了……”他以为佐尔格肩负着柏林方面的特殊使命。于是，科伦堡签发了多封介绍信，将佐尔格介绍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上海德侨首领以及其他国家驻沪外交官。

佐尔格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他在格鲁乌使用的名字是“拉姆扎”，他负责的情报网因此被称为“拉姆扎小组”。该小组成立后，有14名核心成员，包括报务员、译电员、联络员、摄影师、军事顾问等，其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和中国人。很快，佐尔格将情报网络扩展到广州、天津等地。莫斯科每月划拨的经费约为8000英镑，来自欧洲的情报员每人每月经费为200美元，女情报人员150美元，中国人则少一些。

在科伦堡的安排下，佐尔格在南京结识了帮助国民党军训练的德国顾问吉尔贝特上校。几次会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吉尔贝特向佐尔格透露，德国之所以帮助蒋介石加强战备，不光是帮助中国提供国防实力，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当成德制武器的试验场，派德国官兵到中国接受实战训练，为德国军队培训骨干。佐尔格曾应吉尔贝特之邀，赴汉口郊区参观一次武器试验。他看到新式德制远程大炮威力无比，天空中战机轰鸣，地面模拟工事被炸得粉碎，佐尔格问：“驾驶飞机的是中国人吗？”吉尔贝特回答：“不，清一色的德国人。”

1931年9月18日深夜，佐尔格的路透社同行打来电话：“你好，理查德！我刚刚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满洲陷入混乱，日本人开始占领东北！”佐尔格对这一消息并不感到突然。他早已估计事态会如此发展，并已预先将有关情报与分析发回莫斯科。当时日本军部有两份计划，其内容均已被莫斯科获知。其中一份为武装入侵中国的计划，另一份为对苏作战计划。如今，第一份计划已开始付诸实施。第二份计划是否会实施？何时实施？这是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佐尔格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到了年底，佐尔格找到了答案：日军的下一步目标仍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提供这一重要情报的是《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早在大学期间就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到中国后目睹警察镇压上海罢工工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章，由于学识渊博，文章一针见血，观点鲜明，没过多久他便成了日本驻华最出色的资深记者之一。

1930年底，通过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佐尔格结识了尾崎秀实。由于二人思想观点一致，很快成为至交。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实告诉佐尔格：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有关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尾崎秀实说，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国和中国政府满足日本的要求，允许满洲和内蒙实现自治，从而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此外，日本计划夺取中国的商业动脉。进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权。日本需要一个首先维护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佐尔格及时向莫斯科汇报了这一信息。1932年1月，日军南下进攻上海，事态的发展验证了佐尔格的情报。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不久，佐尔格被派往日本，重新开始新的情报收集工作。

“怪西人案”

1935年5月，上海发生一出离奇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中共叛徒指认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审讯后，始终不知其国籍、姓名、职业和工作目的。由于从他口中得不到信息，从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由于叛徒陆海防指认“怪西人”是苏联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责成戴笠亲自调查此事。随后，戴笠调用全上海的特务、侦缉警察和大批中外侦探，追查“怪西人”的身份和他的组织。然而这些人折腾了一个多月，连“怪西人”住过哪里都没有弄清。

实际上，他是格鲁乌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勃罗宁。他生于拉脱维亚里加，父亲是一个犹太教拉比。1920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加入苏联红军，1930年调入格鲁乌，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他奉命前往上海，与佐尔格进行工作交接，不久便在上海和自己的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

华尔顿组织中国人和在沪外侨，扩充了上海情报站的工作范围，情报网覆盖面包括中国、日本以及南洋，获得大量情报。华尔顿领导的情报站曾策反了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华尔顿的安排下，曾留学苏联的中共党员刘思慕成功打入国民党武昌行营，并担任上校专员。在此期间，刘思慕获得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重要情报，他交给华尔顿之后，华尔顿再经共产国际转交给中国共产党。这些情报为中央红军成功实现第四次反围剿起到重要作用。

华尔顿被捕后，由于没有吐露一句供词，使得他的妻子埃莉和另一名报务员约瑟夫·魏因加尔坦得以将电台和文件转移，确保格鲁乌情报站完好地生存下去。1935年11月，华尔顿被国民党法院判处15年徒刑，后几经营救，再加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希望获得苏联大笔军援，于是苏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华尔顿于1937年12月被释放回国，格鲁乌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双方友好的互信关系，斯大林宣布中止苏联情报工作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从此，这段传奇便锁进机关重重的档案馆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闻。

格别乌

据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图书《透过竹幕：克格勃在中国》披露，早在1924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格别乌）承担起对华情报工作的重任。莫斯科为格别乌制定的在华使命包括：“维护苏联与中国进步政党及其政权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格别乌已渗透到所有外国驻华机构中，收集情报。这些成果大多是通过格别乌安插在外国使馆中的地下工作者获得的，他们的公开身份多是通信员、警卫、园艺工人等，其中除了亲苏的中国人外，还包括白俄。这些人从使馆的垃圾篓里仔细寻找弄脏的废弃文件、校对稿、使用过的油墨蜡纸等。

1934年7月10日，根据斯大林起草的苏维埃国家联盟法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简称ГУГВ），归属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领导。 (本文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作者：杨静水)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建国初期“新税制风波”薄一波遭毛泽东痛批

　　在毛泽东看来，公私问题涉及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问题，亦即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被贴上“公私一律平等”标签的新税制却还是继续沿着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前进，这与毛泽东的设想背道而驰，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查看全文>>

在新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薄一波是一位重要领导人，曾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财政部首任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要职。他见证了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在1952—1953年主持修订的新税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引发了一场新税制风波。那么，这次税制调整到底有什么问题，以至于在政治上造成一场轩然大波呢？

旧税制已不适应恢复经济的需要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中财委存在于1949年7月到1954年9月，在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出色地发挥了中央所期望的中央财经统帅部的作用。

在决定成立中财委后，经毛泽东亲自点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协助中财委主任陈云主持工作。

调整公私关系，即调整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建国初期调整工商业的核心内容。1949年，全国私营工业有12.3万户，职工164万余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的54.6％，生产总值6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2％。私营工业在全国轻工业产品产量中，棉纱占46％，棉布占40％，面粉、卷烟、火柴均占80％。1950年，全国私营商业共有402万户，从业人员662万人。就私营商品销售额而言，批发占全国76％，零售占83.5％。私营工商业，已成为新中国经济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从经济成分和产业上都实行了不利于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例如，对国营商业部门之间的内部调拨不予征税；对供销合作社在税收上实行减免或优待；对私营商业，在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则实行多税种、多次征收，手续复杂，商品流转一次征一道营业税、营业附加及印花税。税收方面的严重负担，让私营工商业者的意见很大。

