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考实1
罗哲文
齐长城
齐国，位于山东省北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之一。
开国君主吕尚，建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省淄博东北）。齐灵公十五年（公元前567年）齐灭蔡后，疆土扩大到山东东部。疆域东到海，西到黄河，南极泰山，北到无棣水（今河北省盐山县南）。
吕尚是炎帝族四岳的后裔，其祖原居东方，与禹一起治水有功，封于吕，遂以吕为氏。周文王尊吕尚为师，共谋灭商兴周。周成王封吕尚为齐侯之后，还赐给他一种特权，得以征伐有罪诸侯。
春秋初期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富强，吞并邻国。荀子说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说桓公并国三十。齐国成了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
齐桓公七年（公元前679年），齐国开始称霸。此时，楚国亦在长江、汉水一带强大起来，有与齐国霸业相抗衡的趋势。
齐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大军伐楚。大军进至召陵（河南省郾城县东），楚成王派使到军前讲和，桓公许和退兵。这次伐楚暂时达到阻楚北进之目的。
齐筑长城，主要是用于防楚。史书记载较多，最早的当为《管子·轻重篇》所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1
齐桓公于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任管仲为相，尊为“仲父”，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加上述记载准确，齐长城当建于公元前685至公元前645年之间。
《水经注》汶水注中引《竹书纪年》云：“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候及我师伐齐，入长城。”2
晋烈公十二年（公元前404年）于齐国为齐康公元年。
《史记·苏泰列传》亦引《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3按《史记·六国表》载，梁惠成王二十年当为周显王十八年，两周显王十八年于齐国当为齐威王六年（公元前351年）。
《史记·楚世家》引《齐记》云：“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4齐宣王为齐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关于齐宣王筑长城的记载是齐国筑长城最晚年限的记载。
关于齐国长城的起讫地点及其走径，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也十分清楚。
《水经注》汶水注，载有：“汶水出朱虚县泰山。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琊巨海，千有余里，盖田氏之所造也。”6
《史记·楚世家》引《太山郡记》云：“泰山西北有长城，缘河经泰山千余里，至琅琊台入海”。7
又引《括地志》云：“长城西北赵济州平阴县，缘河历泰山北冈上，经济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东至密州琅琊台入海。”
齐长城西起于今山东省平阴县北，向东经泰安县西北至莱芜县北。
《泰安县志》载：“长城钜防俗呼大横岭，县西北六十里即泰山岗阜，古长城所经。”
《莱芜县志》载：“莱芜处万山之中，而直北有长城岭者，城基犹隐隐可见，意即古者齐鲁之界。”
齐长城由莱芜县继续向东经沂山山脉，安丘县东，至陵县南的大朱山与与小朱山之间入海。自古以连通鲁南鲁北而著称的穆凌关就座落于沂山山脉。关于齐长城的这段走径，《章邱县志》、《临朐县志》、《营州志》、《诸城县志》、《胶州志》等方志中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楚长城
楚国，羋姓，始祖鬻能。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后移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的纪南城）。楚常与周王朝发生战争，周人称其为荆蛮。两周衰微之后，楚国才在长江、汉水一带强大起来。春秋初期，楚国征服了周围许多戎、蛮小国，继而又打败了北面周室建立起的一些姬姓小国，把矛头指向中原。在齐桓公称霸中原的时候，楚国尚不能与齐国抗衡。齐桓公死后，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冬十一月，楚国出兵伐宋救郑，在泓水（今河南拓城县西）展开大战，大败宋襄公，控制了黄河流域的许多中、小国。
从此楚国代替齐国称霸中原。春秋之初，楚国同秦国很少发生正面冲突。这主要是因为在秦穆公以前，泰国尚无力向关中以外地区发展。
即便秦穆公向东发展，首先遇到的阻碍是晋而不是楚。楚修长城初意在防晋、齐。到春秋末，楚国力不振，而秦日益强盛，楚修长城则意在防秦。
楚长城称为方城，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鲁僖公四年的记载：齐桓公率诸侯国伐楚，兵至陉山，楚使屈完对齐桓公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鲁僖公四年为楚成王十六年，即公元前656年。
《春秋左氏传》鲁襄公十六年亦载：“晋荀偃、栾黶帅师伐楚，以报宋杨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鲁襄公十六年为楚康王三年，即公元前557年。
《史纪·秦本纪》亦载：昭襄王八年，“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秦昭襄王八年，当为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
楚方城，是否就是楚长城呢？《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县条下载；“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而《水经注》汝水条却载：“醴水迳叶县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许迁于叶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城。”
罗哲文《长城》一书认为；“列城即是一条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以为屯兵警哨之所。城与城之间有的地方依险为屏障，有的地方筑城墙予以联结起来，便成了巩固的长大城防。列城是长城的一种重要形式。”
关于楚长城的赵讫点及其走经，历史文献中亦有不少的记载。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引《括地志》云：“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为固。”穰 县在今河南省邓县，翼望山则在今河南内乡县北。
楚长城的具体位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近年楚文化研究者的考察大致可知：楚长城由邓县东北境起，沿镇平县境向北，由南召县西北方向，转向东，至鲁山县市，然后由叶县西境南转，循方城县与舞阳县至泌阴县境。
燕长城
燕，本作匽，或郾。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之一。燕国在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西端，建都于蓟（今北京城西南），又以武阳（今河北省易县南）为下都，燕国为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意欲改革，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但此举非但未能强国，却引起太子平和将军市起兵叛乱，齐宣王又乘机攻占了燕国，燕王哙和相国子之皆死于战中。从此燕、齐两国结仇。燕昭王二十七年（公元208年），乐毅为将，联合各国攻破齐国，占齐七十多城。此时，为燕国鼎盛时期。燕昭王去世后，燕复又为齐所败，所夺之地办全部丧失。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燕国筑有南、北两道长城。燕、齐两国长期发生战争，为防齐，燕修南长城。同时，秦国已逐渐强盛，东进图霸，驱赵而威胁燕境。所以南长城也可作为防赵、御秦的依托。
关于燕南长城，《史记·张仪列传》载有秦相张仪游说燕昭王时说：“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
《水经注》易水条载：“易水又东届关门城西南，即燕之长城门也。”
又载：“易水又东历燕之长城，又东径渐离城南。”
南长城的修建时间，据《史记·张仪列传》载，燕昭王在张仪的游说下，服从了秦国的连横。张仪归报，但未至咸阳，秦惠王卒。秦惠王卒于更元十四年，在燕则正值昭王元年即公元前311年。由此可知，燕南长城当筑于昭正之前无疑。
《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及《易州志》等历史文献中，有一些关于燕南长城走径的记载：由今河北省易县西南，向东南经徐水、雄县至大城县西南。
关于燕北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湖却千余里。与荆柯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秦开修筑北长城的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史家普遍根据秦开秦舞阳的祖孙关系，并以刺柯刺秦王之年代为准上推，认为燕筑北长城当在燕昭王时，如果此推断合理，则燕北长城为战国时期最后修的一道长城。
关于北长城的走径几乎没有记载，仅有起于造阳，止于襄平两点。但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多伦、赤峰及河北省围场县等地，发现不少燕长城遗址。
据《承德府志》载，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乾隆皇帝巡幸木兰围场，发现了一段东西长四百余里的古长城，并在今围场县新拨乡岱尹梁北镌立《古长城说》石碑一块。碑文所记载的长城遗址，即为燕北长城，后为秦始皇所用。
赵长城
赵国，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赵烈侯（名籍）是晋大夫赵衰之后，周贞定王十一年（公元前458年），赵、韩、魏、知四分晋国。
五年后，赵、韩、魏三家又灭知氏，三分其地。史称“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后，赵于公元前403年，被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东南），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今河北）。疆域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
但这时赵国北方的匈奴东胡族已由先前互不统属的氏族部落，逐渐地趋于局都聚集，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其势力已控制了赵、秦、燕三国的边境。公元前302年，起武灵王发奋图强，勇于变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改穿胡服，学习骑射，极大地加强了国防力量。赵国先攻灭了中山国，后又打败林胡、楼烦，占有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河套地区。
赵长城有三道：赵肃候所筑南、北长城两道；赵武灵王所筑赵北长城一道。
两道赵北长城均用于防御东胡，因为赵武灵王驱胡攘地，势力北进至今内蒙大青山一带，所以肃候时所筑北长城，已属内地。赵南长城，则主要用于防魏。魏国都大梁，距赵都邯郸仅数百里，而漳水两岸的魏国重镇邺城，距邯郸尚不足百里，魏对赵的威胁极大。公元前353年，魏惠王就攻占了赵都邯郸，并强占了三年之久。公元前346年赵肃侯即位，为防魏而依漳河、滏阳河之险修筑了这道长城。
《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召楼缓谋日：‘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
关于这道长城修筑时间，《史记·赵世家》亦明确载有：“肃侯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赵肃侯十七年，为公元前333年。
赵肃候所筑南长城，在今河北临漳、磁县等地，尚有遗址可寻。
赵肃候所筑北长城的起讫点，修筑时间等，历史文献的记载较为混乱。长城位置大致在飞狐口、雁门关一线。
至于赵武灵上所筑赵北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转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音傍）
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二十七年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也，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由此可知，赵武灵王筑北长城，当在武灵王二十六年和二十六年之间。即公元前299年至公元前300年。
关于赵武灵王所筑北长城，《史记·匈奴列传》上所载，仅“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一句。赵自代的一段长城，因战国以后长城修筑繁复，状况混乱，至今仍未搞清楚。缘阴山至高闭一段，后世记载较多。《水经注》河水条载：“白道南谷口（今呼和浩特西北），有城在右，侧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顾瞻左右，山树之上。
有垣若颓基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
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之间，发现了不少赵武灵王所筑北长城遗址。
魏长城
魏，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十六年）被晋攻灭，晋献公将魏地分给大夫毕万。战国初，毕万后裔魏文侯和赵、韩一起瓜分了晋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被承认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自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先后任用翟璜、李悝、魏成子为相，实行变法，进行封建改革，取得很大成绩，成为战国初期强国。
魏文侯三十三年（公元前413年）。魏大举进攻秦国，一直打到郑（今陕西省华县），次年魏国军队又占领秦的繁庞（陕西省韩城东南）。魏文侯三十七年（公元前409年）魏将吴起率兵攻取秦国的临晋（陕西省大荔东）、元里（陕西省澄城南）、洛阴（陕西省大荔西）、郃阳等城。
魏和秦本以黄河为界，魏在河西原仅有少梁一城，取得上述诸城之后，河西之地就全部归魏所据了。秦对魏据有河西始终视为心腹之患，一经条件允许，便要夺回河西。
泰献公实行了一些改革，使国力有所增强。魏惠王四年（公元前366年），秦出兵向韩、魏联军进攻，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接着又于魏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深入到河东，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和魏军大战，斩首六万级。魏惠王八年（公元前362年），魏同韩、赵两国发生大战，秦国又趁机向魏进攻，在少梁大败魏军。此役秦取得繁庞，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今开封）。至此魏河西大部分领上虽仍据己手，但已处于失利状态，尤其是少梁之役，秦已严重地危及了魏西部 土。为巩固河西之地，魏在秦国将要大规模变法之前派大将军龙贾沿洛水修了一道长城，即魏河西长城。后来为加强国都大梁的防务，在大梁以西，黄河以南筑了魏河南长城。
《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1
《水经注》济水条亦引《竹书记年》载：“梁惠成王十二年（公元前358年），龙贾率师所筑长城于西边。”2
秦孝公元年，为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由此可知，魏河西长城应始筑于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58年。
另外，《史记·魏世家》又载有：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
筑长城，塞固阳”。3惠成王十九年为公元前351年，可见由公元前361年至前351年间，魏曾不断地经营河西防务。
魏河西长城，在今陕西省华阴、大荔、澄城、韩诚诸县均有遗址可寻。
魏河南长城，史称为卷之长城。关于这道长城，《后汉书·郡国志》载：“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4
《水经注》济水条中对魏河南长城走径有所记载，其大致为由今河南原武黄河故道南岸，向东至原阳县东南，折向西南至密县境内。
秦长城
秦，嬴姓，相传是伯益的后代，传到秦仲时，被周宣王封为大夫。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周平三分封
诸侯。
秦，春秋时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秦穆公时曾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秦自厉共公以后，许躁公、怀公、简公、惠公等统治时期，因经济落后，又常常发生内乱，国势日趋削弱，所以不断遭到外部打击。在当时对秦威胁最大的就是东方的晋及三家分晋后约魏、韩两国，尤以魏为最甚。
战国时秦筑长城，据历史文献载有两条。一为秦厉共公至秦简公时期，晋国占有河西地以后，秦沿洛水两岸筑长城以自守。一为秦昭王灭义渠戎后所筑长城。
关于秦河西长城，历史文献记载十分简单。
《史记·秦本纪》载：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1
《史记·秦本纪》又载：，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2
厉共公十六年为公元前461年。简公六年为公元前409年。即便由公元前409年算起，秦于洛水所筑长城尚早于魏于洛河所筑长城近五十年。如由前461年算，秦河西长城则早于魏河西长城近百年。百年之间，由秦筑长城以防魏到魏反踵秦故伎筑长城以防案，足以看出秦魏盛衰的形势变化。
关于秦晤王所筑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3
义渠戎同秦国的关系，在秦孝公以前时叛时降，到秦惠文王时，义渠戎的势力有所增长，，于秦惠文王三年（公元前335年）曾在洛将秦军战败。公元前318年六国联合代秦之际，义渠戎又趁机向秦进攻，并取得了胜利。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曾出兵伐义渠戎，因力量所限只得了数城便收兵了。秦始终视东北部的义渠戎为后患。
关于秦昭王筑长城的准确时间，历史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但《后汉书·西羌列传》中确有秦昭王北灭义渠戎的准确记载：“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官，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4
周赧工四十三年，为秦昭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
