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观念中，8是一个最吉祥的数字。不过，在经济界，它却好象是一个魔咒。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逢8必有一次大萧条。1988、1998、2008，莫不如是。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三次萧条的逻辑和结果竟然是如此一致：高速的经济成长，诱发通货膨胀，政府采取霹雳的行政调控手段，导致经济迅速转冷。

1988年的“物价闯关”至今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痛点”，在之前的三年，随着轻工产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空前激烈，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为了推动价格的市场化配置，中央决定实施物价改革，因为准备不足，直接导致了空前的通货膨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物价闯关”仅半年就被紧急叫停，到1989年初，很多建设项目下马，约有500万农民建筑工返乡，而此时在乡村，整顿也使得大量乡镇企业倒闭萧条，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到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国营企业则因产销萎缩而受到三角债的困扰。这一轮紧缩要到1991年才得到缓解。

1998年的宏观紧缩与今年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特别在家电、食品等领域中，本土企业取得了重大成功，国内市场空前繁荣，而到1997年，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突然狙击亚洲货币，引发亚洲金融风暴――也是在那次危机中，《金融时报》宣告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为了捍卫人民币不贬值，朱镕基政府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实施了严厉的金融管制和紧缩政策。与此同时，受金融风暴影响，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6月份，长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内外交困，国内经济顿时由过热转入过冷，全国居民储蓄创下历史记录，被视为“笼中之虎”。

2008年的景象竟如出一辙：在过去的三年里，内外俱旺高速成长，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央政府猛然刹车，实施信贷紧缩政策，一堆篝火被兜头浇灭，而受到牺牲的仍然是面大量广的民营资本企业，仅上半年就有6?7万家企业倒闭，不料，国际市场突变，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了欧美市场的萧条和消费信心崩塌，中国经济在短短数月间，由过热直接坠入冰渊，在过去数年中，拉引经济成长的三大引擎――房地产消费、外向型的“中国制造”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有两个彻底熄火，于是，萧条骤然降临。

既然导致萧条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走出萧条的办法有多少。

1988年的那次萧条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在1990年前后曾经非常的艰难，朱镕基于1991年赴京主管经济后，实施了很多重大的政策调整手段，其中包括严厉的金融秩序整顿、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大规模上市、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调整等等，与此同时，进行众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开发区建设，邓小平更是在1992年以“南巡讲话”的方式呼唤人民进行改革和扩大消费的信心。在那一轮调整中，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大，而最终经济的复苏得益于国内家庭消费――特别是家用电器市场的全面激活。

1998年的拯救战略则是内外并举，在外贸方面，积极鼓励出口，利用亚洲周边国家、特别是“四小龙”受金融风暴重挫的机遇，形成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在内需方面，中央政府被迫开放房地产市场，以此激活消费市场，经过两年调整，中国经济得以复苏。在这一轮调整中，中央集权继续得到了强化，通过“国退民进”的战略，政府把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抛给了市场，而在金融、能源和资源性领域坚决地形成了垄断的优势。

很显然，当今的中国经济仍然行走在这样的调控逻辑之中。从目前的景象看，基本可以得出下述三个结论：

一，要复苏经济，仍然要启动现有的三大引擎。外贸的复苏受国际环境影响很大，所以，制造业面向国内市场的创新变得非常重要。其次，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最直接的启动方式，近期对铁路的2万亿元投资计划，以及广东、浙江等省份相继推出的万亿重振方案，都是这一思路的呈现。再次，唤醒民众消费，似乎除了激活地产，别无他策。

二，管控将进一步加强，在全球经济紧缩，国家资本主义纷纷抬头的时刻，中国的宏观管制势必加强，也就是说，最好的市场化改造时间已经错过了，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未来的一个经济周期里实现新的改革突破。

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变得非常敏感。在当前的财税制度下，地方政府承担了60％的支出，却只分到30％左右的收入，如果地产在短期内无法复苏，地方财政将面临空前困难，本月，已有专家建议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发行债券。中央与地方在税收上的明暗角力将非常引人关注。

十年一轮的萧条，让我们更真切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变革的某种宿命与规律。我们仍然在一条充满未知感的“历史的三峡”中艰难前行。

上周末，11月9日，中国官方宣布取消贷款额度管理。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偏紧缩的政策转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其影响应该远大于前几周的连续减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对减缓中国经济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的下滑速度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导致西方各国央行和政府都一反常规地采用行政性手段来“救市”的今天，贷款额度管理这一曾经备受争议的具有强烈行政性色彩的货币政策工具虽然已退出舞台，但对其功过是否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呢？

非市场化手段的重新启用

众所周知，贷款额度是中国央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其属于行政性的管制措施，随着我国货币、金融及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央行已停止使用此工具，将其搁置多年，而以仅具指导性的“窗口指导” 代之。即便是“窗口指导”，央行近年来也是尽量避免，而更多的是通过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型或市场化的手段来微调经济。

自2006年4月中国经济政策进入紧缩周期以来，央行通过加息、升值、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频频出招，希望藉以冷却偏热的中国经济。然而，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原因，这些本来应该相当紧缩的措施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经济中的真正问题（比如基本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等等；详细论述请参阅作者在《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1期的文章《货币政策的困境》），难以真正为中国经济降温。

事实上，到2007年2季度，中国实际GDP的增长率达到十多年来的高点12.6%；3季度，中国股票市场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高点，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剧增，贷款增速达到3年来的新高（同比增长17%以上），而通货膨胀更是创下10年来的最高纪录。在国内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美国次贷危机已经爆发，全球经济增长已不可避免地步入放缓轨道的时候，中国国内新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数量却从2007年9月份开始出现了骤增，实在令人非常担忧。一旦全球经济明显放缓，所有这些新增的产能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而这些又会反回来影响到银行的信贷质量和股票市场，并通过信心及财富效应影响到房地产市场。事实上这些正是一年后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在面临如此巨大风险的情况下，如果央行继续恪守所谓的“市场化”的教条，继续依靠加息等微调的措施来冷却经济的话，很可能如“螳臂拦车”，无法阻挡中国经济走向进一步的过热。所以在去年4季度，央行再次启用了贷款额度管理这一行政性工具，严格控制信贷增长，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贷款增速开始稳步下滑，从2007年10月的17.7%逐步回落至2008年6月的14.1%。

即便如此，我们今天仍然没能躲过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强烈冲击。试想如果央行去年没有采取贷款额度管理，中国经济在2007年底进一步走向过热的话，那么在今天或者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所面临的产能过剩以及经济的大起大落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跳出经济学的意识形态

尽管贷款额度管理对控制贷款增速、防止经济过热具有非常直接和有力的效果，但由于其属于行政手段，不太合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趋势，因此遭受了许多非议。同时，由于企业和银行突然面临了贷款硬约束，经营中出现了流动性紧张的现象，影响了银行和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也面临着许多来自企业界的非议。

的确，作为行政性管制的贷款额度管理，其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存在很多的扭曲。比如，它扭曲了银行贷款的筛选机制，使得银行在贷款时更倾向于大客户，而牺牲了许多有效率但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而中小企业贷款难正是中国在这次历时1年的信贷额度管理期间所遇到的主要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在去年的特殊时期（经济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过热症状）采取这一特殊的政策还是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了关键的作用。除了上述的防止产能过剩加剧以外，信贷额度的实施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也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信贷的紧缩削弱了企业囤积商品的能力。

今年2月，由于百年一遇的雪灾导致严重的食品、煤炭及电力等方面的短缺，一方面使得通货膨胀率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点（8.7%），另一方面使得许多企业重新意识到原材料短缺的痛苦。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在经历一场商品价格的全面猛涨。高通胀引发了高通胀预期，诱发或迫使许多企业想方设法囤积商品和原材料，有的是出于牟取暴利，有的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生产不受原材料短缺的困扰。但不管怎样，这种囤积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加剧短缺，并在短期内导致工业生产的过旺增长。一旦通胀预期回落或需求减弱，企业则需要一段时间消化掉所囤积的存货。在这段存货调整期内，工业生产的行为可能会被打乱，导致生产的急剧下滑。事实上，最近两月突然出现的钢材、煤炭、铁矿石及电力等产品的供应过剩表明，这一存货调整期已经到来，而且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上述分析表明，企业的囤积行为不但会加剧通货膨胀，还会造成工业生产的大起大落。而信贷额度的施行，切断了很多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来购买并囤积商品的渠道，因此对于防止通货膨胀的失控还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如果没有贷款额度管理，央行只靠加息来试图冷却贷款需求的话，效果肯定会微乎其微。因为即便央行大幅度加息300个基点，这比起今年上半年许多商品价格50%或更大的涨幅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企业根本不会因为利息成本的上升而停止囤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贷款额度管理，企业囤积会更厉害，通货膨胀会进一步上行后再急跌，而工业生产的波动可能比我们最近看到的还要剧烈。

总之，尽管贷款额度管理作为一项行政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存在一些内在的缺陷，但在特殊时期予以使用还是发挥了巨大功能。如今，在全球金融系统出现崩溃风险之时，就连最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欧美各国都史无前例地采取了联合的行政干预性的救市措施，我们也不应该完全被西方经济学的教条锁住手脚，一味从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出发来评判政策的得失。

货币政策转变之效果

随着国内通货膨胀及全球商品价格的快速回落、以及全球经济的快速冷却，贷款额度的存在已经逐步失去了基础。因此央行及时取消贷款额度管理不无道理。

在取消贷款额度之前，央行在过去数周内曾连续三次减息并下调存款准备金一次。在我看来，这些举措更具有象征性意义，其实际影响远不如贷款额度的取消。实际上，只要贷款额度依然存在，即便减息的确增大了企业的贷款需求，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使其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放贷，银行也没办法超越贷款额度而增加贷款。所以，只有取消贷款额度，减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才能真正发挥。

鉴于许多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都面临严重的流动性不足，那么，贷款额度取消后，是否会出现贷款增速的强烈反弹呢？我认为不会。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前景的暗淡，许多商业银行在贷款时已更加谨慎，对风险的控制会更严格，因此不会像去年那样大胆地放贷。其次，同样由于需求的减弱和投资者信心的降低，许多企业在短期内已不准备再上新的投资项目，因此企业对长期贷款的需求增长也会放缓。虽然很多企业都希望能增加短期贷款以充实流动资金，但由于最需要此类贷款的企业也许是风险最大的企业，因此银行在做这一类的贷款时审查也会愈加严格。由于有这些方面的牵制，即便取消贷款额度后，贷款增速也不会强烈反弹或失控。

有意见指出，现在贷款额度已不再具有约束性——因为贷款需求已经变弱，即便存在贷款额度管理，这些额度也不会被用光，因此取消与否并无差别。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首先，整体来看，至少到今年8、9月份为止，贷款额度仍然是制约贷款增速的瓶颈。自央行7月份开始适度放松信贷管理后，的确看到信贷增速有一些回升的势头——这表明新增的额度已被立即使用。目前企业层面的资金紧张问题依然严峻，所以取消额度管理肯定会带来贷款增速的上升。其次，即便对某些银行来讲，贷款额度已不是一个约束，但并非所有的银行都有这种感受。对许多中小银行来说，额度的取消仍然类似于摘去了它们头上的紧箍咒，使它们可以更自由地为优质的中小企业客户提供贷款。即便是这类结构性或局部性的放松效果，对于中国经济在今后数月的稳定增长仍很关键。