到1952年，税收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发动“三反”运动的通知。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不久，党中央作出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到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五反”运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地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对私营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运动初期，因为政策和办法不明确而产生了一些过“左”的行为，严重地冲击了私营企业，导致出现市场萧条、大批私营企业停歇。

与此同时，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的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一方面原定的税收难以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结束，私营工商业者苦不堪言。诸多原因决定，1950年颁布的税制必须修正，以恢复与发展生产。

为了赶在春节前多征税，新税制匆匆出台

1952年9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作出了修正税制的结论，并以“保证税收，简化手续”作为修正税制的原则。同时，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也随后召开，研究了修正税制的问题。根据这3次会议的讨论意见，财政部拟订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据薄一波回忆说，方案经周总理逐字逐句修改。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了方案。

1952年12月31日，中共财政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税制若干改革的方案》的报告。报告对修正税制的主要内容、工商业税条例的若干修改、试办商品流通税以及对其他各税的裁并税种、调整税率等问题作了说明。

此前，财政部专门征求了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意见。全国工商联筹委会于12月16日至20日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后发表拥护修正税制的声明。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宣布新税制自1953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在说明修改税制必要性和目的时，社论使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

新税制之所以要赶在1953年初出台，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完全是为了在消费旺季多征些税。他回忆说：“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许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去做，或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率。”

薄一波将新税制不同于旧税制归纳为两点：一是保税，二是简化了税制。新税制作了一些调整。如原来曾设想公私区别对待，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因为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对私营企业打击很大，绝大多数私营业主经营积极性不高，导致税源减少；由于征税手续繁杂、监管成本过高和公私税收不平等等因素，导致私营业主对纳税持消极态度。因此，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认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当适当扶持一下，不宜在税收上又搞区别对待。

财政部采纳了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的意见。新税制从总体上没有增加税种、税目和提高税率，但却改变了过去“相互拨货不课营业税”的做法，同时取消了对合作社的优待。这样，国营和集体企业缴税就比过去多了，私营工商业的税负没有加重。所以，新税制出台后，私营工商业没有意见，但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很不满。

早在195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发布后，市场上就已出现了物价波动，而新税制则引起了新一轮的波动。如北京市委的报告就说：“去年12月4日根据中央调整商业的指示，北京市有4479种商品提高了零售价格；因改变了税制，今年1月3日又调整了1370种商品的价格，两次调整后，几种基本生活用品零售价变动如下：面粉涨价6.3%（第一次加1.9%，第二次加4.4%），大米涨8.8%（第一次加1%，第二次加7.8%）。”显然，新税制并不是物价波动的唯一因素。但普通市民则认为，新税制是为了增加税收，因此导致了物价上涨。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令薄一波等人大感意外

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3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反映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状况。他们在信中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画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北京的商店里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持续上涨，街上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口上访人员大量集聚。随后，各大区、各省市财政委员会也纷纷向中财委反映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麻烦。有的来信还断言说新税制是周恩来和薄一波等人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产物。

事态的发展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关注。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的表态，让周恩来、薄一波等人大感意外。周恩来在收到信后，连夜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谈了处理办法。根据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的意见，周恩来于2月间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座谈会，并起草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汇报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薄一波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随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就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采取了补救措施。2月10日，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粮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陈希云联名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负责说明修正税制。吴波汇报完后，薄一波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但这一切补救措施并没有取得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对新税制出台时薄一波等人听取工商联意见而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表示严重不满，严厉批评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发动反“分散主义”斗争

毛泽东对薄一波等人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新税制这一重要政策出台时，党中央和他事先竟不知道：一是新税制没有报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批评政务院自行其是，有脱离中共中央领导的趋势；二是新税制没有通过党的系统事先传达布置，暗指政府工作有脱离党的领导趋势。显然，毛泽东对政务院、中财委、财政部的“分散主义”倾向相当不满。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夕，党中央曾在党内、军内进行过一次坚决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再次发动反“分散主义”斗争，因为他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中出现了脱离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倾向。

建国之初，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都强调党不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一直考虑如何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问题，并对董必武、周恩来等强调政府工作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主张表示不满。1950年8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提出：“政务院所属各部门每次召开会议决定政策方针，都应如中财委所属某些部门一样，作出总结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除用政务院、各委或各部自己名义公告执行外，有些须用内部电报通知各地。”

因政务院较长时间未及时请示汇报，毛泽东遂认为政府工作脱离了党的领导，存在“分散主义”。1952年8月，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进行改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领导，周恩来仍任总党组干事会书记。原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第一副书记董必武不再担任新一届干事会领导职务，由邓小平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第一副书记。

1953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大规模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

修正税制作为共和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财委和政务院事前未请示中共中央，方案也未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就正式出台，在毛泽东看来，这标志着“分散主义”倾向不但没有被遏制住，反而进一步发展和严重。2月21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篇关于山东省级机关分散主义现象的报告。毛泽东批示说：“此件有很大教育意义。”很快，“新三反”在中央人民政府内转为反对“分散主义”运动。为加强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毛泽东决定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重大调整。

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该《决定（草案）》指出：今后政府工作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批准。

4月28日，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将经济工作由原来政务院统一领导，改为由5个方面的领导人分别负责，时称“五口通商”，并将中央领导分工调整如下：一、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二、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三、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和合作总社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领导，合作总社在业务方面仍应与财委保持联系；四、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划委员会委员饶漱石领导；五、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及物资储备局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

在建国初期，中央各部委的工作主要是受该部委党组领导，而部委党组则直接受作为政府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领导。在确立了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各系统的直接领导体制后，中央人民政府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执行机关。在反“分散主义”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院、署、行的工作，均由各党组小组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确立了中共中央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工作的体制。

5月19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杨尚昆提出书面批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否则无效”4字下面加了着重点）在政府的领导经济工作方面，“五口通商”的经济管理体制确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下属各经济部门的领导，不再通过政务院的中财委，而是分别通过政府新增设的5个方面领导人进行，政务院对5个方面领导人只起到联系和协调作用，其职权和地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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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揭秘反间谍第一案 特务曾阴谋刺杀毛泽东(视频)

