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几乎任何一个地方性的文化概念，“徽文化”的内涵一直饱受争议。

       学者们为此浪费的口水足以冲垮一道淮河上的防洪大坝，倒是以此为名目的研讨会尚可乐此不疲地召开。其实在我看来，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即是由安徽省所置身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中原心态：大气、宽厚，却不乏保守、乃至顽固的习性。

       正基于这种文化心理，孕育生长了新安理学，其代表人物为朱熹，尽管朱子只是祖籍于此，他的一生与安徽的亲缘并不近，可若在古人当中挑一个徽文化的形象大使，则非朱熹莫属(另一个是包拯)。后来有同样声名卓著的桐城派，成就虽在散文，但其精神(义法)上所宗法的依然是程朱理学。就此推论，当下中国大陆最富传统气息的省份，窃以为仍当首推安徽，而非山东或河南。

　　心理学大师荣格说，文化构筑着人格，徽文化是否符合此理呢？这就要谈到徽商。古今商人能够自成宗派者，惟徽商、晋商、浙商而已。正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的成功商人之品性亦往往类似：不辞劳苦、视野开阔、善于把握机会等。一个短视的懒汉能够发财，机率大致如天底下掉馅饼一样渺小。

       如果一定要找寻徽商的特色，就我所见，可能只有一点，即“贾而好儒”、“富而后教”，不是将赚的钱深藏进壁垒森严的银库，而是拿出来兴办教育，为桑梓造福，曹振镛、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高官和大儒皆是这颗福音树上的果子。遗憾的是，今日皖南的“义学”仅仅遗下了零散的破败校舍，供后人凭吊和怀念罢了。此种特色之形成，与朱熹等儒生所发扬的“以仁为本”的文教制度息息相关。

　　层层累积的文化传统，以及对其敬畏与承继的文化姿态，是一种无比高贵的经验值，同时却构成了心理上的严重束缚。

       古谚说四川人不出剑门，难以成大材；安徽人亦复如是，差异仅在于没有一个固定的“剑门”——或者说，剑门就是自己心灵的疆界，因此需要那种敢闯敢冲、敢于突破、敢为天下先的上进精神。

       而至近代，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文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强横冲击之下化作一地黯淡的碎片，其它地域(如湖南、广东)纷纷主动寻求乱世的出路，而曾领一代风骚的安徽却匍匐于传统的阴影，犹疑徘徊不前，就像在逃荒路上，左顾右盼，哪一块传统的包袱都舍不得抛弃。终于，它们被同行者赶上，从而沦于贫穷，沦于老牛破车，沦于白眼和嗤笑。

　　今日之安徽的现状可谓有目共睹，再谈徽文化的辉煌，除了沉湎于回忆的河流，当一回抱残守缺的文化遗老以外，就是重复九斤老太的话：“一代不如一代”，将批判的刀锋指向惨淡的现实。现实当中，似乎连脍炙人口的徽菜的荣光都不复当年之盛，完全被“全国河山一片红”的川菜及其近亲湘菜压倒。

       而今日的安徽人倒是敢于冲决剑门，纷纷向外打拼求出路，但凡经济发达的地区，多半布满了他们劳碌的影子，聪慧依旧，坚韧依旧，只可惜他们的身份不再是腰缠万贯下江南的赫赫徽商，而是在社会底层艰于呼吸视听的打工者。今日的“徽文化”，更多是流亡文化、打工文化、腐败文化，与传统怆然脱节。

　　所以，当我们翻阅辞典，看到这样的词条：“广义上的徽文化包括道家、徽学、建安文学、桐城文派、徽剧、黄梅戏、目莲戏、老庄文化、三国文化、桐城文化、徽州文化、新安画派、新安医派、花鼓戏、傩舞和凤阳花鼓……”心中总不免质疑：这些盛极一时的遗产，有多少依旧鲜活，有多少可以重现光芒？以黄梅戏为例，看马兰女士的相关文章，便可知这颗火种所处的形势是何等危难，而马兰的奋斗及其结局却一再令人哀叹不已。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徽文化的缩影。问题是，夜正长，路也正长，此后的路在何方？是漠视，还是正视，是闪退，还是奋起？答案正在于今日安徽人的一念之间——从胡适、陶行知到胡锦涛、赵薇，在这些堪称先行者的安徽人身上，我们理应看到一线曙光。