中国今年迎来了邓小平启动的经济改革30周年庆典，人们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有可能再持续30年。

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根据一些人的推算，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完成了一半。尽管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种种进步，但中国仍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贫困得多——它甚至没有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100位。这意味着中国赶超的空间还很大。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感到恐慌，虽然有消息称，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在经过连续5年两位数的增长之后，正以高于预期的速度降温。以历史标准衡量，中国经济第三季度9%的增长仍非常出色，高于日本或韩国在其经济繁荣时期的增长水平。美国上一次如此迅速地增长，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

但同时很明显，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中国想要保持引人瞩目的增长纪录，就需要调整推动中国走到目前这一步的增长模式。中国领导人正面临一些疑问，直接切入如何管理经济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有时被描述为依赖于出口的增长。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中国当然无法继续保持每年20%的出口增长。但过去5年（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国内的投资热潮，特别是在重工业领域的投资。

过去几年，中国的铝、钢铁、水泥和玻璃产量几乎都翻了一倍，这也是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大幅飙升的根本原因之一。甚至业内人士有时也对这种扩张速度感到惊讶。几年前，中国钢铁业协会决定对数百家新建小型钢厂的产量进行调查。这些工厂发展迅速，但其产量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调查发现，这些小钢厂的产能比整个美国钢铁业的全部产量还多。中国近期繁荣的象征并非航天任务和摩天大楼，而是钢铁厂。

但是这种“涡轮增压式”的投资带来了负作用，使其难以为继。能源利用变得更为低效，污染日益加重——正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与服务业相比，这些重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正是由此而入。过去5年来，中国政府已认识到有必要转换经济平衡方式。官员们承认，中国应减少对投资和廉价出口的关注度，更多地关注消费、服务和创新。目前，这种转变已不能再拖延。

中国已提出刺激消费的政策建议细则。许多经济学家优先考虑的是医疗改革。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本周发表的最新研究，让人们认识到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医疗保健体系已残破到何种程度。在较为富庶的农村地区，婴儿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六，和墨西哥差不多；而在农村贫困地区，该比率为千分之一百二十三，相当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水平。理论上来说，如果人们更有信心避免医疗费用支出，他们将减少储蓄，更多地进行消费。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巨资，甚至具有一种时髦的凯恩斯主义意味。

然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不仅要求执行到位的政策，还需要政治文化和经济管理机构上的转变。

民法将是主战场之一。在最近的“毒奶粉事件”之后，官员们已设法劝说许多婴儿患者的父母放弃法律诉讼。但在一个更重视消费者的社会中，诸如产品赔偿责任一类的法律诉讼将变得更为重要。如果中国希望本国公司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就需要为知识产权提供更有力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大致创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要求党内领导减少对法律体系的干预。

在从金融到电信的大多数服务领域，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创意产业也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今年夏季中国的热门影片是《功夫熊猫》，该片的成功也引发了一场痛苦的争论：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利用熊猫这种国家象征制作出如此成功的喜剧大片。批评人士抨击了很多方面，从遏制想象力的教育体制，到现行的审查制度。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期间，很多人在讨论资本主义能否给中国带来民主。但世界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一种基于鼓励制造商的经济战略——廉价的土地、能源和信贷——在许多方面都非常适合一种威权政治体制。但捍卫消费者的利益，将给中国政府造成新的压力。

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金融危机已使得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这在几个月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这也促使中国政府放松管制，将具有讽刺意味。

责怪贪婪的银行家，责怪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美联储(Fed)管理疏懈，责怪不负责任的房屋业主借了从没打算还的贷款，责怪各国政客与监管者对日益逼近的风暴视若无睹。

他们都该受到责备。我确信还有更多的恶人也应受到责备。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问题。金融系统的灾难反映了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平衡；为西方世界应如何看待新兴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建议和警示。

直到最近，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蒙受的耻辱还是人们谈论的焦点。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是为过去的自以为是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位仍然保障着欧洲安全的盟友遇到的麻烦，有一两位欧洲政客似乎颇为高兴——其中的原因

幸灾乐祸之后是陷落。坚实而保守的德国是被迫向银行业提供支持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不得不向德国选民公开保证，他们的储蓄是安全的。

比利时与荷兰为富通(Fortis)纾困。爱尔兰与希腊向银行储户提供全方位担保。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相似措施。最惊人的举措是，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政府决定将英国所有的主要银行部分国有化，为击破信贷冻结的坚冰进行奋力一搏。

如果说侵蚀全球金融系统的问题抵押证券和不透明的信用互换带有美国制造的标记，那么欧洲银行就是热情的购买者。因此我们应该用西方世界的耻辱来代替美国的耻辱。

正如10月初市场所显示的那样，亚洲也未能免受冲击和压力。日本直到最近才从上世纪90年代银行破产的长期阴影中复苏，却再次遭遇全球风暴。中国被迫追随西方央行降息的脚步。亚洲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减息。欧美的衰退将放慢亚洲日益崛起的经济体的增长步伐。

不过，退后一步来看，有两点使这场危机显得独一无二。首先，这场危机极其猛烈。我不确定拿它和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相比有多大用处。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发展的。可以明确的是，要应付过去一年那种强度和广度的冲击与压力，任何政府和央行都没有经验。

第二点不同是这场危机的地理分布。西方世界首次成为震源所在。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看来，金融危机向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比如拉丁美洲、亚洲和俄罗斯。

地震冲击波有时也会拍上西方世界的海岸，通常是需要富裕国家拯救本国那些鲁莽的银行。但是那些危机还在南北之间、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划了一道线。新兴国家陷入困境；西方国家严厉地教导它们必须怎样做才能摆脱困境。

教导的形式是名副其实的华盛顿共识：这些令人痛苦的处方包括市场自由化和稳固财政，是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的代价。

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触发因素是美国住宅价格的急剧下跌。新兴国家成为受害者而不是罪魁。这种角色对调的原因何在？新兴国家已经吃够了西方开出的药。

10年前，在1997-98年的危机对一些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造成毁灭性打击后，亚洲表示，再也不会容许此类危机重演。在追随变得并非易事后，亚洲不会再毕恭毕敬地追随西方。为了避开IMF破坏性的规则，各国政府将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建立自己的灾难防御系统。

这些外汇储备——目前总价值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为欧美的信贷提供了融资。当然，还有其它流动性来源，特别是美联储和能源生产商积累的外汇储备。把不计后果的抵押贷款变成AAA级证券也会出现金融欺诈。但正如一位中国官员那天向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所说的那样：“美国是被亚洲的流动性淹死的。”

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和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西方国家道德权威受到侵蚀始于伊拉克战争，现已急剧加速。西方的债务人再也不能指望债权人聆听他们的训诫。这中间隐含着更为广泛的教训。全球经济力量向东方转移，已经成为政治对话中的老生常谈。谈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印度成为地缘政治参与者、巴西和南非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时，西方人无不带着敬畏之情。

然而，富裕国家仍需正确面对这些意义。他们可以想象分享权力，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协议会依照他们开出的条款达成：新兴国家将被纳入——注意，是以西方国家选择的步调——人们熟知的国际论坛和机构。

欧美外交官们谈到新兴大国成为国际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时，他们的真实意思是，不能允许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挑战现有准则。

正是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IMF的投票权份额仍然多于中国；而七大工业国集团(G7)认为自己依旧是重新设计全球金融体系的最佳人选。

我无意阻止推广西方价值体系——宣扬法治、多元政治和基本人权的优点。也不反对人们断言，对于一切金融风暴，自由市场体系是除了其它所有选择以外的最坏选择。对于主张全球规则——开放的市场需要多国监管——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当前的危机更加有力的证据了。

然而，最重要的教训在于，西方国家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秩序将依照它们的模子重新制定。两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毫不费力地行使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那个时代即将终结。

全世界都看到英国“好样的戈登”在行动。面对英国金融体系从内部崩溃的局面，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出手了。布朗政府提出的方案全面而又大胆，相应地，代价也会很高昂。但是，这种代价比一场可能发生的经济萧条却又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其它国家现在对此表示赞同。上周末，金融政策制定者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取得了成果，他们先是发布了一份概括性公报，接着出台具体行动方案。欧洲国家能达成协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布朗确实无愧于“领导人”这一称号。结果是，尽管前进的道路依然布满障碍，但世界没有跌入深渊。

政策制定者终于意识到，解决如此严重金融危机的方案，必须包含那些“个体上必要、总体上充分”的条件。有两个条件是必要的：大量提供流动性，以及帮助财务状况不佳的机构改善资本结构。另外两项措施也会有用，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为放贷机构提供担保，以及购买不良资产。鉴于其复杂的金融体系和不良抵押贷款资产，美国施行全面担保的难度很大，但购买不良资产中也会有一定帮助。欧洲的情形似乎相反。

从规模和结构上讲，各国所公布的方案正是所需要的。抑制担保产生的扭曲效应，以及如何从部分国有化体系退出，转化为与此前相比监管更为有力的新体系，这是困难所在。但本周发布的声明（尤其是处于风暴中心的美国）应该会减少这样的担忧。*

美国财政部终于拿出相对全面的救市计划，欧洲则承诺，政府将注资至少1.873万亿欧元（合2.544万亿美元），这些公告也令人瞩目。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已向该国三大银行注资370亿英镑。

这些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但它们能起作用吗？存在两个风险：首先，对银行信誉的担忧或许会转而针对政府信誉的担忧；其次，经济低迷的程度可能比政策制定者认为的要深得多。这些风险确实存在，但可以遏制。

政府能负担得起计划支出的资金吗？我的答案是：是的。事实上，政府应该能够收回所有注入银行业的资金。假定经济会复苏。那么，核心银行业务将会盈利，正如它们过去那样。如果银行能盈利，它们就能偿还政府投资。政府的任务仅仅是设计纾困方案，以确保银行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政府）负担能力的问题就是财政信誉的问题：如果市场变得非常担心支出，尤其在目前财政高赤字时期，对利率和汇率的影响可能会造成违约——或者通过通胀，甚或更为直接。不过，这似乎极其不可能。

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重估美国贷款损失为4250亿美元，按市值计价的抵押贷款、消费者和企业债务的损失为9800亿美元，两项合计1.405万亿美元，高于去年4月份估计的9450亿美元。实际会损失多少尚不得而知，可能会少得多。然而，如果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这个数字可能会大很多。不过，照上述估计，这也“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

对于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而言，这无论如何也算不上非同寻常。而且，近一半的损失都将由其它国家承担（感谢风险多样化！）。这样看来，总损失目前“仅”占美国和欧洲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5%。此外，通过以追加资本形式融资约4300亿美元（对股东而言，其中大部分最终变成灾难性的条款），总损失的一部分已获得“弥补”。

在此背景之下，有四个问题必须加以注意：首先，由于经济正在放缓，已经签订的欧洲国内抵押贷款合约可能会出现进一步亏损；其次，银行业体系异常庞大、国内债务极高的国家，可能会面临更沉重的财政负担；第三，银行业仍需额外的资本，以抵消所谓“影子”银行业崩溃的影响；最后，银行业还需大量改善资本结构。

资深观察家认为，基于以上原因，可能还需要1.5万亿美元的资本。将这个数字乘以2，并假设这笔资金全部来自政府：它将仍“仅”占美国和欧洲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10%。如果实际利率为2%，这意味着每年的财政支出将持续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0.2%。此外，这不会对资源造成额外的需求。这是承认过去的错误：即一部分人们以为是私人放贷的资金，最终变成了公共支出。事情确实是这样！