　　当这份“绝密报告”送到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阅后当即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接到毛主席的亲笔命令后，公安部第一副部长杨奇清马上召集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人员，进行了研究和布置，要求大家全力以赴，如期完成任务。查看全文>>

当得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已经出发，布莱德立刻站起来叫道：“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他望了一眼毛人凤，说：“你们必须立即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督战！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以前，听到你们成 功的消息！”

毛人凤当即向机要秘书口授命令：“按计划行动，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两套作战方案，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除了迅速破坏长青十四号铁路桥以外，再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立即通知××国驻苏办事处，请他们协助侦查毛泽东在苏和回国的时间、行程、路线”。

成润之、曹纯之率人赶到现场，曹纯之在计兆祥屋里看了一遍，蓦然，他发现天花板上的那幅《牡丹图》，大声命令：“把电台取下来！”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大寿，毛主席决定率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去祝寿，并就两党、两国之间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的条约、协定。这一重大外交活动，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

毛主席出访的消息公布后不到两个小时，国民党北平保密局潜伏下来的电台，就向台湾当局拍发了密码电报，紧急报告了这个重要情报。这份密报被中国公安部门的反特监听台及时从空中截获，并且准确地破译出其令人惊心动魄的内容，立即上报给中央。

当这份“绝密报告”送到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阅后当即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接到毛主席的亲笔命令后，公安部第一副部长杨奇清马上召集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人员，进行了研究和布置，要求大家全力以赴，如期完成任务。

老侦查员从书中悟出线索

曹纯之是公安部一位有名的老侦查员，外号“一堵墙”，意思是只要他出马，就没有冲不上、拿不下、破不了的案子。他有个睡前看书的习惯，便顺手从枕头旁边的书堆里抽出一本《政治经济学》。他突然想到，当特务，就得领取活动经费。台湾当局不可能直接给他们送钱，就要通过香港等渠道给他们汇钱。

对！查汇！曹纯之翻身起床。他匆匆敲开睡他隔壁房间里的侦查副科长成润之的房门，吩咐道：“快把同志们叫醒，马上布置任务，今晚立即行动，凡是北京能办兑汇的所有银行和邮局，统统进行秘密检查。”

但是，到晚上汇总情况时，在全市的所有国外汇款收受人员名单中，竟没有查出一个可疑对象。这出乎意料的结果，如同给曹纯之浇了一瓢冷水，他失望极了。

汇总情况后，他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杨奇清。杨奇清认真听完汇报，当即指示曹纯之：“到天津去！狡猾的敌人怕被抓住尾巴，很可能把钱汇到天津。”

第二天，曹纯之独自乘坐早班车到天津。他立即找到了天津市公安局二处处长阎铁。阎铁立即布置，果然很快查出问题。

天津市黑龙江路的一家银行可以兑汇，通过秘密查对汇单，发现香港九龙××道××号给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计采楠小姐汇来了1500元港币，领款的印章是“北京新侨贸易总公司”，另加一颗“计采楠”的私章，而且，还有一笔更大的汇款2500元港币尚未取走。

曹纯之匆匆赶回北京，刚走进办公室，成润之就把公安部转来的破译的敌人密电送到他的手上。电文的内容是：“保密局嘉奖0409，由中尉台长升任国军中校台长。”

曹纯之双目在电文上扫过，高兴地说：“伙计，胜利在望！在天津已找到潜伏特务的线索，现在又有了这个，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要立即选派一名有活动能力的侦查员，携带一笔巨款，迅速打入新侨贸易总公司，其任务是及时发现和切实掌握计采楠及与她有密切关系的人。”

发现新的目标

曹纯之和成润之相对思考了一会儿，成润之突然说：“论社会活动能力和社会经验，以及风度和气派，我看派冯铁雄最合适。”

几天后，冯铁雄根据组织的安排，凭着自己在北京城里的各种社会关系，开展社会应酬活动，很快就成了新侨贸易总公司的大股东。

董事长司徒美良对冯的学识和口才、气度非常赞赏，略加思索，便给了他交际秘书的头衔。

一天下班后，冯铁雄利用交际秘书的合法身份，查阅了全公司入股职员花名册和有关股东的资料卡片，果然找到“计采楠”和她的母亲计赵氏的入股户。

曹纯之回到侦查队，马上找到冯铁雄进行研究分析。他们决定立即抓住新侨贸易总公司的大股东李超山和计采楠的暧昧关系，与计采楠直接周旋。

第二天，曹纯之身穿黑色绸缎长袍，头戴绛色大礼帽，与冯铁雄一起直奔李超山的住宅。他的伪装身份是：华北贸易货栈董事长。

在李府，他们意外地获知了计采楠的弟弟计旭的电话号码，以及次日上午10时这对兄妹要在北海漪澜堂聚餐的消息。曹纯之似乎预感到，至今尚未露面的计旭，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必须盯住他。

一大早，杨奇清就把曹纯之召到了家里，告诉他：苏玉涵已从老户籍簿上查到，去年6月，计采楠从西城区搬到虎坊桥，弟弟计旭，也迁到了南池子九道湾××号……

听到这里，曹纯之心里“咯噔”—下。南池子紧靠中南海，解放后，我党政军的许多高层领导也都住在这一带，这可不能疏忽！

杨奇清望了老曹一眼，继续说：“我们最近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保密局正在拼命活动，抓紧破坏毛主席访苏。为此，部里已命令侦查处处长李国祥、副处长苏玉涵亲自出马，全力投入侦破。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迅速拔掉敌人的潜伏台，切断他们的空中联系！你必须立即查清计旭的真实面目!”