　　皖南行记：曾经繁华

　　一路风尘仆仆，五月三日早晨，终于抵达绩溪。可眼前的小县城，无论如何都不能激活我的大脑，将其与“江淮文脉”、“文化圣地”联系起来。它还不像西安古都，虽然没落，但眉宇之间依然有贵族的昂扬气质。它的面容是如此平淡，像今天的太阳，在乌云的浓重映照之下，有点鲜艳，有点脏。只是你耐心分辨，可能会发觉，在那狭窄的马路、破落的房屋背后，潜藏着一股安详和宁静的气息，还有些勃勃的灵气，向后来者诉说着凛然而不容漠视的历史。

　　我们的第一站是胡宗宪尚书府，一座典型的徽州民居。东临街巷，西凭水塘，南依民宅，北靠里邻，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胡宗宪曾于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辨诬疏》中说，他家“七世同居”。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似乎难以想象。

　　单看这处充满了腐坏的尘土味道的住宅，居然囊括了药房、学堂，祠堂、戏台，却一点不嫌拥挤。上百口人生活其间，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在家里解决。想来很多人经年难得迈出大门一步，难怪古时女性会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道德行为标准。沧桑巨变，现在的房间已略显幽暗，但布局之精致依旧丝缕毕现。虽然不像紫禁城那样雕梁画栋，可每个庭院，每扇窗户，无不经过精雕细琢。只是深宅大院的压抑气氛，让我很难静下心来欣赏古代建筑之美。

　　离开胡宗宪尚书府，近处便有一个徽州古村落——“湖村”。信步闲游，一路皆是结荚的油菜，抽头的香椿，绿水绕田，青峰薄雾。恰逢小雨，经过洗刷的空气一派自然的清新。村子青瓦白墙，纵横交错的石板路上苔痕点点。可谁能想到，就连这样的世外桃源，都无法逃脱天道与人事的累累摧残？伟大的时间之神掩盖不住那些班驳的伤痕，屋檐之下的精致砖雕，充斥着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遗泪；村祠堂的墙上，隐约还能看见一度响彻云霄的政治标语和大字报。当我置身其中的那一瞬间，时光仿佛错乱，明清时期的士大夫乡绅，遇到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子孙。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而我，只是旁观者。本应心怀冷寂，衷肠却被一种莫名的火焰点燃。

　　当地的生活并未受到现代化的快速冲击，村民的眼光清澈见底，可一旦遭遇外来者的光鲜衣着，还是有艳羡浮动。他们对喧嚣的外界无比好奇，我却在这里追寻往昔的繁华。到底谁该羡慕谁？

　　中午时分，我们踏上了传说的“徽杭古道”。其实这只是一条绵延曲折的山间小路，西起安徽省绩溪县伏岭镇，东至浙江省临安市清凉峰镇，全长五十余里。它之所以名垂青史，据说是因为当年的徽商去江浙，惟此一条路。

　　当然，不止是商业之路。胡雪岩走过，胡适走过，仅仅结局不同罢了。

　　我们从“江南第一桥”出发——说是“江南第一桥”，看起来却普通无奇，不知为何得名？前行三四百米便是一个小水电站——“逍遥河水电站”，从这里开始，手机就失去信号，仿佛在暗示这一段旅途将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之旅”。漫过山间的石板路，一路向上，来到“江南第一关”——又是“第一”。关门由四根大厂条横架天然岩石构成，门楣西刻“江南第一关”，东刻“徽杭锁钥，同治二年里人建造，邵道棠题”，一笔楷字相当气派。此后，山势逐渐放缓，紧张与劳累的心顺势得以放松。这时则可以欣赏一下周围的溪流飞瀑，青松乱石，松竹青翠欲滴，山涧雷鸣如潮。路上没什么人家，只看到山坡之上一块块田地茶园，让人不由心生“云深不知处”之感。

　　从下雪堂到蓝天凹，又是一段上坡路。蓝天凹是一个分界线，下坡即进入浙江。一次行旅能够跨越两个省份，见识两种风格迥然的风土人情，诚属难能。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皖南文化应该被纳入江浙文化的范畴；而江苏北部的文化则与皖北相仿，隶属中原文化的宏大洪流。安徽因南北之分而断裂成两块，正如我在湖村看到的一颗千年老树，一半被雷火毁损，一半则枝叶繁茂，禁不住想起王朔先生某篇小说的名字：“一般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如今的安徽，正在海水与火焰之间苦苦穿行。

　　这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