关于秦昭王所筑长城的起讫地点走径，《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历史文献中均有所记载，其大致力：起于今甘肃省临洮县，向东南至渭源，然后转为东北，经通渭、静宁等县达宁夏的固原县。由固原县折为东北方向，经甘肃环县，陕西省横山、榆林、神木诸县直抵黄河西岸。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昭王长城所经之地找到了很多长城遗址。秦昭王所筑长城，后来基本上为秦始皇所筑长城利用。
秦始皇长城
由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开始，秦军先后消灭了韩、赵、魏、燕、楚诸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国军队开进不战而降的齐国都城临淄，彻底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混乱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
秦统一后，对秦统治形成威胁的主要是北方的匈奴。
匈奴族，中原称其为胡，早就同中原的华夏族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战国时期，借大国争霸之机，匈奴奴隶主乘隙不断侵扰边境。逐步占据了北方河套地区，严重地威胁了秦后方的安全，被秦视为后患。秦完成统一大业后，为解除匈奴奴隶主对秦王朝的威胁，遂发起了北逐匈奴的战争。此役并未完全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为维护和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防御匈奴奴隶主南下掠夺和滋扰，秦始皇下令，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修筑万里长城。
《史记·蒙恬列转》载：“秦已并天广，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1
虽自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都投入了较大的力量修筑了长城，但其长度少则数百里，多亦不过二、三千里，只有秦始是所筑长城逾万里之上，自此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关于秦始皇所筑长城的具体时间，《水经注》河水条载：“始皇二十四年，起自临洮，东暨辽海，西并阴山筑长城。”2此载“二十四年”应为三十四年之误，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其还未最后统一全国。《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载：“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三十四年，适精狱吏不直者，筑长城。”3根据上述记载可知，秦始皇筑长城当始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前后。
先于秦始是所筑长城起止点，历史文献中仅记载起临洮至辽东，其行经之地记载亦很简单。根据历史记载及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可知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基本上是在燕北长城4 ，赵武灵王所筑赵北长城5及秦昭王所筑长城6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并将原来燕、赵、秦长城不相连接的空隙之地补筑上城墙，使起临洮至辽东的整个长城防线联贯为一。
秦始皇长城大致为：西起于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向北至临洮县，由临洮县经定西县南境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由固原向东北方向经甘肃省环县，陕西省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折向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
黄河以北的长城则由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向东直插大青山北麓，继续向东经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县境。由尚义向东北经河北省张北、围场诸县，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向东南，终止于朝鲜平壤西北部清川江入海处。
秦始皇在大修长城的同时，下令将战国时期各诸侯用以割据自卫所筑的长城全部拆毁。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是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大巡幸，从咸阳至碣石，刻碣石门：“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7
秦始皇三十二年的这次出巡，主要是为北伐匈奴作准备，于他出巡归来后不久，便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向匈奴发起了进攻。
汉长城
秦始直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贡献的杰出人物，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暴君。秦始皇死后，秦二公胡亥依靠赵高等取得帝位，其统治之酷烈，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导致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埋葬了秦王朝。
刘邦灭秦后，在公元前202年称帝，国号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此际，北方匈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吞并邻族，日益强盛起来。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进攻马邑（今山西省朔县东北）。因汉将韩信投降，匈奴南下雁门，围攻太原。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迎战，却被围困于今山西大同东北的自登山上达七日之久。用陈平计，重赂冒顿的阏氏，始得突围。此后，在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的六、七十年间，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公元前201年），下令修缮了秦昭王时所筑的《史记·高祖本纪》载：“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1
西汉王朝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平息了“吴、楚七国之乱”，国力强盛起来。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他毅然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元光二年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马邑人聂壹，诱匈奴单于取马邑，又命李广、韩安国等率兵三十余万埋伏于城外，俟机出击。被匈奴识破，引兵而去。元光二年的“马邑之谋”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匈奴远遁”为止，汉武帝先后任用卫青和霍去病，三次帅兵出击匈奴。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河套以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战役和元狩四年的漠北战役。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规模地修筑了长城，据历史文献记载，大体可以分为四次。
《汉书·武帝本纪》载：元光五年夏（公元前130年）在第一次北去匈奴前三年，武帝“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2这是对北击匈奴所作的准备工作。真正较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当属元朔二年。《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元朔二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
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团。”3
武帝元狩二年春，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发，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一千多里。同年夏霍去病、公孙敖又领数万骑兵出北地郡，在祁连山麓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军激战，斩获匈奴四万余人。同年秋，浑邪王率部降汉，河西一带遂全为汉朝所据。为巩固河西走廊边陲的安全，汉武帝修筑了由今甘肃省永登县至酒泉的长城。关于这次修长城，《汉书·张骞传》载：“汉始筑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4《汉书·张骞传》亦载：“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5这是汉武帝第二次较大规模地修筑长城。
汉武帝第三次较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间所筑由酒泉西至玉门关段长城。
《史记·大宛列传》载：“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6
汉武帝第四次较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10年）间，修筑由玉门至新疆罗布泊的长城。
《史记·大宛列传》载：“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7
《汉书·西城传》亦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8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之役，始于太初元年，而终于太初四年。这段长城亦当建于这段时间或稍后。
由汉武帝元狩二年至武帝太初四年历经二十年，打通了二千华里河西走廊，并沿路筑起烽燧亭障．以保障这条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的畅通无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魏长城
公元四世纪初，鲜卑族拓跋部占有个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等地，建立代国，为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符坚所灭。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前秦为东晋所败，北方随之分裂，鲜卑拓跋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日渐强大。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
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旋即皇帝位，建元“登国”。
北魏政权建立后，逐步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于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开始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局。
自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柔然族在蒙古草原上兴起，成为同北魏王朝相对立的强大努力。在北魏与南宋对峙的形势下，柔然的兴起被北魏视为心腹之急。北魏道武帝曾发兵进攻柔然，夺马千余匹，牛羊万头。柔然首领社仑率众走漠北。北魏天兴五年（公元402年），社会自称可汗，控制了东至辽东半岛，西到新疆焉耆，以及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
北魏王朝的主要敌国是宋。为实现其南下的战略意图，免于两面作战，决定筑长城以防柔然。
《魏书·太宗本纪》载：“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月丙辰…… 蠕蠕（柔然）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设戍卫。”1此长城起自今河北省的赤诚，向西至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限制了柔然的南进，也切断了柔然地区同中原的经济往来。
神麚二年（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获全胜。随后于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面东先后设置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六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
这些城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2
北魏六镇的地理位置为：
沃野镇，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北。
怀朔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西南。
抗冥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四于王旗东南土城子。
武川镇，分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西土城。
柔玄镇，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台基庙东北。
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
另据《魏书·世祖本纪》载“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3
北魏所筑这道被称为畿上塞围的长城，建于京都南、西两面，用以护卫京都。这道长城起于今北京市居庸关，向南经山西省灵丘等地，至山西省河曲县黄河畔。4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受大丞相高欢所逼，孝武帝逃往关中，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北魏从此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资治通鉴》载：梁大同九年，即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东魏“丞相欢筑长城于肆州北山西自马陵，东至上墱，四十日罢。”5 高欢筑这道长城是防西魏与柔然联兵以进攻东魏的。东魏肆州长城起于今山西省静乐县，止于山西省代县崞阳镇。
北齐长城
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代东魏称帝，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建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据有今洛阳以东，晋、冀、鲁、豫四省及内蒙古的一部分。
北齐共历六帝二十八年，在这短短的历史期间，十分重视修筑长城。北齐北部长城主要用于防御突厥、契丹等外族入侵，西部长城则主要为防北周东进。
北部长城，主要为文宣帝高洋所筑。天保三年（公元552年）至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六年时间里，较大规模地修长城有五次。
《北史·齐本纪》载：文宣帝天保三年（公元552年）“十月乙未，次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于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1
黄栌岭即山西省汾阳西北的黄芦岭。位于戍即今山西省五寨县，这道南北四百里的长城，是北齐政权第一次修筑的长城。
《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十二月庚申，帝行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2文宣帝巡视管涔山时，决定修筑的这段长城，据载是于次年由高睿领山东兵数万所筑。
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北京昌平北）至镇州（今山西大同）九百余里”。3
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先是，自西河（今山西汾阳）总秦戍（今山西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车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4
天保八年（公元557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今山西朔县西南）而东至于坞紇戍（今山西繁峙县平型关东北），凡四百余里”。5
继文宣帝天保年间大修长城之后，武成帝河清年间修筑了太行山长城，后主无统年间修筑了大同东至于海的长城。
武成帝所筑长城，据《资治通鉴》载：河清二年（公元563年）三月，“齐诏司空斛掉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軹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6这道沿太行山所筑的西部长城，主要是用于防御北周的东进。
后主高纬所筑长城，据《北齐书，斛律金附子羡传》载：天统元年（公元565年），“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目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湖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7
河清年间和天统年间所修长城，工程都很小，尤其是天统元年所筑长城，基本上属于对文宣帝天保七所年筑自西河东至于海的长城的加固和增建。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字文泰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立国号周，建都长安，史称北周。北周在周武帝宇文邕期间，采取了一些有利社会发展的措施，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57年）周武帝亲帅大军消灭北齐，重新统一了黄河流域。
周武帝，在灭掉北齐后的第二年，率五路大军，亲征突厥族。武帝死于北征途中，只好班师而回。此后，突厥屡犯北周边地，北周为防其南下，开始修缮北齐时所筑长城，但工程量很小。
关于北周修缮和利用北齐长城，《周书·宣帝纪》载：静帝大象元年五月（公元579年）突厥犯并州，“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
隋长城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隋文带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九年灭陈，至此全国南北统一，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隋朝疆域广阔，东南到海，西到今新疆东部，西南至云南、广西和越南北部，北到大漠，东北迤至江东。