曹纯之当即决定由外线组的侦查人员分别扮作餐厅服务员、门票售票员，秘密埋伏在漪澜堂内外，对来这里聚餐的人员进行严密监视。他则和有关人员一起，搬出缴获的《国民党军警宪特花名册》等案卷，伏案认真审查。好不容易在北平特警训练班最后一期毕业生名单中，查到一个叫计兆祥的学生。

在押特务林志宝、马会川是计兆祥的同学。经他们确认，计兆祥即是计旭。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但是，要抓住狐狸，工作依然相当艰苦。 (本文来源：水母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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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网易新闻 报道： 20世纪80年代共和国英雄的南疆战斗实拍(组图)

　　核心提示：“你们出发前！我代表大队领导，给每个人送一个苹果，祝你们平平安安；给每个人送一个桔子，祝你们吉祥！战斗结束后，我用茅台酒为你们庆功，用国酒欢迎共和国的英雄凯旋！”查看全文>>

出征前，南疆前线某大队政委任家民作了生动战前动员。

同志们！

你们就要出发执行战斗任务了，明日拂晓战斗将打响。我代表大队领导机关为你们送行！对这次战斗的目的、意义，己经无需我多言，因为在战斗准备过程中大家早己刻骨铭心。

我想再次告诉大家的是，我也是这次作战行动一员，我们指挥所的位置就在你们身后的主峰，距你们不足千米，我们将一起用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共和国的忠诚，来展示我们侦察兵的风采！

你们出发前！我代表大队领导，给每个人送一个苹果，祝你们平平安安;给每个人送一个桔子，祝你们吉祥！战斗结束后，我用茅台酒为你们庆功，用国酒欢迎共和国的英雄凯旋！

(本文来源：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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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藏青会”：已到采取自杀式袭击抗争的时候

　　核心提示：日前，“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鼓吹用自杀式袭击谋求“藏独”，“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西藏抵抗运动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来进行抗争的时刻了。”

据称这是藏青会一次内部会议的照片，图中左二为次旺仁增。

新华网5月4日报道 最近，达赖集团的“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次旺仁增在国际上公然鼓吹“西藏抵抗运动要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来进行”，其赤裸裸的暴力本质再次暴露无遗。

“藏青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其和达赖集团有着怎样的关系？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为此专访了有关藏学专家。专家们指出，由西方一些组织资助和“西藏流亡政府”财政支持的“藏青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奉“西藏独立”为宗旨，成为达赖集团的“急先锋”和“车前卒”。从暴力走向恐怖，“藏青会”成为“藏独”组织中激进和暴力的“代表”。

成立初衷即为“藏独”效力

“藏青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西藏独立事业”培养后备力量。

专家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达赖流亡国外已有十几年，“独立”无望，“流亡藏人”中的一些青年开始出现厌倦和颓废的倾向，甚至对藏语文和藏装都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1970年，达赖直接授意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

在成立大会上，达赖和“流亡政府”的主要成员出席会议，并鼓动藏人“拿出决心和勇气”，追求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达赖想借此打破历史上形成的地区界限和教派矛盾，把“流亡藏人”中的青年组织起来，为“藏独事业”培养“接班人”。“藏青会”章程第4条便是：为了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要广泛开展运动，不惜生命代价。

专家说，“藏青会”成立之后，迅速在南亚及欧洲“流亡藏人”多个主要居住区建起分支机构。上世纪80年代之后，在达赖集团的推动下，“藏青会”进入快速繁殖期，如今拥有81个分会，成员3万多名，遍布世界各地“流亡藏人”居住之处，集中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不丹、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地。

目前，“流亡政府”工作人员80%以上是“藏青会”成员。上世纪80年代起，“藏青会”成员不断加入“流亡政府”，整个80年代，有60多名“藏青会”历届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在“流亡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担任要职。上世纪90年代，达赖集团实行所谓的“民主选举”噶伦后，“藏青会”骨干把持了“流亡政府”的许多要职，开始直接参与并经营“流亡藏人”的政治事务。到了1993年，“流亡政府”中的7名噶伦有6名来自“藏青会”，而现在的首席噶伦桑东和达赖特使甲日•洛珠坚赞等都是“藏青会”成立之初的骨干分子。

“藏独事业”是“藏青会”的主要奋斗目标，为此他们组织了大量活动。最为典型的是每年3月10日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从“藏青会”成立至今就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暴力冲击我驻外使领馆、静坐、绝食等行为。而其他每逢达赖生日(7月6日)、达赖获得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日”(12月10日)、2001年开始的纪念什么“甘丹颇章成立日”(5月16日)、“民主日”(9月2日)等，“藏青会”也都要搞名堂。

暴力性质日益凸显

“藏青会”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动。其“暴力宣言”中甚至鼓吹：为达目的，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任何手段。

专家介绍，2002年，“藏青会”前主席次旦诺布接受“民运”分子采访时称，为重视“西藏独立”将使用任何方法，其中包括使用恐怖手段。他还要求“藏青会”成员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而此前，“藏青会”的多届主席、秘书长也曾经多次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恐怖活动可以获得广泛影响，吸引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事实上，早在1974年的不丹事件中，“藏青会”就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其组织热衷于暴力恐怖的本质。1974年，达赖集团为了把不丹建成反攻西藏的前沿阵地，策划了颠覆不丹政府的活动。当以达赖集团派驻不丹的代表拉丁为首的一帮人正准备火烧王宫、暗杀国王时，被不丹警方破获，28名涉嫌藏人被捕。

为了贯彻其一贯的暴力恐怖活动意图，“藏青会”始终将西藏作为其闹事的“主要战场”，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歇其暴力行为。据专家介绍，“藏青会”直接参与了1987年、1988年和1989年的拉萨骚乱事件。今年3月，拉萨及我国其他藏区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冲击中国18个驻外使领馆的事件……都有“藏青会”参与组织和策划的身影。

3月15日，“藏青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会议，一致通过“立即组建游击队秘密入境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还就人员、资金、武器购置等制定了计划，并拟从事前勘查过的中尼边境偷渡路线秘密潜入境内。“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称，为了彻底胜利，他们已经准备好至少再牺牲100名藏人。

专家告诉记者，3月20日，“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在达兰萨拉召开的会议上，声称“暴力活动基本达到了唤醒国内藏区反抗意识，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高度关注的预期效果，但反抗活动不会停止，此次活动只是今年反抗活动的序曲”。日前，他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甚至进一步鼓吹用自杀式袭击谋求“藏独”：“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西藏抵抗运动采取自杀式暴力手段来进行抗争的时刻了。”

(本文来源：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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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达赖：分裂祖国图谋必败

　　西藏新闻网5月3日报道 3月10日以来，在达赖集团的精心策划煽动下，拉萨极少数不法僧尼聚众闹事，特别是3月14日拉萨发生的极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此后，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藏独”分子不断制造麻烦进行干扰，蓄意破坏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西藏爱国人士给予强烈谴责和愤怒声讨。