按照目前的纾困计划行事，几乎所有西方政府都应该能够摆脱其困境，但它们或许得向脆弱的邻国（特别是中、东欧国家）提供一些援助。

这种相对乐观的态度究竟是否有道理，还取决于衰退的严重性。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IMF的观点至多也就可以看作是忧虑的，而非灾难性的：预计发达经济体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0.5%，其中，美国为0.1%，欧元区为0.2%；新兴经济体明年预期增长6.1%，而亚洲发展中国家为7.7%。总体上，预计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全球产出在2009年增长1.9%，较2008年的2.7%和2007年的3.7%所有下降。

设想一种更为糟糕的局面很容易：资产价格进一步暴跌会破坏信心，从而引起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削减。但设想一种更好的局面也很简单：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走低，使央行得以推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加速银行资本重组，帮助维持信用，并在资产价格不可避免地下跌时，将其大幅超调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西方政府已决定，将其巨额资金投入受创的金融业。今后，我们仍将看到许多问题和不利的影响。在某一个时候，我们也必须用私有化和更好的监管，取代对金融业的部分国有化。但现在，这场危机的潮流已经转向。

可以下结论了：全球都陷于这一糟糕的困境。恐慌席卷亚洲，这里的人们在周二早上醒来时得知，美国政界人士否决了7000亿美元金融纾困方案。各地股市大跌，各国央行不得不向市场注入现金。对三菱日联(Mitsubishi UFJ)这家日本按资产排列为最大的银行来说，相关数字尤其触目惊心：该行在周一深夜宣布的对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90亿美元投资，到次日上午已缩水约5亿美元。

亚洲从来就不只是一位感兴趣的旁观者。一方面，亚洲有大量现金（亚洲各国央行持有大约4万亿美元的储备），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十分殷实，因此亚洲拥有在廉价资产浮出水面时出手买入的实力。但是，外部经济放缓也会快速影响到这一出口密集的地区。不可避免的向安全资产逃亡的现象，意味着更多外资撤离亚洲新兴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货币走弱。即便在没有全球协调努力的情况下，亚洲的货币政策也必然会转向宽松；消退中的通胀压力已让中国在这方面采取行动。进一步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看来不可避免。

深究之下，脆弱行业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银行业。与它们的邻国同行不同，这两个国家的银行放贷超出顾客储蓄，并依赖海外市场提供资金——就澳大利亚的银行而言，大约三分之一的放贷是这样融资的。起泡沫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金融中心的房地产市场，是另一个说明问题的现象，尤其是随着各银行裁减员工以及随之而来的削减租房补贴。汇丰(HSBC)本周将香港房贷利率提高50个基点，使本已下跌的市场遭受又一次沉重打击。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发展，正如花旗集团(Citigroup)所指出的，住宅价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比现在要低33%。与此同时，尽管中国表示要吸取美国危机的经验教训，但它其实正兴冲冲地走在类似的道路上：企图通过放宽对新屋购置的贷款价值比要求，来激活楼市。亚洲的痛苦还只是刚刚开始。

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最初提出对美国银行体系的纾困策略时，他召集各国财政部长来解释细节。这位美国财长在阐释如何终结全球信贷市场的冻结时说：“我们需要炸了它。”

欧洲某国财长问道，如果美国财政部注资7000亿美元买入银行不良债务的方案失败，将会发生什么事。保尔森直言不讳地回答：“我们没有其它办法。”美国财长似乎认定，美国国会将会言听计从。也许，这位前高盛明星不习惯听区区政客说不。

我们必须希望，保尔森现在有第二方案——以及（就此而言）第三方案。既便如人们普遍期望的，美国众议院推翻了此前决定，通过纾困计划的修改方案，专家们认为这尚不足以重拾对银行体系的信任及对市场的信心。

目前，支持存在问题的纾困计划是维护稳定的必要、但不一定充分条件。银行需要新资本，其中一些可能会来自主权财富基金。但在未来几周和数月内，美欧纳税人还将进一步为亏损埋单。

按某国央行官员的话说，无论危机未来的进程如何，“没人会对这场危机做出超过几个小时以上的断言”——显然，保尔森已在政界引爆数枚炸药。

几乎是同时，华尔街崩溃改变了美国总统大选。约3周前，选战好像是在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领地上进行。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突显国家安全的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我强调“一些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成为麦凯恩竞选搭档似乎是一记高招：如果麦凯恩不再提醒选民他是一名战争英雄，这场大选可能会转变成老生常谈的文化战争。受过去失败所扰，民主党人担心，这场大选甚至会转而关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并非自己人”问题。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回到经济问题上来。这肯定是民主党的阵地。这场危机传递出的一个讯号就是，连同信贷市场，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威信彻底爆炸。共和党国会议员否决了保尔森的第一份救市方案，这对布什是一种嘲弄。

尽管麦凯恩努力打造致力于两党合作的形象，但他将发现难免会受到摆布什政府的牵连。民调显示，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刚由党代表大会选出时，领先奥巴马3或4个百分点。而在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奥巴马领先了6或7个百分点。

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政治环境已彻底改变。政府回来了。我们已走到了一个“到此为止”的时刻。即使对那些不信任政府的选民而言，事情已发展得过头了。当市场为“贩子和投机者”所操纵时，政客们为何无所事事，袖手旁观？

我们这时应小心，不能简单地划分左右。对危机的政治反应，呈现出奇怪的同盟和敌对关系。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发现与持自由市场理论、反对将银行损失“公有化”的共和党右派，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这些民主党人希望将银行家送入监狱，而共和党右派则担心，资本主义的精神会受到国家的束缚。

具有讽刺意味的另一件事是，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府起先支持开放的、自由主义的全球金融体系（现在是救市），而其最亲密的同盟却是英国的中左政府。

公平地讲，很久以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一直催促全球监管部门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但他自己并非是加强监管的信徒，这一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毕竟，正是根据布朗的建议，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被授予“爵士”称号；在英国财政部的会客室内，还挂着一枚徽章，向这位目前名誉受损的前美联储(Fed)主席致敬。

德国财政部长、社会民主党(SPD)成员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因预测这场危机标志着美国金融超级大国身份的终结，而获得“幸灾乐祸奖”。社民党肯定会做出如此结论，这一点并不出奇。相比之下，法国中右翼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对美国作用的批评已有所缓和。但在欧洲，有大量基督教民主党人私下里夸耀，金融混乱令人满意地证明了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的蔑视很正确。

对他们而言，英国许多中左翼政客最初为布什政府“将银行国有化”的计划而欢欣鼓舞。但到人们把保尔森纾困方案解读成华尔街财阀的安全网，情况就不一样了。

基于同样理由，许多政客如今认为，在未来，政府干预将越来越重，市场分量则越来越轻，但这些政客忽视了财政现实。且不提金融震荡带来的经济冲击，所有这些纾困计划都将加大公共债务。甚至在危机之前，美国（就此而言，还有英国）就已面临着迅速增长的预算赤字。更多的政府干预，不能意味着更多的支出。

撇开所有这些混乱和紧张局势不谈，政治的基础已经改变，这在英国尤其明显。3周前，布朗似乎要么被本党抛弃，要么被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击败。通过打出“我们信任政府之牌”，并强调自己的行政经验，布朗看似至少已赢取了暂时的喘息时间。

我不确定这将对布朗长远的运数带来多少改变——毕竟，选民终会感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代价。但至少在目前，在遵从市场经济的本能和选民渴望惩罚当事人之间，卡梅伦力求平衡。本周，他承诺对这场混乱的设定“清算日”，即便他宣称，这不应被视作抛弃市场的理由。

卡梅伦的困境很有启发性。无论对保守党领袖还是其他任何人而言，在左右翼的群氓呼吁惩罚肇事者之际，取得适当的平衡并非易事。然而，这是严肃的政客必须做的事情。政府需要找到能约束金融市场、又不至于羁绊金融市场的方法。

快到明年1月底时，美国和欧洲将猛然惊醒。美国新总统将获悉，在其历史上，美国将第一次成为步入相对衰落的国家。欧洲人会同时发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离职使他们丧失了借口。

在呈交给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或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一摞摞简报文件中，会有一份对未来15年地缘政治前景可能概况的评估。我们可以假定，它将说明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冷战结束后，倘若出现过单极时期，那么它的终结与它的出现是一样迅速。

这份分析报告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相对”。美国仍可以指望在一段时间内作为唯一的超级强权，如果我们衡量的条件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在几乎全世界各地都部署有效力量。以经济影响力、科技能力或军事威力来衡量，美国仍将是显赫的强国。然而，与日益兴起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比，美国相对地位的改变将使其在行使权力时更受克制。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显而易见，不过对于那些听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美国选民们而言，事情看起来也许不是这样。麦凯恩宣称，要更有效地利用美国的硬实力，与此相结合的是与美国盟友更加紧密的联系。他的助手们宣传建立全球民主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几乎注定会失败的）主张。奥巴马承诺，将更加依赖于（美国）榜样的实力，而非权力的榜样，来维护美国的领导力。

尽管二人都以为——就如共产主义瓦解后看起来的那样——世界消除了对美国优势地位唯一的真正挑战。其假设是，过去8年的过失和事件都能从历史记录上抹去。而当11月4日的获胜者踏入白宫大门时，这并不是他将要面对的现实。

在华盛顿谈及“多极世界”就是在招惹非难。这个词承载了太多的涵义。其含意就是暗指其它国家联合起来，一致对抗美国霸权的滥施。跃入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脑海的一幅画面是：当大西洋联盟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分裂时，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与法国的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相比，那个尤为龌龊的联盟一贯更多地谈论施罗德和希拉克先生的性格，以及普京的民族主义野心，。一个更现代的地缘政治噩梦的景象是，由能源富足且好战的俄罗斯与新近想要发出自己声音的中国所引领的新独裁主义联盟。因此，麦凯恩的几位顾问要求民主国家建立一道与之抗衡的联盟。

然而，这些险恶的假想只说明了多极世界的一种形式——互相竞争的吸引力层面多极世界，其中，强国被划分成（借用布什的话讲）“拥护或反对”美国的两极。

现实可能更加易变——在当前全球环境，的确有新的极出现，但是在权力层面，而非吸引力层面。这个世界将出现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利益和同盟的转变，这会公然挑衅美国新保守派的简单划分。

举个例子：正如我上周再次去中国，在这里呆段时间的任何人都会怀疑任何北京——莫斯科轴心的持久性。我看不出中国领导人有任何道理要与普京步调一致。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割裂中俄关系的问题，其分量会远远超过可能将两国立刻联合起来的机会主义。

无论强国的确切格局是什么，未来的美国总统将被告知要放弃竞选过程中的偏见。历史不能被重写。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简称NIC）近期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联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我预感到了未来美国总统可能会收到的简报。他的参考书目最靠前的几本中会有NIC的《全球趋势2025：改变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这份文件是美国国内外专家进行的广泛讨论会的主题，将给新政府提供其所能获得的最好的战略远景一瞥。

最终报告还没写好，但我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讨论会了解到，该报告将预见多边秩序的一种根本剧变。这个秩序是美国于二战结束后创立的。报告会感到更难以解答的问题也许是：是否会有什么实质性东西能替代它。