隋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有助于国家统一和巩固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国力增长的十分迅速。
隋朝建立后，北方突厥族势力仍十分强盛，屡犯边地，隋文帝不得不出兵迎战。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内乱，分裂为东、西两部互相攻杀。隋王朝支持东突厥，封其头目为启民可汗，允其渡漠南，迁居自道川（分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因此，在隋朝较强盛的时期，边境是安定的。所以隋朝修筑长城的规模亦较小，多是在前朝长城基础上做些修缮。史载隋文帝时期修筑长城共四次。
第一次，据《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l《隋书·韦世康弟冲传》亦载：“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2南汾州即今山西省吉县，北筑长城，应在山西北部。
第二次，据《资治通鉴》载：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3西起今宁夏灵武县黄河东岸，经陕西靖边、横山诸县抵绥德。《资治通鉴》载：“东距河，西至绥州”，当为“西至河，东至绥州”之误。
“第三次，据《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二月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4《资治通鉴》亦载：陈至德四年（即隋开皇六年）二月“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过险要，筑数十城”。5
第四次，据《隋书·高祖纪》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6
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被太子杨广杀死，杨广即帝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之后，决定迁都洛阳，每月投入役丁二百余万人，营建洛阳都城。又征发丁男十万余人，掘修了一道两千余华里的长堑。
这道意在保卫洛阳的长堑，自今山西省河津县龙门黄河岸起，东经山西高平，河南汲县、新乡，渡黄河，由开封、襄城．而达陕西商县。除此以外，还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筑了长城。
第一次，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即今浑河）。一旬而罢”。“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已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7
第二次，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8
隋炀帝这两次修筑长城，皆非出于战略考虑，而是借修筑长城以炫耀武威。
隋长城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国号隋。隋文带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都大兴（今陕西省西安），九年灭陈，至此全国南北统一，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隋朝疆域广阔，东南到海，西到今新疆东部，西南至云南、广西和越南北部，北到大漠，东北迤至江东。
隋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有助于国家统一和巩固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国力增长的十分迅速。
隋朝建立后，北方突厥族势力仍十分强盛，屡犯边地，隋文帝不得不出兵迎战。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内乱，分裂为东、西两部互相攻杀。隋王朝支持东突厥，封其头目为启民可汗，允其渡漠南，迁居自道川（分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因此，在隋朝较强盛的时期，边境是安定的。所以隋朝修筑长城的规模亦较小，多是在前朝长城基础上做些修缮。史载隋文帝时期修筑长城共四次。
第一次，据《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l《隋书·韦世康弟冲传》亦载：“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2南汾州即今山西省吉县，北筑长城，应在山西北部。
第二次，据《资治通鉴》载：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3西起今宁夏灵武县黄河东岸，经陕西靖边、横山诸县抵绥德。《资治通鉴》载：“东距河，西至绥州”，当为“西至河，东至绥州”之误。
“第三次，据《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二月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4《资治通鉴》亦载：陈至德四年（即隋开皇六年）二月“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过险要，筑数十城”。5
第四次，据《隋书·高祖纪》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6
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被太子杨广杀死，杨广即帝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之后，决定迁都洛阳，每月投入役丁二百余万人，营建洛阳都城。又征发丁男十万余人，掘修了一道两千余华里的长堑。
这道意在保卫洛阳的长堑，自今山西省河津县龙门黄河岸起，东经山西高平，河南汲县、新乡，渡黄河，由开封、襄城．而达陕西商县。除此以外，还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筑了长城。
第一次，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即今浑河）。一旬而罢”。“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已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7
第二次，据《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8
隋炀帝这两次修筑长城，皆非出于战略考虑，而是借修筑长城以炫耀武威。
二、明朝修建长城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社会，从传说中的古部族，到后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割据与统一，多是靠战争立国的。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战争的制度和措施，比其它任何制度和措施都更早地完备和发展起来，长城也是这样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长城是人类伟大的建筑工程，表现了我先民坚强的毅力和巨大的创造力，但历史地评价长城，它完全是用于军事目的的产物，是作为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而修筑的。
纵观长城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体或某个方面比较弱的一方，才修筑长城。长城用于军事的目的，是修长城的一方，想凭借长城保持与敌方的抗衡。所以研究任何一个朝代所修建的长城，及长城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作用，都离不开宏观地研究发生军事冲突的双方的国势盛衰、战略思想等方面情况。
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古贵族的元王朝后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其相互的敌对的关系．虽然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族各部曾先后臣属于明王朝，但这种臣属关系时断时续，在很多的时间里，双方则仍处于对立冲突之中。
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最初提出的宣言是要改变“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局面，但到后来便又针对蒙古族的统治，提出“以夏治夷”，恢复汉族统治。1这样本来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可从形式上看却变成了汉民族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
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军队很顺利地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被迫退回“塞北”。元王朝更被推翻，但其军事实力仍然很强。元顺帝仍把握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占有东亚呼伦贝尔猢，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的领土。在陕西、甘肃则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所以在明朝初年，明中央政权同北元还打了几次浪激烈的大战。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元顺帝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是为昭宗，仍称大元皇帝。这时明王朝的部队击破了扩廓帖木儿在陕、甘地区的部队，扩廓帕木尔率残部逃至和林。2
明王朝为消灭掉对中原威胁最大的，盘据在和林的扩廓枯木儿部队，于洪武五年春正月（公元1372年）。出动十五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漠北。大将军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趋和林；左副将军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至应昌；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这次出击，中路徐达部在杭爱岭北被扩廓帖木尔的部队打得大败。东路李文忠部因不知中路已败退，孤军深入漠北，遭到蒙古军强大袭击后，奋战而回。3仅西路冯胜都从金兰（今兰州）西进．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甘州、庄浪诸卫，明王朝由此时起，弃敦煌划嘉峪关为界，开始经营河西防务。
这次大举进攻漠北，全面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这次失败使明廷认识到，就当时力量是不可能彻底消灭蒙古族军事力量的。虽然以后又有多次对蒙古族的征战，但也是以攻为守，并没有改变战略上的防御局面。
中原地区，由于元王朝残酷的统治制度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华北、东北、西北，人口大减，土地荒芜；而南方，元代时在权贵们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之下，生产力也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明王朝要想巩固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明王朝无力彻底解决蒙古族在塞北的压力。所以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并批准了淮安侯华云龙提出的“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的奏议”。4修筑了从北京东北和西北部燕山山脉，到军都山山脉上的关塞隘口。明王朝在巩固边防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促进了明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缓和了阶级矛盾。
明初经营边务，修建巨大边地防御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最，对蒙古贵族发起强大的攻势。
洪武四年（公元137l年）以后，连年经略辽东。辽东当时属山东布政司，只有军事建制，而无行政建制。在定辽都卫（后改辽东都司）下增设了许多的卫所。在辽东今长春、农安一带尚有蒙古勇将纳哈出所指挥的几十万人，不断伺机进攻边地。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曾攻陷牛家庄，此役“烧仓粮十万余石，军士陷没者五千余人”。5
经过十五年对辽东边务的经营，明廷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二月，派大将军冯胜等率十万大军，开始了对蒙古纳哈出部的征战。六月，纳哈出为明廷强大的力量所慑服，不战而降。6接着明廷派大将军兰玉等，率师十五万，进攻北元王脱古思帖木儿所在地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脱古思帖木儿仅以数骑逃走。脱古思帖本儿本想逃往和林，奔土剌河畔，途中被其部下所杀。7这样北元势力瓦解了。北元瓦解之后，分裂为三大部分：在今辽河及迤北地区的兀良哈部，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鞑靼部；在今科布多河和叶尼塞河地区的瓦剌部。在明廷的打击下，大部分于洪武二十一年左右，先后归附明廷。稍后又相继叛去，继续进攻明廷边地。
洪武二十三年至洪武二十九年，明廷又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对蒙古族各部的征战：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春，晋王朱枫，燕王朱棣率师，北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8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春夏之际，前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率大军征讨兀良哈三卫。9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夏，北平都指挥使周兴率大军出居庸关远征塞北。10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春夏之际，都指挥周兴，和都督宋晟、刘真等合兵证付兴安岭东侧的女真地区。11
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春，燕王朱棣率师出大宁塞北征。12
经过这五次战役，基本上奠定了明王朝边地的稳定局面。此后，明王朝虽仍很重视北方边地的防务，但仅是加强边将出边巡逻而已，并无需大筑长城。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死。长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洪武年间为巩固朱氏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将诸子分封为王，各王拥有护卫兵士三千人至一万九千人不等。燕王等因驻守边地，握有兵权，则势力更大。建文帝即位后，鉴于诸王权重位尊，势力太大，威胁皇权，故决定削藩。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号称“靖难”，从北平举兵南下。建文帝也多次遣将派兵前往征伐。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燕王攻占京师（今南京）建文帝死于宫中（一说逃走），燕王登基改元永乐。
整整四年的“靖难之役”期间，明王朝无暇外顾。洪武年间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北方防御的稳定局面又被破坏。刚刚登基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明成祖立即开展对蒙古族的征讨；同时，又由于蒙古族失去首领，鞑靼、瓦剌两部酋长连年激战，相对削弱了侵扰明王朝边境的力量。明朝采取了招抚政策，边地虽经常遭到骚扰，但相对来说还算安定。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故元嫡裔坤帖儿的弟弟本雅失里继承汗位，断然拒绝成祖的温和诏谕，杀了明廷派去的招抚使。明廷以此事件为借口，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秋七月，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北征。因丘福率部轻进，深入胪朐河以北，陷伏，全军覆没。13
永乐八年（公元至1410年）二月，明成相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居庸关北征鞑靼部，调用战车三万辆，运粮二十万石随军行动。在斡难河畔（今鄂嫩河）打败本雅失里的军队。14本雅失里逃至瓦剌部后被瓦剌所杀。这次出征除击破了本雅失里外，还在归途中打败了阿鲁台部，使其屈服归顺。
明代为便于防守，将长城沿线，分成九大防区，这便是明长城的九镇。永乐七年，明成祖开始北征前，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首批设置四镇同以后所设的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及再后设置的山西、固原二镇合称九镇。15
鞑靼部败后，蒙古瓦剌部的势力却日益强大起来。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廷见瓦剌的马哈木等部率兵渡过饮马河（今克鲁伦河），威胁明王朝的统治。成祖于当年三月，再次率五十万步马官军来征。两军决战于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南），双方经过激战，明军凭借先进的铳炮优势打败了瓦剌军，并乘胜追至土剌河畔。16
蒙古族瓦剌部势力衰落后，阿鲁台部势力大振。明王朝曾不断协助阿鲁台，以对抗瓦剌。阿鲁台部强大后，联合兀良哈部在永乐十九、二十年屡犯明边。
为了加强北边防务，抵抗蒙古族南下，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将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并于次年二月集天下兵马，亲征塞北。17这以后又于永乐二十一、二十二年进行了两次亲征，但都因阿鲁台闻讯远遁而无结果。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十八日成祖在东征途中死于榆木川。18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本想立威定霸，但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明成祖在大事证讨的同时，也很重视建立长城防御体系。《明史·兵志》载：（永乐）“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收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族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了。由此以后加强北方防务，修建长城防御体系便显得越来越重要。