　　暴力事件是“藏独”势力的末日疯狂

　　在西藏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安定团结的最好时期，在西藏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充分享受自由和民主，过着和谐、安宁的幸福生活，喜迎北京奥运会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达赖集团策划和煽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拉萨“3·14”事件。事实上，祖国越来越强大，西藏越来越繁荣，当家作主的西藏各族人民过上了越来越富足的生活，也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珍惜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达赖集团实现“藏独”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在希望破灭的时候，达赖集团发动血醒暴力事件，就是最后的疯狂。

　　多年从事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的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图嘎说：“自从1959年3月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以来，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企图就不曾停止过，1987年至1989年破坏分子连续在拉萨策划制造多起骚乱事件；1995年，达赖又干预破坏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2006年3月，达赖集团企图破坏西藏正常宗教秩序，在拉萨甘丹寺煽动引发捣毁‘杰钦修丹’护法神和‘思车’护法神事件。此次拉萨‘3·14’事件更是达赖集团妄图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的又一次丑恶表演。”

　　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姬亚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达赖集团现在已到了穷途末路、黔驴技穷、孤注一掷、疯狂挣扎的地步，其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必将彻底失败。‘3·14’事件表明，我们同达赖集团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同时也表明，我们多年的反分裂斗争、反分裂教育是很有成效的。我们必将取得反分裂斗争的全面彻底胜利。”

　　自欺欺人是达赖集团的惯用伎俩

　　达赖一直在国际上宣称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人权，西藏文化遭到灭绝等。针对达赖的谎言和谬论，西藏爱国人士从事实出发，给予了严厉的批驳和回击。

　　姬亚军说，西藏历史不是什么玄虚的说不清楚的事情，这是有史可查的一清二楚的事情。为什么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国际上没有人抗议新中国政府进军西藏？为什么至今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什么达赖花言巧语，改变调子，说不谋求西藏独立而是要求“高度自治”？大量事实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治区政协常委、西藏话剧团副团长洛旦说：“‘西藏文化遭到灭绝’是达赖集团的诋毁之言。”他说，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下，西藏的文艺事业获得了空前发展，西藏人民也享受到了丰富的文化生活。达赖分裂集团所谓的西藏文化遭到灭绝，在铁的事实面前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不但不能达到诋毁党和政府的目的，反而更加彻底地暴露了达赖集团的欺骗性。究竟谁在践踏人权？谁在灭绝西藏文化？谁又在残害无辜百姓？广大人民群众看在眼里，心中有数！

　　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藏医院天文历算研究所所长银巴说，近年来，为了保护西藏传统文化，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扩建医院、添置传统和现代医疗设备，建立藏医学院；培养藏医药人才；研究藏医药和天文历算，保护和发展藏医药和天文历算等西藏传统文化，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央政府对西藏文化的保护。总而言之，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西藏的文化发展，几十年来大规模地对西藏文化进行发掘、抢救和整理，可以说西藏的文化确实得到发扬光大。

　　“西藏独立”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偶有浮云遮烈日，东风过后更清明”。姬亚军说，我们维护祖国统一，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新西藏的事业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是合乎民心、合乎世界发展潮流的，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的活动，是建立在谎言、欺骗基础上的，是反人民、反潮流的，是反动的，只能是一枕黄粱梦。达赖集团叫嚣，不惜流血和牺牲生命，也要争取西藏的彻底独立。他们办得到吗？十四世达赖自己信吗？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核心，是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不是一向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拿出去，我看谁也没有这个本事。”“强本自然基石稳，何患寇盗起祸心。但将小康酬民众，不向牛耳弹瑶琴”。姬亚军说，从战略上讲，我们完全可以藐视达赖集团。从战术上讲，只要达赖集团存在一天，我们就决不能松懈。只要达赖集团一天不停止分裂破坏活动，我们同达赖集团的斗争就一天也不能停止。不仅在2008年奥运年是如此，今后长时期也将如此。我们对广大干部群众要加强教育，绝不能对达赖分裂集团抱有幻想。我们的根本办法就是强基固本，就是加快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自治区政协常委、归国藏胞夏果堪珠·益西班登说：“达赖集团和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罪恶行径，遭到了所有热爱祖国、热爱西藏的人们，甚至包括国际上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的强烈谴责和愤怒声讨。众矢之下，达赖集团的‘藏独’美梦和破坏西藏建设、破坏北京奥运会的险恶图谋必将彻底破灭，他们所作所为的下场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治区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斯朗格列说，虽然平息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拉萨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并不代表严肃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只要达赖集团还存在，我们与达赖集团之间的斗争就不会停止，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松懈。(来源:西藏日报/中国西藏新闻网） (本文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作者：涂显锋)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从旧西藏的历史看今天达赖集团的梦想(图)

新华网5月2日报道 达赖集团长期从事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活动，却打着“保护西藏文化”、保护西藏“民族特性”的幌子，以此欺骗国际社会。某些西方媒体和政客竭力为达赖张目、代言，却根本不了解达赖统治下的旧西藏曾经是怎样的情况。那么，就让我们翻开旧西藏的历史，看看达赖所要保护的“西藏文化”和“民族特性”究竟是什么。

一位老者在西藏历史与封建农奴制展区的旧西藏图片前若有所思。 新华网 马轶群 摄

一、旧西藏封建落后的社会政治状况

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的旧西藏，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阶级的长期统治下，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都处于极端黑暗、极端落后的状态，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

旧西藏实行封建农奴制度。旧西藏农奴制度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西藏延续长达700年之久。这一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只占西藏人口5%的农奴主阶级，即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全部土地、山林、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农具、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而占人口95%的农奴完全不占有土地。在这一制度下，农奴在人身上依附于农奴主。农奴依靠农奴主分配的“份地”生产生活或充当世代家奴，以劳役、实物、货币等形式向农奴主缴纳地租，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税。各类“份地”的剥削率均在7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80%以上。此外，农奴主还通过发放高利贷、强迫摊派借贷的形式，加强对农奴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束缚。民主改革之前，全西藏找不到一个不放高利贷的领主，也找不到一个不负债的农奴村庄。西藏农奴主对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和对农奴人身的超经济强制占有，构成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基础，也构成了农奴主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在当时广大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这是对封建农奴制度的写照。