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面临一种混合经济，形式既是扭曲多边的，又是强权竞争的，以及相互制衡的同盟间的。这些因素——合作与竞争之间，战略稳定性与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将根据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以及（就欧洲应该得到的职能来说）伦敦、巴黎与柏林的决定而成形。

如果美国新总统发现，全球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都不及他的权势大，欧洲会发现世界新秩序同样地令人失望。美国的错误在于摒弃了多边主义，且不自量力。而欧洲的判断失误在于以为它所提出的规章化体系会无可阻挡地进步是世界模式。

随着近年来问题的出现，欧洲人的反应是指责布什的单边主义。欧洲还认为它能回到未来。一旦布什离任，一切都将立刻好转。事实上，一位新的美国总统将使他们丧失借口。

普京入侵格鲁吉亚已无情地证明了欧洲规范性强权的局限性。随后欧洲与莫斯科的谈判只会突出后者唯武至上的观念。未能就如何阻遏俄罗斯能源勒索达成一致意见的欧盟(EU)是否从中得到了教训，我很不愿讲。我猜想，到欧洲大陆的各国首都转转，看看其领导人的素质就能知道答案了。

我的结论是，美国和欧洲仅有一点机会——也许是新总统就任后1年或2年——来恢复多边秩序的信誉。如果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想要抓住机会，他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而不是用一厢情愿的方式。我是否乐观地认为他们会这样做？不是的。

2008年9月18日

内蒙古晨报还是没有刊出包括伊利蒙牛在内的22家问题奶粉生产企业名单，这家报纸上的报道方式是，用头版头条刊载“自治区政府部署乳品生产销售安全工作，确保每批产品都符合要求”的消息，称“会议要求加强蒙牛、伊利等乳品生产企业的检测和管理”。在二版，编辑用头条大黑标题呈现“伊利集团郑重承诺”。

新快报补登了22家企业名单，同时，在版面更上方刊出87家未检出三氯氰胺奶粉企业的名单。这家广州零售市场重要的市民报纸还在今天补发了新华社前日奶粉事件官方答问的电稿，标题拟作“少量三氯氰胺不会危害健康”。

要补登的不只一家新快报。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知名都市报均刊发了那87家“好”企业的名单，包括：新京报、北京晨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广州日报、燕赵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华商报、新闻晨报、东方早报、现代快报、东南快报等。此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河北日报等党报系均已在昨天版面上即行刊发此则新华社稿。根据记录，这则可以让人们不至于“无奶可喝”的红名单在新华网上系昨日凌晨4时许发出。一般而言，在版面位置有限的情形下，市场导向比较明显的都市报型媒体会刊载“坏”名单舍弃“好”名单。

现今，几乎所有的奶粉事件新闻报道素材均来自新华社。即使是国际在线所刊河北省副省长指石家庄市政府隐瞒月余的“猛料”，在新华社未发稿的情形下，亦少有纸媒转发。在新华社控制播发的这些报道中，安抚民心成为一个明显导向，多篇稿件在传递类似“可以治疗”“不会有后遗症”“不会致癌”的讯息。各地方媒体亦努力报道当地整顿涉事企业、下架问题奶粉、救治体检婴儿的消息。在河北和产奶基地内蒙古，媒体还辟出版面，宣告政府如何帮助奶农保证质量、渡过难关。宣传官员们正在用他们的努力，争取控制事件不至于恶化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官方宣布取消食品行业免检制度后，媒体上有作者公开表达了赞许和“早该如此”的观点。但在脆弱而海量的食品安全领域，如果将安全保障的期待全数交付监管制度和程序，将会付出极高的经济成本。基于此点，在获得发表机会的媒体评论中，除了对职能部门和制度程序的检讨外，对企业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成为一个方向。在新浪网评论频道推荐的三鹿奶粉相关评论中，居于显要位置的是由人民网发出的人民时评，作者汪金友“从三鹿奶粉事件谈责任的承担”，称“我们在问责领导的同时，也应该呼吁民众树立应有的责任心”。

一篇题为“呼唤乳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的新华时评获得了相当高的采用率。从党报系到都市报系，再到门户网站，均可轻易发现该篇评论。文中强调“企业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会自食苦果”，并批评除了加入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 外，个别企业还有“公关”上的“潜规则”：把“公关”当作“搞定”政府部门、“摆平”媒体，进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

上海新闻晨报评论主笔许莽亦撰文，以在奶粉中添加三氯氰胺超越监管“经验”为据，感叹：没有一部法则可以天然地防御一切恶行，有的恶行产生于我们与其相逢之日。以标准、规定乃至法律的形式落实和加强对一些领域或行业的监管固然必要，但从根本上，依然极大程度有赖于人的自律及良知。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食品安全不可能单边完成。值此时机，有媒体和作者更愿意强调“政府严厉监管是企业履责的前提”。在成都商报上发表的这篇评论，意指“作为利润的化身，企业并不会自动履行社会责任。要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要有内在的需要，二要有外在的压迫”。

同时，亦有媒体仍表达进一步问责政府的诉求。在腾讯推荐的评论中，包括潇湘晨报评论员杨耕身为上海商报所写稿件：“结石宝宝”事件令人遗憾的信息空白。这位异地发表观点的作者以流传的三鹿“与百度合作”为证，指责职能部门迟滞：谁又能说，在9月11日之前近半年的时间里，三鹿的“危机公关术”未曾起到过任何作用？

作为一个群像，职能部门或者官员容易成为民间舆论指责对象，但难以落到一个具体责任人身上。即使河北省副省长已经宣称属下石家庄市政府瞒报一月有余，且石家庄市长已被免职，但官方渠道中并无详情说明渎职过失具体情节。在有限的公开媒体评论中，亦未有呈现对免职官员的具体过失追问指责。至于在网络舆论间有所流传的河北代省长胡春华是否应该仿效孟学农引咎辞职的讨论，虽曾有昨日珠江晚报所刊“由孟学农辞职想到三鹿事件的问责”一文，但从具体行文看，难称即是暗示影射。

如果只是批评“一些职能部门”，或许和批评“某品牌奶粉”一样，显得无的放矢。腾讯转发的另一篇来自经济观察报网站的评论中，作者显然不同意添加三氯氰胺超越监管“经验”的理由，开始指名道姓质问“质检总局应担何责？” ：这几年，国家为质检体系建设投入不菲，纳税人的钱究竟用到了何处？为何一旦有事，所谓安全网络如若虚置？

直接点名批评政府部门毕竟有相当风险，在未获“铁证”前，中国媒体一般不会如此行事。在奶粉事件中，迄今可以安全点名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广告代言明星和央视。对三鹿代言明星的指责在延续数日后，方兴未艾，多家媒体报道一重庆老太起诉邓婕事。在大河网所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作者指责央视在新闻联播播出奶粉检查结果紧随播放问题奶粉圣元的广告，责问“央视作为国家级新闻单位，高度的责任感哪里去了？”“因播出其广告而赚了大把钱的央视，不也应该向观众道个歉吗？”

总体而言，在三鹿奶粉代言明星是否应当问责的争论中，此番多数媒体意见领袖公开表达了对索赔者逻辑的不赞同。其中腾讯特色栏目今日话题就此聚焦，编辑认为索赔者“把奶粉、交易、法律三件事，说成了一件事”。信息时报亦请椿桦表达意见，称“邓婕们不应成消费者出气筒”，从政府与法律的层面来着手才是王道。

似乎并无预兆，新闻联播突然承担起了第一时间播发重大新闻的任务，对于这个以四平八稳为宗旨的新闻直播节目来说，这是对专业技能的重大挑战。在不能像过去一样获得足够时间熟悉稿件的情形下，直播镜头前的播音员们难再全程流利，口吃之时更显几分慌乱。今天发布的液态奶检查结果，称伊利、蒙牛、光明均有批次查出三氯氰胺，在这篇口播稿件中，没有像播报奶粉检查结果时一样，只是报出“黑名单”，撰搞者此次专门在最后一段引用美国、欧洲和中国权威机构评估，意指成年人食用含三聚氰胺液态奶危险系数甚低。

今晚通过新闻联播发出的另一条新闻更加重磅，以至于门户网站编辑在听到节目刚开始时的新闻摘要后，就立刻决定发出消息：中国政府决定将双边征收的股票印花税改为只向卖方征收。

这则印花税消息成功地从残奥会手中抢去了门户网站新闻头条的位置。今天出版的报纸都用大量版面刊发了残奥会闭幕式的华丽图片和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吁“创造属于每个人的美好世界”，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期待“让两个奥运延伸中国的未来”。

在告别两个奥运的今天，网易和腾讯都推荐了一篇题为“我们对伦敦，该嘲笑还是羡慕”的评论，表达对伦敦“奥运的钱是要花的，但不可能像北京那样花”的赞赏之意，并流露几分沮丧地说：当我们花费了2900亿元人民币（420亿美元），除了令人赞叹的建筑和值得骄傲的金牌榜之外，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变化。应该是这样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奥运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只是一场绚丽的梦。

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上没有该报对三鹿奶粉事件的自采稿件，这家以深入报道热点事件著称的调查类周报，仅采用摘录新华社报道制作“三鹿奶粉事件备忘录”的方式介入此事。除此以外，该报本期发表的食品安全题材文章还有一篇题为“安全食品的监管之道”的美国经验介绍、文化版“从一份文学报告看食品安全”的作家访谈，以及评论版一篇“无良公关凸显媒体病变”。

余秋雨因为上海官方为其建立“大师工作室”而连日来在上海以外媒体上饱受嘲讽，这位屡屡陷入争议的作家被官方广为欣赏、却遭众多网民唾弃。作为上海颇具文艺特色的报章，今天的新闻午报有所表态，编辑采取引用别报评论的方式，称“叫一声‘余秋雨大师'又何妨”。

仿佛就是要“挑衅”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容忍能力和处置决心，胡温因为安全事故频发而严厉斥责属下的话音刚落，坏消息就又从中国北部、中部、南部同时袭来。24小时内，黑龙江鹤岗、河南登封、广东深圳，中国青年报形容说，中国遭遇了一个安全事故的黑色周末。而此时，这些出事省份的省委书记们甚至都还没来得及离开北京。

胡温以下，包括省委书记一级大员，都需要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向民众表达他们并非是总书记口中那些“麻木不仁者”，共同维系民众对执政者能力、态度的基本信任。

在事发地深圳，作为市委机关报的深圳特区报，把整个头版都留给了无照舞厅火灾事故发生后各级领导的严厉指示和处置要求，包括国家安监总局“肯定省市指挥有力措施得当效果良好”，并发表评论“安全，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在二版、三版和四版，编辑在版口处挂上“迅速开展思想作风大整顿，迅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的标语，使用“铁腕”、“决不手软”“坚决取缔”“一查到底”这样的严厉词句，向受众表达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领导决心。在晶报上，火灾报道亦较昨日“头版二条”位置更升一级，这张深圳市民报纸使用三分之二面积头版刊登火灾现场图片，配以“市委市政府处理责任人，龙岗一副区长丢官”的大标题。在二三通版上，共刊登七位中央及省市领导“在领导干部中整风对事故责任追查到底”的相关指示，及事发区区长道歉画面。