秦汉之际在北部设防，修筑长城，始终是凭借阴山和黄河天险来构筑防御线。但到明代，这些天险已非其属，永乐以后又先后放弃了大宁卫、东胜卫，明代整个防御线被迫南移数百里，至山西大同、陕西榆林一带。而大同、榆林地区则基本上无险可依，为遏阻蒙古族南下，只好靠多修长城，广建城堡，以加强纵深防御，补充地利之不足。
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即位，自称太师淮王，这时蒙古可汗脱脱不花只是虚设。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自北而西，又自西而东征服了蒙古各部族，使其完全统属于他。
明王朝见也先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预见到将要和明廷发生冲突。《明史·英宗本纪》载：八月“甲戌，敕边将备瓦剌也先，九月丁亥，靖远伯王骥、右都御史陈镒经理西北边备”20明王朝渐趋中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加强防务。
明王朝自英宗即位后，经景帝、宪宗、孝宗七十多年，是中衰时期。这时期宦官当权，政治腐败。经济上土地高度集中，一大部分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上在大地主及官吏的重重盘剥下破产，而有权有势的大地主及官吏大量侵占土地后，又不纳田赋，明廷出现了财政危机。为了增加明廷的财政收入，把大地主、官吏应交纳的田赋转嫁到农民的身上。农民在无法忍受的压榨之下，纷纷揭竿而起。
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广西和尚杨行祥的起义，浙江人叶宗留率领的破产农民的起义，福建皇丰、福安等地银矿矿工起义，福建邓茂七为首的农民起义。21为镇压农民起义，明廷增加税赋以适应军费的支出。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明朝走向中衰，集中反映在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这两个问题上。
瓦剌也先在统一蒙古后，窥伺到明廷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便认为南侵时机已到。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十一月丁未条载，也先怂恿脱脱不花进攻明朝时说：“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22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瓦剌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开始大举南犯。引起这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朝贡和赏赐的问题。
朝贡即通贡，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臣服于朝廷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每年派贡使携马匹等贡品向朝廷进贡。朝廷则按贡品的质量、等级发给银两及游牧地区所需物资作为酬价。还要给进贡的部落首领和贡使以大量赏赐。自永乐以来，瓦剌每年都有贡使于十月入大同，十一月入北京进贡。第二年春贡使带着朝廷的赏赐，由北京出发，二月离大同而回。贡使人数最初只有数人，后来由数十人增至数百人。
正统十三年，瓦剌派往朝廷的贡使竟然增至三千五百多人。明廷礼部核实所来人数，发现实有二千五百多人。朝廷责其虚报人数，冒领赏赐。贡使回去后，瓦剌也先遂以此为借口，分兵四路向辽东、宣府、大同、甘肃四镇长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也先率主力居中进攻大同。大同件急，震惊了朝廷。英宗朱祁镇，年纪很轻，是个缺少政治经验又不懂军事的皇帝。他所宠信的宦官王振，力主英宗亲征,自信以“御驾亲征”之威，便能吓退瓦剌部队。英宗为王振甜言蛊惑，不听诸大臣的劝阻一意孤行，于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这支庞大的部队出居庸关后于八月二日到大同。一路数遭风暴，士兵受寒多病，士气大减。大同镇守郭敬把惨败真情告知王振，王振恐慌之至，急令班师。大军至宣府，正遇瓦剌前锋伯颜帖木儿，其探知英宗在此，便急报也先。而明军在退兵路上，王振为了显示自己在朝中的威风，挟皇帝“临幸”他的老家蔚县。大军出发之后，王振又恐五十万大军过其家毁掉田里的庄稼，便又下令改回原路。这样就使蹑踪而至的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河北怀来的土木堡，次日也先追至，命军扎营下水源之处。土木堡是缺水之地，五十万饥渴交加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永。这时见剌三万精骑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随行大臣多数战死，英宗也只好下马盘膝坐以待俘。23
土木堡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京城，明廷一片混乱，许多大臣纷纷准备逃难，并竭力主张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等则主张坚决抗战。
因为当时的北方如失去政治中心京都，整个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就难以保障了。
九月初六，英宗弟朱祁钰即帝位，他支持了于谦抗杰瓦剌，保卫京师的主张。并提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上任后，采攻了一系列军事措施，他下令各处招募民壮，就地操练，候命策应；还调集诸府运粮军和山东、南京沿海备倭军进京担任守卫。令工部齐集物料，昼夜赶造攻战武器，并加强了宣府、大同等要塞处的防务。
九月二十八日，瓦剌军挟英宗至大同城下，总兵郭登严阵以待。也先见大同有备，便绕过大同经广昌（今涞源县）至紫荆关，十月九日攻破紫荆关城，然后大军过易县、良乡于十一日过卢沟桥进逼北京。
于谦等整军二十二万，列阵九门外迎战瓦剌，城厢居民亦准备人自为战。瓦剌包围北京本想要挟明廷君臣订城下之盟。见攻城不下，长城防御线各战略要地又皆为明廷官军所守，而各地援军将至，恐归路被截，包围北京四天之后，便裹挟着英宗从来路退回边外。24
也先原以为明王朝已不堪一击，恢复元王朝宏业的时机已到，及进至北京之后，见防御坚固，将士骁勇，方知难以取胜，接着便退居长城以北。但他认为掌握着明廷皇帝这么个绝好的人质，是一定能胜利的。不久双方开始议和。明延因另立了皇帝，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议和原则。这样坚持到“土木之变”一年后，也先于景泰元年（公元1456年）八月初八，仅在明廷答应互市的情况下，送回英宗。
在“土木之变”中，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些主要关隘及很多城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据《明史·景帝本纪》载，代宗即位后马上下诏修沿边关隘。25英宗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发动夺门之变，重登皇位后，亦较为重视长城防御体系的经营。
蒙古可汁脱脱不花是元室嫡裔，但自也先上父脱欢时起，蒙古大权就落到了瓦剌大师的手里。但脱脱不花不甘心居徒有虚名之位。想真正复兴其蒙古宗主的地位。明廷便想利用脱脱不花来削弱瓦剌。脱脱不花和瓦剌始终是单独自明廷派遣贡使的，而明廷却对脱脱不花所遣使臣，宴劳赐赏优厚于也先的使臣。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双方终于仇杀起来，最后也先杀死了脱脱不花，自称大元天圣可汗。
也先登上蒙古可汗的座位后便开始加强对属部的统治，但还未到他彻底统一准备和明王朝决一雌雄时，便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
被其部下所杀。26也先一死，瓦剌部立即丧失了对全蒙古的统治地位，退居西北旧地。此后活动在明长城防御线以外的主要是鞑靼部和兀良哈三卫部众。
也先死后，蒙古东部最强大的孛来、毛里孩两部，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立脱脱不花之子为汗，因其年幼明王朝称他为小王子。后来孛来杀小王子，毛里孩又杀了孛来。时隔不久毛里孩又为朵颜部所杀。
毛里孩灭亡之后，蒙古又陷入完全分裂的状态。
在蒙古族封建主进行内战的同时，他们也并未停止对明边的掠夺，屡犯明边辽东、宣府、大同等镇。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27明廷称占据河套地区的这部分蒙古部众为“套寇”。
到了明宪宗成化本年，东部蒙古族势力再次兴起，其首领巴图孟克对内铲除骄臣，对外首先击败了瓦剌，接着又收服了土默特，并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在成吉思汗大庙前，向全蒙古宣布称达延汗。28巴图孟克称汗后又兼并了兀良哈部，最终把大漠南北蒙古三大部分基本统一起来。在达延汗统治初期，由于集中主要力量于蒙古族的统一战争，所以大体上和明王朝保持着和平的关系。但明边一线亦有火筛等部不时兴兵南下，犯境掳掠。
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明廷发兵征讨屡犯明边的蒙古族火筛等部，同达延汗的关系方趋紧张。到了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冬十月，达延汗率兵进犯大同镇，犯阳河，掠应州，明武宗朱厚照亲促诸军御战，达延汗军队方退去。29
达延汗虽在中、后期亦侵扰过明边，但就他毕生的事业而言，主要力量始终是用于其民族各部的统一。达延汗统一了整个蒙古族后，和平地分封了诸子的势力范围，这次分封诸子便成了后世蒙古各部落成立的起源。
明王朝彻底的衰落是从武宗开始的，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武宗沉溺玩乐，不理朝政，又喜矫饰雄武。世宗崇奉道教，多年不上前，很少接见大臣。农民起义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中原地区的刘六、刘七、齐彦名、赵隧等为首的农民起义，众至数万人，影响很大。30
在蒙古族的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明王朝国势日衰的形势下，为遏阻剽悍、勇猛的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大的力量修缮和加固长城，使原先不相连接的关监和长城联接起来。明代全线联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期间形成了。
这时期修筑长城，同洪武年间所修沿边关隘的性质不同，已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
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在《北虏事迹》中记载：“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余骑到，于花马池北镇边墩起，至石井儿墩止，拆开墙口一十二处，深入固原等地抢掠而去。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骑到，于花马池北柳杨墩起至青羊墩止，拆开墙口一十六处，深入平凉临巩，直抵陇州，大凉而去。总制右御史邓章调榆林等处官军分布固原要冲，不能御。”31这类记载在长城沿线的各州、府、县志中，在明朝有关兵备的资料中是很多的。
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达延汗死后，其子孙们使蒙古族又重新陷入了分裂、割据的状态。达延汗长孙卜赤虽继承蒙古可汗位，但实际只能统率他自己的割据范围左翼地区。
达延汗死后，其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原史书上多称其为俺答汗。
蒙古地区里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它物资匾乏，决定其对中原经济的依存关系。他们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此，不论是瓦剌也先，还是达延汗，在完成其霸业后，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互市，有官市和民市之分。官市是蒙古族各部落同明朝官府之间的贸易。因蒙古族各部主要是以马匹同官府进行贸易，所以官市又习称马市。民市则是长城内外百姓之间定时在指定地点进行的私人之间的贸易。
达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时南下攻进长城，抢掠财物，俘虏人口，朝廷攸便定中止和平的贸易关系，对蒙古族实行经济封锁。俺达汗认识到了经济封锁对蒙古族的危害，多次派人奉书表示愿意臣服于明廷，要求赐予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并请求在长城关日恢复互市贸易。以嘉靖皇帝和严嵩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明王朝，武断地以“寇情多诈”为名，拒绝了俺答的通贡互市的合理要求；并悬出赏格，购瑰答汗的首级。32
嘉靖二十年（公元1514竿），俺答汗率兵大举南犯。越石岭关，直取太原。吉蘘则由平虏卫入掠平定、寿阳等处。第二年夏，俺答又遣使石天爵到大同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大同巡抚龙大有为冒功领赏，诱捕石天爵，押解京都。嘉靖皇帝下令，处名天爵以残酷的磔刑，并提龙大有为兵部侍郎。33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 1547年），俺答又于夏秋先后两次派人请求通贡互市，大同镇总兵官的家丁董宝等人，步龙大有之后，为冒功而擅杀来使。宣大总督翁万达上书朝廷，奏请严惩董宝等肇事者，并在关口公布告示以缓解双方敌对的紧张关系。皇帝不准，后来翁万达两次上书，言俺答自冬涉春，屡求贡，并不是谎言，应该允其通贡互市的要求。但他的奏议非未得准，还遭到了皇帝的斥责。34
在俺答真心求贡而不得批准，双方军事冲突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翁万达向朝廷提出加强防务，修缮长城的请求．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35翁万达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至二十八年四年间，大兴土木，重新修筑了大同镇、宣府镇长城的主要部分。但北边却并未因此而安定。
俺答的领地原在河套以北大青山一带，后来乘明廷衰弱之机，占据了河套地区做为放牧之地。河套地区东面紧接大同镇，南面为榆林镇和固原镇，西面为宁夏镇。所以俺答占据河套后，便十分严重地威胁着明朝长城防御线的安全。嘉靖二十七年（公司1548年），陕西三边军务总督曾铣，上书朝廷提出发动进攻，收夏河套地区。36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收复战略地位极重要的河套地区是绝对必要的。但在当时明统治者力量日趋衰弱，而河套草原又利于发挥蒙古族剽悍勇敢，善于骑射的优势情况下，采取轻进的政策是肯定不会成功的。
曾铣力主收复被蒙古族鞑靼部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边务·十八事》，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嘉奖。当时的首辅、内阁大学士夏言也积极支持曾铣的计划。为取代首辅职位的严嵩等人，竭力攻讦和中伤夏言。
性情暴戾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改变了主意，杀害了力主收复河套的曾铣、夏言。
夺得了首辅之位的严嵩，是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中最反动、最腐朽势力的代表，对内结党营私，贪婪成性；对外执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样就给俺答大规模的南侵以可乘之机。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夏，俺答集合了十余万蒙古骑兵，准备大举南下。这时靠贿赂严嵩而官居大同总兵官的仇鸾，恐惧万分，竟派人送重金贿赂俺答，求其不要进攻大同镇，俺答收受了重贿，便移兵进攻宣府镇、蓟镇。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俺答率部顺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
十六日他派出数千骑兵，从正面诱战古北口守兵，另遣一支精兵，由黄渝沟拆长城而过，统至古北口后，明军腹背受敌，不战自溃。俺答乘势南下，当天就经密云打到怀柔和顺义境内。八月二十日，俺答军经通州西犯京城。
京城守兵，名为十四万人，其实因各级将领冒领饷额虚报兵员，实有兵数不过五、六万人。俺答前锋七百余骑，在京郊大肆杀掠，百姓逃涌京城，而京城却九门紧闭，百姓号哭之声震天。俺答兵临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日夜不绝。嘉靖皇帝催促诸将出城作战，而严嵩等投降派，却执行“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的失败主义方针。听任俺管兵在城四周滥肆掳掠，不敢出战。俺答兵围京城三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于二十三日从古北口原路退回。历史上把这次俺答南下掳掠称做“庚戌之变”。37
俺答退回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又派其子投书明廷请求通贡互市。
俺答早就愿意归阳明廷，停止军事冲突。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仍主动提出罢兵，，请求通贡互市，其意真诚可见，这次嘉靖皇帝批准了俺答的请求。38当年春派兵部侍郎史道赴大同主持其事，先在大同镇，然后又在延绥镇开放一年两次的马市。不久俺答又向朝廷提出，蒙古族富人能以马易帛，而穷人没有马，希望能以牛羊交换粮食。史道个人同意这么办，但上报后未得批准，俺答兵又开始骚扰诸边。嘉靖皇带又听从严嵩的主意，停了马市贸易。39这样俺答与明朝再次陷入长期的武装冲突之中，此后二十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使长城沿线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明王朝不断地激增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虽不断地修筑长城，但长城防线并未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在嘉靖帝及严嵩一伙极端腐朽的统治下，明王朝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和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高拱和张居正先后进入内阁，并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和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相继任内阁首辅。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创立“考成法”，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调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同时与俺答议和通贡。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冬，终因俺答之孙把汉那古投奔明廷事件，得到妥善解决，促成了明廷同俺答的议和。40