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经济基础的长期存在和佛教在西藏地区的普遍盛行，逐渐形成了僧俗一体、政教不分的政教合一政权组织形式。在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中，达赖喇嘛是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最高首领，上层僧侣集团掌握着西藏地方政权的核心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贵族可以通过操纵活佛转世、在格西学位考试中行贿舞弊、派子弟角逐僧官职位等各种手段向上层僧侣集团渗透，使政教结合的程度无论在人事关系方面，还是在制度规定方面，都达到了相当严密的地步。在这一制度的运行中，农奴主阶级一方面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实现对广大农奴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通过佛教宿命论和轮回转世思想，在精神上恐吓和麻醉群众，使他们要么沉溺于宗教，甘心遭受压迫、不敢起来反抗，要么企盼通过宗教改变命运，反过来强化了宗教的控制功能。世俗政权和宗教神权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共同构成僧俗一体的联合专制体系，成为广大农奴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枷锁。

旧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腐朽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桎梏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使西藏长期陷于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农业生产普遍是刀耕火种、靠天放牧、靠天种田，农具以原始落后的木制工具为主，牧业生产方式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1952年西藏耕地平均亩产只有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还赶不上17世纪康熙年间的水平。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50年代以前西藏仅有一座92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一个小型军械厂和一家小型造币厂，职工仅100多人。交通极为闭塞，全西藏没有一公里公路，交通运输仍然依赖人力畜力。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农牧民一般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极为落后，而且主要为贵族、官员服务。民主改革前，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文盲、半文盲占西藏总人口的90%以上。在西藏100多万人口中，平均每千人中医务人员不到0.4名。旧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二、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反动本质

1959年民主改革前，旧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压迫、剥削广大农奴的专政工具，是20世纪中叶最野蛮、最落后的制度，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反进步性。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完全与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相违背，严重扼杀了西藏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一是农奴主对劳动成果的严苛盘剥和挥霍无度，使广大农奴从事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和积极性受到极大削弱。二是宗教戒律直接干涉社会生产，禁止开荒、筑路、开矿、伐木及植树造林，歧视铁工、鞣皮、制陶、屠宰等行业，甚至对农奴播种、收获的时间都要进行干涉。三是农奴主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采取文化专制主义，凡与领主的利益或观念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均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四是由于寺庙和僧尼的特殊地位和劳动者社会地位极为低下，许多农奴为了寻求出路和改变命运，对出家进入寺庙为僧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而宗教戒律规定僧尼不许从事生产劳动，导致从事生产的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民主改革前，西藏不到120万人口中就有僧尼12万人，占整个人口的10%。这样的制度直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西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事实充分证明，旧西藏实行的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

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民主性。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使上层僧侣和贵族凭借政教合一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赤裸裸地压迫、奴役广大农奴，吸食农奴的血汗乃至生命，严重践踏了西藏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农奴制使广大农奴祖祖辈辈依附于领主庄园的土地上，被农奴主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赌博和交换。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生为农奴的命运。农奴除了终身劳作外，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尊严，完全被异化为“会说话的工具”。二是社会地位不平等。旧西藏把人严格地划分为三等九级，每个等级的人都处于社会的不同地位。广大农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权利，被用于劳役和为农奴主创造价值，90%的人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连说话时的每一个用词都要分出贵贱尊卑，置广大农奴于非人的境地，永远在压迫和奴役之下挣扎。三是农奴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旧西藏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为了镇压广大农奴的反抗，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制定了残酷的“法典”。广大农奴在这一黑暗制度下，连喊“冤枉”都是非法的，如果农奴为了自卫而进行反抗，更是“无可赦免”的“重罪”。残酷的“法典”严厉地禁锢着农奴最起码的人性要求，进一步巩固了农奴主世袭的权益和地位。事实充分证明，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扼杀西藏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专制制度，是旧西藏广大人民群众黑暗生活的罪恶根源。

旧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反人类性。在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下，出现了许多违反人类生存规律和泯灭人性的丑恶现象。一是残酷剥削威胁人民生存。广大农奴受尽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命如草芥，毫无保障。很多儿童因饥饿、疾病或是意外事故而夭亡。1951年和平解放前，婴儿死亡率高达43%，人口平均寿命仅为35.5岁。据记载，元朝时西藏人口为100万左右，至1953年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西藏人口仅为115万，在近700年的时间里，西藏地区人口仅增长了十多万。二是严刑酷法残害人民身心。在旧西藏，农奴主制定了《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残酷的法律来维护等级制度，明文规定使用断手、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三是畸形宗教活动对人身血淋淋的戕害。在一些佛事活动中，常使用活人器官进行祭祀活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着一封50年代初旧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不典头目的信件，信中写道：“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对人的身体和生命的践踏令人发指。事实充分证明，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扼杀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生存权利的邪恶制度，是阻碍人类发展进步的反动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曾指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 (本文来源：求是 )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解放军携5000两黄金秘密购药险些被击沉

　　他们上了两条渔船，顺流而下，傍晚到达镇江。一登上岸，他们立即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当晚9时左右，即抵达目的地--上海。"江陵号"却在途经镇江时，被英国的"紫石英号"击沉，数百名乘客遇难。购药小组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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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的四野一部在战斗中

1949年春，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挥师南下。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下，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未能阻止我军前进的步伐，然而南方的多发病却侵袭了部队，使百万四野大军在疫病的困扰中停止了脚步。

疫病蔓延，十万火急

武汉是全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刚进入6月，气温就高达30多摄氏度。四野部队由北而南，气候差异大，北方战士对南方水土不服，生活很不习惯，加之部队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对疾病的抵抗力和炎热多雨气候的耐受力大大减弱。部队渡江前后，疟疾、痢疾、中暑、胃肠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四野后勤卫生部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势头仍难以控制。

事关百万大军的健康，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卫生部部长孙仪之、政委胡登高和副部长张汝光立即赶往中南军区，向军区首长报告这一情况。据统计，南方三大多发病(疟疾、痢疾、胃肠炎)的患病率达50%左右，指战员的平均体重由入关时的60公斤以上，锐减到50公斤左右，有的连队由于病员多，连站岗放哨人员都难派。军区首长们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当机立断，及时采取紧急措施：一、部队停止作战行动，就地休整一个月，改善伙食，增加营养；二、下决心把野战军历年积存的老家底--5000多两黄金拿出来，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三、责成卫生部派得力的负责人携带黄金，前往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买药。买药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卫生部同志的肩上。