“平安奥运”消防专项整治行动刚结束，即发无照舞厅火灾。深圳报纸在评论中强调了市委市政府层面“一直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特区报评论员说，“对安全生产工作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多次讲，反复讲。但是总有一些生产经营者和基层管理者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或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把工作做实做细”。晶报社论说，“深圳一直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某些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责任不到位、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到位，完全愧对这43条不该夭折的宝贵生命”。事故责任谁来承担？特区报说，不仅出了大事情要有人负责，工作没有落实到位，也需要有人负责。晶报说，安全生产谁搞走过场，谁就要埋单。

在广东省会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信息时报、新快报、羊城晚报亦均投入大量版面资源报道此起火灾，省委书记汪洋“要求及时发布信息公布真相”和涉事官员被免职的消息得到突出处理。

在事故不那么具备轰动效应以及媒体没那么发达的河南和黑龙江，当地省委机关报亦在今日头版显要位置刊发各自在京学习的省委书记要求严查事故原因、抓好安全生产的指示，属下市民报纸大河报、生活报亦报道事故处理进展。目前为止，被问责免职的是河南登封市长吴福民。

但若论给贪渎官员带来最大心理冲击的，还是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由奶粉而起的这场中国官场人事地震仍然没有结束。珠江晚报继续发扬其大胆评论特色，由王石川署名解析日本毒大米为何演发成政治地震。谈论有人辞职有人自杀的东瀛“政治悲剧”之后，文末表白：日本高官辞职的案例或可为我所用。显然，不对主管官员及时“切割”，必将继续透支政府公信力；不严格追究领导责任，将无法重塑政府形象……要化解民众激愤，问责官员应是途径之一，而且需要明晰的是，要问责到多大范围、何种高度？

问责到何种高度？终于，在连日来被评论员们或明或暗地指称应当出面担责后，对应日本大臣级别的部级官员李长江给出了一个答案。新华社下午发稿说，这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辞职，国务院同意。迄今为止，这是官方通报口径比较少见的未经上级免去党内职务，而直接由本人提出辞职的“主动”中共高级官员。

作为质检部门最高行政长官，李长江早前有关三聚氰胺超出检验标准之外的言论在网络舆论中曾遭广泛指责。在其辞职尚未公开之际，羊城晚报今曾公开发表评论，批评质检部门在去年输美宠物饲料检出三聚氰胺风波之后，不够“敏锐”、风险预估机制不“完善”。但同时，这家报纸亦以“一家之言”方式，发表广州市质监局副局长观点，称正如不会检测“面包是否含敌敌畏”一般，“三聚氰胺写入标准恐惹笑话”。

质检部门的苦衷是敌人太“狡猾”，防不胜防。因此，在媒体上，除了对渎职官员的指责外，企业自身责任也继续得到一些作者强调。在新华社稿中，温家宝一方面表示政府“很内疚”，一方面也指责企业“没良心”，要求企业提升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钱江晚报亦于今日发文认为事发原因乃是中国企业放弃诚信团结，丢掉“儒商”传统。齐鲁晚报呼吁：别让问题食品污染了我们的心灵。

“一个也不放过！”对不法企业主的警告严厉。中新社播发稿件称：以如今的处罚，不能谓之不重。但“令行不止”，却依然难绝；鞍马劳顿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的高官们，依然需要时常辗转于各地。这些高官们，纵然政绩卓越，也无三头六臂、分身之术。并于文末警告“没良心”的企业：“言者谆谆，显露出铁腕治政的决心，听者岂能再藐藐”。此文得到腾讯推荐。

在李长江离开的消息公布一个多小时后，又由人民网等发出消息，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河北省委免职。晚间，新闻联播中的措词更加“不客气”，口径定为“党中央国务院对婴幼儿奶粉事件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以报道李吴二人的离开，亦发布时间表以佐证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之“处置不力”。自此，以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为主要冲击波，山西溃坝、河南矿难、深圳火灾，已然导致大小官员十天之内落马数十人。

就在奶粉事件导致新一轮部委官员辞职、地方官员免职处分前夜，河北市民报纸燕赵都市报延请作者于今日发表一文，分析“垂直管理”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影响。文称，在工商、税务、土地管理、质量监督检查等部门均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解决某些问题时，往往不得不反复协调，而最终的效果是人家未必买账：垂直管理部门的人财物权均不在地方，地方协调的难度非常大。这事实上也影响了公共管理的有效性。

恢复了就热点现象发表评论传统的燕赵都市报，今天还用版面头条位置发表曹林所撰“安全事故缘何突现‘井喷'现象”，并得到新浪评论头条推荐。这篇评论指出：以运动式执法让许多奥运前固有的体制性问题暂时冰冻起来，当这根神经随着奥运结束而放松的时候，旧问题开始重新爆发……许多因奥运而积累、遮蔽、掩盖、延缓的问题都会在奥运结束后接踵而至，这种“后奥运效应”让人难以承受。

“让人难以承受”，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并不愿意看到的景像。在各地各行业丑闻连环爆发之后，政治精英们需要挽救形象和信心。这是对宣传官员技巧的巨大考验，从宏观的媒体报道基调到微观的某一篇稿件措词。

温家宝看望问题奶粉事件患病儿童的报道措词，在央视新闻联播和在向全国媒体播发的新华社稿中就有所区别。除了一些字句次序的调整外，有以下几个主要不同之处：在更早时间口播的央视版稿件中，医护人员告诉总理，“有位家长的孩子在其他医院检查了三次，最后又来到儿童医院进行检查，确诊没有结石后才放心”，在新华社稿中，描述方法改为“多数家长因孩子饮过有问题的奶粉不放心”。新华社稿件中亦未如央视版般提及温家宝有关政府承担患病儿童检查治疗费用的承诺，此前，民间有舆论曾批评此举系“全体纳税人为不法企业买单”，官方后称系财政垫付后由涉事企业赔偿。新华社稿件中还引用了两段央视版中没有出现的民众插话，分别是“我们相信政府”和“这次政府透明度很高”。各地主要媒体所使用的均为新华社稿，其中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所拟标题即为：总理坦诚：政府很内疚；群众回应：政府很透明。

人民日报终于就问题奶粉等一系安全事故发表评论，文首赞扬中央政府绝不隐瞒任何大灾小祸已是不小进步，契合中共最新动员令，警示公务员队伍“科学发展迫在眉睫”。除了奶粉问题处置进展外，中共中央机关报还在国际版头条位置以“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处理奶制品污染事件严肃认真”为题，刊载新华社稿。这篇新华社稿中，含有世卫官员批评地方政府和企业存在漏洞的话语。

尝试说服民众理解政府难处是宣传官员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华网发表许博渊文章，从不法分子和渎职官员两个层面谈食品安全保卫战，强调中国商业道德缺失问题严重，亦指出政府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显出管理能力不足，并且“说句老实话”：把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能耐的政治家放到中国这样的环境中，他都会叫苦连天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夺取政权。但这正是执政党的职责所在。主要报道领域是海外的环球时报用封底发表整版文章，称安全事故困扰制造业大国，描述中国所承担的压力和风险，并引用专家评语称讨论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总体和宏观的把握：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各种现象应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

批评职能部门渎职、企业没有良心之外，中国青年报亦尝试探寻产业链条，于今日发表报道称“一百多家乳制品合格企业代表痛批行业阴暗面”：千里抢奶，不出问题才怪。

距离预定的神七发射时间只剩下三天，新浪已将神七专题放上新闻首页头条。告别系列丑闻，一场可以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媒体大战已然打响。

以下是我上周三早晨在网上看见的新闻内容：“美联储(Fed)宣布，将借给美国国际集团(AIG)多达850亿美元的应急资金，以换取由政府持有该公司79.9%的股权，并获得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这项不同寻常的举措，旨在防止这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保险巨头倒闭。根据计划，AIG现有管理层将被撤换，将任命新的高层管理人员。另外，美国政府还将对该公司的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

看完后，我差点决定回床睡觉，好让自己相信这一定是在做梦。AIG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其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它的信用保险业务；AIG在信用违约互换(CDS)等信用风险衍生品方面有巨大敞口，其中许多产品与美国房产行业相关。这家资产负债表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保险超市被实施了国有化，因为决策者认为其规模太大，与全球金融体系的关系太紧密，以至于不能让它倒闭！他们担心，AIG的倒闭将会在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体系增加实际或可能的交易对手风险，以至于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愿意向另一家金融机构提供信贷，这一担心促使他们做出了特别决定。面向千家万户和非金融企业的信贷将会是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那将是金融末日。

我无法判断出现灾难情景的几率，但如果说有任何情况应该在经济分析中运用预防原则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这种情况。具体做法也是恰当的，比如坚持控制公司的公共所有权，即国有化，以及撤换现有管理层。我们将会了解他们是带着金色降落伞离开的，还是只带了装满个人物品的瓦楞纸箱。

这笔交易对原股东的具体影响，对最终判断其是否公平及其对激励未来承担风险的影响也相当重要。因为原有股东明显没有失去一切，他们从这笔交易中获益匪浅，或许获益太多了。政府接管似乎暗示，除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东外，所有债权人将得到完全补偿。就其对未来承担过度风险（行为）的激励来看，这是令人遗憾的。

根据债务偿还优先程度让债权人承受一定代价，将会更加可取。不过，我对这笔交易会刺激未来风险承担的担忧可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担忧的前提是，以盈利为宗旨的私营企业，未来将会再次开展AIG从事的那类金融活动。

如果像AIG这样的金融巨擘一方面因为太大和/或涉及面太广而不能倒闭，另一方面却不具有应有的智慧，以至于陷入需要纾困的境地，那从根本上说还有什么理由要让私营公司从事这样的活动？

大型私人公司在经营良好时，会赚取巨额利润；在经营变差时，就会得到救助，被公共部门暂时接管，让纳税人承担风险和损失——难道交易导向型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就是这样的吗？

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不把这些活动一直保持为公有？有一个存在已久的主张认为，接受存款的私有银行机构根本没有理由存在，因为若没有存款担保和/或由纳税人买单的最后贷款设施的话，这些机构就无法安全存在。

即便有私营存款保险存在，那也只够应对体系中一部分银行遭遇挤兑。作为一个整体，私人银行无法针对全面挤兑进行自我承保。一旦政府承保了存款或者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额外融资渠道，存款银行业务无异于印钱许可证。

这表明，要么存款银行执照应该被定期拍卖，要么存款银行应该实行公有，以确保纳税人不仅承担风险，也能得到租金收益。有关金融中介不能委托于私营部门的主张，现在可扩展到基于资本市场的、交易导向型的金融资本主义新形式了。

具有系统层面重要性的金融资产市场流动性的突然消失，以及同样在系统层面很重要的公司资金流动性消失的风险，可能都太严重了，不宜让私营企业经营。毫无疑问，就活力与创新而言，社会化多数金融中介的代价将是巨大的，但如果不稳定性的风险太大，不稳定性的代价又太高，那么这种代价的付出或许是值得的。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华盛顿必须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现代金融中介已经或正在扎根的地区必须思考的问题——如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法兰克福、苏黎世、东京、迪拜等金融中心和新兴市场。新兴国家直到不久以前还愿意聆听建立西方式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可取性，而如今这些西方机构和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一倒塌的价值万亿美元的多米诺骨牌。

从经济的金融化到金融的社会化。律师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谁说经济学枯燥无味？

哪怕某些人的数学细胞再差，只要你告诉他：“这些数据出炉于一份性爱调查。”他的兴趣肯定会像点火炬般瞬间爆棚起来。在39调查网（dc.39.net）的一次有关中国人性爱习惯的网络调查中（数据样本478261，男性266578，女性212043），56.99%的被调查对象说自己每次做爱时间不超过360秒。