把汉那古自幼丧父由俺答妻扶养成人，把汉那古长大后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因俺答汗将其所聘之女，许嫁给了鄂尔多斯。把汉那古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九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对其以礼相待，并速上报朝廷。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出: 把汉那吉归来，应该封官进爵，如俺答来要还孙子，则以投靠俺答的汉人赵全等为交换条件。在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止的积极支持下，隆庆皇帝批准了王崇古等人的建议，授把汉那吉指挥使的官职。
俺答正在为孙子的生命担忧，准备用武力讨还，又怕明廷先杀了把汉那吉。这时明廷使节到俺答驻地，告诉其朝廷优待把汉那古的情况。同时表示，朝廷愿意送还把汉那吉，但希望俺答将赵全等叛人擒献朝廷以表诚意。隆庆四年十二月，俺答将赵全等人缚送明廷，同时又一次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明廷则命王崇古派人护送把汉那吉返回俺答地。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亦各封官职，并批准了通贡互市。历史上称这件事为“隆庆议和”。
“隆庆议和”之后，明朝中央政权同蒙古族各部封建主割据势力的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加强长城防线的建设依然十分重要。为加强长城防御线的防务，调原两广总督谭纶和福建总兵戚继光先后到北方。戚继光到任后，完善了长城防御体系，其主要措施是在长城上骑墙建筑大量的空心敌楼。加强了长城防御体系的稳定性。41自隆庆议和后，蒙古族基本未大举南下攻明，所以加强后的长城防御线，并未受到战争的考验。
“隆庆议和”时期，俺答汗已年老体衰，由于有三娘子的有力佐助，仍能有效地管辖部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十月，七十五岁的俺答汗死，应由其长子辛爱黄台吉继承王位。按蒙古转房制的传统习俗，黄台吉必须和三娘子结婚，方能继位。然而三娘子不甚情愿，率众西走，蒙古族的统一又一次面临破裂，三娘子是“隆庆议和”忠诚不渝的执行者，且在蒙古各部中有较高的威信，明廷深恐黄台吉无力统驭各部，使和平局面遭到破坏，便竭力劝说三娘子与黄台吉成婚。识大体的三娘子终于成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
黄台吉在位仅四年便死了，其长于扯力克逐走诸妾与三娘子结了好。并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三月袭封顺义王，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毕生参与掌握兵权，主持贡市，忠诚不渝地长期贯彻执行隆庆和议，对长城内外蒙汉两族人民的安定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蒙汉两族人民的尊敬。42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第四代顺义王袭封王位之前，三娘子逝在。这之后原俺答汗所统治地区分裂成许多小的独立领地。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女真族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之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即汗位，建立金国。43这以后分散的蒙古族各部便相继臣服于努尔哈赤了。
明代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三大部女真分布范围：海西女真分布在今辽宁省开原以东、以北的松花江流域；建州女真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派都指挥马云、叶旺，进驻辽阳，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管辖东北地区。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改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治定辽中卫，领二十五卫。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朝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设立建州卫。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又在依兰附近设建州左卫，任建州部女真另一支部落酋长孟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升任都督佥事和左都督。孟哥帖木儿就是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
自明洪武初年起，经建文、永乐诸帝至弘治年间，女真族各部酋长，均为明王朝设在东北的地方官吏，他们执掌着明王朝颁发的“印信”统治其辖地，并定期缴纳贡赋。这时期汉族和女真人民间的各种交往十分频繁、融洽。在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下，本以渔猎为生的女真族，也逐渐转向定居经营农牧业。朝廷亦允许他们用人参、貂皮等土产交换汉人的盐、铁、布帛、粮食等。
明正统以来，控制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兀良哈部等常常兵叛明廷南下掳掠。为防止兀良哈部南下。明朝采纳了辽东指挥使毕恭的建议，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开始，陆续修建了辽东镇的辽河西和辽河套一带的长城。
建州女真经几次迁徙，于正统初年迁移到苏子河上游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一带。正统七年明廷又增设了建州右卫，同永乐年间所设的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
正统十四车（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时，女真族建州三卫也乘机入塞南侵。44由这时起，明廷边将屡开边隙，有些将士无故出塞捕杀女真族百姓，以邀功赏。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举兵反明，朝廷发兵五万讨伐。45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都御史李秉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 “建州三卫结称诸夷，剽掠边方。朝廷已命将出师，捣其巢穴，苟不乘胜立为经久之计，恐班师后，逃遁余贼复为边患。”他建议由“辽阳迤东凤凰山、鸦鹘关、抚顺所、奉集堡诸处，相地远近，筑立千户所、城堡以覆裹”。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由抚顺至瑷阳堡设东州、马根草、清河、碱场诸堡。其间烽堠相望，远近应接，以备女真族南侵。46
嘉靖以后，为掠夺奴隶、财富和争夺地盘，女真族各部互相征战不已。为削弱女真族的力量，明王朝采用拉一部、打一部，分而治之的政策，更加深了女真族各部的矛盾。在女真各部连年战乱的时期，建州女真王果等部亦时常肆掠明边，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元年，女真族几次较大规模的掳凉，严重地破坏了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建成宽奠、长奠、永奠、大奠、新奠、孤山等六堡。这便是明万历年间的第二次拓边。47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出兵，支持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阿台所在的古埒城，李部下反将帮助明王朝进城劝降的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一起杀掉了。
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先后任明王朝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等职，是为明王朝出过力，立过功的。他们死后，努尔哈赤袭封为都指挥使、都督佥事、龙虎将军等职。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讨尼堪外兰为由起兵，他用近十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接着又开始了统一全女真的战役。48这时，明王朝政治腐朽之极，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不断加重，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对东北的统治力量日趋削弱，这为努尔哈赤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停止了向明王朝进贡。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I6年）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为中心，建立地方割据的大金政权，史称其为“后全”。
后金政权建立后，努尔哈赤对蒙古族采取联合的政策。他先将女儿、侄女等许嫁给蒙古族一些首领为妻，又让自己的儿子娶了蒙古族首领的女儿，对来降的蒙古各部均给以很好的接待，这样努尔哈赤的实力更加壮大起来。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誉师，向明王朝正式宣战。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开宗名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49
“七大恨”激起了女真族反抗明朝统治者的民族反抗情绪，金兵攻陷抚顺城，打响了对明作战的第一炮。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王朝派辽东经略杨镐率兵东征，但东征的官军在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为金兵所败。50萨尔浒之役，第一次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后金从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其部连陷开原、铁岭诸城，沈阳危在旦夕。明廷派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到辽东后积极整治军队，修缮关隘城堡，局势得以稳定，后金不敢轻动。不久，在魏忠贤阉党的攻击下，熊廷弼被朝廷罢官。
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金兵乘机攻占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51
辽沈既失，明廷大震，复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这时明辽东镇长城的辽河东部分和辽河套部分已为金兵所据。熊廷弼只能力保辽河西以捍京师了。经熊延弼、孙承宗，先后在辽西布置设防，初步形成了一条以山海关为根本的防御体系。但事业未竞，熊、孙皆被罢官。
宁远巡抚袁崇焕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以宁远、锦州为重点，并绕锦州左右修复大凌河．小凌河、右屯诸城。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锦州失败，金军损兵折将，损失严重。努尔哈赤不得不撤兵。他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数月后努尔哈赤病死，皇太极即帝位，改国号为清。52
皇太极登基后率领十五万大军复攻锦州城，但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终因明军将勇城坚而未攻下。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攻锦州难下，改变战略，亲卒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53
袁崇焕得知金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
金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崇祯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金兵曾多次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的董家口、独石口和得胜堡等处拆长城而入。
清军数次攻进长城，长驱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几次威胁明朝京都，打了许多胜仗。终因山海关控扼其间，清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掳掠后退出长城。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城起义军攻入北京。相传十六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土崩瓦解。
三、明长城的建置沿革
明王朝是推翻蒙古封建主所统治的元王朝而建立起来的，特别重视对北方长城的修筑和加强长城的防务。明王朝统治的二百七十余年间，从未停止过修筑长城和经营长城防御体系。
明长城建置规模之大，是继秦皇、汉武之后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其防御工程技术也远远超过了以前历代所筑长城，建筑结构更加完善坚固。
为加强长城的防御作用，明王朝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为九边或九镇。每镇设有总兵官领辖。《明史·兵制》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大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三镇，是为九边。”
辽东镇：镇治今辽宁省辽阳市，后移治今辽宁省北镇县。管辖东起丹东鸭绿江畔，西至山海关的长城防御。
蓟镇：镇治今天津市蓟县，后移治今河北省迁西县三屯营。管辖东起山海关，西至四海冶（在今北京市延庆县）的长城防御。后又在京畿置昌镇、真保镇。昌镇：管辖东自慕田峪（在今北京市怀柔县西北）西至紫荆关（在今河北省易县西北）的长城防御。真保镇：管辖东自紫荆关沿河口西至娘子关以南的长城防御。
宣府镇：镇治今河北省宣化县，管辖东起四海冶，四至西洋河（河北省怀安县西北）的长城防御。
大同镇：镇治今山西省大同市，管辖东起镇口台（今山西省天镇县东北）西至丫角山（今山西省偏关县东北）的长城防御。
山西镇：亦称太原镇。镇治今山西省偏关县。管辖西起黄河东岸，经外三关至平型关（今山西省繁峙县）的长城防御。
延绥镇：亦称榆林镇。镇治个陕西省绥德，后移治今陕西榆林。
管辖东起清水营（今陕西省府谷县北）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
的长城防御。
宁夏镇：镇治今宁夏银川市，管辖东起盐池，西至靖远的长城防御。
固原镇：镇治今宁夏固原县。管辖东起定边（今陕西省定边县）
西至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的内长城防御。
甘肃镇：镇治今甘肃张掖县。管辖东起金城，西至嘉峪关的长城防御。
辽东镇
历史文献在记载秦始皇长城及汉武帝长城时，皆由西向东述起，唯明长城是先言东而后说西。明长城为九镇戍守，其最东一镇为辽东镇。
辽东地区，久已开发。商周时肃慎人居住于此，战国时归燕所属。秦统一全国后，设辽东、辽西二郡。汉承秦制。三国魏置辽东等五郡，隶平州。唐置盖、辽三州，及九都督府，统辖于安东都护。五代时，为靺鞨人首领大柞荣所建的渤海国地。辽、金时为东京。元改辽阳路，设辽阳行中书省，明置辽东都指挥使司。
霍冀《九边图说》议论辽东镇地理形势时写道：“辽东全镇，延袤千有余里，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福余真番之境，实为神京左臂。”1
明辽东镇长城，大致可分为辽河西长城，辽河套长城，辽河东长城三大部分。
明辽东镇长城始建年代，历史文献所载多有不同，其顺序为先辽河西而后辽河套，最后辽河东部分。
辽河西长城，是明辽东镇长城中最早建筑的一段。据《明宪宗实录》载：“自永乐中罢海运后，筑边墙于辽河之内，自广宁东抵开原七百余里。”2
《读史方舆纪要》亦载引有成化二十年边将邓钰言：“永乐时，筑边墙于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原，七百余里。”3
永乐之后，再筑辽河西部长城，为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之事。《全辽志·宦业志》载：“巡抚王公翱，荐毕有文武才，由百户举升流官指挥佥事。图上方略，开设迤西边堡墙壕，增著烽堠，兵威大振，虏人畏服，进署都指挥佥事”4
《明史·王翱列传》亦载：王翱于正统“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
翱以军令久弛，寇至，将士不力战，因诸将庭渴，责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斩之。皆惶恐叩头，愿效死赎。翱乃躬行边，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5
辽河套长城：为明正统二年始筑。据《明孝宗实录》载；“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自后，三卫夷人，……假以放牧，潜入河套。
且边墙阻辽河为固，濒河之地，延垒八百余里。”6又载：“辽东边墙自山海关抵开原，延亘二千余里，河西一带随山起筑多用石砌。”7这里的延亘两千余里，显然已经包括了明长城辽河套部分。
也有的同志认为，辽河套长城始建于正统七年，王翱荐举毕恭为流官指挥佥事之后。据《全辽志·边防志》载：“毕恭守辽东，始践山因河，编木为垣，久之乃易以版墙，而墩台城堡，稍稍添置。”8同书所载：弘治年间，巡抚御史李善在奏折中亦说：“宣德年间，本镇初无边时，仅严于瞭望，烽堠甚远。……至毕恭立边后，将辽河套置于境内。”9
辽河西长城及辽河套长城，自正统年间之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都曾较大规模地修筑过。
《明史·张如列传》载：张添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进按察史，是年秋耀右佥部御史，巡抚辽东，“筑边墙自山海关迄开原叆阳堡凡千余里”。10
《明史·李承勋列传》载：正德初年，李承勋“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边备久弛，开原尤甚。士马才十二，墙堡墩台圮殆尽。将士依城堑自守，城外数百里悉为诸部射猎地，承勋疏请修筑。会世宗立，发帑银四十余万两”。11
《全辽志·宦业志》亦载：李承勋巡抚辽东时，“边垣妃废，夷虏猖撅，题请修筑边墙，自辽阳三岔河北，直抵开原，延亘五百余里。崇墉深壕，虏莫敢犯”。12
《开原县志》载：“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巡抚蒋应奎自山海关直抵开原，每五里设台一座，历任巡抚吉澄、王之浩于险要处增设加密，每台上盖更楼一座，黄旗一面，器械俱全，台下有圈，设军夫五名常川瞭望以便趋避。”13
明辽河东长城，为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始筑。《辽东志》载：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自抚顺而南四十里，设东州堡；东州之南三十里，设马根单堡，马根之南九十里设清河堡；清河之南七十里，设碱场堡；碱场之南一百二十里，设叆阳堡，烽堠相望，远近应接，拓地千里焉”。14