保证5000两黄金的安全

一个严肃的课题摆在了卫生部的面前：这么多的黄金如何携带，由谁来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经慎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卫生部副部长张汝光负责，抽调医疗、药材、财务和保卫方面的精干人员，组成14人的购药小组，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为不暴露目标，携带方便，他们将这批黄金用麻袋分装成若干份，打成背包形状，分开负荷。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7月28日清晨，经过乔装打扮的购药小组一行14人来到汉口江汉码头，登上一艘招商局的"江陵号"客轮。他们把黄金背包放到了床底下，派人轮流看守。船长见状，便嘟囔开了："你们要注意保管好贵重物品，乘客很杂，小心丢失。船已超重，压坏了甲板要赔偿。"船长的话即刻引起张汝光的警觉：船确实超重了，吃水到船沿，缓缓航行。

购药组的同志大都是北方人，是不习水性的"旱鸭子"。船上的救生设备少，即便有一点，到危急时刻也不能与老百姓争用。想到这里，张汝光找何曼秋和宋化民商量，对他们说："军代表是我们四野派出的，负责维护船上的秩序和乘客的安全。为预防万一，你们赶紧去找船上的军代表想办法。"何曼秋和宋化民立即找到一位军代表问："船上有没有供做筏子用的东西？"这位军代表为难地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两块跳板和一张破竹床。"他们将跳板和竹床搬来，全组人员齐动手，用绑腿把它们捆在一起，成为一个结结实实的筏子。然后又在筏子周围系好9根附带，一旦有事，即可放筏入江使用。张汝光对全组同志说："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载有黄金的筏子推到岸边，送到上海购药。"

中午时分，"江陵号"航行到黄石市江面时，船上的高射机枪班拉响了防空警报器。购药小组知道是发现了敌机，马上将装有黄金的背包捆扎在筏子上，等候放筏入江的命令。为确保这批黄金的安全，顺利完成任务，张汝光一面派人向军代表和船长提出夜行晓宿的建议，另一方面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

第二天(7月29日)凌晨，派到高射机枪班协助值勤的宋化民从舱顶走下来说："前方停靠的码头是十二圩。"大家听说船要驶进码头，甚是高兴。正当他们暗自庆幸平安无事的时候，船顶突然传来"咚咚"的巨响，与警报器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

此刻，只见轮船开足马力向港口驶去，但因乘客们乱作一团，争先恐后地向甲板涌去，船体失去平衡，左右剧烈地摇晃起来。而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又飞临"江陵号"上空投弹，在这生死关头，张汝光像指挥员在战场上指挥打仗那样，镇定自若，冷静地思考对策。

他想，当时如果购药小组放筏子入水，人们很可能向这一侧涌过来，船真有翻沉的危险。从保证全船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考虑，他告诉大家；"准备好救生工具，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跳江，大家尽快疏散到船舷两侧，敌机不敢低飞扫射，船快到岸了。"在此次激战中，高射机枪班的战士，不断地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投弹、扫射。敌机终因油尽弹绝，灰溜溜地高飞远遁而去，"江陵号"暂时脱险。张汝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机立断地对购药组同志们说："现在，是我们想法子离开这条船的时候了。敌机不断飞来捣乱，敌特也有可能窜入江口破坏，前边还有一段水路，特别是吴淞口更是一道险关，那里有国民党军驻守，是继续走水路呢，还是改坐小船先到镇江，然后由此乘火车走旱路？两条路线，选择哪一条好？"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张汝光同意后一种意见，补充道："即便火车遭到敌机轰炸，也是在陆地上，黄金不至于沉入江底找不到。"这样，他们上了两条渔船，顺流而下，傍晚到达镇江。一登上岸，他们立即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当晚9时左右，即抵达目的地--上海。"江陵号"却在途经镇江时，被英国的"紫石英号"击沉，数百名乘客遇难。购药小组逃过一劫。

一次购药几百箱

7月31日上午，张汝光吃过早饭，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急匆匆地赶往上海市政府大楼。市长秘书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先将四野首长写的介绍信交给秘书，转呈陈毅市长。当秘书带他走进市长办公室时，陈市长正伏案批阅电文。陈毅市长说："你们要办的事情，我已经晓得了，我们尽力支援。"张汝光简要地向陈市长作了汇报后，陈毅市长说："你们尽快将带来的黄金送到银行去，按需要随时可以支付钱币。"而后，拿起电话要通市卫生局。陈毅市长说："崔局长吗？四野来了几位同志到上海购药，由你牵头协助他们，尽快办妥，不得有误。"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崔义田连夜主持召开了市医药公司所属医药处和门市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任务：门市部没有的药，拿库存的；医药公司没有的，找私营厂商想办法。紧接着，崔局长领着张汝光他们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巡视察看，检查药品质量，一连跑了10多个仓库，逐一落实药品的数量，确保质量。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们的采购进展很快。购药小组的同志将购到的药品装好箱，打成包，陆续通过水路和陆路发运汉口。仅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完成了数额巨大的购药任务，于8月中旬返回汉口复命。

几百箱防治疟疾、痢疾、胃肠炎等南方多发病的应急药品，立即发给四野各部队使用，很快控制了疫病的发展。加上部队休整、改善伙食等多方面的配合，指战员们的体力逐渐恢复，不久，开始了新的进军。 (本文来源：人民网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近代中国粮食危机:宣统时期长沙抢粮风潮

　　核心提示：从清末到民国，粮食匮乏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宣统时期的长沙与三十年代的四川，只是其中两个小小的片段——饥饿是最难以忘记的记忆之一。 

溥仪那年刚满4周岁，他的朝廷像艘破船，宣统二年三月初二，他的子民黄贵荪一家四口从这条早晚要沉的船上跳了下去，投潭自尽。随后爆发的湖南抢米风潮却被清廷联合洋人镇压了下去这场灭门悲剧发生在等米下锅的黄贵荪家。

　　清末的长沙城，人吃水都得靠买，因为长沙城里的水相传不够洁净。黄贵荪和一班挑夫们从南门外白沙井或者远处的河里挑水出来，卖给长沙城里人饮用。

　　宣统二年三月初二(1910年4月11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一般都在这时涨价，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即便是后世或者国外，青黄不接之时都是一年中粮食涨价的开始。黄贵荪一连挑了几天水，拿回来70文钱交给妻子。

米价突破8千文大关

这是一个等米下锅的四口之家，妻子拿着这70文钱到一家私售稻米的戴义顺碓坊，想买一升米回家，店家说她还欠了两文。这时候和她一起买米的还有一位老婆婆，老婆婆手里的钱倒是够了，有76文呢!但是店家在这76文中挑出了破烂的铜板，这么一挑钱又不够了。老婆婆只得回家再去取几文钱来。