尽管中国人喜欢六六大顺，那这个“360秒”所代表的6分钟倒真的不会让我们太高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在msn的昵称叫hour man，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自豪地声称是因为自己每次做爱都能达到一个hour，先不论这位老兄的牛皮到底有多大，但作为男人，可能谁都有这样一个长达3600秒的梦想，但梦想终归要照进现实，60分钟，也很可能缩水至6分钟。

由于对这个调查的背景资料我了解得不是很多，我甚至怀疑这个调查进行的时间是在冬天，而且多半是南方人参与的。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上海人虽然用热空调，但被子的冰冷程度已经连“舒适”都谈不上，“欢愉”就更没心思追求了，若是把两人之间的“抢被子”作为一种前戏，那倒另当别论。

而在广东人的家里，空调连热风都不出，如果当天最高气温不足十度，晚上就寝时，那简直就是两个冻得像“僵尸”一样的人在相互取暖——“取暖”这两个字，无论从什么场景去理解想象，都是不会性感的，反倒觉得有点“惨兮兮”。

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冷”，所以在南方冬天的做爱，潜移默化中，有一个速战速决的战术思想在里面，把6分钟算作纯粹“切入正题”的时间，似乎也在情在理。我反而有些妒嫉北方的哥们儿，就拿北京来说，管它外头是北风呼啸，室内倒是永恒的春天。涮着火锅，喝着二锅头，有时候你身上的行头光一件短袖T恤就够，此情此景，很容易进入状态。所以我一直觉得北京人在冬天的“性福”感是上海人或者广州人无法奢望的。

说到北京，倒有一个性爱领域里另有所指的缩写，BJ，我们看着挺平常的吧，不过在老外的眼里，那代表Blow Job，也就是中国人文绉绉的“吹箫”，在美国电影的台词里，他们就会用BJ这个缩写代表某种“含蓄”。所以劝大家，如果要表达我爱北京，就劳烦你把Beijing这几个字母都拼全了，否则I Love BJ这个句子，就会传达你始料未及的弦外之音，这不添乱嘛。

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中国不需要加速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成思危是中国经济决策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的此番言论可能令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希望，人民币加速升值将有助于世界经济重新找到平衡，并改善美国增长前景。

成思危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美元不会走弱太多，甚至可能走强，就像（8月份）发生的情况一样。”

“这降低了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必要性，”他表示，因为人民币兑其他货币仍有可能升值。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7%。但过去两个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速度明显放缓。今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甚至略有贬值。自中国2005年取消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以来，这种情况还只是第二次出现。

成思危承认，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坦率地讲存在一些争议”。但成思危的观点将受到外界重视。作为首先就中国股市泡沫发出警告的高级官员之一，成思危在中国境外已成为一位知名人士。

成思危还强调了中国政府对投机性短期资本（即所谓的热钱）流入的担忧。他估计，去年流入中国的热钱总计约为1000亿美元。

“今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在不断下降，但外汇储备积累却在增加。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如果潮流发生改变，热钱将会流出。所以我们必须监控资金的流入，还要监控资金的流出。”

成思危警告称，国内消费的力度，无法弥补投资和净出口减弱的影响。尽管中国政府7月份推出了放松信贷和降低出口税的相关措施，但他表示：“我们同样需要考虑采取财政政策行动。”

“今年上半年，政府收入增加了33.3%。但我们有许多大笔支出，例如奥运会和地震后的工作。因此，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扩大公共支出。但我们已投入了35亿元人民币（合5.12亿美元）的资金，对中小企业进行补贴。”

成思危预计，随着高油价削弱需求，并刺激替代能源的生产，油价将会回落至100美元以下。他表示，过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就会取消燃料补贴。“这不是一项好措施。这是一种应急手段，因此我们应该让市场来决定价格。”

阿扁终于下台了。除了深绿的支持者，他的八年的施政，在许多台湾人的眼里，没有太多的建树，而在台湾和国际舆论的眼里，更留下了贪渎总统和麻烦制造者的恶名。民进党从草根起家，二十年攀上权力的顶峰，而八年的执政，几乎将其拖垮，可见，“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仍然是国际政治上的黄金定律。这恐怕很难说是陈水扁一人之责任，当民进党作为执政党，放弃了制约陈水扁的责任之后，陈水扁在权力庇护下的滥权，就一发不可收拾。而民进党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重新站起来，谈何容易？不过，民进党施政的挫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法理台独的意识形态，而与对岸僵持，坐失了与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互动的良机，让台湾深陷于“封闭”的状态之中。

如今，马英九时代已然开启，国民党掌握了政府和立法院的多数，两岸关系能否全面冰释，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马英九从小在父亲的培养下，立志要攀登政坛的顶峰，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但是，他对于两岸关系、前途到底怎样设想，在许多人心里都是悬念。陈水扁下台之前，曾半自嘲地说，八年施政的重大成绩，就是把马英九变绿了。

这话是真是假，仍是问号。而深刻解读马英九上台第一天的就职演说，显然非常重要的。

无可否认，马英九就任台湾领导人，不但台湾七百多万人投了他的票，同时，海外大部分华人也颇为兴奋。在中国大陆，对马英九主政也充满期待，理由很简单，他们期待两岸关系能够超越干戈相向的危机，迎来雨过天晴。从这个意义上说，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 虽然强调“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最高指导原则，但纵观马英九在演说中定义的这个台湾，显然与陈水扁嘴里高唱了八年“主体性”的封闭的台湾，狭隘本土的台湾，族群分裂的台湾，民粹的台湾，与大陆敌对的台湾已然不同。

毫无疑问，台湾经过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已经步入民主政治成熟的青年期，这是马英九执政的最佳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马英九执政的好坏，绝对不能拿陈水扁的八年作比较的基准。因为陈水扁的施政，可谓集中了民主政治中能看到的所有坏事，如果马英九的施政目标，只是要比陈水扁八年好，那还没开始，即已失败。同时，马英九也不能像陈水扁那样，动辄怪罪前朝政府“埋的祸根”，而是要从5.20第一天开始，伴随着庞大的权力，担当所有的责任。这才是奋起的气魄与新生的预兆，马英九没有选择。换句话说，马英九的执政，已经不要期待新手上路的蜜月期，一如行政院长刘兆玄当初所说，马上就要拿出政绩。

谁都知道，马英九的施政重点就是拼经济，其整个团队的架构也是以财经人马为主，而拼经济立竿见影的关键就在两岸关系。北京显然早就在等马英九的5.20就职演说，而马英九确实拿出了诚意和善意，那就是呼应北京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协商。我们可以期待，马英九的就职演说，是当年蒋经国先生开放两岸老兵探亲交流之后，第二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两岸政策宣示，对两岸关系的深化与和平架构的确立带来决定性的影响。马英九在四川大地震问题上流露出来的“血脉相连”之情，以及就职演说中持守“九二共识”，相信大陆也会在七月的包机直航和开放大陆客旅游台湾问题上“绿灯闪亮”，北京国台办主任陈云林的正面回应就是证明，马英九的第一张拼经济“支票”会兑现。

不过，为了平衡中美台三角关系，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承诺会继续军购，这或会难以达成在短期内要北京撤除瞄准台湾飞弹的目标，因为美台在“防御型”武器的定义上，与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大差距。另外，两岸关系的一个隐患是“李登辉因素”，在这次就职典礼上，民进党全数缺席，唯有李登辉改变初衷参加典礼，显示马李关系还在继续深化中。为争取泛绿支持，马英九“尊李”没什么错，但如果在两岸问题上“从李”，那就危机深重。因为李登辉如果“运筹帷幄”，内用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外联民进党新主席蔡英文，导致马英九大陆政策变味，那问题就大了。李登辉绝对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我多年前与马英九有过直接的对话交锋，他对李登辉的情结远远超过对他的老师连战的情结，马英九必须自省警惕。

至于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和解休兵”，绝对是正确的方向。多少年来，两岸在金钱外交上化了太多的冤枉钱，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毕竟内外有别，在国际上马英九要赢得台湾的空间，确实要走北京的捷径，但恐怕也是需要长期努力。当然，海峡两岸冻结“外交挖角”的行动，是好的姿态，但也有操作困难，因为像梵蒂冈教廷，北京无法放弃，其意义不仅在于减少台湾建交数量，而是与中国大陆的全球战略关系密切；还有，目前的那些中南美国家，还是希望利用两岸的摩擦来捞取利益，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要休兵，他哪能甘心？这些问题，恐怕急不得，要慢慢来。当然，马英九也愿意用中华台北的名字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北京应会放行，这在明年的世卫大会上，可能会解决。

而华人们最关心的是马英九提出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在就职演说中，马英九虽然没有涉及以前提过的终极统一论，让急统派不爽，但也没有提台湾前途由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决定的“公投观点”，甚至也没有提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强调两岸的终极方向，不是主权争议，而是核心价值的差异，换句话说，两岸之争，不是统独之争，而是双方的制度之争，这就是目前搁置争议，有待历史来解决。

马英九明确表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这就是他的中国人宣言，要知道，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十多年台独灌输，效果不差。要化解去中国化的影响，必须慢慢来。目前，台湾文化界已经发起救救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运动，这就是文化消除台独，持之以恒，必有果效，请给马英九一点时间。

总而言之，马英九的就职演说，与胡锦涛的十六字对台原则，遥相呼应，两岸关系似已进入新的时间。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担心日本将成为超人与恶魔莱克斯?卢瑟(Lex Luthor)的致命组合。这就是我所说的“衰弱巨人综合征”的典型案例。

1987年，美国国会议员干了一件有名的事，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砸碎了一台东芝(Toshiba)收录机。19世纪初，当德国和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时，英国表现出同样的症状：缺乏自信、绝望、一遭到指责就反唇相讥。当时，霍华德?文森特爵士(Sir Howard Vincent)拿着一堆印有“德国制造”字眼的拖把、桶和刷子走进国会。

在夸大的日本威胁之下，美国霸权安然无恙。但现在，美国这个巨头又在胆战心惊了。许多美国人将贸易视作危险事物，而非机遇。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经非常著名地称美国是一个“利他”霸权，而现在，这个国家变成了“利己”霸权。

经济焦虑笼罩美国，在此背景下，两党许多人士（以民主党人居多）现在认为，发展更自由的贸易，是牺牲美国的利益，而大大地便宜别国。他们自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进行制度改革，消除引起美国人焦虑的真正原因，美国的贸易政策才有望恢复健全。

美国在失败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的角色，说明它已丧失了领导地位。多哈谈判破裂，美国是祸首，它拒绝大幅削减导致贸易扭曲的补贴——尽管各国普遍认识到这些补贴是不可容忍的。其最新提议是将补贴限制在145亿美元以下，但这远远超出其当前的补贴水平（估计为90亿美元）。美国只有200万农民，而当印度提出增强在进口激增情况下应用的“特别保障机制”时，却遭到美国的指责。相比之下，印度的农场规模要小得多，经常仅够农民维持生计，而且，该国近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

美国自身的让步微不足道，却坚持要印度作出艰难的让步。而其吝于削减补贴，更是使政治局势变得棘手。此外，在多哈谈判开始时，人们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农业问题上作出让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对别国指手画脚——先是巴西，接着是印度，再接着是中国——却从未想想自身的责任。