宽甸县灌水乡柏林川村，立有二米多高的一块石板，当地称其为“老人名”，石上有记事刻文，虽大部分文字因石面风化而不可辨，但尚有“钦差镇守辽东……”字样残存，落款年号“成化五年二月五日”，字迹十分清楚。这与开始修建辽河东长城的文献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辽河东长城，自成化四年始建之后，于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又一次大规模地修建。这次修筑长城为辽西，辽河套、辽河东三大部分同时进行的。关于万历初年所筑长城，《明神宗实录》载有：万历元年兵部批复了阅视传郎汪道昆移建孤上等六堡和修筑墙台“自锦州迤东抵三岔河，又自三岔直抵旧辽阳”的建议，15拨银“四千一百二十两”。16万历二年，兵部又复蓟辽总都刘应节继续修筑辽东长城的所请，“先修台工，计地百丈建台一座，加昌平镇之制，空心实下，庶可经久。两台之间，止用砖与石为墙。”17
辽东镇长城最后一次较大规模地修缮，是在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的时候。熊廷弼一直认为防边以守土为上，他还专为此写了缮垣建堡十五利，上奏皇帝。18
辽东镇总兵官，挂征虏前将军印。关于辽东镇将领配置情况《明史·职官志》载：“镇守辽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广宁。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令冬月移驻河东辽阳适中之地，调度防御，应援海州、沈阳。协守副总兵一人，辽阳副总兵旧为分守，嘉靖四十五年改为协守，驻辽阳城，节制开原、海州、险山，沈阳等处。分守参将五人，曰开原参将，曰锦义右参将，曰海盖右参将，曰宁远参将，曰宽奠堡参将，游击将军八人，守备五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备御十九八。”19
关于辽东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预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九边图说》载：“辽东镇原额马步官军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四员名。原额马六万七千零一匹，除节年例失外，实在马四万三千八百七十五匹。”“本镇年例主兵银一十六万三千九百九十八两五钱二分八厘二毫五丝，客兵银四万外。”
蓟镇
蓟镇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明代万里长城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也是建筑最坚固、最雄伟的一镇。目前开发旅游的八达岭、金山岭、慕田峪、山海关长城，均属蓟镇所辖。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议论蓟镇地理形势时说：“蓟镇，为京都左辅。当大宁未彻时，与宣府、辽东，东西应援，诚藩篱重地也。自弃其地以与兀良哈，而宣、辽声援绝，内地之垣篱薄矣。嗣后，朵颜日盛，侵肆有加，乃以蓟州为重镇，建置重臣，增修关堡，东自山海，西近居庸，延邪千里，备云密矣。”
据《明史·兵志》载：“蓟之称镇，自（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始。”但蓟州境内长城防务的建立，则始于洪武初年。1
《明史·兵志》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2
《永平府志》载：“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徐达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3
自英宗正统之后，北部蒙古族的势力得以较大的恢复，蒙古骑兵南下抢掠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所以修筑长城的事屡被提出，并越来越为朝廷所重视。《明史·兵志》载：“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给事中朱纯请修塞垣。总兵官谭广言：‘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余里，工作甚难，不若益墩台瞭守’。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4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土木之变”，英宗被俘。蓟镇长城亦遭到瓦剌也先部的破坏，景帝即位后，下令修复长城。《明史·景帝本纪》载：“正统十四年十一月癸未，修沿边关隘。”5
《临榆县志》亦有相应记载：“景帝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提督东京军务右佥提督御史邹来学修喜峰迤东至一片石各关城池。”6
英宗被也先放还，于景泰八年发动“夺门之变”，重登皇位后于天顺年间多次命蓟、辽、宣、大总兵修城堡、边垣、台堑。
《明史·洪钟列传》载：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洪钟“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整饬蓟州边备，建议增筑塞垣。自山海关西北至密云古北口、黄花镇直抵居庸，延亘千余里，缮复城堡二百七十所”。7
《永平府志》亦有记载：“弘治中，前辽巡抚洪钟筑边墙，自山海抵居庸，凡二百七十余处。”8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巡抚都御史戴金，在巡蓟州边时认为，南边诸山险处亦多，但山外攀援易上，山空水道处所，每年虽修垒二次，皆碎石干砌，遇水则冲，虏过即平。他还认为，应将山外可攀援之处堑崖凿壁，山顶以内严令禁长树木，仍补彻山口水道使连亘如城，亦如陕西各边之制，更添墩堡以备防守。由此可知，那时蓟镇长城还大都过于简单。蓟镇长城，较大规模的修筑，特别是在长城上砌筑砖石和修建空心敌台，多是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所建。
戚继光是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被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次年朝廷中止练兵计划，命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
《明史·戚继光列传》载：“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
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督抚上其议，许之。……五年秋，台功成。
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9
《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载的空心敌台，全部标注为隆庆三年至万历元年所建。10
《水平府志》引《国榷》中亦记载：“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夏四月，乙卯，增蓟镇、昌平敌台二百。”11
在长城上建筑储有粮草，武器和可供戍守长城的兵士居住的敌台，使长城的建筑构造得到了最后的完善。关于空心敌楼的建筑经过、修筑方法和用途等，戚继光在其总结军事经验的《练兵杂纪》中记载如下：“先年边城低薄倾圮，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互不相救。士曝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借庇。军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运送不前；如收处墙上，则无可藏处。敌势众大，乘高四射，守卒难之。一墙攻溃，相望奔造，大势突入，莫之能御。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四、五十步，或二百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副二名，专管台内军器辎重。
两旁主、客军士三、五十名不等。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节节而制之。”12
自戚继光经理蓟镇长城以后，连年有所修筑，但数量和规模都不是很大的。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蓟镇长城又分为三大部分，即蓟州镇、昌镇、真保镇。13
一、蓟州镇：东自山海关连辽东界，西抵石塘路元连口，接慕田峪，镇界延袤一千七百六十五里。又分十二路镇守，为：山海路、石门路、台头路、燕河路、太平路、喜峰口路、松棚路、马兰路、墙子路、曹家路、古北路、石塘路。
二、昌镇：东自慕田峪连石塘路蓟州界，西抵居庸关边城，接紫荆关真保镇界，延袤四百六十里。又分三路镇守，为：居庸路、黄花路、横岭路。
三、真保镇：界自紫荆关沿河口，连昌镇边界，西抵故关鹿路口，接山西平定州界，延袤七百八十里。又分为紫荆关、倒马关、龙泉关、故关镇守。
关于蓟州镇将领配置情况，《明史·职官志》载：
镇守蓟州总兵官一人，旧设。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改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驻三屯营。
协守副总兵三人（东路副总兵，隆庆三年添设，驻建昌营，管理燕河营、台头营、石门寨、山海关四路。中路副总兵，万历四年改设，驻三屯营，带管马兰峪、松棚峪、喜峰口、太平寨四路。西路副总兵，隆庆三年添设，驻石匣营，管理墙子岭、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岭四路）。
分守参将十一人（曰通州参将，曰山海关参将，曰石门寨参将，曰燕河营参将，曰台头管参将，曰太平寨参将，曰马兰峪参将，曰城子岭参将，曰古北口参将，曰石塘岭参将，曰喜峰口参将）。
游击将军六人，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人，领班游击将军七人，坐营官八人，守备八人，把总一人，提调官二十六人。
镇守昌平总兵官一人，旧设副总兵，又有提督武臣。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裁副总兵，以提督改为镇守总兵，驻昌平城，听总督节制。分守参将三人（曰居庸参将，曰黄花镇参将，曰横岭口参将）。
游击将军二人，坐营官三人，守备十八，提调官一人。
镇守保定总兵官一人。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初设保定副总兵，后改为参将。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复为分守副总兵。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改为镇守。三十年（公元1551年）改设镇守总兵官。万历元年（公元1573）令春秋两防移驻浮图峪，遇有警，移驻紫荆关，以备入援。
分守参将四人（曰紫荆关参将，曰龙固二关参将，曰马水口参将，曰倒马关参将）。
游击将军六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七人，忠顺官二人。14
关于蓟州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予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九边图说》载：
本镇（蓟镇）原额马步官军十万九千三百九十员名，徐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九万九千二百四十六员名。原额马四万一千三百二十一匹，除节年例失外，实在马三万四千三百二十八匹。
本镇年例主兵银一十六万五千七百三两三钱八分，客兵银六十三万三千四百七十九两二线七分一厘一毫二丝。15
另外，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据《明史·职官志》载：“先是，蓟、辽有警，间遣重臣巡视，或称提督。至是以边患益甚，始置总督，开府密云，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兼理粮饷。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增兼巡抚顺天等处。”
宣府镇
由蓟镇四海冶至大同镇平远堡的长城，因总兵官位宣化府，故称宣府镇。
宣府镇占冀州地，秦汉为上谷郡；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后晋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后，属辽国；金灭辽后属金；元属中书省上都路；明属京师，属万全都指挥使司。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宣府镇长城地理形势时说：宣府，“南屏京师，后挖沙漠，左扼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诚边陲重地。1
宣府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明朝建都北京之后，宣府镇更是保卫京都，防御蒙古族南下的咽喉之地。明程道生在《九边图考》中称：“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分屯建将倍于他镇，是以气势完固号称易守，然去京师不四百里，锁钥所寄，要害可知。”2
宣化府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设置总兵官，始称宣府镇。3
中原处于战乱的几年里，边地防务松弛，蒙古族势力得以增长，而明成祖刚刚登基，又无力象后来那样出塞北征。所以只好在对蒙古贵族采取怀柔和亲政策的同时，加强边地防务。据《明史·兵志》载：明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原，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4
关于明成祖修筑长城，《明史·成祖本纪》亦载：永乐十年“敕边将自长安岭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壕堑”。5到正统年间，蒙古族瓦剌部兴起，明朝边地紧张，长城之筑屡被提出，《明史·兵志》载：“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给事中朱纯请修塞垣。总兵官谭广言：‘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余里，工作甚难，不若益墩台瞭守。’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6
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宣府镇边关所遭破坏十分严重。景帝即位后，明军收复了所失边关。《明史·景帝本纪》载：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一月癸未，修沿边关隘”。7
宣府镇长城较大规模的修筑，主要是在嘉靖年间，特别是翁万达任宣大总督之时。据《宣化府志》载：“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都御史王仪请筑，宣府北路之龙门许家冲，中路之大小白阳，西路之膳房、新开、新河口、洗马林诸要冲垣墩，配兵乘守，从之。”8
《宣化府志》引《两镇三关志》载：“嘉靖二十五年（公元 1546年）总督待郎翁万达以王仪所筑塞垣半已溃圮，诸要冲垣墙亦多未备，请先于西路急冲张家口、洗马林、西洋河为垣七卜五里有奇，削垣崖二十二里有奇，堑加之。次冲渡口柴沟，中路葛岭、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为坦九十二里有奇，堑十之二，敌台月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万达又请自西阳河镇西界台起，东至龙门所灭胡墩止，为垣七百一十九里，堑如之，敌台七百一十九，铺屋如之，暗门六十，水口九。”10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万达又请自东路新宁墩，北历雕鹗、长安岭、龙门卫至六台子，别为内垣一百六十九里有奇，堑如之，敌台三百有八，铺屋如之，暗门十有九，以重守京师，控带北路。又请补筑东路，镇南墩与火焰山中空，由镇南南北，西历永宁至新嫩，塞垣以成全险，俱从之。”11
嘉靖以后，隆庆和万历年间，皆对宣府镇长城进行过修复。
《宣化府志》载：“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兵部请浚边壕，从之。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总督方逢时请筑北路龙门所外边，起龙门所之盘道墩，迄靖虏堡之大衙口，俾北路之兵，由此以入援南山，东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独石，从之。”又载：“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从宣大督抚所请，修南山及中北二路诸边墩营寨。”12
直到明王朝最末一代，思宗崇祯年间，朝廷仍十分重视宣府镇长城的修筑。据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绪皇帝的《确议修筑宣边疏》中记载，崇祯帝在蓟辽督臣张福臻的奏疏中钦批：“宣边修墙事宜，该督监抚详画速奏。”13
卢象升经过实地考察，在奏疏中写道：“勿论宣府一镇一千三百里之边，即就陵后一带言，东至火焰山，西至合河口，凡二百二十余里。筹其经费，每筑边墙一丈，虽甚省，约须工料食米等银五十两。
其中或有旧墙并乱石土垣可固，通融计算，每丈必须银三十两。通计三百里，总该银一百六十万两。加以三里一墩，五里一台，计墩一百，台六十。墩以土为之，每座约二百金，台以砖石为主，每座约六百金，并墩台守御等具，壕堑等类又约该十余万两。”14
费用如此之高，明王朝已无力承担，况且明末之际战争此起彼伏，增兵边塞更不可能，全修宣府镇长城之议只好做罢。
卢象升在《南山修筑墩台疏》载：“兵部拨一万五千金，对宣府镇长城个别地段做了小小的修补。15
关于宣府镇长城分守情况，据《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载，又可分为六路。
东路：东起永宁四海冶，北至靖安堡，边垣一百三十三里，边墩一百五十二座，冲口二十处。
下北路：北起牧马堡东际大边，西抵样田，南至长安岭，边垣二百一十三里，边墩一百九十座，冲口二十一处。
上北路：东至境安堡边，北至大边，西至金家庄，边垣二百六十一里。边墩三百六十三座，冲口四十七处。
中路：东起赤城，西至张家口，边垣一百七十九里，边墩二百二九座，冲口一十三处。
上西路，东起羊房堡，西至洗马林，边垣二百一十四里，边墩一百五十三座，冲口七十四处。
下西路：东起新河口，西至山西大同府平远堡止，边垣一百一十六里，边墩一百八十七座，冲口一十七处。
宣府镇合计，边垣一千一百一十六里，边墩一千二百七十四座，冲口一百九十二处。16
关于宣府镇镇守将领配置情况，据《明史·职官志》载：镇守宣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宣府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副总兵旧亦驻镇城，嘉靖二十八年移驻永宁城。
分守参将七人（曰北路独石马营参将，曰东路杯来永宁参将，曰上西路万全右卫参将，曰南路顺圣蔚广参将，曰中路葛峪堡参将，曰下四路柴沟堡参将，曰南山参将）。
游击将军三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一人，领班备御二人。万历八年革。17
宣府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予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九边图说》载：
“本镇原额马步官荤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八万三千三百四员名。原额马五万五千二百七十四匹，除节年例失外，实在马三万二千四座。”
“本镇年例主兵银十二万两，客兵银二十万五千两。”
大同镇
大同镇，因总兵驻大同而得名。大同古并州地，春秋时一些少数民族驻牧于此，战国属赵为云中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平城县属雁门郡。汉承秦制。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高祖亲率三十二万大军迎战，被困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七天七夜，后用计重赂冒顿的皇后，始得突围。以后大同地区做为军事重地，为历代兵家所重视。明王朝建立后，更视大同地区为关系其兴衰安危的边塞要地。