然而，黄贵荪这几天就卖了70文的水，家里连个烂铜板都没有，黄贵荪饥寒交迫的女人看不到一点生路，一头裁进了家门口的老龙潭。

黄贵荪又挑了一趟水回家，却遍寻不着妻子，只有两个孩子在河边哇哇哭娘。这位终日出卖体力却没有一顿饱饭的男人一手抱起一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就在老龙潭团聚了。

老婆婆家里还有几文钱能换下烂钱买米，她没有投潭，但是她这天也没能买到米。当她拿着几文“好”钱再次来到米店时，米又涨价了。这一刻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4月11日长沙米价每石突破8千文大关”。

老婆婆也豁出去了，不是跳潭而是拼命争吵。

抢米的五天

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木工刘永福高喊一声“打！”愤怒的群众便开始抢夺大米。听到风声，来这条潮宗街(长沙当时的粮店一条街)抢米的人就越来越多，几十家米店被围得人山人海。就连原先毫无抢米想法的人也加入其中。没有米袋子怎么办，急中生智者脱下裤子当袋子使。这天是三月初二，记载这一天的史书上说，顿时满街狼藉，仓库里涌泻出来的稻米在大街上堆了一寸厚。

号召者刘永福被抓进巡警局。

三月初三，长沙饥民围困巡警局，要求平粜放人。善化(后归长沙)知县郭中广以正在造册准备平粜为名，劝退了刘永福的阶级兄弟。三月初四人们没有等来刘永福，却等来闹事杀头的恐吓，群情激愤下，一拥而上把巡警道赖子佩像杀猪一样捆起来挂到了树上。这出戏后来收入了《竹枝词》：“可怜城畔垂杨柳，不系青骢系赖公”。

三月初五，湖南巡府岑春冥下令警方开枪打死十多饥民，几十人受伤。压迫下的反抗终于再度爆发。初六子夜开始，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余粮荡然无存。愤怒的群众还一把火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将全城粮店抢劫一空，中路师范、府中学堂、洋行、教堂均未幸免。

与此同时，宁乡、益阳等县也有吃大户等骚乱发生。

1910年前后，长沙遭遇自然灾害减产，而开埠后的岳州、长沙更是被经营粮食的外商趁火打劫，他们取得了清廷外务部批准，简直就是来抢大米，不算走私粮食，走官道的每月就达2000-3000石。以至于黄贵荪跳潭的这个月，长沙市国有储备不到30万石，不够全市吃两个月的。粮价涨了3-4倍，米店高悬“早晚市价不同”6个大字。

黄贵荪一家投潭的第五天，清政府调兵入湘，英日美德等国也派来10多艘军舰，一同镇压了这次风潮。

天府之国人相食

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行进在1936年天府之国龟裂的土地上。在外来入侵频繁的年代，这群人却没带武器，因为他们是“国际社”的记者。这次考察中，他们所见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描述相差无几，仅一个梓潼县里以草根、树皮、白泥果腹的饥民就有18万之众。铜梁县饥民为挖白泥填肚子挖塌了山石，压出30多条人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区域性的粮食危机时时发生，因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低下，所导致的局部灾荒几乎没有断过。同时由于当时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及时地调控全国粮食在各省间的分配，所以经常会发生地方性的饥荒。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说，近代史上，有记载的人相食事件就有170多起。天灾人祸频发的年代“人吃人的社会”，不是一种比喻，“社会”前面那四个字绝不是形容词。

国际社记者拍摄的照片，在1996年初被台湾记者徐宗懋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发掘出来，从照片上看，骨瘦如柴的儿童一个个腹涨似鼓，和人们今天看到的非洲饥饿儿童何其相似。

上个世纪初到1937年，四川省经历了除旱涝这两种常见灾害以外的雹灾、虫灾，还有人祸、匪灾。据四川省“赈济会”统计，1936年、1937年全省受灾，大户囤粮，米价疯涨。

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急求赈灾。刚刚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将介石，正被日本入侵及共产党全民抗战的号召催得不知所措，面对百万饥民竟如此轻慢：“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清末分粮民国施粥

民国时期的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著名施粥处。一到吃饭时间，灾民就在施粥的棚子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吃完饭该干什么再干什么去。这样大场面的饭局一般一吃就是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现代经济研究室徐建青研究员介绍说，饥民排队吃大锅饭的现象在清末是没有的，在赈济饥民方面，清朝与民国时期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救助方式。

清末采取放粮赈灾的方式，官方动用国家仓储救济灾民或者开放长平仓、社仓等。赈灾放粮的好处在于，一可以平抑米价，二可以使得到粮米的人有自由用度的权力，可以把粮米吃了，也可以留一部分用于播种开始生产，或者拿去换钱，用在自己最需要的地方。

到了民国时期，各届政府都忙于“城头变幻大王旗了”，所以政府行为减少。同时民国政府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不再动用国家库存。民国政府把救灾的任务下放给了富豪乡绅，比如1919年的云南宣威，就是由浦在廷等人自己想办法联合形成赈局买米压市。

北京城里的施粥吃到后来，还发生了有人吃完一碗再排队领一碗的现象，于是赈局就开始想出了发“票”的主意，一顿饭就是一张票，谁也不能多吃多占。但是这种靠民间力量进行施舍的救济行为，最多只是维持生命，对于恢复社会生产毫无作用。

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才是当务之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设有急赈、工赈，还增加了农赈。农赈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济农事资金，并且推行农村合作。为了省钱，农赈处不是给灾民发放现金，而是赊给他们粮食、农具、牲畜、种籽、肥料，从生产资料发放上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唐山地震余震袭来仍躺在床上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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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患了老年性白内障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的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里的丰泽园，1966年9月由于丰泽园旧居需要维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间休息厅内，里面放着一张床，两个沙发，还有几个摆满了书的书架，挤得满满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住就是十年。）

眼睛复明激动得流了泪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全身是病睡眠不好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一字不漏背出《枯树赋》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吗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这次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唐山地震后搬进防震房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时，他是这样；这次地震时他依然是这样。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弥留之际关心国际问题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没给他做新衣服，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毛主席不爱钱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讨厌“万岁”、“万寿无疆”等“屁话”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