美国还强行在双边优惠贸易协定（多数是与发展中小国签署的）中加入与贸易无关、有损伙伴国利益的条件。美国很难称得上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典范：自从半个多世纪前《塔夫特-哈特雷法》(Taft-Hartley)出台后，罢工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在私人部门，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稳步下降至10%以下；美国没有认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所有核心准则。这样一个国家，却厚颜将标准强加到贸易协定的伙伴国头上。理由何在？

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实行了它所鼓吹和要求的标准，而是因为劳工游说团体认定（但缺乏有力证据），美国工资增长停滞，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竞争所致。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它们相信，如果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有关“世界是平的”的理论颠倒过来也能成立，通过让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升至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从而让世界变成平的，那将有助于减少竞争。简而言之，这正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出口保护主义”。

令这种强权政治手段倍加令人厌恶之处在于，美国会打着利他主义的幌子：不是直率地吐露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会担心竞争”，而是装成这“符合你们工人的利益”。利他的霸权主义不会玩此类把戏；而利己的霸权主义几乎专干此事。

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呼吁，美国今后签署优惠贸易协定时，应当实行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应当修订，采用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这是他的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是在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增添美国作为利己霸权国家的名声，而不是减轻这种名声。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但的确需要进行改革，只是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改革必须全面反映美国面临的新现实，尤其是困扰当今美国工人的经济焦虑。这种焦虑源自于工作不稳定性加剧。

首先，就如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一样（当时，1美元衬衫充斥世界），如今，印度和中国正迅速发展，并大量地出口商品。它们就如置身于世界经济“小人国”的格利佛(Gullivers)。在它们出口集中的行业，它们引起了海啸。

其次，竞争加剧了。如同波音(Boeing)与空客(Airbus)一样，竞争优势的差距缩小了。在贸易行业，再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或他手下的工人，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总是有某个人，来自某个地方，让他坐卧不宁。我将这种新现象称为“万花筒相对优势”。它导致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今天你有优势，明天你就可能失去优势。

第三，节省劳力的技术改革持续威胁着组装线上不熟练的工人。组装线仍然存在，但越来越不需要有工人在上面操作，而是由坐在玻璃室里的熟练工人操纵，此类工作反而增加了。

制度改革必须解决工作不稳定的问题，使不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能够面对新的不确定性。必须提高教育水平，减少用在专业化方面的时间比例：这将使工人在万花筒转动时，更容易适应新的技能要求。必须帮助不熟练工人，鼓励他们掌握技能，从而提高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即使是在他们没有失业的时候。

参议员奥巴马承诺进行改革，但民主党的施政纲领几乎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没有摆脱诸如医疗改革等陈词滥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赞成自由贸易，这令人赞赏，但他看来并没有理解这需要从制度层面来考虑，而制度需要进行重大革新。两人都必须理解，美国需要“新政”！

有众多中国学者参与、经过反复斟酌的刑法第七修正案草案已经正式进入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议程。新华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称：“本次刑法修改的重点是进一步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和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其中，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上限从5年提高到10年。

同一天，新华社还报道了海南省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腐败案。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谢明中受贿折合人民币1800万多元，尚有折合人民币800万多元的巨财产来源不明。海南中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谢明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谢明中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像许多贪污受贿的官员一样，谢明中或许对法律知之不多，但他一定明白，贪腐达到如此庞大的数额，存在着判处死刑的危险。数额越大，距离断头台就越近；明知贪污受贿是犯罪行为，轻则可能带来牢狱之灾，重则将受到死刑的极端惩罚，那么，谢明中们为何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获取不义之财呢？从法律的角度判断，一个贪官冒险敛财的过程，就是与国家博弈的过程，谁将在这场博弈中战胜对手，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抑或相反，完全取决于彼此的手段。如同任何一项冒险行为，冒险者事前一定会加以分析判断，当收益大过风险时，铤而走险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刑法是遏制犯罪的最后手段，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刑法对潜在的犯罪行为确实具有威慑性。但是，刑法绝不是万能的，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个道理。一般而言，通过大量增加罪名、大幅度提高刑罚的力度，达到震慑犯罪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天真的愿望，否则，就不会或者很少出现包括贪污受贿在内的犯罪行为。

按照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就可以判处死刑。而谢明中的涉案总额达2600多万元人民币（不明来源的财产基本也属于贪腐而来），这表明，仅仅依靠刑法的威慑力，根本不足以遏制贪官们深不见底的欲望，贪污受贿数百上千万元的惊天大案在中国屡见不鲜，就是最好的注解。

在当今大部分国家已经废除或者实际不适用死刑并趋向轻刑化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现行刑法仍是世界上最为严厉的刑法之一，仅仅在经济犯罪方面，就有16个死刑罪名，而有期徒刑的判罚之重，远在各国之上。即便如此，立法者仍然不断地试图对刑法进行加码，而甚少考虑建构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宪政制度，从根本上堵住官员们腐败的后门。。

一直以来，重事后打击轻事前预防，是中国反腐败的最大误区。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包括出自各个部门与反腐败有关的规定五花八门，刑法又极其严苛，但收效甚微。其中的根本问题，是缺乏能够真正遏制官员腐败的核心制度，包括公共财政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等。

由于中国没有公共财政制度，财政支配权首先控制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手中，虽然也例行公事地编制财政预算，提交给人大代表审议，但基本流于形式。人大从未形成对财政的实际控制地位；当党委、政府等各部门根据预算获得财政拨款后，财政权又被分解到一个个部门手中。这种部门财政体制带来的不利后果，是各级党政领导依据权力大小，分别掌控一定的财政权，甚至还有与职务挂钩的省长、市长经费，至于领导能够批示动用的各种名目繁多的专项经费，更是无从监控，领导一个批示就可以动用上千万元。

官员们手握财政权，并且缺少必要的监控机制，注定腐败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学界呼吁了多年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却被认为“牵涉面过大”、“不符合中国国情”，千呼万呼不出来。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一项在各国被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能够让公共官员透明的监督制度，为什么在中国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呢？

我在似乎充满了无穷机遇的美国长大，美国年轻人为何逐渐失去了乐观主义精神让我感到沮丧。要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个地步的，回到1933年或许会有所帮助。那一年，美国陷入了严重衰退，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数以千计的欧洲知识分子、犹太人以及其他人士离开了欧洲，来到美国，大幅增强了美国的科学实力。1939年二战爆发，此后6年，欧洲被夷为平地，亚洲工业城市遭到大肆破坏。为了抗战，美国大陆增强了自己的制造产能，并且在冲突期间没有遭到过敌方的轰炸。

1945年，美国无疑是全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领袖。美国的大学卓越不凡，30年代欧洲移民的到来丰富了其文化生活。这种领袖地位持续了35年，直到1980年。前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旅伴号(Sputnik)，震动了美国，因为它当时并没有重视前苏联的科学实力。接下来的10年，美国致力于人类登月计划。政府增加了太空研究资金，最终实现了登月目标。

我们的太空研究促成了硅谷的崛起，源自卫星计划产品的技术创新增强了美国的工业实力。不过，到了1980年，在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推动下，欧洲重新站稳了脚跟，而日本的汽车和电子工业发展势头也颇为强劲。我们认为自己的领导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忽视了这种转变，并且变得自鸣得意。

当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失败、中国领袖毛泽东去世、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时，我们的问题变得愈加严重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纺织、服装及鞋品制造流向了拉美和亚洲。到1990年，许多原来在美国制造的产品都已经在国外生产。此外，外国的汽车制造商夺走了底特律的市场份额，我们也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石油。

对于共产主义的终结，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欢欣鼓舞，因为资本主义胜利了。我们谈到30亿新顾客，却没有意识到其中许多人也会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开始将自己视为服务型经济体，却没有意识到服务并不适合出口。过去20年，我们的国际收支逆差已扩大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将我们的货币置于险境，因为我们的低储蓄率要求我们通过从国外借款来弥补差额。

我们感到债务负担如此沉重的原因之一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所需的贷款在稳步增加。上世纪50年代，每增加1美元负债，美国经济可增长73美分。60年代为65美分。到80年代仅为34美分，而进入本世纪迄今，这个数字仅为不足20美分。

我们都知道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的数学和科学水平下降了。4年级时，美国孩子几乎是世界第一；到8年级时，他们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孩子基本持平；而到12年级，他们则远远落后。如果你走过我们各大科技大学的实验室，你会看见许多亚洲面孔。他们当中有些是在这里长大的美国人，但许多是外国学生。过去，多数外国学生都会留下，享受开放社会的好处，而现在许多学生都会回国。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许多外国学生都很难获得签证，而现在他们的祖国又存在大量机遇。今天，美国只在五个产品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计算机硬件、软件、生物技术、航空和娱乐。这不足以向一个有3亿人口的国家提供工作机会。

美国的衰退酝酿已久，即使这种趋势能够被彻底扭转，也不会很快。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下一任总统拥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因为美国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得到改善前会进一步恶化。

要想开始扭转衰退趋势，我们需要投入巨资，开展一个类似于登月的计划，将矿物燃料转变为替代能源。我们需要为技术创新和生物技术提供研究资金，其中包括干细胞研究。我们需要主要依靠核燃料来发电。我们需要将基础设施带入21世纪。

下任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阻止美国陷入在资金和能源方面都依赖于外国的境地。我们拥有实现这些目标的人力资源。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这个意愿。

去年，我做了一个关于美国已经到达其经济顶峰的讲演。我指出，英国在1912年达到了峰值水平，而英国的生活仍然十分舒适，因此我对自己的国家已开始逐渐陷入衰退并不是太担心。

演讲结束时，一位年轻人走到讲台边。他告诉我，过去20年他一直在阅读我的作品。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他说：“有一件事你或许应该知道，荷兰在1617年就达到了巅峰，但那里的生活现在也仍然很不错。”

本届奥运会最无悬念的胜利，在上周五得到确认：中国摘得开幕式竞赛的“金牌”，想必把有史以来任何奥运会开幕式拿来比较都是如此。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赶上中国在奥运开幕式上投入的精力、人力、协同、独创性，以及（不得不提的）财力，也许将来也一定赶不上。曾几何时，奥运开幕式只是一场大型运动会之前的小表演，而如今它已成为一场巨大的表演和盛况。

经过4小时令人震撼（即便似乎有点没完没了）的表演与仪式，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宣布第29届奥运会开幕。

然后，夜色中的“鸟巢”最终落入——更准确地说是升至——纯粹的矫揉造作：已从体操运动员转行成为商人的李宁，在吊车的帮助下升至“鸟巢”顶部，接着以飞人姿势绕场一周，最后点燃主火炬。这个特技看上去用的过多了。

除此之外，首场胜利属于开幕式的导演张艺谋。人们对奥运开幕式的期望提高，至少可追溯到迪斯尼特色的1984洛杉矶奥运。但北京奥运的开幕式达到顶点，展现了令人惊叹的雄心。

其主题采用传统的题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但张艺谋以空前的场面演绎了这一切，他巧妙地利用“鸟巢”体育馆的设计来达到表演效果，还拥有预算方面的自由。中国媒体所提的5000万英镑预算，似乎严重低估了实际开支。这场表演由2008名鼓手开场，此后的表演气势更为恢宏。