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记叙大同镇地理位置之重要时，称大同镇为“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归京师之藩屏”。1
据《大同县志》载，大同城为“明洪武三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增筑，周十三里，高四丈二尺，址砌以石墙，甃以砖，门四”。2
《明史·太祖本纪》亦载：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正月，命“周王棣、晋王枫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3当然这里所说的筑城屯田，并不一定专指修长城，亦可能指修住兵的城堡，但由此时起，即开始经营大同边地防务无疑。
明王士骑《三云筹俎考》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置镇守总兵官，于是大同称镇。”4
《大同县志》中记载，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余子俊以户部尚书兼左副部御史，总督大同、宣府军务时，由“大同中路起，西至偏关接界去处止，东西地远六百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据，应调集中、西二路征操马步官军并屯种宦舍余人等做与墩样，从中路起随小边故址，每二里立墩台一座，每座四面根脚各阔三丈，高三丈，对角做悬楼二座，长阔各六尺。空内挑壕堑，阔一丈五尺，深一丈许”。5
《大同县志》亦有记载：“成化二十一年，总督军余子俊请筑长城，五月都指挥顾纲以京营兵六千助役。”6由此可见成化二十一年筑墩台，并挑壕堑，筑城墙，将墩台连成一线是无疑了。但文中所淡“随小边故址……”，其“小边”肯定是成化二十一年以前所筑长城。另据《明史·余子俊列传》记载，余子俊在向朝廷请修宣大边墙时，说：“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千三百余里，旧有墩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7也同样说明这个问题。但具体为哪年所建呢？既有明洪武至成化年间所建可能，亦有沿袭明以前所遗存旧长城的可能。
大同镇长城主要是在明嘉靖年间修筑的。据《大同县志》记载：“壬寅六月（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廷椎（翟鹏）总督宣、大、偏、保并节制山东、河南，公乃挑修大同壕墙一道，深广各二丈，且垒土为墙，高复倍之，延袤二百九十余里，添筑新墩二百九十二座，护墩堡一十四座。”8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巡抚詹荣以大同无险，乃筑东路边墙百三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9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总督翁万达及都御史詹荣、总兵周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成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又曰：‘自阳和宣府李信屯旧无城，自丫角山至阳和旧有堑或城而不固，三月令通筑长城，补故并刃新，凡三百余里。敌台暗门称是增筑保安堡，设兵戍守，又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10
《明史·兵志》还有这样的记载：“翁万达之总督宣、大也，筹边事甚悉。……乃请修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后以通市故，不复防，遂半为敌毁。至是，兵部清敕将修补。”11这里所说的两次修边，第一次当在嘉靖二十五年，第二次是在万历年间。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中有“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四月户部发二十六万二千余金修大同边墙，岁费五万”。“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二月，筑大同镇屯堡二百五十七，敌台千二十八所”。12
根据《三云筹俎考》所载，大同镇长城及刑八路镇守，由东到西依次为：
新坪路，边墙沿长四十九里。
东路，边场沿长九十六里。
北东路，边墙沿长九十六里。
北西路，边墙沿长七十七里。
中路，边墙沿长一百二十四里。
威远路，边墙沿长二十九里九分。
西路，边墙沿长四十七里六分。
井坪路，边墙沿长三十一里。13
关于大同镇将领配置情况，据《明史·职官志》载：
镇守大同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大同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旧为左副总兵，万历五年去“左”字，驻左卫城）。
分守参将九人，曰东路参将，曰北东路参将，曰中路参将，曰西路参将，曰北西路参将，曰井坪城参将，曰新坪堡参将，曰总督标下左掖参将，曰威远城参将，万历八年革。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二十九人。14
又载：“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始遣佥都御位巡抚宣大。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军务。成化、弘治年间，有警则遣。正德八年（公元l513年）设总制。嘉靖初，兼辖偏、保。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去偏、保，定设总督宣大、山西等处衔。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令防秋日驻宣府。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移驻怀来。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移驻阳和。”15
关于大同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响支予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九边图说》载：
“本镇原额马步官军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八万三千八百一十五员名。原额马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四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七匹。”
“本镇年例主兵银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三十八两，客兵预发。钦置银八万两，添发银六万两。”
山西镇
山西镇，亦称太原镇，为内长城外三关部分。山西镇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同为拱卫京师的畿辅重镇。据《明史·兵志》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筹备山西、北平边时，“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1
明程道生《九边图考》中论山西镇三关军事地理位置之重要时说：“偏头、宁武、雁门，向西迤东三关并列，西尽黄河东岸，东抵大同。虽太原北境要害之地，与真定相为唇齿，非唯山西重镇，面畿辅之地安危系焉。”2在论三关形势时载：“往年东胜、开平能守，三关未为要害。正统以来，东胜，开平俱失，三关独当其冲时，无驻敌之虏，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以后虏驻套中，地势平漫，偏头关逼近黄河，焦家坪、娘娘滩、羊圈子地方皆套虏渡口，往来蹂践岁无虚日，保障为难。”3
据《偏关志·关隘》载：“大边，在关北一百二十里，东接大同镇平鲁卫崖头墩界，西抵黄河，长二百九十里。今失在二边之外，久属草地，只有藩篱遗址，未详修筑始末。”4
《偏关志·烽堠》部分却有这样的记载：“大边墩在红门口外六十里，自窑子头墩起，至小口子墩止，共计一十六座，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都督李谦建，嘉靖初年犹存，今皆废为草地。”5
《偏关志·关隘》载：“二边在关北六十里，正北为草垛山，边迤东为水泉、红门口，边极东为老营好汉山，边东接大同镇平鲁卫白草坪边，东南折向内边接利民、朔州界。西折（此处按遗址考察应为东折之误）至神池大水口，宁武阳方口，迤南复东折盘道梁，抵雁门关，谨按二边乃新边也，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总兵王玺建。”6此段“迤南复东”为记叙上的错误，按遗址考察结果，长城由阳方口经盘道梁至雁门关应为向东偏北方向。
另据《偏关志·关隘》载，偏关还有三边、四边。“三边在关东北三十里，东起老营石庙儿，西抵白道坡石梯墩，沿山削崖，平地筑墙，长九十余里，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总兵李瑾建。”“四边在关南二里，东起长林鹰窝山崖，西抵偏关教军场，随山据险，长一百二十里。又于关南五里筑堡一座，名罗汉坪堡，为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兵宪张凤翊建。”7
据《山西通志》载：“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都御史李钺于雁门东筑七堡，石墙、吴城、六郎，以遏山阴之冲；东梁坡、乱石滩、骆驼石，以遏应州之冲；天井梁以遏浑源州之冲。西筑四堡、八岔、石匣、小莲花，以遏马邑之冲，夹柳树、雕鹗梁，以遏朔州之冲。”8
山西镇的偏关、宁武、雁门三关长城，同宣、大二镇一样，是明嘉靖年间修筑的，工程量最大。《宁武府志》载：“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都御史任洛自雕窝梁至达达墩，筑边八里二十八步，砌以石。”9
又载：“十八年都御史陈讲乃寻王野梁废迹修复之。东起阳方，经温岭大、小水口，神池、荞麦川至八角堡，悉筑长城凡百八十里，且筑且斩，因山为险，土石相半，外为壕堑。二十三年都御史曾铣以边墙高厚勿称雁门，乃复增修筑之。三关中路之备，于是始壮焉。”10
《山西通志》载：“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都御史刘臬请城雁门隘寨三百里，高阔以一丈五尺为式。”11
据《明史·翟鹏列传》载：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翟鹏接樊继祖任宣、大总督，这正是俺答大犯明边的时期，翟鹏向皇帝奏请“调陕西、蓟、辽客兵八支，及宣、大、三关主兵，兼募土著，选骁锐者十万，统以良将，列四管，分布塞上，每营当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诱其追，诸营夹攻。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鹏乃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疏请东自平刑，西至偏关，画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驻雁门、宁武、偏关。寇攻墙，戍兵拒，游兵出关夹攻”。12
山西镇各府、州、关、县志中有关曾铣加筑边墙的记载很多。《偏关志》载：“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巡抚曾铣自丫角而南历老营、野猪沟、利民一带增筑旧边一百四十一里，望台一百二十八。”13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翁万达代翟鹏职，总督宣、大、保定军务后认为：宣、大两镇长城，皆逼巨寇，险在外，是极边；而内外三关长城皆峻山层岗，险在内，是次边。他又将内长城和外长城各自做了划分：外边，大同最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关；内边紫荆、宁武、雁门为要，次居庸、倒马、龙泉、平型。基于这样的分析，在他任职期间，主要修筑了大同西路及宣府东路的长城。但这同时也修筑了山西镇宁武、雁门一带的长城。
《山西通志》及山西各镇、府、州、关、县志中，对翁万达修长城之事均有很多记载。如《山西通志》载：“翁万达疏，自水峪鸦儿崖起，东至马兰口霍家坡止，为垣五十三里有奇，增添敌台九十六，铺屋二百八十八，品窑五万四千八百四十。”又载：“翁万达疏，自凌云口莱树沟起，东至大安口阎家岭止，为垣四十五里有奇，石堑三十之一，增添敌台一十八，铺屋五十四。”14
《代州志》载：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巡抚李景重筑雁门关边墙，绵亘十五里。15李景重筑的这段长城，便是雁门关外，白草口至新广武段长城。这段长城是山西镇长城之精华。
关于山西镇长城将领配置情况，据《明史·职官志》载：镇守山西总兵官一人。旧为副总兵，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改设，驻宁武关。防秋移驻阳方口，防冬移驻偏关。
协守副总兵一人嘉靖四十年添设，初驻偏关，后移驻老营堡。
分守参将六人，曰东路代州左参将，曰西路偏头关右参将，曰太原左参将，曰中路利民堡右参将，曰河曲县参将，曰北楼口参将。
游击将军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三人，操守一人。16
山西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予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九边图说》载：
“本镇原额马步官军五万八千五百二十六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四万七千一百八十一员名。原额马三万六千二百九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一万四千三十四匹。”
“本镇年例主兵银十二万三千三百两，客兵银十万两。”
榆林镇
榆林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濒我国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南沿，位于万里长城的中段，历史上素为边陲重地。
据程道生《九边图考》载：榆林镇原因总兵驻绥德而称延绥镇。
但镇治北距长城三百多里，“虏轻骑入掠，举镇兵以击之每不及，而返虏将投隙焉，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议徙镇榆林堡，襟吭既举，内地遂安”1
榆林镇古属雍州，春秋为林胡、白翟地，战国时期届魏国上郡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上郡地，郡治肤施，秦将蒙恬和秦太子扶苏曾在这里经略边备和修筑长城。此后历代都十分重视榆林地区的战略地位。
明朝初年，因在黄河南北设防，榆林地区还不是首冲之地。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了榆林地区边备的经营。《榆林府志》载：“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守将都督王祯，始请榆林堡往北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增筑瞭望墩台，虏窥境即举烟示警，……开创榆林一带营堡，累增至二十四所，发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2
从正统末年，失东胜后，北部防线渐废，但据《九边图考》载：“至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虏遂入套抢掠，然犹不敢驻敌。八年，榆林修筑东、西、中三路墙堑，宁夏修筑河东边墙，遂弃河守墙。”3
《明史·王复到传》载：成代初年，“毛里孩扰边，命复出视陕西边备。自延绥抵甘肃，相度形势，上言：延绥东起黄河岸，西至定边营，接宁夏花马池，萦纡二千余里。险隘具在内地，而境外乃无屏障，止凭墩堡以守”。4由此可见，榆林镇长城沿线的墩堡在成化以前即已修建，但明朝第一次大规模地修建榆林镇长城，则为宪宗成化七年以后。《明史·兵志》载：“成化七年延绥镇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城。”5又载：“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6
《榆林府志》载：“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闰六月，余子俊奏修筑边墙之数，东自清水营紫城寨，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止，……
修边墙，墙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守护壕墙崖寨八百一十九座，守护壕墙小墩七十八座，边墩一十五座。”7
榆林镇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修边是世宗嘉靖年间。《榆林府志》载：“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六月王琼奏：榆林东、中二路大边六百五十六里，当修者三百十里，二边六百五十七里，当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边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为险屯田多在其外；大边弘治中文贵所修，防护屯田，中间率多平地，筑墙高厚不过一丈，可坏而入。今当先修大边，必使崖堑深险，墙垣高厚。计卒万八千人，乞发帑金十万，从之。”8
又载：“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总督曾铣言，自定边营至黄甫川，连年虏入，率由是道，当亟为修缮，分地定工，次第修举。西自定边营，东至龙城堡，计长四百四十余里，为西段，所当先筑；自龙城堡东至双山堡，计长四百九十余里，为中段；自双山堡东至黄甫川，计长五百九十余里，为东段。岁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9
这以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和穆宗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榆林镇长城都曾有所修筑，但第三次较大规模地修筑榆林镇长城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
《榆林府志》载：“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题准修建延绥一镇三段边墙六百七十一里，墩台七十五座，墩院八座，寨城七座，石砌大川河口一处，土筑大川河口四处，石砌河口水洞连台一座，石券关门一座，石砌并土筑沟口一十七处，砖石券砌大小水洞暗门八十三处，水口四十五处，水眼五十一处，水道四百二十五处。”10
“三年（公元1575年）题准延绥，榆林、神木、定边、靖边四道筑空心敌台，见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一百四十九座，寨城五十五座，空心敌台二百三十九座，敌台一百一十六座，墩台一千三百一十六座”。11
关于榆林镇将领配置情况，《明史·职官志》载：
镇守延绥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定边右副总兵，嘉靖四十一年添设，分守安定、镇静等处，提调大墙及墙口等处）。
分守参将六人，曰孤山参将，曰东路右参将，曰西路左参将，曰中路参将，曰清平参将，曰榆林保宁参将。
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守备十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12
镇守延绥总兵挂镇西将军印，为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所颁。
关于榆林镇（延绥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预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九边图说》载：
“本镇原额马步官军八万一百九十六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五万一千六百一十一员名。原额马四万五千九百四十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一匹。”
“本镇年例主兵银二十四万七千二百六十五两二钱一分。客兵银八万两。”
宁夏镇
宁夏回族自治区，古为夏州地，历史悠久。宁夏地处黄河流域最优越的地方，自古水利发达，气候宜人，所以农业开发很早。这里秦、汉、唐各朝修建的渠道，有些至今仍在为农业生产服务。
西晋末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在这里称大夏王。
宋仁宗明道元年，西羌党项族赵元昊在这里称帝，创建西夏国。
宁夏黄河套被称为塞上江南、富庶之地，历史上始终是兵家争取之地，特别是到明朝，这里的战略地位便更加重要了。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述宁夏镇长城地理形势时称其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上噤喉”。1
明程道生《九边图考》中，在论述榆林镇、宁夏镇、甘肃镇时说：“三边既为中国所有，而宁夏居中，适当喉噤之地。”2
明朝放弃内蒙古河套平原，退守宁夏之后，失去了地利。宁夏镇特别是黄河以东地势较为开阔的今盐池、灵武一带就首当其冲，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突破口。
据《明史·史昭列传》载：“正统初，昭以宁夏孤悬河外，东抵绥德二千里，旷远难守，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增设烽堠，直达哈剌兀速之境。边备大固。”3
宁夏境内长城按史载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一、东长城：由陕西定边进入盐池县，向西抵黄河边横城。
二、北长城有两道，由灵武横城沿黄河向北至内蒙巴音陶亥农场北，过黄河抵石嘴山境东北贺兰山脚下，为旧北长城，北长城在旧北长城南，宁夏平罗县境。
三、西长城起于石嘴山市境，沿贺兰山由北向南进入中卫县后，改沿黄河西行进入甘肃靖远县。
长城的修建：
东长城；据《北虏事迹》载：“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璋，镇守都督范瑾，奏筑河东边墙，自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4《嘉靖宁夏新志》亦载：西“自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成化十年都御史余子俊奏筑，巡抚都御史徐廷璋、总兵官范瑾力举而成之。”5
又据《北虏事迹》载：“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总制陕西边务左副都御史杨一清，建议大发丁夫，宁夏并西安等二十四卫所四万名，西安等七府五万名，共九万人，帮筑先年都御史徐廷璋等所修旧墙，高厚各二丈，墙上修盖煖铺九百间，用军四千五百人守之。挑浚旧堑亦深阔各二丈。”6这次修筑长城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四月开始施工。但据《北虏事迹》载：“仅自东而西只筑了三十里长城，九万丁夫因聚集汲爨艰难，又皆露宿，风雨无所避，多生疾病，至有死者，人心怨怼遂折竿悬旗呼噪欲溃散，管工官会骑兵周而射之乃止。”结果九万丁夫只修了花马池城，便各回各处了。
据《嘉靖宁夏新志》载：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三边总制王琼认为，宁夏河东长城，因年久失修，圮塌严重，又离军营较远，于作战不利。所以将兴武营以东的长城南移，并在墙外控挑壕堑，称之为“深沟高垒”。这次施工完成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7后来王琼将“深沟高垒”的修筑办法，上表奏请继续向东推广至榆林镇。
北长城为两道。明魏焕《皇明九边考》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边内田地荒芜。”8这条旧边的修筑年代应是明初至弘治年间。
另外，在北长城与东长城之间，沿黄河东岸修有一道较为简易的防御工程，当时称为长堤，其实亦为宁夏长城的一个组成部分。魏焕《皇明九边考》载：“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于外边对岸处筑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为截套虏自东过河以入宁夏之路。”9
西长城：由石嘴山市东北扁沟循贺兰山麓向南至青铜峡市广武乡芨芨沟一带，大部分记载都是嘉靖至万历年间所修筑。这中间只打磑口、赤木口，旧有防御工程遗址的记载。
《嘉靖宁夏新志》载：贺兰山“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侧惟打磑口，南侧惟赤木旷衍无碍，打磑旧有三关，自正德五年以来，渐至颓圮”。10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都御史杨守礼镇守宁夏时，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中亦道：打磑口“旧设有石砌关墙三道”。
关于赤木口，《嘉靖宁夏新志》载：“嘉靖丙中年大司马刘公总督三边军务，深以宁夏失险为忧，命修贺兰山上边墙时，赤木口塞山麓有古墙可蹴而倾也。”11
青铜峡广武乡芨芨沟一带至中卫与甘肃靖远县交界处峋天关墩，为成化至隆庆年间所筑。
《读史方舆纪要》载：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请修宁夏西路永安墩至西沙嘴一带边墙”。12
《明会要》载：“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十一月，筑宁县沿河边墙。”13
宁夏中卫在弘治年间所管辖的长城在今中卫县城以北，从“镇关墩至天关墩止，长二百一十里”。
《读史方舆纪要》载：“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督臣王之诰请于宁夏扯木峡旧堡河口，至五方寺塔儿湾白草墩，增筑边墙、墩台、大小堡寨，驻将领于此，以遏胡寇出入要路，并筑东西大小隘口。”14
关于宁夏镇将领配置情况，据《明史·职官志》载：
镇守宁夏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亦旧设，同驻镇城。
分守参将四人，曰东路右参将，曰西路左参将，曰灵州左参将，曰北路平虏城参将。
游击将军三人，入卫游击一人（万历八年革），守备三人，备御领班二人（万历九年革），坐营中军官二人，管理镇城都司一人，领班都司二人（万历九年革），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人。15
宁夏镇总兵官挂征西将军印，为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制颁。16
关于宁夏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预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九边图说》载：
“本镇原额马步官军七万一千六百九十三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三万七千八百三十七员名。原额马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匹”。
“本镇年例主兵银四万六千二百四十五两，客兵银二万两”。
固原镇
固原镇，与山西镇同为内长城，但位于宁夏平原南部的固原镇，大部分为黄土丘陵区，从防御的角度来说，除西有黄河外，几乎无险可守，而河冻则敌来，冬防十分困难。
固原镇为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始设。据《九边图考》载：“固原，开城县地也，成化以前套虏未炽，平固安会之间得以休息，所备者靖虏一面。自弘治十四年火筛入掠之后，遂为虏冲，于是始改立州卫，以固、靖、甘、兰四卫隶之，设总制参游等官，屹然一正镇矣。”1
明固原镇长城的修建：
明固原镇长城为弘治十四年设镇之后，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秦竑，总制三边军务时始建。据《九边图考》载：“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秦兖敏总制三边，筑内这一条，自饶阳界起西至徐冰水三百里，自徐冰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2
其实固原镇由榆林镇定边向南至甘肃环县境内的长城，设固原镇之前于成化初年便有所建筑。据《明史·王复对传》载，成化初，兵部尚书王复出视陕西边备及经略宁夏边备时，给皇帝的奏疏中道：
“自安边营接庆阳，自定边营接环州，每二十里筑墩台一，计凡三十有四。随形势为沟墙，庶息晌相闻，易于守御。”“中路灵州以南，本无亭燧。东西二路。营堡辽绝，声闻不属，致敌每深入。亦请建置墩台如延绥，计为台五十有八。”3
弘治十四年秦竑筑长城之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杨一清被任命为延绥、宁夏、甘肃总制三边军务前后，亦修筑过固原镇长城。《明史·杨一清列传》载有杨一清给朝廷所奏修边的建议，他认为。“总制尚书秦竑仅修四、五小堡及靖虏至环庆治堑七百里，谓可无患。不一二年。寇复深入。是竑所修不足捍敌。”4杨一清提出防边之策，主要为“修竣墙堑，以固边防，强设工所，以壮边兵”5朝廷批准了他的修边建议，发帑金数十万筑长城，其中就包括固原镇石涝池至定边营的一百六十三里长城。这段长城，平衍宜墙者一百三十一里，险崖峻阜可铲削者三十二里。
杨一清本来是要认真地搞一下长城防御的，但因其不愿加入武宗宠信的宦官刘瑾的私党，而遭排斥，诬以“冒破边费”逮下锦衣狱。其修长城的计划并未得到全部实施。关于杨一清修长城，《固原州志》亦载：“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总制杨公一清修边四十余里。”6
固原镇由环县北境向西的长城，则主要为嘉靖年间修筑，据王琼的《北虏事迹》载：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王琼任三边总制时，“自环县萌城西响石沟至靖虏卫地名花儿岔，长六百三十六里，系陕西固原镇该管边界。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竑修理墙堑低浅，日久坍坏填塞，套虏节年过花马池，分道深入不能阻隔。是年八月王琼令镇守固原署都督佥事刘文，统领官兵八千四百余员名，巡行响石沟等处，防御套贼。挑挖响石沟至下马房旧堑长三十里，俱深二丈阔三丈五尺，南面堑上筑墙；连沟共高三丈，又修理下马房西接平虏、镇戎，经古城、海剌都、西安州，五堡坍塌边墙一百二十五里，随山就崖，铲削陡峻，至九月初三日次第修完；又于干盐池，地名青沙岘，铲崖挑沟长四十里，深险壮固以绝胡虏西入临、固之路，及干盐池以西栅塞崖堑二十九里，令靖虏守备都指挥赵昶修理完备。”7这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修筑固原镇长城。
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修筑固原镇长城是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兵部左侍郎刘天和总制三边军务时，固原镇总兵官任杰斯筑徐冰水至鸣沙州新边。
据《读史方舆纪要》：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三边总制刘天和在分析固原镇边各形势时说：“固原为套部深入之中，前尚书秦竑筑边墙延袤千里，然彼大举入寇，尚不能支。及杨一清筑白马城堡，而后东路之寇不至。王琼筑下马关，而后中路之患得免，唯西路自徐冰水至黄河岸六百里地势辽远，终难保障，今红寺堡东南起徐冰水至鸣沙州河岸二百二十里，总兵任杰议于此地修筑新边一道，迁红寺堡于边内，撤旧墩军士，使守新边。”8但朝廷在议此时，以弃地扰民为由阻之。但万历四十四年所修《固原州志》又载：“嘉靖十六年，总制刘天和，修干沟干涧六十余里，挑筑壕堤各一道。复自徐冰水迤鸣沙州黄河岸修一百二十五里，增葺女墙始险峻。”9看来此段长城确实需要，虽然嘉靖十五年上报未准，但于次年还是修了一部分。
关于固原镇将领配置情况，《明史·职官志》载：
镇守陕西总兵官一人，旧驻会城，后移驻固原。
分守副总兵一人（洮岷副总兵，万历六年改设，驻洮州）。
分守参将五人，曰河州参将，曰兰州参将，曰靖虑参将，曰陕西参将，曰阶、文、西固参将。
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八八。10
又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火筛入寇，议遣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十五年（公元1502年）以后，或设或罢。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公元1528年）改归总制。
十九年（公元1540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11
关于固原镇所辖兵马额数情况，据《武备志》载：
“固原镇，原额官军一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员名，见额九万四百一十二员名。原额马、骡、牛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匹头只，见额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二匹头只。”
甘肃镇
甘肃镇长城，地处祖国西北著名的河西走廊，在祈连山和龙首山的夹峙之中。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甘肃省界延长一千公里，南北宽十至一百公里，海拔平均在一千五百米。走廊平原地势平坦，易攻难守。
据《重修肃州新志》载：“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冯胜将兵略定河西。甘肃镇，即汉河西四郡地。明初，下河西，弃敦煌，划嘉峪关为界。由庄浪迤南三百余里为姑藏地，置镇番卫。又设甘州等五卫于张掖，肃州卫于酒泉，兰州卫于金城，皆屯兵拒守，全镇之地凡二千里。”1
明初，朝廷对长城的建筑力量主要集中于榆林以东的六镇，到成化后，蒙古鞑靼部屡犯延绥、固原等地；后来吐番也开始进攻明廷边地。此后，明廷才开始加修延绥至甘肃一带的墙、壕、墩、堡。
明程道生在《九边图考》中论述甘肃镇军事地理位置之重要时写道：“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经制长策自古已难。”2
明自平定河西以后，便开始经营河西防安，但甘肃镇长城主要是修筑于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
《明史·杨博列传》载：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杨博拜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大兴屯利，请募民垦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筑肃州榆林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诸处墩台”。3
《肃镇志》亦载：“自东大乐口，于迤北人祖山至破山等口十三处，虏骑出没无常，尤为要害，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巡抚都御史杨博，巡历诸险，于诸口各设壕堑、榨垒以扼寇害。”4
《重修肃州新志》载：“东、西、南、北四路，嘉峪关起镇夷千户所止，边墙、崖榨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丈，计七十五里二百六十步，都御史廖逢节议题，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修完。”5
《肃镇志》载：“镇城西、北、东、南四路，板桥堡起至明沙堡止，边墙、壕榨二千八百一十二丈，计一十五里二百二十四步，都御史廖逢节议题，隆庆六年修完。”6
另据甘肃镇，各镇、府、州志载，由都御史廖逢节议题，于隆庆六年修完的边墙、壕榨，还有很多地方。由此以后，甘肃镇长城各段始终在修筑之中。
《肃镇志》载：“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修完东乐、洪水、尾窑、甘峻、梨园、平川、明沙等堡墙壕崖榨叠水四百九十五丈，内边墙底阔九尺，顶阔五尺，实台高一丈二尺，垛墙三尺，共高一丈五尺。壕口阔深各二丈，底阔一丈，崖榨高、阔、深各三丈，俱不支钱
《重修肃州新志》亦载：“自新城儿东，长城西头起，嘉峪关北边墙新腰墩止，边墙一万九百八十四丈，底阔八尺，顶阔二尺五寸，实台高一丈，垛墙二尺，共高一丈二尺，随墙大、中墩二座，万历元年修完。”8
“自下古城迤北东长城角墩起，靖虏墩东壕头、临水河北岸止，又自嘉峪关起，镇夷所止，边墙崖榨二千六百四十六丈。边墙底阔一丈，顶阔六尺，实台高一丈二尺，垛墙三尺，共高一丈五尺；崖榨高三丈，阔二丈。万历二年修完。”9
万历年初，除修筑墙、崖榨之外，还加宽了以前所筑的夯土长城。
《肃镇志》载：“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修完平川、三坝、孤山儿、平虏等墩起，帮接边墙长一千一百八十七丈。”新加厚加高部分边墙“底阔五尺，顶阔三尺，实台高三尺或四尺，垛口三尺。连旧墙共底阔九尺，顶阔五尺，高一丈七尺”10
据《兰州府志》载：“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以松山、平定议筑新边。府同知冯询等，踏看得松山双墩子以东至红水河西四十里，有水可以筑墙。红水河以东三十里，具石，山无土，不堪挑筑，应砌石墙。自滩墩至永安堡索桥三十里，川险间断，或筑墙、或挑浚，各相便宜。新边自靖虏卫县黄河索桥起至庄浪县界土门川，共长四百里，而兰靖、庄浪千四百里之冲边始安。第芦塘、三眼井等处，土疏易圮，时费修筑，仍按明初旧址，自镇番直接宁夏中卫。”11
另外，这一带防御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有墩台。墩台又分为兵墩与田墩两种，田墩又叫屯庄墩。据《甘州府志》载：“兵墩司守望，田墩守备清野。”12
兵墩多随边墙而建，田墩则为另建。《甘州府志》载：“闻警清野固为守边常法，然零星小寨归入城堡，动辄一、二十里，远至四、五十里汗漫奔驰，卒难毕至，敛之不豫，则虏已入境，而仓皇莫及；敛之太早，则虏未必来，而生物固毙。……故以屯种附近之乡或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督令共筑一墩，每墩设一总甲提调，如警报一至大城，四路各发柴烽、信炮传示各乡，即敛。”13
明嘉靖年间，巡抚杨博，增置屯庄墩三百六十五，以后廖逢节、石茂华等巡抚都筑过这种田墩。
关于甘肃镇将领配置情况，据《明史·职官志》载：
镇守甘肃总兵官一人，旧设，驻镇城。
协守副总兵一人（甘肃左副总兵，旧设，嘉靖四十四年移驻高台防御，隆庆四年回驻镇城）。
分守副总兵一人（凉州右副总兵，旧设）。
分守参将四人，曰庄浪左参将，曰肃州右参将。曰西宁参将，曰镇番参将。
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一人，领班备御都司四人。14
甘肃镇总兵挂平羌将军印，为供熙元年（公元1425年）制颁。15
关于甘肃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预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九边图说》载：
“本镇原额马步官军九万一千五百七十一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四万七千五百一十二员名。原额马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八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五匹。”
“本镇年例主兵银伍万一千四百九十七两八钱一分，客兵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