相比之下，4年后伦敦奥运的开幕式会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是业余演出，而明智的伦敦人则不会希望有人会想跟北京奥运比排场。毕竟，5000万英镑能够买到不少新的公共汽车。

尽管“鸟巢”美丽，但在开幕式中扮演的角色相对次要。场内9.1万名观众也许感觉不到曾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建筑评论员兴高采烈的“分层的亲密空间”，此公想必是安排来单独参观的，所以才能感受到这些空间所提供的“意外的私密与孤独时刻”。

相反，开幕式上的观众会注意到，热量被看台上方的屋顶遮挡而无法散发，使“鸟巢”里面比外面明显热得多。奥运官方网站称，当时有“微风”(其实当时场内的空气更像燕窝汤)，风力如此之微弱，以至于旗杆内安装了特制的吹风装置，以确保旗子能够飘扬。

不过，没有下大雨。但是，上周五晚上什么都不能够抑制中国人展示民族团结并投入欢庆的激情。一位熟悉中国的人士表示，这一场面也许是人们自15世纪明朝鼎盛时期以来从未见过的。

204个参加北京奥运的国家和地区（第205个，文莱，在最后一刻退出）的运动员沿着场内跑道，行进或信步闲逛（取决于各国的喜好）至指定地点。

所幸地球不算太大：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条件下承受更为冗长的运动员入场式，其中包括必须不停跳跳蹦蹦近两小时的官方啦啦队。

每一个运动队都得到轮流演奏乐曲的迎接，结果，马里、圣马力诺、黑山和朝鲜的运动队在《苏格兰勇士》(Scotland the Brave)的伴奏下入场，阿曼队则在听上去像是探戈的乐曲声中入场。

在中国大陆的小对手台湾（在奥运会场合称为中华台北）运动队入场，以及听上去像是一个邮寄地址的中国香港队入场时，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欢呼。

有时候，观众对政治的关注，超出了他们自己所在的地域。观众对伊拉克队报以特别响亮的掌声，这被解读为一种反美姿态。俄罗斯队也受到热烈欢迎，这比较奇怪。而阵容庞大、几乎望不到头的美国队，则仅得到散乱的掌声。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有个别运动员是在付出了超人的忍耐与痛苦之后，才有幸参加北京奥运的。比如担任南非队旗手的左腿截肢的游泳运动员娜塔莉·杜-图伊托(Natalie du Toit)；从苏丹难民成为中长跑运动员的洛佩兹·拉蒙(Lopez Lomong)，通过一项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安排，他担任美国队旗手；或者柬埔寨马拉松选手布廷(Hem Bunting)，他在简陋的国家体育场训练，住在体育场附属的遍布苍蝇的宿舍。

苏丹队本身也值得一提，其举重运动员用充填了混凝土的油漆罐训练；肯尼亚有数名运动员在不久前席卷该国的暴力中遭受了巨大痛苦；还有来自黑暗的津巴布韦的运动员。在另一方面，瑞士队的旗手则是亿万富翁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他们都有幸汇聚在奥运会上：富人、穷人、矮个子、高个子。

但这些运动员明白，他们并非开幕式上的明星，因为当中国队最后入场时，“鸟巢”内爆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声。中国队的旗子举得比其他运动队都要高，当然，那是因为中国队的旗手是身高7英尺6英寸的篮球运动员姚明。

上周五的夜晚属于中国，那时，中国人的感受确实像一个人民共和国。很可能，今后两周都属于他们。

2001年7月13日，世界目睹了罕见的自发一幕：中国国家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纵情狂欢的群众挥手致意。江泽民是在庆贺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这一时刻，官方新华社称，标志着“中国在提高国际地位方面所矗立起的又一座里程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又一大盛事”。

7年过去了，北京已准备就绪。许多观察家认为，北京将举办一届未来几十年都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奥运会——无论是在仪式规模、各种建筑奇迹还是在成本上。

国际奥委会(IOC)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表示，每一届奥运会都有额外的意义：2000年悉尼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澳大利亚对体育的欣赏；4年前的雅典奥运会让奥林匹克回到其发源地；而4年后的伦敦奥运会将把它带到现代体育诞生之地。

那么北京呢？“北京奥运会的额外意义在于，这将是最盛大的奥运会，”罗格表示。

在长达10年的筹备工作——大约3年用于申办，7年用于设计、建设和组织——圆满收官之际，每个主办城市都会极度兴奋和期待。没有一个城市比北京更热切，即便5月份发生在四川省的地震转移了人们的部分注意力。

1993年，北京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申办2000年奥运会，结果输给悉尼，令民族自豪感受到打击。中国的统治精英将举办奥运会视作重回国际舞台的途径——自1989年发生镇压学生运动的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多年来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

为防再次遭受申奥失败的耻辱，中国领导人决心等待更合适的时机。“他们害怕再次失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丹尼斯?奥斯瓦德(Denis Oswald)回忆道。“他们不想丢面子。”

到2001年7月齐聚莫斯科的那一天，国际奥委会官员相信，北京的情形比起8年前已有明显改善。申办的技术方面更加成熟；虽然西方对中国人权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批评仍然激烈，但国际奥委会成员说服自己，投北京一票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改变。最终，这个城市以明显多数票胜出。

“中国已更加开放，”奥斯瓦德表示。“会讲外语的人更多了，而经济改革使他们对举办奥运会有了更充分的准备。”

最重要的是，他补充道，让中国承办奥运会，将扩大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罗格表示。“中国成功参与了最近几届奥运会，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我们还认为，这将促进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开放的关系。通过举办奥运会，世界将走向他们，他们也将有机会欢迎世界。”

中国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建造举办奥运会所需的设施。这些设施的建设成本最终可能超过200亿美元。本届奥运会28个项目的302场比赛将在37个场馆举行，其中12个是新建的，核心场馆是建筑上引人惊叹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俗称“鸟巢”，有8万个座位。

北京地铁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新国际机场快速落成，以确保奥运前投入使用。为了给奥运会让路，许多住宅、写字楼和工厂被拆除。

建设的速度和效率，使国际奥委会得以宣布：几乎所有场馆在奥运会举办前12个月都已完工。想到2004年雅典奥运场馆仓促交工的情景，这让人松了一口气。

然而事实上，从年初到8月8日奥运开幕，2008年的日子一点都不平静。首先是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辞去开闭幕式艺术顾问一职，原因是中国没有尽力平息达尔富尔危机。

由于中国对西藏骚乱的处理方式，奥运火炬接力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等地遭到抗议和干扰，促使组织者在此后的国际传递路线上部署了大量警卫。

随着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公开谈论是否要出席开幕式，罗格承认出现了“危机”。直到四川地震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不满，事态才缓和下来。

媒体自由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因担忧奥运期间的互联网接入和电视转播问题，以及相关审查制度的威胁，国际奥委会官员多次前往北京，而奥运赞助商又提到了签证限制问题。

某中国共产党官员在一次奥运仪式上对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公开指责，引起了罗格的不满，他指责中国不应借奥运会进行政治宣传。

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或许北京和国际奥委会都无法解决：空气质量威胁到运动员的健康，可能迫使组织者更改耐力项目的比赛计划。为减轻问题的严重程度，汽车被禁止进入市中心，工厂暂时关闭。政府在城市周边种植了上百万棵树木，以阻挡沙尘。

罗格表示，中国已竭尽所能减轻污染引起的担忧。“运动员的担忧是合理的，”他说。但空气质量检测每天都会进行，如果一些竞赛必须更改，就只好更改。“我们在雅典和亚特兰大都遇到了污染问题，一些竞赛因此更改，”他表示。“这不会是第一次。”

未来17天，北京将成为世界瞩目焦点。污染只是许多问题中的一个。在政府就“反华势力”造成的安全威胁发出警告之时，同样多的注意力也将放在中国刚性的官僚作风和控制措施，会否影响这场体育盛会给人们带来的乐趣。

罗格并不担心所有这些问题将造成什么结果。“我不担心，”他表示。“筹办奥运会从来都不轻松。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遇到同样的政治审查，引起同样的争议和争论，但那是一届非常成功的奥运会。

“一些记者将紧盯政治问题，但他们中的多数会将重点放在奥运会的魅力上——魅力将占上风。”

在这种精神下，当罗格8月24日在闭幕式上向全球广大电视观众致词时，中国领导人将会衷心希望这位国际奥委会主席给予北京奥运会“史上最棒奥运会”的赞誉。

但罗格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认为你无法比较不同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他表示。“经济和政治环境都不同。你怎么比较北京和雅典？那是不可能的。”

美国官员肯定会嫉妒。近期情形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比美联储(Fed)更有公信力。美国政府放言力挺美元的尝试已告失败，因为市场认为，在经济前景堪忧的形势下，美元利率不会上调。中国的货币政策同样受到束缚，只不过根源是人们认为中国汇率被低估，而非经济增长疲弱。但中国当局在宣传“货逼政策从紧”这一点上做得极为成功。

要证实这一点，可以问问老百姓，与全球投资者交谈，或者浏览一下媒体报道。当然，资本市场已确切地理解了“从紧”的状况，通常也不表示欢迎。本轮中国股市大跌，差不多是从去年底政府口风转变的时候开始的，这同样可以说明问题。

最近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引发股市新一轮暴跌，再度体现了当局的公信力。

然而，政策收紧的证据在哪里呢？譬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确切目的是控制贷款增长。在这方面，央行是“雷声大雨声小”（中国尤其明显）：中国央行今年以来已五次上调准备金率，而信贷年增长率也有所放缓，但也只是从18%降至15%。个中原因在于，中国的外汇积累正推动存款基础持续扩大。资本流入表明，今年人民币升值加快，已加剧了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而非使流动性收紧。资本流入也使得中国不愿意加息，结果是今年实际利率的负值比去年更大。

不要误解我们。这不是批评过去几个月的经济政策。这个伟大的哄人术(great con)——用行话说叫做“引导预期”——是央行政策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这是因为“动嘴”对经济的破坏性比动用实际货币工具要小得多。譬如，在美国金融系统和经济如此疲弱的情况下，加息可能是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目前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正是近期美国官员齐声力挺美元的原因所在。此举如果奏效，可能遏止商品价格涨势，从而减轻美国的通胀威胁。

美国官员放言力挺美元的战术收效甚微。相比之下，中国当局的一切言论似乎都能见效。利率并未上调，但储蓄者表现得好像已经上调了。尽管实际利率为负，但资金正蜂拥流回银行储蓄存款。在中国人民银行最近所作的调查中，50.5%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第三季度物价将会上涨——这个比例看起来很大，但与一年前相差无几；仍有近50%的受访者认为物价不会上涨。

预期起作用，是因为它们会自我实现。鉴于信贷增长受控，以及储蓄者倾向于将钱存在银行，未来数月，中国经济增长应会放慢速度，内生通胀有望纾缓。事实上，通胀预期大幅下降，已令许多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将陷入下行螺旋。首先出现的将是房地产行业急剧恶化，因为交易持续减少令开发商资金吃紧。

由于房地产建设是拉动需求的一个重要引擎，加上出口已是步履蹒跚，眼下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下行风险。但内需放缓是通胀预期受控的反面。因此，中国下一步政策行动可能是松绑，其论调已从“从紧”转向需要支持经济增长。这对资产价格将是好消息。过去6个月，正是“从紧”的威胁令市场受压。引爆去年红火景象的基础流动性仍然充裕。